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点燃,无处归依/《世代》

 

你们被点燃

卷曲又卷曲

却无处归依

穆旦

 

 

此为《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封二。

所选文字是穆旦(查良铮,1918—1977)《春》部分。

所选图为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1834—1903)《黑金夜色:正在坠落的烟火》(Nocturne in Black and Gold: The Falling Rocket)。

原作藏于底特律美术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https://www.dia.org/art/collection/object/nocturne-black-and-gold-falling-rocket-64931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histler-Nocturne_in_black_and_gold.jpg

选诗 / 雪汉青;诗节选、选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更多…)

近现代中国的别样传承/《世代》

 

迄今的每期《世代》封三,都会推荐一本与当期主题相关的书。

关于和合本圣经的来龙去脉,《圣经在中国:和合本历史或新教在华传教士的译经高峰》(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是少有的专著。

此书于1999年作为“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之一出版,原先为德国学者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于1996年在汉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由天主教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传教士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1878—1936)创办于1935年北平的辅仁大学。鲍润生出生于波兰。他名字的波兰语拼写是:Franciszek Ksawery Białas。与不少西方传教士类似,鲍润生也是汉学家。

《华裔学志》的名字为时任辅仁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所起。这里“裔”的意思不是今日通常所指的“后代”,而是“周边”或“远处”,取自其本意“衣服的边缘”。

而这本学刊的拉丁文“Monumenta Serica”,直译为“丝之纪念”,意译大约是“华夏的纪录”。

等到1949年及以后,《华裔学志》辗转日本、美国,在1972年定居当时西德首都波恩近郊的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镇。 <2>

陈垣则留在北京。1950年末,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四十五年前的回忆”,追述自己如何在年轻时就参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3> 接下来,原本由天主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继续他的校长生涯。

显然,《华裔学志》没有走陈垣的道路。这份考察中国及其周边世界的杂志得以在日本和美国以及圣言会发源的荷兰德国一带持续积累从世界各地收到的研究成果。尤思德梳理和合本历史的《圣经在中国》即为其中之一。 (更多…)

天安门与新天安堂/许宏

 

这不是在1919年5月4日拍摄的照片,却或许是关于1919年天安门最清晰且有明确出处的图像记录之一。<1>

1919年及其前后的天安门外,发生过多次集会运动。百年来,天安门早已成为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最熟悉的近现代中国的象征之一。

按照通行的记载,作为皇城正门的天安门于1651年竣工,时值清顺治八年。天安门的前身,为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初建以及1465年(明成化元年)重建的承天门。

无论是承天门或当初牌坊匾额上的“承天之门”,还是天安门或当初门楼匾额上的“天安之门”,都似乎意在显示着类似这样的信息: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具体到“天安之门”,有些研究者参考匾额上与之对应的满文,指出其意思不是“天上或属天平安之门”,而是“使天下平安之门”。<2>

相比之下,1919年4至6月间于上海首印的官话及文理(文言)和合本圣经不仅远没有“五四事件”及1919年前后出现的其它运动著名于世,与其有关的历史建筑更是鲜为人知。

本期《世代》已经提及的烟台东山安歇楼是官话和合本翻译及修订者们多次聚集工作之处。至于正式发起官话及文理和合本圣经计划的地方,其所受关注可能更少。 (更多…)

唤醒、启蒙与群众政治:读费约翰《唤醒中国》/孙泽汐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这本《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1>, 因其涉猎之广,难以归入惯常的学术分类。本书介绍了诸如革命建筑、服饰以及修辞,但却不停留在文化史;书内包含大段有关清末民初学者的讨论,却不单单是思想史;而本书钻研最细致的部分是国民党政权的党化,以及其宣传机构的形成和对民众组织的管控——就此来说,本书似乎也是制度史。

如此“汉学式”的进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书的架构和信息,但这并不妨碍传达其核心主题,即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换,和随之而来的“觉醒”和“唤醒”的滥觞。前者作为世界观的转换是清末民初的时代大背景。短短几十年间,基于儒家宇宙观的“天下”观念,与其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影响一道,被以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系统所替代。后者来自西方,同时也带来了对时间以及进步的线性观念。这也是十九世纪末少数中国学者“觉醒”后所发现的通往国民解放的道路。这个角度也应和了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思考,即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本书中对“中国佬”(John Chinaman)的人类学式的追述,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偏见,同时也反映了其对国人自身有关何为“现代”、“体面”的影响。

如书名所示,本书最核心的比喻和主题当为“觉醒”和“唤醒”。在这一点上费约翰继承了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法,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理解为两种方式的交汇,即读书人自发的觉醒,和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通过宣传而对民众的“唤醒”。本书中着墨最多的,不是自发式的觉醒,而是宣传式的觉醒;尤其在后者如何与党国体制结合,以党化政府和群众运动为手段,不断在社会中深化一个观念,即民众需要被改变,且可以被改变。启蒙也好,唤醒也罢,在职业革命者看来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如孙中山在1923年所说,“感化就是宣传”。<2>

这并不是说清末民初的国人就只能从发现“世界”和“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到“一个政党、一种声音”。不过,从历史上看,世纪之交的观念变革,从进步发展、启蒙、以及发现新的世界秩序,经过了大同式的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宪政的探索尝试,进入对同一民族和强力中央政府的理想化憧憬,最终定格在对统一革命政党及其领袖的单一话语的追求上。在此过程中,个人选择被与群体志趣挂钩——诸如衣着(如中山装)已不止于私人的范畴,而成了在公共领域彰显社群理想的方式;民族命运也与国民革命的前景相重合,一方面画出文明与进步的前景,同时又将其与某一政党的谋划相等,最终拟人化在类似孙中山的个人领袖身上。而谁又不愿有一个弃绝私利、超越党派、一心为民且以民族为最高价值的政治领袖呢? (更多…)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许宏

 

多年前,我有机会和几位朋友在各地考察。

在一处新建的小区教堂,我们看到里面的墙上有一行大字:“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在中国,作为居民区配套设施而建的教堂并不太多见。这多少让我联想起那些有着显著教堂建筑的西方传统社区。

在英语世界,此种社区常用“parish”来指代,可以译为“教区”或“牧区”或“堂区”,有着教会和社会的双重含义。那时,同行的其中一位朋友正对“社区教会”的想法感兴趣。

而另一位朋友则对教堂中的那行大字更关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更多…)

1919年北京:一个瞬间/许宏

 

撰写“1919年前后中国的多重景象:五四运动,和合本圣经,及其它”过程中,遇到被广为忽视的历史材料远不止文中所记。

这里所选题图即是其中虽未使用却颇有价值的史料之一。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的说明,此照片为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 拍摄于1919年6月3日的北京。

甘博是美国社会学家。其祖父为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的联合创始人,雅各·甘博(James Gamble,1803—1891,也译为詹姆斯·甘博)。

西德尼·甘博曾在北京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该相片曾发表于甘博在这两所机构支持下出版的一本书中(46-47页间)。

这是1921年问世的《北京:社会考察》(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纽约:乔治·H·杜兰公司)。此书基于甘博及其合作者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1883—1949)在1918年9月至1919年12月间所作的实地考察。

鉴于该考察经历的时间和地点,连同书中细节,甘博与步济时的这本著述对于了解狭义及广义上“五四运动”所在北京的社会背景有着微妙帮助。 (更多…)

《肥皂》的打开及包上:鲁迅慢读/书拉密

 

《肥皂》收在鲁迅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中,完成于1924年,这是自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即将结束的年代。

当年,鲁迅先生曾以笔为枪,积极参与这场启蒙运动。他用杂文针砭时事的同时,也用小说暗讽人心。作为一个创作者,鲁迅先生属于那种心热笔冷的作家。故事所涉,无非普通人的凡常事,或乡间或小城或都市,叙述口吻从容淡定,近乎漠然,字里行间透着寒气,令人掩卷之后,很难心安。而且草草看过也不容易明白,非得转回头去一读再读,才能稍微理解。

《肥皂》在鲁迅众多短篇名作中,不是最有名的,但从写作技巧上来说,却是相对最成熟的一篇。

 

女人的无名与纸锭

 

我们先从开头读起:

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

这段开头,乍看极其普通,琐碎到没什么意思: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女人,坐在下午的日光里,和一个有乳名的女儿一起糊纸锭,听见丈夫走进来,却没理他。

再读,会察觉到,这段开头,虽过于家常,充满烟火气,却自有一股生动劲儿,并在短短几句中带出隐隐的张力——她明明听见丈夫的脚步声,竟然像没听见一样——透露出这对夫妻平时的关系。随着后面的情节展开,会看到,此处微显的张力在某一点上呈爆炸状。

这当中的一个细节很有意味:除了《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鲁迅笔下的多数女性都没有自己的名字,通常是用姓氏、特征或丈夫的名字来取代,比如单四嫂子(《明天》)、九斤老太(《风波》)、祥林嫂(《祝福》)、华大妈(《药》)……

《肥皂》中,女主角也没有独立的名字,只能称呼她“四铭太太”。这种名字的赋予看似不经意,却往往藏着作家的匠心。

子君常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具新文化思想的新女性,她有自己的名字是印证这种“新式”很重要的标记;同样,在离婚被人看为不齿的乡间,爱姑却坚决不肯和姘上寡妇的丈夫继续生活下去,坚决要讨个名分,坚决自主要离婚,这个被族人和乡人看为太能作太敢自作主张的女人,也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他女性,就鲜有这样的“待遇”了,因为多数女性角色,在鲁迅的小说中,是配角,是男主人公的陪衬,这不完全意味着一种地位上的差异,更象征着人格的非独立性。

在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普通的近黄昏时刻,四铭太太和女儿秀儿一起糊纸锭。纸锭是什么呢?俗称“纸元宝”。一种冥币,专门烧给死去的祖先,祭祀用的。

作家为什么要写她糊这个东西?

按说,这个女人在家里带孩子,可以做的事情有许多,比如,打双鞋垫,织个毛衣,裁个衣服,擦擦窗,摘摘菜,喂喂鸡之类的,作家为什么没安排她做那些事呢?因为做这件事比做前面提到的其他事都更具有文化含义和文化背景的暗示(当然也与后面提及的日期有联系)。烧纸锭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相关,是一种民间习俗,这种文化习俗,在鲁迅那代具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一种迷信,是旧文化的象征,需要摒弃和破除。

但在这个家中,这件事显然得到了默许。而这种对待旧文化的态度,在后面三位老派书生商量给报社送征文题目时,在情节上获得了延续,在内涵上获得了延展。

这样一个开头,区区61个字(或56字,不同算法),字字珠玑,看似平常琐碎,烟火气十足,却为后面的许多情节、细节与象征含义埋下了引爆的线索。 (更多…)

雅歌的翻译:庭院深深深几许?/张晓丹

 

如果说约伯记和传道书更新了箴言的传统智慧,雅歌则是恢复了诗篇后诗歌语言的初心,当得起它“歌中之歌”的称号。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里说,自然中最精美的品质,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照看。<1> 鲜灵的果和轻盈的花,需要温柔细致的手感来保持它们的娇嫩;翻译雅歌,在另一个语言体系里里传说它的至美,亦需如此。

一.翻译即选择

正如白菜烧豆腐最考较大厨功夫,最有表现力的诗歌也常是用字最少的。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写于一战时的“晨曦”(Mattina),见证了壕沟里的士兵熬过又一个长夜、忽被晨光照亮的那刻。<2> 如同雅歌,它可抽象为对本体的关照,也可用于属灵生命的静思。对爱诗的人来说,这首极简约的诗是无法亦无须翻译的。因为语义虽然可以转化,然其至为震撼的源初时刻或言外之意,却如羚羊挂角,化于字外。唯有将这七个音节、两个词放自家心上,慢慢咀嚼,深深涵泳,或可使拱卫其文字的留白,借我此时此地的鲜活而重现其所蕴的宏大深远。实在的说,“照亮”的意义须得出现在我心眼里,而非两个词的语义中。

 

 

翻译即选择,凡有选择就有放弃,因此意大利谚语说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即背叛者”)。比如,虽然我的译文试图传递从题目(Mattina也可写作Mattino)开始的押韵、每行3-4的音节数和那令人窒息的震撼,但对原诗柔和圆融的韵脚o所表达的、被晨光拥抱的温暖感觉,却是无能了。

雅歌的翻译也是如此。学者奥尔特(Robert Alter)数十年劳作,终于近来结束他翻译旧约的工程(The Hebrew Bible: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在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专访中,他以英王钦定本(KJV)作对比,强调诗歌翻译的忠实不止于语义的对等,更需传达原诗的味道。他举的一个例子正是雅歌1:13a。<3> 这个诗句的音声婉转与意思里的缠绵相和,比如一重叠音(-ôr)似乎渗透出香囊里末药的丝滑,一缕尾韵(-ı̂)袅袅地将爱人与我交织,而以-ên和-ı̂n组成的夹心巧克力,则圈起那叫爱人沉醉不知归去的所在。 (更多…)

百年之后的致敬/张鹤

 

2012年底,我有幸受邀参与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新汉语译本”圣经旧约部分经卷的润饰与审阅工作。此前不久,“新汉语译本”圣经新约历时16年的翻译和审校后出版。

这套新译本的翻译目标是力求忠于原文的信息、表达方式与感情色彩,又贴近生活,用语明白晓畅。<1> 其翻译原则尤为强调忠实性,特别体现于译文在符合汉语语法并传递无歧义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脉络标记和词序安排,如重复的字词、同源词的布置、功能词的运用,以及句子、段落、章节中首尾呼应的修辞手法,递进、反转或交叉叙事的逻辑关系等。为了使译文既符合原文含义,又能让读者了解原文存在的语词或段落的内在脉络与暗示,还增加了译注,以方便读者阅读时自行查考、研读经文。

其翻译过程分为5个步骤 <2>,分别是:

1. 翻译初稿:由原文学者从原文圣经翻译初稿,撰写脚注;

2. 语文润饰:中文专家润饰译文,交译者修订;

3. 内部审校:内部审阅小组仔细校读,送特约专家审阅;

4.整合修订:译者整理各专家意见,修订译文和脚注,再交中文专家润饰;

5. 审批通过:专家主任最后审批译文。

我当时参与的工作有两部分:2012年底至2013年初,作为特约专家之一对已经修订完成的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进行文字审阅;2013年2月开始至2018年1月,以中文专家身份与一位希伯来语学者配合,对6卷历史书(《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5卷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部分、《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3卷智慧书(《诗篇》部分、《传道书》、《雅歌》)的直译经文进行初步润饰,并参与部分经卷的再润饰。

在讨论方式与时间安排上,我与希伯来语学者在京港两地,通过现代通讯QQ和微信语音进行网上交流,每次集中对读和研讨直译的经文40句(如果出现疑难句式,会适当减少当天的讨论经句,按顺序延期),线上讨论每次不超过180分钟,以保证精神状态始终专注、活跃和饱满。

按照工作步骤要求,我会在希伯来语学者翻译过的经文基础上进行初改,而后,我们将对照其他中文和英文版本就每一句初改后的经文进行对读、盲听和再改,就字词的选用、句式的安排、语法规范、字句原义与语境及风格色彩等进行细致讨论,形成一个初步的定稿,提交给内部审阅小组。我们选用的对读版本包括官话和合本、官话和合本修订本(简称和修本)、新译本、吕振中本(简称吕本)、思高本、当代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等7个中文版本,YLT(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扬氏直译本)、NRSV(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新修订标准本)和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新国际版)等3个英文版本,以及《CBOL原文字典与原文解析》提供的原文直译。

在版本对照和确定译文的过程中,除了前面提供的翻译原则,还有一条补充就是尽量避开与其他中文版本之间的重合,这既涉及到版权问题,也是对新汉语译本的直译方案是否能够有效推行的一种检验。

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多数中文译本的文字表达都容易绕过,唯独官话和合本的翻译表达很难绕过。虽然“归结来看,和合本大约有4000多处的不足”,许多是因“当时,和合译本采用的底本主要限于其他英文译本,也以希腊文新约作参考,而且那个时候科技仍很落后,限于手工技术,排版校对易出错误” <3> ,但若论及各圣经译本对原文之忠实、选词之准确、用字之典雅以及影响力之巨,和合本的地位至今仍难以超越。

仅举二例。 (更多…)

狄考文与新约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丁祖潘

 

一  初到登州府

1864年1月15日,经过6个多月的艰苦航行,28岁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携妻子狄邦就烈(Julia Brown Mateer,1838—1898)终于抵达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府的传教点,开始其长达45年的在华传教生涯。<1>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一年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并非无足轻重。在美国,此前一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Gettysburg Campaign)将美国内战的主动权转到北方军手中。1864年初,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计划向南方军发动攻势。而在中国,从狄考文一行抵达登州府当日算起,再过半年,清军将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

19世纪60年代,直接影响基督教在华传教工作的事件,莫过于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北京条约》。该条约除了承认两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之外,还允许在华旅行的外国人在中国自由租用或购买土地并在其上建房居住,中国教徒的信仰受政府保护。<2> 这些条款促进了基督教在华广泛传播,同时也为后来的民教冲突埋下了隐患。登州正是应《天津条约》而增开的通商口岸之一(因港口条件不佳,后改为烟台)。

1861年,美国南方浸信会海外传教士委员会(Foreign Missionary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在登州府设立第一个新教传教点,美国长老会差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紧随其后也于当年五月来到登州府,却发现难以在当地立足。<3> 其实,早在1838年,美国长老会就已开始派遣传教士来华,积极参与翻译圣经和创办学校,开展福音布道,最初的传教点设在广州和浙江境内。<4> 后来,美国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夫妇、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1829—1895)夫妇先后从南方北上到达登州,加强了长老会在当地的传教力量。

等狄考文在登州上岸时,这座拥有7万多人的港口城市,已经在上述两个差会的组织下建立了传教点,但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摆在狄考文面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当地人特别是文人学士(literati)对外国传教士充满敌意。三年前,登州城遭到捻军破坏,两名浸信会传教士被杀。当地人怀疑外国传教士向井水投毒、行巫术。后来霍乱流行,有些传教士在给中国人治病时被感染而离世。这样,能够接待狄考文夫妇和同行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1835—1920)牧师夫妇的当地长老会同工,只剩下梅理士牧师一家。<5>

在今后的四十年中,狄考文将主要在登州布道、教学、写作、翻译圣经、制造机械部件等等,展开他那有如企业家一般奋斗不息、勤勉不倦的非凡事业。<6>

1864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许可以和狄考文生命后期服侍重心转向翻译圣经产生关联。美以美会差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在这一年致函全国新教差会,称在华传教士已达成共识,以中国通用语言(general language)重新翻译一部一致的和标准的(one uniform and standard)圣经译本,因为“神的话语以同一种语言却以不同的译本流传所引起的弊端之多,已令所有基督徒深为痛惜”。<7> 该信函还提到,欧美各在华圣经公会和差会在此问题上意见明显对立,要达到这一目标将面临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故此,全体在华传教士应采取一致行动,克服不同译本之间存在的难题。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