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世代》有文章初步考察了苏格兰启蒙与法国启蒙的异同，其中顺便提及苏格兰启蒙对美国建立的影响。
此期的整卷版本中，增加了一本有关苏格兰启蒙与美国诞生的入门读物封面。
称其为入门读物，乃在于这并非一本专著，而是一位美国商人出于个人兴趣对于他自己所在国家的来历做出的简要追溯。
罗伯特·伽尔文（Robert W. Galvin，1922—2011）曾在1959—1986年间担任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父亲是保罗·伽尔文（Paul Galvin，1895—1959），摩托罗拉的创立者。
保罗·伽尔文组建摩托罗拉的经历，让罗伯特·伽尔文对于美国的建立产生兴趣。
在这本小书中，罗伯特·伽尔文回忆，他曾邀请他的学者朋友帮助他和家人一起藉着晚餐聚会的时间学习讨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相关文献。 （更多…）
《世代》第6期的整卷版本［请点击这里下载：《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中，有些内容是之前的单篇版本没有分享的。
作为此篇题图的这幅画是其中之一。它从某种角度再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三个不同背景之人的相遇。
画面左侧站立者，被研究者们认为是萨克森作家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
左下方身着红色外衣者，为普鲁士犹太裔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
与门德尔松面对者，是苏黎世基督教会传道人犹翰·卡斯帕·拉瓦塔（Johann Caspar Lavater，1741—1801）。
而右边进门者，则被认为是门德尔松的妻子弗洛米特·古根海姆（Fromet Guggenheim，1737—1812）或仆人。
画面的重心，显然在中间偏左。那里的三人之间形成了有些紧张的三角动态关联。 （更多…）
在诸如“革命”、“变革”、”刷新“这样的意识形态流行的世界，人们容易将某个历史片段说成是与众不同的新时代。
相应地，人们容易将他们以为的新时代与之前的历史划清界线。那些被认为推动新时代到来的人，也就可能被看作是取代旧人的新人。
人们对于欧洲“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的描述常常落入这样的笔调中。
比如，1978年12月以来多次再版重印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启蒙运动”的定义就使用了类似的划分：
“❶ 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等。❷ 泛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75页）
如此看待“启蒙运动”的方式在中文世界以外的地方也不罕见。实际上，正是来自现代西方世界的那些流行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文世界对于“启蒙运动”的普遍印象。
在西方内部，其实有着对于“启蒙运动”的各样记述。《世代》第6期部分体现了其间的不同。本期封三推荐的这本于2018年问世的文集便是其中之一：
安东·马替岑（Anton M. Matytsin，1985—）、丹·埃戴尔斯坦（Dan Edelstein，1975—）合编，《要有启蒙：理性的宗教及神秘主义渊源》（Let There Be Enlightenment: The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ources of Rationality），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更多…）
月夜
沈尹默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此为《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封二。
所选文字是沈尹默（1883—1971）《月夜》。此诗曾刊登于《新青年》（La Jeunesse）第四卷第一号（上海：群益书社，1918年）第42页。
所选图为卡斯帕·大卫·弗雷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橡树林中修道院》（Abtei im Eichwald）局部。
原作藏于柏林旧国家美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
选诗 / 孙毅；选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更多…）
姜原来的戏剧《兰林复活节》，是近年来出现的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品。在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上，较之诗歌、小说等体裁，戏剧一直不甚发达，姜剧可谓难得的弥补。
尤为难得的是，姜剧承接新文学中鲁迅的宝贵传统，进一步思考当下国民性的破口与出路，既表现出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推进，也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的对话能力。
姜剧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本色化探索中也做出了积极尝试。墨面基督的塑造丰富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处境化意义，而其创作中体现的文学水准，摆脱了常见的宗教戏剧的模式化，堪称近年来中国基督教文学鲜见的力作。 （更多…）
新教与中韩民族主义之分野：对1919年东亚两场社会运动的简要考察 <1>
中韩两国的近现代历史上，1919年都是分水岭。在同一年，韩国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都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甚至影响到此后上百年两国的社会结构。<2> 这两场运动将中韩两国带入一个以民众示威抗议抵制外国势力的现代。
尽管这两场社会运动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中韩两国基督教新教发展轨迹，却因此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在韩国，“三一运动”将基督徒身份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让韩国基督徒成为他们同胞眼中的“爱国者”。<3> 但在中国，“五四运动”所滋养的民族主义却催生出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达到高潮。甚至在今天，中国民众在相当程度上仍将基督徒视为“信洋教”和“不爱国”的。
怎样解释这种差异性？是什么让民族主义成为在韩国促进基督教发展的思潮，而在中国却相反？ （更多…）
1、成年的世界
在被囚于泰格尔监狱期间，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1944年6月8日以及7月16日写给好友贝特格（Eberhard Bethge，1909—2000）的信中，明确地提到了“成年的世界”这个概念，并给予比较清楚的解释。
在朋霍费尔看来，所谓“成年的世界”是指世界已经成长到一定程度的自律或自治，人类可以不再依靠上帝的监护而生活，就是说，人类已经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再需要求助于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上帝。
在这两封信中他说明，欧洲社会走向自律的这种现代化进程其实自13世纪就已经陆续在哲学、艺术、伦理、科学与社会政治，最后在神学领域开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得到了某种完成。” <1> 因此这个世界的成年就表现在：“现在不论在道德上、政治上还是科学上，都不再需要上帝作为一种起作用的假设了。在宗教上或哲学上（费尔巴哈语）也不再需要这样一种上帝了。在理智上诚实的名义下，这些起作用的假设都将被抛弃或省掉。” <2> （更多…）
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和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分别是18世纪苏格兰和法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对照二者各自就人的自然状态所作论述，可以提供一个视角来查看18世纪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在苏格兰和法国呈现的近似与不同。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这种视角有其局限性：出生于爱尔兰的哈奇森不能代表整个苏格兰启蒙思想，出生于日内瓦的卢梭在法国启蒙哲人当中独树一帜。
将二人相提并论的理由是，比起各自同胞精英，二者的思想学说都对现实政治产生更大影响：哈奇森的道德哲学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苏格兰哲学的发展方向，他的政治思想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影响了美国独立革命；卢梭则透过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资源。
另一个理由是，二者置身于启蒙家族阵营，有着共同的但深浅不一的经验：对古代的追慕、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以及对现代性的追求。<1> 二者对自然状态中人性的不同论述，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一共同经验的不同方面。
研究人的自然状态，在哈奇森和卢梭各自的思想体系中，均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对哈奇森而言，了解人性构造是认识自然法的不二途径，也是道德哲学的终极意图，即促进人的最大幸福。<2> 而在卢梭看来，了解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是研究自然法、道德乃至政治的基础。<3>
有两篇文献代表了这两位思想家对自然状态的主要观点：一篇是哈奇森1730年的就职演讲稿《论人的社会本性》（De Naturali Hominum Socialitate）；另一篇是卢梭1754年提交给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本文拟以这两份文献为主，参照其他文献和相关著作，考察二者不同的自然状态观及其延伸的政治含义。 （更多…）
《世代》按：
《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主题是“启蒙”。本期有几篇文字都主要涉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论启蒙的文章，包括：《澄清此问题：什么是启蒙？》、《什么启蒙？何种理性？一个神学批判性的反思》、《论启蒙：康德、巴特、傅柯》、《康德论启蒙》。
从这几篇文字，可以看出不同作者对于“启蒙”有些近似却又相异的视角，既呈现于正文，又体现在注脚。正如本期《卷首语》所言，这既与“启蒙”本身的复杂相关，又跟不同作者本身的背景、眼光有关。《世代》刊载这些不同文章，并非意味着就认同文中的所有观点。《世代》对此篇文章中包括提及文献出处的正文及注脚部分作了修订或补充，对有些译名提供了不同译法或原文。
文 / 李世标
康德是近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一辈子生活在东普鲁士的小城哥尼斯贝格（Königsberg，也译作柯尼斯堡或哥尼斯堡），即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Калининград）。康德生于1724年，殁于1804年，这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后半段。可以说，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都与启蒙运动相关。这里介绍一篇他专门谈启蒙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以下简称为《启蒙》）。
《启蒙》发表于1784年。当时《柏林月刊》征文讨论启蒙问题，康德以此应征。此时已是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即弗雷德里希二世）的晚年，此君也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他能文能武，重视人权，保护臣民的自由，普鲁士在他的治下一跃成为欧洲强国，康德在文中赞扬了腓德烈对启蒙的贡献。此外，此时距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已有三年，所以《启蒙》是康德哲学形成体系之后的产物。
下面首先复述一下《启蒙》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康德哲学，对《启蒙》的观点略作解说、评论。中译本选取的是何兆武的译本，见于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到31页。德文可在网上查阅“Project Gutenberg”（古滕贝格项目、古登堡工程），输入原标题“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即可。<1> 凡是引述《启蒙》的地方，不注出处，因为《启蒙》本来就是一篇短文，极易查对。顺便说一句，“Project Gutenberg”是一个专门提供版权过期的名著网站，对教学、研究非常有价值。
康德的著作比较艰涩，但这篇文章例外，甚至可以称得上优美。何先生的译笔也好。不过，翻译一事有其特有的困难。绝大多数词语都有多个意项，翻译家不可能找得到在每一个意项上都与原文对得上的词语。比如标题，乍看起来可以理解为祈使口气，原文中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原文中“答复”是名词。启蒙一词，有时改用教化、启发更过瘾。如果被启蒙了，走出了蒙昧，对大众而言可以叫开化，对平民个人而言可以叫开悟，对大人物而言可以叫开明。翻译时绝不能怎么过瘾就怎么译，但解说可以比较自由，可以抛开翻译，甚至可以不拘泥于原文。下面的介绍，与何译并非一一对应。康德此文也保持了他那种层次繁复、层次间悄然过渡的文风，为了解说，这里给它加上一些小标题，以突出其层次。 （更多…）
文 / 林鸿信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路加福音》18: 13-14
从现代西方的一般经验来看，千年如一日的中世纪体制并非在瞬间结束，而是经历五六百年一连串的觉醒而逐渐改变，以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觉醒为分际，向前有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人文意识觉醒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信仰良心觉醒，而后有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与二十世纪资讯社会的高度科技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都竞相努力要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列，“前现代”的社会阴影犹在，“现代”挟科技文明排山倒海遍及各处，“后现代”思潮又已千里迢迢越洋而来。
面对在极短时间之内，迅速地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又迎向后现代思潮时，不禁问道，究竟我们真的启蒙了吗？
一般论及启蒙运动时，总是多少可以感受其冲击力非同小可，或者全盘承袭，或者绕道而行，或者强烈批判。
本文从瑞士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出发，探讨在启蒙运动激发下，是否人真的成了“绝对的人”、“没有上帝的人”与“孤立的人”？借由相隔两百年的两位西方思想家对启蒙的评述，观察处于启蒙运动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如何看待启蒙；而处于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世界转入后现代思考的法国哲学家傅柯（Paul-Michel Foucault，1926—1984），又如何看待启蒙；最后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作评价。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