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

 

本期《世代》［整本下载：《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参考了不少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资料。

其中，王正廷（1882—1961）和诚静怡（1881—1939，诚静贻）的照片，来自《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每周评论）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第三版。

《密勒氏评论报》由两位美国记者创办于1917年6月9日的上海。他们是多马·密勒（Thomas Millard，1868—1942，托马斯·密勒） 和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1888—1947）。

《中国名人录》为《密勒氏评论报》的重要品牌。尽管被称为“名人录”，这本超过一千页的近现代中国人物传略集之中却有着很多可能让当今中国人陌生的历史。王正廷和诚静怡或许仍然是其中让如今世人较为听说的人物。

造成此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乏各种革命式的意识形态运动，以至于早些时候的历史容易在意识形态运动后被掩埋，后来者若要了解即使只是几十年前的中国，需要拨开这些层层掩埋才有可能。当然，此现象不只是发生于中国。

而在拨开掩埋后，会遇到进一步的问题。即使就“名人”的方面而言，《中国名人录》并非囊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著名人士。这在《中国名人录》前言当中已有说明。根据该前言，这里的“名人”传略及照片主要是《密勒氏评论报》自1917年至1925年间刊登过的，这里结集再版虽然有更新，却受制于当年中国时局的影响。

还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多马·密勒为美国传教士群体之外向英语世界报道中国最早的美国出版人之一。在他和约翰·鲍威尔周围，聚集了一批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相关并来到中国工作的美国新闻从业者。 （更多…）

 

本期整本《世代》［请点击下载：《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增添了单篇文章分享时没有的一些图片。

这里的两张分别是，1915-1919年时正在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照片，以及大约1914年时东京立教大学（也称 St. Paul’s College，圣保罗学院）的新校园设计效果图。

北京协和医学院新校园于1919年开始招收学生，而东京立教大学新校园的主要建筑也于1919年落成。

在关于1919年中国与世界的流行叙事中，这两所教育机构的进展显然不像当年的“五四事件”那样占据显著的位置。但是，这些历史的片段却并非毫无意义。以上两所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在1919年前后的东亚世界进一步带来了不同于传统中国和日本的教育空间。

这不是说如“五四事件”所包含的街头运动就不值得关注；而是在于强调，在相比更容易引起注意的街头运动之外，也有并存的现象不容忽视；而即使在街头运动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记忆和看法。

无论关乎“五四事件”以及“新文化运动”，还是在此之外的1919年左右的中国与世界，都不是流行记忆所能完全代表的。这在本期《世代》的探讨中已有所体现。

对于历史上其它那些还在影响着当今世界的事件、运动及各种现象，流行的记忆（包括失忆）或印象（包括没有印象）也就只是可供参考的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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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被点燃

卷曲又卷曲

却无处归依

穆旦

 

 

此为《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封二。

所选文字是穆旦（查良铮，1918—1977）《春》部分。

所选图为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1834—1903）《黑金夜色：正在坠落的烟火》（Nocturne in Black and Gold: The Falling Rocket）。

原作藏于底特律美术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https://www.dia.org/art/collection/object/nocturne-black-and-gold-falling-rocket-64931；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histler-Nocturne_in_black_and_gold.jpg。

选诗 / 雪汉青；诗节选、选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更多…）

 

迄今的每期《世代》封三，都会推荐一本与当期主题相关的书。

关于和合本圣经的来龙去脉，《圣经在中国：和合本历史或新教在华传教士的译经高峰》（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是少有的专著。

此书于1999年作为“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之一出版，原先为德国学者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于1996年在汉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由天主教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传教士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1878—1936）创办于1935年北平的辅仁大学。鲍润生出生于波兰。他名字的波兰语拼写是：Franciszek Ksawery Białas。与不少西方传教士类似，鲍润生也是汉学家。

《华裔学志》的名字为时任辅仁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所起。这里“裔”的意思不是今日通常所指的“后代”，而是“周边”或“远处”，取自其本意“衣服的边缘”。

而这本学刊的拉丁文“Monumenta Serica”，直译为“丝之纪念”，意译大约是“华夏的纪录”。

等到1949年及以后，《华裔学志》辗转日本、美国，在1972年定居当时西德首都波恩近郊的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镇。 <2>

陈垣则留在北京。1950年末，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四十五年前的回忆”，追述自己如何在年轻时就参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3> 接下来，原本由天主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继续他的校长生涯。

显然，《华裔学志》没有走陈垣的道路。这份考察中国及其周边世界的杂志得以在日本和美国以及圣言会发源的荷兰德国一带持续积累从世界各地收到的研究成果。尤思德梳理和合本历史的《圣经在中国》即为其中之一。 （更多…）

 

一

这不是在1919年5月4日拍摄的照片，却或许是关于1919年天安门最清晰且有明确出处的图像记录之一。<1>

1919年及其前后的天安门外，发生过多次集会运动。百年来，天安门早已成为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最熟悉的近现代中国的象征之一。

按照通行的记载，作为皇城正门的天安门于1651年竣工，时值清顺治八年。天安门的前身，为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初建以及1465年（明成化元年）重建的承天门。

无论是承天门或当初牌坊匾额上的“承天之门”，还是天安门或当初门楼匾额上的“天安之门”，都似乎意在显示着类似这样的信息：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具体到“天安之门”，有些研究者参考匾额上与之对应的满文，指出其意思不是“天上或属天平安之门”，而是“使天下平安之门”。<2>

相比之下，1919年4至6月间于上海首印的官话及文理（文言）和合本圣经不仅远没有“五四事件”及1919年前后出现的其它运动著名于世，与其有关的历史建筑更是鲜为人知。

本期《世代》已经提及的烟台东山安歇楼是官话和合本翻译及修订者们多次聚集工作之处。至于正式发起官话及文理和合本圣经计划的地方，其所受关注可能更少。 （更多…）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这本《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1>， 因其涉猎之广，难以归入惯常的学术分类。本书介绍了诸如革命建筑、服饰以及修辞，但却不停留在文化史；书内包含大段有关清末民初学者的讨论，却不单单是思想史；而本书钻研最细致的部分是国民党政权的党化，以及其宣传机构的形成和对民众组织的管控——就此来说，本书似乎也是制度史。

如此“汉学式”的进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书的架构和信息，但这并不妨碍传达其核心主题，即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换，和随之而来的“觉醒”和“唤醒”的滥觞。前者作为世界观的转换是清末民初的时代大背景。短短几十年间，基于儒家宇宙观的“天下”观念，与其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影响一道，被以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系统所替代。后者来自西方，同时也带来了对时间以及进步的线性观念。这也是十九世纪末少数中国学者“觉醒”后所发现的通往国民解放的道路。这个角度也应和了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思考，即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本书中对“中国佬”（John Chinaman）的人类学式的追述，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偏见，同时也反映了其对国人自身有关何为“现代”、“体面”的影响。

如书名所示，本书最核心的比喻和主题当为“觉醒”和“唤醒”。在这一点上费约翰继承了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法，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理解为两种方式的交汇，即读书人自发的觉醒，和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通过宣传而对民众的“唤醒”。本书中着墨最多的，不是自发式的觉醒，而是宣传式的觉醒；尤其在后者如何与党国体制结合，以党化政府和群众运动为手段，不断在社会中深化一个观念，即民众需要被改变，且可以被改变。启蒙也好，唤醒也罢，在职业革命者看来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如孙中山在1923年所说，“感化就是宣传”。<2>

这并不是说清末民初的国人就只能从发现“世界”和“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到“一个政党、一种声音”。不过，从历史上看，世纪之交的观念变革，从进步发展、启蒙、以及发现新的世界秩序，经过了大同式的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宪政的探索尝试，进入对同一民族和强力中央政府的理想化憧憬，最终定格在对统一革命政党及其领袖的单一话语的追求上。在此过程中，个人选择被与群体志趣挂钩——诸如衣着（如中山装）已不止于私人的范畴，而成了在公共领域彰显社群理想的方式；民族命运也与国民革命的前景相重合，一方面画出文明与进步的前景，同时又将其与某一政党的谋划相等，最终拟人化在类似孙中山的个人领袖身上。而谁又不愿有一个弃绝私利、超越党派、一心为民且以民族为最高价值的政治领袖呢？ （更多…）

 

一

多年前，我有机会和几位朋友在各地考察。

在一处新建的小区教堂，我们看到里面的墙上有一行大字：“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在中国，作为居民区配套设施而建的教堂并不太多见。这多少让我联想起那些有着显著教堂建筑的西方传统社区。

在英语世界，此种社区常用“parish”来指代，可以译为“教区”或“牧区”或“堂区”，有着教会和社会的双重含义。那时，同行的其中一位朋友正对“社区教会”的想法感兴趣。

而另一位朋友则对教堂中的那行大字更关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更多…）

 

撰写“1919年前后中国的多重景象：五四运动，和合本圣经，及其它”过程中，遇到被广为忽视的历史材料远不止文中所记。

这里所选题图即是其中虽未使用却颇有价值的史料之一。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的说明，此照片为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 拍摄于1919年6月3日的北京。

甘博是美国社会学家。其祖父为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的联合创始人，雅各·甘博（James Gamble，1803—1891，也译为詹姆斯·甘博）。

西德尼·甘博曾在北京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该相片曾发表于甘博在这两所机构支持下出版的一本书中（46-47页间）。

这是1921年问世的《北京：社会考察》（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纽约：乔治·H·杜兰公司）。此书基于甘博及其合作者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1883—1949）在1918年9月至1919年12月间所作的实地考察。

鉴于该考察经历的时间和地点，连同书中细节，甘博与步济时的这本著述对于了解狭义及广义上“五四运动”所在北京的社会背景有着微妙帮助。 （更多…）

 

《肥皂》收在鲁迅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中，完成于1924年，这是自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即将结束的年代。

当年，鲁迅先生曾以笔为枪，积极参与这场启蒙运动。他用杂文针砭时事的同时，也用小说暗讽人心。作为一个创作者，鲁迅先生属于那种心热笔冷的作家。故事所涉，无非普通人的凡常事，或乡间或小城或都市，叙述口吻从容淡定，近乎漠然，字里行间透着寒气，令人掩卷之后，很难心安。而且草草看过也不容易明白，非得转回头去一读再读，才能稍微理解。

《肥皂》在鲁迅众多短篇名作中，不是最有名的，但从写作技巧上来说，却是相对最成熟的一篇。

 

女人的无名与纸锭

 

我们先从开头读起：

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

这段开头，乍看极其普通，琐碎到没什么意思：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女人，坐在下午的日光里，和一个有乳名的女儿一起糊纸锭，听见丈夫走进来，却没理他。

再读，会察觉到，这段开头，虽过于家常，充满烟火气，却自有一股生动劲儿，并在短短几句中带出隐隐的张力——她明明听见丈夫的脚步声，竟然像没听见一样——透露出这对夫妻平时的关系。随着后面的情节展开，会看到，此处微显的张力在某一点上呈爆炸状。

这当中的一个细节很有意味：除了《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鲁迅笔下的多数女性都没有自己的名字，通常是用姓氏、特征或丈夫的名字来取代，比如单四嫂子（《明天》）、九斤老太（《风波》）、祥林嫂（《祝福》）、华大妈（《药》）……

《肥皂》中，女主角也没有独立的名字，只能称呼她“四铭太太”。这种名字的赋予看似不经意，却往往藏着作家的匠心。

子君常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具新文化思想的新女性，她有自己的名字是印证这种“新式”很重要的标记；同样，在离婚被人看为不齿的乡间，爱姑却坚决不肯和姘上寡妇的丈夫继续生活下去，坚决要讨个名分，坚决自主要离婚，这个被族人和乡人看为太能作太敢自作主张的女人，也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他女性，就鲜有这样的“待遇”了，因为多数女性角色，在鲁迅的小说中，是配角，是男主人公的陪衬，这不完全意味着一种地位上的差异，更象征着人格的非独立性。

在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普通的近黄昏时刻，四铭太太和女儿秀儿一起糊纸锭。纸锭是什么呢？俗称“纸元宝”。一种冥币，专门烧给死去的祖先，祭祀用的。

作家为什么要写她糊这个东西？

按说，这个女人在家里带孩子，可以做的事情有许多，比如，打双鞋垫，织个毛衣，裁个衣服，擦擦窗，摘摘菜，喂喂鸡之类的，作家为什么没安排她做那些事呢？因为做这件事比做前面提到的其他事都更具有文化含义和文化背景的暗示（当然也与后面提及的日期有联系）。烧纸锭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相关，是一种民间习俗，这种文化习俗，在鲁迅那代具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一种迷信，是旧文化的象征，需要摒弃和破除。

但在这个家中，这件事显然得到了默许。而这种对待旧文化的态度，在后面三位老派书生商量给报社送征文题目时，在情节上获得了延续，在内涵上获得了延展。

这样一个开头，区区61个字（或56字，不同算法），字字珠玑，看似平常琐碎，烟火气十足，却为后面的许多情节、细节与象征含义埋下了引爆的线索。 （更多…）

 

如果说约伯记和传道书更新了箴言的传统智慧，雅歌则是恢复了诗篇后诗歌语言的初心，当得起它“歌中之歌”的称号。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里说，自然中最精美的品质，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照看。<1> 鲜灵的果和轻盈的花，需要温柔细致的手感来保持它们的娇嫩；翻译雅歌，在另一个语言体系里里传说它的至美，亦需如此。

一．翻译即选择

正如白菜烧豆腐最考较大厨功夫，最有表现力的诗歌也常是用字最少的。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写于一战时的“晨曦”（Mattina），见证了壕沟里的士兵熬过又一个长夜、忽被晨光照亮的那刻。<2> 如同雅歌，它可抽象为对本体的关照，也可用于属灵生命的静思。对爱诗的人来说，这首极简约的诗是无法亦无须翻译的。因为语义虽然可以转化，然其至为震撼的源初时刻或言外之意，却如羚羊挂角，化于字外。唯有将这七个音节、两个词放自家心上，慢慢咀嚼，深深涵泳，或可使拱卫其文字的留白，借我此时此地的鲜活而重现其所蕴的宏大深远。实在的说，“照亮”的意义须得出现在我心眼里，而非两个词的语义中。

 

 

翻译即选择，凡有选择就有放弃，因此意大利谚语说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即背叛者”）。比如，虽然我的译文试图传递从题目（Mattina也可写作Mattino）开始的押韵、每行3-4的音节数和那令人窒息的震撼，但对原诗柔和圆融的韵脚o所表达的、被晨光拥抱的温暖感觉，却是无能了。

雅歌的翻译也是如此。学者奥尔特（Robert Alter）数十年劳作，终于近来结束他翻译旧约的工程（The Hebrew Bible: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在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专访中，他以英王钦定本（KJV）作对比，强调诗歌翻译的忠实不止于语义的对等，更需传达原诗的味道。他举的一个例子正是雅歌1:13a。<3> 这个诗句的音声婉转与意思里的缠绵相和，比如一重叠音（-ôr）似乎渗透出香囊里末药的丝滑，一缕尾韵（-ı̂）袅袅地将爱人与我交织，而以-ên和-ı̂n组成的夹心巧克力，则圈起那叫爱人沉醉不知归去的所在。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