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2007年特刊——新教入华200周年

这是一个季节。

在这个季节，曾经，我们该准备收割了。我们准备好镰刀、背篓，去收获那一年中最后的一茬庄稼。当那片土地被高粱穗子染成绛色的时候，我们冒着一头高粱花子钻进地里，全然不顾家中那口柴锅已经烧开过几次。

在这个季节，池塘里的鱼是最肥美的，果园中的苹果是最红润的，棉田里的花朵是最鲜艳的，林子里的野兔是最活跃的。我们从田里出来，又扑进了丰收的怀抱。

然后，我们坐在高高的秫秸垛上，数算明年的日子……

在这个季节，我们发现，我们那有梦的年纪已经被封尘在相册之中，我们不会为抓到野兔子而欢呼雀跃，却依然在悉心准备收割！

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喜收割！

我们流泪撒种！

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担着水筲，在狭窄的田埂上走了几里地，我们推着独轮车往刚刚耕过的地里送粪。一天下来，肩膀是肿的，后背的衣服上也印满了碱花。我们将汗水洒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

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生命与这片土地休戚与共……

我们终生在撒种！尤其是当听到那自天而来的呼召：“来，为那天国的福音撒种”的时候，尤其是当知道，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这是天国的禾场，这禾场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等待我们去耕耘的时候，我们便用我们的生命去撒种，我们便把自己当作一粒麦种，死在泥土里，换来明天十倍百倍的收获！

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便与人类宏伟的历史连结一体，我们便承担了我们的使命！从此，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那造我们的主！当我们顺服于他的旨意而担负起这使命的时候，朽坏的生命才变得不会朽坏，才有了终极意义.我们所付出的泪水和汗水，我们肩头的红肿和衣服上的碱花都成为我们的祝福！

当我们为天国而劳力播种时，世界、肉体和仇敌的重担从我们肩上悄然落下；当我们满心仰望属天的收获时，今生的得失无法再夺走我们的力量和喜乐；当我们和亚伯拉罕一道，直奔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得着了尊崇和荣耀。

曾经，我们倾听大地的脚步；今天，我们倾听神的呼召——我们撒种去！

去年年底，为了迎接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我在教会分享了一篇有关宣教的讲道，在应用部分建议弟兄姊妹找一本宣教士的传记（比如《马礼逊回忆录》）来读。时间过得很快，2007年眼看就要过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读过了这本书。所幸，最近听好几位弟兄姊妹分享了出去短宣的美好见证，也跟一些在中国生活的外国弟兄姊妹有所交通，因此再次拿起这本书来读时，觉得马礼逊那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

《马礼逊回忆录》由马礼逊夫人搜集她丈夫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纂而成，因此他一生的心路历程，较其他传记，就显得犹为清晰。本书按照马礼逊的生平分成五个时期，记录了马礼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名宣教士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宣教士为开拓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第一次将整本圣经翻译成中文，独立编纂了第一本《华英字典》等。同时书中还有大量的来自差会伦敦传教会以及其他友人的回信，为我们全面地展现了一幅画卷，使我们看到福音的种子是怎样播撒在神州大地上的。

 一、“我愿基督接纳我做他的仆人”

1782年1月5日，罗伯特•马礼逊生于英国北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从小得到父母的教导，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13岁时就能够熟练背诵诗篇119篇。在他15岁那年，他警觉自己里面的罪：“对死亡的恐惧使我强烈地向上帝呼喊，恳求上帝饶恕我的罪、引领我归向耶稣基督、更新我的灵魂。从那时起，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相信也改变了我的心灵。”（2页）16岁那年，马礼逊受洗，并加入英国长老会。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自律，也很追求灵命成长，时常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罪。17岁时他开始研究基督教历史，并且读了一本《海外传教杂志》。从那时，“向海外宣教”的种子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1801年，马礼逊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并且是以传播基督的福音为目的的。为了预备自己将来作宣教士，他还认真学习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第二年，在他立志宣教的决心书里他这样写道：“我是否已经让圣灵倒空我一切形式的自私念头呢？我是否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主，以求达到能去海外传福音的目标呢？……我是否认真考虑过，传福音的性质乃是做基督所差遣的使者，去寻回在地狱边缘垂死的人们与上帝和好呢？……我要传扬上帝的真理，决不宣扬我个人……我愿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为的是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罪人来到生命树前。”（7页）此后，这个心志就从未离开过他，而且不断地得到印证和坚固。

同年11月他向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寄出入学申请立即得到批准。即便入学后不久他父亲重病，他也没有听从家人要他辍学回家的劝告。在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主会安排好一切事情……但我不想要回去，我已手扶着犁在耕耘，不会再回头看了。”（10页）日后，神学院的师生回忆马礼逊时，都会提到他“对基督的虔敬和毫不疲倦的献身精神”，称他“当时已有极为严肃的属灵生活……正在培养一些不平凡的性格”。（10-11页）

马礼逊22岁那年，向伦敦传教会提出申请：“从那时起，我设想要当一名传教士。我不敢说那是一种设想，而认为那仅仅是一种愿望，是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沉浸在这愿望里，但我看到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我求上帝为我作出安排，主若悦纳，使我这心中的愿望能得到成全。”（14页）今天，每一个想要服侍主的基督徒，都在苦苦地求问主对自己的呼召是什么。而马礼逊则专注于对自己敬虔生活的操练、品格与意志的培养、知识的装备等等，借着热切的祷告，不断地以行动来确认自己全然摆上侍奉主的心志。直到神的时刻来到，他得以谦卑地呈上自己的愿望，等候主的差遣。他以主的心意为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福音传给世上那些失丧的灵魂。他坚信主在大使命中对众门徒的呼召，并以此为义不容辞之己任：“我现在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一名赴海外传福音的传教士……自从我到了神学院，每念及此，总是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知道耶稣要求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上帝的救赎是赐给普天下各族、说各种语言之人的……我认定这是我的职责……我将终身献身。”（14页）神的门就在那一刻为他打开了。

于是马礼逊被伦敦传教会接纳为传教士，进入高士坡传教学院深造。虽然他想去非洲内地宣教，但高士坡传教学院计划差派他前往中国宣教。他深信，他被安排去中国，是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因他一直向上帝求告能派他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此后的两年中，马礼逊在伦敦一边学习医学、天文学、数学和中文，一边继续操练讲道的侍奉和属灵的品格，为以后海外的宣教事工打下坚实的基础。1807年1月8日，马礼逊被按立为牧师。1月26日，马礼逊在给老父亲写的信中说：“我愿基督接纳我做他的仆人，这样你就因我为主工作而喜乐。”（27页）两天后，马礼逊只身一人启程前往中国。他从伦敦出发，乘船绕道美国纽约，历经八个多月，终于在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

二、“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当中”

到了中国以后，天气的炎热加上经济上的压力，让马礼逊有点灰心。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障碍。他在澳门时听说“中国人是被禁止对欧洲来此地的西洋人教授中文的，如被发现，是要判处死刑的。”（38页）11月4日，他给差派他的伦敦传教会的哈德斯凯尔牧师写信时说道：“现在不仅是中国人禁止我这样的英国人住在广州，而且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不准我住在这里，但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当中。”（42页）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加上生活拮据，马礼逊的健康每况愈下。到了1808年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情绪上有点抑郁，因为我在此相当孤独，没有一个人我可称之为朋友的。”（45页）次年与玛丽的结合，使他心情大为开朗。然而，婚后不到一年，爱妻就患了神经性疾病，医生也认为无法救治。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人在国外受到折磨，会受加倍的痛苦，因为既无亲人就近照顾，又无基督徒朋友来安慰我们……”（65页）宣教士的苦楚，马礼逊仍在不断地经历。他一语道出了许多在异乡宣教的宣教士们的心声。他妻子头胎的男婴出生当天就夭折了，这无疑又是对马礼逊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正是这百般的试炼，把马礼逊引向对神更深的信靠.这几乎是这期间他写给朋友和差会的每封书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1812年，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发信，告知清政府有令，严禁洋人在华传教及印发中文的基督教书籍，否则将处以死刑。而“汉人和满人，如受欧洲人指使传教，为首者或主犯将立即斩首；信奉洋教不愿改正者，放逐至黑龙江。”（79页）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马礼逊仍然说：“但不论如何，我必须信靠上帝继续做这项圣工。”（78页）如果不是他心里始终如一地把主的大使命摆在自己生命的中心，如果不是他来华之前就已对自己宣判了死刑、为要单单信靠神，他早已无法留在这个敌视外国人的异邦了。他真是像保罗一样，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出“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凭着对神的信心，他鼓起勇气，练习吃中国饭，用中国话祷告，并且勤学中文，盼望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在短短两年内，他竟然能够书写中文，也能用官话和当地土话与中国官员谈判，并且开始成为其他英国人的中文老师。在伦敦传教会的书信激励下，马礼逊不知倦怠地学习中文，并且逐卷翻译新约圣经。也因着神的信实，他得以平安地住在广州、澳门。

1809年，马礼逊受聘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他认为这“大大地阻碍了我做的传教工作……与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73页）.既然如此，马礼逊为什么要选择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呢？一方面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谋求一个政治上的合法身份以便继续留在中国，算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带职宣教模式，至今是很多宣教士采用的办法。然而，他们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属世的工作往往会占据他们许多的时间，有时甚至无法专心作传道的事工。这就需要宣教士背后有母会众多弟兄姊妹在经济上、属灵上的各种支持。

1813年9月30日，马礼逊已经将《新约》全部译成中文。米怜奉差抵达澳门，成为马礼逊期待近七年之久的第一位同工。马礼逊为此非常感恩，赞美上帝。只是，他“为至今尚未见有异教徒改邪归正而忧伤”（93页）。

三、“愿他是大丰收时初熟的果子”

由于马礼逊不断地邀请他的佣人、助手以及中文老师参加他家的读经祷告，向他们分发他翻译的单张，还有马礼逊本人生命的美好见证，这些人的生命不断地被改变。有人向他索阅他出版的几本书，好明白基督教教义；有人因读了他写的劝世文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他的中文老师高先生也终于认识到拜偶像是错误的。

1814年6月，马礼逊的助手，27岁的中国人蔡高写了一封表白书，要求接受基督教洗礼。7月16日：“在远离人们视线的海边，从潺潺溪水中，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蔡高施洗……愿他是大丰收的初熟的果子，成为将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归信基督，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的第一个新教的信徒。”（110-111页）这第一个福音的果子，马礼逊苦苦期待了七年之久！信实的神垂听了他的祷告。1815年11月3日，他为梁发施洗。梁发在南洋工作 三年后，回到广东与米怜合作，成为传道人。

除了传福音，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是马礼逊的又一重要使命。为此他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从四书五经到诗词歌赋，努力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思想.“我在这里非常孤独，整日都不停地在写作，常常感到非常消沉.编纂《华英字典》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虽然如此，这样的状况，全都是为了一项事业，也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宣扬耶稣基督福音这一伟大事业，因此，我充分感谢主的宏恩，使我可以做这项事业。”1817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根据马礼逊在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达到的学术水平和价值，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完成全部《圣经》的中文翻译，取名为《神天圣书》，在马六甲印刷出版，华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读《圣经》了。至此，马礼逊已经顺利完成伦敦传教会托付给他的使命，更是了了多年来他内心深处最大的一桩心愿——“每念及此，我就对中国抱有希望，因为圣经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自由地阅读它了。”（155页）我相信马礼逊用自己的生命所总结的这句话，将会成为众多向异文化宣教的勇士的激励。

1823年，马礼逊回英国述职，在各地讲演，呼吁教会用各种方法推动向中国的宣教。在一次讲演中，他提到：“中国土地肥沃，有大量的古代和现代文学，不需要欧洲的任何东西。中国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知识，这就是我们的海外传教会要去传授的。不管中国人拥有多么丰富的文学艺术，他们仍然是昏头昏脑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憎恨真神上帝，心中充满不义、邪恶和对偶像的执迷。中国虽然拥有文明，但中国人却仍充满着妒忌、欺诈和撒谎。他们心中充满了吝啬和冷酷的、形而上的无情……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多久才肯去关心东亚国家的人所承袭的欺骗、虚夸和一切毫无益处的行为呢？他们何时能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从地极来，承认愚昧，抛弃偶像呢？”（234页）200年过去了，如今中国人的物质与文化上的富足，远远超过当年。马礼逊所叙述的那富足背后属灵的贫穷，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但马礼逊所提到的中国人这种离弃真神、崇拜偶像的愚昧之举，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需要弃绝的。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如果再不来寻求上帝，对金钱的崇拜将会让中国人更加堕落、更加远离上帝！二百年来，有多少宣教士曾踏上中国这片属灵贫脊的土地！他们和马礼逊有着同样的心声。

四、“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

1834年6月19日，马礼逊预备了最后一篇讲章：“约翰福音14章2-3节，我相信我们是属于上帝家里的人，因此可以盼望有一份丰富的产业和一个家，这是在我们走完朝圣的道路，我们所打的仗完成之后可以享受的。耶稣必定要再来亲自接我们去天家，我们将在最完美的社会里永远与上帝同在。”（298页）很遗憾，因为各种原因，这篇讲章没有在教堂里讲过。

1834年7月27日礼拜天，“我刚结束在中国教会的崇拜，到会的人老少都有，人数相当多，唱圣诗的声音在街上都可听到…”（302页）据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所记：“父亲召集一小批中国人聚会、崇拜上帝，他竭尽全力向他们证道。说实在的，在这个异教的国家里，看到有多达12个中国人来听道是最令人高兴的景象，因为在这个落后国家的最腐败的城市里，还有这么一批人在一起祷告和赞美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救赎主。”（305页）8月1日，马礼逊博士在广州逝世。马儒翰在给继母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已经做完了上帝指定他要做的工作……他做圣工已经鞠躬尽瘁。”（304页）他的一生都在述说着他青年时代的愿望——“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

前些天，我听一位牧师分享信主见证，在他不信主时遇到一位退休的老宣教士，都八十多岁了，数病缠身，行动不变，居然有心学习中文，为要向他身边的华人传福音。他虽然没学会几个汉字，但是，他的心志和生命引得一位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降服在了基督面前。与这位老宣教士相比，我们都算年轻人。当趁我们年轻，不断地让主更新我们的生命，好成为他合用的仆人。

马礼逊墓碑上的英文碑铭如下：“马礼逊，神学博士，首位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事27年，编纂和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并大量散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他是1782年1月5日在英国莫佩思出生，1807年由伦敦传教会派驻中国传教。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中文译员长达25年，1834年8月1日在广州逝世。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到安息，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将由后人继续做下去。”（307-308页）

这是马礼逊的墓志铭，读到这里，我在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墓碑上将会留下什么？我们都期望留下些什么？这将成为我们在世寄居的行动指南。让这样的墓志铭成为我们为主而活的座右铭吧！美国传教士司梯文斯牧师致马礼逊夫人的信中写道：“他（马礼逊）留下的工作会有人接替他去做的，直到全中国都献给上帝为止。”（306页）现在全中国还没有完全归向上帝，马礼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也还有许多人没有归向上帝。历代圣徒们留下的工作，有谁愿意接替他们去做呢？唯愿主从我们中间兴起一大批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接替他们未完之工！”

（《马礼逊回忆录》，马礼逊夫人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如今，走在城市或乡村的路上，我们很难想像，过去二百年间，曾有那么多有名和无名的宣教士们在这片大地上驱驰奔走，冒着各样风险，忍受着各种磨难和打击，只为了将上帝的道传播到这个封闭的世界，让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人能听见上帝的召唤。他们柔弱卑微如一株风中的麦穗，他们的根系却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

艾伟德（Gladys Aylward），一个普通的英国女子，就是这其中的代表。

关于艾伟德，我想，在21世纪的中国，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一定不多了。我不知道在中国宣教史的长卷上，这个名字是否能有机会出现在众多重要且富影响力的宣教士的名单当中，但我由衷地相信，这个名字一定会写进上帝的名册，尽管，在地上，它早已被湮没在岁月的尘埃背后，似乎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慢慢地遗忘了。

艾伟德190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个邮递员。27岁那年，艾伟德悔改信主。1930年，根本不懂中文的她回应着心中那个“到中国去”的催促，拿出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买了一张赴中国的车票，独自一人，带着一本圣经和几件随身的衣物，从伦敦启程赴中国，因中俄战争爆发，她被迫转道莫斯科，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辗转进入日本神户，又从神户乘船到达中国天津，然后分别乘火车、长途汽车和骡车到达山西西部的阳城县。1936年，艾伟德申请加入中国籍。1949年，她因病回英国休养，算起来在中国大陆待了整整20年。

在这20年间，她与邀请她到中国宣教的罗森夫人开办了一家“八福客栈”，专门为那些途经阳城贩运货物的骡夫们传福音。这群单纯而执拗的乡野村民一开始恐怖地拒绝两个女“洋鬼子”的照料，后来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们传递的上帝的话语，最终，他们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在日军入侵中原的时候，在家破人亡的时日，他们带着满身满心的创伤，仍然对上帝之国充满盼望。是艾伟德，这个蓝眼睛的小个子女人为他们指明了那条向上仰望的路径。

在这20年间，她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山西方言，穿着一身当地农妇的土布衣裳，并成为阳城县长亲自委派的督察专员——专门到乡间宣传禁止缠足的命令。每到一个地方，她不仅检查成年女子和女童缠足的情况，向人宣传女人天足的好处，还用歌唱和讲故事的方式向人讲述那位代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她所到之处，往往是人头攒动。人们把从她那儿听来的圣经故事和政府下达的放足命令一齐带回家中，告诉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照着做。而那些人，曾经在她刚到阳城时，向她身上和脸上扔过泥巴、泼过水，只因为她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有一个又高又直的大鼻子。

在这20年间，她与阳城县长和监狱长成为好朋友，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女人能够仅仅因其才能而与男人建立彼此信任的友好关系。她四处宣教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上帝与我同在，他此刻就在这里”.一次，县监狱发生重大暴乱，囚徒们互相残杀，守卫的官兵无人敢进入狱中，县长和监狱长首先想到了她，派人把她接到监狱去处理这件事。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既然有一位神与你同在，你自然有力量平息一场无人能解决的暴乱。艾伟德带着一颗祷告的心，镇静、温柔地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并在日后带领数个囚徒认识了上帝。几年后，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县长在一次精心准备的宴会上，向所有人宣布，自己要选择艾伟德的信仰，他说：“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个基督徒。”

在这20年间，她先后收养了五个中国弃婴，把他们一一抚养成人。许多年后，已经为人父母的他们把自己的儿女放在她的手里，聆听她的祝福。这个终生未嫁、没有亲生儿女的女人在这块土地上也曾享受过片刻含饴弄孙的幸福。

在这20年间，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制造种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时，她带领那些侥幸生还的人们加入到重整家园的建设中。她忍着悲愤的泪水，号召男人们掩埋尸体、清理荒废的房屋，教导女人们帮助包扎伤者的伤口……她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同体验着失去亲人的悲哀。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不要希望我会离开这里，也不要用任何办法把我弄出去，当这个考验还在的时候，我是不会离开的。他们是我的人，上帝也已将我给了他们，我将为了上帝和他的荣耀与他们同生共死。”

在这20年间，她多次利用她的外国人身份为中国政府军递送日本军队行动的情报，并向《时代杂志》的记者作证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以至于日本侵略者为得到她的人头悬赏一百美元。她也曾因身为基督徒，是否应该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而犹豫过，但最终，在善恶判然的形势面前，她选择了与弱者站在一起。艾伟德相信，无论是在脚下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还是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她都是问心无愧的。

在这20年间，她还做了一件至今提起仍令人深感惊异的壮举：1940年3月，她带着一百多个4岁到14岁大小的孤儿难民从山西阳城出发，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翻山越岭，渡过黄河，赶往陕西西安的战时孤儿救助中心。出发时，他们身无分文，只有阳城县长供应的两袋米.大多数时候，她带着孩子们风餐露宿，差不多每隔两三天才能找到一处栖身地，才能吃上一口热饭。历时一个多月，这个“大部队”最终到达目的地，一百多个孩子无一失踪、无一生病、无一伤亡，但她却在这个过程中身患多种疾病，终生未愈。

此后，她辗转于川藏边境，深入麻风病村，服侍那些身心受伤的人们，他们亲热地称她为“上帝派到麻风村的使女”。

1949年，她自己的病症加重，在一个美国人的资助下，她有机会回到英国与家人团聚，并得到相应的医治。

1957年，对中国和留在中国的孩子们念念不忘的艾伟德在无法进入大陆的情况下，转至台湾，从此在那儿定居，创立了著名的“艾伟德孤儿院”，即现在的台湾伯大尼儿童中心的前身。

1970年1月，艾伟德逝世，享年68岁。安葬时，她的头朝向中国大陆，朝向那片她至死热爱的土地。

当年采访艾伟德的记者曾在《小妇人》一书中谈及她对艾伟德的认识：“她平静地说着自己的故事。那些故事简直和圣经中所记载的古代英雄的故事一模一样，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她自己的故事也完全能够载入圣经中。”是的，这个柔弱的小妇人，她的一生可用“英勇”二字来概括，但她似乎从未以此自居过。她深深地相信，在她柔弱的身躯背后，是那位伟大的神以无上的怜悯支撑着她。

身为宣教士，艾伟德只是众多蒙召赴中国传教者中的一个，她的故事也只是无数可歌可泣的传教故事中的一篇.可是，当我有机会读到那些印在纸上的文字，当我透过单纯朴素的词句倾听文字背后历史的回声时，我却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声音–“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事实上，没有谁单凭自己的努力就能做出伟大的壮举，但是当那被选定的人能够顺服地跟随时，柔弱的器皿常常会发出强大的力量，将从天而来的祝福十倍百倍地分流出去。而这，不就是那位至高者分配我们在此生要做的事吗？

（《八福客栈》，张继新等编译，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月）

这个暑假，我读完了《使徒行传》。

教会经常受到迫害，但是，仍然会建立起来.“为什么会建立起来呢？”你也许会问,那是因为有许多门徒（例如：彼得、司提反等等）为了传讲神国的道而牺牲！

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才可以听到圣经故事。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认识主耶稣。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圣经。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听到福音。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建立教会。

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现在可以给自己建立勇气。

我们应该感谢神！

《路加福音》里的故事，老师基本都讲过了，这个假期我又用心感受了一遍，我们的主耶稣，一生下来就被放在了马槽里.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耶稣是直接从天上降下来，或者就是有天使护送从天上飞下来，就算是被人生下来，也应该是国王或其他有钱人的儿子，条件很好，但怎么也想不到是这样的，跟我们现在一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也是主赐给我们的。

耶稣在十二岁那个逾越节时，跟随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满了节期，他们要回去，耶稣仍然留在那里，但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三天后，他的父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跟耶稣说话的一些教师都很希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的父母责怪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父亲的家里才对吗？”其他人都不明白，耶稣的母亲知道，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年纪，并神和人对他喜爱的心，都一齐增长，我感觉这一切都好神奇。当然，他也受过魔鬼的试探，每一次都没有让魔鬼得逞，什么诱惑都不会让他动摇，要我就不一定了，不过靠着对主的信念，肯定不会让魔鬼成功的。

耶稣在传道的途中行过很多的神迹，我觉得都好神奇，要是我也有这种能力就好了，可以帮助我身边的人。

但仍有很多人不喜欢，妒忌我们的主，想尽办法要置耶稣于死地，耶稣为了我们人的罪恶忍受了一切，最后被钉上十字架，死前，他嘴里大声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就断了气，当然，也有许多人为他心碎。

三天后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耶稣竟然复活了，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但摸了他的身体和伤痕，他们相信了，耶稣真的复活了。

耶稣把门徒们领到了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这时，他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并且常在殿里 称颂神。

主耶稣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流血，受人的侮辱，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我很感谢神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并且让我相信了他，我会一直为他效劳的。

从第一次听到福音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八年前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努力地回想我的大学时光，发现充满了无力感。记忆是支离的片段，没有经纬和方向，我不知道在哪个片段，主以何样的方式切入到我的生命中来。人真的是健忘的，在时光中不由自主地背离了以前的心灵，不管是曾经的痛苦、忧伤、感恩，还是日记中夹压的一簇小花样的美丽心情，都在记忆中模糊了。若不是有一点点的日记为证，我都难以相信自己了。可是我的大二是什么样子的，我翻箱倒柜地找我以前的日记、以前写的诗歌，都找不到了。我心里真有点失魂落魄，好像丢了从前的自己一样，以少见的方式体会了失忆的感觉。惶恐中又想，找到了又怎样呢？我只是拾起了部分而已。我的生命好像也是在对过去一次次的否定中行进着，在时光的隧道中不同的我定格在不同的时光区域中，过去的很多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上帝收藏了我一切的记忆和过去。有一天我会站在永恒中和创造的主一起看我经历过的一切——纷杂的思绪、飘动的情感、所有儿时的记忆和眼泪，还有我忘记掉的幸福时刻。那时我会更深地明白我生命的虚无，只因上帝的计划和爱，我这粒漂浮无根的尘埃在永恒中被他永远地定格在他的蓝图中。我们一起站在他为我制作的生命的相册前驻足，也在那里经历他给我生命的审判。

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失忆的感觉，作为有限的个体我不可能以完全客观、全面的角度看待我经历的一切，也没有能力破译生命中一切经历的秘密。因唯有超越一切之上的上帝才有资格和能力收藏这一切。我心中浮现出八年前的那个我：

那时的我像一枚青橄榄，带着骄傲与自卑，内在的孤独与外在洋溢的快乐和率直，与我青春的气息与活力一同追逐着世界上的一切。青春的痛苦和甜蜜的朦胧感烧灼着我内心敏感的神经，在校园小径的漫步中我开始写我密密麻麻、涂鸦一般的“天问”式的心语、诗歌一样的日记。在间歇性的自我沉醉中，我内心更加骄傲与孤独。不知哪一天，班里忽然来了一位韩国女留学生，这对我们来说都很稀奇，她已经三十出头了，好像比我大十岁，她的个子高高的，骨架上也比较大，看起来有一点点拘谨，她来我们班学习英语，在我看来她的英语和汉语都很不好，我对她有点好奇。她正好坐在我的后边，大概是我主动和她说话、聊天，过后她和我说，我告诉她：我和其他同学想法不一样，我认为自己很独特。从此她就开始为我祷告，并和我有了更多的接触。她的英文名字是Rose。一开始我习惯称呼她的英文名字，后来和她所在那群韩国人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长幼次序非常分明，带领我学习圣经的韩国人只要年龄比我小，就会非常尊敬地喊我姐姐，出于礼貌更出于爱，我开始称呼Rose为姐姐。从此以后我喊她姐姐。对我来说，姐姐这个称呼已成为她的专有名词，尽管有人喊她文姐姐（文是她中国名字的姓），但是直接叫她姐姐是我最自然的方式。

我也不记得第一次到她宿舍时的原因，印象中好像几个同学都到她的单身宿舍中去，她给我们播放《耶稣传》的光盘，大家坐在地毯上看录像，我看着看着就趴在她床上睡着了，《耶稣传》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后来有一个中午我去学校食堂吃饭，在那里我偶然遇上她，就请她在食堂吃饭了，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尽管我向来不在乎自己的生日，但是那天还是感觉有点特别，因为我的好友不知怎样得罪了我，我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吃午饭，吃饭时我就和姐姐透漏了我当时的情况。那天晚上姐姐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那里去。我去了，她的很多韩国朋友一起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饭，大成哥哥（一个胖乎乎的个子不高的韩国人，有点害羞，但是非常有爱心）还给了我一枝玫瑰，大家为我准备了一个好利来的生日蛋糕，一起为我唱生日歌并拍照留念。当时我心里很感动，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隆重的生日，但是内心的骄傲也使我对接受别人这么多的馈赠和祝福感到有一丝的不自在。以后她经常邀请我们几个人去他们那里吃饭或者一起玩。我和她越来越熟悉，对她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知道她在韩国有一份相当不错的护士工作，她是一个基督徒，在韩国带很多人信主了，但是主让她来中国，她就来中国了。随着更多的交往，我对她的信任与日俱增，尽管她的汉语还不是特别好，但不影响我们的沟通和交流。

快近暑假的一个清晨我接到姨夫一个电话，让我暑假直接去烟台，我妈需要做子宫肌瘤手术。我知道我妈的子宫肌瘤属于多发性葡萄瘤，长得特别快，而且很大，最大的一个肌瘤有初生儿的头那么大，而且妈妈的血色素非常低，我当时很害怕妈妈是恶性肿瘤。那时我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家庭带给我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我身上。从小饱受家庭中父母与爷爷奶奶间错综复杂的战争使我身心俱疲，每一次家里给我打来电话都让我有不祥感，唯恐听到什么噩耗。这次清晨的电话，让我一天都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晕头晕脑中我把自己很珍贵的一只手表也丢在洗手间找不到了，唯恐失去亲人的恐惧感再一次在非梦境的现实中抓住了我，同宿舍的师姐安慰我，但是我不得安慰，我压抑着随时可能哭出来的情绪来到操场，那时天正下雨，我在操场的一个角落中打着伞哭泣，忧虑着妈妈的病情也担心着弟弟的高考。傍晚时分，撑了一天的我去了姐姐那里，希望从她求得心理上的安慰。懂医学的姐姐告诉我，妈妈的手术是个小手术，让我别害怕，但我心里还是害怕。最后她说带我做个祷告，在祷告中她把我带到上帝面前，也把妈妈的手术带到主的面前。当祷告结束的时候，我心里开始轻松了，但是另一个负担又来到我心里，我想我今天求告上帝了，如果妈妈的身体真的没事，这么大的恩情让我这辈子也不敢远离他了。暑假里我妈手术前的早晨，我五点多钟就起床，在小姨家的厨房对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向上帝祷告，祈求主让我妈的手术顺利、平安。那天的手术非常顺利，术后我妈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我把这些恩典都归给上帝，也从心里感谢主。

暑假回来后我们班几个人就开始经常参加姐姐的查经祷告小组，每次要去那里我都很不情愿，但是每次在那里唱歌、祷告的时候我都感觉像穿上了一件洁白的袍子一样，非常喜爱自己.但是过后我总是觉得在那里很浪费时间，我可以用那些时间做很多事情，现在我知道实际上即使不去我也利用不好时间.但是我内心一直不很乐意，有时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真信主，如果我不是百分之百地信主，那真是对姐姐的一种欺骗，对我也是一种勉强.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找姐姐告诉她说我不想信主了，希望她不要生气。我不记得姐姐说什么了，但是她说了很多,我中间让她用方言给我做个祷告，她就用方言为我祷告，她祷告时我说，我听不懂，你祷告一句翻译一句吧。我现在也记不清姐姐翻译的具体意思了，但是这个祷告真的深深地打动了我，我隐约记得她说：神知道我从小就在寻找他，他也寻到了我。祷告结束后姐姐抱着我哭了，我也哭了。我思考很久的要离开神的想法告终了，数年后我再见到姐姐时，姐姐谈起那次我主动找她不要信主的事，她说因为我的勇敢和诚实，她那一刻更爱我。随后大二下学期，我开始做家教，每次去姐姐那里查经也是急匆匆的，姐姐心里希望我能给主留点时间，可是我自己又很看重做家教可以赚点零钱供自己额外花销，有一次姐姐跟我说，让我做她的汉语家教，从此我每周晚上多了和姐姐相处的时间，我教她汉语，通过给她上课和她谈心、聊天。几年以后我明白姐姐其实不需要家教，只是为了在当时的情景下帮助我而已。跟姐姐查经学习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中间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也一起学习禁食祷告，去别的城市或校园短宣（可惜我当时没有勇气参加这种短宣）。之后姐姐离开济南去了郑州，这一次我们分别了四年未见。

临行前姐姐把我们几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了和她一起的另外一位韩国姐姐，那位姐姐只比我大一岁，我内心深处不能完全接纳这位年轻的姐姐，在他们那里聚会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这个团契，我离开时带着眼泪和争辩对自己和那位姐姐宣告，我可以自己成长，我不一定需要这些仪式，我自己和上帝相处就可以了。

在没有团契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身边的人没有任何异样地生活着，圣经也被束之高阁。但是上帝的话语还是埋藏在我内心的最深处。忙忙碌碌中大学就要毕业了，临毕业前夕的一天同桌提议我们去教堂我不记得我们是否去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当时内心也燃起了渴望.这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位主内的弟兄Peter也鼓励我去教会，在我毕业工作之后我又开始去以前的韩国教会，这个教会还一如既往地充满着各样的年轻大学生，大家周间一起敬拜、查经、祷告、分享见证（这里的聚会没有圣餐礼，大家周日一起到三自教堂做礼拜，属于周间牧养型）.在圣诞节时准备各种活动，在那个大家都参与的节目中我慢慢放下了矜持，享受着热烈的气氛和爱。但在这个群体中我有时感觉自己好像老了点，一个老姊妹还需要年轻弟兄姊妹服侍和帮助总是有点不知所措，内心深处的骄傲让我感觉从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身上好像也学习不到太多的东西，但主一直在看顾和祝福这样的一个团契，在这个团契中越来越多年轻的韩国夫妇委身到这一群大学生的服事当中，而且我也看到比我小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也开始了全职的服事，我知道上帝的手在他们当中行事。

在我工作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Peter带我到了管姐家的一个家庭聚会，这是附近几所大学的老师自发组成的团体（以老师为主，也有一些信主时间很长的老基督徒，最多时是十人左右，在这个小组里我的年龄属于偏小的），大家主日去教堂做礼拜，周末找一个半天固定到管姐家查经、分享见证和祷告，那时我开始认真对待我的信仰，从内心深处产生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愿望，半年后也就是2003年7月27日我在三自教会受洗了。

2004年我来到了北京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姐姐现在也在北京，当我联系上她时内心充满了欣喜，分别四年后我们在北京又相遇了！这时我刚来北京，也刚来北京的新教会，对教会还有很多的不熟悉，但是这次我不会因人而逃离教会了。姐姐很高兴再次见到我，她的汉语已经相当地道了，她在继续带学生事工的门徒训练，周间的课程她也邀请我参加。这次我又和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查经学习了，因离家较远，我晚上就在她家里过夜。在四年后我和姐姐又有相处的时间并且能促膝长谈，我们内心都很感恩。每次我们晚上卧谈之后，姐姐第二天早晨都照样早起读经祷告，我常常惊讶姐姐怎么能这么早起床，她说：我起床和我的新郎见面当然有动力啦。姐姐也经常早晨五点起床在她所居住的校园边走边为校园祷告，求神松这块土地让他们撒种。姐姐也曾经作了一幅油画，画面是暴风雨前夕，天色阴暗，一个撒种人在风暴来临前屈身快快播种。这时我对姐姐也有了新的认识，我以前把姐姐只看作我属灵的妈妈，是爱的化身，但是在北京的再次相遇让我认识到姐姐的智慧，无论我的工作、生活还是个人感情问题，她都给了我很好的指导，这些帮助让我至今受益。那时我曾经犯罪跌倒，姐姐知道后拉着我跪下为我流泪祷告，我一直不能完全醒悟，姐姐一直为我祷告，即使我不和她说什么，我灵里的情况她也非常清楚。她通过我济南的姊妹给我发短信劝诫我，当我被主管教后从内心生发出来的悔恨和惭愧让我在一段时间内难以面对主和姐姐。后来遇到我身边的人跌倒的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姐姐恨恶罪、爱灵魂的心是何等的恳切。在我结婚后有一次和Peter闹矛盾，我赌气不回家想去姐姐家里过夜，在姐姐家吃完晚饭后姐姐用不容置疑的喜乐的语气告诉我让我回家，并要给Peter买一个礼物回去。这对我来说像天方夜谭，但是我听从了姐姐的劝告，在回家的路上我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也确切地知道上帝已借着我的顺服祝福了我的婚姻。

在北京短暂的一年多的相聚之后姐姐在2006年春天又离开了北京，到别的国家继续她的使命，但她心里一直装着中国，她写信告诉我，她所在国家的门徒极其惊讶她对中国的热爱，她说她没有办法不爱中国。姐姐现在已经四十出头了，还是单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会告诉我她的疲惫，希望能进入婚姻。已经大半年没有姐姐的音讯，但是我心灵的深处一直都牵挂着她。她有很多的门徒，她的训练方式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属灵倍增的方式来带门徒成长、扩展神的国度。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爱姐姐，我只是其中爱她的极普通的一个，姐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是我确实地相信她的子女众多，比那有孩子的更得祝福。她带给我的爱不是高言大志，但使我终生难忘。每次我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都知道自己远没有姐姐那样深沉的爱，每次想到上帝派他的使女跋涉千山万水为我传美好的福音，我心里就很感动。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信主的，从我以后我妈妈、弟弟、表妹、三姨都信主了，我们都是茫茫人海中最普通的人，神的救恩透过姐姐传递到我身上，也打开我们家福音的大门，尽管我们都有各样的软弱，但是我知道神的国近了，从一个家庭的改变中我看到了神对这片土地永不放弃的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姐姐，但是我知道在永远的天家我们一定会重逢。

我很感谢神，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出来服事他。这一路上真的充满了神太多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我很愿意在这个时候来与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和带领。我真的觉得如果一个人愿意去听神的话，愿意去——不止是传福音了——真的愿意去遵行神的话时，神奇妙的作为会让你目瞪口呆。甚至，我有时觉得，跟随主、服事主的这一路真的比看电影还有意思，常常充满了惊险和刺激，比如说——好，现在我开始讲讲我的故事。

大一时我刚信主不久，很热心。当知道青海大部分地区的人还没听过福音时，我和另一个从南方来的弟兄（他当时大学五年级了，在医学院念书），还有另一个英语系的姊妹，我们三个人一起，就离开西宁到偏远的地区传福音了。当时，我们打算围着青海湖走一圈，一方面为了传福音，另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地方到底对福音了解到什么程度。起初并没有什么目标，我们只是拿着一张地图，确定了路线，就买票过去了。

几天之后我们计划到哈尔盖。在去往那里的火车上，我们听到列车广播，说有一个孩子得了急症，车上如有医务人员，请赶紧过去帮忙。我们此行目的就是要接触当地人并向他们传福音，眼前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于是我们背着包就到了指定的车厢。当我们过去后，发现孩子其实只是得了肠胃炎，当时是夏天，我们只给了他半只保积丸，吃了就好了。好了之后我们回来自己的车厢，孩子的爷爷就找过来，同我们聊天，向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并告诉他我们这次围青海湖一圈，就是为了传福音，让人们认识耶稣。他听了后，用“年轻有为”四个字来形容我们。

火车到了哈尔盖后，我们一下车，放眼望去，周围全是山，火车站旁边有几排荒废的平房，房子的门窗都没有了。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傻眼了，“主啊，这可怎么办呢？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呀。”而那个姊妹更“属灵”一些，她说：“没事，神既然带着我们来了，我们就去！我们凭着信心，去找人！”另一个弟兄很无奈，便说：“这个地方我不熟悉，所以你们决定，我来顺服。”作为队长我实在感到有些不踏实，于是我和姊妹便开始商量，两个人讨论来讨论去，也决定不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刚才那个大叔——就是生病孩子的爷爷下车了。他对我们说：“这地方连一个住户都看不见，山里又可能有狼和熊。你们还是不要冒险了。”而我们还在犹豫。这时列车长和列车员也都下来了，劝我们说：“年轻人，这样不合适，千万别冒险了。”当时在车上我们发福音单张，宣讲福音，对车上的人们态度都很好，所以列车员对我们也都很客气。我们听了他们的劝告，就都上车了。

弟兄姊妹，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地方很奇怪？火车在哈尔盖通常只停五分钟，但那一次，我们在车下犹豫、讨论，连同大叔、列车员劝我们的时间，加在一起足足有四十分钟。为什么火车一直没有开走？上车后，我们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前面有一列车发生了故障，我们坐的这列车由于是慢车，必须让行，等到情况都处理好了才能走。现在你们知道了吧，正是神看守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他怕我们做错，陷入危险，于是借助这样的方式，使我们的这列车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列车正常出站的话，五分钟后就开走了，你说我们三个人怎么办？当我们知道这一切时，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恩与激动，我们说：“主啊，太好了，真的谢谢你啊！”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对这一路就充满了信心。

更奇妙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我们在车上补了票，打算去另外的地方时，那个大叔过来跟我们说，他认识一个住在乌兰的人，瘫痪在床，丈夫死了，儿女又都不管她，很可怜。大叔就问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她，因为她很可能需要福音。于是我们就决定去乌兰。

到乌兰后，我因为是当地人，就留下来看守背包.我的两个同伴去找她。一般来说，这样长期处在被拒绝被忽略状况下的人缺少关爱和同情,心里会充满苦毒、绝望以及对人的冷漠.但是她当时听到福音后马上就相信了，并且当场受洗。真的，我相信在这之前，她可能不认识神，但却呼求了很久，她一直在呼求神。神听到了她的声音，便把我们带过去，让她听到福音，信主受洗。我不知道今天她是活在世上，还是已经被主接走了，但我知道那个人因着我们去而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一路真是经历神奇妙的带领，因为在这里时间有限，我就不全部说了。且说我们按照行程就要回西宁了，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下了车，找好地方，安顿下来后，我一摸口袋，发现只剩十来块钱了，而那个地方离西宁还有差不多三百公里。我们三个人是把所有钱都集中在我这里，由我按照计划来分配。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经验，不太会分配钱，到这里就都花完了……原来我们在进村子里之前，怕给那里的人增加负担，就自己买了方便面、火腿肠等带过去。那里的人在我们去之前连方便面都没有见过，结果煮面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很惊奇：“哎呀，这是什么啊？这么奇怪啊！”这里的人生活真的是相当贫穷，尤其是在一些很深的山沟里，刚好发了水灾，粮食都冲走了，我们就拿出一些钱来给他们。

我坐下来把所有的行李都翻了一遍，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怕两个同伴担心，也没敢告诉他们这个情况，就自己在那里祷告。就在这时，包里掉出来一个笔记本，本子里都有夹页，我随手一翻，两百块钱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里狂喜，不住地感谢神，知道这是神的供应。因为从情理上说，我没有道理把钱放在笔记本的夹叶里，除非我想贪污。是神奇妙的供应解决了我们的急需，我们就用这些钱住店、吃饭、买票回来。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实在经历了神太多奇妙的恩典。我可以再讲一个故事.我上大学时，宿舍里都是来自海北的同学.（编者注：青海省境内，青海湖以南的地区统称海南，青海湖以北的地区统称海北）海北有五个县，最北面是祁连县，祁连县再过去就是甘肃了。那时，听说祁连县有一个老阿姨是信主的，我就想去看看她，也想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基督徒。从西宁到祁连之间绵延着祁连山脉，我需要坐车盘山九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祁连县城。

结果我去看阿姨的时候，她们村里的桥被水冲断了，无法进村，我只好回来。但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困难。那时回西宁或门源的车已经没有了，只有一辆车到甘肃张掖。如果要坐这辆车，我只能坐到下一个路口，在路口再搭便车回西宁或门源。但当时我实在没有信心在那个路口搭车，因为那个路口周围全是山，经过的车很少。当天如果坐不上回西宁或门源的车，我身上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住店，即使住下，第二天我怎么回来？！这让我实在很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连祷告也祷告不下去，我就坐在一个小饭馆里，光顾着挣扎了。就在这时，开往甘肃张掖的车就要发车了，这趟车其实和我没关系，可就在车要开走时，那个售票员忽然问我：“哎，小伙子，你走不走？”我打不定主意，突然发现我前面的桌子上有瓜子，我就抓了一把放在裤兜里，一边走一边说：“神啊，如果这些瓜子正好是十颗，我就走。”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我在那种情形下想不出别的方法。结果我数了数抓出的瓜子，正好是十颗，我就立刻跳上了车，坐到那个路口下车，准备拦车。这根本就没那么容易，从那个路口经过的大都是货车，几乎没有客车，我站在那里，看到一辆一辆大货车“轰”地开过去。我拦了差不多三个小时，还没拦到车，那时，天也快黑了，乌云也都堆了上来，而且又开始下雪，我又没吃午饭，又饿又冷，背着包，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山路上。我真的顾不上祷告了，只是想拼命拦车。又向神发牢骚：“神啊，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不管。

结果，差不多六点时，开过来几辆车，在我站的地方停下来，原来是交通警车，从警车上跳下几个交通警察。当时，还没有其他车过来，我就过去和那些交警聊天。他们说：“神经病！下了班，还下着雪，队长非要我们来查车！”你知道吗，原来这是两年来，他们第一次到这个路口查车。当时我马上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了！！所以很后悔，我知道自己不该埋怨神。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人眼中是很小的角色，但是神却看我是宝贝，神让我经过几个小时的挣扎，我本应该学习如何依靠神，但是却完全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身上，神怜悯我的软弱，也一早就看顾我的需要，竟然把警车派到我的身边。真是如《圣经》里说的，“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那个队长认识神吗？不认识，但是神照样让他派人过来，替我拦车——交警拦车谁敢不停？我们聊了一阵子，关系也不错。后来驶过来一辆长途货车，后面还带卧铺的那种。交警就对司机说：“这是我的朋友，你把他带回去吧。”我就在车上躺着舒舒服服地回去了。那时，我就想，能够认识神，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我毕业的那一年，神就呼召我出来服事他。其实一直以来我家里都有些困难，神呼召我时，我放不下我的家庭，因而心里犹豫不决。后来我去找了一对与我关系不错的母女，跟她们说：“神呼召我了，怎么办？”她们都是基督徒，我满以为可以从她们那里得到支持和安慰，结果她们说：“你爱神，这是没错，但你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如果你出来服事主，你的父母谁养活？你家里那么多的担子怎么办？你不觉得这样做太不孝、太没有良心，也太自私了吗？”我承认这的的确确是我特别敏感的地方，但我又不愿意去面对，神就是借着这两个姊妹把事情挑破，我便必须得面对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当时我是住在教会里），别的房间里面都有人，我自己在客厅里面祷告，经过很大的挣扎后，我听到神的回答，“孩子，我为了爱你，连命都舍了。”神只是告诉我这一句话，但是我明白我该怎么做了。后来我又去找那两个姊妹，说我还是决定出来服事，她们就问我：“你靠谁养活？”我当时回答他们：“神会养活我啊！”谁知那个姊妹用一种非常冷的眼神看着我：“不要说得那么好听，还不是靠别人养活，一个大男人，不觉得丢人吗？”你知道这也是我当时一个特别敏感的地方，神真的不客气，又借着这个姊妹给我挑破了。后来我又回去祷告，我说了很多顾虑，但是神说：“不用怕，我养活你！”

毕业后，神带领我去了海北，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很多原因，我又退了回来。可是心中一直对海北有负担，后来我又回到了海北。我在海北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我的很多同学毕业以后分配在不同的村庄，在当地卫生院做大夫，所以我有机会去不同的村子，一个是跟他们建立关系，另一个就是可以向别的人传福音。

海北是藏族自治州，而我常去的是门源回族自治县.这个自治县夹在祁连山脉中间，那里的人感觉就像在山的夹缝中生活，好像从来没有人在乎过他们.海北的人一直很自卑，最大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一直被人遗忘，被人忽略。我去的时候，很多村子里面非常封闭和落后，贫穷是当然的了。我知道有一个村子里只有两个孩子读初中，村民们真的完全靠天吃饭，收成也不好。但是呢，关键是什么——老实说，生活得差一点的我已经见多了，也不觉得怎么样——但关键是他们里面，常常有一种“死亡”的状态。包括年轻人，没有一个人觉得生活是积极的。接触过海北的学生的人都知道，他们非常害怕跟陌生人打交道，真的到了一种程度“打死也不说话”。我们一个北京的弟兄假期去了，跟他们搞活动，你知道那些海北的学生已经高中了，弟兄问：“你喝茶吗？”“不喝。”“喝点吧。”“不喝。”一直摇头，然后弟兄说：“必须要喝！”他们才端起来喝了。就是那样的一些人，那样的一个状态，我心里面看了真的觉得很难过。

我觉得这群被忽略、被藐视、被遗忘的人肯定需要福音，而且他们生活的确很困难，神就特别让我看到我们不能够只是对他们说“神爱你”、“我们爱你”这些话，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爱在这群人中彰显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就有一个想法：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帮助他们。但究竟是做什么事情，如何帮助他们呢？我想到了学校，就到当地村子里的学校了解了一下学生们的失学情况，校长就了我一张长长的失学学生名单。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很多老师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工资去求学生来上学，因为学校的生源如果损失得太多，这个学校就办不下去了。我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说，我打算要帮助他们，让失学的孩子回来上课。其实我当时只是去了解情况，但我又必须为我了解情况找一个好的理由，否则他们怎么会接待我呢？

那些老师们高兴极了，他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盼望开学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回来上课，可是越到开学，我的心里越着急，因为我一分钱都没有，拿什么资助那些孩子回来上课啊？我告诉主说：“主啊，怎么办啊？真是对不起他们，第一次就把他们骗了，虽然我不是故意要骗他们，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会觉得我不诚实，基督徒不诚实，以后怎么再接触啊。如果我出去募捐筹钱的话吧，这些人都这么穷，我要找谁募捐呢？”而且我自己听过很多前辈们靠信心仰望神的例子，其中英国的慕勒开办孤儿院的事情更是影响我很深，我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如此经历神的作为。

那天晚上我就和一个姊妹交通，坦陈我的景况。当时正好有一个深圳的姊妹和一个甘肃天水的姊妹来青海旅游，第二天一大早，那个深圳的姊妹就先过来，含着泪水说：“你们这里真的这么需要，我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所以我不坐飞机回去了，我改坐火车回去。我把买机票的钱留下来，你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做些事。”她奉献了2100块钱，另外一个天水的姊妹又奉献了600块钱。我们用这2700块钱资助了14个第一批的学生。

后来往神奇妙的带领，我有机会来北京，并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北京的弟兄姊妹.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没做什么事情，但是一些弟兄姊妹听到后就很感动，他们不光在经济上支持我们，更是亲自组织到青海短宣，到那些村子里去祷告，去传福音.他们并不是随便观光旅游一下,而是尽量地去向那里的人传福音，为他们祷告，我自己非常受感动。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姊妹，她去的时候，连续好几天，声音一直是嘶哑的。我姐姐和她住过同一个房间，她说这个姊妹几乎没有停止过祷告，我姐姐睡觉的时候她在祷告，我姐姐醒来的时候她还在祷告。就是因着这些一个一个的人，使得那个地方终于发生改变。这些弟兄姊妹所做的那些事情，所带来的那些祝福，是不能够磨灭的，也是神会纪念的。

我第一次去海北是1996年，一直到去年暑假，我们所资助的学生当中，才有25个受洗归向主。更奇妙的是，他们信主之后，积极地传福音给家里的人。你知道在他们心里建立信任感并不是那么容易，虽然我会说本地话，但实际上直到前年，他们才知道我们确实是要帮助他们，而且我们本身又不是有钱的大机构，我们也不会是给学生们学费，比如说，他们一学期的学费是800元，如果我们钱不够，我们就每人平均分400元或者500元，当然也不一定很平均，有些人情况太特别了，我们也会800全部给。因为有彼此的了解和实际的行动，我们才慢慢有了彼此的信任。从前年开始，我们才跟家长说，把学生们召集到一起，我们有三天的夏令营。那时神也预备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头一年并没有多少人信，今年暑假就有二十多个人信主。其实我们对受洗要求很严格，我们不希望他们接受了资助而从情感上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希望他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了讨好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认真地接受主，而且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动工，给他们很大的改变。有一个大姐，我们去她家的时候，她说:“你们什么时候也给我们来一次这样的聚会吧，你知道我儿子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跟我谈过任何一件事情，可是从你们那个聚会回来以后，他那么认真、那么严肃地跟我谈到神的创造，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来的审判什么的，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我太惊讶了。”我知道这是神自己做成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青海海晏爆炸成功的，因为这个原因，一直到现在，整个海北（海晏属于海北这个范围）也没有完全开放，只有海晏县城的局部地区作为原子弹试验基地的纪念馆开放了.大部分地区外国人是不能随便进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外国传教士去，而因为荒凉偏僻、山路险峻，咱们国内的传教士也很少有人去。我第一次去门源的时候，在山里面绕了七个多小时才绕到.感谢神，现在这块土地终于结出了果子，虽然用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真的开始改变.有一个学生的父亲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两年多的时间白天不敢见人，一见人就紧张得浑身发抖，同时咬着自己的牙，面目狰狞。他看遍了大小医院，后来为了治这个病，家里面求神拜佛，摆满了佛像.也常常求了平安符回来喝，他说光喝符就喝了一肚子，但是也一直没什么好转.去年圣诞节之前，我们去他们家传了福音，除了父亲以外他们听了就都信了.我们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自己并没有很大的信心，我们只是说，你们有空应该把那些佛像处理掉.然后我们请当地的一个弟兄进去向他的父亲传福音，结果一进去他就跑出来了，说学生的父亲因为害怕而发抖，其实他自己也怕。我的姐姐就在纸上写了一些祷告的话,很简单，“耶稣，请你拯救我”之类（因为他这个状态不能写太长的话），就拿给他儿子，让他试试看，如果可能的话，让他的父亲照这纸上的话念一念，当作是他的祷告。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一封信，写得洋洋洒洒，大意是说，很感谢神救了他，将他完全释放，让他见到光明，署名竟然就是那个父亲。我和我姐姐都不敢相信，心想是不是有什么骗局或阴谋诡计什么的。谁知过了一个多星期，这个人居然按着我们家的地址找到我们了。他说只是来看看我们，想要一本大字的圣经。而且，就在找我们的那晚，他跟他的两个小舅子传了福音。后来我们再去他家时，邻居们都为此而惊讶。虽然我们不能常常去照顾他们，但神似乎特别看顾，学生的父亲自己读圣经时特别有亮光，很难想象他曾经是那样一个人。

感谢主，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信实。你知道吗，前面的好多年，我们真的看不到果效，有时候我也想放弃，没有力量做下去。有很长一段时间，除非到了开学我必须给学生们学费的时候我才去，我真的觉得走不下去。尤其刚开始的那几年，都是我一个人坐车去，很多时候心里也想象说，如果那个山突然塌方了，路不通了，我就能心安理得返回来。真的常常有这种挣扎，但是在一些细节当中，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里面，神不断用这种方式向我显明他的爱和作为。度过了那些难关，随后发现神突然之间为我们打开那扇大门，或者说神为他自己的国度打开那扇大门.差不多到第三、四年的时候，我的姐姐也开始蒙神呼召和我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我刚说过了这些年我们家一直处在一个大的困难里面，我已经是传道人了，我父母是基督徒，虽然他们有点挣扎，但基本上还能接受这个事实。可是对于我三姐，他们可真的把她当作支柱，一直靠着她生活，可是偏偏这个时候，神也呼召我三姐.我三姐就问我的意见，我没有拦阻她，只是说：你祷告，如果你清楚了,我们就一起来服事，我真的很愿意。我也鼓励她，人这一生很短暂，你真的要去抓那个该抓的东西，抓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老实说幸亏有她，如果没有她的持续的支持和帮助，我也真的很难支撑下去……我们的事工以学生工作为主，资助学生上学的同时向他们传福音。我在西宁还有我们的教会，需要我去牧会，事情特别多。很多人问我，你们西北到底缺什么？我自始至终都觉得缺人！老实说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钱，2700块钱你可以支持7个人，你可以支持14个人，甚至还可以支持20个人。这只不过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人们最在乎的不是你给了多少钱，而是说他们发现有人关心他们，有人愿意爱他们，有人愿意体恤他们，他们的心灵就因此而发生改变。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人愿意透过那一点点钱把神的爱彰显出来。

学生事工我们接下来一直在做，后来也有别的机会来帮助一些学校。有些小学太单调了，除了上课什么都没有。在海北的山沟里几乎很少人家有电视，课外书也很少，所以他们特别封闭，见了人就害羞得不得了，我们都跟他们认识了好多年，见了我们可能跑过来拽拽我们的袖子，也不说话。如果城里人看见了肯定会非常希奇，都不敢想象，他们都那么大了，初中毕业了，见到你那么害羞。但神非常奇妙，透过北京的一些弟兄姊妹，包括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通过他们能够买到一些便宜的图书，送给学校，也和学校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每逢去学校，学校都很欢迎我们。不过可能是弟兄和姊妹之间有差别吧，我每次去，都不太愿意在学校里或者别人家吃饭，我觉得很花时间，太麻烦了。我姐姐就不一样，她很注重关系，有一次她去一个回民的学校，受到特别的欢迎，学生们都列队欢迎她。村子里的阿訇说：“来吧，来吧，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一点点土豆，一点点馍馍。”结果我姐姐去了一看，何止一点土豆和一点馍馍，又是鸡肉，又是羊肉，摆了一桌子。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也奇怪（笑）。你知道在我心里面，有很多地方想要去，可是却是去不了的。其实不是我想去，而是那些地方太需要。现在这个平台都搭建好了，只是我们没有更多的人力和能力把触角伸到更远的地方，像海北这么多县，比如祁连县，我们一直打听，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传福音的人，当然外国宣教士不用说了，他们不允许去那个地方，我们国内宣教士也没有人去过，海晏县就只有那么十几个信徒，都是最底层的，刚察县也没有。真的，有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听过福音，这个地方是以汉、藏、回为主的地区，到现在为止，信主的几乎都是汉族人。像这次受洗的人中，有一个回族人，两个藏族人，22个汉族人，藏族等少数民族信主的还是很少。我有时候祷告：“主啊，求你兴起更多的人，来向这个地方的人们传福音。”福音带给他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听后相信了，我们就成为弟兄姊妹了，不是这么简单而已，而是他们的生命要得到拯救，并带来改变。盼望神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起来到这些地方来服事。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交错居住的地域，在我服事的过程中，特别体会到了不同民族之间因文化的差异而带来的张力.今年7月，我刚刚结婚,我的妻子是一个藏族的姊妹.我认识她是在1994年，那个时候是她生命最挣扎的时候，当时她听到福音已经有一段时间，她一直在犹豫，一直在挣扎，面对耶稣她要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我听说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她瘦了十多斤，到了最后，她还是决定相信了.她1995年受洗，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她受洗的时候青海大概只有她一个藏族基督徒。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在前三年的时间里，她受到特别大的反对和压力！她信主了，在人面前宣告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没有丝毫隐藏，结果来自家庭的、来自民族的压力接踵而至。我觉得神在她身上赐下了特别的恩典，为什么呢？据我所知，藏族基督徒大部分不敢在人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我妻子从信主一开始，就公开承认，并且在单位里也不避讳自己的身份，甚至她还用圣经的话来告诉别人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结果，很快引来很多人的非难。她母亲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和她说话，以前她每个月来西宁聚一次会，但是后来她不能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压力太大了，她每个星期都回家，家里人没有人跟她说话，她就一个人安安静静把床整理好，把该洗的衣服全部洗完，也把饭做好并摆在桌子上，然后一个人哭着离开。因为她家里人不理她，认为她是家族的败类，甚至她哥哥写信回来说，干脆杀死她算了。虽然她当时不能来聚会，但是我们都认为她在家里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明她持守了她的信仰，也是应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哭着为她祷告。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很好，她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姊妹，爱唱歌，照她自己的说法，是一个非常“野”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听到她有什么困难，就跪着为她祷告。差不多在两三年之后，她和家人的关系才慢慢好起来。后来她的妈妈终于来县城她工的单位看她了，妈妈背着馍馍进到她住的小房间里，把馍馍放下，看着她，就一直哭，哭完就走了。你知道这样的景况更让人受不了，我们有一个藏族弟兄，在他那个地方大概就他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次回来跟我们说，他年迈的妈妈蹲在他的脚底下，哭着说，“你能不能不信啊？你能不能放弃啊？！”他说宁愿妈妈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杀了，也不要看到妈妈蹲在他面前哭泣，这个时候简直比刀子扎心还难过。

但是感谢主，经过这么多年，她终于坚持下来。那个时候她也常常被公安局追踪，也常常被请去“喝茶”，但是她真的很坦然，有机会就去见证她所信仰的。所以这么一个姊妹，当然很有吸引力，对吧（笑）。一开始的时候她特别希望嫁给一个藏族人，为了见证，为了福音。我虽然很喜欢她，但是心里觉得或许藏族人更合适她，我就退下来。之后我们俩彼此都经历过一段比较失败的恋爱。虽然我不再关注她，但她还是很吸引我，特别是她在主里的执着，不惜任何代价！请原谅，我这么夸我的妻子，那是神的恩典，不是别的原因。

我的妻子是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甚至有些洁癖。有一个姊妹说：“我都不敢去你们家，因为你们家太干净了！”曾经从藏族牧区来了一个小姑娘，生病了，我估计是蛔虫引起的肠梗阻。牧区的孩子一般没有条件讲卫生，这个小姑娘一直肚子疼。她刚来的时候，我替她洗衣服，我的手都不愿意伸到洗衣盆里，因为衣服里面满满的都是虱子，我都没有办法下手。我帮她梳头，用篦子刮，我浑身都觉得麻酥酥的。这个孩子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我妻子整晚一直抱着她，哄着她，第二天我妻子带她去医院，我在家叠被子，我当时没有戴眼镜，她的床单原本是白色的，我就觉得好奇，床单明明是白色的，怎么上面有好多花点呢？你知道那个小姑娘头天晚上都已经洗过澡了，也已经洗过头了，睡了一晚上后床上还到处都是小虱子。隔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她来西宁聚会，我坐在她的旁边，还看到从她的衣服上爬出一个来。当时她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哭着为她祷告的印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我特别感谢神，因为神的爱能够那么深的在她里面，让她成为一个去爱她的民族的人。

可是你知道我们结婚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谈恋爱不久，我请一个弟兄去他们家说媒，她的父母对那个弟兄说，“她们可以结婚，不过需要有条件，第一，就是要放弃信仰；第二，如果不放弃信仰的话，就离开这个地方去别的地方生活”.因为她们知道要让女儿放弃信仰不容易，而且这么多年的尝试都失败了，也不打算再做尝试.我的妻子在传福音上非常大胆，经常去学校和学生们讲耶稣，胆子非常大，照别人的话说，比较夸张，很狂。她从来不掩饰，很多藏族人都知道她是信耶稣的，他们常常提醒我妻子的父母说，“小心一点，你的女儿很有危险，如果这样下去会活不长的”。她的父母很不放心。他们知道我是个汉族人，就很不放心，后来听说我也是信耶稣的，再后来发现我不单单是信而已，还是个狂热分子，很类似他们的喇嘛那样，专职的（笑），他们就更担心。所以他们说，如果你们要结婚，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其实我也理解他们是为我们着想，是怕我们的生活真的有麻烦。她的父母后来又把条件降低了，因为我妻子的工作是在当地，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要生活在本地，你们两个人自己悄悄地信就好了，千万不要再有什么活动，什么都别干。

我们理解父母的难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盼望能够让她的家庭得到祝福，所以我们两个人作了一个决定，要继续等。不是非要等到她的父母同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同意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而是我们要让她的父母看到，我们是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而愿意等待。同时我们也一直在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们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这婚姻是你所设立的。”

这样一等就等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中碰到很多的困难，不光她的家庭反对，连藏族的弟兄姊妹都反对，甚至有一天他们开会，讨论我们婚姻的可行性.他们反对一个藏族姊妹嫁给一个汉族人？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你知道很多汉族人在努力地服事藏族教会，而且不该有那样的概念.我心里很难受，觉得很委屈。在这个过程中，魔鬼也趁机来搅扰我们.说实话，因为困难太大了，我的心里都有些等不下去了，我跟神说：“神啊，不是我不愿意等，你让我无期限的等，那有什么意思呢？”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祷告，决定这次不用请媒人，而是我自己去见她的父母。为了保险起见，在我去的前几天，我让她回去先见见父母，通通气，万一我去了见了老人家却被赶出来，那多尴尬啊！当她回去的时候，她的父母告诉她：“没有可能，你死了这条心吧！”她听了以后也很无奈，她问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情绪有些低落，但还是决定去她家一趟，要知道结果究竟是什么。动身前我很明确地祷告：“神啊，面对这个藏汉的婚姻，我里面也有压力，也有挣扎，有时候我也想退缩，因为这个挑战实在是太大了，虽然对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但是想到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我里面也有压力，神啊，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此行你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

祷告后我就动身去她家了，实在没想到这个过程竟是如此奇妙。见到她的父亲，我先在心里酝酿半天，还没等我说完两句话，我的准岳父大人就拍着我的腿说：“小伙子，不用那么紧张，别担心，等你们把房子收拾好了，我看你们也差不多结婚吧！”藏族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会端上奶茶和馍馍。那个时候刚好她的母亲端着奶茶上来，她用藏语问妈妈觉得我们怎么样，她妈妈说：“我看也差不多吧。”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是这样的态度，丝毫没有拦阻我们的婚姻，神的旨意完全显明，我们就顺顺利利地结婚了。

结婚后，我也参与到当地教会的服事中。我刚才提到过，我本身在西宁的教会已经开始一年多了，我的姐姐除了和我一起关注学生工作外，还负责牧养另外的一个教会。学生工作是一个很花时间的工作，在西宁的牧会也要继续，而在这里的教会一直以来都是我妻子在负责，她自己还要上班，也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我去了以后，就和她一同参与到这些服事中来。我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这里真的很缺乏工人。我不在西宁的时候，我的姐姐就帮助我照顾西宁的教会，她在西宁聚完会后，马上坐车赶到另外的教会去，为了我姐姐在西宁服事，另外的教会只能改在下午聚会，我也需要两边跑。我知道这个状态无论对于教会还是我们的家庭都不好，但是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所以我们现在很紧张，压力也很大，请大家祷告，求神兴起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参与到神国度的事工中去。

我的妻子是一个完全不会欺骗自己的人，如果她不爱我的话，也不会嫁给我，我们的关系很好，在结婚以前，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是最互相敞开的人，她可以打电话骂我，指出我的问题，我也常常跟她谈心。但是，结婚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通夫妻间的关系那么简单，对于一些事情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就是汉藏民族间无形的隔阂存在于我们的关系中，让我对不同民族之间的张力有了更深的体会。有几件事情给我的震撼很大，就拿今年中秋节来说，正好赶上教会有事情，我没有回家去看我的父母，我们就一起在教会里说起中秋节这回事，我聊起来，说汉族人是很看重中秋节的，基本上只有中秋节和春节是彼此馈赠礼物的。那些藏族弟兄姊妹就说：我们不过中秋节，并且蒙古族人恨死中秋节了，因为汉族人当年在月饼里夹暗条通风报信试图杀死成吉思汗。我当时就问，这到底是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呢？他们的反应很激烈，说，当然是真的，他们一个蒙古族的同学中秋节的时候把月饼摔到墙上等等。我很难受，我知道他们是在用蒙古族来映射他们自己心中的疙瘩。这些弟兄姊妹在平日里和我关系都非常好，常说说笑笑的，那天他们竟用“你们汉族人，你们汉族人”这样的词来讨论，原来他们心中的那种积怨还是那么深，我在一群藏族人中间觉得自己真的很孤立，那种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让我很无助。虽然我也在努力学习藏语，期望有一天能够用藏语来讲道，虽然他们有些人也开始称呼我藏语的名字，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汉族人要怎么做，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够除去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我当时就祷告：“神啊，我真的要成为你的和平之子，成为你所用的人来介入到这两个民族之间。”在那里每个礼拜天我都用汉语来讲道，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用藏语来讲道。有一次，我的妻子在主日头天的晚上，看着我，说：“唉，明天你又要用汉语讲道，你每次都用汉语讲道，我怎么这么难受啊？”我听了以后，心里真不是滋味，连我的妻子都认为我用汉语讲道很难受，我主日都觉得自己讲不下去。我觉得人们一边在听，同时心里也有拒绝，我硬着头皮，祷告神说：“主啊，帮助我来分享。”还有一次我们在汉族小组学习，有两个国外的宣教士也一起来参加。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其中一个宣教士说：“主啊，你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外国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懂比中国人多。”他们说自己心里有属灵的骄傲，求主来饶恕。我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晚上跟我的妻子分享，说那个宣教士的祷告很让我感动。可是我的妻子听了以后一下子情绪就不对了，她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说：“你有感动吗？你不觉得你们汉族人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吗？”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她说你好好想一想，其实你们汉族人面对我们的时候，总觉得我们是一群落后的愚昧无知的民族，你们常常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给我们讲道。甚至我来北京接受神学培训的时候，她跟我说，你们汉族人太能说了，你们汉族人看起来懂得太多了。

当我冷静分析自己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潜意识中的的确确存在某种程度的优越感，不同的人可能程度不同。可是人是很敏感的，藏族人更敏感，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汉族人。前段时间，我的小舅子带着他的儿子来我们家，这个小孩子一句汉语都不会说，我就随口说了一句，“他可能上了小学以后才学汉语吧。”孩子的爸爸说：“不，等他到了七岁以后我就送他去当和尚！”当然，他不是真的要送儿子去当和尚，而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为什么要学汉语？我一下就觉得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我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

结婚以前，我和我的妻子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张力没有这么明显，结婚后，我作为藏族的女婿进入到他们之中，感觉来自民族文化的差异还是那么明显。我不能为自己找理由，其实越找理由越不好，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虚己，去真心服事他们才能缓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我自己没做，但是我的祖先真的作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两个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来祷告，同时也为在藏族人中服事的汉族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不容易。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说过，在这样的地方开荒，就像填海一样，把99车的土填进去了，都看不到陆地露出来。但如果没有这前面的99车土，不要指望第100车土填下去能够露出陆地来。感谢神这么些年来不断带领人在这些地方做开荒的工作。跨地域、跨文化的宣教士们的处境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种苦不是没吃没喝带来的饥饿感，而是在那个状态里面心灵饱受煎熬和挣扎，他们付出的代价有时候他们自己都看不到结果，别人也看不到结果。但是结果并不重要，当神的儿女真的摆上自己的时候，神就因此得荣耀。福音西进，我相信这是中国很多教会的异向，也是教会的使命，很多的人听到这样的使命，只是还没有从行动来回应。盼望有更多的教会和更多的弟兄姊妹起来，把福音西进的异向认认真真传递下去，不止传递，而且实践出来。

今天刚参加完妻子表哥儿子的葬礼从火葬场回来，他今年才13岁。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面对这些，他们只能哭喊，只能念经，只能拼命转动玛尼！他们相信来生，却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他们相信轮回，却落在无尽的黑暗和绝望的轮回中。而面对这些，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

以赛亚书60章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今天我们能够兴起发光，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或是什么，而是那个光已经来到了，他要透过我们把这个光发出来。过去神已经透过我们来发出了，今天神会透过每一个愿意顺从他呼召的人发出来。当你跟随，你便常常看见他的荣耀！

最后简单讲一个故事。有两个弟兄到青海的一个寺庙祷告，神告诉其中一个弟兄，第二天他需要向一个喇嘛传福音。那两个弟兄都不会藏语，而第二天他们见到的年轻喇嘛几乎不会说汉语。但当他们努力向这个小喇嘛分享福音，他居然马上就信了!还穿着袈裟就离开寺院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哈利路亚！那是神大能的作为！来吧！让我们一同经历他自己的荣耀！

导言

提到大陆基督教图书的出版，我们不得不谈到马礼逊。马礼逊不仅是新教在华传教的先驱，而且是中国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先驱。1815年马礼逊派米怜到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印刷所，翻译和出版基督教图书。在马礼逊、米怜等人的努力下，英华书院印刷所成为最早的一家出版中文图书的基督教出版机构.马礼逊借文字宣教的策略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87年李提摩太效法马礼逊，建立了广学会，出版了大量基督教图书.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1949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印刷厂、出版社，出版了数千种基督教图书.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时间，基督教图书的出版受到完全的抑制。改革开放以后，冰封的大地逐渐开始解冻，基督教图书的出版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复苏起来。

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会提基督教图书出版这个概念。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有关基督教的图书，大部分都是对基督教持批判的态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尽管刘小枫主编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和“基督教文化评论”在学术界无人不晓，但对于教会来说，那仿佛不过是学者们的学术游戏，与教会所理解的信仰毫不相干.但是到了21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基督教图书的出版和销售已经成为教会群体中很多人关注的事工。近几年来，基督教书店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书店的图书品种最初只有几十种，现在已经有几百种。以基督教图书出版为重心的文化公司，虽远不如基督教书店那样蓬勃，但也是在逐年增多。

这又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来回顾过去近三十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历史，并展望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未来。

关于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版的回顾，有两篇文章值得参考。一篇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海良在2005年两岸宗教与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关于基督教研究的状况”；另一篇是神学生迦恩在网络上发表的“过去20年中国基督教图书出版问题”（2003年）。

郭海良先生从学术的角度梳理了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基督教研究的发展状况.作者讨论的主题不是出版，不过学术研究的成果必然体现为出版，所以也可以把这篇文章作为讨论出版的文章来读.郭海良把这三十年大陆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分为“老、中、青”三代.具体而言，60岁以上的学者属于老一代，这一代学者是大陆基督教研究的奠基者，他们在研究基督教的过程中“往往带有较多的政治文化批判倾向”。45岁至60岁的学者属于第二代，他们是基督教研究这一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带头人。他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则“更自觉地表现出更多的客观中立倾向”。第三代指的则是30岁至45岁的年青学者，他们是基督教研究领域的新生代，决定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未来。第三代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表现出尽可能的理解和学术性批判倾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基督教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并且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现在全国著名的研究所和高校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郭海良从学术角度对三代基督教研究学者的划分，让我们看到了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对基督教态度的改变：从批判到客观中立，从客观中立到同情理解。

迦恩的文章则从信仰的角度为我们勾勒了“大陆知识界对基督教认识的一个渐进过程”。迦恩把过去20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人们认为“圣经是毒草，基督教是鸦片”，人对基督教的看法极为负面。第二阶段指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这个阶段，“人们认识到基督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个阶段出版的基督教图书开始论述到基督教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可能为我们社会的思想、学术、政治等提供新的资源和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为第四阶段，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不仅是文化，更是生命和信仰”。21世纪初便进入了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知识界开始关注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真正的信仰和生活的关系是什么”。迦恩的文章虽然简短，却相当敏锐地把握住了过去20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总体动向。

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细致的历史性研究，本文不做具体的历史阶段划分，只拟对过去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四种不同关切进行探究，并结合当前中国大陆对基督教图书的需要，来展望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未来。当然，对不同关切的探究本身，必然隐含着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逐渐展开的历史踪迹。从这个意义上，我也把这四种关切看作四个阶段。

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督教图书出版大体包含了四种关切，这四种关切是：捍卫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督教迷信、虚伪；探讨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从“自由基督教”的角度，阐发基督信仰对于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从传统基督信仰的角度，阐明基督信仰的本质及其对个体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意义。这四种关切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渐次发展的状态，形成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虽然各个阶段的关切不无交叉重叠。

第一种关切：捍卫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督教迷信、虚伪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的教会日渐兴旺起来。但是，主宰学术文化界的仍然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这个时期，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宗教观仍然统治着知识分子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视基督教为迷信，为精神鸦片。这个时期出版的基督教图书，更多是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日本作者幸德秋水所著《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这么一段话：“作者在本书中，否定基督是历史人物，论述了圣经是传说和虚构的产物，批判了宗教采取的虚构历史、欺骗人民的伪善本质，从而有力地宣传了无神论思想。……我们今天重译、出版这部无神论著作，……相信它对批判宗教有神论，宣传无神论，也会发生应有的战斗作用。”当时引进的基本上是无神论者的著作，如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和《宗教的本质》，罗素的《宗教与科学》和《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圣经是怎样一部书》，等等。即便是翻译《泛神论要义》这样的泛神论著作，译者也要在译序中指出：“大家知道，托兰德在其早期作品《基督教并不神秘》中还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力图证明福音书中没有任何反理性或超理性的东西，从而把奇迹迷信之类的东西从所谓ʻ真正的ʼ基督教中铲除出去，实际上是要赋予基督教一个新的理性化的形态，或者也可以说要恢复在他看来本无迷信色彩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性本质。”从无神论的角度来看，托兰德的自然神论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后期的泛神论也是需要批判的。但《泛神论要义》这样的著作之所以被引进，是因为“在《泛神论要义》中托兰德不仅以更为高昂的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予以无情的揭露和唾弃，……而且对古往今来一切传统的宗教……无不痛斥为ʻ完全是或在某些方面是不道德的、邪恶的、卑污的、残暴的或剥夺人的自由的’”。这段时期间或也会有少数重要的基督教经典著作（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翻译出来，但是在这些书的译序或出版说明中基本上都要加上“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和他本人倾向性的局限，在他思想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消极因素”之类的批判。这个时期研究基督教哲学、历史和文学的著作也充满了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衡量基督教哲学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多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基督教的文学名著再伟大，也免不了要被批评为受到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

第二种关切：探讨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

随着对基督教更多的接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督教不像过去所批判的那样虚假和伪善。当人们摘下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眼镜之后，看到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在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人们从功能论或价值论的角度对基督教进行研究，肯定了基督教对现代中国价值重建的意义。1986年，“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书引发了人们对基督教思想资源的重新思考。

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8年开始，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世界”丛书陆续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基督教与文化》、《现代基督教思想》、《论神圣》、《狱中书简》、《谈论上帝》、《科学与宗教》等多部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何光沪先生在丛书的总序中说：“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活、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叠，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叠，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也就是说，宗教不仅涉及人类文明的物质生活和组织制度，而且关涉到人类精神的核心。用何先生所推崇的思想家保罗•蒂利希的话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蒂利希的《文化神学》深入地阐发了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观念，对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终极关切或终极关怀成为人文关怀的终极形式。同一时期，贵州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陈维正、刘小枫主编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其中包括了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舍勒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马里坦的《存在与存在者》、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别尔嘉耶夫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以及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基督教图书。选编者认为这些著作的作者在“努力探索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确定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选编者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思想资源的一个部分，为中国人面对人与社会问题提供了思想参考。

这种价值论或功能论的人文学进路成了80年代末至今研究基督教的主要进路。基督教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基督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形成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到整合.他的专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以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为研究的核心。他认为，了解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不仅如此，“研究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就是走向成熟的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陕西师范大学的尤西林先生在“现代性与世俗性”（《基督宗教研究》第六辑，2003）一文中，阐述了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信仰文化，“历史地参与构成现代化—现代性的深层精神前提”。尤西林指出，“基督教以信仰形态确立的人类中心位置支撑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现代化进程，基督教恩宠救赎观与‘新世界’目标孕育了从哥伦布探寻新大陆，到以基督教‘新世界’自居的美国立国精神。基督教特有的无所不往传教信念成为现代化的全球化趋势内在的精神对应体。基督教修道院生活方式及其制度，则不仅为现代科学提供了……科学精神所必须的信仰前提，而且成为现代学术和大学的母体。路德新教改革以来个体与上帝的直接性关系成为个体本位的现代性基石，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则构成现代民主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构成“现代人文精神现代性批判的信仰一维”，它能有效地防止世俗性向世俗主义的堕落。尤西林在文章中还指出基督教伦理资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先生。杨先生一直致力于阐发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学意义。他提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合法性问题：“在基督教排除了信仰的热情、宣教的冲动从而被置于全然世俗的语境之后，甚至在基督教被剥离于文化载体的情况下，它是否仍然具有立身的依据？”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基督教对于中国语境中的人文学意义有“知、意、情”三层：“通过‘知’的探究发现神学解释学的空间；通过‘意’的界说寻求神学伦理学的意义；通过‘情’的价值拓展神学美学所表达的人类期待”（《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4-35页）。神学解释学旨在“重新解决意义的确认问题”，神学伦理学旨在“重新落实善的要求”，而神学美学则希望“超越艺术的教化目的和审美目的，使之与人类的终极体悟及其自我拯救相沟通”。

这里所列举的只是几个典型例子。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这些学者的研究大大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基督教的错误认识和消极态度，基督教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宝贵价值和重要功用日益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

第三种关切：从自由基督教的角度，阐发基督信仰对于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

这一关切以刘小枫为代表。在近三十年来的基督教研究和出版领域，刘小枫的影响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1988年，刘小枫出版了《拯救与逍遥》一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漠视苦难、缺乏爱心、寻求自我解脱的“逍遥”，高扬基督信仰对人性的“拯救”。1988至1989年，刘小枫在《读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十篇以“二十世纪西方神学一瞥”为题的神学文章1990年刘小枫将这十篇文章加以修改和扩充，并增补了三篇，结集成《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出版。这两本著作引发了许多年轻学子对基督教的兴趣。从90年代起，刘小枫陆续主编了《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历代基督教思想经典文库》、《基督教文化评论》等大型的基督教丛书。其中的译丛包含了当代许多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这些图书学术性很强，多数具有自由主义神学的倾向，它们为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小枫提出的“汉语神学”和“文化基督徒”概念，在大陆知识界和香港神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刘小枫知识渊博，论域广泛，思想复杂，他的许多追随者说自己跟着跟着就跟丢了。如今，刘小枫基本上淡出了基督教研究的领域。在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入手，试图理解刘小枫思想的主旨和出版旨趣。

第一是从“文化基督徒”的概念入手。面对“文化基督徒”概念所引发的争论，刘小枫承认这一概念具有含混性。他澄清道：“‘基督徒’之存在必植根于信仰——对耶稣基督和父上帝的信仰、对基督死而复活的信仰，具有信仰的重生经验，并在行为上以耶稣基督的圣训为个人生活的品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217页）。这表明“文化基督徒”指的并不是研究基督教而不信基督的学者，而是“经历过个体信仰转变的知识——文化人”。刘小枫表示，“文化基督徒”的主要标志是认信基督，但不受洗礼或归属某一教会，它超越教会或教派之上。许志伟先生指出，“文化基督徒”的观念早已经隐含于他在《读书》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中。（《文化基督徒：现象与争论》，汉语基督教研究所，24-26页）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背景各异的神学家，刘小枫都能热情拥抱。汉斯•昆的“普世神学”，巴特对上帝与宗教（甚至基督教）的区别，朋霍费尔的“宗教性”观念，拉纳的“匿名基督徒”，薇依的拒绝受洗和加入教会，它们似乎都隐含了刘小枫所谓“文化基督徒”的观念。

但是，单从“文化基督徒”的概念入手仍不足以理解刘小枫的信仰和学术旨趣。与“文化基督徒”相关的一个观念便是“基督教信仰的现代性”。刘小枫说：“‘文化基督徒’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而是基督教信仰的现代性现象：自启蒙运动以来，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基督教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初期基督教时代和中古时期的社会结构、思想资源与当时的基督教形态相适应，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不断更改基督教生活的语境，出现了新的基督教生活和信仰样式——‘一种被认为不局限于教会之中、与之并立且又高踞其上的外在于教会的宗教’（特洛尔奇语）”（《圣灵降临的叙事》，88-89页）。刘小枫认为，启蒙运动以后，信仰的个体性成了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自由主义神学拒绝教会神学对个体思想的约束，以人文知识的共同性取代教会知识的共同性。在这种语境下，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教义必须转化为一种文化理论，并接受文化批判的检验。刘小枫进一步引述19世纪的新教神学家罗斯（Rothe）的观点，说“基督教会只是基督精神的一个历史阶段，在现代，基督精神进入了社会生活时代，不再仅仅以教会形态为基督的身体，而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当作自己的身体，因此基督教需要脱下刚进入世界时的教会外衣”（《圣灵降临的叙事》，91页）。这种思想正是自由主义神学大师特洛尔奇的理论。在阐述特洛尔奇的思想时，刘小枫指出：“特洛尔奇的神学思想继承的是启蒙神学的传统，而不是宗教改革神学的传统。特洛尔奇自觉追随施莱尔马赫的神学现代化路线，推进教义学向信仰学说的转换”（《基督教理论与现代》，选编者导言，26页）。所谓教义学向信仰学说的转换，便是以人文知识学代替教义学。这也就是人文旨趣的基督教神学。汉语神学的概念与自由神学的意趣在此便契合了。而“教义学转向信仰理论之后不再代表某个教会宗派或教派的认信，只代表阐述这一信仰学说的神学者个人的认信。信仰理论是个体化的、自由的思想，是个体性的(而非教会性的)认信表达”（同上，28页）。

至此，我们看到，刘小枫所关注的是基督信仰对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其实，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是二而一的，因为信仰理论或人文知识学便是信仰的个体生存意义的表达。既然基督精神已经脱离了教会，进入到整个社会生活，那么基督信仰的表达也就是人文知识学的建构。因此，刘小枫的兴趣涵盖了多种学科也便不足为奇了。

这一关切带来了大陆基督教人文知识学的繁荣。这也可以说是近十年来“汉语神学”的成果。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出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基督教研究著作，尤其是近现代的神学著作，成为我们了解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著作也触及到个人生存的层面，甚至触及到个体信仰的层面。但是，由于它们追随的是现代自由神学的路线，这些图书对于认识传统基督信仰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对于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更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有时甚至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四种关切：从传统基督信仰的角度，阐明基督信仰的本质及其对个体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意义

21世纪初，基督教图书的出版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几年，越来越多认信传统基督信仰且委身于教会的基督徒开始参与基督教图书的出版。时不时，我们会从不同的出版社看到带着传统基督信仰关切的基督教图书。但是，由于这类图书的出版刚刚起步，这一时期出版的基督教图书比较零散，有系统性和规划性的系列图书不多。

在基督教出版的领域中，首先开花结果的是灵修类和生活类的图书.《荒漠甘泉》、《花香满径》、《奔向日出》等灵修著作相继出版，且深受欢迎。婚姻家庭、亲子、工作、励志、辅导类的图书品种急速增加。诺曼•文森特•皮尔、詹姆斯•杜布森、盖瑞•查普曼、麦道卫、诺曼•莱特、克劳德•汤森德、马克斯韦尔等畅销作家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出来，大大充实了基督教书店的图书品种。从出版的环境来说，这类图书相对容易出版。从读者的需要来看，这类图书比较注重实用性，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市场上更容易受到欢迎。基督教书店中上排行榜的基本上是这类图书。

与此同时，一些神学原典、神学论著、基督教人物传记和基督教文学作品也开始出版。热衷于翻译原典的不仅仅是重视传统经典的基督徒，有些基督教研究者出于对基督教更深入研究的兴趣和需要也开始更多地翻译原典。早期教父的著作开始受到重视。其中，奥古斯丁的著作最受关注，已经出版的著作除了《忏悔录》和《独语录》，还有《论灵魂及其起源》、《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其他教父著作还有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灵魂及其复活》、德尔图良的《护教篇》。中世纪的神学原典也开始零星出现，如埃克哈特的《埃克哈特大师文集》，安瑟伦的《信仰寻求理解》，波纳文图拉的《中世纪的心灵之旅》。据说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阿奎那的著作正在翻译之中，近一两年将会面世。宗教改革时期的著作以路德的为主。路德的著作已出版的著作有：《路德文选》，《路德文集》（1，2卷）。与路德相关的著作还有《协同书》、《这是我的立场》和《路德神学》。加尔文的著作迄今没有一本完整地在大陆出版。近代的神学原典除了爱德华滋的《信仰的深情》外，几乎都是自然神论的著作，如莱辛的《历史与启示》，廷得尔的《基督教与创世一样古老》、赫伯特的《论真理》、洛克的《基督教的合理性》。

现代神学原典的出版主要是刘小枫前期工作的延续，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朋霍费尔的《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巴特的《罗马书释义》、莫尔特曼的《来临中的上帝》等。当代福音派神学的重要著作基本上还没有出版。

神学论著方面，有两套丛书值得一提。一套是“清华哲学翻译丛书”，共四本：《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上帝与理性》和《理智设计论》。前两本著作为大陆读者了解基要派神学与福音派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两本著作带有护教的性质，《上帝与理性》一书旨在捍卫神学的科学性，《理智设计论》一书意在用现代科学来护教。另一套是“基督教文化译丛”。这套丛书到2005年底已经出版了12种，后续的出版因故中断。已出版的12本图书包括：《基督教概论》、《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瑟夫著作精选》、《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圣经导读》（上、下）、《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上、下）。这套丛书旨在从传统基督教信仰的角度阐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以及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这套丛书虽然没有出齐，但已经初具规模，对学术界和教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除了这两套丛书，市场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护教和回应当代文化的著作，如《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重返理性》、《上帝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世界观的历史》、《思想的结果》、《帕斯卡尔与人生的意义》、《进化论的圣像》、《审判达尔文》、《科学的灵魂》、《返璞归真》、《痛苦的奥秘》等。

传记方面的著作有两套：一套是“新教人物传记系列”，其中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加尔文传》、《爱德华滋传》、《爱德华滋传》、《司布真传》、《慕勒传》、《英国复兴领袖传》.《加尔文传》中还附了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后者是基督教世界观领域的重要著作.“新教人物传记系列”祈望透过出版新教人物的传记，将一个清新刚健的新教传统介绍给中国大陆.这些传记对我们了解新教的传统，具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套是“传教士历史系列”：《花甲记忆》、《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马礼逊回忆录》。这套丛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近代传教史资料。除了这两套丛书以外，其他基督教类的传记还有《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挚爱中华——戴德生传》、《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穿越荣耀之门》、《奥卡人的新生》等。

基督教文学作品中，除了过去被列入世界文学经典的著作外，近几年还出版了《跟随耶稣的脚踪》、《稳行高处》、《纳尼亚传奇》、《指环王》等译著。本土作家如北村、齐宏伟等也陆续出版了一些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小说或诗歌。

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以翻译引进为主，本土的写作主要也是介绍性和研究性的。尽管如此，纵观近三十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神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的奇妙作为。

展望

随着基督信仰在人心中的不断深入，随着教会的不断成长，基督徒对认识真理有了更深的要求，对自己在这时代中的使命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为了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我们也不得不回到圣经和教会历史的传统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因此，我们期待未来的基督教出版能立足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阐明圣经的启示真理

基督教出版的使命是要将真理的旌旗扬起来（诗60:4）。神的话语圣经就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出版的首要任务便是阐发圣经真理，帮助人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需要圣灵的开启，同时也需要人“详细察看”（雅1:25）。详细察看包含了我们对圣经的历史文化背景、文体、语义、文法等各方面的了解。关于圣经方面的出版主要包括：圣经背景、圣经词典、圣经概论、圣经神学、释经学、圣经注释等。

二、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

基督教不仅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的信仰，而且也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信仰.基督教从建立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有着丰厚的神学传统.神的启示已经一次性地记载在圣经上，但是神的作为却贯穿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尤其彰显在教会的历史之中。旧约中，上帝常常对以色列人讲述他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中的作为。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了解神在教会历史中的作为，并继承教会历史的丰厚遗产。历史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和信仰前辈的见证，能激励我们更深地爱主，当我们遇患难时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历史让我们看到前人的失败，从而警戒我们，使我们不再重蹈覆辙；历史能丰富我们对信仰的理解，使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这方面的出版包括：教会历史（通史、断代史、神学家或教会领袖传记）、教义史（神学思想史）、历代基督教经典。

三、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

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启示的基础上，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同时又必须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基督教的信息具有永恒的适切性，但又需要与每个时代的文化关联起来。基督教信仰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如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自由主义、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乃至民间宗教等），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宣讲基督教的信息，回应当代文化对基督教提出的挑战。这方面的出版包括：福音布道、护教学、处境神学等。

四、见证基督的荣美生命

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在世上作盐作光包含将圣经的原则运用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基督荣美的生命能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以上三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我们既要宣扬基督的道，更要活出基督的道。这方面的出版便是为了帮助人们如何活出真道，它包括：信仰生活、伦理、教育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灵修、家庭、婚恋、亲子、励志、辅导、工作等方面的图书便属于此类。

由于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而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下来的历史却很短，在可见的将来，翻译的作品仍将占中国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主要部分。但是，随着中国教会的成熟，本土作品的比例必定会不断地提升。我们期待，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能深深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之上，不断吸取教会历史上丰富的神学遗产，并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时代处境的基础上，向我们的同胞表达基督信仰的真理。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有更多本土的基督教作品，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版。

“冬天已往，雨水已止。百花开放，百鸟鸣啼。”这是一幅何等美好的图景！今天，我们看到零零星星的花朵开始在枝头上绽放。让我们一同祈盼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版的春天早日来临！

去吧！摩西！
去到埃及地，
告诉法老：
让我的百姓走！
——黑人灵歌

引言

任何在时空中生存的人都不能与政治彻底分离。即使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可能，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理想。基督徒——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的天国子民，也不例外。因此，妥善解决与政治－政府的关系，乃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就如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指责海德格尔所言：“那些逃避（政治）伦理问题的人，最终将在伦理的礁石上跌倒。”(2)

通常当人们面对政治压力时，要么妥协，要么对抗，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不过，妥协或对抗的方式很多，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招安或是武装革命。基督教会则应该有更卓越的追求，因为我们在肯定自身信仰超越（普遍文化）的同时，也必然相信在政治上拥有与众不同的属天智慧，因为“上帝的真理使人成圣”（约17:17） 。(3)

在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教会历史中，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过去中国教会的经验昭示：对待政局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会的发展甚或存亡。民国之初，基督徒临时总统孙中山的出现，带给许多基督徒对“人间天国”的幻想。但到了1949年，他们的梦想被彻底辗碎。梦碎时分，梦醒时分！之后，中国基督徒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的情况。但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是福音派（evangelical）的教会，就必然要认定：“这事乃出于上帝”（代下10:15）。因此，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理解上帝在中国的历史作为，以及向中国教会所怀的意念。或者说，上帝究竟要我们建立何种政治神学。由于近几十年教会的特殊遭遇，这类问题鲜有机会得到研究与讨论，因此至今仍悬而未决。如今，2007年，基督教在华的又一个两百周年（第四次）！ (4) 它应该带我们进入痛切省察、努力寻求逾越政教关系难关的新阶段。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祢的国度降临神州！

一、政教关系在中国教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唐、元两朝的基督教（景教）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于中土，其原因几乎成为所有研究中国基督教人士不惜笔墨的章节。因为之前景教十分兴盛。唐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元时不仅有克烈部和汪古部几乎全民皆信，且远播至中国南方。在江苏镇江有七所修道院，是当时的“景教中心”；在福建泉州、浙江杭州多处建有教堂。没有人想到，两百年后它会在中土销声匿迹！无论是唐朝还是元朝，基督教都未给中国留下明显的影响，以至当耶稣会士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竟然看不出基督教曾有两度踏足中华的迹象。 (5)赖德烈（K.S.Latourette）断言：“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有基督教传入，那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区别。”(6) 不可思议的转变！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禁“心焦问”：为什么？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确切记载，在唐朝的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跟保罗以对簿公堂的方式进入罗马不同，迎接景教宣教士阿罗本的却是恭候在长安西郊外的当朝宰相房玄龄。在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梦幻般的宣教开局，但不久后却是梦魇般的收场。这国宾级待遇的背后承载了过多的政治色彩。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我们清楚地看到：教会对政权的依附十分严重。碑文在简单的介绍教义后，便从唐太宗接待阿罗本入长安起，历述各朝皇帝对景教是如何地恩宠.到了最后，还不忘称颂他们在位时又是如何地英明.其中说到在唐明皇年间，玄宗命他的五位兄弟亲临景教寺建立神坛；不仅命高力士带来了厚礼，还有“五圣写真”悬于寺中。“天颜咫尺”，使景教士们“望日朝尊”。 (7)简直匪夷所思！而碑文的作者景净描述这一切的时候，似乎充满无尽的自豪感！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竟是完全的认同与歌颂！“凯撒与上帝”不分，他们政治神学的如此偏差，暴露了在上帝论方面的严重贫乏。莫菲特竭力反驳理雅各（J.Legge）所认为景教消亡乃信仰扭曲的原因，(8) 但我们能认同一个在教堂挂着五位皇帝像，并对之“朝尊”的教会是忠于（圣经）福音的教会吗?一个教会对皇权的叩拜，是一个无视上主诫命的背道行为，也是对早期建立教会的殉道士的嘲讽。政教关系问题不单是政治问题，也是神学问题。这一切的肇因，是景教在宣教中奉行“道非圣不弘”的政治取向.但他们也许忘记了，初期教会的建立并不是因为凯撒的支持.相反，由于基督徒坚决不拜凯撒，教会是在重重的逼迫中建立起来的！(9) 我们岂可忘记：必须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他，这是做主门徒的代价（参路14:27）。否则，我们断不能侍奉钉十字架的那位。

若干年后,与政权关系更为密切的也里可温（Erkeun或Arkaim，元之景教）再次来到中原，但福音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同样，约在二百年后它再次从神州消失。它从雄赳赳的元军铁蹄驾临，又灰溜溜地从蒙古人的马背上扬长而去。与阿罗本入长安所受的礼遇不同，这次基督教则是直接随托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军队入侵华夏。忽必烈虽然不信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十分友善，甚至致函罗马教廷要求差派100位教士到中国。这是因为他有一位基督徒母亲——唆鲁禾帖尼（极具政治智慧，堪称蒙古的“孝庄”）.她家三姐妹都嫁入大汗家族，她的四个儿子与无数孙子都是蒙古国的显赫人物。长子蒙哥日后成为第四位大汗（他的妻子古古泰在1253年也接受景教的洗礼）.由于蒙古的强大，亚洲多数国家都被纳入其版图。由于唆鲁禾帖尼的影响，很多国王、王后都信仰基督教或亲基督教。1251-1256年间，是基督教君主（汗、伊尔汗）最多的时候，依人看来“亚洲似乎要在瞬间转向基督教”。(10) 但恰恰在往后的年间，基督教在亚洲逐渐式微。1252年唆鲁禾帖尼逝世，而在蒙哥于1259年去世后，帝国开始解体。随着托雷与唆鲁禾帖尼的四子阿里不哥的“基督教党派”反抗忽必烈的惨败，基督教的生存雪上加霜。虽然有西方天主教方济各修士（Franciscans）进入中国，但仍然无济于事，因为局势已不可逆转。

基督教与当局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元亡教亦亡。但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使徒们在同样强大的罗马政体里，尤其在对基督教加以逼迫的背景下，建立了坚强的罗马教会。这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最大的差别之一就在于：使徒们依靠的是福音的大能，以克烈部族为代表的蒙古教会依赖的却是政治的势力。在这种情形下，宗教团体也往往被充当为政治党派的筹码。

基督教终究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那是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兢兢业业栽种的结果。他们早早就确立了“适应”的宣教策略。但在不到百年之际，就遭遇了长达百年的曲折——礼仪之争。(11) 争论的爆发，使“几乎成了基督徒”的康熙竟下达了驱逐宣教士的决定。(12) 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明相遇（第一次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引起了举世的瞩目。对此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研究在正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同时，也留意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于政治。

谢和耐（JacquesGernet）指出：基督教与中国的最大张力之一，便是“上帝与皇帝”的主权问题.(13)从康熙扮演着核心的地位就可看出，礼仪之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或宗教对话，而是政教冲突。当教廷特使多罗（CarloTommaso）于1705年来到中国觐见康熙，传达教皇禁止中国基督徒祭孔等活动的谕令时，康熙大怒，不仅视之为破坏中国传统的礼俗，更视其为对他本人的干犯和挑战，因为一个远邦的小教主，如何能僭越中国皇帝的地位，代为决定中华臣民的社教礼节。(14) 在中国，皇帝不仅决定臣民的社教礼节，还决定着臣民生死，更垄断了宗教的权利：祭天。但基督教的信仰却是人人可“祭天”（敬拜上帝），人人是“天子”（上帝的子民）。如果没有“祀有等，不容越”的天子特权作怪，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教难惨案了。邓恩神父（G．H．Dunne）的杰出研究显明，除了皇帝的霸权外，礼仪还牵涉了很深的厉害关系。“禁令使得学者、官员们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徒，而教徒因而不能入学者行列”。(15) 可以这么说，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远不如政教冲突来得直接和深刻。我们必须留意到，过去中国教会所遭受的灾难主要是源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因为统治者认为教会的发展会威胁到其时体制下的社会秩序。(16) 文革疯狂摧残中国传统的同时，也容不得基督教，其中政治的因素显而易见。

如果说，耶稣会士入华与景教僧入华相似（文化适应），那么新教入华与也里可温入华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强权入侵）。(17) 不过耶稣会士与新教徒都有根本性的超越。前者体现在漫长的争论中，因为这显示了他们植入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有别的信仰内容，也与当局有了适当的距离；后者则体现在对强权的谴责与脱离政治的保护。尽管只有部分人士，但它的意义非凡。因为是传福音方式的本真性回归：不是借着枪炮，而是十字架；不是仅增加异邦文化的多元性（如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一样），而是更新。这提醒我们宣教的本质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否则，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之子，为何还要信仰基督教呢？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回答，基督教超越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何在。

任何一个真正理解基督精神的基督徒，都会不以福音为耻；但任何一个稍微理解基督精神的基督徒，都会耻于与借枪杆子为福音开路的暴徒为伍！中国新教徒必须承认，清末来华的某些西方宣教士的不良行径背离了真正的福音精神。他们不仅保持了与西方侵略者的密切关系（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接受鸦片商的赞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福音事业有所促进，但“行事为人却是十字架的仇敌”。(18)他们和早期蒙古人一样，仗着军队的力量为非作歹，导致许多中国人对西方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假洋鬼子）深恶痛绝。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还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谴责了自己国家的恶劣行径，果断地与虚假政客划清界限，甘与中国百姓同受苦难。让福音归于福音，让政治归于政治。戴德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1907年百年福音大会提出促进中国教会本土化的决议，可视为这种精神的延伸（即最早的“三自”）。(19)民国时期教会迎来的大复兴，与政教关系的分离不无相关。我们不能否认总统府里的甚多官员入教的重要作用，但在信仰上真正有影响的人还是一些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牧者，如宋尚节等。十多年前，笔者曾亲闻原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说到贾玉铭牧师一则小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大将军冯玉祥是一个基督徒，他想对福音有所表示，就送给华北神学院一块亲笔匾额。但时为院长的贾玉铭牧师收了以后，直接放进了仓库，从未挂过！有学生问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教会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后，才渐渐摆脱了政治的纠缠。这是蒙古人未曾做过的事情。

二、1949年后中国教会的政治立场

如何处理政教关系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教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上帝的福音固然亘古不易，但世局难料。基督教在中国好不容易迎来了黄金时期（1922-1940），却很快波澜再起。凭着吴耀宗等人士之敏锐的政治觉悟，三自运动应运而生。(20) 1950年8月，一些教派正准备开全国大会以“基督教与新时代”为题，欲探讨教会的应对之道，但他们早已错失了时机。(21) 除非签名支持“三自”，否则便难以获得合法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教会进入史无前例的以政治立场为分界线的“三自”与“家庭”一分为二的局面.再一次，中国教会不得不承受政治之重。

谁也不能否认，“自立”是中国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任何地区、民族都不会例外。尽管很多人不能认同三自运动，但我们必须承认它触及了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积极对待政治问题的现实意义。因为教会面对世局变幻，必须做出回应。我们可以不同意“三自”的回应方式，但等待、回避终究不是办法，只会带来更加消极的结果。其次，努力“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影响的污毒”的紧迫（也许家庭教会认为所采取的手段有欠妥当，但终究清除了）。连带解决的还有严重的“吃教”问题。(22) 脱离许多与西方列强有着微妙关系的国外差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同样转向了一个重要而明确的方向：教会本土化。虽然怎样本土化是有待探究的问题，但本土化是必然的抉择。不过，三自运动在政治的问题上，只处理了一半。因为，他们全力脱离西方关系的同时，却攀附着本国的新政。作为基督的教会，圣经教导我们要尊重官府的权柄（彼前2:13-14）。但我们要清楚圣经所指是在哪些范畴内，在何事上“应当惧怕”。是在公共领域中（如户籍、卫生、营业等等），而不是无限度的。三自运动的错误信念之一，就在于连教义也必须合乎政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神学立场决定了“相适应”的迂回模式。当然，也有不少加入“三自”的人士，在表面妥协的同时，始终持守纯正的信仰。半个世纪过后，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他们侍奉的果效：使很多“三自”系统中的教会保持圣经的信仰。但他们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少有重要建树。更多的是委曲求全。由此观之，中国教会如何建立整全的政治神学，寻求政教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未了的使命。而已经颇具规模的家庭教会应该勇于承担这一使命。

面对新局势，与三自运动的积极不同，家庭教会对政治的态度十分消极，基本处于观望态度。规避或妖魔化政党是主要的表现形式。无论哪一种，都是缺乏信心与智慧的明证。不是惧怕人，就是过于长魔鬼的威风。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王明道、林献羔等前辈们的忠勇见证。但大多数教会普遍忌讳政治话题。而某些人仍不死心，仍然寄希望于有基督教背景的国际社会的力量。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斩断了任何的侥幸期待，迫使教会转向仰望那独一的圣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期间教会却空前复兴，在福建、广东、河南都有明显的发展，尤其以被作为“无宗教区”试点的浙江温州最为突出。(23)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与“文革”相比）政府对教会的政策也稍为宽松。而教会的政治观念虽然也相对开放，但非此即彼的模式没有改变：疏离或对抗。我们可以认为疏离的做法不够勇敢，但不得不佩服对抗者的勇气（只是不要过分宣扬受苦的经历就好了）。这背后不仅有信心的问题，也与那时代的神学背景息息相关。

清末传入中国的新教宗派众多，神学源流也很多样。经过西方宣教士和本土牧者发起的“自立”运动的努力，许多宗派联合成为新教派（如中华基督教会）。经过解放后三自运动的改革之后，加入三自系统的许多教会逐渐淡忘了原先的神学观念。而家庭教会主要是敬虔传统（如以倪柝声思想为代表的聚会处）。宋尚节的影响，加上在文革时期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毫无疑问是神的作为），使得许多教会都较倾向于追求灵恩。但这两种属灵传统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太注重上帝的创造与护理；相应的，也普遍不具有文化使命的异象。另外，在末世中的大红龙（启12:3-4），把毛泽东看成是终极的“敌基督”者（帖后2:2-4）.由于这些信念留给”二元论”（dualism）巨大的空间，,使得大部分中国教会都忽视政治神学的建造。在公共领域中的事务，拱手让给“不信派”（接受自由派神学）之徒。直到90年后，许多知识分子受洗入教，在政治方面才开始有了新视野。这些知识分子希望透过对话，促进政教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因为对于多数“初入教”者，福音的热心常伴随着英雄主义。由于信仰的根基较薄弱，对圣经的研究也尚属粗浅，很多的观念都“未受割礼”。这也可能造成世俗人文主义在教会中的泛滥。另外，对话的时机并不是单在教会的一厢情愿，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诚意。最后我们还要强调，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时代的限制。我们需要时时谨记这一点。

三、重建政治神学的依据与可能的途径

1. 单拜他

“除了祂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一切的偶像”，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我们不否认，基督的福音会遍及万国万民，神的教会也将超过万有（弗1:18-23）。这是那独一的上帝所定的目标，完成目标的过程也必须根据上帝所定的原则。基督为我们作了榜样：拒绝向撒旦屈服，而单要敬拜祂（太4:9），即使魔鬼以万国作为交易。最终魔鬼唆使犹大出卖耶稣，更鼓动犹太人杀死祂，以为可以给耶稣以致命一击，但上帝的工作却成就了。历史显明，教会越受逼迫就越兴旺，而且，信仰也越纯洁。因此，基督徒无论面对亲基督教的君王，还是反基督教的政府，都应当站立得稳。法老的残暴不会消灭真以色列人的敬拜。

;综观全球教会扎根本地的历史，几乎没有不遭遇逼迫的经验。在耶路撒冷的伊始阶段是如此，进入欧洲的经过更是如此.根据罗马法律,公民拥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在罗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相反，相信无神论被看成是可耻的行为。但为什么基督教却遭遇疯狂的压迫？因为基督徒们坚持“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的立场，不肯称凯撒为主，也不跪拜皇帝像。自尼禄（Nero）之后，罗马的十个皇帝不断加大对教会的打击。但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能救自己的子民脱离暴君们的毒手。而今，不可一世的帝国早已瓦解，但基督十架却巍然矗立于其曾经的版图上。

以色列民族的戏剧性现象，强有力地印证了上帝在旧约所记的真理：顺从神，必然蒙福；背叛神，必然遭殃。（申28:1-45）因为除了万军之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

2. 双城记

基督徒不拜皇帝，除了惹怒皇帝外，被怀疑有政治野心也是遭遇严重逼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群不服皇权的玩命分子很可能是国家未来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不但定时聚众（礼拜天），还不时宣传一个新国度即将降临（天国）。而且其发展极快，执政者岂能掉以轻心呢？事实证明，后来的梵蒂冈让不少欧洲君主吃尽苦头。如此基督教怎不叫人担心？！

我们相信，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也主宰着历史的进程。我们同时看到，上帝交托人类管理全地的使命。但上帝是否把世界的任何事务都交给教会呢？上帝拣选教会是不是成为世界的新政府，或每个国家的基督徒都要成为执政党呢？入教意味着参军吗？亦或世上的事务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教会则另有所托呢？即使我们有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使命的交叉，但作为基督徒在天国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优先次序？我们必须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二元冲突是约翰福音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24) 在历史之中，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世俗之城终究要成为过去，但神的国却是永远长存。（约一2:17）罗马可以灭亡，但主的国不朽。上帝将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召出来，不是为了建一个比巴比伦更强大的帝国，而是赐予天上的一座城。（来11:9-10）如果我们忠于圣经的教导，就不难看出，把信仰与政治混为一谈是混乱天国福音的本质。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没有半点要颠覆罗马的意思。

他也未曾交给门徒这样的使命（起先门徒却误以为有此使命）.在福音书中他明确地告诉人们：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18:36-37）今天那些热衷于政治事业的教会，应该好好领会基督的深意.尽管一千多年过去了，梵蒂冈对这一段经文却仍然留下一知半解的迹象：教会拥有军队.我们看不出这与基督的事业有什么联系.“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应该把基督对彼得毛糙行为的这句责备“烙在心上”.我们不能忘记，犹太人的巨大悲剧恰恰就在于把基督的事业理解为可见的军事行动。一句“天国近了”，吸引了成千上万期待弥赛亚国度的以色列民，但几乎无人明白基督要建立怎样的国度。甚至连以色列的先生尼哥底母也浑然不知。基督再一次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因为“天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乃是在你们心里”。因此，“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不在刀剑里，却在“为义受逼迫的人”的生命里。（太5:3，10）当我们与世俗有别，不被世上的事缠累，思念属天的事，爱逼迫我们的仇敌时，天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被上帝呼召，借着基督的救恩“脱离世上的败坏，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继而不断成长，直到基督在我们心中完全掌权；最终成为“圣洁的国度”.（彼前2:9；彼后1:4）这就是上帝召我们的目的。教会为此而存在，基督徒为此而活着.（太6:33）教会要依靠基督的权柄与圣灵的同在，战胜魔鬼的残余势力，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成为世界的光，引领众人面向属天的事；使世上那些可怜的灵魂，因基督的福音大得安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叫万国因他的后裔（基督）得福的含义即在于此。

因此，基督徒在世上无意建造帝国大厦，乃是过寄居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积囤财物的无知财主，却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但这不是说基督徒认同遁世的人生观，相反我们需要格外地殷勤，因为基督徒既是地上国家的公民又是天国的子民。作为个体基督徒，我们在国家有从事任何正当行业的自由，但基督的教会被选召，却是为了更加崇高的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世界见证，我们是专心致志于属灵国度的群体。透过此，点燃上帝子民的盼望的同时，也显明那些举着基督教旗号却“以地上的事为念”之辈的虚假。使所有上帝的子民戒除重建巴别塔的野心，活出天国子民的卓越品质。

3.三重天

鉴于中国教会的特殊处境，我们尤其需要敬虔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查考以色列被掳时期的先知神学，对我们别具意义。上帝的旨意不在民族主义那里，也不在祭司群体那里，却是在令人反感的先知那里。以色列的被掳，对成就上帝的福音以及使福音传遍地极，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许中国教会也有某种类似的经验！愿主赏给我们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弗1：17-21）

被掳期间如何对待不敬畏上帝的异邦政府？先知的第一个呼吁是——认同。

面对巴比伦的入侵，犹大举国上下磨刀霍霍，准备与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决一死战。无数祭司祈祷着，乘机而起的“先知们”也发表激动人心的乐观“预言”。可在这时候，有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说：向巴比伦投降！他的信息激起了更大的民族愤慨，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他就是先知耶利米。

耶利米清醒地认识到，巴比伦乃神所兴起的国家。他的信息伴随着涌流不止的眼泪，哭求犹大人能认同尼布甲尼撒的权柄。以色列的亡国是命定的，绝无幸免的可能。希望透过外交手段去联合国际社会，只会更加激怒迦勒底的官兵。埃及不是救命稻草，没有人能救选民脱离上帝借尼布甲尼撒之手所施行的审判。犹大诸支派的当务之急，是反思为什么会遭遇灾祸？究竟在何事上得罪神？但犹大君王和百姓却置若罔闻。不仅不思忏悔，反而到处寻求“政治的智慧”，企图从他处蒙拯救。如耶利米所言，他们只会加深自己和民族的灾难。在耶利米哀歌中，我们仿佛看见这位落寞憔悴的先知在废墟上泣不成声，为自己的家、为这个愚顽的民族吟唱着令人断肠的诗篇！除了难以言喻的悲痛，先知也心存盼望（哀2:11；3:19，21）。几个月后，心力交瘁的年轻先知（41岁）即告别人世……

短暂的中国新教历史，却经历了无尽的长夜。缅怀至此，无数人常常以泪洗面。多少痛切祈祷之声，如入深渊。因为迟迟不见上帝的安慰。（哀3:8）我们也曾经象愚蠢的以色列人一样，多方寻求别国的救援。如同他们的遭遇一样，没有任何的拯救来到。只是到如今我们尚未谱写出忏悔的哀歌。度过特别岁月的一些人，却把受苦的经验当作属灵地位的资本。基督徒的生活中，犯罪不是受苦的唯一原因，但我们需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哀3:40）。据宋尚节《灵历集光》，当时中国教会罪行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牧师领着外国差会的工资，形同雇工；淫乱成风（所谓基督徒总统也概莫能外），(25) 甚至连牧师都纳妾！当宋尚节到北京布道时，由于严责教会同工罪恶，引起不少人的仇恨。其中有一个长老甚至在聚会中携带手枪，准备伺机暗杀宋尚节。简直是黑社会长老！宋尚节不无感慨地说，中国最难悔改的是牧师、长老，其次是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如果是个别人很正常，但不幸的是很普遍。据40年代的一位神学生回忆，他们全校师生根本不谈圣经，也不祷告。他常常祷告，却成为全校嘲笑的对象，有时候还会被偷袭。这是上帝的家吗？教会表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人手所造的殿。如同希律所建的圣殿一样，上帝要借罗马人之手拆毁——直拆到根基！教会的另一个重大的罪，就是不传福音。如以色列人一样，常常忘记“使万民得福的使命”。(26) 上帝用极端的方式，使门徒四散到各族各方。许多惊惶失措的基督徒，如被捅了窝的蜂群一样涌向他乡。不过，这却实现了中国教会的输出——大量的输出！不然，就不会有今日海外华人教会的局面。我们可说什么呢？不如只夸自己的软弱罢了。．．．．．．

参与，是被掳先知在异教国家的积极榜样。

通常当一个统治者用军事征服一个群体后，接下来往往就是文化征服。透过教育，同化他们的习俗，进而归化非己族类的异心。狂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也了无新意。成功殖民犹大国后，他迅速成立“党校”，将聪慧的犹太少年招入其中而加以“熏陶”。将他们的名字改为巴比伦名字，教他们巴比伦文字，期望他们能真心拥护他的政权。犹大族中有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但1:1-7）这是他们的挑战，也是他们的机会。无疑，他们乐于接受这个面对挑战的机会。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犹太少年们的前途可谓凶险。入校之初，就要和巴比伦的偶像打交道。面对不洁食物，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但他们凭着信心选择了拒绝。感谢上帝他们得以平安逃过一劫！尝过第一回合较量的得胜，他们的信心也逐渐增长。不久，他们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朝廷。成绩反映了他们对参政态度之积极。

令人难以置信，这几个异教徒在巴比伦的朝纲中成为政治明星。尤其但以理，更是如日中天。历经几个不同国家和朝代，都被委以重任——首相。一般的印象中，如此老辣的政客必是奸邪之流，但但以理与众不同。他有过人的智慧，为人却十分光明磊落。从他被扔狮子坑一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会弄虚作假的人。和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不拜皇帝像一样，但以理也愿以性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从来不想含糊自己的信仰，哪怕与皇权对抗时。正是他们向上帝的赤诚之心，产生了众多神迹。即使高傲如尼布甲尼撒者也必须臣服在至高者面前。除了他们怀着殉道士之心参与异教徒的政治外，他们的智慧也是辉煌政绩的重要原因。智慧是源于他们美好的灵性。上帝的同在，使他们超过所有的同事。他们的荣耀见证，使犹太信仰得到异邦的尊重。此外，他们的品格也是有目共睹的。忠诚、谦卑、廉洁、正直，是获得君主信任的关键因素。他们兢兢业业地促进国家的福祉。后来巴比伦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是巴比伦王犯罪的结果。

当代的中国，呼唤真正的爱国者。基督徒们，现今是你们应该效力的机会。首先，必须牢记仕途的凶险，但也要相信上帝保护的奇迹。奇迹来自信心。正是愿意为信仰摆上的勇气，使不敬畏神的君王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在我们国家，干部中也不是全无基督教代表，但少有人愿意“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至今仍是使命未了。其次，为国为民常存忧患之心。我们社会的腐败现象，描述显得多余。除了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去有效地改变。这就是你政治智慧的考验。像但以理一样，拥有美好的灵性，一生服务于国家,即使是异教国家。

除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外，末底改和后来回归的领袖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等都曾为波斯政要。更加极端的是以斯帖，她竟成为波斯王后。因为她深刻地理解上帝的安排，知道皇后的地位，是为了民族的危难时候，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重建，是被掳时期最后一批先知的异象。

按照上帝的预言，70年后必回归。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36年的先知们，回归并重建便成了他们侍奉的重点。从所罗巴伯到以斯拉再到尼希米，约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方告完成。

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工作重点是建造圣殿和圣城。拥有圣殿虽不是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却是健全的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礼仪的恢复（对犹太教至关重要），更在于信仰自由的见证。因此，建造圣殿或圣城的成败，是政教关系的最直接体现。起初，工程进展得并不顺利。虽然波斯王古列下支持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在亚达薛西年间被责令停止，直到大流士（Darius）之时才恢复（拉4:5）。这期间，他们与政府的对话从未停止。在许多先知的激励下，(27) 以色列的几代领袖几经艰辛建成“新耶路撒冷”。除了圣城、圣殿，更重要的是圣道——重建以色列人的内心圣殿。这是文士以斯拉的主要工作。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拉7:10）。以悲戚的心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归向神。透过旧约圣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拾祖宗的守节传统。（尼希米记8章）节日的恢复，不只是崇拜生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犹太传统（圣经）信仰的传承。根据律法，以斯拉毫不犹豫地驱逐那些闲杂人，保持犹太血统的纯洁（以斯拉记2章、10章）。我们也许很难接受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怀有弥赛亚盼望的犹太人绝不会手软。因为弥赛亚必须出自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

中国教会的重建势在必行。上帝把我们放在如此戏剧性的21世纪，如果你能领受，就把它当成中国教会重建的世纪。不过，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两个问题：什么时候重建？重建什么？

犹太人被殖民不到十年，（在无数假先知的鼓动下）约雅敬和后来的西底家就寻求独立。那是犹太被彻底掳掠的祸端，因为不是上帝允许的时机。我们务要防备那些好说预言的人，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装成光明的天使”。请特别倾心（五旬节）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要格外留意。以色列的回归，不是因为某个“先知”在异国他乡大声疾呼的结果，而是上帝激动古列王的心。如同以色列人的回归一样，我们要留心政局的变化，清楚上帝的引领。对于中国教会而言，以我们的信心、行为、智慧，在君王臣宰面前荣耀上帝的名，无疑是最重要的使命。使无论“巴比伦”还是“波斯”都知道上帝的荣耀。然后建造圣殿的时机才会到来。上帝的时间固然是绝对因素，但在这之前，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预备等候。我们觉得预备好了吗？也许各人的回答很不一样，这与如何理解第二个问题的逻辑有关。

上帝虽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但他却晓谕摩西、大卫建造会幕、圣殿。说明圣殿对于我们的宗教生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教堂，我们很难有庄严恢宏的崇拜，也很成为“城造在山上”的见证。因此，对于经历了许多年“神的殿荒凉”的家庭教会，建造圣殿是迫切的任务。从目前看，许多地方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对成熟，因为为数不少的信徒都住在“天花板的屋”（该1:4）里。是否能成，一是看地方政府对相关法律的理解，二是看教会领袖的成熟程度（无论在属灵方面，还是公共领域）。但这只是中国教会现阶段的初步目标，尽管其中可能会费尽周折而拖延时日。 (28)“尔当以真道自建”， (29)才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一旦拥有自己的教堂或单次聚会人数增加，都要求我们对崇拜有全面的调整。崇拜不仅仅是程序或方式。崇拜的调整意味着，要求我们对上帝、基督的救恩、圣灵的作为有严谨的认识。否则，我们很容易失衡。当犹太人经过70年的洗礼后，所有杂七杂八的其他宗教才从他们中间彻底弃绝。上帝透过“不法之人”的手，摧毁了过去教会的无数“成果”，但也留下“余民”回归重建，成就他的旨意。而重建的主题永恒不变——在上帝的律法中归正。同理，圣经信仰的传统，应该成为我们首要的关切。不仅仅相信圣经的权威，必须立志研究到“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书”，以教导百姓。否则，我们若对真理的认识只是一鳞半爪，灵性上也必然破碎不堪！许多年来，我们遭受的痛苦也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以现在中国教会大多数牧者的水平，恐怕多多操练爱心更加明智，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不仅中国教会的许多牧者普遍忽视神学建造，就是很多以学术为业的文士也缺乏承担。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是神学大师，但我们必须有扎实的神学素养，尤其在中国教会面临转型的时候。没有神学传统，我们的敬拜、灵修、治理、事工都会混乱不堪，不是墨守成规，就是见机行事。在这方面，我们可说很不成熟，但正处在现在进行时。最后是圣洁生活的建造。拥有华丽的教堂、丰富的典籍，若没有敬虔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讨神喜悦的可能。长久如此，再次遭殃只是时间问题。“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5：14）

愿上帝保佑中国！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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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守望者（messengers,NIV）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4:17）
2.作者暗指海德格尔曾经加入纳粹党。
3.“圣”（аγιаζω）的基本含义之一是指“有分别”，所以基督徒常说“分别为圣”。
4.200年对中国教会而言是一个奇怪的数字，因为景教、也里可温都是在200年左右在中土消亡。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接受最严峻的考验——礼仪之争，导致元气大伤，至今未见当初盛景。而新教未到200年，就已一波三折，跌跌撞撞。如今，21世纪的新一代，来不及成长就已经又到了关口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诗124：1-3）“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诗122：6）
5. 莫菲特（S.H.Moffett）：《亚洲基督教史》，基督教文艺出版社，498页。
6.转引自钟鸣旦、孙尚扬：《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95页。
7.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43-76页。
8.《亚洲基督教史》，第十五章“基督教在亚洲的消亡”。
9.犹太教的逼迫、罗马政治的压力以及希腊文化的张力。
10.《亚洲基督教史》，447页。
11.康熙在位年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和天主的译名看法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龙颜大怒，禁止传教，史称“礼仪之争”。自17世纪中叶起，由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发展为修会之间的争端，进而演变成清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执，历时一百年（1643－1742）。《维真学刊》，安希孟“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转引自http:// www.xslx.com/htm/zlsh/zjyj/2004-06-17-17000.htm。
12.曾经被期待成为东方的君士坦丁的康熙，始终未入教门。这可能与基督教的独一神论信仰有关，因为这样就排除了中国的神明（如被神话的祖宗）；也可能与天主教对多妻的深恶痛绝有关，因为除非弃妾，否则不可能受洗。
13.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增补本，上海古籍，2003年8月，第一版，89页。
14.梁家麟：《福临中华》第一章。
15.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2003年1月，第一版，284页。
16.雍正帝说：“尔等欲我中国人为教徒……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不尽为尔教皇之百姓乎？”转引自安希孟“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
17.虽然早在1807年马礼逊就已入华，但后来有一部分宣教士与强权难脱干系。
18.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导论，viii。
19.那时是“自立、自养、自传”，解放后的三自运动作了稍微改动变成“自治、自养、自传”。

20.1950年9月，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千余位中国基督徒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天风》，1952年9月20日，总332期。
21.《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页。
22.许多中国传道人靠外国差会的供养，俗称“吃教”。在中国人眼中形同无赖或汉奸。当笔者听到今天在中国各地仍然有一些传道人还依赖外国弟兄时，不禁悲从心生。
23.《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230页。
24.与二元论含义不同，指如光明与黑暗，生命与肉体，永生与死亡，上头与下头等等。

25.孙中山、蒋介石娶宋氏姐妹前，都已经有前妻。

26.西北灵工团和个别边缘群体是例外，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迫于生计。见黄剑波博士《“自东而西”——西北灵工团史述及思考》。

27.主要有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等。

28.温州家庭教会很多都有教堂，但大多与三自有些瓜葛。因此，留下不小遗憾。因为家庭教会如果要加入三自，那又何必忍耐到现在？即使只取得他们的默许。不过，温州有些地方的三自也很特别。

29.犹大书20节：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