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圣师托马斯・阿奎那的胜利》。阿奎那位于柏拉图（右）与亚里士多德（左）之间。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1421—1497）绘于1471 年。现藏于巴黎卢浮宫。]

译/魏峰

最近，有人让我选出在所有时代中我最喜欢的神学家。我很快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和爱德华兹。接着对方让我根据他们才华的出众程度打分。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比让我比较棒球明星贝比·鲁斯（Babe Ruth，1895—1948）和米奇·曼托（Mickey Mantle，1931—1995），或者橄榄球明星强尼·尤尼塔斯（Johnny Unitas，1933—2002）和丹·马里诺（Dan Marino，1961— ）。

如何给基督教世界这几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排名呢？学者们往往在风格和范围上各有不同。他们智慧光芒的耀眼程度就如北斗七星。路德的思想并不系统，但他所展现的惊人洞察力、震撼人心的思想片段，改变了教会历史的进程。加尔文拥有善于构建体系的头脑，他对神学的全面把握前所未有。奥古斯丁无疑是教会历史上头一千年里最伟大的神学家。虽然他的思想前后矛盾之处有目共睹，但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没有巨人的肩膀可以依靠。相反，后来的巨人（以及一些侏儒）都站在了他的肩膀上。

尽管流行的做法是，将阿奎那和奥古斯丁作对比，认为两者分别遵循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不同道路，但重要的是要记住，阿奎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奥古斯丁。阿奎那引用奥古斯丁的话很可能比引用其他任何神学家都要多。加尔文最常引用哪位神学家的话？奥古斯丁。路德是一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爱德华兹有时被称为新奥古斯丁主义者。

这些思想家都明显深受奥古斯丁的历史性影响，正因如此，希波主教在璀璨夺目的神学家殿堂中始终占据着特殊地位。但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发问：谁最耀眼？谁的头脑最敏锐、最犀利、最具洞察力？我就会被逼到陷入两难之境。爱德华兹和阿奎那两人的智慧最令我生畏，我无法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二者择一，就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选出一位。据说，在哲学领域，笛卡尔、洛克、休谟、康德、维特根斯坦等人后来取得的所有成就，不过是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添加一连串注脚。

那么谁最杰出呢？

托马斯·阿奎那值得我致敬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把托马斯·阿奎那的名字推到前台，这个问题就无法提出来。而且我知道他值得我致敬。

那些为历史所铭记的人，往往会获得他们从未追求或觊觎的殊荣或头衔。阿奎那就是这样的人。在授予他的众多头衔中，“天使博士”（D.A.）学位尤其引人注目。我们熟悉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和文学博士的学位和头衔。我们有哲学博士（Ph.D.）、荣誉神学博士（D.D.）、医学博士（M.D.）和神学博士（Th.D.）。但只有托马斯·阿奎那一人享有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的称号。

托马斯日后会成为“天使博士”，这在他的同窗学友看来并非显而易见。他的体格不像人们印象中典型神学家的体格。人们通常认为，学者理应符合体弱多病、身材矮小且离群索居的形象，由于长期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身体发育不良。托马斯·阿奎那却不是这样。他高大壮硕，皮肤晒得黝黑，脑袋也很大。无论是他那魁梧的身躯，还是他那超群的才智，他都比同伴们高太多了。他年轻时的外表非常笨拙，被同伴戏称为“西西里的大哑牛”。

按照历史学家最可靠的估算，阿奎那出生于1225年年初，出生地在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座贵族城堡。他是阿奎诺的兰多尔夫（Landulf of Aquino）伯爵和西阿特的狄奥多拉（Theodora of Theate）的第七个儿子。

他早年的经历显示出种种迹象，表明上帝的眷顾始终伴随着他的人生。他在童年时期就显露出对神学的强烈偏好。年仅五岁——在这个年纪，今天的孩子们往往会目不转睛盯着电视机，沉迷于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他就被安置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修道院，献身修道生活。在那里，他思索着那些新兴的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此后一生都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托马斯的父亲为他早熟的儿子制定了宏伟的计划。兰多尔夫伯爵深深卷入了皇帝和教会领袖之间的政治阴谋，他想为儿子谋求修道院院长的头衔。托马斯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他效法主的榜样，说道：“听从万灵的父，使我们得生，强如听从我们肉身的父母。”托马斯决心通过追求智识生活来侍奉上帝。一种近乎偏执的激情，驱使他去回答这个问题：“上帝是什么？”

十四岁时，阿奎那离开了卡西诺山的本笃会修道院，被送到那不勒斯的文科学院（Faculty of Arts）学习。在那里，他受到道明会修士的影响，并于1244年加入他们的修会。阿奎那的父母对此很不高兴，当道明会总会长（Dominican General）打算送他去巴黎大学时，他们就更加气愤了。托马斯在途中被他自己的兄弟们绑架并强行带回家。他被自己的家人囚禁了一年。在此期间，他拒绝脱下修士袍，并且每天殷勤地遵守所属修会的教规。他的热忱极具感染力，以至于他的妹妹也归信了，他的母亲也深受感动，就像圣经中的利百加一样，她帮助儿子从窗户逃走。

托马斯前往巴黎，在那里初次受教于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阿尔伯特之于阿奎那，就如苏格拉底之于柏拉图。阿尔伯特将自己渊博的学识倾授给这位最优秀的学生，并像父亲那样关爱着他的学术之路。当圣托马斯去世时，阿尔伯特悲痛万分。此后，每当在阿尔伯特面前提起托马斯的名字，他总会感叹道：“他是这世间的芳华和荣耀。”

在巴黎学习了三年之后，阿尔伯特带着托马斯在科隆创办了一所学院。1252年，托马斯回到巴黎。1256年，他获得了在神学院授课的执教资格。1259年，阿奎那前往意大利，在附属于罗马教廷的宗座学院（studium curiae）教授神学，直至1268年。1268年，他再次回到巴黎，开始着手处理当时一场重大的论争，就是与阿拉伯哲学的论战。1274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世（Pope Gregory X）召见了他，让他协助参加里昂公会议（Council of Lyons）。在旅途中，托马斯的使命被天使们打断了——他们来接他们的“博士”回家了。阿奎诺的哑牛结束了他在地上的事奉，时年四十九岁。

他讲道，他们哭泣

托马斯·阿奎那最为人熟知的头衔是“圣徒”。尽管新教徒往往会按照新约的用法，将“圣徒”一词用作任何信徒的同义词，但有时即使最为热忱的新教徒，也会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在属灵层面达到更高成熟度的人。在罗马天主教中，这个头衔是由教会授予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极少数人，他们达到了被认为超越一般宗教职责所要求的敬虔程度。

当我们想到阿奎那时，首先映入脑海的通常是他那非凡的学术禀赋。他的确才智出众，但他这方面的卓越不应掩盖他作为一个人的属灵力量。我们可能会猜测，他被封为圣徒仅仅是由于他的智识贡献，但历史记载却否定了这种想法。托马斯作为一位属灵领袖，其超卓程度丝毫不亚于他在神学方面的敏锐洞见。

在阿奎那去世后的五十年内，教会对他的个人生活和教义进行了细致调查。很早就出现了针对阿奎那教导的激烈反对，人们还诋毁对他的纪念。但在1323年7月18日，教宗约翰二十二世（Pope John XXII）在阿维尼翁（Avignon）宣布托马斯为圣徒。教宗这样评价阿奎那：“仅托马斯一人，就比其他所有神学家更为照亮了教会。”

现代神学家兼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渴望在20世纪的教会中重新唤起人们对阿奎那的高度重视。在他那本名为《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书中，马里坦重述了关于阿奎那属灵能力的传统故事，并列举了几件围绕这位圣徒发生的所谓神迹轶事。据说，尽管托马斯在神学辩论中言辞激烈，但他却能以平静谦卑的态度忍受人身攻击。马里坦讲述了如下故事：有一天，一位修士兴高采烈地喊道：“托马斯修士，快来看会飞的牛！”托马斯修士探出窗户往外看。那位修士哈哈大笑。而这位圣徒对他说：“相信牛会飞，总比相信一位修士会撒谎好。”

在圣托马斯封圣程序中被传唤作证的证人，形容他“说话温柔、和蔼可亲、乐观开朗、和颜悦色、心地善良、行为慷慨；非常有耐心、极为谨慎；浑身散发着仁爱和温柔的虔诚；对穷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倘若我们仔细检视这些美德，就会发现它们正是新约圣经中所称圣灵果子的德行录。

圣托马斯也是一位有恩赐的传道人。有时，他在讲道中会深受感动，不得不停下来哭泣。在那不勒斯的大斋节系列布道中，他不得不停下来，好让会众有时间从哭泣中缓过神来。

火热的祈祷

然而，正是圣托马斯的灵修生活，引发了传记作家们的兴趣。托马斯去世后，他的弟子雷金纳德（Reginald）立即回到那不勒斯并宣称：

我师傅还活着的时候，不让我透露我目睹的那些奇事。他把自己的学识归功于祈祷的力量，而不是头脑的努力。每当他想要学习、讨论、教学、写作或口授时，他首先会找个私密的地方祈祷，在上帝面前哭泣，以便在真理中探寻神圣的奥秘……他会走到祭坛前，在那里哭泣，发出阵阵呜咽，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写作。

托科（Tocco）也给出了类似证词。他这样评价阿奎那：“他祈祷的恩赐出类拔萃；他随时把自己提升到上帝面前，仿佛没有肉身的束缚。他几乎没有一天不会陷入忘我的出神状态。”

每天都“陷入忘我的出神状态”，这可不是我们对那些专注于抽象研究的学者和哲学家所期待的日常状态，尤其是对于像阿奎那这样致力于追求逻辑推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圣托马斯充满热忱的祈祷习惯臻于至境，因为有人宣称他在祈祷时曾经经历神迹般的造访（编按：比如上帝、天使或圣徒显现）。类似的事件会让归正神学的神学家们难以置信，而我们在提到这些记述时，也会带着我们这一行（编按：即神学研究领域）应有的保留态度。马里坦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作为天主教关于“托马斯圣徒传”的一部分：

还有一次，是圣徒们来帮助他撰写《以赛亚书》的评注。当时有一段晦涩的经文难住了他；他禁食祈祷了很长时间，希望能理解这段经文的含义。一天夜里，雷金纳德听到他在房间里跟人说话。等谈话声停止后，托马斯修士叫他，让他点上蜡烛，并拿来那本关于《以赛亚书》的手稿。接着，他口授了一个小时，便让雷金纳德回去睡觉。但雷金纳德却跪倒在地，说道：“除非你告诉我今晚与你长谈的那个人或那些人的名字，否则我不会站起来。”最后，托马斯修士流下了眼泪，并以上帝的名义禁止雷金纳德在托马斯自己生前透露此事。托马斯承认是使徒彼得和保罗前来教导他。

另一件事发生在巴黎，当时托马斯正在讲授圣餐礼（Eucharist）。当他走向祭坛时，教友们突然看见基督就站在他面前，还听见基督大声说：“关于我身体的圣事，你写得很好，妥善而忠实地解决了向你提出的那个问题，就世人在尘世间所能理解和凭人力所能确定的程度而言，你做得很好。”

像雅克·马里坦这样严谨的哲学家，将诸如此类的事件当作纯粹的历史事实来记述，这本身就证明了阿奎那的属灵力量，不仅对他同时代的人，也对他后世的追随者都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关于圣托马斯的一则轶事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经历了一次强烈的神秘体验，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著述。我们再次引用马里坦对这件事的描述：

1272年复活节后，托马斯修士回到意大利，参加了在佛罗伦萨举行的道明会总会会议（General Chapter），随后又前往那不勒斯，继续在那里讲学。有一天，1273年12月6日，当他在圣尼古拉斯礼拜堂举行弥撒时，他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那一刻起，他停止了写作和口授。那么，难道他要让包含三十八册（treatises），三千题（articles），一万则质疑（objections）的《神学大全》半途而废吗？正当雷金纳德为此抱怨的时候，他的师傅对他说：“我不能再写下去了。”但雷金纳德坚持要他继续。“雷金纳德，我真的不能再写了；一些事情启示了我，让我觉得我以前所写的一切，在我看来都如草木禾秸。现在，在我的著作停笔之后，我在等待生命的终结。”

此后，托马斯·阿奎那再也没有写作。在他人生最后的旅程中，他请求人将他带到圣母修道院。临终之际，他请求领临终圣体（Viaticum）。当他看到祝圣后的圣体时，他仆倒在地，大声喊道：

我领受你，我赎罪的代价……我尘世旅程的临终圣体，为爱慕你，我钻研、警醒、劳作、布道和教导。我从未说过任何违背你的话；倘若我说过，那也是出于无知，我不会固执己见，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都交予罗马教会来纠正。正是在对教会的顺从中，我离开此世。

卓越的教会圣师

在神学领域，获取荣誉头衔和地位有着一种奇特的发展历程。一名刚入学的新生最初不会有任何头衔，只是以自己的本名开始求知之旅。当他大学毕业时，有些人可能会称他为“先生”（Mister）。当他从神学院毕业并通过按立考核后，他会被授予“牧师”（Reverend）或“神父”（Father）的头衔。如果他继续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就会被称为“博士”（Doctor）。要是他有幸在某个学院谋得教职，那他还得等待晋升为教授，然后他才能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令人垂涎的“教授”（Professor）头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他真的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因其学识而声名远扬，他将获得最高的荣誉，那就是人们只以他的名字来称呼他。我们通常不会说“巴特教授”、“加尔文博士”或“孔汉斯教授”。神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往往是以他们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我们会说巴特、布尔特曼、布龙纳、孔汉斯、加尔文、路德、爱德华兹和拉纳。一个人似乎只有当他的头衔回到了起点，也就是只用他自己的名字被称呼时，才算真正取得成功。

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这种奇特的发展历程，在给予阿奎那的名誉头衔上达到了顶峰。人们不仅通过他那著名的姓氏来认识他，而且在神学和哲学领域，他的名字（托马斯）也广为人知。没有人会说阿奎那主义（Aquinasism）。我们会说加尔文主义、路德主义、奥古斯丁主义，但对于阿奎那，我们说的是托马斯主义（Thomism）。只要提到“托马斯”这个名字，每一位神学学者都知道我们说的是谁。

想想世界上曾有过的所有叫托马斯的人吧。甚至想想那些在基督教世界里颇有名气的“托马斯”们。比如有“多疑的托马斯（多马）”、托马斯·肯培（Thomas a Kempis）、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叫托马斯的人。但只有一位神学巨人，只要一提到“托马斯”这个名字，人们立刻就能认出他来。

1879年，利奥十三世在罗马发布了一则教宗通谕，盛赞托马斯·阿奎那做出的贡献。利奥宣称：

托马斯·阿奎那远超其他经院神学家，堪称他们的导师和领袖。卡耶坦（Cajetan）曾对他作出过非常贴切的评价：“他对古代神圣的神学家们怀有极高的崇敬，以至于可以说，他完全理解了他们所有人的学说。”托马斯将这些神学家们的教义汇集起来，就如同将散落的肢体组合成一具完整的身躯，并将它们塑造为一个整体。他把它们安排得如此奇妙，又做了如此之多的补充。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被视为大公教会独一无二的捍卫者和荣耀。他的心思才智容易受教而敏锐，记忆力敏捷而持久，生活极其圣洁，且只爱真理。他在神学和人文学识方面都极为渊博，故而被比作太阳，因为他以自身圣洁的火焰温暖了整个世界，又以自己教义的光辉照亮整个大地。哲学各个领域，无一不被他以敏锐且坚实的方式进行过深入探讨。

本笃十五世颁布的教会法典，要求天主教学校的教师“在理性哲学和神学研究的各方面，以及在这些学科中学生的培养方面，都要按照天使博士的方法、教义和原则，并虔诚地持守之”。由此，托马斯主义在教会中被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学地位。托马斯超越了“天使博士”的范畴，跻身教会卓越圣师（the Doctor of the Church par excellence）的领域，成为信徒公认的圣师。

什么是托马斯主义？

那么，与阿奎那的名字相关联的托马斯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哲学呢？托马斯主义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神学呢？托马斯本人主要是一位护教家还是一位神学家呢？他是一位依据圣经进行思考的思想家，或是一位思辨型学者，只是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为其异教哲学施洗？这些都是听到托马斯这个名字时会引发的一些问题。

20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的学者们重燃对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兴趣。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的托马斯主义者与福音派新教徒之间的分歧也日益加深。如同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将新教视为所有现代异端邪说以及对真理歪曲的根源一样，现代福音派信徒也把托马斯的学说看作令真理泉源变苦的毒药。

新教护教家诺曼·盖斯勒（Norman Geisler）（他在重大问题上支持托马斯）喜欢打趣说：“福音派的新主题曲是‘老阿奎那应该被遗忘，永远不要想起他’。”另一方面，已故的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1912—1984）对圣托马斯提出了尖锐批评，他在托马斯的学说中看到了世俗人文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托马斯对自然神学的发展，其中孕育出世俗哲学的大宪章（magna charta）。托马斯将哲学从神学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哲学获得了自主。一旦哲学实现自主，与启示分离且不受其约束，它就会插上自由的翅膀，飞到任何它想去的地方。自从阿奎那把这只鸟儿放出牢笼，它就公然向信仰发起挑战。哲学不再被视为神学女王的婢女，而是她的对手，甚至可能成为她的毁灭者。

对阿奎那的这种评价，在新教的某些圈子中遭到了抵制。但这场争论仍在继续。就我而言，我相信新教教会对圣托马斯亏欠良多，应重审他所做出的贡献。我提醒我的福音派朋友们，当圣托马斯为自然神学的地位辩护时，他主要援引的是使徒保罗和《罗马书》第一章，以为其经典依据。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位基督徒都深深受惠于圣托马斯。要理解他的贡献，就必须了解他写作时所处的历史背景。要公正地解读任何过去或现在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试图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他那个时代，哪些突出的议题至关重要？主要的争议是什么？”例如，我们知道，在整个教会历史上，神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严重异端威胁的推动。正是异端马吉安（Marcion）的出现，使得教会有必要确定圣经的正典。正是阿里乌（Arius）的异端邪说，引发了尼西亚大公会议。正是聂斯脱里（Nestorius）和欧迪奇（Eutyches）对真理的曲解，使得召开迦克墩大公会议成为必要。一直以来，争论之炽烈就如一口坩埚，神学的真理借此变得更加明确清晰。

把圣托马斯从他的“教条主义迷梦”中唤醒的是当时教会所面临的威胁。这场威胁是基督教世界不得不承受的最严峻挑战之一。鉴于我们当今西方世界的状况，我们有点难以想象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在13世纪，正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和迅猛扩张对基督教构成威胁。我们对这种威胁的认知，往往局限于十字军东征记载中那些更富传奇色彩和冒险元素的部分。胸前佩戴着十字架的骑士们扬鞭策马，要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这听起来确实有某种浪漫色彩。

圣托马斯也试图解救圣地。只不过他所构建的圣地之墙，是由哲学的灰浆筑成的。他的长矛是他手中的笔，而他的盔甲则是修士服。对托马斯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思想之战，一场概念之争。

当时，伊斯兰哲学在伊斯兰教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实现了非凡的综合。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强大范畴，成为两位伟大的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es）和阿维森纳（Avicenna）思想武器库中的有力武器。

伊斯兰哲学家创立了一套思想体系，称为“整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integral Aristotelianism）。由此衍生出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双重真理”的概念。双重真理论允许某些观点于同一时间在哲学上是正确的，而在神学上却是错误的。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阿拉伯哲学家们做到了连学童们虽普遍渴望却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鱼和熊掌兼得”。

“鱼和熊掌兼得”所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我想得到鱼，我就不能保住熊掌。但如果我想保住熊掌，鱼就没了。我无法同时保住两个无法兼容的东西。这看起来很简单。然而，哲学家就像律师一样，往往具有惊人的能力，能把简单的事情变得极其复杂，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可以超越“鱼和熊掌兼得”的困境。更糟糕的是，他们往往辩才无碍，能让别人相信他们的这套说辞。

把“双重真理”这一概念转换成现代的范畴，大概会是这样：一位基督徒可能会在周日努力相信，自己是一个由神的主权、有目的的行动，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受造物。而在这周剩下的时间里，他又相信自己不过是宇宙的一个偶然产物，一个从原始汤（slime）中偶然诞生，逐步发育成熟的微生物。然而，到了周三，他会采取一种不同的立场。周三是“双重真理日”。在周三的祷告会上，这位基督徒试图同时相信这两种观点。每周有一天他会让自己陷入“智识上的精神分裂症”（intellectual schizophrenia）。他试图去相信并生活在自相矛盾中。如果他享受这种游戏，他可能会争取将这种状态延长到整个周末，直到他获得最终的“幸福”——在精神病院获得永久居留权。

阿奎那不仅关心保护基督教会免受伊斯兰教的攻击，还关心保护人类免于陷入智识自杀（intellectual suicide）的境地。他坚持认为所有真理都是相互连贯一致的（coherent）。现实在根本上并不是混乱无序的。在哲学上是正确的东西，在神学上也必定是正确的。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东西，在宗教方面也一定是正确的。真理或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同的学科可能有各自专门的研究领域，但阿奎那坚持认为，所有的真理最终都会殊途同归。

阿奎那的这一核心原则，预设了一些相当基本却至关重要的公理。它基于先前的结论，即存在一位上帝，且这位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全（universe）。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特征是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在上帝主权的创造和掌管中，找到了其最终的统一性。“宇宙”（universe）一词和“大学”（university）一词，都来自“统一性”（unity）和“多样性”（diversity）这两个词混合而成的概念。

双重真理论从原则上破坏了“宇宙”这一基本概念。宇宙变成了一个没有终极和谐或凝聚力的多元宇宙（multiverse）。最终就是混沌。而真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变得不可能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随意接受，每一天都变成了“双重真理日”。

弗朗西斯·薛华对圣托马斯最严厉的指控之一，就是声称托马斯将哲学和神学分割（separated）。从其他地方也能听到这种指控，即托马斯将自然和恩典分割开来。薛华哀叹道，自阿奎那的著作问世以来，哲学已从作为科学女王（神学）的婢女角色中解放出来，如今已成为神学的主要对手。

神学家的特长是能够进行细致的区分。神学家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区分之一，就是区分“区分”（distinction）和“分割”（separation）。（这种区分会让人头痛不已。）区分事物与分割事物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差异。我们区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但如果我们把它们分割开，我们就会死亡。我们区分基督的两种本性，但如果我们把它们分割开，我们就会陷入严重的异端邪说。

阿奎那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把哲学与神学、自然与恩典分割开来。而这恰恰是他所努力抗争的问题。双重真理论将自然和恩典分割开来。这种分割正是阿奎那所要消灭的恶龙。阿奎那关心的是区分哲学和神学、自然和恩典，而不是把它们分割开。他是来埋葬阿威罗伊（的思想）的，而不是来颂扬他的。

阿奎那始终坚持认为，从根本上说，自然与恩典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他的立场是，恩典不会破坏自然，而是成全自然。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内容，并不会取消他在自然中所启示的东西。诚然，圣经所启示的内容，增加了我们从对这个世界的研究中所能收集到的知识，但它并不会与之相矛盾。

托马斯教导，在自然中可以发现某些真理，而这些真理在圣经中是找不到的。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我们无法在圣经中找到血液循环系统的设计蓝图。《历代志下》没有告诉我们微型芯片计算机。另一方面，科学永远不能告诉我们三位一体或上帝的救赎计划。圣灵在人灵魂重生中的工作，用显微镜或X光机是检测不到的。

圣托马斯只是在陈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即我们从自然中学到一些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也从圣经中学到一些自然无法给予的东西。这两种信息来源从根本上来说绝不会相互矛盾。如果它们看上去相互矛盾，那么我们头脑中就该响起警报，提醒我们在某个地方犯了错误。要么是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有误，要么是我们对圣经的阐释有误，或者两者皆错。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真正激怒许多现代福音派人士的是托马斯接下来说的话。托马斯坚称，除了能从自然中获取的特定信息以及仅在圣经中找到的信息之外，还有一个知识重叠的领域。存在一些托马斯称之为“混合论题”（mixed articles）的真理。所谓“混合论题”指的是既可以通过自然，也可以通过恩典学习的真理。

在这些“混合论题”中，最具争议的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显然，圣经教导我们有一位上帝。然而，阿奎那认为，大自然同样也教导我们有一位上帝。因此，可以说存在一种自然神学。自然神学意味着，从自然中可以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

自然神学以及从自然中得出上帝存在的证明这一问题，在20世纪争论不休。例如，我们还记得在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与埃米尔·布龙纳（Emil Brunner，1889—1966）的辩论中，巴特严词拒绝自然神学。一般意义上的神学，特别是福音派神学，对自然神学会有激烈反应，将其视为希腊哲学对信仰领域的入侵。在我们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某种形式的信仰主义（fideism）。信仰主义的字面意思就是“唯信主义”（faithism），即坚持认为只有通过信心才能认识上帝。上帝的存在不能由哲学来确定。自然（本性）不会产生神学。诸天可以述说神的荣耀，但惟有借着信心的眼镜，才能看见这样的荣耀。

托马斯诉诸圣经为自然神学辩护。他小心翼翼地提醒当时的基督徒，圣经不仅教导我们有一位上帝，而且同样是这部圣经也教导我们，圣经并不是关于上帝信息的唯一来源。圣经清楚明白教导人们，事实上，人不仅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上帝在自然中的自我启示证明了他的存在。托马斯只是提醒教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所详细教导的。

当现代福音派信徒完全拒绝自然神学，采取唯信主义的立场时，他就会背负阿奎那曾被指控的罪名，即分割了自然和恩典。

这里的危机是什么？

阿奎那明白，堕落之人会不断试图利用哲学和科学的工具来反对圣经的真理。然而，他拒绝将自然拱手让给异教徒。他拒绝对哲学和科学妥协让步。唯信主义是一种退缩策略。它躲在信仰的堡垒后面，把理性拱手让给异教徒。唯信主义以最糟糕的方式，把自然和恩典分割开来。教会变成文化上的退出者（cultural dropout），寻求一座基督徒隔都（Christian ghetto）的庇护所。教会试图为进行敬拜、祈祷、查经之类的活动保留一个安全空间，但与此同时，艺术、音乐、文学、科学、大学以及哲学，都被拱手让给了异教徒。如果有一位基督徒碰巧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人们会礼貌地要求他遵循双重真理的标准。就如同一位无法确定光究竟是波（wave）还是粒子（particle）的科学家一样，他会被要求相信光是一种“波粒子”（wavicle），或者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相信光是一种波，在周二、周四和周六相信它是一种粒子。（当然周日休息。）

我们敏锐地意识到，当今的教会在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冲击下已步履蹒跚。很少有哲学家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上帝的真理服务。今天也几乎没有科学家将自己的任务视为“追随上帝的思想而思考”。世俗大学不会温和地培养基督教信仰。流行音乐排行榜对推进上帝的国度几无帮助。现代艺术和文学也没有传达出圣洁之美。难怪教会想在远离文化战场的地方寻求一个安全的慰藉之所。

我们需要一位阿奎那。我们需要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会为了安全而放弃真理。我们需要愿意与世俗主义者竞争、捍卫基督及其真理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阿奎诺的“哑牛”是一个英勇的榜样。

^*本文最初发表于《蒙拣选的器皿：十位杰出基督徒的肖像》（Chosen Vessels: Portraits of Ten Outstanding Christian Men [Michigan: Servant Publications, 1985]）。译文所据底本见https://credomag.com/article/we-we-need-an-aquinas/（Credo杂志第12卷，第2期，2022年7月5日）

史普罗（Robert Charles Sproul，1939—2017）是利戈尼尔谷研究中心（Ligonier Valley Study Center）的主任，也是归正神学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系统神学与护教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信仰的理由》（Reason to Believe）、《追寻尊严》（In Search of Dignity）、《耶稣是谁？》（Who Is Jesus?），以及一部小说《约翰尼回家》（Johnny Come Home）等。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25期的主题是“纪念托马斯·阿奎那诞辰800周年”，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