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书拉密

今早坐车上班的时候,想到那个每周六夜里都会拉上一道警戒线的平台,突然想起“祭坛”一词。

的确,那个地方,去与不去都已经变成一个象征的符号了。那些敢于踏上平台的信徒,注定是要被带走,然后分流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有的会受到优待——提供热水、转递外面送来的食品和过夜的衣物,语气和蔼,态度和悦,表明理解和不解,允许适当地与外界联系,甚至允许唱赞美诗、读圣经;有的会受到恶待——关进地下室,不让送热水和食物,明确告知,我就是要关你24小时(或48小时),咆哮着让把所有的手机都关掉,或者直接抢过去翻看每条短信……当然,即使如此,也比对待那些抢劫的、偷盗的、打架斗殴的人“宽容”得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信徒被打、被踢、被铐、被吊起、进行肉体折磨……

于是,有长辈告诉我,这说明我们国家的人权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倘若在文革时期,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有关部门(到现在也没能完全想明白,这个“有关部门”究竟指哪个具体负责的部门)的命令而坚持户外敬拜,早已经死于非命了。

所以看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真是与前辈信徒的遭遇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撒满鲜花、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大好的理想时代——身为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我又如此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汉字,我真希望自己有足够的激情、才华和智慧为这个理想时代放声高歌,可惜刚一试喉,就发现,我早已经全然哑掉……

那个平台,除了第一天,远远地望了一眼,在还未完全分辨清楚方向时,就被直接带进了一辆临时征用的公共汽车——警车太小,不足以装下上百名基督徒。

此后,我只能在心里眺望——我无法像我的手足们那样,义无反顾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登上它,只为了向那些不穿正装的“叔叔”们表明——SW教会在这儿,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不那么勇敢,尽管我不缺乏理由。

每个周四下午,会有一位警员来电话向熊熊道歉,说打扰了,说这个周日,是不是就别让她出去了。熊熊会客气地说,放心吧,我会和她在一起。

每个周六晚上,会有另一位重要警员来电话向熊熊道歉,说打扰了,说明天,她不会出去吧。熊熊会客气地说,放心吧,我会和她在一起。

每个周日早晨,我会先醒来,起床,穿衣,站在阳台上向外看,因为这边的警员相信他,所以他们不会派警车到楼下看着我,像看着我的那些手足一样——他/她们家的楼下常常不止有一辆警车。在中国,在北京警力如此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以看住所在地的基督徒不出门为首要任务。

看着窗外,我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出去!

熊熊总会在我呼吸紧张的时刻醒来,睡眼朦胧地说:“你不会偷偷地跑掉吧?”我攥着自己的手,说:“不会。你睡吧。”

然后,我洗漱、不食,跪在窗边,看着慢慢亮起来的天光,读经,祈祷,四处发短信,询问去与不去的人,上网等待前方的消息,为那些进去的没进去的担着心思,等着去探望某个可能从未谋面的人——这里没有陌生人,只有暂不相识……

这个时候,我无法轻率地用“我们”来代替在前方的“他们”,因为“他们”一旦被带进去,就面临着被搬家被辞职,居无定所,身无所安;而我依然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安睡,每个周一挤车去做一份对我的内心毫无触动的工作。

当祭坛摆在面前时,才能知道信仰是一件多么真实的事,它关乎的不是对错,也非神学之合理与否,它只关乎“是”还是“不是”,不需要解释太多,不需要纳入逻辑分析,那个地方只为你预备,没人要求你必须踏上去,但它“存在”那里,你就绕不过去。这样看,基督教的信仰实在不太有趣,动不动就要来真格的。这种信,不是能够“只在心里信信就得了”,也不是可以赶赶时髦,用来“修身养性”的。它直接介入信者的生命根底,没有它,就无法真正地活(而只能苟且偷生、苟延残喘),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只意味一件事——给予真的生命,这个前提就是,你得先在内心里死一回!

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死过了,现在才知道,我还在死的路上……

访谈:天职观与教会事奉

《杏花》:《杏花》本期的主题是天职观,或者说是神对个人的呼召与其所从事工作的关系。虽然我们更多地侧重在普通弟兄姊妹的职场领域来谈论这个问题,但它对于工人在教会中的服侍来说也同样适用。我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会向堂会的转型所带来的组织及制度化是否会削弱教会工人对神呼召的领受,而使教会服侍变成一种职业。

孙毅:教会的组织与制度化并不必然地与教会工人对神呼召的领受相冲突。不过,你提到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教会的组织与制度化并不必然导致教会工人对神呼召之领受的削弱。按照保罗对教会的描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能够形成并运转起来,其重要的特点是,每个肢体都只是其中的一个肢体(部分),并且这些肢体要能够很好地配搭起来。当教会机体的结构得以显明,其中某些“部分”的需要也就向众圣徒显明出来。这就是加尔文所说的教会对个人的呼召,这呼召构成了神对教会工人的外在呼召的方面。教会方面的呼召是对神在当事者内里所显明之呼召的印证,正显明了“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教会有机体的建造,教会的组织与制度化并不必然与神对个人的呼召相冲突。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制度化也确实存在着你所说的那种风险。一般来说,一种组织形态常常意味着一种科层制的形成;而科层制则意味着被归于其中不同部门或不同决策层面的工人往往可能只是看到本部门或本层面的需要,而失去对教会整个有机体的全面看见。另外,如果我们过于追求制度的某些形式要求,而没有让制度为神在我们众人心中共同的带领服务,也有可能让我们只看到了制度中某些条规的要求,而失去对制度整体精神的理解。这些都有可能遮盖神对教会的带领,其中也包括个人对神呼召的领受。

《杏花》:如果确实有将呼召退化为一种职业的风险的话,教会的组织化是否对于所有参与教会服侍的同工都有影响,还是更多地影响到全职服侍的教会工人?

孙毅:当然是对所有参与教会服侍的同工都会带来影响。不过,相对来说,对全职同工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对于兼职同工来说,其参与教会的服侍,更多地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来服侍,这意味着他/她有更多的选择,看自己适合在哪些方面来参与教会的服侍,有较多的时间或机会来明白神对自己个人的呼召。他/她不能够在具体事工中投入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退出来。
而对于全时间在教会中服侍的同工来说,其在教会组织机体中的职分或岗位很容易变成他/她的首要身份,使其更可能受到科层制的限制。就是说,全时间的同工在可能将其从神所领受的呼召转变为一种职业方面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如果说兼职同工会由于投入不足而受到科层制的影响,那么,全职同工可能会由于将其变为一种职业而受到其负面的影响。

《杏花》:我注意到,新的教会章程中,特别规定了治委会的构成中长老的人数要多于牧师的人数,以及带职服侍的执事要多于全时间服侍的执事。这样的规定反映出教会治理什么样的理念?与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孙毅:之前我在关于教会章程修订的理念一文中已经提到过,这方面的规定强调众圣徒共同服侍教会的理念,即无论是所谓的带职工人(“平信徒”)还是全职工人,大家一同参与教会服侍的理念。与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相关的是,无论带职的同工还是全职的同工,大家都是因着神对各人的呼召而参与教会服侍的,这个方面对于所有参与服侍者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并不是说只有全时间在教会服侍的人才有神的呼召。
无论是在治委会层面还是执事层面,规定带职的同工多于全职的同工,从积极方面是为了鼓励带职弟兄姊妹的服侍,而从另一方面也多少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谈的问题:防止教会成为全时间同工的职业单位或事业机构。

《杏花》:真有这种可能吗?比如说从教会历史上看,这是否是中国教会反对教会建制的主要理由呢?

孙毅:中国本土教会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时候,受到敬虔派的圣洁运动以及当时出现不久的灵恩运动的重要影响。反思中国本土教会最初出现时何以会受到这两个运动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其实多少反映出中国本土教会想与当时在中国占主流的差会背景下的建制教会区别开来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愿望中,既有当时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的情绪,也有神学上西方教会自己对宗派化体制教会的反思所带来的反弹,如弟兄会或灵恩运动的思想观念所给予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形式上确实是出现了中国本土教会,但神学上其实还是追随着当时的一种神学思想的潮流。其实这个神学思想的潮流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大复兴运动。对于很多教会史学家来说,大复兴运动是一个所谓的“平信徒运动”。就当时出现的循道宗来说,其中参与教会服侍的多数工人是平信徒,即没有被教会按立的工人,其中有些后来甚至成为主要巡回讲员。不过,这里所谓的“平信徒”,按照梁家麟的定义,主要是指“那些未受过神学训练、未经某个宗派教会授职、亦未经按立的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140页)。
按照这个线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本土教会的产生,从某个方面来说,可以看作是大复兴这个“平信徒运动”的结果;而且八十年代以后的复兴同样是这个运动的延续。不过,对于这个看法,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西方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平信徒运动”的产生是对历史上已经存在着的建制教会的一种反弹;但从中国教会的角度,从其二百年的教会历史来看,除了在差会背景上出现过建制性教会外,中国本土的教会还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建制教会,所以也说不上是对建制教会切身的反思与反弹。换言之,中国本土教会之前对于教会建制的反对,从神学上看基本上是依赖西方教会的神学反思。所以单就中国教会自身的历史来说,我们还不能说在历史上真出现了这种可能性。

《杏花》:现在一些城市教会正在迈向制度化的建造,那么从你所说的这个历史线索来看这更接近于西方教会历史中的哪一个阶段呢?大公教会的历史对我们有什么借鉴的意义吗?

孙毅:对现在很多城市教会的带领者来说,带领教会迈向组织与制度化的建造,是他们切身经历到的一种需要或神对教会的带领。从这样一种大的趋向来看,我更愿意说,中国教会的历史现状更接近于早期教会的情况。这或许也是上世纪中国本土教会最初出现时,一直追求要回到使徒时期的结果。确实,早期使徒教会兴起,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平信徒运动”。主所召的12个门徒,都不是在圣殿中服侍的“祭司”或“利未”人。他的主要门徒是渔夫,与当时的祭司阶层甚至不属于一个阶层,而被看为“没有学问的小民”。
但是在数代教会的带领者过去之后,主教制作为一个历史上无法避免的体制成为教会体制的主导。过去没有学问的小民现在被学识渊博、大权在握的主教们所取代,并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圣职阶层”。
现在我要回到了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教会在进行制度化建造的进程中,真正构成组织化之危险的,不是组织或制度化本身,而是圣职群体借着组织化而在教会中成为合法的特权阶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教会就需要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了。
当然,幸运的是,我们是生活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时代,教会已经继承了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比如“信徒皆祭司”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意义就是消除了天主教传统的圣职阶层与平信徒阶层之间的阶层差别。

《杏花》:如果教会的组织或制度化存在着这样的风险,那么在你看来,对于全职工人或者带职工人来说,如何能够让自己的服侍不至于从天职沦为一种职业?

孙毅:这个问题我也想得不是很多。就目前想到的,大致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
首先,教会能够切实地实行轮流退修的制度。无论是带职还是全职的服侍者,当然特别是全时间的教会工人,在服侍到一定年限时,能够保证有一段时间的退修,从事奉的工作中出来,让自己有时间回到神的面前,维护和更新自己所领受的从神而来的呼召。我们在耶稣的服侍中可以看到这个特点。福音书不只是记录了他带领他的门徒一同退修,也记下了他独自退修的情况。
当然在教会实际的运转中,确实存在着种种不能够让人离开的理由;有些确实是由于缺少工人而带来的,也有些则是由于人不能够放下而造成的。是否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放下所有的服侍,特别对全职同工构成了挑战。
第二,就是学习分工及团队服侍。在这个方面,当年的使徒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在教会遇到治理方面的问题时,使徒们放权给所选出来的执事,让他们进行治理,从而使自己有可能持守神给他们的托付:“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教会治理,就其是从神而来的呼召与天职来说,是被神所托付的一种责任;而退化为一种职业时,则其意味着在这个群体中持有某种权力。学习持守神给个人的呼召带来的托付,从另一个侧面看,就是学习在团队服侍中放权给神所呼召的其他同工。当然,在这种放权中,挑战来自于同工彼此间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同在基督里对神的信心。
第三,全时间同工与带职同工形成一个服侍的团队,共同寻求神对这个团队(而不是对一个人)的呼召与异象的带领。
这里对兼职同工的挑战是,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寻求神对这个团队的带领,并投入足够的时间去祷告与思想。而对全时间同工的挑战是,是否认为神只对自己有呼召或异象的托付。能够使一个带领教会的团队合而为一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上面而来的神对这个团队因而也是对教会带领的异象与呼召。一旦其中的个人将自己的服侍降格为一种职业或事业的追求时,这个团队就立刻解体了。

一粒麦子——读戴德生传记有感 / 麦工

【约12:2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每一个中国基督徒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戴德生,一个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完全摆在神的祭坛上,用生命来见证基督荣耀的宣教士。他将福音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中国,也将神的爱注入到这片广阔而贫瘠的大地。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戴德生(1832.5.21-1905.6.3)出生在一个敬虔而充满爱的家庭。在他的记忆中,爸爸扶着他和妹妹的肩膀在卧室的祷告,以及妈妈为他忧伤而流的眼泪,是永远难以忘记的。这些在他年轻的心里早早地埋下了爱的种子,即使年轻时的叛逆也不能磨灭这爱的印记。

在步入学校后的六年时光中,他经历了人生中颇为艰难的一段:离开了爱主的家庭,失去了属灵的空气,进入危险的世界。他渐渐失去爱主的热忱,没有了平安和喜乐,一切的努力挣扎都归无用。然而,妈妈和妹妹的祷告从未放弃!神终于让这颗流浪的心重新面对十字架,拾回那单纯的信心——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我还能做什么呢?神的大爱充满了浪子的心。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单靠祷告,借着圣灵的感动,他把自己全然摆上。

此后,他不仅关注自己灵性的长进,同时也开始关注别人的幸福。但是,在与内心的软弱和私欲争战的过程中却屡遭挫折,这促使他做了一个影响其一生的祷告,“神啊,如果你肯打破罪的权势,彻底并永远拯救我的灵、魂、体,我就放弃世上一切的幸福,绝对受主的指挥与差遣,情愿到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受任何苦难。”从那时开始,爱中国的火焰就开始在他心中燃烧。

清楚神对自己的呼召,他更加积极地装备自己,同时也在不断锻炼自己对神的信心。在赫尔作学徒学医时,月末在艰难时刻为穷苦人的祷告却转为自我需要与他人需要之间的矛盾。回想对神的承诺,倘若在这自己所熟识的地方都无法信靠他,又怎能在毫无亲朋的中国信靠他?“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他在挣扎后最终选择顺服神,因他坚信“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小事上的忠心所带来的不单单是神的安慰,更有他在后面丰富的供应。在他进入宣教的禾场前就充分体会到神的信实。对神的信心不再因环境而动荡摇摆。

离开赫尔来到伦敦,他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一次不幸地染病被医生告知自己时日不多,他的第一反应竟是因不能去中国而感到悲哀!但随即又想到除非自己大错特错,否则既然中国有这么重要的工作等着他,他是不会死的。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仍然思想着神的工作,这操练也奠定了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尽管遇到各式各样的拦阻,他却仍不屈不挠地作工,因他相信神最终掌权。

“以便以谢”的上帝

当他怀着极大的感恩之心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也怀着极深切的悲悯心肠看着那些在战乱中受伤的、无家可归的和各种需要救助的人。虽有远离家乡的孤独和寂寞,虽然经历着极大的危险,他都没有放弃努力。

上海、汕头、宁波……辗转在数地之间;深入内地乡村布道,派发福音单张,不分昼夜地在医院服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没有差会的支持,没有同胞的理解,只有里面神爱的支撑,“以便以谢”的神一直是他的帮助。外面的逼迫非难让他难过,但是灵魂的冷淡麻木更令他心伤。他把自己的生命为黑暗中的中国人点燃。

六年的布道和在医院的辛勤工作,令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服事,回到英国修养。在养病期间,他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中国;同时也在各教会中传递异象,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每一日,都有三万三千个中国人在没有神、没有希望中死去,我们怎能安心呢?”这个意念也催促他,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宣教工作亟待一个独立的机构来深入地开展。

当他看见礼拜堂里的基督徒安然地高兴快乐,想到千百万未曾听闻福音的中国人却正走在灭亡的路上,就心痛万分。在伯莱墩的海边,他与神摔跤,虽然内心激烈挣扎却最终降伏于他的主权,决定成立“中国内地会”这个对未来中国影响深远的组织,并把它完全交给神,深信他必“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在戴德生的带领下,内地会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宣教机构,最边远的地方有福音传给他们;最卑贱的人群,有上帝的爱临到他们。上帝透过这一群完全委身的人成就了几百年来未曾有人做成的伟大奇妙的工作:福音在中国扎了根。戴德生带给中国的感动和震撼是如此真实,中国真正经历了道成肉身的耶稣。福音的火在沉睡的中华被点燃并开始熊熊燃烧。

挚爱中华

读戴德生的传记,给我很深触动的一点就是他成长初期的经历:诚恳而有能力的祷告奉献,并在其中经历神的慈爱、信实、垂听祷告和不离不弃的看顾。神从未让他失望!若是没有这些经历,戴德生不可能听见神的呼召就顺服,也不可能面对狂风大浪而心怀宁静,更不可能面对战乱中千疮百孔的中国时毫不退缩。背井离乡的孤独、疾病、危险、困苦、暴民的危险、他人的欺骗恐吓……丝毫不能让他退却。

另外一点,就是他的普世胸怀。一个英国青年,只身来到万里之外的陌生国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单单遵行圣经的教训,寻求神的旨意。只为他的心能够贴近耶稣的心,那是好牧人寻找迷羊的心,是为羊舍命的心。“一百只羊有一只丢失,主尚且去寻找,而如今仿佛有九十九只羊丢失在外,我们怎能竟然无动于衷?!”

正是这样的看见,才促使他勇敢地离开家乡,走出国门,跨越巨大的文化差异!他给中国带来的是神坚定不移的爱,与政权无关,与财富无关,与地位无关,单单只是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

感谢神!兴起他的仆人作我们的榜样:平凡与质朴的祷告中蕴含的是在试炼中对神单纯的信心,在黑暗中对光明深切的盼望,在挣扎中对真理恳切的呼求,无所畏惧,为基督丢弃一切,破碎自己,放在神面前由他使用。“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戴德生就是一粒掉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他所结出的子粒,长久不衰。

身为成长中的中国教会里的一员,对我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面对戴德生带给我们的异象和挑战。在第三次苏格兰基督教灵修大会上,戴德生作了如下演讲:

“我坐在帆船里,从上海开往宁波。同船的有一位曾在英国居住过的中国人,名叫彼得。船近松江的时候,我在船舱里忽然听见扑通一声,随即听到喊叫声:‘有人掉到水里去了!’我立刻跳上甲板,周围一看,不见彼得。‘是的’船夫说,‘就在那里掉下去的。’说话时态度冷淡,若无其事。如果立刻落帆跳入水中营救,就还来得及。但是这时潮水急退,不容易逆流游泳,而且岸上没有草木可以标识落水之处。如果慌忙入水乱摸,必定空费时间,遗误时机。正在无可奈何,痛苦万分的时侯,忽然看见几个打鱼的人,手拿捞网,正是所需要的东西。‘赶快来!’我抱着希望大声喊,‘赶快到这里来撒网!有一个人掉在水里,快淹死了!’‘不方便!’这是渔夫怪谬的答覆。‘不要说不方便,赶快来,否则来不及了!’‘我们打鱼很忙。’‘不要只管打鱼,马上来,我会多给你们钱。’‘你给我们多少钱?’‘五块钱,不要站着说话,赶快救命!’他们从对岸喊叫过来:‘太少了!我们非有三十块钱不来。’‘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渔夫说,‘你到底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大概十四块钱吧!’渔夫过来,第一网就把落水的人捞起来了。可是不管我如何努力急救,都已经没有用。彼得的生命因为渔夫的忍心和麻木不仁而失去了!”

讲到这里,下面的听众莫不义愤填膺,诧异天下竟有这种极端麻木自私的人。

戴德生诚恳的声音继续讲下去:“难道身体比灵魂的重要性大得那么多吗?我们定这些拜偶像的渔民的罪,我们说‘他们犯了杀人的罪,因为他们很容易救人而不救。’但我们让数万万人民永远灭亡而不救,这怎么讲呢?主明明白白命令我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做了没有?还有圣灵责备我们的话:‘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

你说:‘我没有得到特别的呼召叫我到中国去。’这种推诿的话可不行。现在我已将这些事实摆在你们面前了,你们今后要采取什么态度?现在你们应当自问:‘我有什么特别的呼召叫我住在家乡?’如果在神的面前你不敢说你有特别呼召叫你住在家乡,那么你为什么不服从主叫你出去的命令?即使说你十分清楚,叫你留在本乡的不是娱乐、生意、或是个人的高兴,而是责任。那么你是否曾尽心尽力为这些缺乏的人祷告?你有没有利用你的地位和力量促进神的国度在他们中间?在金钱上你是否作合理的奉献,帮助救人灵魂的工作?或者有人说:‘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的路现在还没有开。’这却不然!以前或者可以这样说,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往中国内地传福音的路已经通了。在下次的年会之前,一千二百万的中国人已经离世,无法拯救了;我们到底作了什么事能叫他们知道基督救人的福音?我们常唱:‘风啊!愿你快吹送,直到福音遍地极。’风不能吹送福音,可是它能吹送我们。主命令我们每一个人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是不是要对神说‘不方便?’你是不是要对他说你现在打鱼太忙,买了一块地,五对牛,才娶了妻,或其他不能顺服的原因?他肯不肯接受这种托辞?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台前受他的审判?请你们记住几万万人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中国!为此祷告、劳碌,不然的话,你们将要得罪自己的灵魂。”

读到这里,难道神的那锋利如两刃剑的道还没有刺痛我们的心吗?难道我们不为自己的灵魂担忧吗?难道任凭别人活在罪中,我们就不怕神的忿怒吗?

我们的人生在为什么而忙碌?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哪里?我们是否忘记了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对我们的谆谆告诫与托付;“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听闻福音已经两百年了却又到过哪里?我们为传福音给万民又做过什么?我们究竟有多少次恳切地为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和灵魂而祷告?我们的心在想到这些的时候不羞愧吗?我们仍然能安于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而裹足不前吗?我们还能忙于自己的那一点点工作并沉浸在自满中而置基督的命令于不顾吗?面对我们的同胞,面对千百万没有听闻福音就离世的灵魂,我们还能硬着心坐在礼拜堂里而毫无罪咎感吗?难道我们不知道,眼睁睁看着灵魂灭亡而无动于衷的人在基督面前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吗?

你又是否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沉淀着的宣教士的祷告,那是他们用热情、用灵魂、用生命倾注在中华大地上的!“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掷地有声的宣言至今仍然激荡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耶稣,道成肉身的神子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借着他忠心仆人的生命深深地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正是透过这一批忠实的代祷者所献上的馨香的祭,透过他们真实顺服委身舍己的生命,在中国才燃起了永不止息的希望之灯!

神要在中国成就大事,他更要透过中国成就大事!他所需要的,是愿意在祷告中寻求他的人,是明白他的旨意并甘心顺服的人。神的手正运行在中国,中国的教会也到了一个关口,我们必须面对神的挑战和呼召,不是倚靠单单听神的道,而是一代人在他面前立下誓约,“我们不再寻求自己的福乐,只要一心寻求你的喜悦。不管面对怎样的压力和艰难,我们不夸别的,只夸钉十字架的耶稣,传讲神救世的道。神啊,愿你透过我们来建立你的国度,荣耀你的圣名!阿们!”

《戴德生传》,戴存义夫妇著,胡宣民译,福音证主协会,1979年

《挚爱中华》,史蒂亚(RogerSteer)著,福音证主协会,1994年

《带着爱来中国》,戴德生著,陆中石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

戴德生与同工的合影(同日他安息主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