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

 

谋身肯信贫难忍

食指其如累不轻

见说湖南风物好

何时去买薄田耕

              文徵明

 

《寄陈以可乞米》节选 / 文徵明（1470—1559）；

《潇湘八咏》部分 / 文徵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103。

选诗 / 雪汉青；选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此为《世代》第8期（2019年夏季号）封二及说明。

关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和创作赞助机制，本期《世代》未有探讨。封二所选文徵明诗画，大约体现了传统中国文人在此方面的某种境遇。

所选诗上半部是：“秋风百里梦姚城，无限闲愁集短檠。零落交游怀鲍叔，逡巡书帖愧真卿。”

至于这方面的详细，可参阅相关文献。比如，柯律格（Craig Clunas）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艺术》（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1470-1559,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近似的有，例如，白谦慎的《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8期主题是“研究及创作的支持机制”，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第8期整本，请在这里下载：《世代》第8期（2019年夏季号）。

 

 

众多基金会（foundations）的存在，对于美国的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乃至美国社会的活力而言是根基意义上的（foundational）。

然而，由于基金会的运作大多处于私人小圈子的范围内，即使美国公众也基本不了解这些组织。

正是鉴于此种彼此矛盾的双重现象，约珥·弗莱士曼（Joel L. Fleishman）在2007年出版了《基金会：一个重大的美国奥秘——私人财富如何改变世界》（The Foundation: A Great American Secret—How Private Weal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此书既是本期《世代》的参考文献之一，也是这期封三的推荐专著。 （更多…）

 

读书的收获，常常不仅来自书的正文。

对于关注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的人来说，前言、致谢、后记、版权页之类的文字往往透露出作者获得的帮助从何而来。

在本期《世代》的考察中，不少线索就是在很多书的正文以外被发现的。顺着如此线索，可以进一步了解提供帮助的个人或组织。那些在相对较多的书中正文之外出现的个人或组织，大约是某个或某些领域的重要支持者。

除了本期已经提及的有着明显基督教新教自由派、福音派、天主教背景的个人或基金会，还有一些个人或组织在近百年来于西方文明及人的生存根基方面也做出了资金支持上的贡献。

这或许值得做一点儿简要介绍。比如，十三年前，我收到埃利斯·桑多兹（Ellis Sandoz）教授的赠书时，不光从这位美国政治哲学家那里开始认识他和他老师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思想。

我逐渐注意到，他们的书中多次出现“Earhart Foundation”（伊耳哈特基金会）的字样。后来，我在读他们同道的书时，也不止一次遇见这个组织的名字。

我向桑多兹教授说起这个现象，并对此作了初步查询。相比皮尤、利历、坦普顿、洛克菲勒、菲尔斯泰德，伊耳哈特基金会可能既是更加不为大众所知却又是对西方近百年来政治哲学、经济学研究提供关键赞助的组织之一。 （更多…）

 

以往有人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倾向于将他所说的时间理解为心理化的时间，或者是仅存在于人的内在主观性中的时间；其实，这并非是他时间观的主要特征。在他的《忏悔录》中，我们甚至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奥古斯丁确定了时间本身的实在性。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既不再附属于事物的运动，也不限于人的心理或主观层面。

如果说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肯定了时间在本体层面上的真实性，<1> 那么，他的这个工作一方面受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他从圣经中继承来的创造论。时间作为上帝创造世界中的一种受造，它的真实存在来自于上帝的实在性。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将时间的真实存在与上帝的实在性关联在一起，而他的上帝观又因为希腊哲学的影响而被理解为是永恒不变的上帝，因此带来其时间观的一个重要难题：如果只有“现在”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反映时间之延展性的真实时段如何可能？引伸出来，量度这样一个时间段又如何可能？本文试图简要地分析，在《忏悔录》十一卷中，是什么因素使他在时间问题上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并以此讨论在此基础上所开展出来的思索时间问题的不同思路。 （更多…）

 

一、导言：作为宗教现象的工商团契

从 200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内地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工商团契」或「企业家团契」。「团契」一词，对应的英语词为“fellowship”（伙伴关系），源于圣经，为基督教所专用，指称特定群体基督徒的聚会。

本项研究将团契看做是基督徒结社形成的一种组织，我们的研究对象「工商团契」是由工商界的基督徒，尤其是企业家创建和参与的组织。「工商团契」这个词不仅被基督徒企业家冠为组织名称，而且其组织活动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从名称、成员身份、组织形态、活动方式、活动内容特别是使命而言，工商团契的动力不是营利、慈善或公益，而是基督教信仰。这是工商团契在内地被视作新式组织的基本原因。不管是投身其中的基督徒企业家还是初次参加的非基督徒企业家，工商团契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奇的宗教生活。

进入  2010  年代以来，基督徒工商界人士这种结社现象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如  2013  年《财经天下》最后一期刊登专题报道〈中国基督徒商人〉，1  立刻引发其他媒体评论：《时代周报》之〈中国基督徒商人，真有那么美？〉、2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办刊物《天风》的〈基督徒工商团契，如何才能美？〉。3

事实上从基督教入华开始就有基督徒商人，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徒成为商人、或商人成为基督徒也不足为奇。但是， 工商团契作为一种新式组织，它的「新」具体体现为哪些内涵？ 这种组织为什么产生？它满足了其核心成员即基督徒企业家哪些需求，以何种方式对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是本项研究的出发点。

我们或许还无法将「工商团契」及其兴起看作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理由很简单：经济文化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内，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经济行为间的大量联系，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集合，该集合以特定的经济特性、结果以及重叠的社会价值观为特征」。4 这个概念描述该地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与经济行为模式如企业组织模式的互动是持续稳定的：价值观解释了经济行为模式形成的原因，但经济因素的市场影响本身也得到承认。

然而，不管是基督教教会还是工商界，对基督徒企业家及其企业（经营）的影响，都未达到持续稳定的程度，更没有在其所在地域形成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所以，我们并不将工商团契定位为经济文化现象，由此也不使用经济文化概念作为分析工商团契现象的工具。

我们认为，工商团契是一种宗教现象：其本身是中国基督教发展带来的产物。中国基督教在 2000 年代得到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一批批企业家或工商界人士信基督进教会、创立或加入工商团契。所以，工商团契与教会及其神学的关系在现实中是怎样的，是本课题贯穿始终的问题。

本项研究选定北京市工商团契为调研对象。笔者了解到该市的十二个工商团契，采用的调研方法首先是田野观察：参加十九次基督徒企业家主导的活动，包括八个工商团契的十一次活动，5 基督徒企业家的四次工商管理培训，两个基督徒企业的内部会议各一次，另外还有两次基督徒企业家策划的「资本沙龙」。其次，笔者对十五位人士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其中包括九位企业家，其中八位都创建或较深参与工商团契；三位牧师， 其中一位牧师和一位长老（负责教会行政管理者）分别创建工商团契；一位经常参加工商团契活动的学者；基督徒企业家工商管理培训机构的一位负责人。除此之外，收集了各个团契各种活动的新闻、活动记录及相关评论。 （更多…）

 

引言

1921年9月19日深夜，忙碌了一整天的胡适（1891—1962）终于得空坐在书桌前，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三时，到协和医学院，代表北大，参与正式开幕典礼。是日典礼极严肃，颇似欧美大学行毕业式时。是日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大多数皆博士服，欧洲各大学之博士服更浓丽壮观。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古代朝服上朝，不知视此如何？）行礼时，颜惠庆代表徐世昌演说，尚可听；齐耀珊（内务）、马邻翼（教育）就不成话了。顾临（R. S. Greene）代表罗克斐洛医社演说，最后罗克斐洛（Rockfeller, J. D. Jr.）演说。罗氏演说甚好，演说词大概是此间有人代他做的。”<1>

日记中提到的“罗克斐洛”正是石油大亨老约翰·大卫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Sr., 1839—1937）的独子小约翰·大卫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1874—1960）。小洛克菲勒的发言，同样给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颜惠庆（1877—1950）留下深刻印象。颜此前会见小洛克菲勒，评价他是“一位举止文雅的人”，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他和顾临（Roger S. Greene， 1881—1947）“作了很好的讲话”。<2>

小洛克菲勒代表父亲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幕典礼，在演讲开头宣读了父亲刚发来的贺电：

“我对即将开幕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抱有极高的期待。但愿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充满服务和牺牲的精神。但愿在促进中华民族身心灵福祉方面，医学院能发挥日益广泛的影响力。”<3>

洛克菲勒的期待需要时间来实现，而他的慷慨却在几年后协和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那里得到宣扬。1924年，协和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际，创办了一份题为《协医年刊》的杂志。该杂志的扉页印有黎元洪（1864—1928）担任民国大总统期间亲笔题写的刊名，并附加总统印章，显示出这份刊物以及它背后的协和医学院的分量。毕业生们将这一刊物题献给洛克菲勒。在洛克菲勒肖像画的右侧一页，题词如下：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众学生，怀着感激与恭敬，将《协医年刊》创刊号献给洛克菲勒先生。因着您的慷慨和仁慈，医学院才得以建立。” <4>

确实，学生们有理由感谢洛克菲勒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若无资金雄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支持，这座当时耗资8,283,000美元（相当于如今的一亿多美元）建成的现代化医学院不可能横空出世 <5>，自然也就谈不上胡适、颜惠庆参加开幕典礼了。 （更多…）

一

2016年10月，《书与文化》（Books & Culture）宣布停刊。<1>

一本小众杂志的存在和消失，通常都是悄无声息的事情。

相比流行文化世界中的那些小众媒体，《书与文化》可能更是小众中的小众了。

这本双月刊问世于1995年。到了2016年底关闭之前，其付费订阅者大约在一万人左右。<2> 在互联网还未完全兴起之前的1990年代末，该杂志的付费读者也没有超过两万人。<3>

这并非意味着《书与文化》完全是所谓某个小众之内的私事。

《书与文化》是一本美国杂志。它在创办几个月以及10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曾分别发表专文。那两篇文章都是基于对《书与文化》创刊主编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的访问，介绍了该杂志本身及其在美国思想界的位置。<4>

知名大众媒体的报道，可能让《书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大众视野，却没有将其变为大众杂志。

二

这个现象与《书与文化》本身有着直接关系。《书与文化》是由美国新教福音派基督徒出版人和学者创办的书评杂志。

在威尔逊以外，一位主要创立者为美国历史学家马可·诺尔（Mark Noll）。在威尔逊看来，1995年诞生的《书与文化》与诺尔于1994年出版的一本书密不可分。<5>

那本书叫作《福音派思想的困窘》（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也有译为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在书中，诺尔指出，作为现代北美在信仰生活上最积极也是人数最多的群体，新教福音派基督徒于基督信仰的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优点，但是在基督信仰的思想方面却非常匮乏。

在诺尔的定义中，近现代意义上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不是单一而固定的宗派，而是各样人群的组合。

一般而言，福音派出现于18世纪中期的西北欧和北美，其不同背景的成员通常强调作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在基督徒生活中的权威地位，重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之后的复活对于信他之人的拯救并由此带来的重生，以及关注此福音在世界上的分享和传播。

而诺尔所说的基督信仰的思想方面，主要不是指圣经和神学研究，而是由于基督启示而来的关于上帝和上帝所造世界的思想，此思想不是被限定在圣经和神学研究之内，而是涵盖各领域各学科。

在诺尔的观察中，正是在这方面，新教福音派基督徒没能于20世纪的北美做出应有的贡献。诺尔举出的最为突出的例证，是新教福音派基督徒没有一所自己的研究型大学，也没有一份与现代世界进行深入对话并面向公众的研究型或思想类杂志。这与新教福音派基督徒在北美历史上的显著位置形成巨大反差。<6>

正是在此背景下，《书与文化》于诸多因素的帮助中得以问世。按照诺尔在《书与文化》停刊之后的回忆，这些因素主要在于：

1，曾经的《归正杂志》（The Reformed Journal，1951—1990）群落，包括作者、顾问、读者，希望这份有深厚基督信仰背景并深入探讨各领域各学科问题的评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复刊。

2，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提供了《书与文化》的启动资金。该基金会的项目管理人员乐于看到《归正杂志》以某种形态复刊。

3，《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出版人和编辑当时在考虑添加对书与文化世界更富有反思的内容。这个北美新教福音派的重要机构以主办者的身份建立《书与文化》，使得新杂志群落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原先《归正杂志》所在的密歇根州大激流城（Grand Rapids）基督徒思想界及其相关地方。

4，《今日基督教》邀请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出版机构工作的约翰·威尔逊担任《书与文化》主编。威尔逊在基督信仰上的深度及读书的广度，以及他与各样作者的关系，让这份新杂志从伊始就有着“富于见识”（judicious）、“非意识形态化”（non-ideological）的特点。<7>

三

就在宣布《书与文化》停刊的当月，威尔逊和诺尔以另一种方式说到“非意识形态化”这个特点。

在威尔逊看来，假如《书与文化》扮演的是某种意识形态推动者的角色，该杂志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的言下之意显然是，那样的话，《书与文化》或许就不会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关闭。

然而，威尔逊强调，《书与文化》从最初就不是一家“搞运动的杂志”（a movement magazine）。而在诺尔的眼中，威尔逊正是在充斥意识形态争斗的时代少有的可以从长期历史的眼光进行反思的评论者。<8>

在《书与文化》宣布停刊之后，有一批该杂志的作者和读者以文章或短评的方式表达对此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

甚至有一本在2018年出版的文集，是专门献给威尔逊及其妻子的。<9> 该文集源于2017年9月由多方机构和个人参与的会议，探讨因《书与文化》关闭而折射的北美新教福音派思想的状况问题。<10>

对于这些相关者而言，《书与文化》的存在和消失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书与文化》的关注却没有能够使得这本杂志继续下去。这是他们难以回避的现实。

如果从诺尔在1994年指出的问题来看，《书与文化》的停刊显示出北美新教福音派在与各领域各学科相关的思想讨论方面仍然处于某种“困窘”的状态。跟1994年之前上百年的大体情况近似，2010年代的北美新教福音派虽然在人数和资源上都是相当显著的群体，却依然难以在上述思想方面进行持续而有规模的投入。

四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书与文化》显然不是一份知名的杂志。其所在北美新教福音派及北美社会与中国大陆和其它华人教会及社会的具体情形也很不相同。

然而，鉴于北美新教福音派及北美社会对于当今中国大陆和其它华人城市教会及社会的影响显著，《书与文化》的存在和消失所反映的问题于中文世界而言可能就是并非完全无关。

如何在中文世界培育基督启示之下与各领域各学科具体研究相关且面向公众的思想交流环境，是《世代》自2017年创立以来就关注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初步回答，已经逐步体现在迄今各期具体主题的探讨中。

本期《世代》主要讨论的是关于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问题。《书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此方面可以参考的重要案例。本文结合《书与文化》及其所在北美新教福音派思想界以及更广大世界的状况尝试梳理出与培育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相关的一些方面。 （更多…）

 

一

每一位写作者，可能都有过第一本让其大块朵颐的思想杂志。他遇见的那本，是《首要之事》（First Things）。

在写下这样文字的时候，他即将离开《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成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历史上最年轻的言论版专职专栏作家。

那是2009年1月8日。29岁的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之所以特地提起《首要之事》，是由于该杂志的创办人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1936—2009）在那天离世。

多塞特已经不记得他父母是何时开始订阅《首要之事》。可以肯定的是，此本杂志是他十几岁的时候最重要的读物之一。在其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中，他也读同龄人通常会遇见的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等人的作品。

不只如此。这本杂志带来的熏陶使得多塞特在成年之后进入美国现代公共空间的重要位置，从事政治、信仰、文化方面的评论工作。<1>

别说在中文世界，即使于英语世界，恐怕很少人听说过《首要之事》。但是，这本问世于1990年纽约的月刊所影响的人却远不止多塞特。对于熟悉它的有些人而言，《首要之事》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探讨传统基督信仰与公共生活的媒体。<2>

或许更少人关心的，是《首要之事》这样小众的思想类杂志是如何不仅经历了将近30年还可以存活下来而且仍在生长。这离不开其支持者及所在的环境。怎样培育如此鼓励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是《世代》第8期关注的主题。 （更多…）

 

本期《世代》［整本下载：《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参考了不少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资料。

其中，王正廷（1882—1961）和诚静怡（1881—1939，诚静贻）的照片，来自《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每周评论）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第三版。

《密勒氏评论报》由两位美国记者创办于1917年6月9日的上海。他们是多马·密勒（Thomas Millard，1868—1942，托马斯·密勒） 和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1888—1947）。

《中国名人录》为《密勒氏评论报》的重要品牌。尽管被称为“名人录”，这本超过一千页的近现代中国人物传略集之中却有着很多可能让当今中国人陌生的历史。王正廷和诚静怡或许仍然是其中让如今世人较为听说的人物。

造成此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乏各种革命式的意识形态运动，以至于早些时候的历史容易在意识形态运动后被掩埋，后来者若要了解即使只是几十年前的中国，需要拨开这些层层掩埋才有可能。当然，此现象不只是发生于中国。

而在拨开掩埋后，会遇到进一步的问题。即使就“名人”的方面而言，《中国名人录》并非囊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著名人士。这在《中国名人录》前言当中已有说明。根据该前言，这里的“名人”传略及照片主要是《密勒氏评论报》自1917年至1925年间刊登过的，这里结集再版虽然有更新，却受制于当年中国时局的影响。

还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多马·密勒为美国传教士群体之外向英语世界报道中国最早的美国出版人之一。在他和约翰·鲍威尔周围，聚集了一批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相关并来到中国工作的美国新闻从业者。 （更多…）

 

本期整本《世代》［请点击下载：《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增添了单篇文章分享时没有的一些图片。

这里的两张分别是，1915-1919年时正在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照片，以及大约1914年时东京立教大学（也称 St. Paul’s College，圣保罗学院）的新校园设计效果图。

北京协和医学院新校园于1919年开始招收学生，而东京立教大学新校园的主要建筑也于1919年落成。

在关于1919年中国与世界的流行叙事中，这两所教育机构的进展显然不像当年的“五四事件”那样占据显著的位置。但是，这些历史的片段却并非毫无意义。以上两所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在1919年前后的东亚世界进一步带来了不同于传统中国和日本的教育空间。

这不是说如“五四事件”所包含的街头运动就不值得关注；而是在于强调，在相比更容易引起注意的街头运动之外，也有并存的现象不容忽视；而即使在街头运动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记忆和看法。

无论关乎“五四事件”以及“新文化运动”，还是在此之外的1919年左右的中国与世界，都不是流行记忆所能完全代表的。这在本期《世代》的探讨中已有所体现。

对于历史上其它那些还在影响着当今世界的事件、运动及各种现象，流行的记忆（包括失忆）或印象（包括没有印象）也就只是可供参考的资源之一。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