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学生，也是不容易的。”绘图：曹青]
我是一个局外人
年轻男医生的脉脉眼神弯弯绕着打针护士，他们俩正热切地聊着电影《知音》。讲到蔡锷小凤仙如何如何英雄美人一见钟情，女护士的声音就嗲了，赞医生长得蔡锷那么帅（电影里的还是历史上的，我很好奇，但不敢问），她妩媚的姿态，仿佛门诊间就是北京的八大胡同。蔡锷医生拿看小凤仙护士的眼光，打量坐在角落里的我，眼神变了。当然，他也没忘查看我的病历，查看我腿上的创面，那个疮长大了，破了，烂了，化脓，臭得很。
他皱起眉，连鼻子也皱了，瞟着我问：你叫乔宾？
我点头点得很慢，怕这个名字引发什么问题，那是一个名字不当会带来许多麻烦的年代。记得我是坐在长安路地段医院诊室内，西北风拍打着窗户，像一个骂街泼妇在外面一股劲地嚷嚷着我的名字。天冷到坐不住椅子，我简直像马上要翻窗逃走似的。但我说得太夸张了，其实，屋里很舒服，暖洋洋的，还飘着一股甜香，屋中央，小火炉连着一个长长的L形铁皮烟囱，上面炖着的不是什么铝制饭盒里的针头，而是一小砂锅香喷喷的年糕粥，熬得突突直冒泡。我嘴里含着水银体温计，不方便咽口水，也生怕不小心咬碎了，吞下水银会死的，妈妈说的。我妈极其不愿意谈到死，死是最可怕的，但我觉得还不及屁股打一针难受，或者小腿上长一个疮。当时我上小学，对死的理解仅止于此，不如打针来得具体生动。
蔡锷医生又问：小朋友，为什么老是皱着眉头？
医生的态度变柔软了，保持着威严，有点像班主任老师，他依然皱着眉，他也许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来看医生，直等到创面烂到不可收拾，我的父母太不负责任了。但我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爸长年不在家，我妈既当爹又当妈，许多事都顾不上。我尝试着放松眉毛，但眉毛并不驯服。没曾想小到眉毛也会惹麻烦。真倒霉，地段医院的医生一定把我当成安西学生了。我既不是安西学生，跟安东也挂不上。但他们总是把我看作安西安东的。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从小就思虑过度，愁眉苦脸。我很不开心，不是因为一个腿上的疮，也不是因为自己的错。我出生在安西与安东之间的地方，既不属于安东，也不是安西，我决定不了，谁也无法选择生在哪儿。
在上海地图上，长安路两边的安东安西，这两个牙签头大的地方，听爷爷讲，1949年之前，连在一起，是一大片看不到边的乱坟滩，夜里时常出现打闷棍背娘舅的事。他知道得很详细，但他不愿细说。那时候，他握着铁勺炒菜，时不时颠个勺，手腕上的铁锚刺青忽闪忽闪，后来，我得知杜月笙的手腕上也有一个。爷爷跟杜先生当年是个什么关系，谁知道。如果说旧社会里爷爷干的就是那些个营生，他会是拿棍子的呢，还是背麻袋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重要，我不敢直接问他，倒是可以问问他的儿子，但我爸一口咬定说你爷爷是当警察的干活。当过国民党警察的爷爷是一个脾气很大性子粗鲁的北方汉子，想当年花园口决堤，从河南一路南下，鞋子跑丢了，干脆赤着脚丫子使劲逃，一路逃到上海，运气不错，倒插门嫁入上海土著世家。奶奶是一个碎嘴的本地七宝人，唠唠叨叨，哭哭啼啼，偷偷给我和妹妹塞糖吃，不提了，这棵乱七八糟的家族树注定了我生来就不属于长安路。然而，长安路是我生命的起点。
长安路两边的居民大半是苏北人。长大后，我得知苏北人他们初始摇着小舢板，从苏州河进上海，在河湾港汊停泊，上岸拾荒，打短工。日子一久，弃船上岸，在乱坟滩头落脚，去苏州河沿岸工厂谋生，安东安西棚户区慢慢形成。几十年后，一条裤带似的大弄堂贯通南北，一个小菜场旁的公共厕所像一个皮带头，伫立在弄堂中间。皮带头以南，明明在长安路的南面，却叫做安东；皮带头以北，在长安路的北面，则是安西。我觉得这里的地理从一开始就是无比混乱。安西往西，是中山西路和大孚橡胶厂，安西往北，就到了夏天臭到不可接近的苏州河。唯有安西往东稍稍端庄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南北铁路线和老旧的西站。如果把这里形容成上海滩的腹腔并不过分，安东是比较短的大肠，而安西则是漫长曲折的小肠。
长三小学，位于小肠开始的部位。我想不起当初是如何进入这个部位的，在上海话里，长三小学发音宛如“长衫小学”，这里的小学生不穿长衫，相反，父母大多数都是卖苦力的短衫党。安西棚户区挤满了灰头土脸的百姓，遭到同样短衫打扮、同为苏北后裔的安东百姓极大看不起。安东和安西，都忽略了他们处于租界越界筑路的最远程，同属于上海的下只角。然而，他们都热衷于在长安路的南北两侧精细地区分出上下两只角。安东优于安西，因为有个好听的“东”字，但安西从来不服气。实际上，安东仅仅处于皮带头以南。皮带头的两端，天天在争谁是上只角。但谁都知道，谁也不是上只角。
我家不是苏北来的，这叫我置身事外，有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乔家老房子在长安路的北侧，紧挨着大马路，处于上下两只角的分界线。安东人谈论安西下只角时，自然而然把我算在安东；安西人咒骂安东人屈死鬼，也不妨顺便把我归入安西，恰如我不是苏北人，却好像偏偏天生要占两边的便宜。久而久之，我弄懂了，原来我是一个局外人，以至于我做了一辈子的局外人。这是后话。
既有中心，也有思想
我正在看窗外不定性的云，想着把教室改建成我所爱的样式。
有个绝妙的点子。在教室后面黑板报墙壁后面修一道墙，拦出一间密室，只放一张小床，容我和一个女同学睡下即可。我可以躺在墙里面的床上听课，老师同学绝不会察觉。该让哪一个女同学和我一起同床共枕呢，两人要天天抱在一起，看窗外淡淡的云和不知道名字的树，度过冗长无聊的课时。这个课题因而变得十分重要。
这一片秘密天地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下身有一丝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教室的那边去了。猛一抬头，不觉与讲台上的王老虎四目对视。
我的腿不由自主哆嗦，然后直立，舌头也哆嗦，请求班主任王老虎再说一遍问题。通常在语文课上，王老虎不会叫我这类学生回答问题，但那天该着我走运，她心情不好，一连两个同学站起来，都回答不上来，一块黑板擦甩过去，溅了第二人一脸白灰（她不扔粉笔头，威慑不大，对眼力和腕力要求太高）。我一定是忍不住笑了，笑得太得意，同桌那个女生注意到了。这些不寻常的细节立刻让班主任面无人色，她冤枉了我。我不是笑她的黑板擦没准头，我笑的是我的密室计划，但她不晓得，她毫不犹豫地点了我的名，我不怨她。
关于《荷塘月色》的中心思想，我在拼命地思索。但我想到的却是：与我同榻的女生到底该是陈荻还是姚佩华，我的思绪如同月下幽僻的路，白天少有人走，夜晚更加寂寞，绕着教室后面的密室和密室里的床，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陈荻机智灵敏，姚佩华温婉善解，都很漂亮，但各有各的长处。我喜欢姚佩华多一点，何况，姚佩华这学期对同桌说喜欢与我同桌，搞得那新同桌火冒三丈。那新同桌就是老师最头疼的班级一霸国平, 竟然冲冠一怒为红颜，扬言要摆平我。但我不怕。姚佩华成绩一般，家庭出身普通工人。陈荻名列前茅，父母在江西的剧团工作，实在是很难决断。鉴于一班相貌够标准的佳丽候选太少，我考虑将二班三班的也列入一个加长名单。我在课堂里的思想可以说是朱自清说的树色，一团烟雾，一团烟雾。
所以我回答：朱自清一个人在月下绕着荷塘溜达，走到哪想到哪，没什么中心。
王老虎没有把我的书扔在地上，也没有骂人，但这节课上，她的脸色也像月下树色，阴阴的。我承认我喜欢说话，上课说废话，说出人意料的话，不讨人喜欢，但那一次完全是无准备，迫不得已。我都不怨王老虎，她不能怨我。
外面有人叫“王荷月”，她放下粉笔，瞪了同学们一眼，用手指一下我，就出去了。我知道我有中队长的职责，帮老师保持课堂肃静。然而，我无法约束唧唧喳喳的班级，班声爆发之后，犹如校外的所有摊贩男女老少全都扛着家伙混进了课堂。我右小腿的烂疮有些疼，又有些痒，我害怕稍一用力，创面会迸裂。
野猪仰着头捏着嗓子叫了一声“王荷月”，课堂里突然鸦雀无声。随后，有人突然骂了一声“野猪你寻死呀”。班级里又是一片吵吵，声音比先前更大。大家都似乎在等着副班长乔宾出面收拾天下。但我分明看见女乔宾笑嘻嘻的甩着手，没事人似的。我很生气，愈发不想管了。
补充一下，班上共有两个乔宾，性别相反。乔宾，这个普通名字在班上变成了一个无人使用的中性词，因为有两个同名同姓的乔宾。我是那个男的，住在长安路；另一个女的，住在校门口。她家的门对着学校。她也是班级前三甲，成为我学习上的竞争对手（我很骄傲，每次考试都能赢她）。这学期，她莫名其妙当上了副班长。同学们为区分清楚，一概用职务称呼我们俩，我是班长，她是副班长，我们这个班级在全校成了最重视职务行政级别的地方。
女乔宾个子很高，达到了班上留级生的高度，坐在最后一排，每堂课，都在后面监视前排的后脑勺。我对野猪说，知道古人为什么说芒刺在背吗。
野猪顺着我的下巴颏，头扭向后面，恰好撞上女乔宾冷峻的目光。
我说，懂了吗，就是这意思。
彦子从后排窜上来附在我耳边说，喂喂喂，记得什么是《长衫守则》？
长衫？我在发愣。我不喜欢这小子老是不懂礼貌，不叫我班长，老是喂喂喂的。
彦子又说，作为一个好学生，要么说好话，要么不说话。别忘了哦。
长衫小学是有秘密的。虽是一所位于苏北人群居区的普通小学，但长衫小学生的智商超过了许多重点小学。一些高智商的前辈在毕业前，总结了十条《长衫小学生文明礼貌守则》，出于某些原因，从来没有写在纸上，而是任由其年年在每个年级间偷偷作为口头文学传诵，流传至今。有时候，我反应很慢，多亏彦子及时提醒这个秘密守则，使我有茅塞顿开的喜悦。班主任王荷月的名字，不是恰恰说明了她老人家为什么如此重视《荷塘月色》。朱自清老人家在荷塘月下转了几圈，就产生了我们的大名，这篇散文佳作对老师来说，当然既有中心，也有思想。
一班的学生警惕性特别高
上学前，我发愁要不要戴红领巾。普通同学常常不戴，但我是挂着两条杠的班长，必须天天向上。戴了，要不要戴端正呢，小队长们都戴得歪歪斜斜，那样才帅，但我是中队长，按班主任的话，我是全班的学习榜样，行事为人都要像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样端正，何况，校门口天天有人执勤，检查红领巾佩戴。我趁妈妈不注意，在大衣橱镜子前照了又照，把红领巾摆正在榜样的位置。等过了校门口检查哨，我马上把红领巾扯歪了。
野猪和彦子在走廊另一头等我，我看了他们一眼，就笑了，他们的佩戴方式同我一模一样。我带着这两个好朋友走进教室，像司令带着两名副官，干部的榜样力量自然来了。我们故意走得慢，走路姿态很端正。我们朝四周一看，有的红领巾是歪的，有的根本没戴，男生的脏兮兮的；只有女生戴干净，而且戴正了，戴得最端正最干净的是副班长女乔宾。
我脸红了，我有一个坏毛病改不掉，老是免不了像女生那样脸红。
当上班长，不光因为老师喜欢我文静成绩好像女生那样脸红，也因为同学们爱戴我，不是我长得帅作文写得好给人抄作业，也因为我是班上的故事大王。80年代，没什么读物，课间时间还很漫长的时代，同学们无论安东安西，无论是男是女、留级生还是好学生，老爱围着听我讲故事。故事总是从《少年文艺》、《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三侠五义》等等开头，然后七扭八拐，添油加醋，离题万里，一忽儿科幻，一忽儿童话，一会儿反特，一忽儿冒险。听故事的，现在该叫做“粉丝”，喜欢的（也是我讲起来最忠实于原著的）是《书剑恩仇录》和《萍踪侠影》（从中山公园电影院门口书贩手里高价购得的地下翻印本），当时谁也想象不出世上还有武侠，那种快意恩仇的生活，整天不用读书，尽琢磨着练武功打群架谈恋爱。
这个班级的学生警惕性特别高。一边听故事，一边时不时回望教室后门。后门上有一个小窗户，常常在故事说到紧要关头，会出现一张严厉的面孔，看不出头发长短，锐利却飘忽的眼神，严肃而紧张的面部表情，凝固在窗框里，活像一张中年男人的遗像。这女生男相的人马上会出现在教室门口，捋一捋短发，轻轻咳嗽一声，班主任王老师登场了。
某次，班级集体去看香港电影《王老虎抢亲》，我口误，把王老师叫成了“王老虎”。王老师与王老虎同姓本家，且作风顽强有过之无不及，久而久之，班上背地里都开始随着故事大王，管她叫王老虎。不过，千万别误会，学生们爱戴王老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只给我特喜欢或特憎恶的人起绰号。王老虎属于前者。
王老虎上作文点评课，我的作文照例被老师指定为范文。 我说错话后，心情糟透，再也不愿在课堂里发声。王老虎背着手，板着脸，命语文课代表朗读我的作文，但课代表的普通话实在太上海化，她读得越起劲，我的头埋得越深。我情愿让数学课代表陈荻来读。可是，陈荻是教导主任喜欢的学生，班主任政治路线很清晰，不会让教导主任的人干涉班级内政。
第二篇示范作文，还是我写的，王老虎可能也意识到了什么，她叫副班长起来读。王老师对学生特别严格，特别爱这个班，所以，大家都乐意接受副班长作代表，用高声朗读来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前文说过副班长也叫乔宾，却是个女的，一直让我如蛆附骨。她朗读之前还深情望了我一眼，作为男乔宾，我恨不得立刻拉响下课铃。
平心而论，王老虎非常亲民。开学初，她从乡下度假回来，一手举着日记本，另一只手背在身后，在课堂上来回踱步，亲自朗读她亲撰的散文。瓜田李下，在老师的声音塑造下变成了世外桃源，她拿着盛米和烂菜皮的碗，在竹篱瓦舍间，与土鸡们一同散步；刚出生没几天的小鸡，老师把它们放在手心里轻轻呵护；即使小雨纷纷，老师还是依依不舍亲爱的小鸡们……读完自己的大作，老师拿出一袋水果糖。同学们就像那些雨中瑟瑟发抖的小鸡，多么需要王老师的爱心分享。凡是点到名上去领糖的同学都像是领三好学生奖状那样神气。我照例是首先拿到糖的一批人，由此，我须将成绩维持在前三，但我当时总是能做到，不费吹灰之力，我也搞不懂为什么。直到升入重点中学，我再也没能进入前三甲，甚至连前十都很难挤进去（我才发觉长衫小学前三甲原来是一场梦）。
王老虎的水果糖是另一些学生的噩梦。凡是没有吃到水果糖的同学，都眨巴着眼睛咽口水。好哥们野猪，长了个大猪脑袋，不管怎么努力，成绩总是红灯高挂。后来，他严词拒绝上去领王老虎的糖衣炮弹（也轮不到他），他嘀咕：早些年……我爸说要是早些年，肯定把王老虎架出去游街示众，头上还戴一个高帽子画个大叉！
他的说法不太公平。我爸也是老师，也戴过高帽子，听说给党提意见鼓励百家争鸣那时节，我爸头脑一热，也给学校领导提意见，师范一毕业，就给发配到郊县中学去了，至今还回不来上海。王老虎的确为班级操碎了心。她常常带病坚持工作，亲自部署同学们“一帮一、一对红”，亲自指挥大补课大扫除，年年评为先进班主任。校长常说这样的班主任是我们学生的福气啊（此处“啊”发音要拉长三拍）。
马步站桩
放学，又逢雨后，跟野猪和彦子去城堡玩。 我常常同朋友来寻宝，能够找到弹珠、锯片、彩色玻璃、烂草绳和破玩具之类的好玩意。
城堡这地方，并没有城堡，在长衫小学教学大楼后面，就是一小片空荡荡的泥地，雨后不好走，犹如一艘沉没入湖底的船，装满了楼上窗户扔出来的各类垃圾，仅靠东南角一株不知道名字的大树，好似锚链拴在码头上。在大楼和大树的巍峨夹持中，城堡整日背阴，寸草不生，靠墙却长着一溜高过我脑袋的蕨类植物。当我不喜欢和人讲话的时候，就来这里与植物对话。一次大雨后，我双脚陷入泥泞，挣扎起来，满身满手是泥，以致雨后我不敢去那里，除非穿上黑色大胶鞋。
这次，野猪一只脚陷入了泥沼，肥脸上肌肉扭曲，汗珠子滚动。
我对野猪说，戆度，连走路都不会了。
就我一个人穿着套鞋，但野猪还要逞强：走路无非是一脚前一脚后，谁不会？
报应来了，话未说完，他的另一只脚也立刻陷进去了。
彦子个子最高，但很机灵，他脚底像抹了胶水黏住似的，在入口处的水门汀上不进也不退。他正在观察我们。
我听到“小孩过来”的喊叫，起先以为听错了，这里没法子晒太阳，也没女孩子来跳绳。喊声提高了分贝，人脸在蕨类植物巨大叶片间晃动，我不想理睬，但那个声音似乎有一种班主任似的权威，把我一步步硬生生给拽过去。
那里蹲着几个人，我不认识，只有一张脸有些熟悉，野猪高叫了一声“杨白劳”。那张脸笑了，唇上已经长出一圈黑毛，他是年级里最著名的留级生杨敏华，绰号“杨白劳”，因为他的左脸颊上有一块白斑。
杨白劳站了起来，比我高出一个头，铁塔一座，他用著名的斗鸡眼瞪着野猪，直到野猪不得不低下头去。杨白劳朝我招手，白眼珠瞪得比牛眼还大，白斑变成了金黄色。
彦子忍不住大叫一声“扯呼”（武侠小说中江湖黑话，意为“逃跑”）。野猪拔出一脚泥，倒退着一步一步往回走。可我迈不出腿，我吓坏了。我想到口袋里还有妈妈给的零钱，杨白劳是经常敲诈低年级的。
你是三（一）班的？杨白劳的口气很凶。
旁边不知是谁在打圆场说，人家是班长，好学生。
打圆场的是高年级的，也可能是邻校的，反正那人长得也不像好人。我跑不掉了。后面又挤进来一个小个子，个头与我差不多，外套里露出大敞口花衬衫，手里抓着一个香瓜子三角纸包。我头皮发麻，最不想见的人出现了，我们的班级一霸国平笑嘻嘻嗑着瓜子，他不用开口，就证明了我是王老虎喜欢的那一类学生。
他是安东的。不知道哪个多嘴的又插了一句，火上浇油。
我急忙说不是，我住长安路那边。
国平吐出瓜子壳说，赤那，那就是安东的。
我要永远记住国平那家伙落井下石的贱笑。《长衫守则》第二条大意说，“安西学生理应尽可能地修理安东学生，因为他们不谦虚不友好”。凭什么呢，安西安东还不是一样是脏兮兮的肠子。然而，杨白劳和国平等在场的人清一色全是安西人。我很尴尬，我强调说，我不是安东的！
杨白劳与国平相对嘻嘻而笑。
我既不是安西人也不是安东人，什么也不是，这好像就是我的错。“如果老师喜欢修理差生，那么差生就应该修理老师喜欢的人”。这是《长衫小学生守则》第八条。我是一个公认的老师所喜欢的好学生，这么多老师所不喜欢的差生在这里大聚会，看来我在劫难逃。
有人扯我的衣服下摆，我回头，野猪坚定地站在我身后，太感动了，这才是好兄弟。彦子那个死人还假模假样的，在城堡入口处磨蹭，眯着眼向楼上看，怎么说呢，有时候彦子就是太聪明了。
杨白劳一把揪住我领口，红领巾抽紧，变成了一根上吊绳索。我越是喘不上气，他越是发笑：你们班主任是王老虎吧，她喜欢发糖，话梅糖还是大白兔奶糖？
彦子还死样立定在原地，只是冲我大叫：第七条第七条。
我不想理彦子，我早忘了第七条守则，想也想不起，但舌头不听话，还是说：水果糖。
拿来。一只手摊开在我面前。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画了一只王八。
吃完了。我说的是老实话。
那就拿钱出来，马勒戈壁。
杨白劳要的就是糖果。他也喜欢有话直说，说老实话。我松了一口气，但更紧张了，怕他发现我口袋里藏的零钱。我想大叫呼救，王老虎若是在语文教研组，一定能听见。但向王老虎求救太没面子了。我还没喊的工夫，三楼窗户口多出了不少男男女女的脑瓜，还朝下面使劲拉长脖子，同学们的出现阻止了我许多不明智的企图。起码，我不能失去班长的尊严。因为我还看到了副中队长女乔宾笑嘻嘻地在楼上朝我眨眼，她的瓜子脸，白皙皮肤，秀丽的凤眼，全都令我讨厌。不知从何处，我萌发出一股大无畏的勇气。不能在女乔宾面前丢人。她老是逼着我放学后一起出墙报，害得没法去三角花园踢球捉迷藏。
我对杨白劳说，你没看过《书剑恩仇录》吧。
杨白劳生气了：谁没看过？
他手上放松了些。我吃准了杨白劳没看过，他老留级，字认识他，他不认识字。我说，我爸是武术队教练，他教过我功夫。霍青桐的功夫。
我没骗他，我爸爸早年靠边站，没课可上，就带了一支中学武术队到各个体育馆，表演长拳、太极拳、单刀对双钩之类。我没正规学过，但好几年暑假，我都在武术队混，天天看他们训练。
活青铜？马勒戈壁。杨白劳笑得犬牙都露出来了。
旁边几个人也来兴趣了，纷纷要我露一手。
我说，一对一单挑，武林规矩。
杨白劳松开手，嘻嘻笑着，不相信似的打量着我。
国平把香瓜子装入裤袋，凑上来说好好好，我做公证人。一对一，不许赖。
我说杨白劳是留级生，比我高比我大，那样比不公平。怎么比？杨白劳朝掌心吐着唾沫，有点胡涂了。他脑子太笨。我要杨白劳站桩不能动弹，如果能把他推倒，算我赢；推不倒，就是输。这样比，双方都不会受伤。杨白劳有点犹豫。国平笑嘻嘻对他说，赤那，你这么高这么壮，还练过长拳，站马步还不会！
杨白劳马上点头同意，脱掉外套，沉裆下蹲，扎扎实实，来了个马步站桩。
我绕着杨白劳转了三圈，杨白劳起初还跟着我扭脖子，脖子扭得酸疼，嚷嚷快点快点。转到第三圈，到了他背后，他还在嘟囔，我趁他不注意，抓住他双肩，右脚大套鞋铁锤似的朝他腿弯里使劲一踹，两手同时向侧后方用力一拉，杨白劳膝盖一软，啪嗒仰面摔倒。地上全是泥浆，他滚了一身泥，往脸上一抹，成了大花脸。他反应挺快，狼狈是狼狈，马上翻身爬起来，还没忘了讪讪地问我这是什么招数。
我得意地拍拍手说，擒拿。
杨白劳说不行不行，你耍赖，重来重来！
国平一把拉开杨白劳，亲热地凑到我跟前，说一定要学一招。
我不屑地说，马步还没练好，怎么学擒拿？
国平扭头，指关节敲打着杨白劳的头：马步还没练好怎么学擒拿？
我和野猪、彦子离开时，那些人正在国平的带领下，开始练马步站桩。
杨白劳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我们，用衣袖抹着脸，嘴里念念有词。
我右小腿上的创面又痒起来，在医院里涂了一种蓝色油膏，冷冰冰的蓝油，果然很管用，创面开始愈合，有时候会非常痒，好像城堡里所有的蚂蚁都爬到小小的创面上大行军。
荣誉是个好东西
彦子搂住我肩头大笑：没想到乔宾武术这么厉害。
我躲开了，又想起来什么，忙问彦子第七条是什么。
彦子的记性好过我，嬉皮笑脸地解释秘密文本《长衫小学生守则》说，“安东学生要尽可能地修理安西学生，因为他们不文明不礼貌”。这条写得不好，我们安西哪有不文明不礼貌？
我说，我又不是安东的。
彦子说，那你也不是安西的。
我无助地望着野猪，野猪很爽快地表态：如果你跟我们安西人在一起，你就是安西人；如果跟安东人在一起，你就不是安西人。
我说去你丫的。这个守则太古怪了，安东安西老要斗来斗去，不是存心要叫天下不太平？
野猪左手握拳放到嘴边，对着拳眼吹气，他遇到想不明白的事，就会使劲吹拳眼。
奇怪的是，彦子一直为自己是安西人感到自豪，他说喂喂喂，什么是天下？天下就是谁当老大的事。安东人从来当老大，现在我们安西人口比安东多好几倍，房子也多盖了那么多，学校也在我们这里，安西人不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吗？ 天下该轮到安西人做老大了。
我皱着眉说，公共厕所不在你们那里。
野猪不吹拳，改吹拳关节说，比一比谁的拳头硬，赤那。
彦子太同意了：好像《守则》第十条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相信。可不管彦子也好，野猪也好，谁也说不清《守则》第十条是什么。这个守则从来没写下来过，也就是说，秘密文本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有白纸黑字，守则就靠有心人口口相传，难免有版本出入，尤其是第十条。谁也说不清第十条是什么。神秘的第十条是什么，我们都争持不下。彦子答应去问一下高年级，但我不太相信彦子。他这人就是太聪明。
第二天，我起大早，在学校门口值勤，同学们不管认不认识，经过我身边，都不住回头看我，窃窃私语，他们不是笑我红领巾戴得端正。我看见姚佩华和陈荻走过，她们都笑得非常好看，但哪一个笑得更好看，真不好说。我没想清楚的工夫，一个三年级中队长用擒拿手收拾了老留级生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校，一个好学生居然打败了留级生，在苏北小赤佬横行的长衫小学是一桩从来未有的奇闻怪事。 一夜之间，乔宾这个名字誉满全校。我真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出名，可也不奇怪，长衫小学自古以来是认拳头不认道理的地方。
不久，王老虎找我来了。她把我一个人叫到办公室去拿糖果，办公室内空无一人，桌上既没有水果糖话梅糖，也没有大白兔奶糖。连半点糖屑也没有。
王老虎舒舒服服坐在铺软垫的木椅里，问我跟杨敏华打架的事。
我反应慢，不晓得是不是该点头。
王老虎端起茶杯又放下，和蔼地说，下次不要这样。你是班干部，要注意形象。
头很重，我把头垂下，减轻脖子的负担，脖子红了，胸口也红了，一直红到肚子上，连肚脐眼周围也是热烘烘的。
王老虎喝着热茶，宣布我的两条杠换成了三条杠，我被晋升为大队委员。
走出办公室，我还没回过神来，已经跳出了班级集体，进入大队部了。难道是王老虎异想天开，也想奖励一下好学生打败了校内歪风邪气？尽管王老师对人一直比较严厉，但她并不厚此薄彼。即使是教导主任，她也不给面子。作为小学校里唯一正宗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 她在语文教研组内从来都是挑大梁的，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内。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她用水杯投掷政治老师，仅仅因为政治老师埋怨物价涨太快，钞票不值钱。校长赶来劝架，王老虎指着刚躲过水杯的女政治老师说，校长您评评理，她还是老党员呐！王老师很骄傲，她一直是组织生活也不过的党外人士，连她都没二话的事，凭什么一个老共产党员要这般无端发牢骚。那不是证明她这个无党派人士思想比老党员政治老师更先进嘛。校长拼死拼活把两人分开，没说什么。但我得赞扬我们这位敢说敢做的女班主任蛮有正义感，也很公平。要是换在今天，王老虎无疑是释放社会正能量的正面典型。
自此，我开会要去教导处旁边的大队部，与大队长大队辅导员一起开更高级的会议。我憋着尿，不停地偷偷跺脚，好不容易开完第一个会，立马冲到厕所，对着小便池疯狂扫射。大队部的会，就是不一样，就是像老师们开会的样子，有人做会议笔记，有人主持，有人批评，有人自我批评，一开起来，没完没了。我对着小便池的尿碱还没发完开会感想，听到门外有女生的声音说他就是打架的中队长吗，另一女生说是呀，所以撤了他的中队长，摆到我们大队部来了。几个女生嗤嗤窃笑着走远了。
荣升后，我变成了一个影子，从墙上落到地上，躺在我自己的两腿之间。
我胳膊上的袖标比原来多了一条红杠，但奇怪的事是，同学们经过我身边时，再也没有以前的敬畏眼光。此后去大队部开会，我总是能躲则躲，不能躲就不说话。大队辅导员有一次忍不住问我为什么老是皱眉头。我怎么说呢，总不见得告诉辅导员我懂了，这就是古书上说的“明升暗降”。
女乔宾当上了正班长。我失去了天天清晨代表班级主持升旗仪式的权利，我含着泪，看着另一个乔宾穿着裙子，代替我，戴着中队长袖标，骄傲地挺着白衬衫勒出来的小胸脯，在国歌声中，天天走过我面前，走过陈荻姚佩华，还有别的许多人，在国旗杆前面举手敬礼，昂首挺胸，目光随着国旗一寸寸上升，直到再也无法上升。
荣誉原来这么容易使人上瘾。失去荣誉因此也非常爽快。课间休息，我把彦子找来问《长衫小学生守则》怎么说的，彦子摸着脑门想了想，说有吧。
有吗？
彦子嬉皮笑脸的，蛮肯定地说，大概有吧，第四条。
地球撞上了太阳
大老远认出了王老虎的背影。
她同我一样住在长安路边上，就在马路斜对过红英家所在的日本楼。她的住所证明她既不属于安东，也不属于安西。但她在班里宣称她是正宗上海本地人。这里要找出几个正宗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比发现一条会上树的狗还难。
我跟在王老虎身后，不让她发现我。其实，老师非常喜欢我，但我就是不想与她同行。我不是记恨她暗算我，不让我做中队长，我是嫌她脚大，41码，比我爸还大，像我爸40/41混穿，关键看鞋子。她41/42码的脚踏步有力，高高的个子，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有节奏地向后下方甩出，如同扭秧歌一般。经过公厕，到了菜场，脚的步调和节奏不自觉地加快。尿碱、烂菜皮、黄鱼的混合怪味把所有经此上学的学生熏染成同一个味道。在我记忆里，长衫小学生不幸都是同一个味。王老虎也不例外。这双有怪味的大脚踏入校门后，节奏马上不一样了。同样是快，前者是和风细雨的快，后者是干革命工作的快，王老虎每天都像有很多国家大事着急处理。 但今天班内还有更急的事等着她。
教学楼门口有人喊一嗓子：王老虎来了。
呼啦一下，楼门口围着的学生都散了。当王老虎快步冲进楼内的时候，我才走进校门，拉着一个路过问，他说精彩打架了。几班的。你们班的。谁谁？有眼珠子的自己看。我脑袋也热了，脚的反应比大脑快多了。我飞跑上楼梯，跟着越来越多的人往三楼跑，我不敢信有谁敢在上王老虎的课前干架。比如，拿我们班最厉害的女生羊妈妈（由外号可知姓杨）来说。有一次，被人说偷拿了同学的铅笔，羊妈妈领着她妈杀入学校，羊妈妈的妈妈左右两手各抓着一捆彩色铅笔，冲进教导处，指点江山，威风八面，对着主任抗议。但羊妈妈呢，她充其量也不过是躲在她妈屁股后扭捏着偷看。等到王老虎进来，她就不见了。
赶到教室，我彻底失望了，比同学们更失望，好戏早已结束。现场谁也不敢说话。女乔宾气喘吁吁，在整理衣衫，用手梳理头发，脸蛋红彤彤，缀着一层光亮细密的汗珠。
万万料不到，躺在教室后面地上的人却是小霸王国平，身边歪着一根拖把，地上倒扣着一只铅桶。好一会儿，他一声不吭地爬起来，脸上有几道红色痕迹，衬衫掉了好几粒纽扣，他去抓地上的外衣，我们以为他还要放马一搏再决雌雄，但他分开人群，就那么冲出去，头也不回，喊了句“赤那娘壁”，所有的脑袋都一致扭往同一个方向，王老虎面色铁青，背剪双手，站在讲台前，保持沉默，连老师一时间也不能断定国平到底准备操谁的妈。
事后，野猪说国平是一个戆卵。
国平个子比女乔宾矮半个头，干瘦如柴，但他爆发力强，赛过厚厚的跳马垫子，怎么也踩不烂，还是学校百米跑和掷铅球的冠军。有人说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如果女乔宾手里有两把铅笔，也许她还有戏，但她赤手空拳，连扎头发的蝴蝶结都被打掉了。她标枪一样颀长的身体撑不住，被国平牢牢控制住了长发和一条胳膊，她唯一自由的那只手一点儿也抓不住他滑溜溜的寸头。国平大吼一声，拧腰发力，把头顶在她肚子上，把她一直顶到黑板报，动弹不得，眼看胜负已分，却不料女乔宾先后抓到两个黑板擦，左一个，右一个，统统拍在国平面门上。他变成了一只死命揉眼睛的白头翁，随后，一根拖把和一只铅桶重重落到他背上，连续几下，差不多打断了他的脊梁骨。
我没想到新班长真的能打，敢打，大打出手，击溃了皮糙肉硬的班中一霸国平。我走路轻飘飘的，如果国平打架输给了女同学的话，离中国妇女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的日子还会远嘛。彦子在我身后，对野猪分析霸主惨败对班内和年级形势的深远影响，他用学校广播员的腔调着重提到：男乔宾对杨白劳的一战，性质不过是自卫反击，而女乔宾跟戆卵公开打拳击，被王老虎当场抓现行，女班长的位子还能保住吗？
我听了，脚步飞起来，起先像和风细雨，而后像干革命工作。越跑越开心，跑过菜场，跑过公厕，跑过地段医院，跑过日本楼和邮局，在邮局外面报栏站住，我大喘着气读报，为了尽快平静下来，我选择看报上的小说连载，有时，我也会看看新闻，看到有意思的，气息平顺了，比如，那一天，《解放日报》上说，某月某日，查良镛十分兴奋，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云云。我当时最崇拜的人是查良镛，因为我知道他就是写陈家洛和红花会的金庸，据说是一个懂得许多绝世武功的写文章的人，要不他怎么写得出那么多好小说，他住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香港。这个世界有意思，两个不同的人共享同一个名字，而同一个人也可以拥有不同名字的分身。文中说查先生是先穿西装后戴领带。我爸爸偶尔也穿西装出门，总是先戴领带再穿西装，我发现这先后秩序就是大人物和平头百姓之间的差别。我为这个发现雀跃不已。
文章又说，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接见了香港《明报》社长金庸。当时，我还不能领会文字后面的意义，但我知道两个了不起的人见面了，好像地球撞上了太阳，会发生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呢，我很想听听彦子的分析，但这个长衫聪明人不在。一旦男乔宾和女乔宾撞上了，发生的事是不是也会“匪夷所思”（这个文绉绉得莫名其妙的词是从金庸书里抄来的），我不知道。
窗外的铁树开花了吗
王老虎把我单独叫到语文教研组，办公室里面还是没有别人，桌上面还是半点糖屑也没有。这一回，她很严肃，干巴巴地说，班上出现了歪风邪气。作为大队委员，你竟然没有勇敢地挺身而出，制止坏同学欺负好同学。
我很想说我不是纠察也不是联防队的，但我的嘴巴不响，手脚冰凉。
她口气放缓说，你不要老是看着窗外，窗外的铁树开花了吗？
窗外铁树没有开花，但我就算回过头看老师，老师的头上也不会开花。
王老虎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乔宾同学，你是大队委员了，为什么老是皱着眉头？
是呀，为什么，我也想知道。我负担了太多想法的脑袋重得抬不起来，肚脐眼周围热烘烘的，我听不清老师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说了很多很多，最后她说，如果大队委员的位子要保住，去写一份检讨书，交到老师这里来。
我期期艾艾终于讲出口：班长乔宾她，她、打、架……
王老虎把眼一瞪截断我说，中队长为了抵制班内歪风邪气，你难道不知道国平一贯欺负同学，干扰班长出墙报，班长是见义勇为，自卫反击……
对我来说，写一份检查也不难，花不了半小时，也不是没写过。但我纠结在男女乔宾的差别为什么那么大，男乔宾打架做不了班长，而女乔宾打架就升为班长。我就是不想写检讨书，我也不想见老师，更怕妈妈知道。但吃晚饭的时候，妈妈还是知道了，由此可知，长衫小学里一直有她布下的情报网。妈妈吃这顿饭显得心事重重，饭没吃完，就把碗筷重重一放，从五斗橱找出两条香烟和一桶油提着，往马路斜对过的日本楼去了。
吃饭时，妈妈一直在唠叨，她说我爸不在家，她为我操碎了心。她还说女乔宾家虽然在学校对门，但她爸爸妈妈不住那里，都在北京做官。这些话从我左耳朵进入，右耳朵出来。我出门前看到大衣橱穿衣镜里面的那个小朋友一直皱着眉。我扯下红领巾照镜子，挤眉弄眼好半天，还是学不会眉头不打结。不皱眉头也很难。
门外梧桐树下，有一胖一瘦两条人影等我，路灯很暗，面目看不清，但我晓得是野猪和彦子。
野猪急急地说乔宾求你个事，检讨书怎么写？
我不解地看着他。野猪对着拳眼吹气说，我和彦子下课打闹，追着玩，被教导主任看到，把我们交给王老虎，王老虎说我们是打架，屡教不改，要写深刻检查。不写不能上学。
彦子附和说是是是，搞七捏三，我们又不是真打架。赤那，你晓得，王老虎办公室一只抽屉里面塞满了，全是检讨书。我们将来可都惨了！
连文质彬彬的彦子都骂人了，我对彦子说，《守则》第十条我晓得了。
彦子的耳朵竖了起来，野猪说快讲快讲。
我说，长衫小学入读的不是小学生，而是他们的家长。家长统统要接受再教育。
彦子摇头说不对不对，不是这样。
那你说是什么？
彦子怔住了，好一会儿才说，第十条，说你打架就打架，说没打架就没打架，一切以老师的话为准。
野猪和我哈哈大笑。
无风的傍晚，笑声回音很大，我们笑得真开心。
彦子和野猪走了后，我也往学校走去。走到学校门口，望着对面女乔宾的家，眼光彷佛穿透墙壁，看到她吃完晚饭在看电视。荧光好似许多白色的手，在她光洁的脸上变换着光与影的组合。我很喜欢看这样的女孩子。不可思议的是，以前为什么我那样讨厌她呢。我看见她的娘娘招呼她去洗碗，她两手扭捏着推脱说太累，娘娘生气了，开始数落代她在北京工作的父母照顾她一个小姑娘有多么不容易。
做小学生，也是不容易的。到底是哪一位高智商的前辈在毕业前高度总结了做小学生的智慧，写下了如此有效实用十条《长衫守则》，我实在想不出来。古人说述而不作，光是说，楞是不写下来，看上去没有道理，其实大有玄机。各年级代代口头相传，口头文学，没有白纸黑字，老师教导主任校长都没法抓住把柄。不过，如此一来也有个小小的遗憾，比如，《长衫小学生守则》第十条到底是什么，谁也吃不准，众说纷纭，谁也无法确定。如果在毕业前不能确定，就是毕了业，我也无法瞑目。
我站在路灯下，皱着眉头，苦苦思索。
天色完全黑了，女乔宾家院门吱嘎一声打开，我吓得转身拔腿就跑。
不知何时，起风了。我顶风跑起来，无形的阻拦越厉害，我跑得越带劲，发觉右小腿异常有力，疮面既不痛也不痒，完全没感觉了，纠缠一学期的烂疮也可以一夜痊愈，像从来没得过似的。我大口吞噬冷空气，穿过黑魆魆的菜场，穿过公厕，跑过夜归的行人，风像某个女同学熟悉而甜腻的声音，在耳边咋咋呼呼，我用不着听她啰嗦。跑着跑着，我绊了一下，弹跳步变成大步跨栏，侥幸没有摔倒，但不得不慢下来，身体里发出嘎啦一声响，什么关节错位或散架，一定有什么不对头，步伐改成了走路方式前进，但还是觉着不对劲，左右脚怎么迈步，怎么不协调，先左手还是先右手，多少摆动幅度合适，左右手转眼变成了船桨般沉重别扭。本来很简单的肢体动作，一旦不自然起来，就像连续360度空翻那样困难。
我不会走路了。走在好端端平平坦坦的马路，也可以变成上平衡木那样步履维艰。我站住，撩起右裤腿，小腿上留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褐色疤痕，边缘深，中间浅，泛出粉红的鲜肉，疤痕深深地烙在皮肤里，要跟随我一辈子了。
走慢些呀，乔宾，又不是充军。后来，很多人（包括我妈）都这么呼吁，但我走路越来越快，好在国家发展越来越快，我跟上了这个国家的节奏，如果一旦慢下来，我就不会走路。只能快，不能慢。我发现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乔宾啊乔宾，这算不算是一种残疾呢，我就是不会好好走路。以后，我与野猪、彦子两个发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他们俩都跟不上我的速度，终于淹没在人海中，杳无音讯。
不过，迄今我还记得野猪同志说得好，慢慢走路有那么难吗？左脚右脚，谁也没有特权， 不能老占先。走路，无非就是一只脚放在前面，另一只脚放在后面，依次交换，轮流占先。可是不管他怎么说，我怎么走，我还是觉得走路是天底下最难的事。 皱眉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我老是改不掉皱眉的习惯。
久而久之，小学毕业前，我成了一个走得飞快的少年老头。
作者小传
武陵驿，居墨尔本。2018年重新发表作品。出身和阶级不可更改，职务都是暂时性，获奖已成过去时，神学和政治不太正确，写作成为时断时续的朝圣之旅。小说散见于《芙蓉》、《文学港》、《江南》、《莽原》、《都市》、《安徽文学》和《四川文学》等文学期刊。诗歌刊于《创世纪诗杂志》、《乾坤》等海外诗刊，入选花城版《2020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已出版小说《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和《骑在鱼背离去》。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kosmos II）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18期的主题是“教会学校”，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世代》各期，详见：
微信（kosmos II）；网站（www.kosmos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