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条》（Credo）杂志托马斯·阿奎那专刊封面。来源：https://credomag.com/magazine_issue/what-can-protestants-learn-from-thomas-aquinas/]

译/丁祖潘

历史上，鲜有人能与“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媲美，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那么，为何在当今一些福音派圈子中，托马斯会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为了帮助我们深入思考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及其遗产，《信条》（Credo）杂志编辑兰斯·英格利希（Lance English）（以下简称“兰斯”）对大卫·范德鲁宁（David VanDrunen）（以下简称“大卫”）进行了一次访谈。大卫·范德鲁宁是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罗伯特·B·斯特林普尔系统神学与基督教伦理学教授，著述甚丰，主编《新教徒中的阿奎那》（Aquinas Among the Protestants [Blackwell, 2017]^<1>）。

兰斯：大卫，想必你肯定听到某位狂热的新教徒对你说：“阿奎那不仅与新教扯不上关系，而且十分危险，威胁着宗教改革所捍卫的一切。”您是一位归正宗（Reformed）神学家，所以，让我们澄清事实，为什么这种甚嚣尘上的言论是如此误入歧途和缺乏依据呢？

大卫：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我简单提几点。第一，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托马斯的神学，都不能否认他是整个教会历史上最为杰出、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他对西方神学的形成贡献尤巨。若不了解宗教改革之前1500年的教会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宗教改革，而托马斯是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第二，声称托马斯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毫无关系且具有危险性，这种说法非常奇怪，因为许多早期新教神学家都研究过托马斯，拜读他的著作，并且常常认同托马斯所捍卫的立场（详见大卫·西茨马[David Sytsma]在《信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2>）。

我还想补充第三点：托马斯是一个条理清晰、逻辑连贯且富洞察力的作者。的确，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必同意他给出的结论，但研读他的著作会给读者带来挑战和回报，提升自己的思考能力。

兰斯：有些关于阿奎那的二手资料具有误导性，新教徒是否过度依赖它们呢？能否说所谓的启蒙运动时期产生了一个 “无知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新教徒中出现的康德哲学，在反托马斯主义的新教思潮兴起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大卫：大多数新教徒，甚至包括那些接受过神学训练的人，很少或从未读过托马斯（的著作）。所以，他们完全依赖二手资料。即便这些二手资料非常出色，也让人感到可惜，因为再好的二手文献也无法真正替代阅读原著。

许多二手资料确实具有误导性。它们往往老调重弹，指控托马斯赞同异教哲学并给其“施洗”（baptized），这就完全破坏了他的神学思想；托马斯思想的根基是理性而非圣经；托马斯是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因此是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的敌人（马修·巴雷特[Matthew Barrett]指出了更多这类误解^<3>）。

这些观点大有问题。关于康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他人可能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我认为在反托马斯主义的新教思潮进程中，康德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康德挑战了这一常见的基督教观念（这些观念遵循《罗马书》第1章，也是早期教会、中世纪教会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共同接受的），即人类可以通过感知和思考周遭的自然世界，来认识关于上帝的客观真理。甚至许多后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康德主义者” 的新教神学家，也对康德的质疑表示认同。结果之一就是，“自然神学”被视为一种虚假的、违背圣经和宗教改革的观念。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托马斯对自然神学的积极运用（尽管有限），成为新教徒排斥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兰斯：罗马教会将托马斯封为圣徒，如何给人造成他必定是新教敌人这样一种印象呢？难道仅仅因为罗马教会宣称阿奎那是其独有的财产，我们就该妥协吗？

大卫：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罗马教会不仅将托马斯封圣，还宣称他是最伟大的经院神学家，并将他树立为基督教思想者无与伦比的引路人。有鉴于此，可以理解，为何说对托马斯著作的浓厚兴趣会成为新教的绊脚石。但我们需要记住，托马斯并非 “罗马天主教” 神学家。

罗马天主教实际上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才真正形成的。托马斯只是一位中世纪神学家，并且中世纪教会及其神学均是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共同遗产。托马斯肯定了许多新教和罗马天主教都认同的观点。罗马教会宣称托马斯属于自己，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除非我们想说耶稣基督的教会始于16世纪（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否则作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将中世纪教会及其神学视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常被视为“托马斯主义”的观点，与托马斯本人的思想相去甚远。在许多问题上，新教徒拒绝“托马斯主义” 的观点，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他们阅读托马斯本人的著作，就会发现托马斯的观点实际上要合理得多。

还有一点：在某些情况下，归正神学家在某个议题上与托马斯观点一致，而与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相悖。例如，17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著作《更纯粹神学之概要》（Synopsis of a Purer Theology），在反驳罗马天主教关于“原罪仅仅是缺乏原初公义”这一陈见时，就引用了托马斯的话，称他是一位“较为明智的经院学者”，主张原罪还涉及某种败坏的习性（habit），有时也称作“肉欲”（concupiscence）。此类情况可能并不常见，但却很有意思。

兰斯：宗教改革确实是一场奥古斯丁主义运动，但我们能否也说它是托马斯主义式的（Thomistic）呢？马丁·布策（Martin Bucer）^<4>、彼得·马蒂尔·维尔米利（Peter Martyr Vermigli）<5>、威廉·惠特克（William Whitaker）^<6>和杰罗姆·赞奇（Jerome Zanchi）^<7>，提供了哪些见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16世纪宗教改革中对阿奎那思想的运用？

大卫：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答案部分取决于我们对“托马斯主义”的定义，而这并不容易回答。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愿意说宗教改革是托马斯主义式的，因为这种说法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有两点是我们可以确定的。第一，既然宗教改革是一场奥古斯丁主义运动，那么它与托马斯同属基督教传统的同一溪流，因为托马斯本人也是奥古斯丁主义者。显然，托马斯与改教神学家并非完全相同类型的奥古斯丁主义者。不过，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说，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属于奥古斯丁主义的伟大传统，而托马斯·阿奎那也是这一传统的杰出成员。

第二，许多早期重要的归正神学家（比如你提到的这四个人），都潜心研究过托马斯的著作，并在自己的神学理论中广采博收。我不确定称他们为“托马斯主义者”是否恰当，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这确实表明，认为宗教改革反托马斯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托马斯，这种观点毫无道理。

兰斯：像大卫·施泰因梅茨（David Steinmetz）^<8>、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9>和威廉·范·阿塞尔特（Willen van Asselt）^<10>等历史神学名家，如何挑战这种观点，即新教经院哲学（Protestant scholasticism）偏离了路德和加尔文更符合圣经的神学思想？

大卫：我们今天这些新教神学家深受这些学者的嘉惠。他们深入研究新教经院哲学的一手资料，这是长久以来无人问津的工作。他们纠正了许多针对新教经院哲学的误解，这些误解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被人们轻易接受。

此外，他们揭示了许多人们以为是“罗马天主教”的观念，实际上在宗教改革时期和随后的经院神学中也是共识。（我特别感兴趣的自然法领域，就是其中一例。）

他们还证明，新教经院神学是理论思考而非基于圣经，这种观点极具误导性。经院学者通晓圣经，经常从事严谨而精详的释经工作。

在我还是神学院学生的时候，你提到的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刚开始对归正神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我神学研习的早期阶段，我就能受惠于他们的研究。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新教神学家并没有这样的优势，而且当时翻译成英文的经院哲学著作也少之又少。所以，他们当时对经院哲学或托马斯说了一些误导性的话，而时人几乎一致信以为真，对此我们不应苛责。但现在还旧调重弹，就实在没有借口了。

兰斯：你能举几个例子，说明17世纪的新教经院哲学家借鉴阿奎那的思想，并解释一下原因吗？

大卫：一个极佳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科·尤尼乌斯（Franciscus Junius，1545—1602）。他是法国人，在荷兰结束了他的教牧生涯（我承认把他归到17世纪稍显勉强，他直到1602年才去世 ）。近年来，一部有趣的作品《摩西的政体》（The Mosaic Polity）^<11>被翻译为英文，尤尼乌斯在其中发展出一种律法神学，显然是追随了托马斯的思路。尤尼乌斯想要提出一种归正的律法解释，但他觉得没有必要生造一种全新的、标新立异的版本。在托马斯的精彩论述中，他找到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

另一个例子是日内瓦神学家弗朗西斯·图雷廷（Francis Turretin，1623—1687）。他有时被视为17世纪最伟大的归正经院学者。在其代表作《辩论神学要义》（the 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中，图雷廷多次回应托马斯的思想。我没有统计过他同意和不同意托马斯的观点各有多少次，但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对托马斯既认同也反对，取决于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他认为托马斯是基督教会中一位重要且杰出的神学家，值得深入研究。托马斯有时候是正确的，有时则不然。但他并不会把托马斯当作罗马天主教徒而对其置之不理。

兰斯：有人反对说，重拾阿奎那的思想就意味着倒向罗马天主教。但你刚才说，我们宗教改革时期的许多先贤都欣赏阿奎那，却并未倒向罗马天主教。那么，深入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完全接纳罗马天主教的观点，还是说，存在一种更可取的、积极借鉴并带有批判性的研究方式呢？

大卫：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主张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徒都应成为“托马斯主义者”，但我认为他们应把托马斯视为基督教会中一位杰出、有影响力且见解深刻的神学家。他们应该研读他的著作，思考他的作品，并加以批判性地运用。在某些方面，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宗教改革的必要性。但在许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光彩夺目。

我最近在课堂上提到，当你研读托马斯关于罪恶（vices）的论述时，有时会觉得自己应该跪地忏悔，他对罪人内心的剖析竟如此深刻。但评价托马斯并非非黑即白、简单二分的事情。我们会要求自己阵营的新教神学家事事必须正确，否则就不会读他们的作品吗？我是一名认信归正神学的神学家，但我对每一位我曾读过其作品的归正名流，如加尔文、欧文、图雷廷、巴文克等，在某些方面也持不同意见。

那么，又如何看待奥古斯丁呢？就拿我所在的正统长老会来说，我相信你会发现奥古斯丁广受尊敬和赞誉。然而，如果奥古斯丁来参加我们长老会的按立考试，我们可能不会让他通过！我们认为他超群绝伦，但不会按立他为我们的牧师。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并钦佩奥古斯丁，同时批判性地阅读他的著作，在必要之处提出异议，那么我们对托马斯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呢？

兰斯：再次声明一下，没有哪个新教徒会说我们应该全盘接受阿奎那的教导，比如他关于称义或圣餐的观点。那么，为什么还要重拾阿奎那的神学思想呢？相反，我们难道不应该只追随那些观点完全正确的新教神学家吗？

大卫：用我前面的话来说，如果我们只追随那些观点“完全正确”的新教神学家（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样的人并不存在），而忽视托马斯，那我们也应该忽视奥古斯丁，以及爱任纽、亚他那修、安瑟伦，还有宗教改革之前其他任何神学家。这种想法很糟糕，有几个原因。它基于我们对新教神学家的错误认知，实际上，他们从教父和中世纪神学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思考研究。这种想法会让我们抛弃很多智慧，这些智慧是从了解先辈们（包括宗教改革之前的先辈们）的著作、挣扎、成就乃至失败中所汲取而来的。而且，它还忽视了一种可以让我们与历代圣徒相通的美好方式。

兰斯：为什么说如果我们坚决反对托马斯关于上帝和基督论的教义，就会陷入与基督教正统教义危险的对立之中呢？

大卫：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之前讨论中略微提及的一些方面。宗教改革并不试图改革一切，因为它并不认为中世纪神学的所有方面都需要改革。在涉及上帝的属性、三一本质、基督位格中的神人二性等问题时，改教家接受了早期教会确立并认信的正统教义，最典型的就是在尼西亚会议和迦克墩会议上确立的教义，中世纪教会继续持守这些教义。托马斯是这一基本的基督教正统教义的捍卫者。改教家所教导的，以及新教重要的信仰告白和教理问答所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正统教义。比如说，认为托马斯的上帝论在根本上被他对希腊哲学的运用所腐蚀，这不仅是对托马斯的批评，也暗示教会历史上的大多数教会，包括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都可能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想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托马斯如何运用哲学：他不把哲学视为神学的主人，而是仆役。

我们还需要继续依据圣经，有力捍卫关于上帝教义和基督论的经典基督教信仰。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认真的读者就会重新回到托马斯，逐渐理解并欣赏这位尼西亚和迦克墩正统教义的捍卫者和教导者。

^*题目为编者所加。原文题为“为什么新教徒始终站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肩上······而且至今依然如此——大卫·范德鲁宁解答当今认识误区”，见Credo杂志第12卷第2期，2022年6月23日。https://credomag.com/article/aquinas-amo——编者注

<1>原文如此。该书即Aquinas Among the Protestants, edited by Manfred Svensson and David VanDrunen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8)。——译者注（译文脚注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2>见同期杂志，David S. Sytsma, “Appreciating and Appropriating a ‘Sounder Scholastic’: Thomas Aquinas and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Credo Vol. 12, Issue 2, June 23, 2022.

<3>参看同期杂志，Matthew Barrett, “First Principles: 25 Myths about Thomas Aquinas,” in Credo Vol. 12, Issue 2, June 23, 2022.

<4>马丁·布策（Martin Bucer,1491—1551），德国改教家，曾为道明会修士，后受马丁·路德影响改宗新教。

<5>彼得·马蒂尔·维尔米利（Peter Martyr Vermigli，1499—1562），意大利改教家，所著Loci Communes一度成为归正宗神学标准教材。

<6>威廉·惠特克（William Whitaker，1548—1595），英国安立甘宗改教家。

<7>杰罗姆·赞奇（Jerome Zanchi，1516—1590），意大利改教家、教育家。

<8>大卫·施泰因梅茨（David Steinmetz，1936—2015），美国历史学家，曾于哈佛大学取得神学博士学位（1967年），长期执教杜克神学院，研究领域主要为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基督教。

<9>理查德·穆勒（Richard A. Muller，1948— ），美国历史学家、神学家，曾执教于美国富勒神学院、加尔文神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17世纪新教思想。

<10>威廉·范·阿塞尔特（Willen J. van Asselt，1946—2014），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历史神学教授、归正宗牧师。研究领域主要为后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神学。

<11>即Franciscus Junius, The Mosaic Polity, translated by Todd M. Rester (Grand Rapids: Christian’s Librar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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