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救恩论思想中的“自然”因素/孙毅

[题图:约翰·加尔文肖像]

引言

提到加尔文的救恩论思想,人们会下意识地想起后来所流传的“人的全然败坏”、上帝的预定及“不可抵挡的救恩”等说法,并且因为对这些说法的某种理解,便认为加尔文完全忽视人的自然本性,甚至带来加尔文是否是“厌人类者”的讨论。<1>

本文标题中所讲的“自然”,就是指人的自然本性,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指作为被上帝所造的产物,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生来或自然就有的那些因素。从创造论角度来理解人性及其生活中的“自然”问题,基督教思想家的主要特点,就是把人性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人的理性(灵性)、意志或情感等,都归在上述意义的“自然”本性之下。人生来就有的、这些被称为“上帝形象”的因素,虽在被造的人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却并非人性中的神性因素,或者与“自然”因素相并列的“精神”因素,而是被看作人性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因素。 (更多…)

在本性与恩典之间徘徊:托马斯主义“纯本性”之争与自然法的基督论阐释/戴永富

[题图:托马斯·阿奎那画像(1650年)]

摘要:自然法传统重视道德与人性的完善或幸福的相互关联性。虽说自然法是基督教伦理的一个主流思想,但它还是引起颇大的神学顾虑。一些神学家认为,自然法会导致自然—恩典二元论及其所蕴含的两种有竞争的幸福观,即在基督里和在基督外的幸福观。就此而言,基督教对自然法的接受,最好要建基于所谓“基督论式人论”。按照这以基督为理解人性的基本标准之人论,人性只能在基督里实现其终极的完善。

然而,基督论式人论是很难构造的。若视人为理解基督的标准,这会削弱基督的中心性及福音的重要性,而视基督为理解人的标准,这将威胁人性的普遍可理解性及自然法的可能性。为了建立起一个能避免以上陷阱的基督论式人论,本文以托马斯主义内部的“纯本性”之争为论证框架。争论中的双方都能提供可贵的概念性工具及正当的神学关注点,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一个严谨的基督论式人论中得到使用与回应。本文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若基督论(即包含着先存的圣子这教义之基督论)是揭开人性奥秘的一把钥匙,那么,自然法的基督论阐释既有可能,亦有必要。

关键词:本性、恩典、内在论、外在论、厚薄概念、基督。 (更多…)

奥古斯丁的预定观念与自然观念/章雪富

[题图:希波的奥古斯丁]

编者按:本文为章雪富老师2020年初在“神学人论坛”中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因为是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所以文章保留了一些口语风格。整理稿经章老师修订并授权本刊发表,在此谨表感谢。

本文讨论“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与自然观念”。这个题目比较难讲。我讲论的重点不在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也不是其自由意志论,而是奥古斯丁预定论里面有没有自然观念,他有没有为自然保留余地。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自由意志论切入进去。因此讲奥古斯丁预定论里面的自然观念,必不可少地涉及他的自由意志论,而他的自由意志论又会涉及罪和恩典的观念。就此而论,自然观念是理解奥古斯丁一系列神学主题的线索。我之所以阐释自然观念也正在于此,就是去呈现一个观点:自然观念构成奥古斯丁预定论的一个背景,虽然我们讨论的会是预定论下自然何以可能。我的讨论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一、奥古斯丁的预定与预知观念;二、古典的自然观念;三、奥古斯丁古典原则与他的预定论的兼容。 (更多…)

当白马成为非马时——日本基督教对天皇制政府“神社非宗教论”的抗拒与受容

[题图:明治天皇及其帝国祖先世系(神道教浮世绘)]

文/宋军

基督教在日本近现代经历了一场由帝国政府主导的“日本化”运动,其中参拜神社<1>问题是该运动所不可忽视的核心部分。尽管基督教作出某种程度的抗争,但当局一味坚持“神社非宗教”<2>的立场,利用公权力在战时的全能性扩张,最终将基督教主流成功纳入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国家神道之中。在此过程中,天皇制军国政府旨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作为对台湾、朝鲜、满洲等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进行精神和文化统合的环节和手段之一,殖民当局挪用其本国政府改造基督教的经验,在东亚各殖民地同样以“神社非宗教论”为理据,推动当地基督徒参拜神社。为看清整幅图画全貌,有必要先探讨“神社非宗教论”在日本的生成、以及日本基督教从抗拒到接受的过程。<3> 本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以历时性宏观再现帝国相关制度设定、及日本本土基督教新教的整体回应为主,而非共时性比较不同基督教宗派立场之间的差异。此外在日西教士的观点及其影响<4>,日本神社界、学术界及民众的取态<5>,因篇幅所限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更多…)

妥协与抗争——宗教改革危机中的梅兰希顿与弗拉修斯

文/丁祖潘

 

“我来了,看见了,上帝征服了”

1546年2月18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家乡艾斯莱本与世长辞,新教阵营失去了最重要的精神领袖。而4个月后萨克森的莫里茨(Moritz of Saxony,1521—1553)背弃路德宗的军事防御组织施马加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倒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天主教徒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无疑令处境艰难的德国新教雪上加霜。查理五世瞅准时机,决定武力荡平新教诸侯,彻底解决德国境内愈演愈烈的宗教纷争,以期实现帝国统一。但他不想把这场战争的宗教性质公诸于众,借口开战不过是维护帝国法律与公正、惩罚和平破坏者的正义之举。在1546年6月9日写给妹妹玛丽亚(Mary of Hungary, 1505—1558)的信中,查理将发动这次战争的动机和盘托出:

如果此刻我们不干预,那么帝国所有领地包括尼德兰,都会面临抛弃信仰的危险。再三思考之后,我决定向黑塞和萨克森开战。对布伦瑞克公爵及其领地来说,他们是和平的破坏者。尽管这个借口不会长期掩盖这是个宗教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首先会把那些已经偏离的人隔开。<1> (更多…)

《世代》第15期卷首语/丁祖潘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迷茫时代,人们回望过去,或者意在为当前寻找一个参照系,借此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或者让历史照进现实,试图获得介入和应对艰难世道的智慧和勇气。无论是观察还是介入,这种历史感都与某种闲逸的思古幽情无关,而是指向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路德宗牧师。 (更多…)

摩西之死(节选)/朋霍费尔

莫让我死于侏儒的卑下

请赐我死在陡峭的高山

跨越死亡严肃边界

新的世代烽火照耀

当死亡之夜包裹我的身体

我从远方看见你拯救实现

                 ——朋霍费尔,《摩西之死》

诗歌节选自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诗》,林鸿信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02页。

原图为澳大利亚画家罗伯特·霍克·道林( Robert Hawke Dowling, 1827-1886)创作的油画《摩西在尼波山》(Moses on Mount Nebo)。原作藏于英国佩斯利博物馆和艺术画廊(Paisley Museum and Art Galleries)。此图版本见https://artuk.org/discover/artworks/moses-on-mount-nebo-190033/search/keyword:robert-hawke-dowling–referrer:global-search

选诗、选图:丁祖潘; 美术编辑:陆军

此为《世代》第14期(2021年夏季号)封二及说明。

《世代》第14期的主题是“纳粹德国时期的认信教会”,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网站(www.kosmoschina.org

一种可能的误读/《世代》

[题图:迈克尔·P.德荣格,《朋霍费尔论抵抗:上帝的话语阻挡车轮》英文版封面。此图为《世代》2021年夏季号总第14期封三图片;美术编辑:陆军]

朋霍费尔生前的学生和密友埃伯哈德·贝特格(Eberhard Bethge,1909—2000)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一次谈话:有一次,一名同样被关进特格尔(Tegel)监狱的意大利囚犯趁放风期间问朋霍费尔,你既然是基督徒和牧师,怎能参与这场政治密谋呢?因为放风时间有限,朋霍费尔简短回复说:“当一个疯子驾车冲向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 译按:指柏林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大街,简称为Kudamm)的人行道时,如果我当时在那里,作为牧师,我不能仅仅埋葬死者,安慰死者家属,而是必须跳进去把司机从方向盘上拉下来。”贝特格补充说,朋霍费尔这一想法很早就出现在一篇题为“教会与犹太人问题”(Die Kirche vor der Judenfrage)的文章中:“(教会采取的)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为车轮下的受害者包扎伤口,而且要落入车轮本身的辐条中(dem Rad selbst in die Speichen zu fallen)。”<1> (更多…)

教会斗争与认信教会:朋霍费尔所处时代背景导论*/马修·D·霍肯诺斯(Matthew D. Hockenos)

[题图:冲锋队(Stormtroopers)在教会会议(Church Council)选举期间手持德意志基督徒的宣传材料,1933年7月23日,柏林圣马利亚教堂。]

译/丁祖潘

在最近一篇对17卷《朋霍费尔全集》(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由埃伯哈德·贝特格[Eberhard Bethge]等人编辑)的评论文章中,教会史学者安德鲁·钱德勒(Andrew Chandler)写道:“在所谓的教会斗争(Church Struggle)中,朋霍费尔是一个引人注目却又处于边缘的人物。他还年轻,不可能经常说服长辈采纳更果断的意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他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不大······历史学家至今确实没有发现,在1939年后和他有联系的抵抗组织中,朋霍费尔占据中心位置。”<1> 维多利亚·巴内特(Victoria Barnett)也在一篇论述朋霍费尔的普世教会合一异象的文章中写道,“(朋霍费尔)有争议的立场使他无法成为认信教会的核心人物。尽管他深受学生爱戴,教会其他成员则不理会他。直到1945年后,许多认信教会的基督徒才听说过朋霍费尔。”<2> 我本人对纳粹时期及其后认信教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评论。即便在战后不久,认信教会的神职人员被妥善安置在教会领导机构时,一些人仍然对朋霍费尔在纳粹时期公开的政治抵抗不屑一顾,不相信能从他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例如,巴伐利亚的路德宗主教汉斯·梅泽(Hans Meiser, 1881—1956),拒绝参加1953年在巴伐利亚的弗洛森堡(Flossenbürg)(纳粹在那里处决朋霍费尔)为朋霍费尔举行的纪念活动,理由是朋霍费尔是一位政治烈士,而非教会殉道者。<3>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