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疾病中思想神/莱尔

“你所爱的人病了。”(约11:3)

这则简短的信息,“你所爱的人病了”,是马大和马利亚托人带给主耶稣的。病人是她们的弟弟拉撒路。拉撒路是一个基督徒,为主耶稣所深爱,然而他病了。据此我们不可认为,疾病是神怒气的征兆。它反而是被定意来造益我们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8:28)。

思考疾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将来难免不生病,而预先严肃地思考这问题会使你大为受益。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思考疾病的问题。

一、疾病的普遍性

疾病存在于世界的每一角落、每一阶层的人士中。世上的钱财也好,信基督也好,都不能使我们免去疾病。疾病常常是一种使人谦卑的经历,它能使壮士软弱如孩童,使勇士在微小的事上丧胆,它能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思维。无论人做什么,都不能避免疾病。人类的平均寿命能通过医疗科学来延长,相应于各种疾病的新疗法层出不穷。但现实照旧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90:10)摩西当年写下这话的时候,人的寿数确是那样,而今仍旧未变。

那么,如何解释疾病的普遍性呢?人们为何生病而死呢?我们绝不可妄测,神起初就创造了疾病。他创造的一切都“甚好”,显然这不包括疾病。但圣经晓示我们,后来有样东西介入世界,是开初所没有的。那东西就是罪,罪是世上一切疾病、痛苦和苦难的起因。没有罪就不存在疾病。

可见,对于现实,唯有圣经能给予我们完满的解释。圣经向我们解释了为何我们拥有构造如此精妙的身体。是神创造了它们!而且圣经解释了,我们虽由无限智慧与良善的神所造,如今却又怎样趋向疾病和苦难。唯一的解释就是创造与堕落的圣经基本教义。

二、疾病的益处

也许听说疾病于人有益使你倍觉惊奇。许多人连想都没想过这事,他们从疾病中所看到的只是折磨和痛苦,丝毫没有看见任何益处。我承认,世上若没有罪,疾病就不可能对人有益。神所造的无罪世界是不存在疾病的。但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神的智慧就允许了疾病存在。在我看来,疾病所蕴藏的诅咒与祝福同等。神能使用我们暂时的苦痛来祝福我们,使我们的心、意、灵魂和良心获得永恒中更大的益处。

疾病有助于提醒人们死亡的临近。大多数人活着好像他们永不会死,也不作任何预备。疾病则能提醒他们喜欢忘记的这事实。

疾病促使我们严肃地思想神。许多人在健康的时候选择忘记神,也不理会与他的关系如何。疾病能提醒他们:他们有一天必须面见神。

疾病有助于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许多人只想今世的幸福,别的一概不睬。长久的疾病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思想从前所视为重要的东西,如今有何益呢?譬如,贪财的人会学到,他的钱在他患病时是不能安慰他的。

疾病促使我们谦卑。我们生性骄傲,无一例外。我们的心里都小看不如自己的人,疾病却能显露我们的软弱。它临到众人,不分贫富、有名无名,它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疾病有助于我们省察自己的信心。它促使我们反省,我们的信心真实与否——即它是否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很多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疾病就会向他们揭示,他们的“基督教”在试炼之时不能安慰他们。

我不要你以为,疾病总是在这些方面造益于人们。绝对不是的!许许多多的人经历过疾病,但并没有从中学到任何功课,正如他们病愈后的行为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的心还是刚硬的,疾病对他们无益。

然而,神在许多人的身上使疾病变成祝福。神使用疾病向他们说话,引导他们寻求基督。因此,面对疾病,我们不应怨天尤人。如果我们对之作出恰当的反应,它必然会对我们大有裨益。

三、疾病召唤我们尽特殊的本分

我想实际和具体地来谈疾病召唤我们所尽的特殊本分。我要你清清楚楚地知道,在这充满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你该做什么。

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一个本分是:过一种随时乐意迎见神的生活。疾病提醒了我们死亡,我们都必须经过此门赴审。我们必须在那审判中面对面地见神。所以,疾病应教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便是:准备见神。

你何时才算准备好了见神呢?只有在你的罪已蒙赦免的时候,你的心更新、你的意志受教以神的旨意为乐的时候,你才算预备好见神。你的罪很多,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洗净那些罪孽。只有他的义才能使你在神面前蒙悦纳。而且,这些福益唯有借着信心才能领受。因此,你若想知道你是否准备好了见神,你就得问自己:“我有信心吗?”按着本性,你的心不适宜与神为伴。只有圣灵才能转变你,更新你的全人,赐你乐于行神旨意的心。因此,你若想知道你是否准备好了见神,你还得问自己另一个问题﹕“我的心和生活已被圣灵改变了吗?”

这事对于预备我们见神,已少到不能再少了。我们必须称义,也必须成圣。基督的血必须洒在我们身上,基督的灵必须住在我们里面。这些乃是基督教的精髓,是必需的,因而在这充满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你首要的本分就是确保你拥有它们。

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二个本分是:总是过一种忍耐的生活。生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可能被迫中止正常的活动;我们的计划被搅乱;我们也许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衰竭和痛苦。这一切对于我们无疑是巨大的损耗,也大大地考验我们的忍耐。因此,在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之前,我们应当趁着健康的时候学习忍耐。我们当祷告,求圣灵使我们的脾性和人生观成圣。我们必须殷勤祷告,常常乞求承受神旨意的力量,也要祈求行神旨意的力量。记住!所需要的力量在哪里才能找到——“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14:14)

我想要强调这点。我相信,基督教消极的美德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柔顺、温和、忍耐、信心和耐心都是圣灵的果子,它们都荣耀神。一般来说,对基督徒生活的积极面不屑一顾的人们,在看到他们生活上这些消极的美德时会被迫严肃地思考。可正是在患病期间,这些美德常常最清楚地被人看见。不少基督徒对别人有经久不衰的影响,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忍受疾病的态度。

你希望自己的基督信仰在别人面前美丽动人而富于感染力吗?那么在你身患疾病之前,现在就当求忍耐的美德。这样,若你病了,你的病将会彰显出神的荣耀。

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三个本分是:随时乐意慰问并帮助患病的人。在你身边常有生病的人,他(她)或是家人、或是会友、或是邻舍。你当将此视为一个行善的机会。所需要的也许只是一声友爱的问候、一句关切的话语、一次诚心的看望。就这样简单的关怀之举却有助于消除隔阂,建立良好的情谊。说不定它们还会是领人到基督那里的途径,它们是每个基督徒应当预备而行的善工。在这病患恣行的世界里,我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加6:2),“并要以恩慈相待”(弗4:32),尽心恩待人是拥有“基督心志”最清晰的证据之一。主耶稣亲自“周流四方”,向患病和受苦的人“行善事”(徒10:38)。他对这些行动的反应表明在最后的审判中,他对自己百姓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太25:36)

你希望证明自己有基督徒般的爱心吗?若是如此,那就当提防自私地忽略对你患病弟兄姊妹的帮助。慰问他们,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同情他们,努力减轻他们的负担。重要的是,你当竭力向他们行属灵的善事。你所行的善即使没有使他们获益,也必会使你得益。我深信,神在借着我们周围的每一场疾病考验、磨练我们。神许可磨难考验基督徒是否拥有真爱心。你要谨慎,免得你受考验而显出冷漠!如果你能生活在一个疾病丛生和衰亡的世界里而不能关怀别人,那么你要学习的功课还有很多。

四、结束语

现在,我想说的是四句关于实际运用的话。

第一,我提一个问题。生病时你将做什么呢?无论何人,生老病死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时刻早晚必然会临到你。你将做什么呢,你要往何处得安慰呢,你要把你的盼望建立在什么之上呢?我恳求你不要放过这些问题。让它们在你的良心上动工,直到你能满意地答复它们,否则不要容自己歇息。你永恒的结局对你太重要了,重要到你不能推脱这些问题。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当留到最后才来考虑。你无法保证自己的明天,也无法保证自己在临终前有机会悔改。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两名罪犯。一位在最终时刻悔改了,另一位则没有。倘若你现在不愿悔改,你就断无理由臆想,你以后躺在临终之榻上能悔改。

假如你能在这个世界长生不老,我就不会这样对你说。但你不可能在这里活到永远。你会死,故此我希望你为那时做好准备。我呼求你,想一想吧!如果你为一切预备妥当,惟独落下了那真正需要准备的事,这是何等地可怕呢!

第二,对于凡需要忠告并愿意接受的人,我有话可说。我忠告一切还没有准备就绪迎见神的人,你得赶紧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当悔改归正,投靠基督而得救。世上再没有比拿自己的灵魂做赌注的赌徒更愚蠢的人了——这人不预备迎见神,推辞悔改。你晓得你的罪必受报应,你晓得你需要一位救主。你今天就当到他面前,呼求他拯救你的灵魂。我请你立刻就去,凭信心寻求他,将你的灵魂托付给他。向他求赦免及神怒气的止息。求他以圣灵浇灌你,使你成为真基督徒。他必垂听你,不论你的过去怎样,他必不拒绝你的祷告。他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6:37)

我奉劝你防备一种模糊不清、不现实的基督教。别以为因你是某个教会的成员就万事大吉了。只有与基督亲自的个人关系才能奏效。我劝你,不要歇息,直到你有圣灵亲自住在你心里的确据,即你已被洗净、称义和成圣,并与基督合一。模糊不清、不明不白的信仰在你健康的时候或许看来是够用的,但当你患病时,它将无济于事。当生命的句号即将划上时,它势必分崩离析。唯有基督才能夺去死亡的毒钩,使我们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我们最后的疾病。我们需要与他联合,我们需要认识和相信,他作为我们的祭司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只有他才能拯救那些因怕死而被死捆绑的人。如果你渴望自己在患病时有盼望和安慰,就去认识基督吧。现在就寻求他。

第三,我劝慰所有的真基督徒记住,患病时他们会有多荣耀神,就是在生病时静静地躺在神的怀中。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信徒的心太易懈怠了,我知道趁信徒的身体虚弱时,撒旦便手忙脚乱地加紧散布疑问和困惑。我见过,在神的儿女突然病倒被迫歇息时,颓唐便临到他们身上。

我迫切地恳求所有患病的信徒牢记,你们对病痛的忍耐与努力行善一样能尊荣神。疾病所显明安歇的恩典往往比努力做工更大。我提醒你们别忘了,你们无论患病或健壮,基督都一样地爱护你们。你们所受的管教是在爱里,而非怒气中。最关键的是,别忘了,耶稣对他软弱肢体的怜恤。你们总是受到他温柔的眷顾,在需要的时候更是如此。基督有很多病历,他知道每一个病人的心。疾病和苦难常常使信徒更像他们的主,“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8:17);主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赛53:3)患难中的门徒有机会领会到受苦救主的心意。

最后,我劝勉所有的信徒谨守与基督密切相交的良好习惯,根本用不着担心你会在你的基督教中“走火入魔”。要是你希望自己在患病时享有平安,你就得记住这点:我相信许多人在平时或生病时得不到什么安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信仰上不专心。我相信,“一手抓住世界,一手抓住基督”、“八面玲珑”的基督徒是神不喜悦的,他们在死时得不到真安慰。在人患病的时候,这种信仰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希望拥有“切实的慰藉”,我们就不要满足于仅仅作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培养一种与基督真挚的、实实在在的关系。到了医药不再有效,我们只有等死的时候,那时有什么能支撑我们呢?那时有什么能使我们感觉到“不怕遭害”(诗23:4)呢?唯有与基督密切的相交能做到这些,此外,一切的一切都全然无能为力。基督借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基督的右臂托住我们的头,我们感知基督坐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最后的争战中,只有基督能给我们彻底的胜利。

让我们更紧密地靠近基督,更多地爱他,更深地为他而活,更勇敢地认他,更全面地跟随他。这种基督教自然会带来其本身的奖赏。世人或许会嗤笑我们,软弱的基督徒或许会将之视为极端。但别担心!患病时它能带来平安,在来世它能带来永不褪色的荣耀冠冕。

我们在世的时间不长。再有几场疾病,一切都将告终。再过几次葬礼,就要轮到我们的葬礼。再过几场风暴,我们就要安然抵港。我们在基督面前将满有喜乐,神必亲自擦去他儿女的一切眼泪。

同时,让我们在神的儿子里过信心的生活吧!虽然我们会死,但他活着。废除死亡并透过福音把生命与永生彰显出来的那一位,他活着。将来的一天,他必改换我们卑微的身体,使之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莫管患病还是健康,生还是死,让我们充满信心地依靠主耶稣基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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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J.C.莱尔,《与神同行》第十三章,“疾病”)

面对巨人——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说起/孙燕

暴力存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形式,也有不同的严重程度。有语言的暴力,如侮辱、轻蔑;有情感的暴力,如冷漠,或攻击性的暴怒;有身体的暴力,如殴打,虐待;还有性暴力。暴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暴力对人性有怎样的伤害?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
——撒上17:10—11,16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973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两名持枪者闯入银行,扣押了三女一男四名人质,把炸药和人质捆绑在一起。经过131个小时后,罪犯被制服,人质被解救。

但是,尽管人质们在5天中被威胁、虐待、恐吓,但却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两名劫匪。在警方解救的过程中,人质将劫匪围了起来,试图保护他们不受警方的伤害。一名女性爱上了其中一名劫匪,在他服刑期间与他订婚,而另一名女性则设立了一个辩护基金为劫匪辩护。

由于这件事的轰动效应,这种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依附情感的心理效应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研究者发现,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一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条件。所谓大棒,是指受害者了解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受害者与他人隔绝,并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不能逃脱。至于“胡萝卜”,是受害者从施暴者那里感受到的“小小的好处”。这种所谓的好处可能是一点点善意表示,可能是一点点人性软弱的流露,甚至可能仅仅是在惯常施暴的时候没有施暴。施暴者还可能会把自己过去的不幸经历透露给受害者,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让受害者产生恻隐之心。研究发现,当以上条件满足的时候,只需3—4天,这一效应就会产生作用。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严重的时候,人质甚至会和营救者对抗,站在劫匪一边,拒绝营救。更有甚者,会认同劫匪,成为其中一员。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劫为人质并受到侵害,之后宣布加入该组织,次年在参与抢劫银行行动中被捕。此事件被看作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又一典型案例。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弗6:1—4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常见于一些长期受虐和受害者身上,如被虐待的妇女、儿童、战俘、人质、集中营受害者,乱伦受害者,邪教信徒等等。

在所有受害者当中,儿童是最可怜的。儿童的生活范围有限,他们所受的伤害,除了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很多是在家庭中发生的。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地方,是本该得到爱、保护和滋养的地方。但当暴力进入家庭时,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对此,从事创伤治疗的专业人士这样描述;“当创伤的来源是原本该提供保护的人物时,自然界开了一个最残忍的玩笑,也就是增加了对这个恐怖来源的依附需求。即使加害者不是平时的照顾者,相同的模式也同样会发生…”1

这里所说的依附,也称依恋,是指孩子和主要照顾者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依附的模式一旦形成,会对人一生的亲密关系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儿童受害者,他们不仅会对加害的成人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依附,而且在成长过程中,还会发展出对加害者的认同,“借由转变自己为加害者,使他本身可以逃避最有压力及最痛苦的受虐记忆。在儿童受害者的经验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受害者与加害者,当他不愿意再忍受成为受害者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变成加害者。’”2

这一发现不仅在临床案例上看到,也在很多研究中有所反应。比如有研究发现,相比普通人群,家暴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检出率。3儿时不良的教养方式、惩罚,以及自身的人格障碍是成人期家暴的重要因素。4其实在各种人格障碍的成因中,除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外,幼年的受虐、忽视、精神创伤是重要的因素。

我的一位同事,在原来的城市做妇联工作。当地曾经想给家庭暴力立法,为了配合宣传拟制作宣传片,她跟着去拍摄和采访。她说自己见过被殴打的妇女受伤的样子,甚至曾经进入太平间去看因家暴致死的受害者尸体。我问她施暴者是什么情况,她说,正如我们在媒体中所了解的一样——不仅包括低文化程度者,也包括外表看来文质彬彬的高文化程度者。后来这项地方立法不了了之,但那段工作经历却让她难以忘怀。

理论是苍白的,在各种概念和名词的背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受害者在伤害一次次加剧的时候,依然忍受,甚至丧掉性命?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罗13:1—3

在中国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有宽厚的母亲和严厉的父亲,一个男孩在这个家庭成长,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在叛逆的年龄,他和父亲对抗,而结果是父亲态度的相对缓和。5在另一个乡村也有一个女孩,是母亲唯一的女儿,一方面得到母亲的疼爱,另一面,是被乡亲称为“狼”的父亲对她们母女的粗暴对待,母亲曾被打断小手指,她也曾被打掉一颗牙。她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6

如果在另一个年代,这个男孩也许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或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而那个女孩,也许能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艺人,也许生活充满波折,甚至成为人格障碍的病例。但都没有。他们生逢其时,这个男孩名叫毛泽东,这个女孩长大之后的名字,叫江青。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心灵深处一道深深的创伤。当年,曾经以反抗权威的革命者姿态进入青年期的那个男孩和女孩,在心理层面,他们不仅认同了曾经粗暴对待自己的父亲,并且变本加厉,在文革中将这种伤害扩大化、极端化。在今日,对文革受害者心理创伤的研究正在进行,尤其是文革创伤的代际传递问题。而可以参照的就是对二战中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研究和治疗,而后者的结论是,大屠杀所产生的心理创伤会在代际传承,以至三代。

大屠杀的残酷让很多学者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德国曾是基督徒的避难所以及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它也是国际上神学、哲学及美学的重地。为什么会有希特勒以及残忍屠杀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7

有人研究希特勒的个人史,如爱丽丝·米勒发现希特勒童年曾经受过暴君式的父亲的虐待,父亲的部分犹太血统成了他仇视犹太人的肇始。8有人从德国的家庭结构入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发现德国家庭特别要求服从,父亲常以管教之名对孩子施暴,希特勒“好像一个青少年帮派的头头,以老大的姿态协助大家将心中的愤怒合理化”9 。还有的研究者,如西奥多·阿多诺等人提出“权威人格”这一概念,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描述在德国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的特点:对上,是将权威理想化并依赖和屈从,对下,则是排斥、丑化、施暴10。也有人指出,在二战期间德国教会的作用相当不光彩,绝大多数教会服从并支持了纳粹政府对权力的滥用11,甚至协助纳粹迫害犹太人12。

暴力,就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从个体、家庭层面,进入群体、社会,乃至政治和历史的层面。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

记得有一次双燕牧师感慨说,有时候真不知道到底是罪,还是病。就暴力这一议题,从心理层面的病(illness),到伦理层面的恶(evil),到法律和社会层面的罪行(crime),并不能等同,但也很难完全区分清楚。无论如何,在最深和最根本的层面,依然是基督教所说的罪(sin)的问题。

如果说各种学科是在各自的范畴中盲人摸象,试图在局部探讨关于人性和社会的规律,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种个体对极端暴力的反应,可以说是罪在世间运行的一个例证。正如魔鬼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魔鬼,罪的最大诡计是让人认为没有罪。被绑架的人质,反而认同劫匪,安于现状,觉得一切理所应当。

因此,暴力对人的影响远不止身体上的伤害以至肉体的消灭,它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更深刻、更长久、更复杂、也更邪恶。面对暴力,人会产生种种反应,从过度敏感的受害者心态,到以麻木、旁观作为自我防御;从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到极度的愤怒、反击;从对施暴者的恨,到认同暴力甚至自己成为一个施暴者。种种的反应,最深的原因,还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在一个有暴力因素存在的家庭、群体、社会结构中,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恐惧已经成为个体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在更普遍的范围内,不健康的人格结构和不合理的家庭、社会结构,成了罪传递的载体。罪歪曲了神在地上设立权柄和秩序的本意,使之成为对人的伤害。罪的一个谎言是,从家庭到社会各种层面各种程度的暴力都是“正常”的,毋需大惊小怪。而人自身为了逃避暴力所带来的痛苦,也会去忽略、压抑和遗忘。

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3:13—14)”。难道忘记不是医治的良方吗? 其实不然。有主内的辅导者指出,保罗要刻意忘记的,是自己曾经的辉煌,那些已成过去。而一个人曾经的痛苦、伤害,在未被光照和医治之前,并未成为“背后的”,不是过去时,反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在时,是需要去面对、去解决的13。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创伤各种方法,本质上都是要在安全的条件下,让创伤的幸存者在心理上重新回到创伤事件发生的情境,唤醒被压抑的记忆,并进行修复。14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犹如医生要治疗,必须将被掩盖的瘀血的伤口打开,清理、手术、缝合。在群体和社会层面这样的医治同样需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21000名证人在这个道义的法庭上讲出真相。当真相被说出后,和解才能真的产生。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结47:8,12

一个朋友在2008年奥运会时做志愿者。在服务站附近,他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外国女孩举着一个牌子要购买某场比赛的票,有警察过来干涉,那个女孩的态度不是畏缩的,也不是对抗的,而是像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拥有权利的人那样,用一种非常理所应当的态度回应并坚持自己举牌子的权利。

这个听来的片段曾让我有很多联想。想来,在这个女孩成长的环境中,并没有习得对权威的非理性的恐惧,从她的姿态、语气,流露出的是对自己价值的尊重和认可。而对于一个只能对成人和权威说“是”的孩子来说,长大之后需要学习的不仅是对不好的事情说不,而且是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说出这个“不”。要通向这样一种坦然的态度,道路可能还很漫长。

在今日,作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这个名称本身就有着沉重的历史涵义。在今天,在我们每一次与逼迫以及逼迫中隐含的暴力短兵相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群体的、现在的、历史的,各个层面经验的交汇。我们面对的既有自己以往生命中或大或小的创伤经历,又有中国基督徒群体在过去60年所经历的逼迫和因此带来的伤痛,更有主耶稣在被审判时所面对的暴力。

心灵的医治,首先来自能够正视真实,这是一个不再逃避、重新面对的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很多时候,未被说出或不能说出的部分,比已经说出或能够说出的部分有更强大和更真切的影响力。那些还未被完全处理的恐惧和由恐惧带来的种种反应,塑造了我们内心世界中的歌利亚,等待着一个有勇气、智慧和能力的大卫去战胜。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撒上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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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剧与创伤——伤痛的行动演出》,凯勒曼,赫金斯著, 李怡慧,洪启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同上
3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心理学特征及罹患精神障碍的研究”,曹玉萍等,《中华精神科杂志》,2008(1)
4    “家庭暴力施暴者的社会心理多因素Logestic回归分析”,赵幸福等,《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2)
5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    《江青传》,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1993
7    《家庭会伤人——自我重生之路》,(美)约翰·布雷萧著,杨立宪译,蓝天出版社,1999
8    同上
9    同上
10    权威人格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8306.htm
11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余杰,http://blog.stnn.cc/sanersbook/Efp_Bl_1002375167.aspx
12    “二战期间的德国教会: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帮凶”,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zz0255&threadid=1967215
13    《鱼儿别上钩——揭开基督徒生活挣扎的12个迷思》, 克劳德,汤普森著,卓宜娟译,美国旅途出版社,2003
14    “真相治疗创伤——论PTSD心理治疗中的核心要素”,李凌江,彭红军,《上海精神医学》,2010(3),129—132

今天是什么时代?/王怡

各位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神的儿女,平安。

最近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深深感到,时不我待,因为时机都握在主手中。上周和几位牧者交通,说在这个时代蒙召传道,就是内外作战,两头燃烧。主内的争竞、退后和动摇,世界的贪婪、慵懒和蛮横。血肉中的属灵争战,从人意看,是地上喧嚣了几千年;从信心看,是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当我略微体会十架道路的真义 时,我才对何为“主看千年如一日”,有了更多的理解。

以前,我也不太理解,甚至不太喜欢“基督精兵”(提后2:3)的比喻。我甚至反感圣经中对信仰生活的军事化类比。穿戴的是全副的军装(弗 6:11),跟随的是救恩的元帅(来2:10),打的是美好的仗(提前6:12),飘扬的是真理的旌旗(诗60:4),魔鬼要与圣徒争战(启13:7), 亲人要与亲人为敌(太10:21)。

多年以来,我们下意识地躲避这些教导,人人练就了一副矫捷的身手。

我曾说,信仰先是一扇门,然后是一条路。我们靠恩典入门,还要靠恩典上路。信仰先是一个家,然后是一个国。一家之主称为父,一国之君称为王。有人进了门,却一辈子睡客厅。有人回家几个月,就不孝敬父母。然而,上帝是我们的“父王”,天上地下,再也没有更亲密而敬畏的称呼了。仅仅是开口,呼唤一声阿爸父神,整个时代就足以在我面前土崩瓦解。

但我察验自己,之所以下意识地抗拒“基督精兵”的比喻,问题还是出在这里,就是对自己身临其境的这个世代,仍然评价过高。

有人说,今天是中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日渐鼎盛,社会日趋复杂,而在一切繁华的背后,都能看见、也必须看见的,是信仰的复兴。

有人说,今天是中国的使徒时代。信仰的传承,要先经过使徒的性命,再经过使徒的信经。信经从来不是神学家的信经,而是殉道者的信经。这是一个从性命到信经的时代,但殉道者的数目还没有满。

有人说,今天是中国的宗教改革时代。思想家波普尔曾说,马克思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他以恨取代了爱,以寻找敌人取代了寻找朋友。但上帝使用共产主义的错误来击打一个启蒙主义的时代。上帝使用党国的邪恶,以文化革命和专制主义扫清了宗教改革的障碍。基督的爱是倾城之爱,为了使中国人也能像马丁 •路德一样,说出“这是我的立场,我的良心是上帝的囚徒,我一步也不能后退”;主耶稣为此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也有人说,今天是中国的清教徒时代。家庭教会起源于一群“不从国教”的天路客。他们为了自由地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走上十字架的路程。所谓清教徒, 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督徒。我之所以会在21世纪蒙恩信主,不但出于基督的宝血,也是因着他们在基督里所献上的活祭。瓦器中若没有上帝的宝贝,生亦何欢;活着若不能成为活着的道,死亦何惧。

也有人说,今天是中国的古列王时代。上帝必要激动外邦君王的心,为他在中国的教会撤去苦杯,预备爱筵。然而爱筵就是苦杯,苦杯就是爱筵。正如和平就是争战,争战就是和平。“平安”的意思,不是取消冲突,而是指向一切冲突中恩典的临在。换言之,“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3:16),何处就有和平。就如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5:20)。

今天,每一个中国基督徒在地上的命运,都与一场大复兴有关。除了为这场复兴而生,为这场复兴而活,世上的万事都将显为虚空。

今天是一个乖僻弯曲的世代(申32:5),今天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16:4)。人若在这样的世代养尊处优,事事亨通,说明这人也是弯曲邪恶的。

然而天是耶和华的天(诗115:16),夜是耶和华的夜(出12:42)。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为什么信主了,却没有马上被接回天家的缘故。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遭遇一切纷争和磨练的原因。因为主说,“你们要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2:15)。求主赐我们更大的信心,免得我们生不如死; 求主使我们大大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诗81:10)。

我和其他一些传道人,已决定就守望教会事件联署向政府请愿。家庭教会的前辈谢模善弟兄,这样回应我们,“你们这一代,要凭着信心继续走下去。”

即使玉碎,但求主使用这间教会,直到他来。

今天愿与你们一起立志为主燃烧的主仆王怡,写于2011/5/3

读者反馈

2010年秋季号《杏花》出刊以后,编辑部陆续收到读者反馈,现摘录如下,若读者对刊物有任何的意见,欢迎发邮件至xinghua2007@gmail.com与我们交流。

石家庄杨弟兄  :
守望建堂的确是一场属灵争战,为守望祷告、为中国教会祷告。

  陕西孙弟兄:
        秋季号《杏花》已收到,看了守望教会的建堂的经历及祷告很是感动,感谢神的怜悯和同在,我每天也为守望的同工和众肢体祷告,求神坚固信心,在每次的经历中认识神的全能和人的无能,仰望交托给神,神会照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谦卑顺服的人身上,将荣耀归给神。

 河南余弟兄 
守望教会全体同工、《杏花》事工同工,感谢神的恩典,守望教会这样一种教会成长的方法和建堂的计划,给诸多城市新兴教会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模式,特别是你们对教会的治理和行政管理,给我们在探讨教会的团队事工配搭中带来诸多的借鉴之处,同时感谢神让这么多知识分子和成熟的教牧同工一起配搭,为中国家庭教会侍奉模式转型带来很好的样板效应,真的为你们感恩和喜乐。本人关注你们教会也有一些时间了,也在你们教会的网站上下载了不少的资料,但都没有告诉你们教会,特此感谢,我们教会也在不停的扩张中,在建堂的这条路上与你们会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非常感谢你们将这期的《杏花》发给我们,从中能得到一些属灵的指导。

新疆苏弟兄:
        主内平安,你所寄出的《杏花》我已收到,内容很丰富,给我们灵性很大的帮助,守望建堂是全中国教会的旗帜,我们都该付上功夫,这是我们共同参与的机会,是使命使然,义不容辞,使被囚的得释放(在信仰自由的层面上我们是被囚的)。

 江西吴姊妹
主内编辑朋友们好,新一期杏花已经收到,非常感谢。因为是课间拿的包裹,首先翻开后面的文章,看到书拉密的文字,一直很喜欢这位姊妹的文笔。呵呵,结果觉得本期文章她的开头就像是在写我,因为不久前也被领导找去谈话了啊。祝福守望教会,祝福你们,愿神赐恩给我们和我们的国家!

上海朱姊妹:
        各位在京的兄弟姐妹:
愿你们安稳、得力!
请允许我先引用一段《耶利米书》的经文:“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耶12:5)
读了《杏花》之后,感觉守望教会建堂,不啻于一场艰苦的跑步竞步,斯诚不易。我虽然人不在北京,也不再在守望教会一同聚集敬拜,但长时间同蒙一灵清晰、明确感动,为守望教会建堂献出自己一份力,不论是金钱奉献还是膝盖和嘴唇的代价——我相信异地这样同蒙感动同负一轭的肢体不在少数。所以请你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目前占据那应许之地的当地居民多么强壮、凶猛,都千万不要放弃跟从神的带领,直至进入那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过程中,连放弃争战都是不够忠贞的!
也请你们在为建堂争战的过程中,切勿疏忽对会众的牧养,不要稍却对福音的传播,请一刻都不要忘记宣教——我相信这是我们天上的父对守望教会的托付。
我也一直在关注本届洛桑大会中国与会者的参会进展,当昨天从守望网站读到天明兄失去联络的时候,我难过得不能自已,只能马上做一个祷告。我相信所有关注此事的肢体感受到的伤痛是一样的,我也在为你们所有人祷告,特别是守望教会那些灵里软弱的。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负上膝盖和嘴唇的代价,为你们代祷。
所以亲爱的守望者们,守望教会的众带领肢体,我愿意让你们知道,你们并不孤单,我们天上的父已经感动了一个异地的姊妹遥遥记念你们,每日清晨为你们代祷,我每次都被感动为你们提名祷告,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对神忠贞,对神的托付忠贞!当你们觉得很难的时候,请一定记得马上来到神面前祷告。
为此我愿意告诉你们我的一点点看见,我在这段时间的祷告中渐渐看见神的永恒计划,那长期的计划。正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一样,尽管马丁·路德·金本人未能看到黑人不用再坐在公共汽车尾段的那一天,但在信心的仰望里,他实在清楚地看见了。
如今才半个世纪过去,可谁能想象得到就在50年前的美国,黑白对立那般严重,甚至一些南方的基督教会都公然敌视黑人信徒。感谢神,他让我最近重读了那段历史,从中看到了信心、智慧和力量,基督那和平的爱的力量。所以也求神赐给我们基督那般的谦卑、和平和忍耐。
也感谢圣灵感动我为大河房地产公司祷告,这一点或许会对你们有所安慰,所以我愿意让你们知道。
最后我想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那些不能相聚一起祷告的兄弟姐妹,就算身体不在一起,但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从未感觉远离,我相信圣徒相通,我相信圣灵的带领,我相信圣而公之教会——这正是我何以至今仍以守望一份子自居,因为我和你们同感一灵,同负一轭。我倍感荣耀。

My First Love Poem /Linda

我不能再等
我必须现在就给你写一首情诗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一生都在爱你
尽管我是别人不要的丑小鸭
尽管我是跟不上别人的笨小孩
只要我想到我可以爱你
我的心就得了安慰
我们可以一起看日出日落
我们可以一起飞过海洋飞过山谷!在成千上万张脸中我寻找着你
在人类的每一个时代中我寻找着你
尽管我是这样渺小的一粒尘土
我却深信只要我爱你
我就会变得美丽而无价
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你
在公共汽车站
在我的厨房里
我甚至远涉重洋到了大洋彼岸
只为了找到你,我的爱人

当我想到你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来了
我渐渐老去神志不清
然而你背负着我
将我这已死的身体背负在你的肩膀上
让我的灵魂和你一起升入高天
飞过地球和我渺小的人生
我听见自己像天使一样在歌唱
唱的就是这一首我一生唯一的情诗……

 

My First Love Poem

I can’t wait to write a love poem to you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 have been loving you all my life
even though I was ugly and unwanted
even though I was slow and stupid
I was comforted by the prospect of loving you
together we watch sunrise and sunset
together we fly over oceans and valleys
I have been searching you among millions of faces
through countless ages
even though I am tiny and worthless
I believe loving you will make me beautiful and priceless
So I never stopped looking for you
at the bus stop
in my kitchen
I traveled even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to find you, my love
Tears come to me when I think of you
as I grow old and insane
yet you carry me
a dead body unto your shoulders
together my soul soars with you
passing the earth and my foolish, little life
singing in a voice I never heard of myself
this love poem I have been waiting to sing to you

……

 

2009春季号卷首语

“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33)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愿意为主撇下一切所有的。为什么一定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够跟从主?原因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在挑战到来的时候,就总还是会下意识地抓住自己那些东西,会心怀二意;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1:8)。

或许我们自以为愿意为基督撇下一切,毕竟撇下一切首先表现在我们的意愿层面。问题是,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心志上的这一意愿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会是真实的,而不是一种自欺?如果这个人说,“主啊,我的信不足,求你帮助我,不要让我在一次大的争战中需要全然摆上时,才发现自己没有预备好”,那么他当怎样操练放下一切呢?

要操练对基督的委身,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学习委身教会。人若说自己愿意全然委身基督,却不愿意委身地上有形的教会(理由是教会有问题),他就是在自欺,就如约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一4:20)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真把教会看作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中的有形身体,那么委身教会的程度就代表我们委身基督的程度。大致说来,对有形教会的委身可以有如下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人们只是有规律地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或者还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如复活节或圣诞节的活动等;第二个层次,不仅如此,还规律地参加教会的家庭小组,并且参与小组与教会的一些事工服侍;第三层次,不仅如此,还通过成为教会的会友或其他职分,包括小组长、执事、传道、长老、牧师等,承担一定的服侍及决策上的责任;第四层次,不仅如此,还在教会的理念及异象层面上保持认同,参与神对教会带领的印证。

我们会发现,对教会的委身每上一个层次,都不仅仅意味着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同时也标志着我们更愿意放下自己,在心思意念上更多地与教会认同。当然,除了教会外,我们还可以在家庭或工作等场所操练委身。不过,作为栽培生命、装备圣徒的学校,教会仍是基督徒最初操练委身的主要场所。就如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或者一个学生还没有毕业之前,他还不太能够明确并且承担起他的社会责任一样,一个基督徒若没有经历在教会中的成长和委身操练,他就不太能够明确并且承担起基督对他的托付。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可能是不同的托付,但不论是什么样的托付,都需要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程度,才能够担当起来并且委身其中。

本期的主题是委身教会。这是一个可以从多方面去思想的主题。希望本期刊登的这组文章能帮助读者认识到委身教会的重要意义,从而在委身教会的生活中,随时预备好放下一切,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约翰受难曲唱词选

合唱:

主啊,我们的主人,

你的儿子,耶稣的受难,

把你照彻所有大地的荣光,

向我们显现,

无论何时,即使是在最深的黑夜,让光芒永恒。

众赞歌:

主啊!你的意愿会在大地上实现,就像在天堂。

让我们在苦难中忍耐,无论爱或悲伤,

我们都要顺从,

主啊,保护、指引所有的血肉之躯,

虽然他们阻碍你的意愿。

咏叹调(女中音):

我的罪恶缠身,

为了解放我,我的救主被缚,

为了治愈罪恶深重的我,他让自己受伤。

咏叹调(女高音):

我也要同样追随你,

我的双脚喜悦而渴望,永不会放弃,

我的光,我的生命。

给我指出道路,

不停地推动、引导和教诲我。

众赞歌:

是谁殴打了你?我的主,

是谁如此邪恶地折磨你?

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一样你不是罪人。

罪恶从不在你身。

是我,我的罪就像海底无数的沙粒。

我的罪给你苦难,

我的罪是你的苦难的主使。

咏叹调(男高音):

啊,我的灵魂,哪里是你的终点?

哪里我能重获新生?

是留在这里,还是离开山岗,

去一个无助的地方,为我的恶行独自悲伤?

因为我这仆人否认了我的主。

众赞歌:

彼得不假思索地否认他的上帝,

当真言显露,他痛哭流涕。

耶稣,垂顾我,如果我不悔改,

如果我行不义,来唤醒我的良知!

众赞歌:

基督,你祝福我们,你从无错误。

为我们,你在黑夜被人当作贼拿住。

面对不信神的人,面对不公的起诉,

经文告诉我们,你被嘲弄,被凌辱。

众赞歌:

啊,万能的王,万世的王,

我如何才能表达我的忠诚?

人类的心想不出献给你的合适的礼赠,

我找不出任何一件配得上你的慈悲,

我要做什么,才能回报你给我的爱。

咏叹调(男低音):

我的灵魂,深思啊,

想想耶稣他苦痛中,

焦急的快乐,苦涩的欣喜,

流泪的心灵,高尚的美德。

刺痛他的荆棘上,

绽放天堂的花。

在他的苦艾上,采撷甘甜的果实。

永远仰望他吧!

咏叹调(男高音):

我的耶稣,啊,你的悲叹和痛苦

带来了无尽的幸福,

平息了罪恶。

我看到了世间最大的恐怖,

圣体被鲜血覆盖,

但是我们的幸福被唤醒,

我从地狱和死亡中得救。

众赞歌:

上帝的儿子,你被监禁,却让我们得自由。

你的监狱是神圣的宝座,

是虔诚心灵的避难湾。

如果不是你受奴役,我们将永远被奴役。

咏叹调(男高音合唱):

啊,苦难中的灵魂,快!

快离开你悲惨的山洞,快!

去哪里?

去十字架山,你的福祉在那里!

众赞歌:

在我的内心,

你的名字和十字架 120

每日每时放射出光芒,

让我分外欣喜。

你的形象安慰我,在悲哀中给我力量,

耶稣,你在缓缓地流血,

走向死亡,你是多么安祥!

咏叹调(男低音)与众赞歌:

亲爱的救主,请问,

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我是否永远摆脱了死亡?

你的受难是否能让我到达天堂?

因你的苦痛,是否整个世界都已被救赎?

你已不能说话,请你点点头轻轻地说:“是。”

众赞歌:

耶稣,你死了,

耶稣,在死的剧痛中,你永生了。

让我永远陪伴你,

是你清偿了我的孽债,我亲爱的主人!

给我你的胜利,这是我最终的渴望!

众赞歌:

啊,上帝,在我最后的时日,

让你的天使带我的灵魂,

到亚伯拉罕的怀抱,

我躺在简朴的床上,

让我安息,远离痛苦,直到最后的时日!

把我从死中唤醒,

让我的眼睛能看到你,

在巨大的喜悦中,啊,上帝的儿子!

我的救主,宽厚的王!

主!耶稣!基督!

倾听吧!我要永远地赞颂你!

神奇的大手 / 李华

1991 年秋季,在年轻的青岛大学,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美国老师兰达夫人讲课。兰达夫人65岁,中等身材,微胖,一头棕色的卷发,一双湛蓝的眼睛,穿着紫色的衬衣和蓝色的裙子。她在黑板上画了中国的地图和美国的地图,标出了青岛的位置和她的家乡——萨克拉门托(加州首府)的位置,微笑地说出她的一大发现,那就是,这两个城市不仅纬度相同,而且都盛产甜美的葡萄。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20岁的灵坐在最后一排,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青大之声 VOICE OF QINGDAO UNIVERSITY”的中英文红字。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长发和一双明亮的眼睛,那眼睛里有真诚的寻求,也有桀骜不驯。在这第一堂英语写作课上,兰达夫人鼓励学生们用英语自由写作自己的家乡。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下笔,兰达夫人说她会和大家一起写,不管写下的是什么,都是好的,只要大胆地写,不用交给老师,可以绝对保密。学生们放心了,开始试着写,渐渐的,每个人都放松了,灵写着写着,觉的越来越自由。时间飞快地过去,下课铃声打响的时候,灵已经写完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她和老师的目光相遇了:在彼此的眼睛中她们看到了惊喜和信任。兰达夫人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对学生们满怀着爱心,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们的写作。每天早晨五点钟,她就起来细心地读学生的作品并写下鼓励和帮助的评语。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位创作剧本的作家,深知写作的甘苦。灵从小就热爱写作,但在兰达夫人的带领下,她才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声音。她用英文创作的故事“去看电影”,描述了她小时候一个人跑了几里地去邻村看电影,后来在拥挤的人群中喊破了嗓子,最后终于看到电影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在灵的心底埋了十几年,连她自己都几乎忘记了,但是却在英语创作中真实地展现在她眼前,她甚至都能感受到当年喉咙的嘶哑。灵觉得从未有过的释放和觉醒:原来自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孩子!兰达夫人被灵的故事深深感动了。灵在课堂上朗读了这个故事,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灵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兰达夫人常常遗憾自己到 50 多岁才开始写作,实在太晚了。虽然她的剧本已经在舞台上演出并获得好评,她还是觉得时光不等人。在中国的生活让她经历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人生;在灵的身上,她看到了年轻作者的希望。灵更是被兰达夫人的慈爱和诚实深深吸引。虽然师生的年龄和生活背景天差地别,彼此却从未感觉到有任何代沟,常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兰达夫人决定帮助灵去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灵欣喜异常,觉得自己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

1993 年夏,兰达夫人在新建的青岛大学校门口和灵告别。灵担心签证可能不成功,但兰达夫人说灵是一个有天分的孩子,最终一定会成功;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写作,老师永远都是她忠实的读者。兰达夫人还说,真理的语言是有力量的,会改变世界。老师在灵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灵答应老师,她会坚持写作。

炎热的7月,灵来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凌晨四点钟她来到使馆门外,已经排了黑压压的一个长队。灵耐心地等待着,一直到中午才进入使馆门。里面又是漫长的队伍,看着人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拒,还有保安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维持秩序,灵真是紧张不安,但她还是希望自己会是幸运儿。终于,轮到灵面谈了。签证官是一个开始谢顶的中年白人,在防弹玻璃窗的后面冷冷地看着灵和她的材料。签证官问灵为什么要去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灵说中国的故事需

要让世界知道。签证官又问灵她和兰达夫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兰达夫人会做她的经济担保人,灵说兰达夫人是她的老师,也是她最好的朋友,老师相信她的创作潜力。签证官飞快地写着什么,然后就盖了一个章,把所有材料退给灵,说她被拒了,因为他看不出灵和自己的祖国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关系,灵就是借申请非移民签证要移民美国而已。签证官的冷酷让灵的梦想在霎那时就破灭了,但灵还是向他表示了感谢,有尊严地离开了使馆。

灵还要等六个月才能再签。她想在北京找份工作,但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她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失望的灵在街头徘徊时,看到一个人提着一桶浆糊,不停地往墙上贴留学美国考试辅导班的广告。灵问他,一定能去成美国吗?他说,中国人永不言败。灵毅然来到了深圳——这片年轻人向往的南方热土,一个不需要户口,不需要签证,可以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地方。适逢世界最大的零售商——美国的杰姆会员店来到深圳进军中国市场,凭着她出色的英语,灵担任了杰姆

店市场部总监汤姆的翻译。工作是超强度的,却也是快乐的,灵感觉她在真实地活着,在真正地服务民众,但是去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的神圣梦想还在她心中燃烧。

1994 年 1 月,灵来到广州的美国领事馆再次申请学生签证,又一次被拒。受挫的灵意识到她不能凭着运气来实现理想;她的宝贵青春也不能耗费在一年两度的签证申请上。她决定不再申请签证了。灵回到深圳,把所有的热情投入到杰姆店的工作中去。灵和兰达夫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灵说她发现活出真理比写作真理更有意义;兰达夫人则由衷地为灵的成长感到高兴。1994年10月,杰姆店隆重开业。然而,就在这时,灵收到兰达夫人的来信。在信中,老师平静地告诉灵,在最近的体检中,她发现自己患了晚期癌症。她希望能最后再见到灵。灵惊呆了。悲痛的灵又一次来到广州的美领馆,这次她申请的是访友签证,但她还是被拒了。签证官怀疑她从申请学生签证改到访友签证的动机就是想尽快去到美国而已;他根本不相信灵和兰达夫人的这个真实故事。灵悲愤地离开了美领馆。

灵回到深圳,尽她一切所能来帮助兰达夫人。她找到一本中医治癌症的书,如获至宝,翻译成英文寄给兰达夫人。兰达夫人受到极大的鼓舞,虽然癌症已经使她虚弱得不能再写作了,她在电话上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暖。但与此同时,灵自己的喉咙开始疼痛。她去看医生,吃消炎药,打针,挂盐水,但疼痛依然。渐渐的,灵也麻木了,她对生活开始感到绝望,但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工作着。1995年圣诞节前夕,灵和兰达夫人通了一次电话:兰达夫人说她的剧本又在舞台上演出了,她很欣慰;灵说她被提升成市场部经理了,她很快乐,但她只字未提自己喉咙的病痛。接下来是春节的购物狂潮,灵每天都忙得精疲力尽。过完年,当她再打电话给兰达夫人时,已经再也听不到老师的声音。灵的喉咙一直疼痛,看遍所有的医生也无济于事。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也曾坐下来想写点什么,但发现自己已经累得什么也写不动了。

1997年夏,喉咙的病痛和工作的压力已经使得灵的心彻底绝望,但在表面上,她还要扮演一个精明能干的市场部经理的角色。伟,一位高大英俊的小伙子进入了灵的世界。伟富有艺术气质,曾经是股市的百万富翁,但现在却不名一文,被逼无奈到杰姆店市场部来找工作,成为灵的部下。伟组织同事们在重阳节的夜晚登高。灵大口呼吸着深圳南山的新鲜空气,觉得自己就像是囚徒重返自

由人间一样。看着周围举着手电筒登高的人们,灵觉得这就像是一次朝圣。一路上,伟对生活的热情也感动着灵。当他们在山顶看到万家灯火时,灵忽然发现,深圳原来是这样一个美丽温暖的港湾。

灵和伟开始恋爱;灵为此申请调到采购部。爱情是甜蜜的。26 岁的灵和 30 岁的伟彼此都很珍惜对方。伟从灵写给他的信中看出她的写作天才,鼓励灵创作。与此同时,采购部的工作似乎也给灵全新的发展机会。灵以为,自己会在深圳过上幸福的日子。但是,伟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却让灵很不安。伟让灵尽快做好公司的工作,然后就可以拿回扣了。杰姆店的公司政策是不允许采购拿回扣的,认为这是犯罪行为。灵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回扣。她和伟有了第一次争吵。

灵和伟的关系开始走下坡路。伟常常是没精打采的,灵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渐渐地,灵也觉察到她周围的很多采购经理都在拿回扣,而美国老板其实也是不信任中国采购的。灵喉咙的病痛越来越严重,常常不得不请病假。在一次病假回来后,灵惊愕地发现,一位中国采购穿上了囚服,剃着光头,在全体员工面前被羞辱,因为他拿了回扣。在美国老板义愤填膺的批评声中,灵的喉咙越来越疼痛,她觉得有一把刀子在割她的喉咙。老板看到灵来了,就让她翻译,但灵说出来的话却令所有在场的中国员工都大吃一惊:灵说她要离开公司,去寻找自由和尊严。

灵辞职了,决定再一次为她去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的神圣梦想而奋斗。虽然这个梦想最后很可能还是被签证官粉碎,但灵觉得自己别无选择。灵以为伟会支持她,而且他们可以一起去美国追求自由和幸福。但伟却说灵的创作梦不切实际,灵只顾追求自己的梦想是自私的;为了他们俩的将来,灵应该去美国读工商管理。伟也终于告诉灵,他借了钱去炒股,本想在股市上东山再起,但还是输了,负债累累,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但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灵。灵从来没有想到她和伟原来是这样的不同:在她最需要爱的时候,伟就像是一个过路的陌生人。

孤独的灵流着眼泪睡着了。那晚,她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在梦中,灵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她穿着那件白色的印着青大之声红字的T恤衫,站在一座非常陡峭的山崖下,好像是要攀登的样子。但是,山是那样地险峻,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能登上去的。灵绝望地看着上面,突然,有一只巨大的手向她伸来,她本能地用双手抓住那只大手,就直线上升了!风声在她耳边呼呼地响着。灵本能地感到害怕:万一她掉下去,粉身碎骨怎么办?她不停地告诉自己,她就像一片羽毛一样轻,没有任何重量。忽然间,她已经站在山顶上,那只神奇的大手已经不知去向,只剩下她自己在那里,又激动,又害怕,浑身都在发抖。她举目望天,发现天空就像蓝宝石那样晶莹,而她所在的山,就像她小时候就熟悉的家乡的山一样。灵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只知道自己经历了一个奇迹:如果没有那只神奇的大手从天而降,她绝对不可能站在山顶上。

灵从梦中醒来,眼睛闪闪发光。

灵和伟和好了。灵告诉伟她梦见了一只神奇的大手;伟说他就是那只拯救灵的大手。伟全力以赴地帮助灵联系去北京新东方学习。灵又一次来到北京,和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梦想去美国留学的人们一起奋斗。她又一次见到了当年提着浆糊桶贴留美辅导班广告的俞敏洪老师,原来就是他创办了给无数年轻人带来希望的新东方。灵心里充满了希望,她写信给伟,鼓励伟也振作起来。在教室里,灵聆听了俞老师提炼的名言:“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老俞说同学的眼睛能看穿他身后的黑板,一直看到出国的那架飞机,但在那之后呢?老俞的眼睛真诚而犀利。灵记住了这一时刻。灵一直为出国努力,渐渐地,她和伟的联系越来越少,但灵从来没有怀疑过伟对她的爱,一直梦想着拿到签证后他们就结婚。灵收到美国南加州大学英语文学创作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她去见徐小平,并向他请教美国签证哲学。她满怀希望地去申请学生签证,但还是被拒。灵发现没有任何人的哲学能保证她会拿到签证。而就在这时,她意外地从朋友处得知,伟瞒着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灵震惊了,她的心开始流血:现在,除了她的梦,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1999 年 8 月,当灵第五次去签证时,她的心里是绝望破碎的,虽然她穿上了庄重的旗袍,盘起了头发,但是她穿着高跟鞋连走路都走不稳。灵前面的申请人因不服拒签,被保安强行架走。窗口临时关闭了。灵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终于,窗口开了,换了一位签证官——就是六年前拒签灵的那位签证官!现在他的头顶已经完全秃了。看着他居高临下傲慢的态度,听着他那不耐烦的口气,灵真是心寒,但是,她必须站在那里,说她当说的话。忽然间,签证官仿佛记起了什么,问她是否几年前就曾经申请过去美国读英语文学创作的签证,灵说是的。签证官问她为什么现在还想去学创作,灵说她别无选择,为了老师给她的爱,为了生命的尊严,为了她多年来喉咙的病痛和心灵的伤痛,她没有退路。热泪从灵的眼里涌出,灵说,真理的语言是有力量的,最终将改变世界。寂静。时光仿佛停止了。突然,签证官清清楚楚地说,灵的签证申请被批准了!灵惊喜万分,转过身来对着全体申请签证的同胞做了一个V的手势,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灵终于飞越太平洋,到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她终于来到兰达夫人的家门口,但老师早已不在人世,只有一只小松鼠在老师家门前的橡树上迎接远道而来的灵。伤心的灵被附近教堂的钟声所感,来到朝圣的人群当中,听到了一首圣歌:“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灵仿佛从梦中惊醒:莫非真的是上帝伸出他的大手将她带到了美国?她的眼前,又浮现出梦中那只神奇的大手 ……

2006 年秋季。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的第一堂英语文学创作课。35 岁的灵在讲台上向学生朗读她创作的故事“神奇的大手”,教室里那一双双求真的眼睛,就像当年的灵。灵的声音,比以前更温柔,更有力量。她读到:“为了老师的爱,为了我喉咙的病痛和心灵的伤痛,我梦想去美国学习创作。一只神奇的大手把我带到了美国。我的梦想成真了。我的喉咙终于不再疼痛,我的心灵也得到从未有过的平安。所以我回来了,为了当年那个声音喊哑的孩子。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需要彼此。”灵读完了。一片安静。师生的眼睛里都有泪光在闪动。灵说:“现在,让我们以‘爱就是 ……’来开头尝试自由写作,我会和你们一起写。”于是,灵和学生们都开始自由真诚地写,人们仿佛听到每一颗心灵细微的声音,跳动在教室这个神圣的殿堂里 ……

等待父亲去逝 / 书拉密

许多年里,我一直在内心深处等待父亲去世的消息。我知道,这个消息将在某个时刻通过某种途径告诉我,而那时,父亲将在我不在身边的情形下离开人世。我从少年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我执拗地相信少年时一个算命瞎子的预言,他说我长大后将远离故乡,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冰雪披头的滋味。他的预言刚一出口,我只觉得头皮发麻,后背发冷,内心被悲伤和惊惧充塞,我很想呕吐,却不能。从此,我知道,总有一天,父亲也会离我而去的,而我不在他的身边。

我从未告诉过别人这个预言,但我一直暗暗地相信它。每次在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都坐在父亲的对面,细细地看他,心里想,不知道这一次离开是否就是最后的一次,我得好好地多看他几眼,多看几眼。我的父亲,他是会死的,他会永远地离开我。我一直害怕这件事,一直在心里做着准备,准备了许多年,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这许多年里,我一直为两件事所困扰:一件是怀孕。按东北的风俗,双身子的人是不能参加葬礼的,我害怕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怀孕,或者在产期,那样,我便无法亲自去送他,我不敢想这件事,那简直令我痛不欲生。另一件是出国。我害怕父亲在弥留之际睁着眼睛等我,我却隔着千山万水赶不回去,我觉得若是这样父亲就太可怜了。但是最终,父亲并未给我任何遗憾和自责的机会,他很安详地睡过去,也许连他自己也未想到只是像平常一样的睡眠,从此他便无法醒转了。

本来是要给他过 80 大寿的,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南海北的亲友们都在张罗着。

这件事,在日历本上划下那个聚会的日子,互相传着音信,订好回程的日期,早早地备好贺寿的礼钱,哥哥已经预订好饭店和菜谱,大家安心地等待那个庆祝的时刻 ……然后一切化为乌有。

那天不知为什么,特别想他,想和他说说话,哪怕听听他的声音也好。打过电话去,家里竟然没人接。晚上再打,还是没人接,心里非常不安。第二天早晨给姐姐家里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我想一定是有事情了。情急之下,给老家所有能联系上的人都打了一遍电话,知道一位上了年纪的远房姑姑过世了,父亲听了这个消息突然晕倒,住院了。终于和大姐联系上,她告诉我老爷子在医院里躺了两天就想出院了,医生说检查结果比较乐观,与同龄人相比,他的脑电图和心电图都不错。那时,我满有信心地对姐姐说,老爷子的命硬,应该能过完这个生日。

11 月 1 日,是人民大学 65 周年校庆纪念日,全校停课。我坐在宿舍里读书,莫名地,有几个句子萦绕着不肯散去,我只好顺手写在书页背后:

我坐在世界的角落里

倾听神的呼吸

人的呼吸

黑暗之地的呼吸

我坐在世界的角落里

等待神的消息

人的消息

虚无之地的消息

我在准备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我并不真正清楚,但是潜在的意识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下午 2 点钟,我读书读累了,睡着了。我梦见回到父亲刚刚搬出的那间平房里,大姐靠着小衣柜哭泣,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家有人死了。”声音如此清晰,令我不容怀疑。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后悔,后悔自己没能在国庆的时候回去一趟看看父亲,后悔自己没能再多看他几眼。梦中同时亲着姐姐的额头,安慰她说,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会过去的。然后醒来,枕边的小闹钟正指向 3 点 50 分。我醒了来,潜意识中不愿多想这件事,试图用别的事情去缓冲它。又看会儿书,便和同屋去吃晚饭了。

晚上 7 点 35 分,电话铃响了,我听见是二姐的声音,我直觉到不祥。那时,我正趴在床上读耀斯的《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那一段谈的是悲剧的净化作用。姐夫告诉我说,老爷子不行了,快回来吧,我问他,不行了是什么状况?他说快回来吧。那时,我隐隐地希望,父亲只是昏迷不醒,那样,在我赶回去的时候,还能看上一眼。我从床上爬起来,给导师打电话请假,他不在,他的女儿说帮我转告。我开始收拾东西,我的一切表现出乎寻常地镇静,那种如披冰雪的感觉并未出现,但是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我突然失声痛哭,我明白,他已经走了,我永远也看不到他了。

坐在回住处的出租车里,看着大街上的车流人影,看着一张张陌生而疲倦的面孔在冬日的路灯底下匆匆闪过,那种生命无常的感觉再一次向我袭来。我真的不想要孩子了,不愿意她有一天也像我一样面对至爱之人无可挽回的离去。一想到无法再见到父亲那张活生生的脸,我就浑身发冷。

司机坐在一边,时不时地吹着快乐的小曲。窗外车来人往,声浪喧嚣。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刻我失去了父亲,就像我无从体会司机在这一刻的快乐。即使人们彼此坐得很近,我们依然无法明白对方的悲伤与欢喜。路灯一盏又一盏地过去,在父亲失去最后意识的时刻,这个世界与他不再有关系,他的时间永远地停留在某一点上了,而我还在这里,在接下来的时光中继续行动和感知着,我和他——那个给了我生命的人,也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这里面蕴藏着一种难以言述的荒诞和虚无,仿佛一场梦魇,挤压得我透不出气来。

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把我们几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现在他走了,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再把我们的孩子带来?然后呢?这就是活的意义吗?我不知道。

北京的冬天有的时候真是冷。

玮在我们租住的小屋里等我,机票已经定好,上午起飞。

我漠然地坐在床边看他收拾东西,似乎明白他在做什么,又似乎不太清楚。他把提箱收拾完,坐到床边抱着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不停地发抖,我说:“我们不要孩子了吧,不要了,要不有一天孩子会受不了的。”

玮没说话,只是摸摸我的头。

我说,他现在一定被放进冷柜里了。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有一个人的妈妈去世了,当晚被推进医院太平间的冷柜里,她写道,不知道晚上妈妈在那儿会不会冷。我说,我现在不这么想,我知道他不会冷,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真受不了这个,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手、他的脸,都不再温暖!

母亲和父亲都先后以遽然离去的方式离开我们,许多朋友在安慰我们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样的离开是他们的福分,没遭罪呀。我明白她们说的有道理,可是遽然离去带来的巨大空白是任何安慰都无法弥补的,它是儿女终生的伤口,是一生的痛点,它往往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直视自己对他们的疏忽。

我不知道,对逝者和生者而言,到底哪一种离去的方式是最合适的,到底有多少遗憾是能够避免的。《传道书》上说:“生有时,死有时。”如何离世,通常不由逝者和生者说了算;但如何能让逝者在生前得安慰,生者其实能做许多。只是,往往在他们已经离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想起来。

迄今为止,我都无法原谅自己陪父亲的时间那么少,通电话那么少,与他交流得那么少。我生气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忙着做些并没多大意义的事,所有那些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事在父亲去世之前有很多,在他去世之后也是那么多,其实多做少做哪一件都是可以的,早做晚做哪一件也都不会损失太大。但他走了,我根本找不到补救的机会。

有好多次,我都想抓住旁边的人告诉说,不管怎么样,趁着老人还在,能为他做点什么一定要为他做,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

真的,我真是希望再有一点点机会,只是一点点,可以让我对父亲多说几句让他高兴和安慰的好听的话,给他买些他喜欢的东西让他开开心。那么多年里,我每次回家都为父亲买又大又胖的香蕉,那是我最喜欢的水果,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也是他喜欢的,又甜又软,我想他上了年纪,牙齿不好,肯定喜欢,他也从来没说过他不喜欢。直到他去世了,我才偶然从大姐那里知道,父亲最喜欢的水果是葡萄,尤其是那种巨峰葡萄。我听了,对自己非常生气,我从来没为他买过葡萄,也从来没问过他喜欢吃什么水果,更从来没向经常和他见面的姐姐们询问过,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做事,而且认为是在为他做。他知道我的本意,很宽容地领受了,从来也没告诉过我真相。就像那次他在我家里过 70 岁生日,我早晨起来为他做了一碗汤面。那时我刚结婚不久,还在学习做饭,那碗汤面做成了面砣,父亲微笑着吃光了碗里的面,放下筷子的时候,告诉我,做面条时水应该宽一些。我后来想,那碗面一定难吃得很,他竟然毫无难色地吃了下去,只因为那是女儿在他过生日时表达的一片孝心。

他去世之后,我好长时间不太敢做面条,每次向锅里倒水的时候都会想起他的叮嘱——“做面条水要放宽”。但他后来再未有机会吃我做的面条,我也再未做给他吃过。

我惟一略感平衡的一件事是他过生日的那天,我为他洗了一次脚。他当时不太情愿,说自己又不是老得连脚都够不着,我说我还从来没给你洗过脚呢,给个机会吧。父亲也就同意了。我后来回老家,从来没想过再为他洗洗脚。我总是匆匆地回去,又匆匆地离开。

父亲去世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周都能梦见他,在梦中,我最常说的话就是——“爸,对不起。”在其中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背着书包跟在他旁边,他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路边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白色的墙红色的砖四处散落着,阳光从马路那边洒过来,我对他说:“爸,对不起。”我记得他在梦里拉着我的手,像小时候那样,带着我朝前走,他说:“挺好的,都挺好的,别想那么多。”那个梦让我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我希望他能原谅我,原谅一个女儿对他生命的疏忽。

父亲去世初期,我时不时地会淹没在悲哀中无以自拔,更多的时候我在观察着悲哀划过的伤口,据说心理学上把这看作是丧亲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我在他住过的房间里,在亲友纷纭而至之时,微笑着重复说哪些哪些东西是我老爹最喜欢的,仿佛他就在人群里,那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但这些都是没用的。

回到北京,看着那只趴在箱子上的电话机,我知道有一个号码我永远都无法拨通了,那边已经不会再有我想念的人接听,用低沉苍老的声音叫我的乳名,问我功课忙不忙,然后不管我问什么,他都会回答说他很好,大家都很好,不用惦记。父亲的一只耳朵在文革中被打聋了,另外一只也在年月的风尘里日渐哑钝,他其实并不能完全听清别人的问话,对面相坐的时候,他告诉我他通常是通过唇形去猜,但电话里是看不见口形的,他便凭感觉,设想我的问话。偶尔,他多说的几句,通常并不是好消息,通常都是某个叔叔、姑姑去世了。我拿着电话,想着那些苍老的面孔再不能相见,忧从中来,能追问的不过就是什么时候、得的什么病之类,嘴里淡淡地应着,告诉父亲自己多保重,心里早又多了一层惊惧。

我知道他早晚要走的,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小时候,有那么几次,我夜里会莫名地醒来,恍惚间怀疑他是否还活着,为什么四周会那么安静,我屏住呼吸,全身紧张,惊警地细听,终于听见他的呼吸,我才放下心,重新入睡。有时,我是被他的呼噜声吵醒的,不过我从未因此有过任何抱怨,呼噜声总是让我很安心。

他活着,只要他活着,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可信任的。只有一次,这种信任发生过些微动摇。仍然还是 6 岁那年吧,他带着我坐通勤的小火车去上班。那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行进中火车突然紧急刹车,我没站稳,一下子跌倒了,与此同时,我惊愕地看见父亲也在我对面跌倒了。我大哭起来,父亲站起来后急忙把我抱在怀里,问我摔坏了没有。自然是没有的,但我一直到下车都在不停地哭泣。我不知道父亲也是会摔倒的,他也是会受伤害的,这让我非常害怕和伤心。到了他工作的办公室,我坐在他的怀里,用小手摸他的脸,问他,你疼吗?他说不疼,我说你要是疼,也哭吧。他当然是没哭的。

记忆中,父亲给我梳过头、补过衣裳,其实对他来说,这都是没办法的事,一切女人和母亲当做的事,他都得为我承担,除了给自己的女儿洗澡。我记得那时母亲刚去世不久,他带我到某个亲戚家去,晚上牵着我的手回家,我在路上告诉他,我身上不舒服,我该洗澡了。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属于男人,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我没有这样强烈的意识,我记得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明天找你大姐帮你洗洗吧。

幸好我有姐姐和长嫂,她们都比我大许多,可以教一个小女孩成长并面对长大成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我后来想,父亲当时一定很难过,他一定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女儿在一个没有母亲的环境中学习长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不过,尽管如此,他并不溺爱我,他往往是出于本能教训我当做个好人。还是 6岁那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我拿着他给我的 5 分钱去买冰棍。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两三个月了,我已经不太记得她了,仍然和邻居的孩子们沿着大街小巷奔跑欢笑,只有在受了欺负的时候,我才会哭着直接找那个孩子的家长,以孩子的狡猾指责他们欺负一个没有妈的人,当然每一次都奏效,面对如此强烈的道德指责,家长们只能喏喏无言,被告状的孩子也必定会受到惩罚。好在,孩子的心相对于成年人来说要柔软宽容得多,原告和被告很容易因为一个好玩的游戏重新成为朋友。

那天中午,我和一大群孩子围着卖冰棍的老太太买冰棍,老太太看着人多,一时分辨不出谁给了钱谁没给钱,只顾着向一只只脏乎乎的小手里塞冰棍,我站在人群里,向她伸出两只手,等着她拿过那枚 5 分硬币,给我一支冰棍。让我激动的是,她竟然没收我的钱就给了我一支冰棍,我高兴得一路小跑逃回家,急忙把大门插上,跑进屋,父亲正躺在炕上午休,听见我的气喘声很异样,他睁开眼睛问我:“怎么了?”我神秘而兴奋地告诉他:“卖冰棍的老太太没收我的钱就把冰棍给我了。”父亲一下子从炕上坐了起来,冲我吼道:“大热的天,老太太卖根冰棍容易吗?快点送回去!”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对我发火,我赶紧打开门跑出去还钱,幸好老太太还在那儿。

许多年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我说很感谢他,在我那么小的时候给过我这样的教育,让我很小就能懂得怜悯和公平,知道别人的不容易,知道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讲述的时候,他安静地听着,然后说,是吗?什么时候?他已经忘了这件事。

他那样做,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他并未想过这样的事对孩子有多重要,他从未刻意要扮演一个高尚的父亲,他只是按照良心的标准做人做事。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会偶尔带着我到亲友家里去做客。所有人都把我当作一个能听见话却听不懂话也不会思考的小孩子。有一天,在二姑家里吃饭,一屋子的人。慢慢地,谈话又开始以我为焦点了。她们说,可怜孩子还这么小,然后就要哭的样子。但我已经学会不哭了。我看着她们,平静地说,我挺好的,不可怜。她们就笑了,说:“家里有这么一个小人儿,也挺有意思的。”那时父亲刚刚和旁边的人说完话,就接着说:“是,带着这么一个孩子,又是累赘,又是安慰。”“安慰”我懂,“累赘”是什么呢?回到家,我马上去翻字典,弄明白累赘的意思原来是负担,我才知道,对于父亲,我的作用是双重的,不是都好,也不是都不好。但无论好与不好,父亲都愿意无条件地承担他的责任。为了让我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他整整独居了 6 年。事实上,他一直在等我长大,等我在一个没有继母的环境中过完我的童年,等我长大了懂事些的时候再接受一个新的家庭。

59 岁那年,父亲决定再婚,这件事立刻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最终,几经周折之后,这件事还是成了。

许多年后,哥哥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他说,他为我补衣服的时候感觉实在是力不从心了。那时,我已经12岁。他一直都在生活上娇惯我,认为我还是个孩子,无法照顾自己。

他去世后,哥哥有一天也到了父亲当年成为鳏夫的年龄,做医生的他有一天告诉我说,他现在能理解父亲,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女人帮忙照顾家,他即使在 60 岁的时候,也是有男人生理上的需要的。

我听了哥哥的话,心里非常难过,为着父亲那么多年一个人的生活感觉难过。在漫长的 6 年的独居生活中,父亲为着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单纯、尽可能完整的童年,默默地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晚。我们,至少是我,从来没想过那些孤单的日子里,父亲一个人的难处。

我只是记得,当他准备重新开始婚姻生活时,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不必要的,那种选择对大家具有十足的伤害,我们坚决认为,没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我们的母亲。

他只好说他需要有一个人帮忙照顾家,照顾孩子。这当然也是实际情况。

我现在知道,我们当年是多么残忍了。一个丧妻独居的男人,他完全有权利重新组建家庭,享受正常的、有女人陪伴的生活,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他是个男人,他需要一个女人与他一起度过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但父亲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周围的世界不会允许他说出这样的话,作为儿女的我们也不会允许他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时代,人们的道德底线已经越降越低了,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受到了生活大大小小的伤害,都在积极地向外寻找安慰自己的途径和方案,每个人都在呼吁宽容与理解。人们已经能够容忍青年人的情欲勃发,因为他 / 她所处的生理年龄宽容他们的婚前性行为和在公共场所的亲密表现;也能够同情中年人的感情出轨,觉得那是对自认为不幸的婚姻的有效补偿;但我们仍然无法从容地面对老年人对性的合理需要,无法认同老年人也有自己的爱情。有一天,在站台等车,我听见一个中年妇女用轻蔑的口吻对一个年轻女孩说:“上了岁数就那么回事,就是找个伴儿,什么感觉好不好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告诉你妈别太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年老,一个人就应该自动放弃爱和被爱的权利,好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到了年老,就应该隐藏自己的需要,好让周围的人能继续过一如既往的生活。

父亲当时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的表达——为了孩子,他想重新成家。他说这话的时候,隐藏了自己的真实需要,他知道惟有这样表达才能获得周围人的同情和支持,在那一刻,我是他取得再婚资格的入门证。但没有人知道,事实上,在那漫长的独居生活中,他才真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幸福而甘心忍受长夜寂寞的无私的父亲。而这些,他却永远无法说给人听。

我们的评价有时会苛刻到这种地步——我们认为像他这样的付出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他不这样做就是自私的,是对逝者的一种背叛。我们甚至认为,如果去世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也许对我们来说会更好,因为大多数做母亲的丧偶后通常都会守着儿女,不会选择再嫁。我们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理应效仿的选择。但110我们在当时惟独没有在意过父亲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的真实需要,在内心深处,我们甚至会鄙夷这种真实需要,我们宁愿他给一个听起来更合理却未必是真实的理由。其实,即使是作为父亲的子女,我们也仍然没有资格要求他必须按照我们的设计和想法选择生活方式,他是父亲,但他是独立的个体,他只属于他自己。

父亲一生娶过四任妻子。

据说最漂亮的是第一个妻子,16 岁嫁给他,19 岁得肠绞痧去世,父亲那时还是一个 25 岁的青年。

第二个妻子是我们五个兄妹的母亲,46 岁时得脑溢血去世,父亲当时 53 岁。

59 岁那年,父亲和第三个妻子丁氏结婚,这是与他感情最好的妻子,尽管这种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刺痛了我的兄姊,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丁姨在与他生活 14 年后因肺细胞癌去世。她对自己的病一直不太了解,但她直觉到这一次入院凶多吉少,离家的前一夜,她把我的兄嫂送给她的戒指脱下来还给我父亲,说:“我和你还没过够呢。”她去世后,父亲向我转述这句话时,放声大哭。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女人对自己所嫁的男人的最高评价吧。我一直相信,尽管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和她的感情也很好,但他爱这位阿姨多于爱我的母亲。丁姨临终前,要求她的儿女们把自己单独葬在一处向阳的地方,言下之意是,她拒绝与前夫合葬。我的父亲知道她的心思,他曾经向我们流露过,如果可能,希望有一天能够与我的母亲还有丁姨合葬一处,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丁姨家的儿女肯定不会同意,我们也觉得这个愿望不太现实。他自然也是明白的,后来再没提起来过。那年春节我回家,一个姐姐偶然提起说给父亲买了一件羊绒背心,他收下了却不肯穿。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多好的东西放旧了都是没用的。他笑笑,看着身上那件已经露出旧色的毛背心,说:“这是你丁姨给我织的,都穿好几年了。”

父亲在 73 岁那年的年底与韩氏结婚,这一次,他娶韩姨一半如姐姐所言是出于对其身世的同情——韩姨自幼讨饭长大,年老后在长子家的小棚子里居住,父亲是冬天去接她的,当时她住的床脚上结满冰霜;一半如哥哥所感是出于无奈——他不愿成为任何儿女的负担,他始终认为只有在自己的房子里生活才最自在,为此,他宁肯再次续弦。当时,社会上对老年婚姻的看法已经比较宽容了,甚至开始流行只同居不登记的再婚方案,以避免日后的财产纠纷。但父亲仍然坚持要与韩姨正式登记,他不想让这个受了一辈子苦的女人到末了无名无份,只是别人的一个保姆。

父亲早年丧母,中年丧妻。大我 20 岁的哥哥曾经和我讲过,我们必须好好生活,无论如何要走在父亲的后面,因为老爷子一辈子经历的生离死别太多了,我们没有理由让他再经受老年丧子的悲哀。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地活,好好地活,尽管有的时候不免觉得活着并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哥哥说,他相信父亲在文革那几年一定想到过死,他那么一个自尊的人没选择自杀,只是因为有我们。

我是在文革后期出生的,我懂事时,只感受到了文革的余波。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在那个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所知道的,都是出于别人的片断叙述。

他的左耳聋了,据说他曾经被吊起来打了两天两夜。

他在寒冬腊月被脱光了鞋子,穿着单衣,低头弯背,在雪地里被押着游行。

他在监狱里被关了许久,母亲省下所有口粮去给他送饭。……

我从未听他详述过那段经历,等我长大时,他只将自己作为父亲和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员的一面展现给我看。我也从来没问过那段经历,那样混合着痛楚和屈辱的经历,我不想听也不忍听。当然我是过于脆弱了,面对患难,我无力记录,总是本能地选择绕行。

父亲年老时最喜欢回忆的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他如何和闯关东出来的爷爷那代人从辽宁进入黑龙江;他如何在母亲早逝的岁月挑起养家的担子;他如何在煤矿的井下工作,并因为不堪日本兵的欺侮,打伤士兵后趁夜逃跑;他如何参加当时国民政府的警察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只工作了三个月,东北就解放了,而不到一百天的警务工作记录带给他的是一生的“不得翻身”……

他的叙述中只有事情经过,是一些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事件片断,他很少讲到自己的感觉,很少说起自己在经历某一时刻的内心感受。对于身经所历的一切,他仿佛是一块站在岁月末端的岩石,刻写沧桑,却不流露感情。就像许多年里他给我写的那些信件,每一封都非常短,除了问候与提醒外,他从未说过想念我之类的话,我只是在有规律的来信中知道他对女儿的思念与爱从未间断过。

我依稀记得,在父亲再婚的婚宴上,似乎除了我,没有别的儿女参加,他们要么在别的城市工作,要么在自己的家里忙晚餐。那天我放学回家,一屋子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面孔,是丁姨单位的同事。我坐在她们当中,一直冷着脸,默默地吃着饭,听着她们和父亲、阿姨开的玩笑,满心的悲凉和不屑。父亲一定是瞥见了我的表情,他在

玩笑的高潮中请大家在乎我的在场。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的为难也到了极处,他要费尽力气才能维持新家庭与儿女之间的平衡,在某些时候,他需要放弃一些他很在意的东西,比如自尊和他人的理解。倘若他是一个善于借酒浇愁的人倒也好,或者是一个稍有不满就大吼大叫的人也好,再或者是个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好,总有个办法可以化解心中的郁悒忧伤,但姑姑们都说他不善言辞,却是个凡事心中有数的人,极为敏感。现在想起来最令我难过的是,他所忍受的一切,他从未和人讲过,他都是一个人咬紧牙关承担。

我相信,那些苍茫的岁月在他的内心深处曾刻下过痕迹,他曾经也有过孩童的好奇与欢喜,有过少年人的迷茫与憧憬,有过恋爱的甜蜜与伤感,有过被剥夺尊严的屈辱与愤怒,有过被误解时的无奈与压抑,有过等待被宣判的恐惧与挣扎 ……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作为人的一切属性在他的身上都消失了。

在殡仪馆的祭奠处,一个堂兄把父亲刚刚火化的骨殖盛在红布的托盘里捧给我们,大姐看着面前细碎的骨殖,泣不成声:“那么结实的老爷子,怎么就剩这么一堆东西了呢?”《创世记》中有一段,上帝告诉亚当说:“你出于尘土,也将归于尘土。”这就是人至终的结局吧,没有谁能逃得脱。

那么多年里,我等待着父亲的去世,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将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消息,我不知道他离开之后,我会如何活下去。一转眼,他已经离开五年多了,我仍然在活着,似乎和他在的时候一样。只是有时,我会突然非常想念他,非常想再看他一眼,再听他说句话,那种想念让我每每在夜半痛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总能想起丁姨去世的那段时间,正是夏天,他一个人,拿着一把苍蝇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四处徘徊。有时读着读着报纸就坐在沙发上打起盹儿来。我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缀满老年斑的手臂,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也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的,而我毫无办法,只能坐在他的对面,静静地忧伤地看着他,听着桌上的老钟咔嚓咔嚓咔嚓地响,时间无情地漫过,将我们越隔越远。

博士学位答辩会结束后,我回到住处,坐在空寂的宿舍里,特别想给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我入学的时候,他还在,我相信他一定会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和自豪。他很少夸奖我,但曾经当着我的公婆面表扬过我,说:“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从来没迟到没旷过课。”我明明知道电话那边不会再有熟悉的声音等待我的汇报,仍然忍不住固执地拨出那个号码 …… 那边是冷静的电子录音,告诉我那是空号。

是的,关于父亲的一切,那些与鲜活的生命印记相关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当他化为尘土的时候,他所留下的都是没有温度的物的空壳。

他的衣服我都请亲友们按需分走了,微薄的遗产几乎都来自兄姊们的赠予,征得他们的同意,基本都留给了继母韩氏,我相信这是符合他的心愿的安排。我留下了他的工作证和自行车证,还有一串钥匙和一柄用来读报的放大镜,上面有他的指纹。

父亲一直活得很有尊严,近 80 岁时仍然能够自理,安详地睡去也许是能够让他直到最后时刻也保持尊严的最好的方式了。

6 岁那年的冬天,一个傍晚,路上有雪,雪很大。天上有星星,星星很小。停电了,整条街都是黑的。我跑出黑洞洞的家门口,举着一把手电筒,站在父亲下班回家的路上等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我就那样举着手电,向所有走过来的人摇晃,直到看见那张让我安心和熟悉的面孔。

昨夜,我又梦见了那个傍晚,梦见我拿着手电筒站在有雪的路边等他回家。在梦里,我还没长大,父亲也没老去,我们相依为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切的遗憾和疏忽还都来得及弥补,一切令人安慰的美好时刻还都可以期待 ……     2003 年 3 月

这是一场文化危机 / 张光芒等

[ 编者按 ] 此文是一群知识分子出于一种忧患意识对中国当代文化现状作出的个报告。本刊选载其中的部分,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文章中的每一种观点,而以此表达我们对于当今中国文化现状的强烈关注。

世纪文化沦丧的严重现实被纷繁多变的物象遮蔽;知识积聚只是形成物的膨胀,没有生长肌理;科学成为技术投机;哲学丧失了本土根基;历史学只是权杖的赘生物;物质主义覆盖了哲学的废墟,思想的原生土壤已经流失;尚存的微弱探索冲动使知识分子们不甘心宣称近一个世纪的精神死亡,但唯有历史主义的虚伪断代能带给他们改天换地的虚幻幸福;他们意识不到生存的尊严何在,昏聩和腐朽何谓。

另一方面,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灵魂的安宁;理想和信仰被误用和放逐;尊严被毫无痛感地践踏;人性扭曲并套上沉重的枷锁;家园感受淡漠,还乡无处,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爱和信;审美无可辩驳地走入官能症的极端困惑;艺术创造被阻滞,文学已经荒芜。

最严重的危机尚不是这些事实,而是对事实的否认和忽略;最可悲的尚不是悲观心理的蔓延,而是悲剧感被盛世廉价的文化自足感取代。现在,对文化危机的遮蔽和修改已经习以为常,以至成为规则和秩序。文化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识分子及其依存的机构都在漠视和麻木中享受现实功利带给他们的安全感,犬儒主义的迷醉和狂欢已经成为智识者最具德性的行为。

现在已经错过了预报这场危机的时机,所以,描述并尽全力遏止这场危机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事务。……最初的觉醒总是孤独的。陈述这场危机没有任何话语范式,呐喊的愤懑和罹难之前的惶恐必定不合时宜。但是,我们看到听到的一切必须要让世人看到并感到震惊。因为,恰恰是这些人容易熟视无睹、听若罔闻的东西,引导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继续走向危厄的腹地而浑然不觉。这是一场文化危机 ……

一、全球化与我们的文化失败

我们正处身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与生存,均与全球化有着深切的关联。全球化全方位地冲击着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与日常生活。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能失败。

我们的经济崛起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向世界初步显示了我们的巨大能量和广阔未来。因此我们有了“大国崛起”的冲动和想像。这在经济的层面上,当然具有一定的根据。这也许是事实,或必将是事实。但在文化的意义上,却是一种十足的幻觉。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失败。

我们的文化失败,首先表现在制度上。我们没有创生出独特有效的文化制度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制度创新,不断取得巨大突破。我们民族的经济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这是我们经济崛起的根本前提。但在文化上,我们的制度创新却严重滞后,推进得相当有限。有些问题上,我们故步自封,顾虑重重;很多方面,我们作茧自缚,徘徊不前。我们有一些改革。但在根本上,我们民族的文化活力却没有激活。我们的文化自主性,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应有的制度保证。伟大的文化创造无疑需要自由的心灵。在全球化的文化冲击和全球性的文化竞争中,如果我们的文化制度一仍其旧,那我们的文化失败,也必然地一仍其旧。我们的文化失败,还表现在文化理念上。我们没有能够有效地完成中国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我们祖先的文化精神,有的被我们误解,有的被我们误用,有的被我们轻薄或抛弃。我们所膜拜的,甚至只是我们所应扬弃的;对于我们的现代传统,我们没有能够进行充分自觉和相当有效的清理、反思和继承。上世纪初便已开始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事业屡战屡败,陷入困窘。革命传统却由于其历史实践的复杂性而被我们轻率遗弃。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对待我们的现代遗产;对于世界文化,虽然我们声称开放,与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比,我们的开放虽也巨大,但这种开放,仍然是非常有限。作为一个巨大的象征,“百家讲坛”——这个我们民族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狂欢,迄今为止,对于自由、民主这样一些在古希腊就已具备的西方文化的精髓,仍然没有充分和自觉的介绍。在此问题上,我们缺乏应有的胸襟。

我们的文化失败,也表现于我们的文化生产。我们的出版、影视、音乐、动漫等行业的文化生产,不仅难敌美欧日本,晚近以来,甚至败给了韩国。我们的行政官员,仅仅会在域外文化产品的进入和本土资源的保护(如频道等)方面费尽心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从业者,也只会表现情绪性的愤激。我们都不清楚,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生产活力的最为根本的因素,到底为何?在此问题上,我们仍然在黑暗中徘徊。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我们注定会不断失败。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失败,昭示了我们灵魂的孱弱。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失败,这是我们的文化现实,也是我们的精神现实。我们的民族所面对的,是一种非生即死的文化形势。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虽是我们的梦想,但这样的梦想,特别是梦想的实现,必须建立于这样的基础,即对我们文化失败的正视。我们不能盲目地乐观。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并以强健的精神姿态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接受挑战。

自公元前 8 世纪至 2 世纪第一次轴心期突破出现了伟大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以来,人类正面临着第二次突破。在这样的巨大突破中,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自甘失败。对我们的文明、文化与精神,必须有着深刻的检讨,我们的文化,才会由失败,走向复兴。在这样的伟大突破中,才会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身影。

二、大众文化:群氓的事业

新文化发轫以后,文化人的心灵一直被化大众还是大众化这一噩梦般的两难紧紧缠绕。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化造物能够揭病100痛、启民智,希望理性之光能够照彻那片无边无际的幽暗和蒙昧,希望这杯燃烧着拯救之火、涌动着献身激情的新酒能够装在旧的瓶子里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一饮而尽。但是,他们又害怕广漠的幽暗会不会吞没那一缕光亮,害怕旧的瓶子会不会污染了新酒,使之散发出一股弥漫了千年的恶臭。

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一两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煎熬早已被驱逐净尽。如果谁还为此忧心忡忡,就会被当作疯子。不,甚至还不是疯子。疯子自有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犁出的精神纵深。疯子是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和贵族。他们会被看成穷酸、落魄的家伙,自负得颟顸的讨厌蛋,刻舟求剑的蠢货,甚至是故作高深的别有用心的阴谋家。这是一个抹平了高低、尊卑、美丑的壁垒的时代,一个追逐量的庞大,漠视甚至嘲弄质的精尖的时代,一个被眼球、遥控器、点击率、销量全盘操控的时代,一个文化人纷纷浓妆艳抹站成雁行,等待大众在酒意朦胧中薄幸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理想是笑谈,精神是鬼话,拯救是吃饱撑了的多此一举,人们两眼紧盯着恩主——大众的颦笑和他们根据颦笑决定是否解开的钱袋。说到底,大众成为恩主的时代就是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

于是,大众文化彻底颠倒了从前的文化逻辑:从前是少数引领多数,如今是多数决定少数;从前是精英的攀登,如今是群氓的事业。好事者为此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突破贵族主义围困,人民终于当家作主的根本性转折。但是,我们仔细辨析这次转折,却悲哀地发现这是一次自杀式坠落,大众混沌暧昧的审美期求一笔抹杀了精英艰苦卓绝的精神探险;这是一次灾难性回归,被新文化运动祛除的鬼魅们一一还魂。更加致命的是,在趣味无争议的相对主义狂欢节中,大众芜杂、蒙昧的趣味获得了文化豁免权,甚至因为基数的庞大被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于是,民族的精神跋涉没有了指路明灯,变成一场无方向,无纵深,无未来的狂舞。大众文化时代最典型的症候是“百家讲坛”变成了“众人说书”。“家”本指怀抱一己理想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以论证、践行的卓特之士,“百家讲坛”应是他们相互辩难、砥砺的平台,是他们向大众传输知识、理念、情怀的课堂,是大众精神体操的训练场。但是,大众既然成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恩主,一切就得听他们的。他们哪里愿意正襟危坐受你的训导,怎么可能超逾于“猪栏的理想”去做什么精神体操。他们希望在茶余饭后听上一段宫闱秘史,或是一段政界、兵家的明争暗斗,或是一段伟大人物隐隐若现的绯闻。……

可以追问的是,大众真的如此蒙昧、昏聩?这是原本如此的实情,还是文化人的臆度甚至刻意塑造?如果是臆度的话,文化人还是把大众当作客体,没有诚心敬意地走入大众的内心世界里去。如果是刻意塑造的话,文化人就更加罪孽深重,因为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毫不留情地略过大众必定会有的一念之善,迎合了他们对于秘史、韵事的嗜痂之癖。大众文化的愚昧原来不仅仅源自大众的蒙昧,更源自文化人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三、知识人的罪

这是一个知识者集体渎职的时代。面101文化透视 对社会中太多的黑暗,太多的不公,面对社会中的虚假泛滥,人欲横流,众多的知识者几乎没有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而是集体性地沉默,无声,最多不过一些窃窃私语。知识分子们做得最多的,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是充当权力和金钱的帮凶。鲁迅以前骂过梁实秋是被资本家豢养的走狗,梁是否真是走狗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被权力和金钱所豢养,充当着走狗的角色。

经济学界是被豢养得最多的。许多经济学家成了商业合谋者,与资本家结合起来瓜分国有财产,掠夺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国企改革中不知有多少资产流失,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金融改革又不知养肥了多少巨蠹。在这些所谓的改革中,那些曾为之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们,不知应该承担起什么责任,老百姓又为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当然,经济学界只是一个代表,除此之外,在每一行业,每一知识群体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被豢养者,类似的走狗。他们像自然界的鬣狗们一样当狮虎们吃饱喝足了,疯狂地抢夺带着血丝的残羹冷炙。

那些没有被豢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则被一些肉骨头所吸引、所诱惑。他们围绕在权力边缘,为如何瓜分那些肉骨头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为得到一己利益而弹冠相庆,为打击他人而不惜落井下石。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蝇头小利,只有个人得失。面对铺天盖地的经济和社会腐败,面对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的层出不穷的各类灾难,面对比 19 世纪“每个毛孔都浸着血泪”的资本积累还要更惨烈和原始的暴力,他们完全转开了眼睛,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当前猖狂的学术腐败正是这种犬儒心态的必然结果。学术腐败问题已积多年,但声音再多,丝毫不起作用,反而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一是体制利益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既可以让分配者中饱私囊,还能将知识分子吸引进来,成为利益的争夺者。当前学术界的所有利益分配都与评奖、项目直接挂钩,也就是说都直接掌握在体制的手中;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软弱和卑微。面对体制的利益诱惑,知识分子很少能够保持自我,而是想方设法混迹其中,不惜屈身辱节。这样,奔走于权门,献媚于官场,就成了司空见惯之事。等而下之者,就剽窃、抄袭——其实,剽抄之罪远非首罪,也常是无能者所为。真正有能力的腐败者是在利益分配体制中如鱼得水。他们买通一切,也吃定一切,学术本身已经早不入他们的法眼中。就像最近在网上流传甚广的“863”项目评审,有人能操纵项目评审,也能轻而易举地操纵那些专家,所得的利益都是以千万计算,却几乎看不到任何成果。还有一些依附于权力的既得或将得利益者,将学术权力作为自己的私欲宣泄场所,以之营私、结党,以之招徕徒众,获取利益,赢取名声。

还有一些知识者采用的方式是借助商业媒体。他们的姿态从表面上看较为独立,以酷评或炫奇的方式面世,然而实际上,他们也是利益的附庸者,不过所附庸的由官场改为了商场而已。他们借助商业的大潮兴风作浪,也从中捞取名声和利益。比如一些以吹捧为业的文学或文化批评家,四处鼓吹,四处招摇,将批评作为敛财的工具,批评的品格和道德已经不复存在,只有金钱在眩目地闪光。

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也许是应该特别受到针砭的对象。尽管在现行体制下,媒体知识分子有他们的难处,但是,是彻底堕落为权力和金钱的工具,甚至为虎作伥,推波助澜,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清醒和自主性,保持自己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鲜明地区别出了众多媒体知识分子的品格高下和价值102有无。……

知识分子集体性的失职,一个直接的结果是知识和知识者失去了公信力。知识不再与道德、与精神连在一起,而是成为了利益和帮闲的代名词。在整个社会中,人们已经将知识理解为纯粹的技术,不再有任何道德和精神的内涵。这是知识的悲哀,更是知识者的悲哀。因为在人类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它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象征,也是与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整体。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导致的是全社会的文化困境,也是集体性的对知识分子的放弃。如果说在40 年之前,知识分子的被放逐更多是因为政治的压制,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命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堕落。古人讲,学在民间。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希望的视野转向了民间。

四、道德与毁灭

这是一个“王纲牛解 ”、道德崩毁的时代。新道德的曙光没有在新世纪如期降临。我们行走在世纪之初的道德幽暗和昏聩中。近现代中国百数年的道德重建努力迄今几无完成;道德的倾废和颓荡之势愈演愈烈;整个道德信仰和惯例几近全线崩盘。而从人类文明史观察,道德崩盘之后将会是灭顶之灾的末世来临。像古罗马、汉唐,大毁灭之前都是道德瓦解的纵欲妄为。

以“信”而论,古典社会的“信义”、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友爱和信任,以及现代西方社会建立在法律约束下的“信用”,这些人类道德遗产在人类的 20世纪虽经过了近乎毁灭的战争,依然得到继承和发展。而当代中国,我们正陷身一个“失德”时代,陷身一个背信弃义的时代。群氓失信于国家、民族、家庭和周围的世界,公务员失信于政府,党员失信于信仰的政党。我们俨然进入了一个“他人即地狱”的“不忠纪”。而且,有迹象表明:网络虚拟世界也在一点点耗尽并掠夺人们心底残存的彼此信任和同情。……

余华在回答《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克 · 西蒙提问时说:“没有文革时的压抑,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种种放纵。当放纵是从压抑里释放出来时,这样的放纵就会极其汹涌。”其实,整个中国从 19 世纪中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道德的压抑与放纵、毁弃与重建的摆动中间。19 世纪中期,“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在传统的道德废墟上重构“伦理觉悟”的新道德图景。但 20 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语境没有给他们提供充分展开他们道德重构的机会。及至 20 世纪中叶,建立在集体和共产主义“公”德想象上的社会主义道德使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重构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这个半拉子工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有了一种重建的可能。但这样的重建显然纠缠着复杂的传统道德资源。任何在传统东西道德资源、当代社会主义道德资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未完成道德想象”中间“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当下意义因素常常让当代知识分子失陷迷途。而 80 年代知识分子也没有意识到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已经很少。知识分子 80 年代的道德重建还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商业社会大潮就汹涌而来,于是从 19 世纪开始的道德废墟的重建成为一个被无限延宕的“未完成”。

“道”之不存,何来“道德”?我们今天检讨我们的所谓道德失败,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一把可靠的尺子去对我们的道德进行丈量。…… 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从未有过的人性退化和畸变。

我们时代的文化危机究其实质是国民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人性的危机。这些年,当人们谈到当下时代的人性现状的10时候,莫不痛心疾首、忧心如焚,然而所有批判当下人性状况的说法又莫不陷入一系列的误区。最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当下中国人的人性出现了退化,动物性横行,道德沦丧。这些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很准确,然而它们又多是浅薄之见、泛泛之论,因为这种人性的表现,此类慨叹与批判古代存在,现代存在,当代自然也存在。这些解释不具备针对性。我们这则报告发现的则是几乎从未有过的人性问题,我们着重报告给读者的也是人性的新状况。

先从一个典型的个案说起。2007 年 9月 5 日,轰动一时的“搀扶老太被诬撞人”案被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根据“常理”推定被告彭宇侵权,判令彭向原告赔偿 4 万多元。判决书还说,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结果一出,网民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沸扬扬地引出了“老太太摔倒千万别去扶”的话题。这就是一则从未有过的故事,然而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它反映出了我们时代的怎样的问题?这是道德问题,还是人性问题?

我们认为答案是后者。如果老太太跌倒后没有人去扶一把,那是道德的堕落;但当扶起老太太甚至送医院去救治的人不仅没有被感谢,反而要承担并非自己造成的老太太的跌倒责任时,那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独特的时代社会文化场中,“老太太摔倒千万别去扶”会从此被视为人性的正常表现——这才是最可怕的。……

可见,今天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在根本上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道德问题相对显明易见,而人性问题却常常匪夷所思,让人无可奈何。细究之下,当下我们的人性现状表现有二:其一是人性的退化和消弥,指的是退到动物性,比如纵欲,有奶便是娘的风气。这种表现虽然古已有之,但现今尤甚。其二是人性的异化和畸变。…… 这样的人性又直接造成了国民性的现状,一则愚昧和无知,二则傲慢与偏见,构成当下国民性的基本内核。如果说善恶颠倒是愚昧,那么善恶不分则是傲慢;如果说人性丧失,害人害己是出于无知,那么以自由的名义,滥用自由,漠视人性的正义本质,则是偏见在作怪。

由此,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仅是邪恶者载誉,神圣者蒙羞,而是人们不会关心更不需要去追究载誉者背后的黑幕,人们也不会去关注蒙羞者的灾难。表象是唯一被关注的焦点。我们只呼唤成功和成功者,而不去计较成功背后是否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我们只簇拥“进步”和“进步”的表象,而不去关注“进步”背后是否以人性的退化和畸变为阶梯。

由此,过去任何时代的是是非非、任何的价值与准则,在当下似乎都变了形,失了效。过去虽也常有正不压邪的悲剧,但在这悲剧里至少能让人看到人性的斗争,使人们明白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假恶丑有时是会战胜真善美的,然而今天的邪恶、丑陋却时时以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悲剧发生了,你却找不到它的根源,看不清它的实质。如果说过去,我们在被扼杀的善良背后总是能找到一个或多个敌人,即悲剧的制造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了,悲剧的主人公永远不知道他的敌人是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文化!又是多么混乱的一种人性状态!

1       本文来源于学术中国网。有部分删节。作者为:张光芒、何言宏、贺仲明、何平、傅元峰、翟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