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启蒙?何种理性?一个神学批判性的反思/李晋

 

当人被视为历史的存在时,也通过意识反映出存在的经验。

在柏拉图(Plato)《理想国》第七卷,苏格拉底(Socrates)给格劳孔(Glaucon)讲述了一个经典的“洞穴”比喻:

一些人自小就被束缚于地下洞穴中,只能看到火光投射到洞内墙壁上的阴影,无法看到真正的实在。当他们被解脱了束缚,反而觉得眼花缭乱,甚至在被迫看到真实的火光时,无法适应而感到痛苦。只有当人强迫把他们拉出洞穴的时候,经过长久地适应才能看到真实的实在。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个过程中,人看见阴影是最为容易的,其次是人和其他事物在水中的倒影,最后才是看到事物本身。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洞穴时,就会不愿意停留在洞穴中。

苏格拉底自己解释这个比喻时说,洞穴就是可见的世界,火光是太阳的能力,从洞穴上升到上面的世界,就是人灵魂转向上升的过程,去认识到善本身。因此苏格拉底指向了一个启蒙的问题:人如何可以知道善和实在?人可被教导吗?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不可能将灵魂中原本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中。知识是人灵魂中内在的能力,学习的器官如同眼睛,当人的眼睛无法从黑暗转变到光明时,整体的灵魂不转离开世界而直观实在时,直观那善的本质,人就无法看到真实的实在。<1>  因此,人的启蒙就意味着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这也构成了《理想国》中最为重要的结构和主题,并且和古希伯来文化中的启示构成了一种张力,塑造着西方文明。

然而,启蒙真正成为一个现代主题,不再以灵魂的转向或末世性的救赎为主旨,是只有到了启蒙运动才有的,特别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开始,才改变和回答了这个人们长久以来思考的问题。 (更多…)

澄清此问题:什么是启蒙?/许宏

 

对于像他那样一位致力于“启蒙”的哲学家来说,思想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房子却并非不重要。

那一年,他终于开始不用再租房子住了。那年的5月22日,他搬进了自己买的新家。之所以是那一天,是由于他不得不在那天之前从租住的房子中搬出。

他原本可以早些住上新居(房子本身不是新的,原来的主人是一位去世不久的肖像画家),但是装修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除了装修问题,他还要想办法解决新居周围的吵闹和安全问题。

他不得不向负责管理临近监狱的朋友投诉囚犯唱诗声音过大而产生他所认为的噪音。他向警察抱怨附近的小男孩们朝他新家的围栏扔石子。

而作为哲学系主任及校长顾问,他还要安排教学事务。

这些都耗费他不少精力。这让他在那一年只发表了两篇文章,而且篇幅都不太长。

然而,在那之后的两百多年,当人们谈论有关“启蒙”的问题时,却总会说起那一年他发出的其中一篇文字。

那是1784年,他60岁。他在近46岁时,他所在国家的领导人授予他有固定收入的大学正教授职位。从那以后,他的经济状况有了显著好转。

他也使用积蓄,从投资一位英格兰商人朋友的生意中获利不少。他买房子的费用,相当于他作为正教授将近十年的基本工资。

他名叫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出生后受洗的名字拼作“Emanuel”。他长大后发现,“Immanuel”更符合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在通行的中文圣经版本里,常音译为“以马内利”。<1>

他的那篇文章,发表在1784年12月的《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一份支持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杂志。题目为:“回答此问题: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这位普鲁士哲学家以直入主题的方式既给他心目中的“启蒙”下了定义,又对定义进行了解释,还援引古人的话加以总结: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其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是指,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自我招致的意思是,无能为力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启蒙的格言就是:Sapere aude! 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2>

“Sapere aude”的直译是“敢于明断”,出自一位古罗马诗人。他是昆图斯·欧拉修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在英语世界通常简称为“Horace”(贺拉斯)。<3>

考虑到在西方思想世界的历史上无论康德还是贺拉斯都广为人知,而“Sapere aude”则是富于鼓动的口号式话语,这些都使得康德的“启蒙”观随着对现代世界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本身得到广泛流传。

相比问题,答案往往更让人关注,尤其是像康德这样公众心目中的著名人物提供的答案。这很自然。但是,这常常导致人们被答案及提供答案的名人吸引,而看不到问题本身。

如果不仅将目光聚焦在康德对于“启蒙”的定义及其解释,而是进一步考察“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提出,无论是对于在更具体而长远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并反思康德的回答还是康德同代其他人的回答以及尝试探索自己的回答,可能都会有所意义。 (更多…)

《世代》第6期卷首语/许宏

“这个世纪真是光芒四射,因为人听到的除了各种光照以外就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了;原来人使用‘思想’或‘智力’的地方,如今都被换成了‘光照’这个词,人时常乱用这个词,可以这么说,他们使用着这些光照,却什么都没看见。” <1>

在西方世界,人们在追溯“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这个说法的历史渊源时,有的会引述以上这节文字。此段话的原文出现在1671年于法国巴黎问世的一本书。作者是法国作家沙勒·苏亥(Charles Sorel,约1602—1674)。

无论在当今西方还是中文世界,苏亥都不是人们熟知的法国人。但是,他的这段评论却是迄今所知最早专门谈论关于“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的文字之一。原文中的“Lumieres”(光、光照、光启)就是中文“启蒙”译自的法语。<2>

从苏亥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早在1671年,“光照”业已是法语世界指代新思潮的流行说法。不仅如此,这位快要离世的法国人实际上已经在批评人们对“光照”的滥用。在他看来,这种不知其所以然的随意使用,其实表明这些人并没有受到光照。

苏亥的文字,让今天的人们约略可以感受他周围的那个世界对于新思潮的兴奋,而其中不乏苏亥看到的流行于世的盲目跟风。这似乎是世界历史上每隔一些时候就会上演的一幕。 (更多…)

在随手转发的时代做研究/《世代》

 

在习惯于随手转发信息的时代,核实与反思可能越发成为稀缺的习惯。

在各样泡沫似乎都在膨胀当然也不乏破裂的时代,即使原本从事深入研究工作的人都可能更加迫切地渴望有更多人更快地转发自己或他人的作品。

至于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是否经得起推敲,自己或他人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深入了解前人的积累而作;或者具体来说,诸如,是否涉嫌或真地抄袭,引文或证据是否属实,是否以通行并合宜的方式尽可能准确列出相关参考文献(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及其具体出处,译文是否尽可能忠实原意,初步完成后是否回过头来看有无问题;这些似乎都愈发不受重视了。

像《世代》这样看重深入研究和创作的季刊,很难无视如此气氛的蔓延。

无论在主动还是被动的意义上,近一年多来,《世代》常常在分享作者们的研究和创作成果之前面临做大量核实与反思工作的需要。

在为数不算太少的文章那里,编校前后的面貌有着未必十分显著却难以忽视的重要差别。问题往往与上述提及的那些对于诸多细节未做核实与反思的习惯相关。

这不意味着经过《世代》编校之后的版本就不再有进一步核实与反思的必要了。恰恰相反,《世代》亟需得到作者、编辑、读者在核实与反思的习惯上长久而细致的支持和鼓励。新近的这第5期[整本杂志见此链接:《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有相比单篇微信或网页版更丰富的配图及图说]也不例外。

即使在习惯于随手转发信息的时代之前或之后,核实与反思的习惯或许都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不仅是随手转发的习惯,任何相对容易形成的习惯可能都是这暂时世界的常态。

怎样养成核实与反思的习惯,这是《世代》在以往五期当中业已面对的问题,也会是《世代》在接下来考察“启蒙”以及之后的其它主题时做更具体探讨的方面。 (更多…)

怀我于心如印 置我于臂如章/《世代》

 

 

 

怀我于心如印

置我于臂如章

 

 

 

此为《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封二。

所选文字来自《雅歌》1919年文理和合译本第8章第6节。

图为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所作《情侣》(Liebespaar)。

原作藏于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Österreichische Galerie Belvedere),https://digital.belvedere.at/objects/6678/liebespaar

选诗及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更多…)

救国视野下的耶稣形象: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变化/丁祖潘

 

五四时期,各种观念和社会力量风起云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因之看起来充满了种种可能性。

在此前救国浪潮接连冲击之下,感时忧世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寻求新民强国之途:西方的“奇技淫巧”、文物制度,乃至宗教艺术,先后为国人称羡效仿。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还,一时间国人言必称“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基先生”(基督教)也不乏拥趸。

将三位“先生”相提并论而无违和之感,这是向来思想多变的陈独秀(1879—1942)在五四被捕前后给时人的一大困惑。

在他眼中,作为西方文明道德之源的基督教,同样可假使于中国社会的补偏救弊,此谓得其“宗教利益”。而在此视野之下,耶稣并非神之子,而仅仅是人之子:一个具有崇高人格的道德典范。当时的中国教会不少人欢迎这种实用主义式的基督教论说,原因固然有其自由神学思想方面的特点,也反映了他们在救国这一时代洪流中整合教会与社会的努力。 (更多…)

那洒下影子的真实/孙耶西

 

在信仰上,C. S. 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是我的启蒙者。而在他众多作品当中,《纳尼亚传奇》对我的影响最早,也最长。

弹指算来,初次拿到长辈赠送的《纳尼亚传奇》七卷本已是十多年前。当时的我以貌取书,所关心者是天马流星拳,而不是封面上长翅膀的飞马如何就驮着两个小孩。

但世事奇妙。在搁置一年多之后,我偶然间拿起了《纳尼亚传奇》,好消解回乡时绿皮车上的漫漫长夜。结果是绿皮车变动车,阅读的时间如飞而逝。纳尼亚的世界如电闪雷轰,如空山鸟语,醍醐灌顶般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今后描述信仰闪光和渴盼的重要语言。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样一种发现,就是喜乐(joy),这样的经验,就是美(aesthetics)。 (更多…)

有一种阅读,让灵魂战栗/张鹤

 

 

在世界文学史上,喜欢借文学作品及所塑角色之口提问、直接传递思想的作家并不少,但最有名的,恐怕非托尔斯泰(Lyov Tolstoy,1828—1910)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二人莫属。

回望多年来的阅读历程,多数作品虽然令我读之愉悦甚至感到幸福,却更像海滩上的足印——走过,感受过,为之喜过哀过震动过——随着岁月的吹拂和涨漫,能够留下的痕迹,实在太少。

相比而言,托氏和陀氏的作品,字里行间始终闪动着与终极相关的提问。阅读它们,会像猝然扎入脚底的锐利尖石,让人一生都难以忘怀被扎时的惊愕与流血后的疤痕。

不是所有的阅读都能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令人心旷神怡。有一种阅读,会让脆弱的灵魂惊惶、战栗。 (更多…)

《雅歌》中的爱与死:主体有限性的两个端点/张晓丹

 

古今中外,人生会不同,但爱与死恒久。这两种极端经验催生出无数美文,然而每当它们临到自身,仍会因其极端性而迫使人重新整合对“我”的定义。

因此,在圣经的爱情诗集《雅歌》的高潮部分,出现爱与死的交织,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因为爱情如死亡般顽固,深情如阴间般残酷”(歌8:6cd,本文《雅歌》及其它文献引文为作者自译。)。

本文 <1> 以《雅歌》8:6为契机,阐述人有限生命的意义并不源于人自身死亡的纵向终点,而在于人对所爱之人的“他异性”(alterity)与“不可漠视性”(nonindifférence)的感受,领悟到“我”存在的横向终点,而正是后者赋予人存在的意义。 (更多…)

“母爱”为何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显著主题/雪汉青

 

通常,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大都认为,人类历史上出于氏族种姓的繁衍,往往伴有生殖崇拜,都有母性象征物的图腾或女性神祇的形象存在。比如从古代伊朗高原的梅尔嘎赫文化(公元前2800—前2500年)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制女形,到环地中海区域的大母神崇拜,从尼罗河流域出土的河马骨割切雕女像(约公元前4000年),到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向月神与死亡女神亥娜(Hina)的献祭,莫不如是。<1>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少有远古女神崇拜的遗迹。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约公元前3000年)的女性造像是这方面罕见的例证。这是独立起源还是另有沿袭,后来又如何销声匿迹,尚有待史家考证。

在有文字传承的近3000年历史中,女神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调。尽管我们有女娲造人、嫘祖养蚕,以及有戎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的祖先契,<2>  有邰氏女姜嫄踩天神的脚印而怀孕生周的祖先后稷 <3> 等等族源传说,但中国历史上却没有形成全汉民族的女性崇拜传统,更没有母爱的文学主题沿袭。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母爱却成为非常显著的文学主题 <4>,影响所及直到今日,还在塑造着中国人的文化习性。在近些年来所有外来的西方节日中,最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就是母亲节。

笔者以为,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其中关于母爱的主题来自两个方面:欧美文学艺术和苏俄文学艺术的影响,而这两者文化中的母爱主题,主要来自基督教传统中的圣母马利亚的宗教影响。谦卑顺服、圣洁无罪、温柔怜悯和痛苦舍子,是构成母爱主题中的主要元素,而这些元素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再一次突出了自我牺牲的道德性,成为今天中国文化中母爱的核心价值。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