图1：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The Creation of Adam），湿壁画，1508-1512年，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The Sistine Chapel, Vatican City）
引言
米开朗基罗·迪·洛多维科·布奥纳罗蒂·西蒙尼（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绘于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的《创造亚当》（La Creazione di Adamo）<1>，或许是最为世人所熟知却也可能是最不为人所知的图像之一（图1）。 （更多…）
《世代》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其中的分享以中文为主，但也鼓励母语是中文的研究和创作者以英文或世界的其它通用语言进行交流。
即使是在直接关乎中国的问题上，中文以外的资源和视野不仅是值得重视的，出于种种原因或许也是在中文世界被遮蔽的。而母语是中文同时也有外文根基的研究和创作者以中文以外的语言将他们看到的中国和世界的真实状况分享出来，这对于中文和外文世界的互相补充以及彼此更深的了解可能都是有益的。
这次分享的书评及其评论的新书都是母语为中文的研究和创作者撰写。书的作者，马丽和她的丈夫李晋，都是中国学者。这是两位合作的第一本英语专著。他们以社会学式的手法展现了在当今中国广泛存在并于近些年来经历微妙变化却缺乏深入考察的现象：中国人的信仰。 （更多…）
一
他因口才出众，在历史上被誉为“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Ἰωάννης ὁ Χρυσόστομος，约349—407，音译为“约翰·屈梭多模”）。
他曾任罗马帝国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是一位对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都有重要影响的神学家。然而，他却在任上遭到流放。此文意在通过介绍金口约翰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初步探讨他被流放的原因。 （更多…）
引言
在讨论罗马帝国针对基督徒的迫害时，多数学者认为德西乌斯 （Decius，约201—251）在公元249年的敕令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尼禄（Nero，37—68）之后长久的相对和平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全帝国范围的对基督徒的迫害。在此之前，针对基督徒的法令虽不乏先例，但从未使用宗教测验来衡量个人在政治上忠诚与否。第一个由中央起草，具有法律效力，并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基督徒群体，德西乌斯的敕令拉开了罗马帝国普遍迫害基督徒的序幕。
本文第一部分旨在分析此一政策变化背后的政治动机。第二部分则通过迦太基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Carthage，约200—258）并他的见证，勾勒出敕令对当时信仰群体的冲击以及教会的回应。总的来说，尽管基督徒并非其唯一目标，该敕令依旧捕捉到基督徒对罗马政治大一统的潜在挑战。另一方面，教会领袖如西普里安则为此经历了漫长而激烈的斗争。从中我们不仅看到教会建造的重要性，更加目睹了人的脆弱和教会分裂带来的长久伤害。 （更多…）
（罗马官员问道：）“称‘凯撒是主’，并供奉香品……从而救活自己，又有什么害处呢？” 一开始波利卡普没有给他们任何回答。然而，他们却继续坚持，他便回答说：“我绝不会照你们建议我的去做。”
《波利卡普殉道记》<1>
罗马的征服准备并便利了基督教的征服……为供罗马军团之用的公路，也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了便利的通道，从大马色到哥林多，从意大利到极边远的西班牙或不列颠；那些灵魂的征服者，从未遇到过那种通常阻滞外国宗教传入异邦的任何障碍。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2>
吉本在分析早期基督教会成长的原因时，花了相当篇幅论述基督教自身的特点和优势。<3> 作为启蒙运动时代的历史学家，这位英国学者还注意到教会外部的政治地理因素发挥的积极作用，即“罗马和平”（Pax Romana）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确实，罗马帝国的政治统一和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让基督徒能够前往帝国任何地方，而不必担心强盗和战争。使徒保罗在三次旅行布道中，最大的威胁是遇到风暴而不是海盗。贸易繁荣带来人员流动频繁，商人、奴隶和士兵等群体将基督教传播到地中海世界之外。可以说，罗马帝国为传播福音预备了最佳的有形环境。<4>
但这一有利的政治环境也对当时的基督徒构成威胁和挑战。罗马帝国为了追求政治统一，维护帝制，一方面采取宗教调和主义的政策，将帝国各地的神祇搬进罗马万神殿，另一方面在各地推行帝王崇拜，以此维系国家统一和查验臣民是否忠诚，此为后来基督徒遭到大逼迫的肇因。<5>
每当罗马皇帝想重振帝国雄风（如图密善[Domitian]、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德西乌斯[Decius]），复兴古代宗教、推行神祇崇拜必然伴随残酷逼迫基督徒。因为帝国当局认定基督教是一场带有颠覆色彩的运动。<6> 这项运动初期还可以靠暴力压服，但令帝国真正感到不安的，恐怕是它的神学对帝国神学的颠覆性。
罗马帝国的神学其实是一套叙事，讲述的是帝国的伟大与荣耀、胜利与和平，只是和平的荣光之下常常刮起血雨腥风。这与基督教强调谦卑与舍己、公义与和平（平安）的天国神学非常不同。生活在1—3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殉道者，为了见证这一天国神学，见证耶稣而不是凯撒才是“神”、“永生神的儿子”、“救主”、“主”（kyrios），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帝国的神学也影响了基督教的神学。<7>
本文拟以奥古斯都为例，试图从对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和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的解读中，考察罗马精英阶层围绕奥古斯都构建的帝国神学，并尝试将其与基督教神学做一比较。 （更多…）
旧约圣经关于上帝的百姓与世上帝国之关系的不同叙事表达出，在现世的维度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存在形态。然而从《但以理书》我们同时看到，在终末这个维度所带来的大历史跨度中，则揭示出世上人的帝国与上帝的国相敌对的性质。对于同时生活在现世及终末两种维度中上帝的百姓，加上这种终末维度所带来的亮光，方能更好地理清自己与人的帝国之间的关系。 （更多…）
政治-神学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神学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不仅和现实有关，也涉及到对于福音的理解。它对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提出了一个终极的挑战，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我们走向何方？我们期待什么，什么事物在迎接着我们？这篇文章将会大致梳理一下教会史中对此问题的一些解答，对此会专注于“两个国度”在教会历史中的演变。
在本文看来，神学在这个议题上始终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是暂时和永恒之间所造成的，一方面是此世和终末之事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基督徒，从来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在此世解决这个问题，但从下面的梳理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些过去的教训和经验指导我们如何活在当下。 （更多…）
一
这里所说的“帝国”，并非一时一地之事，而是世界历史的常见现象。
这里所说的“帝国”，与在中国流行的“帝国主义”说法不完全是一回事。
然而，两者却并非毫无关系。在当今中国，可能很少人会在意，2017年是列宁（Ле́нин，1870—1924，原名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出版100周年。<1>
不过，在近百年当中，列宁的著述及其他人的类似言论不仅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和西方世界的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相关者，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显著潮流。<2>
尽管如此，自从1970年代以来，尤其是1978年之后，中国同那些被称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西方诸国逐渐恢复了紧密的官方及民间联系。无论是在那以后，还是1950年代之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是对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学习和借鉴。
这不意味着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相关者的反对就不再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潮流。这意味着，西方“帝国主义”诸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影响和同化能力在列宁之后依然巨大，即使列宁的跟随者们也难以避免不受其影响，虽然列宁早在百年前就将“帝国主义”称为“垂死的资本主义”。
到了2010年代，随着中国在经济及相关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世界的影响显著增大，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一些舆论中，中国开始被有些人称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3>
当然，这不是说，做出诸如此类称呼的人也都认同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在列宁那里，简言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显然不是最早也非唯一使用“帝国主义”说法的人。他的“帝国主义”言论其实是基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1940）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4>
一般而言，无论是哪种用法，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当某个或某些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和同化能力时，人们可能会用“帝国主义”指代这种状况。<5> 就多方面的世界影响和同化能力而言，近现代意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说是古代“帝国”的翻版或延续。 （更多…）
长久以来，人们在谈论王权的无所不包或者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和同化能力时，常会提到这样的说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在这两句话的出处那里，意思却不完全是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当中，这两句所在的上下文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1>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约前372—约前289）就已经指出人们对此因断章取义而引起的误解。在孟子及历史上其他一些评论者看来，这段话作者的意思并非是孤立地描述或宣称，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的，土地之上，人都是王的臣子，而是以某种夸张的手法抱怨，如果天下都是王的，王的臣子又那么多，为何总是我一人为王操劳，以至于无暇奉养父母呢。<2>
然而，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却似乎总是历史的某种显著潮流。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现象正是匹配的。被抽离出来的这两句话或相似说法，成为世界历史上不少地方的常态写照也就很可以理解。<3>
如何面对这种常态，是《世代》在2018年春季号探讨的问题之一。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能有助于真实而深入地考察本期的主题，“帝国”。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