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的诗(节选)/《世代》

 

盘旋盘旋在渐渐开阔的螺旋中,

猎鹰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

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

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

       ——叶芝

 

“再度降临”节选,见《叶芝诗集》(中)/[爱尔兰]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傅浩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图片来源:https://theimaginativeconservative.org/2019/11/the-second-coming-william-butler-yeats.html

选诗/选图:丁祖潘;美术编辑: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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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的迷思/《世代》编辑部

[题图: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英文版封面。此图为《世代》2020年夏季号总第11期封三图片;美术编辑:陆军]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世俗化的定义影响深远,认为其指的是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或理性化,这一过程不仅导致社会组织尤其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理性化,也深刻影响人的心性结构或心态。具体言之,世俗化进程不但使得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也导致宗教本身不得不适应世俗价值,或者退回到私人领域,甚至是个人内在宗教性的丧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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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哈拿(上)/书拉密

[题图:苏格兰来华女医疗宣教士施爱华(Ada)正在给远方的挚友哈拿写信。图片作者:陆军]

 

作者按:《亲爱的哈拿》是一本围绕史实创作的虚构类长篇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苏格兰女医生兼宣教士施爱华(Ada)及其中国养女施幸媛在中国东北的行医和宣教经历,时间跨度60年(1897—1957)。小说选用的所有资料皆来自真实的历史记录,重要人物皆有原型,重要事件皆有史载。在创作中,作者有意对人物关系、人物心理、事件细节与情节进展予以了文学性的虚构、重建、塑造与刻画。此次截取的小说片段位于全书第一章,由叙述者之一施爱华写给好友哈拿的四封书信组成,时间为1900年。限于篇幅,在《世代》分两期刊载。信中涉及到的多位人物及各自后代将在小说后面的情节推衍中慢慢勾织出更多的交集和联系。通过描述他们的经历,书信集中展现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鼠疫防治、抗日战争、“三自”运动、反右运动及其对中国基督徒信仰的挑战、颠覆与更新。

 

施比受更为有福。

                                   —— 《使徒行传》20:35

 

1900年2月14日(礼拜三)

亲爱的哈拿:

虽然连续两个月没收到你的来信,我仍然很安心,相信那一定是在途中耽搁了。就像去年冬天一样,等到路途再次通畅,我会同时收到好几封你的长信。我很期待那个时刻。

从一月底到今天,是中国人最快乐的节期。春节开始,一直延续到元宵节,整整半个月。当地人告诉我,出了正月十五,年才算过完。

中国人一年的勤苦,在过年这几天会得到回报。家境稍微过得去的人家,都会在春节前采办各类年货,欢欢喜喜地为过年做准备。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几位特别能干的人,在除夕夜里,用整个晚上来预备餐桌上的美味。最重要的一道主食就是饺子,要在午夜时分开始吃。春节早晨的第一餐也只能吃饺子,不能吃粥,那样会被人看不起。

没有人能像中国人那样把饺子做得那么好吃,让人一吃就忘不了,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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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学是一条充满冒险的朝圣路/瞿旭彤

[题图: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图片来自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7/october-web-only/what-to-make-of-karl-barths-steadfast-adultery.html]

 

作者按:2014年12月15日,本人受台湾神学院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林鸿信教授之邀,以“且行且思的朝圣路”为题,与神学院全体师生分享了我的留德十年神学之旅。根据录音,张廷玉女士将此篇讲演整理成文。2017年11月,在林鸿信老师和谈妮女士建议下,我开始以讲演整理稿为基础,计划增补和修订出三篇文章。本文是其中第二篇,成稿于2018年3月26日,专门讲述我个人对神学的基本理解。2020年8月初,我写成《我在德国的十年神学之旅》一文,以偿还亏欠《博士论文》专栏主持王雨磊教授多年的文债。其中主要谈及我留德十年攻读神学博士的基本情况、受教师长,以及在撰写博士论文、语言学习和文化融入等方面的感受和体会,但并未涉及我对神学的基本理解。由此,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此文从旧文档中找出,分享给有意诸君。在最后修订过程中,本文分别得到龙娇利、薛灵美的帮助,特此鸣谢。

 

瑞士德语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神学家之一,甚至被誉为自圣托马斯(St. Thomas of Aquinas,1225—1274)以来最为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巴特书房工作台前墙壁上挂着一幅画作的复制品,即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1470—1528)所作伊森海姆圣坛画(Isenheimer Altar)关于耶稣被钉十架的局部。被钉十架的耶稣触目惊心地居于画面中间,左边是两位哀痛欲绝的妇人(耶稣之母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右边是一手拿着经书、一手指向十架耶稣的先知施洗约翰,他的脚旁是一只背负十架的羔羊。这件以被钉十架之耶稣为指向中心的复制品,数十年如一日,陪伴和引导着巴特的神学研究、思考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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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与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丁祖潘

[题图:1922年4月4日—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SCF)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图片来自http://www.wscf.ch/who-we-are/the-federation/history ]

 

 

1922年,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是难忘的一年。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WSCF)第十一届大会拟于当年4月4日至9日在北京的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召开。届时,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日本、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和近东地区各国的学生代表,连同600名中国学生代表,将齐聚北京,共同商讨基督教学生工作,可谓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会议。<1>

同盟脱胎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创立于瑞典,为一跨宗派之普世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旨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徒学生运动。<2> 这次大会适逢一战结束后各国成员首次聚会, 因此定下会议主题为“基督与世界的改造”,加上此次会议距离上届会议时隔9年,又在5月初召开的全国基督徒大会之前举行,是故中国方面极为珍惜举办是次国际会议的机会。<3>

大会筹备会总干事顾子仁(1887—1971)显得异常兴奋,距离大会召开还有两个月,就马不停蹄奔赴全国主要城市,向基督徒学生介绍同盟情况及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所到之处均得到学生热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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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信仰的解纽与重建*/邓军

[题图: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降伏图(实为北洋水师管带萨镇冰献降)(1895年),图片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eihaiwei_surrender.jpg ]

 

作者按:本文为邓军博士2013年的博士论文《觅“信”的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宗教感”》之第二章,重在阐述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于中国传统“宇宙—历史—道德”三位一体信仰结构的解纽,进而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宇宙(朱谦之[1899—1972])、历史(陈独秀[1879—1942])与道德(恽代英[1895—1931])三方面重建信仰过程中,所引发一系列值得探讨的议题:何以反宗教的“宗教感”成为近代中国信仰重建的特征之一?何以古典宇宙信仰的建构以失败告终,而道德与历史最终与“主义”相结合?中国近代革命的献身精神与此有何关联?

 

“人之生死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1>

 

近代中国的转变伴随着一系列的幻灭: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带来对天朝上国的幻灭;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来对清廷重振的幻灭;1911年后民初共和实践的失败,带来对现实政治的幻灭;1918—1919年巴黎和会的失败,带来对“公理胜强权”信念的幻灭。这些现实经验一层一层地冲击着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传统儒家信仰也日形瓦解。为了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信仰选择和“宗教感”,我们有必要对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精神背景做一个概览。

一、 宇宙、道德与历史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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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现代性与历史中国——从四个关键词看基督教在其中的角色/孙泽汐

[题图:“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1563年),作者为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约1525—1569),原作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世代所用版本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Tower_of_Babel_(Bruegel)#/media/File:Pieter_Bruegel_the_Elder_-_The_Tower_of_Babel_(Vienna)_-_Google_Art_Project_-_edited.jpg,本期美术编辑:陆军。 ]

 

 

本文旨在考察现代性是如何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在宗教层面上冲击中国,探讨其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并基督教在当中的作用。为了方便切入这一庞杂但重要的问题,本文将以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对宗教和世俗主义的讨论为起点,以四个关键词“宗教”、“迷信”、“感化”、“改造”,略论中国处境下的宗教—现代性问题。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构建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要素,而基督教在其中似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许现代性给中国带来的,并非西方的世俗主义与去中心化,而隐隐有党国主义重夺中心的趋势。

一、 现代性洗礼下的世俗主义与宗教

 

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宗教 (religion) 实乃现代性 (modernity) 的产物。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几乎已成共识。这并不是说,前现代的社会中不存在具有宗教意味的传统和实践。这类宗教性元素 (religiosity) 在如中国这般数千年来执着于从宇宙论的角度诠释地上权威(比如“天”)的文化中尤其丰富。但我们现在用来定义宗教的诸多元素(例如制度、正典、教义、神职阶层、与“文明进步”相配合、主要管辖内心世界等)确是脱胎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经历了启蒙运动及世俗主义,是被现代性构建出的产物。

对这一批判最为坚持的,大概是人类学家塔拉勒·阿萨德。他于2003年出版的著作《世俗的构建》(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就试图解构现代西方所习以为常的世俗主义。<1>书中不认为世俗主义当真是宗教的理性替代者。那不过是依从所谓以明晰代替混淆、宽容代替自大的启蒙运动叙述。世俗主义本身同样与民主政治、人权、自由等现代性前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前设也并不像世俗主义所声称的那样与宗教元素泾渭分明。我个人对此的解读,是世俗主义与现代国家 (modern state) 携手,攫取了宗教在启蒙前欧洲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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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之争及其对现代性的影响/孙毅

[题图:“马丁·路德与伊拉斯谟决裂”。美术编辑:陆军。原图见马丁·路德画像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7/1533_Cranach_d.%C3%84._Martin_Luther_im_50._Lebensjahr_anagoria.JPG;伊拉斯谟画像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olbein-erasmus.jpg]

 

 

引言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与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是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极为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把路德改教的路线,与之前伊拉斯谟所提倡的改教路线清楚地区别开来。由此看来,虽然在宗教改革初期,他们二人均开始转向个人的内向性方面,强调个人内心悔改的重要性,但在个人是否以及在什么层面上有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上之不同看法,使他们对人这种内向性之性质所持观点迥然有别。此种差别进而影响到后来启蒙思想家对人的理解,即把人当作主体和核心,这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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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第11期卷首语/丁祖潘

 

新冠疫情未平,南方洪灾又起,国内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庚子年确实是多事之秋,难忘之年。历史惊人地相似,又不可能完全重复,因此,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变动的世界终会把我们带向何处。历史会提醒,却不能预知,更不保证今人会从中吸取教训,据此做出明智的判断和行动。基督教世界观并未声称知晓这个变化的世界下一步具体的走向,因而不会给我们提供一份如何应对危机的行动指南或操作手册,而是一方面让我们把眼目定睛于那位历史的掌管者,不必与世沉浮,另一方面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化之下的深层与实况,直面真正的问题。

 

正如上一期(点击下载:世代第10期PDF)卷首语所说,基督教世界观理解人类社会发生的问题时,一般会将其与人类的堕落带来的罪性关联起来,也因此将解决问题的出路最终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换言之,世界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最终是灵性层面生与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来这些重大灾难的发生,其实不单单是自然世界演化之过,我们人类也并非无辜的受害者,相反,“这些灾难的发生是人的罪在现今这个时代日益明显、无所约束带来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人的罪借着日益向前推进的国家主义与技术主义被放大到更大范围产生的结果”。讽刺的是,今天的我们面对由国家主义与技术主义造成的问题,同时又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家主义和技术主义去解决。这或许就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深层悖论。也即,国家主义的兴起原本以民族国家的出现为前提,因而是现代性的产物,却又因为人们以“神圣”之名赋予国家某种独一排他性(国家崇拜),使得国家成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必需服从的权威和中心,因而国家主义又是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相信自己凭借科技进步正在成为自然的主人,殊不知却正在遭受技术的奴役。换言之,现代性赞美人的主体性,赋予人们改造世界的力量,与此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使人沦为被改造的对象。这一矛盾表现为人们对现代性的体验,交织着向往与怀疑、激情与失望、进步与倒退、理想和现实。

 

现代性是一个聚讼纷纭的概念,广义的现代性意味着成为现代(being modern)。现代(Modern)及其派生词源自拉丁文modus,意即“尺度”或“测量”,而“当下”(just now)以及晚期拉丁派生词modernus,均指向一种时间的尺度。后来各种词形变种均以modernus为基础。成为现代,意味着“新”,意味着时间之流中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最初的开端、某种前所未有之物、世界上一种新颖的存在形式,甚至最终不是一种存在的形式(a form of being),而是生成的形式(a form of becoming)。把自己理解成新的,就意味着把自己理解成自我发源、彻底自由和有创造性的,而不仅仅由传统、命运或天意所决定。换言之,成为现代就要自我解放、自我创造,因此就不仅仅存在于历史或传统中,而是要创造历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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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的道路卫生/《世代》

 

             半车瓦砾半车灰,

             装罢南头又北来。

             此例最佳诚可法,

             平平王道净尘埃。

                          —— 张焘

 

“租界工部局巡捕”节选,见《津门杂记》/张焘(晚清文人,生卒年不详);

明信片: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道(Victoria Road)上的利顺德饭店和俱乐部(1902年)

图片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ientsin_Club_and_Astor_House_Hotel_Tientsin_1902.jpg

选诗/选图:丁祖潘;美编: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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