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各种观念和社会力量风起云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因之看起来充满了种种可能性。
在此前救国浪潮接连冲击之下，感时忧世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寻求新民强国之途：西方的“奇技淫巧”、文物制度，乃至宗教艺术，先后为国人称羡效仿。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还，一时间国人言必称“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基先生”（基督教）也不乏拥趸。
将三位“先生”相提并论而无违和之感，这是向来思想多变的陈独秀（1879—1942）在五四被捕前后给时人的一大困惑。
在他眼中，作为西方文明道德之源的基督教，同样可假使于中国社会的补偏救弊，此谓得其“宗教利益”。而在此视野之下，耶稣并非神之子，而仅仅是人之子：一个具有崇高人格的道德典范。当时的中国教会不少人欢迎这种实用主义式的基督教论说，原因固然有其自由神学思想方面的特点，也反映了他们在救国这一时代洪流中整合教会与社会的努力。 （更多…）
在信仰上，C. S. 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是我的启蒙者。而在他众多作品当中，《纳尼亚传奇》对我的影响最早，也最长。
弹指算来，初次拿到长辈赠送的《纳尼亚传奇》七卷本已是十多年前。当时的我以貌取书，所关心者是天马流星拳，而不是封面上长翅膀的飞马如何就驮着两个小孩。
但世事奇妙。在搁置一年多之后，我偶然间拿起了《纳尼亚传奇》，好消解回乡时绿皮车上的漫漫长夜。结果是绿皮车变动车，阅读的时间如飞而逝。纳尼亚的世界如电闪雷轰，如空山鸟语，醍醐灌顶般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今后描述信仰闪光和渴盼的重要语言。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样一种发现，就是喜乐（joy），这样的经验，就是美（aesthetics）。 （更多…）
在世界文学史上，喜欢借文学作品及所塑角色之口提问、直接传递思想的作家并不少，但最有名的，恐怕非托尔斯泰（Lyov Tolstoy，1828—1910）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二人莫属。
回望多年来的阅读历程，多数作品虽然令我读之愉悦甚至感到幸福，却更像海滩上的足印——走过，感受过，为之喜过哀过震动过——随着岁月的吹拂和涨漫，能够留下的痕迹，实在太少。
相比而言，托氏和陀氏的作品，字里行间始终闪动着与终极相关的提问。阅读它们，会像猝然扎入脚底的锐利尖石，让人一生都难以忘怀被扎时的惊愕与流血后的疤痕。
不是所有的阅读都能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令人心旷神怡。有一种阅读，会让脆弱的灵魂惊惶、战栗。 （更多…）
古今中外，人生会不同，但爱与死恒久。这两种极端经验催生出无数美文，然而每当它们临到自身，仍会因其极端性而迫使人重新整合对“我”的定义。
因此，在圣经的爱情诗集《雅歌》的高潮部分，出现爱与死的交织，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因为爱情如死亡般顽固，深情如阴间般残酷”（歌8:6cd，本文《雅歌》及其它文献引文为作者自译。）。
本文 <1> 以《雅歌》8：6为契机，阐述人有限生命的意义并不源于人自身死亡的纵向终点，而在于人对所爱之人的“他异性”（alterity）与“不可漠视性”（non–in–différence）的感受，领悟到“我”存在的横向终点，而正是后者赋予人存在的意义。 （更多…）
通常，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大都认为，人类历史上出于氏族种姓的繁衍，往往伴有生殖崇拜，都有母性象征物的图腾或女性神祇的形象存在。比如从古代伊朗高原的梅尔嘎赫文化（公元前2800—前2500年）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制女形，到环地中海区域的大母神崇拜，从尼罗河流域出土的河马骨割切雕女像（约公元前4000年），到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向月神与死亡女神亥娜（Hina）的献祭，莫不如是。<1>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少有远古女神崇拜的遗迹。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约公元前3000年）的女性造像是这方面罕见的例证。这是独立起源还是另有沿袭，后来又如何销声匿迹，尚有待史家考证。
在有文字传承的近3000年历史中，女神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调。尽管我们有女娲造人、嫘祖养蚕，以及有戎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的祖先契，<2> 有邰氏女姜嫄踩天神的脚印而怀孕生周的祖先后稷 <3> 等等族源传说，但中国历史上却没有形成全汉民族的女性崇拜传统，更没有母爱的文学主题沿袭。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母爱却成为非常显著的文学主题 <4>，影响所及直到今日，还在塑造着中国人的文化习性。在近些年来所有外来的西方节日中，最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就是母亲节。
笔者以为，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其中关于母爱的主题来自两个方面：欧美文学艺术和苏俄文学艺术的影响，而这两者文化中的母爱主题，主要来自基督教传统中的圣母马利亚的宗教影响。谦卑顺服、圣洁无罪、温柔怜悯和痛苦舍子，是构成母爱主题中的主要元素，而这些元素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再一次突出了自我牺牲的道德性，成为今天中国文化中母爱的核心价值。 （更多…）
据粗略统计，从1978年至2012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发表基督教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近400篇，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1990年代以来涉及该研究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有130余篇。
不少学术期刊设置专栏进行系统的学术探讨与争鸣，比如《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设置“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专栏；《东方丛刊》2008年第4期设置“中国新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笔谈） ”专栏；《甘肃社会科学》2010 年第1期设置“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专栏等。
在这3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仔细梳理其众多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发现已然存在的三种研究范式，即文化—精神研究范式、文学本体研究范式和宗教信仰研究范式。<1> （更多…）
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饶有意义。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来看，一方面宗教对文学具有强大的精神哺育意义，另一方面文学对宗教的传播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督教 <1>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有目共睹。中国基督教文学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发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已成为中国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何谓基督教文学？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2006）一书中认为：基督教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是指限于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是指基督教著作家本着基督教的主旨和精神，不违背基督教思想而创作的具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在前一个层面，著作者更多地基于信徒的立场，而在后一个层面，著作者则更多地基于作家的立场。
就中国的基督教文学而言，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是从狭义层面来界定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直到1935年，中国天主教人士明确提出“公教文学”这一涵义更为宽泛的概念，并形成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公教文学群体，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才正式在广义层面得以界定。 （更多…）
《世代》按：
此对谈由《世代》组织，但对谈者观点并不代表《世代》。这里发表的对谈内容经过《世代》编辑。
主持 / 张鹤
嘉宾 / 荣光启、齐宏伟、王文胜、姜原来
一
张鹤（文学研究、创作者）：
您如何理解“基督教文学”这一说法？这一说法的提出确有其研究价值，还是一种出于方便的分门别类？如果确有其研究价值，那么在文学史上，是否同时也就有诸如“佛教文学”、“伊斯兰教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资本主义文学”之类的说法及研究价值？ （更多…）
文学是对人性进行探索与描述的一种方式。文学的背景是人学，即对人性的某种认识。文学对人性描述的深度取决于作家对人性认识的深度。
如果说基督既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代表着真正的神性和真正的人性，那么跟随他的人，应该有对神性和人性真正的认识，也因此可能真正地描述出神性和人性。
可惜的是，相对于认识基督的神性，今天我们对基督人性的认识可能是更为缺乏的。提到基督的人性，我们或许更多地只是举出福音书中耶稣也需要吃饭、喝水与睡觉的例子；提到我们自己对人性的经历，我们可能更多地只有对自身罪性的体验；我们缺少对基督位格生命中人性之特质的深入认识。就我们旧有本性与基督位格生命之间存在的距离来说，这是难免的；但对于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来说，这却也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本文尝试探讨，以怎样的方式或途径，使我们能够对基督位格生命中的人性有更深的认识与经历。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