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学生，也是不容易的。”绘图：曹青]
我是一个局外人
年轻男医生的脉脉眼神弯弯绕着打针护士，他们俩正热切地聊着电影《知音》。讲到蔡锷小凤仙如何如何英雄美人一见钟情，女护士的声音就嗲了，赞医生长得蔡锷那么帅（电影里的还是历史上的，我很好奇，但不敢问），她妩媚的姿态，仿佛门诊间就是北京的八大胡同。蔡锷医生拿看小凤仙护士的眼光，打量坐在角落里的我，眼神变了。当然，他也没忘查看我的病历，查看我腿上的创面，那个疮长大了，破了，烂了，化脓，臭得很。
他皱起眉，连鼻子也皱了，瞟着我问：你叫乔宾？ （更多…）
一、导论
对许多参加非基督教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赛先生”和宗教水火不容，故教会的宣教事工将威胁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普及化及其所带来的现代化。客观而言，当时有许多中国基督徒及（不赞同非基运动的）非基督徒学者都注重科学或积极推动科学教育，所以问题不在于科学和基督教的冲突，而是某种科学观与基督教的矛盾。正如马相伯（1840—1939）和其他基督徒知识分子所言，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排斥是出于“科学万能论”或科学主义（scientism）科学观。<1> 非基运动已成历史，但其所依赖之科学主义仍挑战信仰，甚至是知识分子反驳或放弃基督教的最主要理由之一。有鉴于此，为了汲取非基运动的历史教训，面对当下及未来的反有神论挑战（新一轮非基运动？），基督徒知识分子对科学主义要有一定的批判性理解。 （更多…）
[题图：《耶稣会教育章程》（1598年版）扉页。]
一、耶稣会教育兴起及其章程的形成
为推进天主教内部改革，1540年教宗保罗三世颁布教皇训令，正式承认耶稣会的存在。<1> 在16世纪文艺复兴和教会改革的大背景下，耶稣会会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哲罗姆·纳达尔（Jerome Nadal，1507—1580）等十多位修会初期成员共同开始了耶稣会的教育构想。
教育事工可谓耶稣会最有成效的事工之一。耶稣会教育以希罗典籍立语言基础，以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基础，以阿奎那为神学基础，其办学模式具有古典学教育传统及中世纪大学教育传统，总体具有古典教育的特征。<2> 成为一名耶稣会士需学习文法、修辞、逻辑、哲学、神学。它培养出来的一批名士，如十架约翰、笛卡尔、伏尔泰、阿瑟·柯南·道尔，其中有圣人与恶棍，亦有虔信者与敌基督者。耶稣会注重学术传统，且一般情况下耶稣会士都接受过古典语言和神学哲学训练。相比天主教会其他修会一些只会背诵拉丁弥撒经文的文盲修士，耶稣会确有特别之处。修会教育事工的目标正如《耶稣会会宪》对修会自身的期待：A. M. D. G. （Ad Majorem Dei Gloriam），意即“为了天主更大的光荣（愈显主荣）”。我们应在A. M. D. G.这一敬虔传统的基础上来理解其教育。 （更多…）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受过教育的人是点着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借着烛光行走。这在中国可能比在大多数异教国家更为真实。——狄考文
引言
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1916—2007）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曾如此评价1920年代初的宗教问题讨论：“非宗教人士广泛引用西方思想家的有关言论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其中主要是来自英国、法国、俄国思想家的思想言论”。在列举一连串具体人名后，作者总结道：“他们争论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观点、理由，几乎就是过去三四百年间西方所进行的有关宗教的争论的重复。”<1> 其实，早在非基督教运动爆发近半个世纪之前，美北长老会来华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就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类似情形的出现。 （更多…）
1925年9月，20岁的清华学生、“天才学者”张荫麟（1905—1942）在《清华周刊》撰文，缕述近年来清华校风由此前的“洋化”、“教会化”，一变而为“提倡国家主义”、“反对教会化”，欣庆之余却见“唯教会势力之猖獗，则毫不减昔”。有感于此，作者振臂而呼，声讨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建教会、办学校、组织青年会，无非是充当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先锋，蚕食中国人的国民心：“呜呼，传教之事业多做一分，即救国事业少做一分；教会多一个忠仆，即中国少一个国民！”将福音与救国、教会与中国、基督徒与中国人对立起来，正是当时主流社会舆论对基督教的典型指控，这也成为当时中国基督徒卫道护教的回应焦点。对比三年前《清华周刊》发行“双四特号”，欢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本校举办，到如今该刊的根本主张，为“攻击教会风气”，“一扫清华有教会学校风气的耻辱”，前后天壤之别的变化不仅是一所学校校风之变，更折射出一个时代风气之变。<1> （更多…）
[照相馆老板民民在洗印照片。绘图：曹青]
前 言
现在常常虚构历史。西城长大的乔宾, 一个为语言所困扰的孩子，不得不将长安路的历史分解为一些老照片。从五张老照片开始，全是“美丽新世界”照相馆老板民民的作品。照片里面关着一些旧时代的精灵，当年的沪西长安路，以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串起西城的一系列小人物：享受自由感觉的长春、追求美的民民、美的化身红英、憎恨私有制以至反对传统婚姻的师傅等等。
老照片，不再是扭曲的记忆或虚构，而像是为了要回答现在和过去的问题：一旦照相馆关门后，“美丽新世界”是即将到来呢，还是刚刚过去……
[题图：始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被逐出伊甸园（西斯廷教堂壁画，米开朗琪罗绘，1509年）]
编者按：本文探讨了基督教神学中创造和堕落的神学意义，指出“联合而效法”、“虚己而（被）充满”的生命状态，正是作为按神形象受造之人正当且合宜的生存样式。相反，堕落的生命形态则以自我为中心，寻求个人的独立、神化和荣耀，最终却走向空虚和灭亡。这两种不同人生哲学的根源在于对受造现实及其与创造主关系的不同认识。本文结合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两种进路，旁征博引，为我们认识基督信仰的上帝观和创造论，乃至更为宏大丰富的属灵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作者行文情理并茂，隽语迭出，耐人回味。 （更多…）
[题图：《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封面（2008年）]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已成为探讨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巨变的经典作品，此书分为“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三部，“帝国主义”是这部巨著的第二部，1968年也作为单行本出版。作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三部曲之一，阿伦特在“帝国主义”开篇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霍布森（J. A. Hobson，1858—1940）的观察，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的历史阶段，以1884年西欧列强对非洲的争夺和各种世界性运动的产生为起点，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终点。不过，与霍布森从经济学以及列宁从政治经济学对帝国主义的经典研究不同，阿伦特此书考察的是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这一“全新的政府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 （更多…）
[题图：提多凯旋门浮雕（局部），展示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攻陷耶路撒冷后掠夺的战利品。该作品被视为犹太人流散（Jewish diaspora）的象征。]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近期在BC讲坛一次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论及神国子民的散居与寄居。从实际的历史进程看，这些散居与寄居多数是在不同帝国统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因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来观察在世界性帝国不断交替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上帝子民的基本生存形态是怎样的。本文经作者授权本刊发布，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来的标题做了改动，并尽量保留了讲稿的口语风格。特此说明。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