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和占有
从该隐谋杀亚伯的故事可以看出,对于有意识的个体而言,求生本能很容易扩展为占有欲:从“我活着需要占有足够资源”,压缩为“活着就是为了占有更多”。顺着这个逻辑,我占有的有利资源越多,我就应该更好;如果有他人阻拦或占有我想要的资源,他人就成为我的敌人。最好的敌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该隐谋杀亚伯:这也是“罪”这个字(חטאת)第一次出现在经文中(创4:7)。该隐的罪以内外的双重悖逆污秽了他所负的神之形象。于外,他扼杀兄弟的生命、逆转神对亚伯的创造;于内,他将维护自我存在的标准置顶,取代神之形象背负者的彼此相爱。
该隐之罪显明了罪的前提,是将自己判定的好坏绝对化。这种给相对性认知赋予绝对价值的行为意味着,作判断的主体赋予自己像神一样的权柄,并且视他者为物,剥夺其所有的神之形象。换言之,人彼此物视,则“自贵而相贱”(《庄子·外篇·秋水》),纷争生于是。于是,生命的美好演化成“贵生”之不贤(《道德经》75章)。同时,当人把他者只看做对自己有利弊影响的存在、而非和自己一样的神之形象背负者,当人从自己作主的占有关系定义自身存在、而非先于人意识的爱之关系[27],就会将自身的关注(Sorge)分散到可被占有的外物,失去与自己心灵的专注契合,进而失去通过灵而感知到的与神同在。
于是,人如失去家园的逆旅者,虽然很多时候人只是有怅然若失的感觉,但无法确定地表达自己所失去的那极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些人会因为这种无名的焦灼(Angst)而从世间既有的占有模式抽离,寻找回家的路。回家,是将自己的全心、全魂、全力都转回,回到与神同在的关系里。这个前置的关系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人觉知到已在其中,就不再需要通过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得到安息,而是顺应圣灵的召唤而履行自己当下的职责。
当然,这不是说人要否定自己基于“存在”的求生欲。人有求生欲是自然的。身为生物,人的思想行为受到“生物智能”(biological intelligence)的影响,[28]会为保护自己而趋利避害。这是非善非恶的动机。但人若从物质到意识层面都以占有和权柄为目的,就显示他还臣服于生物智能的底层逻辑且未反思到这种辖制,因而尚无法松动它对自身意识模式的影响。而不能从既有系统中反思自己之所以是,就尚未成为真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以此为绝对标准来判断价值,更不以占有来替换存在的内涵。
事实上,人最基础的动因,即维持生命,神已经允许并供应,例如在《创世记》1章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都以植物为食(创1:30),主祷文的下半部以求神提供当天食物打头(太6:11)。神创造的世界变得污秽混乱,是因为人用以实现求生动机的模因被污染,带来了反创造的结果。但同时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是神认为尚有悔改归正可能的、祂形象的负担者。
生存与生生
对当代人来说,“生”的最直接表达是个人的主体性存在,表现为由一个本地意识(local consciousness)统辖、各子系统和谐运作以维持自身健康存在。[29] 但是,仅是存在体——比如创2:7 中还只是泥塑、未成为生灵的人像——尚不是美好的生命。柏拉图《理想国》里老年人的这句慨叹(I.329b),清楚地分解开“生命”和“好”:
“曾经活得很好,如今不算活着。”
俗语常说人性贪生怕死,但这省略了一个前提:人经验到的活着是好的。其实,常人要的是好,生命只是载体。有足够的好,可以为之褪下生命,比如殉道者;有足够的坏,生命也显得不那么值得,比如约伯。生物本能趋善避恶,只不过单细胞生物的善恶最大值就是生死;而有复杂身心灵结构的人,善恶的内涵因人而异。所以人们对存在的意义有不同看法。
另外,人之生与身,如旦与宅,只是片段。常人所见证的存在只有自己已被投入其中的“生”这一段,看不全“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庄子·大宗师》)的整个语境。所以,只以“有”为地平线,只从“生”理解人,易流于断章取义,不得究竟。
以《创世记》的两个不同视角和主题的叙事为背景,我们可以将人的生存放在一个足够完整的语境中理解人的根本之道——知所以(神的形象)、所由(成为人)与所安(止止)。这样“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在《创世记》的语境里,人工作,所依靠的不是源于自身的能力,最真实的动力也不是患得患失的恐惧(Furcht),乃至为求得他人认可而在迷梦中愈陷愈深,却不得纯全的安息。人成为神所造的人,则是以神之形象为其所以,效法神养育万有,成就人在万有中的使命:“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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