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北京:一个瞬间/许宏

 

撰写“1919年前后中国的多重景象:五四运动,和合本圣经,及其它”过程中,遇到被广为忽视的历史材料远不止文中所记。

这里所选题图即是其中虽未使用却颇有价值的史料之一。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的说明,此照片为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 拍摄于1919年6月3日的北京。

甘博是美国社会学家。其祖父为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的联合创始人,雅各·甘博(James Gamble,1803—1891,也译为詹姆斯·甘博)。

西德尼·甘博曾在北京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该相片曾发表于甘博在这两所机构支持下出版的一本书中(46-47页间)。

这是1921年问世的《北京:社会考察》(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纽约:乔治·H·杜兰公司)。此书基于甘博及其合作者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1883—1949)在1918年9月至1919年12月间所作的实地考察。

鉴于该考察经历的时间和地点,连同书中细节,甘博与步济时的这本著述对于了解狭义及广义上“五四运动”所在北京的社会背景有着微妙帮助。 (更多…)

《肥皂》的打开及包上:鲁迅慢读/书拉密

 

《肥皂》收在鲁迅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中,完成于1924年,这是自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即将结束的年代。

当年,鲁迅先生曾以笔为枪,积极参与这场启蒙运动。他用杂文针砭时事的同时,也用小说暗讽人心。作为一个创作者,鲁迅先生属于那种心热笔冷的作家。故事所涉,无非普通人的凡常事,或乡间或小城或都市,叙述口吻从容淡定,近乎漠然,字里行间透着寒气,令人掩卷之后,很难心安。而且草草看过也不容易明白,非得转回头去一读再读,才能稍微理解。

《肥皂》在鲁迅众多短篇名作中,不是最有名的,但从写作技巧上来说,却是相对最成熟的一篇。

 

女人的无名与纸锭

 

我们先从开头读起:

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

这段开头,乍看极其普通,琐碎到没什么意思: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女人,坐在下午的日光里,和一个有乳名的女儿一起糊纸锭,听见丈夫走进来,却没理他。

再读,会察觉到,这段开头,虽过于家常,充满烟火气,却自有一股生动劲儿,并在短短几句中带出隐隐的张力——她明明听见丈夫的脚步声,竟然像没听见一样——透露出这对夫妻平时的关系。随着后面的情节展开,会看到,此处微显的张力在某一点上呈爆炸状。

这当中的一个细节很有意味:除了《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鲁迅笔下的多数女性都没有自己的名字,通常是用姓氏、特征或丈夫的名字来取代,比如单四嫂子(《明天》)、九斤老太(《风波》)、祥林嫂(《祝福》)、华大妈(《药》)……

《肥皂》中,女主角也没有独立的名字,只能称呼她“四铭太太”。这种名字的赋予看似不经意,却往往藏着作家的匠心。

子君常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具新文化思想的新女性,她有自己的名字是印证这种“新式”很重要的标记;同样,在离婚被人看为不齿的乡间,爱姑却坚决不肯和姘上寡妇的丈夫继续生活下去,坚决要讨个名分,坚决自主要离婚,这个被族人和乡人看为太能作太敢自作主张的女人,也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他女性,就鲜有这样的“待遇”了,因为多数女性角色,在鲁迅的小说中,是配角,是男主人公的陪衬,这不完全意味着一种地位上的差异,更象征着人格的非独立性。

在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普通的近黄昏时刻,四铭太太和女儿秀儿一起糊纸锭。纸锭是什么呢?俗称“纸元宝”。一种冥币,专门烧给死去的祖先,祭祀用的。

作家为什么要写她糊这个东西?

按说,这个女人在家里带孩子,可以做的事情有许多,比如,打双鞋垫,织个毛衣,裁个衣服,擦擦窗,摘摘菜,喂喂鸡之类的,作家为什么没安排她做那些事呢?因为做这件事比做前面提到的其他事都更具有文化含义和文化背景的暗示(当然也与后面提及的日期有联系)。烧纸锭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相关,是一种民间习俗,这种文化习俗,在鲁迅那代具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一种迷信,是旧文化的象征,需要摒弃和破除。

但在这个家中,这件事显然得到了默许。而这种对待旧文化的态度,在后面三位老派书生商量给报社送征文题目时,在情节上获得了延续,在内涵上获得了延展。

这样一个开头,区区61个字(或56字,不同算法),字字珠玑,看似平常琐碎,烟火气十足,却为后面的许多情节、细节与象征含义埋下了引爆的线索。 (更多…)

雅歌的翻译:庭院深深深几许?/张晓丹

 

如果说约伯记和传道书更新了箴言的传统智慧,雅歌则是恢复了诗篇后诗歌语言的初心,当得起它“歌中之歌”的称号。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里说,自然中最精美的品质,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照看。<1> 鲜灵的果和轻盈的花,需要温柔细致的手感来保持它们的娇嫩;翻译雅歌,在另一个语言体系里里传说它的至美,亦需如此。

一.翻译即选择

正如白菜烧豆腐最考较大厨功夫,最有表现力的诗歌也常是用字最少的。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写于一战时的“晨曦”(Mattina),见证了壕沟里的士兵熬过又一个长夜、忽被晨光照亮的那刻。<2> 如同雅歌,它可抽象为对本体的关照,也可用于属灵生命的静思。对爱诗的人来说,这首极简约的诗是无法亦无须翻译的。因为语义虽然可以转化,然其至为震撼的源初时刻或言外之意,却如羚羊挂角,化于字外。唯有将这七个音节、两个词放自家心上,慢慢咀嚼,深深涵泳,或可使拱卫其文字的留白,借我此时此地的鲜活而重现其所蕴的宏大深远。实在的说,“照亮”的意义须得出现在我心眼里,而非两个词的语义中。

 

 

翻译即选择,凡有选择就有放弃,因此意大利谚语说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即背叛者”)。比如,虽然我的译文试图传递从题目(Mattina也可写作Mattino)开始的押韵、每行3-4的音节数和那令人窒息的震撼,但对原诗柔和圆融的韵脚o所表达的、被晨光拥抱的温暖感觉,却是无能了。

雅歌的翻译也是如此。学者奥尔特(Robert Alter)数十年劳作,终于近来结束他翻译旧约的工程(The Hebrew Bible: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在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专访中,他以英王钦定本(KJV)作对比,强调诗歌翻译的忠实不止于语义的对等,更需传达原诗的味道。他举的一个例子正是雅歌1:13a。<3> 这个诗句的音声婉转与意思里的缠绵相和,比如一重叠音(-ôr)似乎渗透出香囊里末药的丝滑,一缕尾韵(-ı̂)袅袅地将爱人与我交织,而以-ên和-ı̂n组成的夹心巧克力,则圈起那叫爱人沉醉不知归去的所在。 (更多…)

百年之后的致敬/张鹤

 

2012年底,我有幸受邀参与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新汉语译本”圣经旧约部分经卷的润饰与审阅工作。此前不久,“新汉语译本”圣经新约历时16年的翻译和审校后出版。

这套新译本的翻译目标是力求忠于原文的信息、表达方式与感情色彩,又贴近生活,用语明白晓畅。<1> 其翻译原则尤为强调忠实性,特别体现于译文在符合汉语语法并传递无歧义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脉络标记和词序安排,如重复的字词、同源词的布置、功能词的运用,以及句子、段落、章节中首尾呼应的修辞手法,递进、反转或交叉叙事的逻辑关系等。为了使译文既符合原文含义,又能让读者了解原文存在的语词或段落的内在脉络与暗示,还增加了译注,以方便读者阅读时自行查考、研读经文。

其翻译过程分为5个步骤 <2>,分别是:

1. 翻译初稿:由原文学者从原文圣经翻译初稿,撰写脚注;

2. 语文润饰:中文专家润饰译文,交译者修订;

3. 内部审校:内部审阅小组仔细校读,送特约专家审阅;

4.整合修订:译者整理各专家意见,修订译文和脚注,再交中文专家润饰;

5. 审批通过:专家主任最后审批译文。

我当时参与的工作有两部分:2012年底至2013年初,作为特约专家之一对已经修订完成的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进行文字审阅;2013年2月开始至2018年1月,以中文专家身份与一位希伯来语学者配合,对6卷历史书(《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5卷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部分、《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3卷智慧书(《诗篇》部分、《传道书》、《雅歌》)的直译经文进行初步润饰,并参与部分经卷的再润饰。

在讨论方式与时间安排上,我与希伯来语学者在京港两地,通过现代通讯QQ和微信语音进行网上交流,每次集中对读和研讨直译的经文40句(如果出现疑难句式,会适当减少当天的讨论经句,按顺序延期),线上讨论每次不超过180分钟,以保证精神状态始终专注、活跃和饱满。

按照工作步骤要求,我会在希伯来语学者翻译过的经文基础上进行初改,而后,我们将对照其他中文和英文版本就每一句初改后的经文进行对读、盲听和再改,就字词的选用、句式的安排、语法规范、字句原义与语境及风格色彩等进行细致讨论,形成一个初步的定稿,提交给内部审阅小组。我们选用的对读版本包括官话和合本、官话和合本修订本(简称和修本)、新译本、吕振中本(简称吕本)、思高本、当代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等7个中文版本,YLT(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扬氏直译本)、NRSV(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新修订标准本)和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新国际版)等3个英文版本,以及《CBOL原文字典与原文解析》提供的原文直译。

在版本对照和确定译文的过程中,除了前面提供的翻译原则,还有一条补充就是尽量避开与其他中文版本之间的重合,这既涉及到版权问题,也是对新汉语译本的直译方案是否能够有效推行的一种检验。

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多数中文译本的文字表达都容易绕过,唯独官话和合本的翻译表达很难绕过。虽然“归结来看,和合本大约有4000多处的不足”,许多是因“当时,和合译本采用的底本主要限于其他英文译本,也以希腊文新约作参考,而且那个时候科技仍很落后,限于手工技术,排版校对易出错误” <3> ,但若论及各圣经译本对原文之忠实、选词之准确、用字之典雅以及影响力之巨,和合本的地位至今仍难以超越。

仅举二例。 (更多…)

狄考文与新约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丁祖潘

 

一  初到登州府

1864年1月15日,经过6个多月的艰苦航行,28岁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携妻子狄邦就烈(Julia Brown Mateer,1838—1898)终于抵达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府的传教点,开始其长达45年的在华传教生涯。<1>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一年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并非无足轻重。在美国,此前一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Gettysburg Campaign)将美国内战的主动权转到北方军手中。1864年初,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计划向南方军发动攻势。而在中国,从狄考文一行抵达登州府当日算起,再过半年,清军将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

19世纪60年代,直接影响基督教在华传教工作的事件,莫过于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北京条约》。该条约除了承认两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之外,还允许在华旅行的外国人在中国自由租用或购买土地并在其上建房居住,中国教徒的信仰受政府保护。<2> 这些条款促进了基督教在华广泛传播,同时也为后来的民教冲突埋下了隐患。登州正是应《天津条约》而增开的通商口岸之一(因港口条件不佳,后改为烟台)。

1861年,美国南方浸信会海外传教士委员会(Foreign Missionary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在登州府设立第一个新教传教点,美国长老会差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紧随其后也于当年五月来到登州府,却发现难以在当地立足。<3> 其实,早在1838年,美国长老会就已开始派遣传教士来华,积极参与翻译圣经和创办学校,开展福音布道,最初的传教点设在广州和浙江境内。<4> 后来,美国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夫妇、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1829—1895)夫妇先后从南方北上到达登州,加强了长老会在当地的传教力量。

等狄考文在登州上岸时,这座拥有7万多人的港口城市,已经在上述两个差会的组织下建立了传教点,但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摆在狄考文面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当地人特别是文人学士(literati)对外国传教士充满敌意。三年前,登州城遭到捻军破坏,两名浸信会传教士被杀。当地人怀疑外国传教士向井水投毒、行巫术。后来霍乱流行,有些传教士在给中国人治病时被感染而离世。这样,能够接待狄考文夫妇和同行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1835—1920)牧师夫妇的当地长老会同工,只剩下梅理士牧师一家。<5>

在今后的四十年中,狄考文将主要在登州布道、教学、写作、翻译圣经、制造机械部件等等,展开他那有如企业家一般奋斗不息、勤勉不倦的非凡事业。<6>

1864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许可以和狄考文生命后期服侍重心转向翻译圣经产生关联。美以美会差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在这一年致函全国新教差会,称在华传教士已达成共识,以中国通用语言(general language)重新翻译一部一致的和标准的(one uniform and standard)圣经译本,因为“神的话语以同一种语言却以不同的译本流传所引起的弊端之多,已令所有基督徒深为痛惜”。<7> 该信函还提到,欧美各在华圣经公会和差会在此问题上意见明显对立,要达到这一目标将面临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故此,全体在华传教士应采取一致行动,克服不同译本之间存在的难题。 (更多…)

1919年前后中国的多重景象:五四运动,和合本圣经,及其它/许宏

 

当局查封了一家学校,并驱逐了其校长。当局认为,此学校及其校长从事反对当局的活动。

1919年6月6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一则有关中国的新闻。

这里的当局,是在1914年联合英国战胜德国而占领青岛的日本军队。那所学校,为美国北方长老会开办。

这则于1919年6月4日发自北京的消息篇幅不长,并没有告知此学校及校长的名字,却提供了该事件所在的背景:包括抵制日货在内的反日活动正在那时的中国各地蔓延。报道特别提及,在广州,售卖日货的店铺遭到了攻击。

该短讯接着以当时中国总统的一个举动作为结尾。徐世昌(1855—1939)通过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向即将在美国召开的传教士纪念大会发出书面致辞,强调圣经在中国具有的道德价值。

这个结尾看起来与日本查封青岛的美国传教士学校没有直接关系,却折射出那时的中国政府与美国传教士的某种关系,或间接表达了《纽约时报》对于美国在中国传教士学校被日本关闭的某种态度。

作为补充,在此报道的后面,是《纽约时报》转载的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于6月4日发自北京的消息。读者可以从中进一步得知,蔓延在当时中国的反日活动是由于北京的学生抗议运动促发的,那时的教育总长及次长都已辞职,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已在北京展开。<1>

对于生活在2019年的中国人,一百年前的这则《纽约时报》新闻读起来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其中所说的反日活动,很容易让人想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然而,青岛的美国传教士学校被日本关闭、中国总统致信美国传教士大会,显然不属于中国人对于1919年的惯常印象,这些事件在2019年似乎仍然具有某种新闻的意味。

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是百年来关于1919年中国的流行记载所塑造的。提起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早已成为条件反射式的标签。而北京天安门前手举“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标语的游行学生,以及“火烧赵家楼”的图景,则大约是代表那个标签的首要形象。<2>

标签式的形象往往便于记忆,却容易牺牲标签所难以替代的真实本身。关于“五四运动”,无论是狭义上的“五四事件”,还是广义上的“新文化运动”,都有诸多细节需要面对。而至于“五四事件”所在的1919年,以及“新文化运动”所处的1919年前后,也不是这个事件和运动所能代表的。 (更多…)

《世代》第7期卷首语/许宏

关于1919年的中国,最让人熟悉的印象显然不是本期《世代》封面照片记录的情景所能代表。

毕竟,提起1919年的中国,怎能不让人想起“五四运动”。在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普遍记忆中,1919年与“五四运动”早已成为彼此自然相连的现象。

不过,如此现象尽管听起来耳熟,能详却未必。生活于2019年的中国人,已经少有亲身经历过1919年中国的了。人们对于1919年中国的记忆多是来自于百年来那些流行的记载及评价。如果想对1919年及其前后的中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查找那些相对原始尤其是被埋没的材料兴许会带来助益。

此期《世代》封面所选图片并非拍摄于1919年。<1> 但是,照片中的人物及其未在其中的同道们翻译并修订的一本书却是在1919年的中国问世。相比同年的“五四运动”,此书的出版远没有在关乎近现代中国的主流叙事中留下显赫位置。然而,这不意味着该书的面世对于1919年及以后的中国人就没有任何意义。

某种程度上,有些中国人正是在对于狭义上“五四运动”(1919年的“五四事件”)和广义上“五四运动”(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百年来中国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才发现那本书与众不同的价值。而反过来,人们也可能透过那本书的启发重新看待“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中国史。

鉴于此,本期《世代》也就没有因为对于那本书的重视而忽视对于“五四运动”的考察。与这期封面相对的封底照片便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记录。<2> (更多…)

如何做研究:与西方学者交流 /《世代》

 

本期《世代》有文章初步考察了苏格兰启蒙与法国启蒙的异同,其中顺便提及苏格兰启蒙对美国建立的影响。

此期的整卷版本中,增加了一本有关苏格兰启蒙与美国诞生的入门读物封面。

称其为入门读物,乃在于这并非一本专著,而是一位美国商人出于个人兴趣对于他自己所在国家的来历做出的简要追溯。

罗伯特·伽尔文(Robert W. Galvin,1922—2011)曾在1959—1986年间担任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父亲是保罗·伽尔文(Paul Galvin,1895—1959),摩托罗拉的创立者。

保罗·伽尔文组建摩托罗拉的经历,让罗伯特·伽尔文对于美国的建立产生兴趣。

在这本小书中,罗伯特·伽尔文回忆,他曾邀请他的学者朋友帮助他和家人一起藉着晚餐聚会的时间学习讨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相关文献。 (更多…)

那个世代的朋友圈/《世代》

 

《世代》第6期的整卷版本[请点击这里下载:《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中,有些内容是之前的单篇版本没有分享的。

作为此篇题图的这幅画是其中之一。它从某种角度再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三个不同背景之人的相遇。

画面左侧站立者,被研究者们认为是萨克森作家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

左下方身着红色外衣者,为普鲁士犹太裔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

与门德尔松面对者,是苏黎世基督教会传道人犹翰·卡斯帕·拉瓦塔(Johann Caspar Lavater,1741—1801)。

而右边进门者,则被认为是门德尔松的妻子弗洛米特·古根海姆(Fromet Guggenheim,1737—1812)或仆人。

画面的重心,显然在中间偏左。那里的三人之间形成了有些紧张的三角动态关联。 (更多…)

从要有光,到要有启蒙/《世代》

 

在诸如“革命”、“变革”、”刷新“这样的意识形态流行的世界,人们容易将某个历史片段说成是与众不同的新时代。

相应地,人们容易将他们以为的新时代与之前的历史划清界线。那些被认为推动新时代到来的人,也就可能被看作是取代旧人的新人。

人们对于欧洲“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的描述常常落入这样的笔调中。

比如,1978年12月以来多次再版重印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启蒙运动”的定义就使用了类似的划分:

“❶ 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等。❷ 泛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75页)

如此看待“启蒙运动”的方式在中文世界以外的地方也不罕见。实际上,正是来自现代西方世界的那些流行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文世界对于“启蒙运动”的普遍印象。

在西方内部,其实有着对于“启蒙运动”的各样记述。《世代》第6期部分体现了其间的不同。本期封三推荐的这本于2018年问世的文集便是其中之一:

安东·马替岑(Anton M. Matytsin,1985—)、丹·埃戴尔斯坦(Dan Edelstein,1975—)合编,《要有启蒙:理性的宗教及神秘主义渊源》(Let There Be Enlightenment: The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ources of Rationality),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