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与新约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丁祖潘

 

一  初到登州府

1864年1月15日,经过6个多月的艰苦航行,28岁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携妻子狄邦就烈(Julia Brown Mateer,1838—1898)终于抵达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府的传教点,开始其长达45年的在华传教生涯。<1>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一年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并非无足轻重。在美国,此前一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Gettysburg Campaign)将美国内战的主动权转到北方军手中。1864年初,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计划向南方军发动攻势。而在中国,从狄考文一行抵达登州府当日算起,再过半年,清军将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19世纪60年代,直接影响基督教在华传教工作的事件,莫过于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北京条约》。该条约除了承认两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之外,还允许在华旅行的外国人在中国自由租用或购买土地并在其上建房居住,中国教徒的信仰受政府保护。<2> 这些条款促进了基督教在华广泛传播,同时也为后来的民教冲突埋下了隐患。登州正是应《天津条约》而增开的通商口岸之一(因港口条件不佳,后改为烟台)。

1861年,美国南方浸信会海外传教士委员会(Foreign Missionary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在登州府设立第一个新教传教点,美国长老会差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紧随其后也于当年五月来到登州府,却发现难以在当地立足。<3> 其实,早在1838年,美国长老会就已开始派遣传教士来华,积极参与翻译圣经和创办学校,开展福音布道,最初的传教点设在广州和浙江境内。<4> 后来,美国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夫妇、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1829—1895)夫妇先后从南方北上到达登州,加强了长老会在当地的传教力量。

等狄考文在登州上岸时,这座拥有7万多人的港口城市,已经在上述两个差会的组织下建立了传教点,但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摆在狄考文面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当地人特别是文人学士(literati)对外国传教士充满敌意。三年前,登州城遭到捻军破坏,两名浸信会传教士被杀。当地人怀疑外国传教士向井水投毒、行巫术。后来霍乱流行,有些传教士在给中国人治病时被感染而离世。这样,能够接待狄考文夫妇和同行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1835—1920)牧师夫妇的当地长老会同工,只剩下梅理士牧师一家。<5>

在今后的四十年中,狄考文将主要在登州布道、教学、写作、翻译圣经、制造机械部件等等,展开他那有如企业家一般奋斗不息、勤勉不倦的非凡事业。<6>

1864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许可以和狄考文生命后期服侍重心转向翻译圣经产生关联。美以美会差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在这一年致函全国新教差会,称在华传教士已达成共识,以中国通用语言(general language)重新翻译一部一致的和标准的(one uniform and standard)圣经译本,因为“神的话语以同一种语言却以不同的译本流传所引起的弊端之多,已令所有基督徒深为痛惜”。<7> 该信函还提到,欧美各在华圣经公会和差会在此问题上意见明显对立,要达到这一目标将面临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故此,全体在华传教士应采取一致行动,克服不同译本之间存在的难题。 (更多…)

1919年前后中国的多重景象:五四运动、和合本圣经、及其它/许宏

 

当局查封了一家学校,并驱逐了其校长。当局认为,此学校及其校长从事反对当局的活动。

1919年6月6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一则有关中国的新闻。

这里的当局,是在1914年联合英国战胜德国而占领青岛的日本军队。那所学校,为美国北方长老会开办。

这则于1919年6月4日发自北京的消息篇幅不长,并没有告知此学校及校长的名字,却提供了该事件所在的背景:包括抵制日货在内的反日活动正在那时的中国各地蔓延。报道特别提及,在广州,售卖日货的店铺遭到了攻击。

该短讯接着以当时中国总统的一个举动作为结尾。徐世昌(1855—1939)通过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向即将在美国召开的传教士纪念大会发出书面致辞,强调圣经在中国具有的道德价值。

这个结尾看起来与日本查封青岛的美国传教士学校没有直接关系,却折射出那时的中国政府与美国传教士的某种关系,或间接表达了《纽约时报》对于美国在中国传教士学校被日本关闭的某种态度。

作为补充,在此报道的后面,是《纽约时报》转载的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于6月4日发自北京的消息。读者可以从中进一步得知,蔓延在当时中国的反日活动是由于北京的学生抗议运动促发的,那时的教育总长及次长都已辞职,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已在北京展开。<1>

对于生活在2019年的中国人,一百年前的这则《纽约时报》新闻读起来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其中所说的反日活动,很容易让人想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然而,青岛的美国传教士学校被日本关闭、中国总统致信美国传教士大会,显然不属于中国人对于1919年的惯常印象,这些事件在2019年似乎仍然具有某种新闻的意味。

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是百年来关于1919年中国的流行记载所塑造的。提起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早已成为条件反射式的标签。而北京天安门前手举“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标语的游行学生,以及“火烧赵家楼”的图景,则大约是代表那个标签的首要形象。<2>

标签式的形象往往便于记忆,却容易牺牲标签所难以替代的真实本身。关于“五四运动”,无论是狭义上的“五四事件”,还是广义上的“新文化运动”,都有诸多细节需要面对。而至于“五四事件”所在的1919年,以及“新文化运动”所处的1919年前后,也不是这个事件和运动所能代表的。 (更多…)

《世代》第7期卷首语/许宏

关于1919年的中国,最让人熟悉的印象显然不是本期《世代》封面照片记录的情景所能代表。

毕竟,提起1919年的中国,怎能不让人想起“五四运动”。在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普遍记忆中,1919年与“五四运动”早已成为彼此自然相连的现象。

不过,如此现象尽管听起来耳熟,能详却未必。生活于2019年的中国人,已经少有亲身经历过1919年中国的了。人们对于1919年中国的记忆多是来自于百年来那些流行的记载及评价。如果想对1919年及其前后的中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查找那些相对原始尤其是被埋没的材料兴许会带来助益。

此期《世代》封面所选图片并非拍摄于1919年。<1> 但是,照片中的人物及其未在其中的同道们翻译并修订的一本书却是在1919年的中国问世。相比同年的“五四运动”,此书的出版远没有在关乎近现代中国的主流叙事中留下显赫位置。然而,这不意味着该书的面世对于1919年及以后的中国人就没有任何意义。

某种程度上,有些中国人正是在对于狭义上“五四运动”(1919年“五四事件”)和广义上“五四运动”(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百年来中国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才发现那本书与众不同的价值。而反过来,人们也可能透过那本书的启发重新看待“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中国史。

鉴于此,本期《世代》也就没有因为对于那本书的重视而忽视对于“五四运动”的考察。与这期封面相对的封底照片便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记录。<2> (更多…)

如何做研究:与西方学者交流 /《世代》

 

本期《世代》有文章初步考察了苏格兰启蒙与法国启蒙的异同,其中顺便提及苏格兰启蒙对美国建立的影响。

此期的整卷版本中,增加了一本有关苏格兰启蒙与美国诞生的入门读物封面。

称其为入门读物,乃在于这并非一本专著,而是一位美国商人出于个人兴趣对于他自己所在国家的来历做出的简要追溯。

罗伯特·伽尔文(Robert W. Galvin,1922—2011)曾在1959—1986年间担任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父亲是保罗·伽尔文(Paul Galvin,1895—1959),摩托罗拉的创立者。

保罗·伽尔文组建摩托罗拉的经历,让罗伯特·伽尔文对于美国的建立产生兴趣。

在这本小书中,罗伯特·伽尔文回忆,他曾邀请他的学者朋友帮助他和家人一起藉着晚餐聚会的时间学习讨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相关文献。 (更多…)

那个世代的朋友圈/《世代》

 

《世代》第6期的整卷版本[请点击这里下载:《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中,有些内容是之前的单篇版本没有分享的。

作为此篇题图的这幅画是其中之一。它从某种角度再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三个不同背景之人的相遇。

画面左侧站立者,被研究者们认为是萨克森作家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

左下方身着红色外衣者,为普鲁士犹太裔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

与门德尔松面对者,是苏黎世基督教会传道人犹翰·卡斯帕·拉瓦塔(Johann Caspar Lavater,1741—1801)。

而右边进门者,则被认为是门德尔松的妻子弗洛米特·古根海姆(Fromet Guggenheim,1737—1812)或仆人。

画面的重心,显然在中间偏左。那里的三人之间形成了有些紧张的三角动态关联。 (更多…)

从要有光,到要有启蒙/《世代》

 

在诸如“革命”、“变革”、”刷新“这样的意识形态流行的世界,人们容易将某个历史片段说成是与众不同的新时代。

相应地,人们容易将他们以为的新时代与之前的历史划清界线。那些被认为推动新时代到来的人,也就可能被看作是取代旧人的新人。

人们对于欧洲“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的描述常常落入这样的笔调中。

比如,1978年12月以来多次再版重印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启蒙运动”的定义就使用了类似的划分:

“❶ 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等。❷ 泛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75页)

如此看待“启蒙运动”的方式在中文世界以外的地方也不罕见。实际上,正是来自现代西方世界的那些流行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文世界对于“启蒙运动”的普遍印象。

在西方内部,其实有着对于“启蒙运动”的各样记述。《世代》第6期部分体现了其间的不同。本期封三推荐的这本于2018年问世的文集便是其中之一:

安东·马替岑(Anton M. Matytsin,1985—)、丹·埃戴尔斯坦(Dan Edelstein,1975—)合编,《要有启蒙:理性的宗教及神秘主义渊源》(Let There Be Enlightenment: The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ources of Rationality),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更多…)

启蒙历史的两个场景/《世代》

 

月夜

沈尹默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此为《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封二。

所选文字是沈尹默(1883—1971)《月夜》。此诗曾刊登于《新青年》(La Jeunesse)第四卷第一号(上海:群益书社,1918年)第42页。

所选图为卡斯帕·大卫·弗雷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橡树林中修道院》(Abtei im Eichwald)局部。

原作藏于柏林旧国家美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spar_David_Friedrich_-_Abtei_im_Eichwald_-_Google_Art_Project.jpg

选诗 / 孙毅;选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更多…)

墨面基督在中国/刘丽霞

 

姜原来的戏剧《兰林复活节》,是近年来出现的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品。在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上,较之诗歌、小说等体裁,戏剧一直不甚发达,姜剧可谓难得的弥补。

尤为难得的是,姜剧承接新文学中鲁迅的宝贵传统,进一步思考当下国民性的破口与出路,既表现出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推进,也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的对话能力。

姜剧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本色化探索中也做出了积极尝试。墨面基督的塑造丰富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处境化意义,而其创作中体现的文学水准,摆脱了常见的宗教戏剧的模式化,堪称近年来中国基督教文学鲜见的力作。 (更多…)

为何在韩国信基督是“爱国”,在中国却不是?/马丽、李晋

 

新教与中韩民族主义之分野:对1919年东亚两场社会运动的简要考察 <1>

 

中韩两国的近现代历史上,1919年都是分水岭。在同一年,韩国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都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甚至影响到此后上百年两国的社会结构。<2>  这两场运动将中韩两国带入一个以民众示威抗议抵制外国势力的现代。

尽管这两场社会运动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中韩两国基督教新教发展轨迹,却因此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在韩国,“三一运动”将基督徒身份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让韩国基督徒成为他们同胞眼中的“爱国者”。<3>  但在中国,“五四运动”所滋养的民族主义却催生出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达到高潮。甚至在今天,中国民众在相当程度上仍将基督徒视为“信洋教”和“不爱国”的。

怎样解释这种差异性?是什么让民族主义成为在韩国促进基督教发展的思潮,而在中国却相反? (更多…)

活在成年的世界中:朋霍费尔对启蒙运动之后时代的反思/孙毅

 

1、成年的世界

在被囚于泰格尔监狱期间,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1944年6月8日以及7月16日写给好友贝特格(Eberhard Bethge,1909—2000)的信中,明确地提到了“成年的世界”这个概念,并给予比较清楚的解释。

在朋霍费尔看来,所谓“成年的世界”是指世界已经成长到一定程度的自律或自治,人类可以不再依靠上帝的监护而生活,就是说,人类已经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再需要求助于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上帝。

在这两封信中他说明,欧洲社会走向自律的这种现代化进程其实自13世纪就已经陆续在哲学、艺术、伦理、科学与社会政治,最后在神学领域开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得到了某种完成。” <1> 因此这个世界的成年就表现在:“现在不论在道德上、政治上还是科学上,都不再需要上帝作为一种起作用的假设了。在宗教上或哲学上(费尔巴哈语)也不再需要这样一种上帝了。在理智上诚实的名义下,这些起作用的假设都将被抛弃或省掉。” <2>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