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 / 丁祖潘

 

引言

1921年9月19日深夜,忙碌了一整天的胡适(1891—1962)终于得空坐在书桌前,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三时,到协和医学院,代表北大,参与正式开幕典礼。是日典礼极严肃,颇似欧美大学行毕业式时。是日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大多数皆博士服,欧洲各大学之博士服更浓丽壮观。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古代朝服上朝,不知视此如何?)行礼时,颜惠庆代表徐世昌演说,尚可听;齐耀珊(内务)、马邻翼(教育)就不成话了。顾临(R. S. Greene)代表罗克斐洛医社演说,最后罗克斐洛(Rockfeller, J. D. Jr.)演说。罗氏演说甚好,演说词大概是此间有人代他做的。”<1>

日记中提到的“罗克斐洛”正是石油大亨老约翰·大卫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Sr., 1839—1937)的独子小约翰·大卫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1874—1960)。小洛克菲勒的发言,同样给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颜惠庆(1877—1950)留下深刻印象。颜此前会见小洛克菲勒,评价他是“一位举止文雅的人”,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他和顾临(Roger S. Greene, 1881—1947)“作了很好的讲话”。<2>

小洛克菲勒代表父亲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幕典礼,在演讲开头宣读了父亲刚发来的贺电:

“我对即将开幕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抱有极高的期待。但愿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充满服务和牺牲的精神。但愿在促进中华民族身心灵福祉方面,医学院能发挥日益广泛的影响力。”<3>

洛克菲勒的期待需要时间来实现,而他的慷慨却在几年后协和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那里得到宣扬。1924年,协和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际,创办了一份题为《协医年刊》的杂志。该杂志的扉页印有黎元洪(1864—1928)担任民国大总统期间亲笔题写的刊名,并附加总统印章,显示出这份刊物以及它背后的协和医学院的分量。毕业生们将这一刊物题献给洛克菲勒。在洛克菲勒肖像画的右侧一页,题词如下: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众学生,怀着感激与恭敬,将《协医年刊》创刊号献给洛克菲勒先生。因着您的慷慨和仁慈,医学院才得以建立。” <4>

确实,学生们有理由感谢洛克菲勒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若无资金雄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支持,这座当时耗资8,283,000美元(相当于如今的一亿多美元)建成的现代化医学院不可能横空出世 <5>,自然也就谈不上胡适、颜惠庆参加开幕典礼了。 (更多…)

支持研究创作:一本美国杂志的生长环境 / 许宏

2016年10月,《书与文化》(Books & Culture)宣布停刊。<1>

一本小众杂志的存在和消失,常常都是悄无声息的事情。

相比流行文化世界中的那些小众媒体,《书与文化》可能更是小众中的小众了。

这本双月刊问世于1995年。到了2016年底关闭之前,其付费订阅者大约在一万人左右。<2> 在互联网还未完全兴起之前的1990年代末,该杂志的付费读者也没有超过两万人。<3>

这并非意味着《书与文化》完全是所谓某个小众之内的私事。

《书与文化》是一本美国杂志。它在创办几个月以及10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曾分别发表专文。那两篇文章都是基于对《书与文化》创刊主编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的访问,介绍了该杂志本身及其在美国思想界的位置。<4>

知名大众媒体的报道,可能让《书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大众视野,却没有将其变为大众杂志。

这个现象与《书与文化》本身有着直接关系。《书与文化》是由美国新教福音派基督徒出版人和学者创办的书评杂志。

在威尔逊以外,一位主要创立者为美国历史学家马可·诺尔(Mark Noll)。在威尔逊看来,1995年诞生的《书与文化》与诺尔于1994年出版的一本书密不可分。<5>

那本书叫作《福音派思想的困窘》(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也有译为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在书中,诺尔指出,作为现代北美在信仰生活上最积极也是人数最多的群体,新教福音派基督徒于基督信仰的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优点,但是在基督信仰的思想方面却非常匮乏。

在诺尔的定义中,近现代意义上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不是单一而固定的宗派,而是各样人群的组合。

一般而言,福音派出现于18世纪中期的西北欧和北美,其不同背景的成员通常强调作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在基督徒生活中的权威地位,重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之后的复活对于信他之人的拯救并由此带来的重生,以及关注此福音在世界上的分享和传播。

而诺尔所说的基督信仰的思想方面,主要不是指圣经和神学研究,而是由于基督启示而来的关于上帝和上帝所造世界的思想,此思想不是被限定在圣经和神学研究之内,而是涵盖各领域各学科。

在诺尔的观察中,正是在这方面,新教福音派基督徒没能于20世纪的北美做出应有的贡献。诺尔举出的最为突出的例证,是新教福音派基督徒没有一所自己的研究型大学,也没有一份与现代世界进行深入对话并面向公众的研究型或思想类杂志。这与新教福音派基督徒在北美历史上的显著位置形成巨大反差。<6>

正是在此背景下,《书与文化》于诸多因素的帮助中得以问世。按照诺尔在《书与文化》停刊之后的回忆,这些因素主要在于:

1,曾经的《归正杂志》(The Reformed Journal,1951—1990)群落,包括作者、顾问、读者,希望这份有深厚基督信仰背景并深入探讨各领域各学科问题的评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复刊。

2,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提供了《书与文化》的启动资金。该基金会的项目管理人员乐于看到《归正杂志》以某种形态复刊。

3,《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出版人和编辑当时在考虑添加对书与文化世界更富有反思的内容。这个北美新教福音派的重要机构以主办者的身份建立《书与文化》,使得新杂志群落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原先《归正杂志》所在的密歇根州大激流城(Grand Rapids)基督徒思想界及其相关地方。

4,《今日基督教》邀请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出版机构工作的约翰·威尔逊担任《书与文化》主编。威尔逊在基督信仰上的深度及读书的广度,以及他与各样作者的关系,让这份新杂志从伊始就有着“富于见识”(judicious)、“非意识形态化”(non-ideological)的特点。<7>

就在宣布《书与文化》停刊的当月,威尔逊和诺尔以另一种方式说到“非意识形态化”这个特点。

在威尔逊看来,假如《书与文化》扮演的是某种意识形态推动者的角色,该杂志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的言下之意显然是,那样的话,《书与文化》或许就不会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关闭。

然而,威尔逊强调,《书与文化》从最初就不是一家“搞运动的杂志”(a movement magazine)。而在诺尔的眼中,威尔逊正是在充斥意识形态争斗的时代少有的可以从长期历史的眼光进行反思的评论者。<8>

在《书与文化》宣布停刊之后,有一批该杂志的作者和读者以文章或短评的方式表达对此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

甚至有一本在2018年出版的文集,是专门献给威尔逊及其妻子的。<9> 该文集源于2017年9月由多方机构和个人参与的会议,探讨因《书与文化》关闭而折射的北美新教福音派思想的状况问题。<10>

对于这些相关者而言,《书与文化》的存在和消失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书与文化》的关注却没有能够使得这本杂志继续下去。这是他们难以回避的现实。

如果从诺尔在1994年指出的问题来看,《书与文化》的停刊显示出北美新教福音派在与各领域各学科相关的思想讨论方面仍然处于某种“困窘”的状态。跟1994年之前上百年的大体情况近似,2010年代的北美新教福音派虽然在人数和资源上都是相当显著的群体,却依然难以在上述思想方面进行持续而有规模的投入。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书与文化》显然不是一份知名的杂志。其所在北美新教福音派及北美社会与中国大陆和其它华人教会及社会的具体情形也很不相同。

然而,鉴于北美新教福音派及北美社会对于当今中国大陆和其它华人城市教会及社会的影响显著,《书与文化》的存在和消失所反映的问题于中文世界而言可能就是并非完全无关。

如何在中文世界培育基督启示之下与各领域各学科具体研究相关且面向公众的思想交流环境,是《世代》自2017年创立以来就关注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初步回答,已经逐步体现在迄今各期具体主题的探讨中。

本期《世代》主要讨论的是关于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问题。《书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此方面可以参考的重要案例。本文结合《书与文化》及其所在北美新教福音派思想界以及更广大世界的状况尝试梳理出与培育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相关的一些方面。 (更多…)

《世代》第8期卷首语 / 许宏

 

每一位写作者,可能都有过第一本让其大块朵颐的思想杂志。他遇见的那本,是《首要之事》(First Things)。

在写下这样文字的时候,他即将离开《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成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历史上最年轻的言论版专职专栏作家。

那是2009年1月8日。29岁的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之所以特地提起《首要之事》,是由于该杂志的创办人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1936—2009)在那天离世。

多塞特已经不记得他父母是何时开始订阅《首要之事》。可以肯定的是,此本杂志是他十几岁的时候最重要的读物之一。在其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中,他也读同龄人通常会遇见的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等人的作品。

不只如此。这本杂志带来的熏陶使得多塞特在成年之后进入美国现代公共空间的重要位置,从事政治、信仰、文化方面的评论工作。<1>

别说在中文世界,即使于英语世界,恐怕很少人听说过《首要之事》。但是,这本问世于1990年纽约的月刊所影响的人却远不止多塞特。对于熟悉它的有些人而言,《首要之事》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探讨传统基督信仰与公共生活的媒体。<2>

或许更少人关心的,是《首要之事》这样小众的思想类杂志是如何不仅经历了将近30年还可以存活下来而且仍在生长。这离不开其支持者及所在的环境。怎样培育如此鼓励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是《世代》第8期关注的主题。 (更多…)

拨开层层掩埋的历史/《世代》

 

本期《世代》[整本下载《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参考了不少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资料。

其中,王正廷(1882—1961)和诚静怡(1881—1939,诚静贻)的照片,来自《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每周评论)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第三版。

《密勒氏评论报》由两位美国记者创办于1917年6月9日的上海。他们是多马·密勒(Thomas Millard,1868—1942,托马斯·密勒) 和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1888—1947)。

《中国名人录》为《密勒氏评论报》的重要品牌。尽管被称为“名人录”,这本超过一千页的近现代中国人物传略集之中却有着很多可能让当今中国人陌生的历史。王正廷和诚静怡或许仍然是其中让如今世人较为听说的人物。

造成此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乏各种革命式的意识形态运动,以至于早些时候的历史容易在意识形态运动后被掩埋,后来者若要了解即使只是几十年前的中国,需要拨开这些层层掩埋才有可能。当然,此现象不只是发生于中国。

而在拨开掩埋后,会遇到进一步的问题。即使就“名人”的方面而言,《中国名人录》并非囊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著名人士。这在《中国名人录》前言当中已有说明。根据该前言,这里的“名人”传略及照片主要是《密勒氏评论报》自1917年至1925年间刊登过的,这里结集再版虽然有更新,却受制于当年中国时局的影响。

还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多马·密勒为美国传教士群体之外向英语世界报道中国最早的美国出版人之一。在他和约翰·鲍威尔周围,聚集了一批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相关并来到中国工作的美国新闻从业者。 (更多…)

流行记忆以外/《世代》

 

本期整本《世代》[请点击下载:《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增添了单篇文章分享时没有的一些图片。

这里的两张分别是,1915-1919年时正在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照片,以及大约1914年时东京立教大学(也称 St. Paul’s College,圣保罗学院)的新校园设计效果图。

北京协和医学院新校园于1919年开始招收学生,而东京立教大学新校园的主要建筑也于1919年落成。

在关于1919年中国与世界的流行叙事中,这两所教育机构的进展显然不像当年的“五四事件”那样占据显著的位置。但是,这些历史的片段却并非毫无意义。以上两所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在1919年前后的东亚世界进一步带来了不同于传统中国和日本的教育空间。

这不是说如“五四事件”所包含的街头运动就不值得关注;而是在于强调,在相比更容易引起注意的街头运动之外,也有并存的现象不容忽视;而即使在街头运动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记忆和看法。

无论关乎“五四事件”以及“新文化运动”,还是在此之外的1919年左右的中国与世界,都不是流行记忆所能完全代表的。这在本期《世代》的探讨中已有所体现。

对于历史上其它那些还在影响着当今世界的事件、运动及各种现象,流行的记忆(包括失忆)或印象(包括没有印象)也就只是可供参考的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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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点燃,无处归依/《世代》

 

你们被点燃

卷曲又卷曲

却无处归依

穆旦

 

 

此为《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封二。

所选文字是穆旦(查良铮,1918—1977)《春》部分。

所选图为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1834—1903)《黑金夜色:正在坠落的烟火》(Nocturne in Black and Gold: The Falling Rocket)。

原作藏于底特律美术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https://www.dia.org/art/collection/object/nocturne-black-and-gold-falling-rocket-64931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histler-Nocturne_in_black_and_gold.jpg

选诗 / 雪汉青;诗节选、选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更多…)

近现代中国的别样传承/《世代》

 

迄今的每期《世代》封三,都会推荐一本与当期主题相关的书。

关于和合本圣经的来龙去脉,《圣经在中国:和合本历史或新教在华传教士的译经高峰》(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是少有的专著。

此书于1999年作为“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之一出版,原先为德国学者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于1996年在汉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由天主教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传教士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1878—1936)创办于1935年北平的辅仁大学。鲍润生出生于波兰。他名字的波兰语拼写是:Franciszek Ksawery Białas。与不少西方传教士类似,鲍润生也是汉学家。

《华裔学志》的名字为时任辅仁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所起。这里“裔”的意思不是今日通常所指的“后代”,而是“周边”或“远处”,取自其本意“衣服的边缘”。

而这本学刊的拉丁文“Monumenta Serica”,直译为“丝之纪念”,意译大约是“华夏的纪录”。

等到1949年及以后,《华裔学志》辗转日本、美国,在1972年定居当时西德首都波恩近郊的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镇。 <2>

陈垣则留在北京。1950年末,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四十五年前的回忆”,追述自己如何在年轻时就参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3> 接下来,原本由天主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继续他的校长生涯。

显然,《华裔学志》没有走陈垣的道路。这份考察中国及其周边世界的杂志得以在日本和美国以及圣言会发源的荷兰德国一带持续积累从世界各地收到的研究成果。尤思德梳理和合本历史的《圣经在中国》即为其中之一。 (更多…)

天安门与新天安堂/许宏

 

这不是在1919年5月4日拍摄的照片,却或许是关于1919年天安门最清晰且有明确出处的图像记录之一。<1>

1919年及其前后的天安门外,发生过多次集会运动。百年来,天安门早已成为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最熟悉的近现代中国的象征之一。

按照通行的记载,作为皇城正门的天安门于1651年竣工,时值清顺治八年。天安门的前身,为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初建以及1465年(明成化元年)重建的承天门。

无论是承天门或当初牌坊匾额上的“承天之门”,还是天安门或当初门楼匾额上的“天安之门”,都似乎意在显示着类似这样的信息: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具体到“天安之门”,有些研究者参考匾额上与之对应的满文,指出其意思不是“天上或属天平安之门”,而是“使天下平安之门”。<2>

相比之下,1919年4至6月间于上海首印的官话及文理(文言)和合本圣经不仅远没有“五四事件”及1919年前后出现的其它运动著名于世,与其有关的历史建筑更是鲜为人知。

本期《世代》已经提及的烟台东山安歇楼是官话和合本翻译及修订者们多次聚集工作之处。至于正式发起官话及文理和合本圣经计划的地方,其所受关注可能更少。 (更多…)

唤醒、启蒙与群众政治:读费约翰《唤醒中国》/孙泽汐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这本《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1>, 因其涉猎之广,难以归入惯常的学术分类。本书介绍了诸如革命建筑、服饰以及修辞,但却不停留在文化史;书内包含大段有关清末民初学者的讨论,却不单单是思想史;而本书钻研最细致的部分是国民党政权的党化,以及其宣传机构的形成和对民众组织的管控——就此来说,本书似乎也是制度史。

如此“汉学式”的进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书的架构和信息,但这并不妨碍传达其核心主题,即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换,和随之而来的“觉醒”和“唤醒”的滥觞。前者作为世界观的转换是清末民初的时代大背景。短短几十年间,基于儒家宇宙观的“天下”观念,与其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影响一道,被以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系统所替代。后者来自西方,同时也带来了对时间以及进步的线性观念。这也是十九世纪末少数中国学者“觉醒”后所发现的通往国民解放的道路。这个角度也应和了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思考,即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本书中对“中国佬”(John Chinaman)的人类学式的追述,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偏见,同时也反映了其对国人自身有关何为“现代”、“体面”的影响。

如书名所示,本书最核心的比喻和主题当为“觉醒”和“唤醒”。在这一点上费约翰继承了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法,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理解为两种方式的交汇,即读书人自发的觉醒,和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通过宣传而对民众的“唤醒”。本书中着墨最多的,不是自发式的觉醒,而是宣传式的觉醒;尤其在后者如何与党国体制结合,以党化政府和群众运动为手段,不断在社会中深化一个观念,即民众需要被改变,且可以被改变。启蒙也好,唤醒也罢,在职业革命者看来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如孙中山在1923年所说,“感化就是宣传”。<2>

这并不是说清末民初的国人就只能从发现“世界”和“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到“一个政党、一种声音”。不过,从历史上看,世纪之交的观念变革,从进步发展、启蒙、以及发现新的世界秩序,经过了大同式的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宪政的探索尝试,进入对同一民族和强力中央政府的理想化憧憬,最终定格在对统一革命政党及其领袖的单一话语的追求上。在此过程中,个人选择被与群体志趣挂钩——诸如衣着(如中山装)已不止于私人的范畴,而成了在公共领域彰显社群理想的方式;民族命运也与国民革命的前景相重合,一方面画出文明与进步的前景,同时又将其与某一政党的谋划相等,最终拟人化在类似孙中山的个人领袖身上。而谁又不愿有一个弃绝私利、超越党派、一心为民且以民族为最高价值的政治领袖呢? (更多…)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许宏

 

多年前,我有机会和几位朋友在各地考察。

在一处新建的小区教堂,我们看到里面的墙上有一行大字:“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在中国,作为居民区配套设施而建的教堂并不太多见。这多少让我联想起那些有着显著教堂建筑的西方传统社区。

在英语世界,此种社区常用“parish”来指代,可以译为“教区”或“牧区”或“堂区”,有着教会和社会的双重含义。那时,同行的其中一位朋友正对“社区教会”的想法感兴趣。

而另一位朋友则对教堂中的那行大字更关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