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约翰·加尔文肖像]
引言
提到加尔文的救恩论思想，人们会下意识地想起后来所流传的“人的全然败坏”、上帝的预定及“不可抵挡的救恩”等说法，并且因为对这些说法的某种理解，便认为加尔文完全忽视人的自然本性，甚至带来加尔文是否是“厌人类者”的讨论。<1>
本文标题中所讲的“自然”，就是指人的自然本性，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指作为被上帝所造的产物，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生来或自然就有的那些因素。从创造论角度来理解人性及其生活中的“自然”问题，基督教思想家的主要特点，就是把人性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人的理性（灵性）、意志或情感等，都归在上述意义的“自然”本性之下。人生来就有的、这些被称为“上帝形象”的因素，虽在被造的人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却并非人性中的神性因素，或者与“自然”因素相并列的“精神”因素，而是被看作人性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因素。 （更多…）
[题图：托马斯·阿奎那画像（1650年）]
摘要：自然法传统重视道德与人性的完善或幸福的相互关联性。虽说自然法是基督教伦理的一个主流思想，但它还是引起颇大的神学顾虑。一些神学家认为，自然法会导致自然—恩典二元论及其所蕴含的两种有竞争的幸福观，即在基督里和在基督外的幸福观。就此而言，基督教对自然法的接受，最好要建基于所谓“基督论式人论”。按照这以基督为理解人性的基本标准之人论，人性只能在基督里实现其终极的完善。
然而，基督论式人论是很难构造的。若视人为理解基督的标准，这会削弱基督的中心性及福音的重要性，而视基督为理解人的标准，这将威胁人性的普遍可理解性及自然法的可能性。为了建立起一个能避免以上陷阱的基督论式人论，本文以托马斯主义内部的“纯本性”之争为论证框架。争论中的双方都能提供可贵的概念性工具及正当的神学关注点，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一个严谨的基督论式人论中得到使用与回应。本文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若基督论（即包含着先存的圣子这教义之基督论）是揭开人性奥秘的一把钥匙，那么，自然法的基督论阐释既有可能，亦有必要。
关键词：本性、恩典、内在论、外在论、厚薄概念、基督。 （更多…）
[题图：希波的奥古斯丁]
编者按：本文为章雪富老师2020年初在“神学人论坛”中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因为是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所以文章保留了一些口语风格。整理稿经章老师修订并授权本刊发表，在此谨表感谢。
本文讨论“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与自然观念”。这个题目比较难讲。我讲论的重点不在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也不是其自由意志论，而是奥古斯丁预定论里面有没有自然观念，他有没有为自然保留余地。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自由意志论切入进去。因此讲奥古斯丁预定论里面的自然观念，必不可少地涉及他的自由意志论，而他的自由意志论又会涉及罪和恩典的观念。就此而论，自然观念是理解奥古斯丁一系列神学主题的线索。我之所以阐释自然观念也正在于此，就是去呈现一个观点：自然观念构成奥古斯丁预定论的一个背景，虽然我们讨论的会是预定论下自然何以可能。我的讨论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一、奥古斯丁的预定与预知观念；二、古典的自然观念；三、奥古斯丁古典原则与他的预定论的兼容。 （更多…）
[题图：明治天皇及其帝国祖先世系（神道教浮世绘）]
文/宋军
基督教在日本近现代经历了一场由帝国政府主导的“日本化”运动，其中参拜神社<1>问题是该运动所不可忽视的核心部分。尽管基督教作出某种程度的抗争，但当局一味坚持“神社非宗教”<2>的立场，利用公权力在战时的全能性扩张，最终将基督教主流成功纳入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国家神道之中。在此过程中，天皇制军国政府旨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作为对台湾、朝鲜、满洲等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进行精神和文化统合的环节和手段之一，殖民当局挪用其本国政府改造基督教的经验，在东亚各殖民地同样以“神社非宗教论”为理据，推动当地基督徒参拜神社。为看清整幅图画全貌，有必要先探讨“神社非宗教论”在日本的生成、以及日本基督教从抗拒到接受的过程。<3> 本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以历时性宏观再现帝国相关制度设定、及日本本土基督教新教的整体回应为主，而非共时性比较不同基督教宗派立场之间的差异。此外在日西教士的观点及其影响<4>，日本神社界、学术界及民众的取态<5>，因篇幅所限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更多…）
文/丁祖潘
“我来了，看见了，上帝征服了”
1546年2月18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家乡艾斯莱本与世长辞，新教阵营失去了最重要的精神领袖。而4个月后萨克森的莫里茨（Moritz of Saxony，1521—1553）背弃路德宗的军事防御组织施马加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倒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天主教徒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无疑令处境艰难的德国新教雪上加霜。查理五世瞅准时机，决定武力荡平新教诸侯，彻底解决德国境内愈演愈烈的宗教纷争，以期实现帝国统一。但他不想把这场战争的宗教性质公诸于众，借口开战不过是维护帝国法律与公正、惩罚和平破坏者的正义之举。在1546年6月9日写给妹妹玛丽亚（Mary of Hungary, 1505—1558）的信中，查理将发动这次战争的动机和盘托出：
如果此刻我们不干预，那么帝国所有领地包括尼德兰，都会面临抛弃信仰的危险。再三思考之后，我决定向黑塞和萨克森开战。对布伦瑞克公爵及其领地来说，他们是和平的破坏者。尽管这个借口不会长期掩盖这是个宗教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首先会把那些已经偏离的人隔开。<1> （更多…）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迷茫时代，人们回望过去，或者意在为当前寻找一个参照系，借此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或者让历史照进现实，试图获得介入和应对艰难世道的智慧和勇气。无论是观察还是介入，这种历史感都与某种闲逸的思古幽情无关，而是指向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路德宗牧师。 （更多…）
莫让我死于侏儒的卑下
请赐我死在陡峭的高山
跨越死亡严肃边界
新的世代烽火照耀
当死亡之夜包裹我的身体
我从远方看见你拯救实现
——朋霍费尔，《摩西之死》
诗歌节选自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诗》，林鸿信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02页。
原图为澳大利亚画家罗伯特·霍克·道林（ Robert Hawke Dowling, 1827-1886）创作的油画《摩西在尼波山》（Moses on Mount Nebo）。原作藏于英国佩斯利博物馆和艺术画廊（Paisley Museum and Art Galleries）。此图版本见https://artuk.org/discover/artworks/moses-on-mount-nebo-190033/search/keyword:robert-hawke-dowling–referrer:global-search
选诗、选图：丁祖潘； 美术编辑：陆军
此为《世代》第14期（2021年夏季号）封二及说明。
《世代》第14期的主题是“纳粹德国时期的认信教会”，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世代Kosmos）；网站（www.kosmoschina.org）
[题图：迈克尔·P.德荣格，《朋霍费尔论抵抗：上帝的话语阻挡车轮》英文版封面。此图为《世代》2021年夏季号总第14期封三图片；美术编辑：陆军]
朋霍费尔生前的学生和密友埃伯哈德·贝特格（Eberhard Bethge，1909—2000）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一次谈话：有一次，一名同样被关进特格尔（Tegel）监狱的意大利囚犯趁放风期间问朋霍费尔，你既然是基督徒和牧师，怎能参与这场政治密谋呢？因为放风时间有限，朋霍费尔简短回复说：“当一个疯子驾车冲向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 译按：指柏林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大街，简称为Kudamm）的人行道时，如果我当时在那里，作为牧师，我不能仅仅埋葬死者，安慰死者家属，而是必须跳进去把司机从方向盘上拉下来。”贝特格补充说，朋霍费尔这一想法很早就出现在一篇题为“教会与犹太人问题”（Die Kirche vor der Judenfrage）的文章中：“（教会采取的）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为车轮下的受害者包扎伤口，而且要落入车轮本身的辐条中（dem Rad selbst in die Speichen zu fallen）。”<1> （更多…）
[题图：冲锋队（Stormtroopers）在教会会议（Church Council）选举期间手持德意志基督徒的宣传材料，1933年7月23日，柏林圣马利亚教堂。]
译/丁祖潘
在最近一篇对17卷《朋霍费尔全集》（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由埃伯哈德·贝特格[Eberhard Bethge]等人编辑）的评论文章中，教会史学者安德鲁·钱德勒(Andrew Chandler)写道：“在所谓的教会斗争（Church Struggle）中，朋霍费尔是一个引人注目却又处于边缘的人物。他还年轻，不可能经常说服长辈采纳更果断的意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他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不大······历史学家至今确实没有发现，在1939年后和他有联系的抵抗组织中，朋霍费尔占据中心位置。”<1> 维多利亚·巴内特（Victoria Barnett）也在一篇论述朋霍费尔的普世教会合一异象的文章中写道，“（朋霍费尔）有争议的立场使他无法成为认信教会的核心人物。尽管他深受学生爱戴，教会其他成员则不理会他。直到1945年后，许多认信教会的基督徒才听说过朋霍费尔。”<2> 我本人对纳粹时期及其后认信教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评论。即便在战后不久，认信教会的神职人员被妥善安置在教会领导机构时，一些人仍然对朋霍费尔在纳粹时期公开的政治抵抗不屑一顾，不相信能从他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例如，巴伐利亚的路德宗主教汉斯·梅泽（Hans Meiser, 1881—1956），拒绝参加1953年在巴伐利亚的弗洛森堡（Flossenbürg）（纳粹在那里处决朋霍费尔）为朋霍费尔举行的纪念活动，理由是朋霍费尔是一位政治烈士，而非教会殉道者。<3>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