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

[图片来自：Peter J. Leithart, Delivered From The Elements Of The Wor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6)封面]

 

“这些stoicheia（现实的元素）是物质、社会与属灵现实的积木式元件。它们先于我们，超越我们，比我们更长久……（也）决定并塑造我们……我们是生于这个已经奉它们若神明的世界上。”

             ——Walter Wink

 

一、堕落现实的威胁及其相应的人生哲学

 

正如神完成了创造大工后很满意地说“一切都很好”而进入他的安息那样，人也要完成以智慧和爱心管理自然的使命，获得神的好评（“一切都很好”）而进入创造者的安息（VanDrunen 2014, ch.1）。但始祖不忠于所托而堕落；他们中了恶者的诱骗，既有非分的欲望，也怀疑神，觉得神威胁自己的发展，因此为了保护和肯定自己而拒绝顺服。属灵争战从伊甸园已经开始了，但第一轮的争战是以人的惨败告终。那么，正如耶稣以后所说的，不遵守神的命令等于不愿留在神里面，故始祖这么做无异于离弃了与神的相爱关系。离开了神，人无法完成君王和祭司的使命而堵截了神的荣耀循环，使之无法畅通。人做不了自然的好管家后，自然也不能做人生的好环境，因堕落的人倾向于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利用、破坏自然。人若不能成为自然的好管家，他们也无法体现神自己的慈爱，并不能代表其他受造物荣耀神；这样，他们便不能很好扮演祭司的角色了。自然不能成为人生的好环境。人不但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本来已经朝着目的地的方向走的受造物现在也倒退了：创造前那些代表虚空或缺乏神的同在的现象（空虚、混沌、黑暗）侵蚀自然，地也出了荆棘和蒺藜（创 3:18）。所以日光之下，万物都在呻吟（罗 8:22），而这呻吟所传达的信息是：“我不该这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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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复兴期间的布道团。从左至右为：王峙、陈景磐、倪柝声、不详、缪受训。图片来自《王载见证录》）]

 

 

戴继宗先生2017年在港九培灵会上提到，在中国教会史上曾有一次复兴，兴起了六位传道人，人称“福州六君子”，即王载、倪柝声、王连俊、陆忠信、缪绍训、王峙。他特别说道：“我想我们当中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我想这也是一种遗憾，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特别看到神奇妙的作为。”^<1> 他所说的就是1923年福州的复兴。

这批年轻人均受过良好的中西教育，资质优异，原本对基督信仰充满抵触和轻视，后来经历重生和复兴，蒙召传道。他们所处的时代，各种社会运动和新思潮泛滥，基督教受新神学和社会福音冲击，但他们选择“唯独信心，唯独圣经”的事奉和教会之路，对中国基督教影响深远。

查 时杰先生说到这次福州的复兴，不仅兴起一批“信道笃诚并有热心传道的心志”的年轻人，更是“他们所成立的基督徒聚会处，从近代中国教会历史上来看，很有他的历史地位，该基督徒聚会处可说是国内走上自立、自传、自养教会的先锋，丝毫没有西方差会的背景在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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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林乐知主编的《教会新报》扉页。图片来自《中国教会新报》（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

 

译/丁祖潘

 

历史学家在评估美国来华宣教士留下的有关记录时，需要首先查看他们的美国源头。然而，由于宣教事工涉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所以更为重要的是考察接受福音的中国这一方——它决定了基督教信息如何传播，衡量宣教士对中国人的冲击如何。宣教事工中的两种文化，要么互相冲撞，要么彼此加强。基督教信息被翻译为中国人的习语，中国人则以言行直接或间接回应宣教士。

 

我们应考察多方面的宣教事业——医院、中小学校和大学；引介科学技术；个人性的交往联系；各种服务和慈善活动。宣教士所传信息的范围和限制，只能从他与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具体遭遇中作出估量。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处理思想层面的课题有其特殊价值。尽管文字通常仅仅是修辞（而且是形式化的修辞），但文字也能反映价值观念。宣教士及其归信者的著作，特别是那些专为中国读者而写的著作，揭示了基督教和它所试图转变的中国人价值体系二者间众多的冲突与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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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第20期封面封底图片。]

 

1807年9月11日，清仁宗嘉庆丁卯年八月十日，江苏省吴江县一个破落的“世胄”沈姓之家降生了一个男孩。时值江南水乡桂花飘香，家人给他取名毓桂，字寿康，寄寓着对孩子美好的祝福。^<1> 这一年也是伦敦布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开启新教入华布道事业的第一年。无论就“家世业儒”的成长背景，还是“中西隔阂”的生活环境，当时大概没有人会把这个孩子的出生与马礼逊来华联系在一起。即便是这个孩子活了半个世纪，也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会偏离传统社会既定的轨道，更没有料到自己会如此长寿，于期颐之年竟然获邀参加新教入华百周年纪念大会并拟发表演讲。^<2> 当时享此殊荣的华人基督徒可谓凤毛麟角。在他晚年，与之结交的官僚士大夫对其“会通中西”的学问和施教交相称赞，清廷著赏他二品封典，表彰其掌教中西书院、翻译西学书籍、“创设”《万国公报》译登中外新闻有功：“当咸丰同治之际，中西隔阂，民智未开，该员已能烛理研几，以知觉为己任，五十年来不求闻达。”^<3>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世界均享盛誉的中国老者，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书写上，特别是在侧重叙介华人基督徒群体的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4> 一般探讨19世纪西学东渐文化传播的文章著作，固然承认以沈毓桂为代表的华人编辑助手在《万国公报》中的重要地位，肯定其作为中西文化桥梁的身份，但对其所结交的西方宣教士及所认信的基督信仰或多或少存在成见，或者说未能充分肯定沈毓桂的宗教信仰于其文化事业的积极意义，反而以为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局限。^<5> 本文通过考察沈毓桂的成长环境和信主经历，及其在《万国公报》和中西书院的文化教育活动，试图表明，沈毓桂含括宗教（人与上帝的关系）、道德（人与人的关系）和科学（人与物的关系） 的基督教教义观，非但不构成其文化活动的局限，反而提升了其“会通中西”的层次，也即在认定普世真理的前提下，以平等、理性和互鉴的态度来看待中西思想文化，由此为追求现代化变革以应对时代危机的晚清中国，提供了基于信仰立场、不设中西畛域的现代化方案。这一方案突破了狭隘的中西古今论争的框架，值得今人回顾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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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国人甚为熟悉、凸显社会变迁的时间表述，可能莫过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局，如果不满足于给定的标准答案，而是将之放在不同的坐标系中来观察，用不同的进路来理解的话，就会呈现相当复杂和丰富的内涵，引导我们用更为多元和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百年时间尺度内人类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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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不伤人，她总是说给你刀，杀了我吧，我不该活。”插图：曹青]

 

伯特利教堂落成时号称亚洲第一大教堂，远望沾点哥特风，在附近的高层看下来，粗糙的房顶让人像觉得是座仿制品。教堂侧街名“永生路”，配合教堂修建的。

永生路二楼的一个房间，窗台低矮，光线照进来停在人的腰部，人显得特高大。屋里一个穿灰西服的男人说，“她生前最后一句话是感谢耶稣，说明她是信徒，由教堂办葬礼没问题。”

“就凭一句话？”年纪偏大的矮个女人质疑，“感谢耶稣是她口头语，来教会之前，她一直说理解万岁，跟她谈救恩谈罪，她一律回答感谢耶稣。她智力有缺陷。”

“智力缺陷的人没灵魂吗？你是靠智力得救的？” （更多…）

[题图：美部会来福州宣教50周年纪念集会（1896年）。图片来自耶鲁神学院图书馆https://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1424561]

 

倪柝声（1903—1972）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家族渊源，在福建各倪氏族谱中未见记载。倪家可追溯的历史，是从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1839/1840—1890）开始的。^<1> 倪柝声在1927年5月《基督徒报》中略略提到他的祖父，但并未给出细节。

“我的祖父是本地最初按立的一个华人牧师。我还记得家祖母对我说，当日因为牧师只有家祖父一人，闽中三公会^<2>时常把他轮流借用。”^<3>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西方差会传教士纷纷前来福州安家落户。最先到达福州的是美部传道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ABCFM），美以美传道会和英国圣公传道会紧随其后，人称闽中三公会。前两者都来自美国北方。当时福州风气闭塞，民众普遍仇外，连在教士家作帮佣的，都改名换姓，免被人知。传教士遂开办学校，吸引孩童入读，但应者寥寥。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幼年即入读美部会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开办的寄宿男校，成为首批寄宿生之一。他后来受洗入教，毕业后长期担任华人助手之职，服事教会。1876年他被美部会按立为福州第一个华人基督教会——铺前顶救主堂的牧师。他的妻子来自广州美部会的女子学校，他的儿女也都在教会学校受教，并参与教会服事。1890年倪玉成正当壮年去世。

倪玉成可说是来华新教传教士初期办学传教策略少见的成功典范，他的一生就是美部会在福州开拓和发展的一个小影。倪玉成去世之后，闽中三公会到1890年代中期才逐渐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更多…）

 

教会史学者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1928—2021)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本土性 (vernacular nature)”意味着基督教具有“无限被翻译的可能”。^<1> 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必须“不断进入当地文化并与之互动，否则就会枯萎、衰退”。^<2> 因此，基督徒“没有长存的城，没有永久的圣地，或地上的麦加”，基督教也没有恒定的核心区域。^<3> 宣教史所给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基督教的未来往往在于未信的“蛮族”。^<4> 在这样的过程中，基督教正是在当地人的“本土宗教中的寄托及传统的价值观”中找到了他们。与此同时，基督教信仰也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超越当地原有的文化。^<5>

在这一传播和转化过程中，尤其是当基督教与其他文化相遇时，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发展。鉴于地理和文化的阻碍，东亚的情形与随西方宣教士而来的福音反差鲜明。宣教士是如何使当地人理解基督教的信息？当地人又是如何接受这一新的信仰？他们从这个好消息中获得了什么希望？宣教的成果是否一直在宣教士的预期之内？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