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难流泪谷 / 李道生

1949年8月1日,哈密全家(即教会,灵工团的弟兄姊妹自称家人)为我们去南疆祷告,张谷泉牧师、李石瑛牧师为我们行按手礼,把我们一行五人——李道生、张惠荣、李田存、冯顺义、田佩瑾,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行五人准备去喀什疏勒传福音。这条路向来没走过,疏勒这地方也从未去过。

 一、经过吐鲁番的热浪熏烤

从哈密去喀什,必须经过吐鲁番,8月的气温40多度,中午地表温度更高(吐鲁番1953年7月最高温度47.6度)。从七角井西行越走越热,真是骄阳似火,特别是经过圣金口(吐鲁番境内)火焰山时,太阳如同火烤炉,戈壁滩热浪滚滚似蒸汽上腾。坐在货车顶上,汽车东倒西歪地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热乎乎地向脸上、鼻孔中袭击,汗水、尘土掺和在一块堆在脖子上。傍晚到了吐鲁番城,见到了7月份到那里传福音的田佩基、王惠民弟兄,他们租了两间房子,一边干活,一边传福音。
吐鲁番是北疆、内地通往南疆的必经之地,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当年汉族人很少,盛产无核葡萄、哈密瓜。8月份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葡萄品种不同,成熟时间各异,我们没有钱买来品尝,却闻到瓜果浓郁的香味,不禁感叹创造万物的神奇妙的大能,在这火炉似的盆地竟出产甜美的瓜果供人享用。神带领我们来到新疆传福音,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新疆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流奶与蜜之地。吐鲁番的炎热成了葡萄、甜瓜的催熟剂,是特产的必需条件。我们没有多住,次日找好了便车便离开了吐鲁番进入南疆。

二、两山夹持的干沟

那年代,有一种“黄鱼车”,是长途旅行最快的运输工具。“黄鱼”指坐在装满货物的车顶部的搭车旅客。汽车将近检查站时,司机叫“黄鱼”下车走过检查站,汽车过了两头检查站停下等“黄鱼”上车再走。汽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便进入了两山夹持的干沟,托克逊是干沟的咽喉。从托克逊南行40公里上坡弯路,然后又一个大下坡直到沟底。沟底是洪水冲刷的砂石滩,没有公路,汽车寻找较平坦的砂滩,穿越无数块挡路的大石头。慢行在无水的沟底,汽车越慢尘土飞扬越凶,颠簸得厉害,晃得人头晕想吐。沟两边的山呈灰色,都是风化岩石,沟不宽,最窄处约有一百米,太阳光像火烤一样,没有一丝风,只有汽车扬起的尘土。40公里的沟底砂石滩路走了四个小时,汽车开始爬坡,司机说爬坡也是40公里,山路依然狭窄弯曲,高低不平。天黑时才到了库米什山顶小镇,住了一夜。次日路过和硕县向焉耆进发,快到焉耆,要经过一段翻浆路,这种路在当时没法改变。冬季泥浆结冰,春夏秋三季地下水上翻,填上多少砂石也无济于事,汽车行驶在上边,如行驶在弹簧床海绵上,砂石被轮胎压下去,挤上来的是泥浆。汽车走得还不如牛车快,路两边是芦苇丛生的沼泽,碱洼湿地,汽车顶上的人晃来晃去地几乎滚下去。这时,蛰伏在芦苇丛中的大蚊虫一团一团地向人袭来,落在人的脸上、脖子上,无情地吸着人的血,由于双手必须抓牢绳子,不然会掉下去,所以无法驱赶贪婪的蚊虫。有时腾出一只手拍打脖子麻痒之处,手掌沾上的是自己的血,这样不停地拍打也赶不走吸血的蚊虫。终于爬出翻浆地,汽车跑得快了些,蚊虫仍穷追不舍,一团团飞舞而来。过一会儿飞扬的尘土淹没了蚊虫的追击,我们车上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能胜过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操练我们为主吃苦的心志。”我心中不住地默默向神祷告。一路上饥饿干渴、烈日烤晒、尘土风沙、蚊虫叮咬⋯⋯与我们相伴而行,但当我们到了焉耆的家中看到早期到达的肢体,便得了安慰。路上的一点难处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比我们受的大多了,一种为主吃苦却滋味甘甜的感觉使得一路的劳累无影无踪了。

三、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

比我们早到焉耆已经建立了教会的肢体有孙岐峰牧师、戴开诚、宋力孚弟兄等人。半年多信主的已有二十多人,自己盖起五间礼拜堂,并在店铺集中的大街上租了一间房用于传福音,晚上有灯下传福音布道会,慕道友近三十人。
岐峰、开诚、力孚三位兄长亲切款待我们,用他们平日不舍得吃的麦面擀面条给我们吃,把仅有的床铺让给我们休息,使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肢体的爱。
在焉耆住了一个礼拜,便搭车南行。当时拉货载“黄鱼”的车不好找,又没有别的客车,有一位主内弟兄为我们找了一辆货车,只能搭乘两人。经过商量我和惠荣二人先走,我们坐在车顶上出了焉耆南门。过了开都河大桥,汽车停下,司机指着我们夫妻二人叫下车,没商量的余地,说什么也不顶用。车上坐的二十多人都看着我们,让我颇觉耻辱。没办法只好返回焉耆教会,窝了一肚子气,发怨言,“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硬是等了一个礼拜,车找好了,五个人一块走,还带了一位刚为主奉献的魏信弟兄,一行六人在货车顶上过了开都河向南行。我们坐的这辆车路经轮台县城南大戈壁滩,见一辆汽车抛锚停在路边,司机的助手看守车,客人一个也不见了,这正是我和惠荣坐上又被赶下来的那辆车。这时我才猛醒,“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会遇到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神都知道,我们若不被赶下车,遇到汽车坏在大戈壁滩上没吃没喝没钱⋯⋯想到这里,不禁大声赞美神的大爱,自己发怨言太不应当,求神宽恕吧。
晚上到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西北灵工团的工人晚些日子才能来到,我们找了一家小店住了一宿,在那里遇到一位信主的弟兄,姓何,他在单位任职,由他介绍认识了几位俄罗斯族信徒,他们在阿克苏打工,给人粉刷房子,收入微薄,生活很清苦,他们到南疆谋生头一次见到五六个信主的人,对我们很亲热。汽车急于赶路,我们匆匆离别。后来他们去喀什我们又见过一面,也是来去匆匆,他们谋生也不容易。
汽车缓慢地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六个人在车顶上晃来晃去,颠簸了两天,终于到达喀什疏勒县城,两千多公里路走了近两个月。

四、疏勒——麦加哥接待我们

9月的南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中午烈日秋老虎的威力依旧。我们下了汽车,找到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弟兄,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住在疏勒城外北巴扎(巴扎即维语集市)一个马车店的小土房里。一下子去了六个人,住不下,于是当即找到后街上回族老乡开的马车店,租下四间房子,租金是赵麦加弟兄付的,当时我们六个人分文没有。房子粉刷整理清扫后安排一个大间聚会传福音,一间是弟兄宿舍,一间用作修表部,对外修理钟表;一间做伙房,我和惠荣住。那里离赵麦加弟兄住的客店很近,虽是两个院子我们却很亲切,因为与麦加哥在真理领受、宣教托付上基本一致,虽属两个宣教团体,但没有分彼此。麦加弟兄比我们大几岁,大家都热情地叫他麦加哥,很融洽很和谐。1948年夏天,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韦西、路德、何恩证等自内地来新疆,经过哈密时,曾受到刘淑媛、李道生、张美英、张惠荣的热情接待,灵里面交通得很好。这次与麦加哥在疏勒又重逢且得到他大力帮助,体现了福音使者在主里面的合一与相爱之心。这种属灵关系和联络实在宝贵,回顾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动。麦加哥有老大哥的风度,我们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中不分彼此,如同一家。1950年1月14日,麦加哥受感动去和田看望张崇树一家和陈震声一家,到莎车看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同年4月16日返回疏勒,往返96天,为福音宣教不辞劳苦,回来不久又要返回莎车。麦加哥曾建议我们夫妇二人一同前去,后因我拿不到通行证,麦加哥只好一人前往。
麦加哥没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如弟兄,把西北灵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他去莎车之前给哈密西北灵工团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和田、莎车之行的情况,此信刊登在《西北灵工》刊物第二卷第一期18—19页,信中有一段写道“⋯⋯虽然回来了,心仍挂念着和田、莎车的弟兄姊妹。道生、惠荣可能最近前去接续工作,家中(指灵工团)既有人委托去和田,那么不久当可于莎、和两地正式设会矣,哈利路亚。⋯⋯麦加,4月14日。”从麦加哥信中流露出福音使者宽广的胸怀,以福音为念的心志,每每想到麦加哥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便觉甜蜜。麦加哥后来定居喀什市,晚年患病卧床,行动不方便,但仍然心系主工,坚持与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直到2007年3月1日上午9时安息主怀。1949年圣诞节,初信主的和慕道友已到三十多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土房里,炉火温暖,过圣诞节的气氛热烈,在一起赞美、祷告之后我们到附近不信主的人家中报佳音,歌声充满冷清的街巷,耶稣基督的名在这南疆小城传扬,吸引了不少人听福音真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仍然深刻印在心中。

五、限制自由与驱逐出境

在疏勒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传福音。田佩瑾弟兄会修理钟表,在住地门口挂一块布招牌——“修理钟表”。我和天存、顺义接待慕道朋友,惠荣做饭。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修钟表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五人(魏信弟兄返回哈密)同心合意,信心很大。每主日聚会人数渐增,先后有刁德昌夫妇、希牟宾夫妇、陈延年夫妇、张学仁弟兄信主加入教会。张学仁弟兄在城里大街上开了一个白铁铺,加工水桶、铁炉、烟囱等。张学仁弟兄收我为学徒教白铁技术,效法使徒保罗自食其力,靠双手劳动不累着教会。当时的疏勒叫汉城,疏附叫回城,两处汉人很少。有一位叫任秀峰的接受了福音,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生意很好,任秀峰信主之后带领全家信主。
我们到疏勒时还没有解放,由于福音传扬很快惊动了当时的执政当局,9月中旬,新疆尚未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已失去控制局势之能力。我们从不打听关心社会局势及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混乱与紧张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传福音祈祷读经,缺少社会知识与应对能力。有一天,一个头戴礼帽,驾着一副墨镜,穿黑色西服的人来到我们住处,自称是电信局的,问这问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意,就本着诚意向他传福音,并且说我们不仅在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谈完道这人就走了,当时有一位姓李的河南人在另一间房子里,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电信局的,是国民党42师特务营长黄文杰。”我们没当一回事,没有察觉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我们收到一张驱逐令,限一周内离开喀什境内,否则逮捕,落款是第42师特务营长兼军警联合纠察处长黄文杰,盖有两块大印章(关防)。收到驱逐令,细想处境十分危险,住下不走有文件——逮捕,离开也会有危险——半路截杀。但我们内心很平安,主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奉献,走上锡安大道的头一天起就清楚这条路是穷、苦、死的路。穷和苦的滋味尝到一点点,唯有死还没有经历,我们进入禾场几天就面临死的威胁,不禁想到《诗篇》23章4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想到这里便平静下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即便被捕也绝不离开疏勒。过了几天才知道黄文杰下令赶走我们的原因:他怀疑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地下共产党。据以后知情人告诉我们:你们没有走是对的,如果你们离开,在半路上要被秘密抓捕,因为上级说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密探八路。我们心中满有平安,为主受大苦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五人同心合意地祷告,专心仰望神,既不害怕也不退却,准备被抓。
驱逐令的限期已过,没有人来抓我们。接下来的几天街市乱哄哄的,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我们去找黄文杰,他说:“你们不准活动,也不要离开,虽然已经解放,如火上了屋顶,不准你们活动,否则即刻逮捕。”这时他们的态度不像前几天凶恶,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人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

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迅速来到喀什疏勒,我们想:“从此国民党军警再不能迫害驱赶我们了,和平环境下传福音该有多么好呀。”然而,我们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了。安静的日子没过几天,疏勒县公安局、喀什专区公安处对我们五人也很怀疑。公安局代表王林(后任喀什公安处处长)多次到我们住处调查。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不断到住处查询盘问,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据实相告,我们是来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当时不知害怕,也不知大难将临。以后的事实证明公安局的杨国忠、王林认定我们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此罪名对我们进行打击镇压。
我在张学仁弟兄开的白铁加工铺作学徒,我本有数学底子,学白铁加工技术不难,学会下料基本功,很快就学会烤、铆、焊等技术。白铁铺位于城内十字路口南边,来往的人很多。一天,一个甘肃临洮人叫吴尚仁的,到白铁铺闲聊天,他说家庭信主,自己也信过。在汉族人较少的南疆,我也愿打招呼,谈话中吴尚仁得知我是传道的,他说他在兰州参军,编入第二军进驻南疆到疏勒。后来在大生产积肥时,抽空到北巴扎我的住处,说起来他也认识天水耶稣家庭的寿恩姑,仁爱医院的巩守仁大夫。他还说他曾在兰州教书,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被马步芳抓捕、上刑,后来释放,逃回临洮老家,在老家参军等等。因为他认识巩大夫、寿恩姑等天水耶稣家庭的人,自己又信主,所以我们彼此倍感亲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过了些日子,在白铁铺加工又遇见他,他面黄肌瘦,说检查出了肺结核,胃口也不好,不愿吃饭,准备请假回兰州治病,他托我给他卖掉一块麝香,一个银元宝,十块银元,兑换成现钱做路费。以后事情发生了意外,单位说他开小差,叫我去对质,我说:“我听他说是去兰州治病,他开小差我不知道,他有单位通行证。”传说后来由单位批斗过完事,但过了两个月之后,吴尚仁走了,传说死在去往阿图什的途中。他单位嫁祸给我,说我拉拢他开小差,并以反动道会门的罪名判我七年刑,剥夺政治权利七年。1950年8月2日我被关进疏勒监狱(法院看守所),后又转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在押期间发高烧,9月12日放我回北巴扎住所治病,共关押40天。后来公安局杨国忠又打发人传我回监,这一进去就判了刑劳改,管制劳动达22年之久。
10月中旬,张谷泉带领陈廉秀、张美英、张淑英、董淑贞、王延明、连生元、李元奎七人到达疏勒,加上原来五人,共十三人,房子小住不下,由陈弟兄介绍租到新市区王宝山的一个院子。靠街三间作为礼拜堂,还有两间作弟兄宿舍,两间作姊妹宿舍,张美英是助产士,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用两间房摆放药材、接诊,还有一间伙房。张谷泉牧师亲笔写了“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维、汉两种文字)挂在大门上方,“毕士大诊所”、“修表部”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大门左右两侧。
教会规模扩大,工人增加,聚会听道的人比在北巴扎多,原来受到当局关注的这些人如今引起当局更大关注。由于刚刚解放,法制没有走上正轨,诊所、修表部没有工商登记;教会也是国民党时期登记的,引发当局怀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二次关进监狱。在审讯中硬说我支持吴尚仁逃跑,是反革命行为。在疏勒县法院看守所关押期间,军代表高念智亲自审讯,逼我承认张谷泉是特务头子,我是小特务。我不承认这种诬陷,高念智叫人把我捆绑并吊起来,以“坐飞机”刑讯逼供,又把我翻背手吊在屋顶的天窗上,离地约四十公分。高念智逼我交代,我没有可说的。他站在我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狞笑着骂我是反动家伙。刚把我吊起来时尚能提住身子,时间长了两肩剧痛,骨头像断开了,胸闷、喘不过气来,汗如水往下淌,连脚底都出了汗,在这极度的痛苦中,想到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这算什么呢,仅仅吊起,手脚还没有被钉。我唉哼、呻吟声越来越小,最后竟什么都不知道地昏了过去。一个维族法警名叫司地克,把我放下之后按摩我的双肩,用劲推拉,使脱臼的骨头复位,我感觉钻心的剧痛。法警架起我在监狱内的空地上来回走动,看我没有伤残,又把我关进不见天日、潮湿阴暗、无窗通风的“黑号”内。地上满是霉味,杂草透着水气,幸好有一块门板,爬在门板上睡觉,一直到被判刑送进喀什监狱。

七、美英姐被关押

张美英和我并刘淑媛一块从华北神学院返回潍县乐道院灵修院,1946年又一块奉献到新疆传福音,一生未嫁人。她原在济南学的是助产士,对头痛肚痛、胃酸腹胀等小病也能对症给药,所以在疏勒教会门口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那时医疗条件差,张美英这位助产士成了大半个大夫,前来看病取药找她接生的不少。有一位在解放前当过工商会会长的何先生患病,医院久治无效,病情危重,他的家人恳请美英姐到他家给何先生看病。美英姐寡言少语,心地善良,推辞不过,背上出诊药箱跟他家人去了。见到何先生病情甚危,已入膏肓,美英姐说:“这病我治不了,赶快送医院吧。”何先生的太太说:“人已经病成这样,你就给他打一针吧。”美英姐架不住何老太太请求,就给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美英姐离开何家后第二天何先生便撒手人寰,在弥留之际,何先生嘱咐老伴切不可找张大夫的麻烦,老伴答应了。何先生死后不久疏勒县公安局便传讯张美英,以审讯的架势叫张美英交待为什么把人治死了。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声色俱厉地叫张美英坦白交代。张美英将事实经过说明,审讯者不认可,指使人到何先生家去动员家属写书面材料,检举张美英打错了针致人死命。何的家属坚持公道,实事求是,没有依从“动员者”的意图。张美英被关押将近三年后才释放,没作任何结论。

八、1950年圣诞节

张谷泉牧师和董淑贞教士从莎车回到疏勒,圣诞节将到,就到县公安局联系,把我保出回教会过圣诞节,又邀请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参加圣诞节庆祝礼拜。
参加圣诞节聚会的约五十人,为使聚会安静,把儿童安置在陈大叔(同一个院子)一间空房内,叫元奎照看,给儿童讲故事、唱歌。因没有炉火取暖,约四十分钟即结束。礼拜堂的庆祝圣诞礼拜仍在进行,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在讲台上训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我在家住了两天,重被关押到看守所,全家又一次为失去弟兄痛苦、难过,笼罩在沉重压力之下。
圣诞节过了几天,哈密来电说急需张谷泉牧师回哈密处理混乱的“家务”。1951年1月上旬,张谷泉牧师到公安局去要求会见我,局长杨国忠同意并在场监视。张谷泉牧师告诉我他要回哈密,我里面立刻涌起一种不平安的震动。想到了现在返回哈密给他们留下制造逼迫的机会,由于局长监视不便明说,只好将《使徒行传》20章的一段经文告诉他:“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徒20:23)
张谷泉牧师带上董淑贞回哈密西北灵工团不久,应仁爱医院院长巩守仁邀请到家中吃饭,公安局知道后即打发人去请张谷泉谈话,他去了公安局便被关进了看守所,紧接着李石瑛牧师、陈孝卿长老、董淑贞教士、巩守仁院长相继被逮捕。

九、炮制冤案,强加罪名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在疏勒家中的人却一无所知,家人天天读经祷告、唱诗聚会敬拜神,姊妹做针线活,弟兄们修表、干木工活,主日崇拜、传福音与慕道友谈道,晚上有祷告会,生活、侍奉有序进行。每天除了晨晚两次给在看守所的道生、美英二人送饭,一般不外出,有几次晚上祷告、读经聚会时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出去查看,见有人在黑暗中翻越围墙跑掉。家人以为是小偷,由于穷得没什么怕偷的也就不在意。这种翻墙进院窥探的事常发生,根本就没引起注意,也不知道注意。岂不知暴风骤雨即将临到神的家。
1951年2月19日早饭后,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亲带公安武装包围了疏勒基督教会,命令教会全体人员到院子里排队、搜身检查,挨个房间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除了圣经和福音单张之外没有捞到任何“罪证”。气急的杨国忠大吼一声:“把李元奎带走”,在枪口刺刀强逼下,把正在做木工活的李元奎押到了公安局。元奎是李石瑛的儿子,刚19岁,是一个无社会经历又不懂人间世故的学徒娃,1950年10月跟张谷泉牧师等人来到疏勒教会。他和连生源弟兄在哈密学过木匠活,这时正做一批打土块用的木模子。这批活做好之后还可以承包营房门窗,给家中添点收入;可以改善一天两顿菜糊糊的艰难生活,或许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和面条。
李元奎被上有刺刀的枪押到县公安局,因为抄家的局长没回来,先叫李元奎到户籍室,碰上户籍警刘洪茂正在教唆一个半大的女孩如何控告一个人。李元奎进房间后,刘立刻停止教唆,这个半大的女孩家住教会对面,一条窄马路相隔。女孩约十二、三岁,名叫于美芳,圣诞节、主日参加过儿童主日学。主日学大约十余个男女小孩,李元奎教他们唱歌,读圣经金句、讲故事,有时发给孩子们一些内地寄来的圣经图画卡片。
李元奎被押进审讯室,那个女孩子美芳控告说“李元奎给了他一张反革命传单去换花生、瓜子吃”。于美芳控告完就离开了,喀什公安局处长王林、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还有社会联络部长等人开始审讯李元奎,“为什么散发反革命传单?谁指使你散发反革命传单?”什么叫反革命、什么叫革命元奎完全不明白,回答不上来。于是一顿拳打、脚踢、耳光,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得他两眼直冒火星。逼问大半天一无所得,于是元奎被他们用土手铐子、十几公斤重的大脚镣捆锁,天黑时关进看守所黑号内。他双手铐在胸前,两脚拖拉着重镣,只能挪动一只脚,像鸭子被人赶着摇晃着锒铛入狱。
县公安局杨国忠放出话说:“在李元奎的桌子抽屉里翻出了反革命传单”,给李元奎加上了无中生有的罪名。
1951年2月19日,我仍被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内监号,这个看守所分内院监号和外院监号。内院只有一个监号关押政治犯,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关在一起,白天可在小院活动散步,院门上了锁,外院有四、五个监号,美英姐被关在女监号。这天下午听见铃声急响,我从小院门板缝隙中向外院看,所有在院子放风的犯人都被关进监号,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惊惧,我内心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圣灵在我心中说话,可能与教会——神的家有关。于是不眨眼地从门缝向外看,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先听见脚镣的响声,然后看到一个青年人进入监门,原来是主内弟兄元奎,他双手被土铐捧子(也叫铁手棒)紧铐着,脚上拖着沉重的大铁镣子,我一见此情景,焦急的心情无法用笔形容,就是我自己被抓、被拷打也没有如此难过。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找到了可吞吃的人,向神的家张开了网罗,这是早已精心设计的阴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们找准了突破口,因为元奎年幼无知,没有任何社会经历,胆小,容易恐吓、利诱、被制服,以达到栽赃陷害之目的,把在新疆传福音的西北灵工团铲除。
我心里一直不安,放心不下。后来有人说那个小伙子被关在公安局一个空粮库里,刑讯逼供,日夜不停,甚至用假枪毙⋯⋯等酷刑,逼迫他按杨国忠等人炮制并教唆假证人于美芳控告他的罪名认罪。刑讯逼供使他受不了就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刑讯停下时,他就翻供不承认散发什么传单,如此再上刑,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受不了刑就又照着说,反反复复达半月之久,杨国忠的阴谋达到了之后又把元奎押回看守所监号。有一天出号放风,我从小院门缝问他,为什么抓你?他说:“我比彼得三次不认主还痛苦,受不了刑就照他们说的承认了。”我由此知道事情坏啦,撒旦达到吞吃目的,向神的家动手了。我从门缝给了元奎一本《荒漠甘泉》。特别把10月11日“旧的伤痕还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用笔划出来,他看过后明白了我的意思。
疏勒教会被包围抄家、元奎被逮捕那天是1951年2月19日。上午,赵西门、姚荣天、文沐灵、姚连芝、李雪华、姚长命(姚长命是为便传福音团拉骆驼的,青海人,该团到新疆不再用骆驼代步,故将姚交给灵工团),一行六人到达疏勒。他们是从阿克苏直接过沙漠去和田,被和田公安局以“刺探军情”的罪名驱逐出和田境。他们无路可走,只好离开了教会,走了近一个月,正赶上抄家抓人。经过包围的公安进入到教会院内,房内外翻得乱七八糟,杨国忠对赵西门一行人严加盘问。不久,姚荣天被捕,4月8日赵西门被公安局叫去谈话,这个“谈话”使赵西门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西门的妻子文沐灵1959年被捕,1960年死于喀什狱中。死后,李雪华接到通知,到医院太平间看见文沐灵的身体盖着白布,双脚穿着布鞋露在白布单外面。尸体被埋在何处,以后多方查找,迄今未知下落。
受到内外打击而遭拆毁的西北灵工团的集体生活被摧残,有一部分人回内地,一部分人另立炉灶生活。感谢神,经历了狂风,扬净了场,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怜悯。疏勒、哈密两地之外的教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主为自己留下了大部分工人,哈密虽然受冲击很大,仍然有人暗暗坚持信仰,到80年代初又恢复了聚会敬拜。疏勒虽然受到严重打击摧残,教会仍旧聚会,直到1959年文沐灵被捕,又一次大抄家,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才被摘下来。当局命令我们分散居住生活,不准集体生活。历尽劫难的教会圣工没有被消灭,流泪撒下的种子经历暴风骤雨之后又发芽生长结实。连生源、马爱真夫妇二人到喀什建立聚会,80年代教会复兴,喀什教会达到近二百名信徒。张英美姊妹今年89岁高龄,她坐了三年冤狱,坚贞不渝,57个春秋在疏勒不动摇,任凭风摧残雨吹打,奉献爱主的心志不变。她祷告说:“主啊,我愿坐一辈子牢,求你不叫别的弟兄再进来了!”和我一块到疏勒的田佩瑾弟兄仍然坚守在神给他预备的祭坛上——疏勒教会,没有挪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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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李道生弟兄著,《走在锡安大道上——李道生回忆录》,第六章“蒙难流泪谷”。限于篇幅,有个别删节。

许春草——他用膝盖亲近主 / 何其微

我的大舅许牧世,写过一篇题为《忆念我的父亲许春草先生》的文章,刊登在《生命季刊》(总第13期)上。此外,还有许序钟牧师、张圣才先生、蔡景星医生、陈淑虔女士等,均曾先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自己的角度,或书写,或言谈,讨论过许春草爱主爱人的事迹。他们说的都对,也都好。我作为许春草的外孙,想补充一点他们所遗漏的,并从祷告的角度,提及他异于常人亲近神的一生。把他长期用双膝亲近主的经历记录下来,供主内弟兄姐妹在生活中作借鉴。
外祖父出身赤贫,连一天学也没上过。有一天,他的父亲忽然不见了。慌乱之余,母亲从箱底里发现了大串铜钱。数一数,正好是当年传说华人被卖“猪仔”的价目。那年,他六岁,他唯一的妹妹才三岁。自此,他恨死了洋人,巴不得有朝一日,能把洋人斩尽杀绝,以解心头之恨。父亲找不到了,人还得吃饭。母亲长得很美,前来说媒的人,络绎不绝。母亲胜不过生活上的压力和媒婆的“甜嘴”,就想再嫁。小春草知道后,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表示自己要出去打工,养活母亲和小妹,只求母亲不嫁。母亲无奈,含泪答允。于是,小春草做起了童工。九岁时,又开始挑沙拌泥,当起泥水小匠来。
我小时侯,他曾指着建筑脚手架告诉我,他干活常常困得吃不消,躺在脚手架上就睡着了。不少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而他却蒙神大恩,活得很好。长大后,奇妙的神用奇妙的方法,引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详见张圣才著《许春草传》)。自此以后,直到离世,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读经和祷告生活。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首任厦门市委书记罗扬才,立即相中了许春草:他出身贫苦,无地无业,为人公允正直,很受低层百姓拥戴。早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为推翻满清帝制而出生入死。他也是厦门建筑公会会长(后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其更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与广州建筑总工会同级)。
罗扬才先生亲自找许春草长谈,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说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专为广大劳苦大众谋福利、求解放的组织。还让他阅读了党内有关文件和宣传材料。他的话,很是打动了许春草的心。他觉得这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很“接近”圣经真理。于是,他答应罗扬才先生,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给予正式答复。
那时,许春草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已经懂得在一切事上,应先求问神,然后才作决定。于是,他每日天未亮,就提起蒲团,上笔架山去,迫切祷告。直到限期的最后一日,神才在梦中向他显明自己的心意。他虽仍不十分明白为何如此,却还是顺服下来。他为此诚恳地向罗扬才先生表示了歉意,谢绝了他盛情邀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
从此以后,他接受了极深的教训,对待“重大和测不透的事”(诗篇131:1),不敢擅自去行。祷告加倍恳切,往往在笔架山上,彻夜祷告,直到天明。有时下雨,他甚至会在家里,每小时祷告一次,一日24小时,祷告24次,直到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他的祷告,一般是这样的:每当时钟敲响,立时起身,洗脸、整衣、脱帽、取下蒲团、下跪、祷告。不分寒暑,都是一样。所以,他很少“禁食”。他自己说:祷告是灵界极其严重的争战,常常汗流浃背;再禁食,怕身体支持不住。这当然是他个人的灵性经验,不完全符合圣经真理,仅供参考,不是榜样。
过了多年后的某一夜,他的内弟张圣才,也得了一个非常近似的梦,也曾开玩笑地请许春草解梦。许春草先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极其严肃慎重地告诉张圣才:这梦是个严重警告,预示着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可掉以轻心。可惜张圣才总以许春草观念陈旧,跟不上社会潮流的发展,一笑置之。导致日后系狱六次,失去自由达数十年,这是后话。
许春草的“海沧逐鬼记”,名闻遐迩,尽人皆知,我就不再复述了。我要说的是,为了逐出这一恶鬼,他是怎样明白神的心意。海沧那鬼,借用了二十多年前已逝传道人林斯泰的名字,行了数不清,且令人无法否认的“神迹”、“奇事”。为了这一“鬼案”,许春草先后祷告了好几个月(远在他奉派处理此事之前)。首先,他求主指明所谓“林斯泰”,究竟是鬼还是天使?其次,若是鬼,能不能赶逐出去?最后,他问主,是主差他去赶逐 “林斯泰” 的吗?
神用无误的语言回答了他。第一,神让他梦见了一个人的脸孔;这人名叫黄世金,厦门人称他“鬼仔榜”。哦!“林斯泰”是鬼无疑。第二,神让他梦见了很大的一团面酵(面酵在圣经中通常代表罪恶),他伸手轻轻地按了一下,面酵立时瘪了下去,只剩下一丁点儿;就是说,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林斯泰”并不可怕。第三,神有没有派许春草去赶逐“林斯泰”?当日教会奉派处理海沧“鬼声”案的人,有三位:杨怀德牧师,力戈登牧师,许春草长老。杨怀德牧师当场站了起来说:“我年纪大,身体差,也不会到海沧,请准我辞。”虽然大会不准,他也没去。力戈登牧师(美国人,新神学派),暗中抢先去海沧听“声”;“声”见力戈登来到,就在空中发声说:“力戈登,你是有智慧的人。”力戈登听后,颇觉愉快,就对许春草说:“我已到海沧听声了,不用再去,请你全权处理就是了。”(详见许序钟著《海沧逐鬼记》附录)这样,许春草成了唯一的处理者了。
海沧逐鬼的事,过去近八十年了,当事人也均逝去。约在这事前后,厦门一带出现一种瘟疫,叫做“肺鼠疫”。这种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蔓延之快,死人之多,是前所未见的。许多人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明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时代缺医少药,遇到这种病症,只有等死。大发作时,连医生也不敢出门;不少医生,不知就里,被人请去看病,碰见患者,才知道自己也染病了,避之已不及了。那时死人很多,甚至有传闻说厦门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因没有现代的统计方法,我们得不到准确数据。
许春草看到不少人家,一人得病,全家死亡,恐怖之极。一边请求教会众人迫切祷告,一边组织起愿为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一个“七人小组”,昼夜进行抢救。先把病人隔离开来,然后将死人抬出埋葬(那时买棺材都很困难)。
许春草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中,常是深夜,还要为瘟疫的止息,不断祈求,累得筋疲力竭。感谢神,“七人小组”虽然天天与病人、死人接触,且基本上没有防护措施,却没有一人死亡,没有一人染病。这是神的大能。现在漳州还有一位家庭教会负责人,他的父亲郑石头先生,就是那时“七人小组”的成员,也平安地渡过了死亡的阴影。正如《诗篇》91章5—6节所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他们既愿为主把生死置之度外,神就赐给他们“意外的平安”。
许春草妻子的外甥女陈玉珍,结婚多年,连续流产多次,终于生下一个女婴。正欢喜间,孩子忽然发烧、咳嗽不止,脸色变黑而死亡。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生怕被孩子的母亲知晓,刺激太大,支持不住。正讨论如何托人往内地,买下一个相似女婴,来顶替她。许春草知情后,抱起小尸体,向笔架山顶奔去,跪伏在观彩石下,恳切祷告,求神看在外甥女爱主、爱人的份上,和多年流产的可怜,恩待这孩子。祷告后,虽未见效,许春草仍抱着女婴下山。半路上,遇见孩子的爸爸去工部局(鼓浪屿的各国共管政府)注销户口,并买好一口婴儿棺材归来。这时小女婴眼睛渐开,脸色渐红,活了过来。从此,小女婴就起名黄观彩。听说她如今还活在菲律宾。
办“婢女救拔团”是项吃力不讨好的事,欢迎的人,大都是穷苦人家;有钱的人,多数是反对的。当年牧师传道的家,也常有蓄婢现象。鼓浪屿福音堂的陈秋卿牧师,就曾多次公开在讲道中,提到这样的话,他说:有的人讲爱心,却把人家拆得七零八落,搞得吃不成饭;房屋没人打扫;衣被无人洗晒;这算什么爱心?这样冷嘲热讽不停。许春草做完礼拜,回家常吃不下饭。
社会上有压力,经济上也有困惑,百号人要吃饭,是个大问题。有一天,许春草回家,二女儿碧霞笑着讽刺说:“阿爸,咱家开银行,刚才收容院(婢女救拔团的另一名称)来领钱了。”许春草一听,已端起的饭碗,又放了下去,拿起蒲团走了。
他到哪里去呢?他到笔架山去祷告。半小时后,他满面春风地回来了,手中拿着两封银圆(每封一百枚银圆)。原来,祷告完下山时,一位工部局的收税官,正气喘吁吁地抱着一“加志”银圆,迎面走来(注:“加志”是一种草袋),喊着说:“草兄,要钱吗?快拿些去。”就这样,他轻松地借回二百圆,解决了收容院很长一段时间的伙食困难。
许春草从事的是建筑业。由于他极讲信用,不似常人,先定半价,建到上了梁,才说不够,追加又追加,结果反比原价贵很多。他说一不二,算错了,自己贴上,他曾告诉过我,一座大房子,到验收,一般只剩两斤铁钉,几片木板。
他工地的工人,礼拜天一定放假,让他们去敬拜主。有不信的,想多干,可到别处去干,因这一天的工资他已付了。到后期,许多礼拜堂,都请他设计施工,请他承包,这就大大苦了他。建房造屋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建礼拜堂,怎敢赚神的钱?不赚钱,一家十一口人吃什么?九个孩子读书靠什么?后来孩子去外地读书,拿不到钱,就不肯出门,免得在外挨饿。他们都知道,爸爸不会欠别人的钱,却会欠儿女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寻思无计,苦苦哀求神的怜悯。有一天,他心灰意冷,恳求主免了他这份苦差。想着想着,忽然听得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笔架山上一块有产权纠纷,已打好尚未敲开的大石料,猛然炸成无数碎片,向山前、山后、内厝沃等方向飞去,伤了很多行人与住户。几分钟前,他的九个孩子,正在这片山上嬉戏游玩,若不是神的特别怜悯,他还会剩下什么呢?他若赚得很多钱,谁能来享用呢?想到这里,他赶紧跪下,重新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他的悖逆与不忠的大罪。
这时期,也是我国大布道家宋尚节在全国各地游行布道的时期。许春草专职负责搭盖竹棚,摆设座椅、讲台等工作,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他以能为神的事工,作最微小的工为乐,所以每逢宋尚节到厦门前的两个月,他就收到宋的电报,要求他作好各项后勤工作。宋尚节讲道很特别,常蹦来跳去,用劲跺脚。如有时背着一袋大小石块,象征罪的重压,当罪得赦免时,石块一起落下,轰然一大声⋯⋯这种讲台,虽属临时,常需比正式讲台还要牢固。
有一次,是三一堂初建,宋尚节定在这里讲道。许春草负责铺设地砖,但地面夯实十分困难,尤其是遇上雨季。许春草为此切切祷告,求神赐下整整一百天无雨。他动员中小学生和婢女救拔团院生,每天数次在大堂和空地上跑步,终于将地夯得比用机器夯得更加完美。一百日后,大雨滂沱,全然无碍。
我的外祖母,最爱听宋尚节讲道,每遇听道,总是早早就去占位,中午也不肯回家吃饭,就在会场上吃自带冷饭,直到最后一天。宋尚节讲道的最后一天,都是医病。他说:每看见病人瘸腿断手、七倒八歪,就会心寒,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每次治病,都是垂下布幕,仅把双手从幕中伸出,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布医治。我的外祖父就专作扶病人或抬病人的工作。而我的外祖母就在一次宋尚节奉耶稣基督的名治病时,治好了她极严重的遗传哮喘痼疾。直到79岁临终,才有点小气喘。
抗日战争期间,外祖父从厦门避难到了漳州。因他妻子的表妹嫁给漳州郊区的一位农民,名叫钟克明的,所以,他常抽空去探望钟。某日闲谈中,钟对他说:蒲南这地方,年年涨大水,每发一次大水,地加一层厚泥浆,岁岁丰收。如甘蔗,三年一次轮种,蒲南土地肥沃,往往可四、五年才轮种一次,仍能生长得既肥又长,可惜缺少资金。你不是有许多华侨朋友吗?若得他们的投资,必能大有作为。
许春草听了这话,又听说他家是信主的,就没有如往常一样,先寻求主的引领,就写信给海外友人。不多时,汇款到了,钟克明办起了农场,成了地主。许春草为他记账,做了他的会计。他看见许春草记账,一是一,二是二,就说:收入谷子100担,随便记个30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许不肯,说:这是别人的钱,怎可糊涂?
于是,钟克明生气了,三天两头叫人恫吓许春草,要许离开蒲南。后来,钟克明富得很快,就开始玩女人,娶小老婆。遭许春草谴责,更加愤怒。最后,竟叫人拿出枪来,令许春草立即离开蒲南;再不走,就要开枪了。许春草只好仓皇逃离蒲南。我长大后,母亲才告诉我,当年她抱着我,坐在滑竿上,一边走,一边向旷野喊:“阿爸,阿爸,你在哪里?”那时,我才两岁,曾一再问她:“四面无人,你在跟谁说话?”
抗战胜利回厦门,建筑工会的人知道后,大伙哄了起来,一定要许春草说出钟的名字、地址,他们决意把钟抓起来沉入海底。许春草坚决拒绝,再一次拿出“有公愤,无私仇”的会训来,并告诫大家,神是公义的,必不放过任何恶人,但也只有神,才有权处理人的性命。
共产党执政掌权后,钟克明被作为恶霸地主抓了起来,很快就枪毙了。消息传来,许春草并不觉得快乐,因为当年他若能像往常那样,经过迫切祷告,何致发生这种事情。钟克明虽罪有应得,但他无辜的妻子,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受尽人间侮辱,苦不堪言;而他被枪毙时留下的众多孩子,最年长的才12岁,是何等的可怜啊!这件事,对许春草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1949年,全国基本统一了。那年鼓浪屿的三一堂庆祝圣诞。大会主持人请许春草作结束祷告,谁也未曾料到,许春草竟高声为毛主席祷告。大意是:求天父感动毛主席的心,让毛主席认识天地的大主宰,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中国才会有希望,才会有太平。这成了一件大新闻,会后,人们议论纷纷,马上有人向有关部门汇报。有人说,这是反革命的信号弹,有的说,这是国民党反共倒算的开始。也有人说,许春草一生正直,是他的一番好意,不能往他头上乱扣帽子。基督徒爱谁,才会为谁祷告。最后不了了之。

嗣后,各类“运动”接踵而来。各界都订出自己的批斗对象,建筑工会也集中千人进行学习讨论,矛头对准许春草。想不到斗争会场,出奇地平静,很少有人发言;即使有发言者,谈的也都轻描淡写,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会议主持人很生气,拍着桌子,喊着说:“许春草骑在你们头上几十年,你们竟不愤怒?这是什么工人阶级?”一位老工人慢悠悠地回答道:“被他骑在头上‘爽爽’(闽南语:指正舒服),我们请他办事,递上一杯牛奶,他必在杯下放二角钱,被这样的人统治,我们很快活。” 批斗会没有开成,就此散场。本来是“新仇”、“旧恨”要一起算的,结果连学习班也停止了。“文革”过后,政府竟在报上称他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将领”加以褒扬。
既然批斗不成许春草,就选他为政协特邀代表,以继续收集他的材料。一次次的会议,他连一句话都没有,既无赞扬,也不批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终了,都是打瞌睡。许多人来劝他,哪怕批评也好嘛!那时,“政治清明”,形势很好,一片颂扬,他却不发一言。相知的人问他,他才比手势说:主禁止他说话。更后来,每逢接到开会通知,他就叫女儿写请假条,无论什么会,一律不出席。可以说,他是唯一一位从被“选”为代表的第一天起,到离开这一职务时止,未曾发过一次言的奇特代表。
1955年的某一天,我到外祖父家去。看见他正急急忙忙地烧毁大批文字资料。内有“婢女救拔团”的结婚证书留底,有建筑工会的记录,有他亲手绘制的设计图纸,有累积数十年的各种资料,有朋友们的函件,有儿女的来信;还有他亲笔记录的祷告内容,及父神给他的默示、答复和印证,共三本。我告诉他,这些东西烧毁太可惜。他说:这些东西不烧不行,再慢就来不及了。那时,全国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有什么来不及的?怎知几个月后,他家就被抄个底朝天了,全国范围的“肃反” 运动开始了。他的个人笔记中,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内容是:他梦见一只乌鸦,百思不得其解。他问主:这是什么意思?主让他明白:乌鸦有“反哺之义”。后来,这事果然应验了。
有一日,张圣才劝许春草,国家这么兴旺发达,社会这么美好;你赶快叫在海外的孩子们立即回来建设祖国。许答:不行,必须留几尾鱼放生。张圣才说:你不去叫我去叫,他们都是我的外甥,他们会听我的话。过后,许春草立即研墨,写信给在香港的女儿碧霞,通知她并转告在美国的儿子牧世、女儿碧端和菲律宾的其田等人,意思是说:非我的亲笔字,任何人叫你们回国,都是无效的,你们都不可听从。
几年后,国内的儿子扬三、女儿碧珍、女婿澄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儿子五权被逮捕入狱,到了“文革”,连参加革命多年的四复也进了“牛棚”。至此,他在国内的儿女,无一人幸免于难(扬三还被加判七年徒刑)。而主张叫国外子女快快回来“建设祖国”的内弟张圣才则最先入了监牢,且是最后一位出狱。若不是神的特别预备,许春草老两口,早已成为饿殍。若不是许春草事事尊主为大,这一劫也极难逃过。
厦门有位传道人,名叫王灯明。他很爱主,但受某弟兄“排他”影响很深,总认为自己的聚会处,才是教会;礼拜堂就是“公会”,是不爱主的人组成的世俗团体。许春草建盖集美礼拜堂时,首先看中的传道人就是王灯明,就请王灯明担任集美礼拜堂的首任传道。尽管很多人反对,认为王灯明和他们不是一条心,但许春草坚持邀他。许春草说:王灯明与我们是不是一条心,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与主一条心,只要我们也能与主一条心,就与王弟兄是一条心了。
王弟兄作了集美传道人后,也常劝许春草离开礼拜堂,到聚会处掰饼、喝杯;许春草也常告诉王弟兄,礼拜堂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坏,那么黑暗。爱主、忠心事主的人,也并不比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少。他们两人的看法,虽然不同,友谊却不曾改变过。解放后,王灯明坚持真道,在自家大门上,贴着“信耶稣者上天堂,不信耶稣者下地狱”的对联。触犯了当权者,派出所叫些二流子,把对联撕了下来。王弟兄就用油漆把这些字重写上去,让派出所的人下不了台。
后来王弟兄因信仰被逮捕,有人去劳改队探视,听见田头地脚有许多人唱着闽南圣诗五十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及烦恼⋯⋯”一问才知是王灯明弟兄向他们传的福音,教的歌曲,这使许春草受的安慰不小。
再后,传道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基督徒之间的宗派隔阂却越来越少了,许春草每月能收到三百元侨汇和外汇券,对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如韩进修弟兄等,时有接济。许春草被主接去后,他的女儿则继续接济其他人。
许春草年纪老迈,我外祖母问他:你老了,还有用处吗?他说:我还能祷告。能为教会祷告,求主保守教会不变质;能为国家祷告,求主使国家终能尊主为大;能为儿女祷告,使他们最后都归于耶稣基督名下。我母亲也问他:你怎样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他答,我有一条电线,直通天上,是你们看不见的。
“反右派斗争” 之后,政治形势一日紧似一日,人们又记起了许春草的“劣迹”,但找不到真凭实据,只好不断抄家,抄了一次又一次,既无物证,亦无人证。那时,国家还算比较尊重事实证据,所以一拖再拖,总找不到处理许春草的借口。终于有一天,由市长、副市长、统战部长、侨联主任四人来家,找许春草谈话:许先生,你常生病,已不适合继续担任政协代表。你同意解除职务吗?许春草听到这句话,马上答:“好!”就这样,终于卸掉挂了多年的空“代表”职务。许春草顿觉一身轻松,政府官员们也笑逐颜开。因为许春草垂垂老矣,一旦作古,是褒是贬,如何开追悼会,要说何种赞语,是件十分头痛、烦心的事情,他既卸职,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许春草确实老了,鼓浪屿三一堂的老牧师芦铸英,听说他病重,为了能见他一面,叫自己的儿子用椅子把他抬到笔架山上(鼓浪屿缺少交通工具)。见面时,芦牧师颤声对他说:“草兄,我们应当一齐去朝见主,请等我一会儿好吗?”
许春草被主接去后,芦牧师坐在三一堂门口,等着送他,直到天黑,方知礼拜堂接获严令通知,禁止基督徒去给许春草送葬,送葬队伍只好绕礼拜堂而过。由于政府严禁基督徒送别许春草,大殓时,竟无人敢来主持,我母亲因而大哭。周清泽牧师的叔父在旁安慰她说:主耶稣死的时候,谁来主持过大殓礼拜呢?是啊!我们还能大过主吗?过后,安息聚会也是我母亲自己主持的。
送葬时,来了几十位“婢女救拔团”的院生,她们不仅要送,还要穿着麻衣麻裤送。她们说:我们为自己的阿爸送葬,谁敢说不行?渡过厦门海峡,来的人更多了,成了一百多人的大队伍。白茶花、白玫瑰,都是那时期所少有的,非常显眼,政府终于也不再阻止了。
2001 年,我有事去杨元璋弟兄家,经介绍后,先到的那位弟兄说:你是许春草的外孙吗?我说:“是。”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郑主恩,是许春草起的。于是,他告诉我:“你外公创办‘婢女救拔团’时,邀我父亲郑吹球帮助他,我父亲不肯。你外公说:我为你祷告。祷告、祷告,很快,我大哥死了;又祷告、祷告,我二哥也死了。我父亲这时对你外公说:我两个儿子都死了,现在我愿意帮助你了。许春草说:我再替你祷告,求主明年这时,赐你一个儿子。次年,我父亲果然得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许春草为我起名,叫郑主恩。又次年,我母亲生了我妹妹。至今我们都活得很好。”
综观许春草与张圣才这对姐夫和内弟,一个是没有读过书的凡夫俗子,一个是学富五车,连大学校长也侧目的学者;一位是傻乎乎遇事唯主命是从的人,一位是绝顶聪明,玩蒋介石、日本特务、美国军方于股掌之中的人,但他们的结局,岂不发人深省。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太11:25—26)
许春草看到1949年后,许多人都变了。数不清的传道人、“爱主的人” 都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他们互相残害、相吞相咬,成了仇敌。真正爱主的人,也逐渐显露出来。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他要为我祝福。我赶快跪在他面前,他按手在我头上祝福了,并对我说:要亲近好的、爱主的传道人。我问他: 什么传道人算好,什么传道人算不好?他答: 有的人,裤子从膝盖先破;有的人,裤子从屁股先破。你要亲近裤子从膝盖先破的人。这是他对我的最后教训。可惜,这时我早已远离了主,成了耶稣基督的死敌(我的悔改,将另文详述)。
许春草的墓碑上,刻着很简单的几个字:“他是耶稣基督最忠心的见证人”。这是他儿女的心声,也是他朋友们的心声,我深信,这也是主耶稣对他一生事奉的认可。

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 / 栾非力

今天有许多神的孩子们,张口十字架,闭口十字架,十字架在所谓属灵人的口中成了一个属灵时髦的名词。十字架虽然不离口,但不能使人认识十字架,因为光讲出来而没有活出来的十字架,是未曾见过血的十字架。

一、十架生活

请注意:十字架并不是一个理论,乃是一个事实;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知识,乃是个主观的经历;十字架不是什么属灵的道理,乃是神的旨意;十字架不是什么教训,乃是个体验的生活。今天神的教会中所缺少的不是讲十字架教训的人,乃是有十字架生活和经历的人。惟有肯背十字架的人,才能使人认识十字架。不是他讲出来的十字架,乃是他活出来的十字架;不是他口中描述出来的十字架,乃是他生命与能力流露出来的十字架。主耶稣不是以十字架来教训人,乃是在他心里已经有了十字架的印记,所以说他的生活道路充满了十字架。他在世三十余年无日不在十字架阴影之下,所以他能够亲身上到十字架去成就神的旨意。这个十字架是有血的十字架,是赐生命与能力的十字架。惟有有血的十字架才能使人得生命;惟有复活的十字架才能使人得能力。
主耶稣不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而死,他在十字架上也有复活的能力,所以他才能胜过死亡和黑暗的权势。他虽在诸般痛苦之中,还能纪念他的仇敌;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才会不纪念他自己;他只要神所要的,他只愿意神的旨意成就;他只要神的荣耀显得完全,因此他才能得着神的大能的护庇,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证实他所背负的十字架是赐生命和能力的十字架。这个生命和能力的起点是在客西马尼园中已经开始了。
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不能使人得生命的救主和圣灵的能力,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只知向人讲十字架的道理,而忘记了自己所该背的十字架;这种讲出来的十字架是没有血的十字架,是头脑中的十字架;这只不过叫人听见死的知识,而不能叫人得着活的生命。
没有被十字架举起来的人,就不能叫人认识十字架的真意义。被十字架举起来的人,他虽不讲十字架,却能吸引万人归向十字架。基督徒什么时候离开了十字架的生活,而光讲十字架的知识,他的工作立时就要成了机械式的,不过是外观的,没有爱的热火。这就是因为只会讲十字架的道理,而没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

二、接受这杯

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没有客西马尼园的顺服,也就不会有十字架上的成功。主耶稣是先有客西马尼园的顺服和得胜者祷告的经历,而后才有各各他山上十字架的事实和成功。我们今天如果想有十字架的事实和印记在我们身上,也必须先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
什么叫客西马尼园的经历呢?就是当苦杯临到你时,你心里真是深深地感受到痛苦,你肉体中也实在忍受不住,这时,你还能够从内心的最深处对神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时候你肉体虽然感觉非常痛苦,眼眶含泪,心里伤痛而带血痕,但你的灵里能有满足的快乐,因为神的旨意能借着你得以成就。弟兄姊妹们,当神的旨意借着你有所成就的时候,这是何等荣幸可乐的事啊!但愿我们“爱主也爱主的十字架”!但愿我们不单是有十字架的知识,也有十字架的生活,像主耶稣那样忠心于神的旨意。忠心于神的十字架的使者都不能脱离客西马尼园的苦杯,因为这苦杯是每一个得胜者所必须接受的环境。当那凄凉的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若从心里说出“我愿意”,你的人生立时就要改变。你自己的一切自然就完全放下了,只有从神而来的一切。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真是从心里愿意从神手中接受这杯,这杯虽然是苦杯,也必要变为甘甜;这杯虽然是羞辱,也必成为荣耀;这杯虽然是黑暗,也必得见光明;这杯虽然是痛苦,也必得着安慰;这杯像是被丢弃,却是蒙悦纳;这杯虽是死亡,也必定复活。接这杯到我们手中,我们能够一面流着泪,一面口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为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
假如我们不肯从神手中接受这杯,不愿意神所愿意的,即或我们有快乐,也要变作悲哀。就如彼得一样,他虽然有变象山上的快乐经历,却不能止住他因否认主而有的痛哭。这都是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不能与主一同警醒祷告,没有接受从神而来的这杯。
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尚不配谈十字架,因为他们还没有客西马尼园的经历。那没有经过客西马尼园的人,就永远不会到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上去。想要到各各他山背负十字架的人,就必须先接受客西马尼园的杯,经历主所经历的。因为先有客西马尼园,然后才有各各他的十字架。这就是神所定规的路程,也是他所喜悦的儿子(主耶稣)所走过的道路。如果我们今天愿意作一个神所喜悦的门徒,一个神所爱的得胜者,我们必须先要接受从神而来的这杯,跟随主走这条从客西马尼园到各各他的道路。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客西马尼园,就如在家中作主妇的人有公婆、丈夫、叔、姑、子女,这个家庭就是她的客西马尼园;又如在团体机关里作事的人,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随时随地都有这杯摆在你面前;在弟兄姊妹中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在朋友、同工、同学、同伴中间,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就是在夫妻之间也有他们的客西马尼园的杯。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杯今天临到你面前,你能否像主耶稣那样对父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

三、从心里愿意

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如果你是一个不离开十字架而生活的人,天天就要有你所想不到的难处,你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你所不愿受的羞辱,都要临到你的身上。当这时候,你如果能从心里对神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这样一“愿”,虽有难处,痛苦和羞辱不肯放松你,但你的灵里却会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你为着神的旨意喝了这杯;为着主的缘故负起了这十字架。“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12)所以虽是在黑暗痛苦之中,你能够为那些苦待你的人发出代祷的呼声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你如果这样行,那在你旁边犯罪作恶的强盗也要信你所信的主,也要盼望去你所要去的乐园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个人的环境里,时时刻刻都有客西马尼园,随时随地都有苦杯等待着我们,如果我们真能从心里愿意神所愿意的,我们所遭遇的艰难和痛苦,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安慰了。在人面前虽然像是被弃绝,但在父神的台前却是蒙悦纳;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久却要看见东方发白,明亮的晨星、荣耀的早晨都要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客西马尼园在那不顺服的人是痛苦,但在那顺服神旨意的人却是祝福。
感谢主,给我们客西马尼园的环境。更感谢主,把主的苦杯摆在我们面前。今日给我们一个接受这杯的机会,这是何等美善的事!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好机会,使我们愿意他所愿意的;成就他所喜悦的旨意。我们本是不配的人,神今天竟然叫我们和他的爱子一同进到客西马尼园里,经历他儿子所经历的,忍受他儿子所忍受的,接受他儿子所接受的,这真是何等荣幸的事!如果我们能经历主所经历的,忍受主所忍受的,接受主所接受的,将来也必得着主所得着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8:17)
这样,无论什么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心里说:“愿神的旨意成就。”这时,我们的肉体虽然感觉痛苦,我们的心里却能得着安慰。因为我们能愿意天上父神所愿意的,能够与神同心,与神同工,与神同行,成全神所预定的旨意,这是何等快乐可称颂的一件事!人的批评、鬼的讥笑、环境的压迫、人的辱骂,那又算得什么呢?(徒5:11;罗8:17—18)
客西马尼园的环境虽然是凄凉孤单,无人同情,但是慈爱的父神必差遣使者来加添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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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神的仆人栾非力弟兄1938年所著《得胜者的祷告》一书第四章“客西马尼园与十字架”。

约翰作品中的世界观念 / 孙明义

一、问题

圣经对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所给予的教导是十分清楚的。常被引用的经文基本上都出自约翰的作品中。其中核心的教导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一2:15)。其实如果单就爱来说,我们不能够爱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物,包括我们的父母以及事业,胜过爱主基督,这在主的教导中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约翰作品中,不要爱世界还有着更深的含义,“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约15:19),我们已经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既不应当“爱世界”,也完全可能做到不“爱世界”,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受这个世界及这个世界的王辖制。我们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有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好的产业。
然而在约翰作品中,关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没有停留在这里,《约翰福音》中还强调了世界与基督为敌的特征。这个世界不仅不认识、不接纳他(约1:10),而且恨恶他、逼迫他(约15:18)。这个世界因着对基督的憎恨而憎恨凡被他分别出来跟随他的人。“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15:18—19)世界的这种与基督为敌的性质,在《约翰福音》的描述中,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这个“世界的王”,即魔鬼撒但,与基督为敌。《约翰福音》中三次使用“世界的王”来描述撒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约12:31;14:30;16:11),表明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撒但辖制和奴役,成为撒但与神为敌的工具,就如《约翰一书》中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一5:19)
如果是在这层关系下来看信徒与世界的关系,似乎就不只是“不要爱世界”那么简单了。一种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世界已经沦为撒但的工具,具有与神为敌的性质,那么被神所拣选的信徒不只是不要爱这个世界,也不当参与到这个“世界上的事”之中。这种对世界的不参与,随着我们对“世界”及“世界上的事”的理解不同,而扩展到不同的范围。
在中国教会的一种传统中可以看到与此相类似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得到比较好的表达:“这个世界好像一只又大又破旧的船。这条船是用各式各样的材料作的,有木头材料,也有钢铁材料,可是都损坏了,舵也失去了,而且还触了礁,破了一个大洞,随时就要沉了。⋯⋯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是,认为这条船没有用了,太破旧了,就是救上来,也不过是破木头烂钢铁,机器也是废物,没有一处是中用的,所以只救人,不管船了。把人救上来,船不要它了。而且我们的船东要另造一条新船,是全新的,那是我们所要的新船,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1
如果这个比喻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确实代表了很多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么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吗?这首先需要我们回到约翰作品中,来看作者对“世界”及“世界上的事”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二、释经

“世界”(kosmos)这个希腊词在约翰作品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78次,其他约翰作品中出了46次,其次数远远高于其他新约作者的作品。就希腊词字面的意思来说,kosmos这个字有“体系”、“系统”等方面的意思。
就这个词的具体用法来说,它的第一层含义与符类福音书的用法相似:指整个受造的宇宙(约17:5,24);或者专指大地(约11:9;16:21;21:25)。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不是恶的,而且它的源头来自于基督:“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1:3)
这个词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只是指这个世界,也可以指那些居住在这世界(世代)或者大地上的人类(约12:19;18:20;7:4;14:22)。就其一般意义上泛指人类而言,这种用法与符类福音书的用法也没有区别。这种情况下,和合本圣经根据上下文会将这个词译为“世人”,如3章16节那段著名的经文:“神爱世人,⋯⋯”
但kosmos这个词在约翰作品中的第三层含义却与符类福音书极为不同:当“世界”指世上的人的时候,主要是指那些有罪的、叛逆的、远离神的、堕落的人;特别是当时那些不接受基督,甚至恨恶他的犹太人。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人)不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约1:10),是恶的(约7:7),是恨基督因此恨信徒的(约15:18,23;17:14),是不认识神的(约17:25)。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用法是约翰作品中最为常用的。当然,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人)的恶并不是从被造时来的,而是亚当堕落之后的结果。
如果我们是在第三层的意义上(有罪又不信的世人)理解《约翰福音》中“世界(人)”与“世界的王”的关系,那么比较自然的理解就是:自亚当堕落后,世界(人)转离其造物主,自愿地作邪恶权势的奴隶。在这个前提下,以及在神许可或者任凭的前提下,这个世界的人们由于自己的罪而都落入撒但的控制之中。“世界的王”意味着撒但成为世上不信者的辖制者,而世上的不信者实际上是他的奴隶。
但这里有争议的是,这个“世界的王”所辖制的世界是仅指那些不信的世人,还是也包括“世界上的事”。有些释经者从kosmos这个词所含的“系统”方面的意思,推断出(1)“世界”不只是指不信的世人,还指“世界上的事”;(2)而所谓“世界上的事”就是指世人在自己的欲望与野心中所造的各种类型的巴别塔。这样,“世界”就具有了它的第四层含义:世界等于这个世代败坏的人所做出并积累下来的“事(业)”、组织、制度、文化等。这些组织、制度及文化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网罗系统,成为撒但建立起属它秩序或权势的工具。如果我们认可约翰作品中所使用的“世界”具有这第四层面的含义,那么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信徒不当与这个世界的组织、制度、文化等有瓜葛,因为它们都不过是 “世界的王”控制这个世界的工具。

三、一个例子

中国教会的传统中,其实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敬虔派的一个分支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与世界的关系,就如前面著名的比喻中所表达出来的。
对于《约翰福音》中“世界之王”的解释,例如其中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中国教会中一个蒙神重用的仆人解释如下:“因此世界这一个有秩序的制度,乃是由它背后的统治者撒但所管辖的,《约翰福音》12章31节所记载主的话,说到这世界受审判,所指的世界并不是物质的世界,也不是世人,因为以他们而论,审判尚有待于将来。这里所说受了审判的世界,乃是指这个紧密的世界秩序,撒但是这世界的创始者,也是它的头。”2这一段释经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就世界作为一个有秩序的制度这个意义而言,撒但是这个世界的创始者。换言之,撒但有意识地创始了这个世界中的秩序或制度。撒但乃是借着这个世界中的秩序及制度控制着这个世界中的人。第二,如果这个意义上的世界受了审判,那么正是撒但在其所立秩序上的权势受到打击和限制。但相应的问题是,审判在这里体现为什么呢?是这个秩序制度全然被毁灭,还是被纠正?
作者接着指出,“在人堕落之先,世界所有的只不过是地面和其上的人,以及地上的事而已,那时候的世界还未成为一个系统化的世界。因着人的堕落,撒但就趁机进入,照着它的计划,将地和地上的事,编组成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简言之,“堕落之先只有地,堕落之后才有世界。”3
在这位仆人看来,“政治、教育、文学、科学、艺术、法律、商业、音乐等等,正是构成这世界的事。”4换言之,这些都属于世界系统秩序中的部分,也都是在人堕落之后才出现,有撒但作为其源头。下面作者具体指出了它们的出处。
“等到堕落之后,该隐的子孙中有打造铜铁利器的。”在这位仆人的眼中,这是造成人类战争或杀戳的主要原因。“弹琴和吹箫也是起源于该隐的家庭”,而这类的艺术是人类制造各种偶像的起源。从《以西结书》28章,作者也相应推理出:“撒但是商业的起源”5 ,因为商业中充满了欺诈。同样,科学与教育都是“从善恶知识树长出来的”。科学的问题是:在科学的领域中,人真有能力分清“有益和有害的分界线吗”?“怎样才能够在追求知识的事上不陷身于撒但的网罗?”6而就教育来说,它是推行这个世界价值观的最有力的武器,没有哪个基督徒愿意让自己的后代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被灌输。在这位仆人看来,智慧与人的教育没有关系。“说得更认真些,像约瑟、摩西和但以理等人,他们的智慧曾蒙神分别重用于当代,而他们的智慧与悟性乃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并未假手于世俗的教育。而使徒保罗明明地把学问列在他所看为有损的万事之中。”7
总之,从本质上讲,这个世界因在撒但的控制之下,其倾向是离神越来越远的。直到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起来在这个世上建立它的国度。“‘这世上的事’自然的趋势是向着撒但而去的,它是越来越远离神。”8
如果“得救”就是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那么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其与这个世界的合适的关系就是:“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具体来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已经颁布了命令,要关闭这世界。”9因此,拿我们所处的行业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就如同你所在的学校将要被关闭,虽然你还可以在其中工作一段时间,但你已经不再把自己的前途与这个学校联系起来了。“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对世界失去一切兴趣,因此也使世界在我们身上失势,不能再辖制我们,那就是当光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看见了这世界已经注定要灭亡。一旦看见这件事,我们会自动地和整个撒但的制度分离。”10当然,在这种较强的末世论的背景下,这里暗示出职业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只是维持生计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团体)与世界(社会)的关系,如果这个团体试图建立起来一种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的话,那么,“基督教的文化乃是试图调和世界和基督之间关系,所作种种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不仅对基督教信仰是无益的,而且也注定不会成功。因为“这世界与基督徒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互不相干,彼此为敌的”11。断裂的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信徒只有在教会中才是安全的(即不可能被这个世界同化)。他不参与社会事务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有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基督第一次来,只救我们个人,没有对付这个世界和它的制度,也没有对付社会问题。”12
对于这位神的仆人来说,他确实触及到了这个世界的消极层面,让信徒看到我们与世界的分别,看到被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这特别容易陷入到世事之中的一代所需要领会的。不过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将一种就个人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态度,推及到教会群体当退出社会领域,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方面。

四、另一种释经

“世界上的事”究竟是指什么?回到约翰作品,《约翰一书》2章15节中所说的“世界上的事”(things in the world),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中人所建立的事业、组织、制度及文化?其实单从约翰作品(特别是这一节经文)中是很难推出这个意思来的。就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所谓“世界上的事”就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第17节加强了“世界”和“其中的事”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种并列与15节“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形成对应。世界过去,其上的情欲也要过去。因此,单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things”没有理由一定要解释为一种“系统”或者“体制”,好像这才是非人事的“事物”。其实,这里最直接的意思是指与人紧密相关的“情欲”(lust)或“骄傲”。
加尔文在《〈约翰一书〉》注释》中对相应章节的解释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这里的世界指与现世生活相关的每样事情,⋯⋯所有人的败坏及罪恶都汇集在这里,既有世间的乐趣,也有各种诱惑,它们将人辖制,让人远离神。”13 英文编者在这一段的脚注中这样解释,这里涉及“世界”及“世界上的事”。所谓“世界”与“世界上的事”的不同在于,世界是指不信的、败坏有罪的人,就如耶稣说“世界会恨你”(约15:19),其实是就当时不信的犹太人而言。如此的话,下面17节的并列就十分有意义:“这个世界中不敬虔的人会过去,他们的情欲和骄傲也会伴随着他们一并过去,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永远常存的。”这样理解的话,“世界上的事”就主要是指与不信者、败坏的人相关的事情,即所提到的他们的欲望与骄傲。
对于《约翰一书》5章19节,“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加尔文解释说:使徒这里所用世界一词的意思,无疑是指整个人类。除了那唯一的无罪者,整个人类都在撒但的奴役之下。对于《约翰福音》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加尔文在这里将“审判”解释为更新(reformation), 而不是咒诅(condemnation)。“在两个意思中我更接受前者,即这句的意思是说,世界一定要被恢复更新到某种更好的秩序。因为这个被译为审判的希伯来词字面意思就是良好的秩序。现在我们知道,没有基督,世界就会混乱。不过,尽管基督已经开始建立神的国度,他的死只不过是世界得到充分恢复进入良好秩序的开始。”14这里加尔文有一个前设,神在这个世界中本有一个秩序,只是由于人的堕落与犯罪,撒但介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秩序被扭曲并变混乱了。所以撒但借着人的罪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新的秩序,而是对原有秩序的扭曲与混乱;正是在这种扭曲与混乱中,世人落入到撒但的控制之下。撒但不是世界秩序的源头,而是对已有来自于神的秩序的扭曲与混乱。因此,败坏它的权势,不是取消这个世界的秩序,而是要恢复神所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对《约翰福音》16章11节,“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加尔文对审判的理解与上面相同。我们注意到,在《约翰福音》中尽管三次出现“世界的王”这个用法,但其中有两次都是在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积极的意义上用的,而不是在强调撒但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意义上用的。这在释经中体现为:在理解这三处经文中是以强调撒但现在就受到了“审判”为主,还是以强调撒但是“世界的王”为主。
对于《约翰福音》14章30节,“这世界的王将到”,加尔文也特别指出,虽然撒但被称为“世界的王”,但还有比它更高的权能:“魔鬼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不是因为他拥有一个与神分离的国度(就如摩尼信徒想像的那样),而是因为在神的许可下,他得以在这个世界施展他的辖制。因此,每当听到用这个名称去称呼魔鬼时,我们应当为我们悲惨的状况感到羞愧。无论人多么骄傲,他们还是撒但的奴隶,除非他们被圣灵所重生。因为这里世界这个词是指整个人类。”15就是说,作为世界的王是在神的允许之下;人由于自己的罪而将自己置于它的权势之下。所以王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罪人都是它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就是指“有罪的世人”。
《约翰福音》15章19节,“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加尔文解释说:“再一次,基督在这一段中用世界一词来指所有没有被神的圣灵重生的人;因为他在这里将教会与世界并列。”16把教会与世界并列,其实就是把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并列。
总之,在加尔文对约翰作品的解释中,“世界”基本上被理解为有罪的世人或者未重生之人;并且他总是把“世界上的事”与“世界(人)”联系起来解释,基本上是将其看作使未得救之人受到辖制的诱惑或欲望。在加尔文的注释中没有看到他把“世界(上的事)”解释为人类社会中的组织、制度或文化。
当然,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也讨论了“地上的事”,但却是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提到的。他区别了两类的事,即地上的事(earthly things)与天上的事(heavenly things)。“我所谓天上的事,指对神纯洁的认识、真正的义的途径及天国的奥秘。”而所谓地上的事,“我指所有与神及他的国、与真正的义及永世的福无关的事,只与今世有关,并限于今世的范围内。” 如果把这些地上的事罗列出来的话,它们包括“政治、经济、机械技术、人文研究”等。17
而就这些地上的事来说,在其源头中可以看到神的护理,或者其普遍恩典的介入,而非人堕落后,由于人的罪性(或撒但计谋)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所有人的心里存在着某种社会公平和秩序的观念。因此,每个人都明白,所有人间的组织都必须用法律来管理,并理解在这些法律的背后必有原则。因此,所有的国家和个人都一致赞同法律的必要性,因为法律的种子无须教师或立法官就已经深植于所有人的心里。”18显然,这种自然而有的普遍的原则源自于神的工作。联系到保罗在《罗马书》2章所讲的人的良知,加尔文这里所涉及到自然法的概念与人的社会良知有着深刻的关系。就一般的人来说,如果神没有在他们的良知中放置一些原则的话,神末后对他们的审判就是不公平的了。所以现实中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神播撒在人心中的良知(公平与秩序观念)要求,是神护理人类社会秩序的一种体现。虽然在现实中常被扭曲,但并非属于所谓撒但的“国度”。
这个基本原则也可以应用到人类社会建制或者文化的其他领域,例如科学。加尔文对于科学的观点可以分出如下几个层面来看。首先,加尔文认为,我们应当尊重科学,将其看作是某种真理。“当我们从世俗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他们的才能时,我们要让神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可畏的真理之光教导我们:尽管人心已经堕落和完全扭曲,却仍然披戴和装饰着神卓越的赏赐。”19对于科学的尊重,不是对这些伟大人物的尊重,而是对神造世界之规律与秩序的尊重,同时更是对在这些“伟人”身上显现出来让人可畏的“真理之光”的尊重。对科学家们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对秩序和规律所作出的观察与描述,“难道我们要否认这些事实吗?当哲学家们对大自然作出细致的观察与描述,难道我们要说他们是全然盲目的吗?⋯⋯那些研究药物之人,致力于我们的益处,难道我们要说他们癫狂了吗?对于一切数学上的知识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我们要称它为癫狂之人的杰作吗?绝不是,当我们读到前人关于这一切的著作时,我们不禁对它们崇敬不已。”20当然这种崇敬的源头在于对神真理之光的崇敬。在加尔文看来,在科学中包含着某种真理,虽然这种真理只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是暂时而非永恒的,不同于让人灵魂得救的更高的属灵真理,但其依然是真理。这其中主要强调的是,科学中包含着对上帝所造、所设立秩序的认识,而不只是人自身败坏智慧的汇集。
第二,既然科学是“真理之光”光照的结果,科学在其终极之处是来自于神或者神的恩典。“若我们视圣灵为真理唯一的源头,我们就不会拒绝真理本身,或在任何彰显他之处藐视他,因为如此就等于羞辱圣灵。轻看圣灵的赏赐就是羞辱圣灵。”21加尔文把科学看作是神对人类的一种恩赐,为的是帮助这些因为犯罪而陷入到悲惨处境中的人们。人们不应当拒绝神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帮助。“主若喜悦我们在物理学、辩证法、数学以及其他学科上,借不敬虔之人的成就和劳力得到帮助,那么我们就当使用这些帮助。我们若忽略神在这些学科上白白赏赐给人的才能,就理当因这种忽略受到惩罚。”22不过,加尔文也看到了科学的负面作用,即第三点,科学中的真理及其对人的祝福,如果没有更高的真理作为其根基,就很容易变成虚无,甚至被用来危害人类。因此加尔文在说到上述两个方面后,立刻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立刻接着说,这理解力和知识在神眼中若没有真理作根基,就只是暂时和虚无的。”23这里所说的真理指的是更高的属灵层面的真理。没有这种真理,神所赐美好的东西很容易被人败坏的本性所支配。
加尔文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角度,讲到神对人类的护理时,特别提出了普遍恩典这个概念。他的思路是,人类在堕落后,没有直线下落迅速被自己的罪恶所毁灭,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与禽兽的区别,主要原因在于神普遍的恩典。“这并不会抹去神普遍的恩典,反而提醒我们,使我们为仍保有的才能感谢神的慈爱,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慈爱,人的堕落早将人自己的本性毁灭殆尽了。”24凯波尔曾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加尔文的这句话,“这是水中的一条船,激流可以载着它箭一般冲向下游而使它遭到毁坏,但若以链索牵引,同样的激流则会将船安全地送到对岸。正是这么满有智慧的上帝,才能从恶中产生出善来。”25凯波尔这里所说载向对岸不是指救赎而言,而是就人想达到的某种程度的善而言。就是说,虽然有些世上的事情是出于人的败坏,但神护理的介入,却使本可能产生的毁灭性结果转变为对人类社会的祝福。
当然,神虽然以他的普遍恩典介入到个人的生活,介入到人类整体的生活,也介入到自然的运行,但此恩典并不根除罪,也与救赎和永生无关。按照凯波尔,普遍恩典的作用只是起到控制罪的作用,就如人类以智慧来控制动物的野性一样。按照他对加尔文这一思想的解释,如果罪不受控制地泛滥,那么就一定会造成整个人类生活的完全败坏、社会的完全崩溃,就如大洪水前的情况一样。但是神与人立下明确的约,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对罪进行抑制,使他亲手所造的不至于很快地完全毁灭。

五、讨论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其“不要爱世界”这个方面的要求来说,无疑是十分明确的。但其在理论上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基督带来的神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讨论清楚的。限于篇幅,笔者仅提出如下几点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笔者个人的第一点领会是,新旧世界的断裂性质在于:只有那些从这个世界中被完全救赎(分别)出来的人(分别出来是神的工作),才能够领会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所进入的新国度意味着什么、以及以一个新国度的使者身份进入到这个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他无法在某个理论的平面上把这两者逻辑地联系到一起。因此断裂性是指一种理论认识上的断裂,只是表明这是神自己救赎的工作使然;而对于重生得救并因此仍同时生存于两个国度的信徒来说,其中不存在可能造成人格分裂的断裂性。就如一个寄居他乡的人,虽然知道这里不是他的久居之地,但仍然能够充分享受在寄居地神所赐的各样美好。相对于中国教会传统所强调的与这个世界的分别,我们确实可以反省的是,你真的完全从这个世界中出来了吗?就是说,你真的领会到你已经进入到了怎样的一个爱子的国度中了吗?那种宇宙性的新国度、上面的新耶路撒冷圣城,你真的游于其间、惊讶于其辉煌了吗?
第二个领会是基于加尔文的看法,尽管神并不满足于对这个世界的修修补补,他定意通过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带来天上的国度,并在将来让他所有的儿女进入到他所预备好的新天新地,但出于对地上人堕落后悲惨处境的怜悯,他还是会用他的恩典借着他的护理来维护着人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秩序与制度其实并不是出于撒但,而是出于神的,神通过这个秩序制度以限制人的恶的方式来帮助人。虽然在败坏的人使用的时候,常常会将其扭曲,从而成为撒但所利用的工具,但并不能够因此说撒但是其创始者。就现代中国社会来说,传教士最初在中国建立学校、医院、印刷所、孤儿院等机构,显然有神对中国社会美好的旨意;虽然后来这些机构都被世俗化了,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祝福是不能抹去的。就是那些完全出于人的意思所设立的建制,神也不是完全的被动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中,虽然是出于人的意思,以色列人想要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但上帝并不只是被动地允许,而是使用这个制度来与大卫家立约,使大卫之约成为神救赎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第三,这里我们注意到问题的焦点是,对约翰作品中“世界”的解释是否可以衍生出第四层含义,即将其解释为社会中的组织、体制和文化。其实这很容易把这个社会中具体的机构组织、体制制度本身加以灵意化,即看作是撒但的某个部分。如果以此解释《约翰福音》中那三处“世界的王”的经文含义,就会让我们陷入到如下的逻辑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其看作是撒但所组建的体系而具有属灵的意义,一方面又认为基督对于“世界之王”的审判不触及到这个社会的制度。确实,撒但其实只是对具体体制有其控制的势力而已,这些具体体制并非属他的“国度”。审判所打击的,正是他控制社会体制的权势。就如人的身体,在人败坏且尚未得救时,确实被罪的势力所控制,成为撒但的工具。但在人得着救赎之后,人的身体也会得赎,甚至在这个世上就被看作是圣灵的殿。
第四点领会是,我们从信徒个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与从一个群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有所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从个人角度看其信仰,信仰的体现之一就是其“生命”,而生命似乎被理解为其灵里(内里/心灵深处)的光景,具有个人的私有性与隐密性。同时信仰体现之二就是见证,似乎与个人的生活处境及道德选择相关。但从群体角度看信仰,信仰就是一种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生活方式。对于群体而言,很难将其进行二分(既内里光景与外在见证)。群体生命的光景就体现在这个群体在其生活方式中所彰显出来的爱的方面,因为人们会因此认出这个群体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团体,所以其与社会公共生活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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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倪柝声,“不要爱世界”,《倪柝声全集》第五卷,500页。
2 同上,401页。
3 同上,402页。
4 同上。
5 同上,403页。
6 同上,404页。
7 同上,411页。
8 同上,414页。
9 同上,430页。
10 同上。
11 同上,438页。
12 同上,497页。
13 Calvin, Comm. I John 2:15.
14 Calvin, Comm. John 12:31.
15 Calvin, Comm. John 14:30.
16 Calvin, Comm. John 15:19.
17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3。
18 同上。
19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5。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6。
23 同上。
24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2.17。
25 亚伯拉罕•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转引自茜亚•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2006年,311页。

家庭教会的神学传统是什么 / 陆昆

我1994年信主,1996年进入三自的神学院读神学。当时,有很多人劝我不要读三自的神学院,但是我当时还想,就算三自是一艘破船,那神的意思也肯定是让我在船上跟大家一起一边修船一边往彼岸走,而不会是弃船而走,所以我就上了三自这艘船。但是上了船的三年时间让我明白,神并不使用这艘船,而是要使用另外一艘船。那么在这艘船上的人就应该是拿一副桨,跳到水里然后游到那另外一艘船上去,而不是继续留在这艘船上修补,也就是说不要在神要拆毁的地方添砖加瓦。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对真正的传统家庭教会的了解远远不如对三自教会的了解。我对三自的了解主要得益于在神学院所上的三自这门课程。三自的课程当然是从正面介绍三自的历史由来。有时候我们容易把他们正面所说的话都当作谎言,认为是在给自己贴金。但是对于他们所谓的合理性究竟不合理在哪里,我们往往并不关注。我自己会从与三自教会的比较来思想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包括很多部分,如中国家庭教会的灵修、对神的敬畏、对圣洁的追求、受苦的心志、传福音的热忱等。而另一方面我所关注的是当时使家庭教会成为家庭教会而没有加入三自教会的神学理由是什么;也可以反过来说,加入三自教会的这些人自己强调的神学理由是什么。

三自教会的神学依据

当我们说家庭教会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不是一个正面的词。我们很难回答家庭教会是什么,但我们可以说家庭教会就是非三自教会,因为它是为了区别于三自教会而形成的。那么在50年代,是什么使家庭教会成为了家庭教会,而没有进入到三自教会?起因在哪里?在介绍家庭教会之前,我们先稍稍了解一下三自教会的神学依据。三自教会起初的宣言叫“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此作为基督教社会参与的某种途径,名义上没有要求放弃信仰,只是要求信徒参与到新中国建设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宣言一直让我这个学中文的人觉得不伦不类,很不平衡也不美。很短的几句话,上面有三十多万个人签名,形成我们今日所说的三自爱国运动。这些人加入三自,是因为本来不信,还是因为懦弱,像彼得那样背叛了主?但我觉得,他们极有可能是基于一种自己认为正确的神学信仰。有好多人说,三自的特点是自由派和新派。但连王明道先生也承认说,当时三自的大本营,金陵协和神学院也有基要派的成员。这种情形不仅当时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在三自教会中有很多基要派牧师和信徒,甚至于一些不信的传道人,为了办好教会,赢得信徒的尊重,也是满口基要派的腔调,喊的口号比我们还响。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但是在三自教会里拒绝自由派的传道人和神学生大部分不是福音派,而是基要派,比我们还要保守。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还是基要的问题。那么,如果同样是基要派,为什么有的人加入了三自教会,有的却没有加入?我们通常会说这可能是基于对教会和政府关系的不同理解,也就是对政教关系的看法不同。如果真的是对政教关系的不同理解,造成中国教会如此重大的决裂,使中国家庭教会不得不在四十几年时间中走了最为艰难的道路,那么这个不同理解是什么,又是如何造成的?三自教会真的认为政府和教会应该无条件合作吗?家庭教会认为政府和教会应该无条件地不合作吗?三自教会为自己当时加入三自提出过怎样的神学依据?
当时的情景是,在政治压力下有很多人妥协加入了三自教会。但是在妥协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神学性依据。2大致如下:

一、神的属性和人的价值。神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必然要求惩罚罪恶,他也要求在世界中寻求公平和公义;神慈爱的属性,一定会要求一切为人类谋福利的事,因此神拯救的作为一定会立时表现出来。那么表现在哪里?很遗憾的是,没有表现在教会的服侍中,而是越过教会,表现在教会以外一些不信的人身上,他们高风亮节,大公无私,勇于舍己,谨慎自守,把中国从不公平中带了出来。这些人是谁?就是他们所追随的共产党。社会不公平的时候,共产党做了这件事,所以上帝的公平和慈爱的作为不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人光说不做,而教会外的人们非常卖力。很快,侮辱妇女的娼妓制度被取消了,大量失业的人有了富有尊严的劳动机会,而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社会有了全新的气象。即使家庭教会里的一些传道人,如杨安溪,至今也承认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作为。3当然,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与三自教会对这些作为的最终理解却有差异。从人的价值的角度而言。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是不可凌辱和迫害的。过去教会虽然谈神的公义和慈爱,爱人如己,实际却什么也没有做。反倒是不信神的共产党人被神使用来做这些事情。真正体现爱人的事,教会没有做,没有制止资本家剥削工人,使用童工;没有真正地施粥济难;没有指责敛财的不义。但是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地做了。这是他们第一个神学性的依据。

二、如何看待教会与世界。教会以外果真没有神悦纳的、值得赞美的事情吗?他们认为,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太狭隘了,没有看到神的属性体现在所有的地方,尤其是在今天竟然不是体现在教会中,而是体现在教会外的社会变革的洪流里面。人间的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正在形成。三自不信的教会领袖们直接使用相当神学性的词汇。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上帝所造的新人究竟在哪里?一个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遵循着最高的道德信念和带着对人类的大爱来行动的自我牺牲的人在哪里?他们使用新人这个词,政治上加入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的词,把它比作重生的经验。还有就是属灵观的重建。读经、祷告、传福音才属灵吗?真正的属灵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吗?所以他们认为,社会的工作,特别是积极投入到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的工作才是属灵的。教会不要以信和不信来做肯定与否定,而是从神的属性出发,从在世界中观察到的神的作为出发,应当肯定这是神的工作。教会应该越过这个藩篱,跳入到社会里面,吴耀宗甚至说假如这个社会能形成神所喜悦的那么纯粹高尚的制度,那么即使教会在这个地上被消灭,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中国教会从一开始就是进入到底层,最开始有效地在底层建立教会的宣教士是基要主义的,是为救灵魂来的。所以形成了中国教会的读经、祷告甚至是等待被提,不把期望放在地上的观念。但是三自教会的神学讨论就问,不要爱世界吗?神爱这个世界,只是很恨恶这个世界中的不道德和不公义,而不是恨恶这个世界本身。神喜悦这个世界,愿意它变得更美好、更公义、更成全人的益处,使这个世界合乎神的心意来荣耀神。在三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灵性口号是“荣神益人”。我一开始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口号,但是在三自里面待久了我才发现,它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口号,而是一个相当可疑的口号。益人就荣耀神,在众人看为美的事就荣耀神。如果不是共产党提出这个口号,我们自己或许也会觉得阿们的。但是在当时对共产党道德的正面性,是连受迫害的教会领袖至今都赞不绝口的。
有段时间,我相当困惑的一件事情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受迫害而死。我们通常叫做含冤而死。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因为爱国而死,他们是烈士,不是叫做含冤而死。在国民党的迫害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死去,他们不是含冤而死,是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死的。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是喊着打倒中国共产党而死的。他们说历史会证明一切,将来会显明我的清白,就是说他们本人对共产党是持相当高的肯定看法的。为什么会这样?知识分子没有勇气吗?中国向来有的是敢为义而死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50到60年代有那么多含冤而死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公然地把共产运动当成一个不正义的邪恶去反对,而是期望有朝一日共产党能理解他们,为其平反。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获得了非常普遍的正面性道德评价。这个情景,在现在的知识分子当中已经丧失殆尽了。但你如果到乡下走走,如果一个村长痛打了一个村民,那个村民终于被激怒而反抗,他指着这个村长说:“你是共产党?我才不信,我说你是国民党。”这个时候,他还认为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善待人民。由此可以看到,50年代开始共产党占据了整个社会的正面道德地位。
今天我们说反对三自,对很多人来说容易,因为这个时代是非政治化的时代,很容易拒绝执政党的正义性。因为就连我们周围不信的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人认为拒绝加入共产党是正确的做法。和今天的非政治化时代不同的是,当时是泛政治化的时代。在那个情况下,共产党几乎有被所有社会成员公认的正义性。所以拒绝三自,就是拒绝整个社会看为好的一切。所以真正的难处在于,拒绝三自的时候,不是拒绝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趋向,而是拒绝人人在内心深处觉得好的东西,这是与世界决裂。而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既拒绝三自,又不需要和世界决裂。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基督徒面对的是另外两个重大的社会性潮流:一个是民族主义,这是由政府有意识主导的历史形态。其实对于稍稍带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有重大的抉择。有批判性和独立性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面对的另一个抉择是,民主主义。实际上,这两个同样是世界的潮流,它们是等质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把民主主义神圣化。而当时的三自教会是把共产主义神圣化。对于一个30—45岁的知识分子,他可能会感到拒绝民主主义挺难的。而对35岁以下,18岁以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反而是觉得拒绝恨日本,拒绝与美国作对挺难的。因为这是他所处的社会潮流。当时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有点像现在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待民运和维权人士的态度,只是认同的程度上有天壤之别。在道德上产生很强的认同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难处是在信仰上能不能仍然有明确的区分。

家庭教会拒入三自的立场

三自教会当时如果是以这样的理由来加入的话,拒绝三自的人又是以什么理由呢?他们当时坚持的是我们今天应该坚持的属灵遗产吗?我下面会读一下刚才提到的王明道先生在4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人能够建设天国吗?”(所引王明道文章见附文)。
如果这是在五十年代写的,那就是跟拒绝加入三自的人一样,是为了自己拒绝进入的立场辩护。但是当时王明道著文时没有面临要不要进入三自的抉择,而是在跟当时的不信派辩论中,所作的一个基督徒和这个世界关系的宣告。实际上,当时一些有神学性理解的人,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意思去拒绝的。那共产党当时有没有直接说你要放弃信仰呢?这个时候,教会要持守自己的本分,当然是要敬拜神,但也要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正义行动中,这样是否加入三自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判断:共产党的政治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当时,王明道他们的判断不是在这一点上,他思考的要点在于:那是教会的目标,是神的计划,是基督徒应该委身的方向吗?出于这原因,他拒绝了。也就是说,他不是基于一般社会、政治的判断,而是基于神的计划和教会的超越性的理由而拒绝的。其实这个情形跟1934年的德国相似,纳粹兴起的时候,认信教会发表了一个宣告: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基督是基督,世上的元首是世上的元首。他们作了清楚的两分,拒绝委身到当时的纳粹运动中。当时家庭教会的真正神学性依据在这里,跟三自的神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神的作为是通过宣讲基督的福音和圣灵的工作还是通过社会中公义、善良、合乎某种高超标准的行动来彰显?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
最后,我要说的一点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家庭教会的一个继承者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和认同使家庭教会成为家庭教会的神学性依据,并且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特定有时效的理解,而是当成基本的神学共识。除非我们认同这个神学性的依据,否则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继承家庭教会的内在属灵传统。这个神学性依据就是:真正基督教会的特征在于与世界的决裂,单单忠于十字架的福音,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在这种决裂中承受整个世界的压力而受苦背十字架。

附:人能建设天国吗?

建设天国、创造天国、实现天国,这一类的呼声在今日各处礼拜堂的讲台上,在许多教会机关出版的杂志、书籍、文章标语里面可以不断地被听见看见。一些教会中有名望有学识的领袖领着大群不明白圣经信仰,不坚定不清楚的信徒,将这几句话几乎高唱入云。这几句话乍一听起来,真是堂皇漂亮,叫人念着想着就能兴高采烈,意气飞扬,将这污浊黑暗的世界改造成天国。这是何等奇异的世界,更表明人的才干本领是何等伟大。他们会建设天国,创造天国,使天国实现在世上。自有人类以来,五千多年之久,神所未曾做成的事业现今人竟要去做成。我真不能不佩服那些抱这种理想、唱这种高调的人,和那些有本领会想得出来,有勇气能讲得出去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不令我怀疑,我要提出来同大家讨论。第一,人能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白另外一个问题,圣经中有没有教训我们去建设天国。为这个问题,我曾详细地在圣经中查考寻求,结果从《创世记》第一章到《启示录》末一章,我未曾寻出一句话来,说人能建设天国。我更未曾寻出一句话来证明神曾吩咐人去创造天国,我所查出来的只有下面所列的几种说法。

1、等候神的国或盼望神的国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士,也是等候神国的。”(马可福音15:43)“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议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附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路加福音23:50—51)“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9—10)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12:29—32)

2、传扬神的国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马太福音10:5—7)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路加福音9:60)“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使徒行传20:25)

3、进入神的国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18:3)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3—24)“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马太福音21:31)“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马太福音23:13)
“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9:62)“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22)“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提摩太后书4:18)

4、承受神的国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马太福音25:34)“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马可福音10:15)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6:9)
尊贵的议士约瑟没有建设天国,不过等候神的国,盼望神的国。主自己所选召的使徒,未敢去建设天国,不过说主必救我进入他的国。主耶稣未曾教训他的门徒去建设天国,不过吩咐他们求神的国,传扬神的国,又应许他们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承受神的国。不料今日这些教会领袖们,竟会有这等伟大奇妙的本领,要去创设天国,建设天国。我惊诧他们的健忘,我哀叹他们的无知。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天国是谁去建设的?圣经中既然未曾说人要去建设天国,同时却又论到天国的预言和应许,那么天国究竟怎样实现呢?人不去建设它,谁去建设呢?容我们念神所默示的圣经:“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2:34-35);“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2:44)
《但以理书》2章是一篇论到世界列国兴衰代谢以及天国临到的预言。这段经文记载介绍神迹、梦兆,将未来的事指示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并借先知但以理的口解释这梦兆。在这梦兆和他的讲解中,就将凡与选民有关系的各国兴起消亡的城市都预言出来。末了,便说到地上的国至终都必消灭,唯独神的国要建立在地上,作永存的国。容我们将这梦兆和他的解释并他如何应验的事列在下面。人像代表自巴比伦国起至天国临到为止,凡与选民有关系的列国;金头,代表第一个国巴比伦;银胸与臂,代表第二国马代波斯;铜腹与腰代表第三国希腊;铁腿代表第四国罗马;半铁半泥的脚是代表列国,由罗马分裂而出的欧洲近代各国;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代表第六国神的国。历史告诉我们说,这段预言的前四国都已经应验而且过去,我们现今是在第五个时代中,不知道神的国什么时候就要临到。但神恐怕人对天国的道理觉悟过来,所以他预言那一块代表天国的石头,特地告诉我们说那是非人手凿出来的。在《但以理书》的解释中,又明明地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里对于所讨论的问题,我们得到一个清楚确切的答案,天国不是人建设的,乃是神建设的。不但这样,这段预言又明明地指示我们,天国不是世上各国逐渐联合变化而成的,地上的各国永远不能变成天国,天国临到的时候,先要由天国的王基督用铁杖把地上的列国打碎,接着天国便要完全地建立在地上,这碎石头变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那么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建设天国?这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天国是公义圣洁的,邪恶败坏的人绝不能建设一个圣洁公义的国;现今世界上一切人所建设的国,有哪一个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呢?野蛮的民族中有许多恶风陋俗固然不用提,就是那些自命为先进的世界列强,有哪一国在神眼中不是充满了不信、悖逆、诡诈、谎言、自利、淫乱、污秽、嫉妒、恼恨、强暴、凶杀呢?我们试着举目观望那些所谓文明先进的基督教国家在信仰方面的堕落,淫风的盛行,道德的败坏,国际间的互相欺诈利用,种族间的歧视倾轧,凭大欺小,恃强凌弱的现象,已过的世界大战和今日各国扩充军备积极备战的举动,哪一种情形不是对我们宣告说,邪恶的人类绝不会建设出良好的国家来呢?如果人真能建设天国,他们所建设的也绝不会比现在这些地上的国更好。这样,那个国就不能叫做天国,只能叫做地国,不能叫做神的国,只能叫做人的国。或许有人说,建设天国的事不是叫不信的人做,乃是叫不犯那些罪的基督徒去做,他们能建设良好的国家。真的吗?请问真实悔改得救离弃罪恶的基督徒在世上可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几?不必说世界上还有许多拜偶像的基督徒,以及不信有神的人,就是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大多数也是打着基督的旗号,为魔鬼服役,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义。真实归向基督,离弃罪恶的圣徒,不用说在全世界人口中占最少数,就是在教会中也不过是小群,他们因为属基督的缘故,又多是遭遇世人的厌弃、藐视、逼迫、欺凌。因为他们的诚实与敬虔,邪恶诡诈的世界绝不容他们居高位掌大权,因此他们都是贫穷的、卑微的,不能治人反受治于人的。请问这一小群贫穷卑微的圣徒能否在这穷凶极恶的世界中建设一个良好的国家?
这问题的第二个答案就是,天国是永存的,必朽坏的人绝不能建设不朽坏的国。人都是必朽坏的,他们所造的物绝不会比他们更强。但神的国是一个不朽坏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必朽坏的人焉能建设成功一个不朽坏的国?使徒保罗论到,使徒被接的事有话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15:50-53)圣经清楚地这样教训我们,必朽坏的连承受神的国都不能,必须经过变化得到不朽坏的身体方能承受。如今许多人竟然想要靠着必朽坏的血肉之体去建设天国,创造天国,昏聩无知到了什么地步!
还有一个当讨论的问题,圣经所说的天国是否一般人所说的理想社会?那些讲建设天国的人,就是以理想的社会为天国,他们以为将社会中一切不良的社会制度都革去,将世界种种陋习都铲除,没有盗贼,没有贫民,没有娼妓,没有战争,各国的人民相亲相爱,彼此不分,全世界的人都安居乐业,歌舞升平,这就是实现天国的事业大功告成。无论这种理想的社会怎么努力,决不会有实现的这一日。假如这种理想的社会借人力能实现,这也绝不是圣经中所讲的天国。圣经中所讲的天国,乃是神为那些信靠基督、遵行神旨的人所预备的一个永存的国。当基督再来时,他的圣徒复活改变以后,他们方得进入这国,承受这国。这国中不但没有罪恶,没有战争,没有苦痛,没有眼泪,而且没有死亡。理想的社会中可以没有盗贼,没有娼妓,没有贫民,没有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死亡是人力绝不能除掉的。因此理想的社会绝不能没有死亡。若圣经中所记神允许我们的天国不过只是理想的社会,我就绝不要信这种绝望的福音。圣经中所讲的天国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理想的社会,我们不盼望也无法盼望理想的社会实现。我们盼望神的国来到,我们不信在这一日比一日坏的世界上,凭人力能使理想的社会实现。我们信神在基督复临以后,要建立他的国。我们宣传基督再来,用铁杖治理万民,除尽罪恶,建立天国的福音。
最后,天国究竟在哪里?天国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末日,神要从天上带下来的。总结一下几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几个定义,圣经中不但未曾吩咐我们去建立天国,而且没有一次说到人能建设天国。第二,天国不是人所建设的,乃是神所建设的。第三,天国是圣洁公义永存不朽的,但人却是污秽邪恶必要朽坏的,所以人绝不能建设天国。第四,圣经所讲的天国,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凭人力改造成功的理想社会,乃是神为他所拯救的人所预备的永存的国。在这国中非但没有罪恶和痛苦,而且总不再有死亡。第五,当基督再来掌权的时候,天国必要建立在地上。天国近了,让我们急速兴起,弃绝建设天国、创造天国的谬说,预备自己追求圣洁,殷勤衷心,尽好摆在面前的一切本分,好使我们将来能承受天国,传扬天国的福音,好引人与我们一同进入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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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根据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录音整理而成,经过作者的审定。
2 参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1985年,2期。
3 杨安溪,《神在中国的手》,第二章。

他是点着的明灯——宋尚节的属灵传统浅论 / 新恩

20世纪的上半叶,上帝的手对中国教会有一个明显的扭转。他兴起了很多有能力的本土教会领袖。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由西方传教团体主导的局面。在这一复兴的伟人丛林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四大使徒”了(倪柝声、宋尚节、贾玉铭、王明道)。那一代人的努力,迎来了中国教会一个根本性变化:奠定了稳固的本土自立的根基。如倪柝声建立了不计其数的教会,宋尚节创办了许多传福音团体,贾玉铭创立了神学院,王明道则开启了富有特色的家庭教会。当然,发生这种转变,还有着无数人奋斗的曲折故事⋯⋯随着新中国改造运动步伐的推进,这种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与深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教会以最孤独的方式(没有任何外力的可能)度过了这一艰难时世。她不是仅仅生存下来,而是充满生命力地发展起来!这是莫大的神迹!可惜,今天大部分研究基督教的人却看不见。对于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要理解或更好地开拓现在与未来的中国教会,就必须谦卑地继承与认真地反思这一属灵传统。
曾听人说,贾玉铭是讲道理,倪柝声是讲道路,而王明道是讲道德。那么,宋尚节呢?他自然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假如宋尚节听到后人称他为“东方卫斯理”,估计他不会乐意接受这个头衔,就像唐崇荣不愿接受“东方葛培理”的称谓一样。我们承认其中的差异。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概括另一个人。但他与卫斯理之间的某些惊人的相似性,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受到吸引:学者出身,服侍社会底层群体(后来对精英影响很大),有强烈的重生经验,不遗余力地宣讲圣洁之道,近乎疯狂的工作日程,从不间断写日记,还有超乎寻常的祷告工夫,甚至包括不太如意的婚姻生活⋯⋯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相近纯属巧合,但他们的属灵气质类似就绝非偶然而是颇有渊源了。
美国北方卫理宗(即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1847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前往中国。福州是他们的处女地,也成了他们后来的议会中心所在。除福州外,宋尚节的家乡兴化(即今莆田)应该就是他们早期最重要的扩展地之一了。宋尚节的父亲宋学连就是该会的牧师,也是该会所办的圣经学校副校长。宋尚节除了尽得家学真传外(甚至包括脾气),有两个人对他有过极深远的影响。
大概五六岁时,他遇见了一位了不起的主日学老师——林鸿万牧师。他从老师那儿听到了许多令他受益终身的属灵故事。这是他日后讲道的第一笔财富。尤其是在他九岁那年,林牧师在受难节讲道所带动的兴化大复兴,引发了他一生的异象与祈祷。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我生命中,最愿意追忆的是那年的奋兴会,会中撒的善种,会后蔓延到各处,开出花,结出生命的果子。我时常祷告,希望五旬节的圣灵,也在我主领的聚会场所工作,光景如一九○九年兴化的奋兴会一样。1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宋尚节就是这次复兴的延伸与升华。谁说奋兴的果效总是短暂的?!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兴化美以美会哲理中学的校长章文新(Dr. F. P. Jones)先生。他一直对他的学生宋尚节赞赏有加。在他的自传《岁月如流》(The Moving Finger Writes)中,他念念不忘学生宋尚节,称誉宋尚节为兴化冠冕上最明亮的一颗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后来发起并任主编“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重要学者。他还是中世纪灵修名著《遵主圣范》(The Imitation of Christ)的译者。“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是中国教会史上第一套大型的神学丛书。虽因战乱未完成编辑目标,但已蔚为可观(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共32卷)。顺便一提,即使它有些美中不足,但到今天为止,依然是华人教会出版史上最齐整的一套原典。
我们看到,宋尚节的整个少年时光,都受了卫斯理属灵传统的浇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后,本来要进入金陵大学学习,却非常意外地去了美国俄州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在这里,他又在原汁原味的卫理宗教会里熏陶了三年,并参与一些讲道服侍。到此为止,他的整个信仰生活几乎没有越出卫理宗半步。但这并不表示,宋尚节后来的教导,只是“原教旨”般地复制卫斯理的讲章。他的属灵经验与中国教会的处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关键的是他的属灵经验。这得说说他的研究生生涯和在纽约神学院的遭遇。
他的研究生生涯(转到俄州州立大学),可以用春风得意来形容。和初来美国的苦日子有了天渊之别。优异的成绩为他带来了丰足的奖金(连中国政府也拨款给他),还有荣誉。作为国际学生联盟的主席,他有着非常广阔的交际生活。他与当时美国许多知名人物往来,其中不乏私交甚笃者(如中国人很熟悉的杜威)。他发起校园国际音乐节,美食节,还为促进黑人白人的和解举办宴会。他经常应邀在各种场合演讲,他的事情也常常见诸各家媒体。他写信给他父亲:“儿在这里几乎尝遍了一个摩登青年的全部时髦生活。”
虽然表面看来他十分成功,但他的内心非常忧郁。因为从事科学,这既不是他来美国的理想,也不是卫斯理大学招他的初衷。他来美国是为了学习神学,而后回国做牧师。在这段时间里,他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很少去教堂,并且深受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社会福音之影响。除了专业,他还广泛地研究哲学、历史、社会、经济等,甚至到了不时闪现无神论念头的地步。在当了半年助教后,美国方面希望他去德国进修,中国方面,北京协和医学院邀请他当教授,就在他不知何去何从的两难之间,《马太福音》16:26向他的心发出警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Wilker Fowler牧师的安排下,他火速地进入纽约神学院。这所学院在神学研究上,对所谓的理性科学趋之若鹜,是属于自由的“不信派”,只有少数信仰纯正的教授与学生。宋尚节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和科学家,常常深感一些教授的荒唐。于是他独自在图书馆埋头研究各种宗教,尤对佛、道格外迷恋。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道德经》,也开始打坐冥想(佛经)修炼身心。他被各种学说弄得意乱神迷,他的基督教信仰早已支离破碎。但假期的一次聚会,使他的信心开始醒悟:

圣诞节前,同学三五人,邀请我去赴一个奋兴会。出人意料的是,讲员不是什么学富五车的博士,而是一个年龄不到二八的姑娘。白鞋、白袜、白衣裙。她打开金边圣经高声朗读,用清脆洪亮的声音,高举十字宝架,将得救大道讲得透彻清楚。由于圣灵的工作,会场的空气改变一新。讲完道,跑到台前痛哭认罪的人中有民众领袖、政府元老、教会名牧。我十分佩服这种有灵感能力的讲道,一连去听了五次⋯⋯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朋友详述自己最近的感触:“要是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认他是你的见证人,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可曾受过圣灵的洗?得了丰盛的生命?”信没写完,我内心受到责备,自己虽然进了神学院,却没有受到圣灵的洗,因此不顾一切,决心追求新生命。2

接下来的寒假里,他阅读了许多属灵伟人传记。他发现每一位属灵伟人的共同特点:具有圣灵的能力。他羡慕不已!他的心无法安静。1927年2月10日晚上在祷告中的经历,是他生命与侍奉的转折点:

夜里十点开始,一幕幕的罪剧开映,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现出。剧中的主角是我,一转念想起箱底有一本久被遗忘的新约圣经,打开《路加福音》23章,我仿佛魂游象外,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来到各各他山上,我感到自己背负的罪担重得几乎要把我压死。
主已高悬在十字架上,两手的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我谦卑地跪在十字架下,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亲自看见主耶稣,脸上发光,手有钉痕地对我说:“你要改名为约翰。”主还给我解释:施洗的约翰修直主的路,作他的先锋。3

这段经历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弟兄姐妹耳熟能详的荒唐事:他被神学院长“安排”到了精神病院。仅仅因为他指责该院的错误教导以及不断与人分享十架救恩之道。他在医院里,虽然用数学题和读书报告证明自己理智之清醒,但仍然不被允许出院。直到他的好友从德国回来为他担保后,神学院长才肯让他出来。有意思的是在进去前,他刚刚写完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宗教、历史与科学的关系。几年来困扰他的问题,好像一下子豁然通达:基督乃我之生命,历史乃我之老师,科学即我研究之工具。他回忆道:“我融会贯通之日,也是我受难之日。”整整193天!在医院的这段日子,他用各种不同方法看了40遍圣经,并广泛阅读各种文史典籍。出院后稍作休整即于1927年10月4日,从西雅图海岸登上前往他留美七年来魂牵梦绕的故国家园。
七年前,他带着非常美好的属灵记忆离开中国,如今他又带着不可磨灭的属灵体验回到这里。在他信仰寻求之遭遇光照下,中国教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已昭然若揭。关于教会自立问题,他在美国期间就已多次在信中向他父亲说明,这和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问题毫不相干,而是和神学与属灵状况有关。在当时的宣教士群体里,社会福音派思想非常普遍。在中国人中间,也不在少数。他们基本上视基督为道德楷模,少有谈及基督对人生命的拯救。在事工上,他们热衷于医院、学校等社会领域,以图救国,但对于建造教会兴趣不大。这些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在研究生阶段他几乎被这种观念同化。据他的回忆,有这类背景的牧师、长老、教会学校师生是最难悔改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教会内部也是罪恶泛滥。有些牧师、传道根本不是基督徒,只是为了混一口洋饭的神棍;虽然有一些在道理上还算纯正,但却是妻妾成群的风流之徒。在这方面,甚至那些最有名的领袖,都深陷于这类丑闻中。但更加普遍的是,大部分基督徒既不明白基本的福音真道,也没有重生的经验。今天似乎也差不多。虽然有不少敬虔的弟兄姐妹不懈的努力,但却少有果效,因为缺少圣灵的同在。另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数基层百姓,教会竟对他们视而不见。主张所谓的“上层路线”方针。宋尚节拒绝对社会的不公视而不见,他无法容忍邪恶的潮流。他的心一定倾听到上帝对先知所表露的心声:他们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去,警戒这百姓并呼吁他们回转。他迅速做出回应,而他的回应是如此地令人震撼。
面对教会内外的信仰与道德的危机,自然而然地,神仆宋尚节的心中发出对生命、圣洁、爱(灵魂)的疾呼。在15年里,这些信息始终是贯穿他讲章的主题(这些是源于基督十架与圣灵能力)。虽然他的讲章看起来似乎很随意,而在解经上甚至可以说天马行空。既无章法可言,还经常出言不逊。显然,我们如果想从《讲经集》找出一套完整的宋氏系统神学,那是徒劳的。但这也没什么妨碍。他的言语虽然粗俗,道理却不粗俗。而且,充满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除非是灭亡之子)。他常常能在不经意间,指出某人具体的罪,使人在上帝的威严面前无法隐遁。他脚掌所踏之处,常常引致合城的人都不安,就如施洗约翰的出现一样。他的讲道,使不少地方的戏院、烟馆、青楼、赌场为他让路,甚至关门大吉。因为顾客都信主悔改了。他还因此多次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多像那个“扰乱天下”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多么渴望有这样的传道人!尽管他足以跻身神学学术界,但他没有像后来美国福音派神学家那样著书立说,以纯粹理性的方法说明基督救赎教义之可信,而是以活生生的神迹奇事,见证基督的大能。正是:十字架名号在各地区所显明的巨大果效,足以堵住不信者的口(阿塔那修)。但也因此遭受现代神学工作者的非难。不过,他确实不像今天“纯学术的神学家”:空谈宣教学却从不传福音,把三一论发展为玄学,却从未体验圣灵充满的滋味;热烈辩论人的成圣观,却少有灵修生活。正如肯培(Kempis)所说(大意):人即使可以讨论许多有关圣三一的道理,为人却不讨他的喜悦,那么,这些所谓的神学对我而言有何益处?实实在在的悔改远比知道悔改的定义强得多。但主的仆人宋尚节确实不一样,他把神学化在了生命里。基督教神学的根本特质是描述而不是抽象思考,而描述就要求我们有故事。对宋尚节而言,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他神学的基点(传给子孙的故事);大马色经验是保罗神学的核心事件(传给万邦的故事)。在这方面,宋尚节也许是中国近代教会中最接近先知和使徒榜样的圣徒。
任何一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即使先知和使徒也不例外。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教导的永恒性价值。只是我们需要谨慎地区分:何者为永恒真理,何者为文化习俗。对待基督教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当我们思考宋尚节的属灵传统的时候,就需要对两者加以区分。但这对研究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他需要掌握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的正统传承,另一方面,他得对历史处境有充分的了解。比这两样更艰难的是:属灵的经验。所谓“深渊与深渊响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笔者认为,中国教会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是高超的,绝非一般的理论可以分析与描述。她带有奥秘色彩的受苦,其深厚的含义目前还没有被真正揭开。而与此相对的是,近几十年对中国教会研究之表述的浅薄。其原因是,研究者往往都是根据近代西方的某一流行理论为基础;主题上也多限于政教关系,结论则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当然也有价值,但离重新建构中国教会属灵传统的目标相去甚远。这也与研究者的神学传统和属灵经验有关。我们解释所达到的程度,和我们的属灵洞见是成正比的。就笔者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教会的经历更多地是接近被掳时期但又混合着初代教会的经验。如果使徒能从被掳看出上帝救恩的安排(“神的时候满足”),那么我们也应该从中国教会的“被掳”看出神的安排。如果我们对被掳时期的先知之痛苦奥秘和初代教会的奇特遭遇感到不解,那么对于中国教会的经历至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因此,笔者对宋尚节的描述,深感吃力。读者诸君明鉴。

一、生命的信仰

强烈的重生经验,奠定了宋尚节后半生对信仰的理解: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礼仪,也不是一套道德教训,而是圣灵的重生。即使一个人常常聚会,甚至也受了洗,如果没有重生,就不是基督徒,与上帝的应许无分无关。之所以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常常听道,在人生的追求上却没有改变,依旧和世人一样迷恋名利虚荣,就是因为他没有重生或没有主观上的重生体验(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因为人不爱基督的真道,是因为缺乏基督的灵(肯培)。就如他之前,对于学问功名的迷恋。因此,依他看来,在信仰中,没有什么比重生更要紧。这显然是圣经最明显的道理之一,也是基督教信仰真正超越之处(约3:1-8)。只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看重与强调。

二、圣洁的追求

圣洁可以说是宋尚节博士最突出的教导。在他的重生之夜,他整整看了几大卷自己的“罪账”。罪的重担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才释放了他。在他不计其数的讲道里,几乎每一篇必言及人的罪及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这让我们想起《罗马书》7章中保罗的经历,还有马丁•路德的焦虑,这同样对他们的信仰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宋尚节似乎更加强调作为基督徒的圣洁。虽然他略有些苦修的味道,但非常强调靠圣灵成圣。他的成圣观也许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圣洁毫无疑问是圣经最严肃的教导:是神的本性,也是救恩的目标(出19:6,弗1:4,彼前2:9)。就如唐崇荣牧师所强调的,圣洁是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品质,是邪灵没有办法伪装的崇高。圣经宣称,惟有以色列的上帝是独一的圣者。也因此,“圣”成为基督教会最常用的形容词:圣经、圣地、圣殿、圣诗、圣工、圣徒、圣礼、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丧失了圣洁的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斯托得在《〈以弗所书〉注释》中称教会是“新社会”,意指教会乃一有别于世俗潮流的群体。此即“圣洁”的基本含义:分别(归耶和华为圣)。

三、圣灵的能力

幼年的奋兴会记忆和在纽约听小女孩讲道的体验,都使宋尚节对圣灵的能力渴慕有加。他深深地相信:科学不能救国,说教也不能复兴教会,惟有圣灵!他在经历圣灵充满后,对用艰涩词汇堆积起来的神学空谈反感至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此,他彻底告别学术生涯。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他丢弃荣誉博士金钥匙的故事。但我们不可就此得出知识无用的论调。因为他的博士荣誉可以丢掉,他的博士水平是丢不掉的。吊诡的是:往往只有最博学的人,才觉悟知识的无用。像有智慧如所罗门者,却声称智慧的虚空;有知识如保罗者竟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人能认识到知识的无用,事实上是一个艰难的求知过程。这和一般不学无术之流的盲目鼓吹“属灵”,有着天渊之别。如果知识真的没用,神就不用多方造就摩西、保罗或宋尚节了。如果我们结合解放前中国社会和教会的情形就会发现,神给他的训练是相当完整的。他在研究生阶段几乎被社会福音同化,在神学院期间迷恋东方宗教,这使他对于中国处境的理解和回应,准确而深入,他的讲道也因此更能直指人心,因为这是当时中国教会颇难应付的两股潮流。但他认识到:人心“不是依靠才能和势力”可以改变的,惟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救治)。因此,在他的传道生涯里,他最恳切的祈愿,就是不断被圣灵充满。

四、信心的生活

经济独立,是建造真正的中国本土教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上世纪30—40 年代,很少有中国人自己筹资建造的教堂,中国传道人的薪金也往往是外国差会支付的。虽然宋尚节有很多机会可以得到差会的支持,或到海外募捐,但他坚持过信心生活。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坚持不但遭到宋师母的反对(我们很容易理解师母持家的艰难),甚至连宋老牧师也反对。他不但没有屈服,还因此批评了他父亲信心之软弱。他父亲因此认罪悔改,不再劝儿子领固定薪金。神诚然是“耶和华以勒”,总是及时供应他一家的生活需要。后来,他不断建立布道团,同样不发薪金过群体的信心生活。前些年,温州教会的传道人或有意作传道的同工,也倾向不拿教会的工资(原因很多),但遗憾的是通常在赚足养生的资本后才献身。也因此,牧者往往是过了黄金年华之后贡献“余热”,而且很少人能克服富有对属灵生活的负面拖累:回避十字架道路。出路是因信而活。信心生活的重要性之一,是不依赖任何人或教会,使传道人可以更加放胆宣讲。同时,它能显明一个事工是否出于神的托付——“因为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它最大的好处在于,透过信靠,我们每天都会更认识那位差遣并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传道人的安全感,不应该来自教会的承诺,而是来自上帝的信实(诗37:3)。

五、全然的委身

如果按照理性的办法,宋尚节不需要全时间作传道。他可以谋一份自由的差事,然后“自由”地传道。他坚决地拒绝这种试探,全然献上。他的奉献,实在是彻底的委身,忠于上帝的召命。这不禁让人想起,没有学过化学的倪柝声办厂制药,而化学博士宋尚节却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有趣比照。他曾经叹息自己的讲道不如王明道,解经不如贾玉铭,唱诗不如王载,但他说自己比他们都拼命。第一次读《宋尚节》(应该是刘翼凌的版本)时,我深深被他的拼命精神打动。我们能否想象:在15年的时间里,每年讲道11个月,如果哪天不讲道,那就是在去讲道的路上。一天讲六到十个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而且他的讲道大声疾呼、手舞足蹈,俨然是一出戏。无论什么季节,每堂下来都是汗流浃背!这使我想起了唐崇荣牧师的拼命,虽然在神学上他和宋尚节之间犹如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之间的迥异,但他们对上帝呼召的投入,毫无疑问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们明显继承了保罗的衣钵:“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
不过,他们和保罗不一样:生儿育女,与神同行。不难推断,他们都是“忠爱两难全”的人。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出什么叫“爱主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他们内心的孤独,是现在竭力追求“幸福家庭”的牧者所不能体会的。而今天不依靠圣灵却以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看法作为前设,作婚姻辅导之类的“爱家”一族,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回家”的传道人。我想,也许光是今天的辅导课就足以毁了“宋尚节”。如果“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是圣人,如果真正为正义、国家荣誉而常年征战的人是英雄,那么,“为寻找浪子而流浪”的传道人至少应该得到同样的赞扬。我担心的不是今天传道人不顾家庭,而是太过迷恋了。不要忘记:人的仇敌往往就是家里的人。我相信,宋尚节一定能够和保罗一样:“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26:19)。

  六、福音的异象

我们难以理解“工作狂”宋尚节,是因为没有迫切的福音异象。试想,在一个有四万万同胞却只有一百万(新教)信徒的国家,作为上帝的仆人,福音的使者怎能安享生活的乐趣呢?而且尤其让人伤心的是,一百万里头大多都是挂名的基督徒,徒有其表,不过是“求饼得饱”而已。这“教会的事岂不天天压在心里”?而举国上下的偶像崇拜,又岂能不让人“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事实证明,神透过宋尚节的侍奉,大大改变了这一状况。许多人开始涌入教会,他去过的地区,布道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大批才俊,带着这份复兴离开大陆,成为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祝福。在华人教会里,布道上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唐崇荣牧师,就是他伯特利布道团时期的同工计志文牧师的学生。虽然他不是那时候唯一推动传福音工作的人,但他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如果从今天果效的角度来看,他的果效就更加明显。尤其当我们联想到,向外宣教一直是中国教会的难题,他的见证就弥显珍贵。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而言,他更具有典范意义——服侍底层的弱势群体。我从来不认为服侍乡村农民比城市居民容易。无论是福音使者宋尚节,还是扫盲功臣晏阳初,都向我们表明:只有受过完整训练又能谦卑俯就的人才能完成这一艰难工作。有人认为宋尚节很骄傲,这种批评实在让人不知骄傲为何物。就凭他起初三年之久向农夫村妇讲道,还经常探访他们,并一同担当他们生活的重担,就足以使无数比他“谦卑”的人汗颜。今天中国城市教会的基督徒,应该有宽广的福音异象,不迷恋小圈子的“共同语言”,愿意为福音面向他乡。就当前中国社会或教会的状况而论,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尤其迫切。

七、不住的祈祷

我们把祷告生活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次要而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卫斯理本人还是卫理公会,多方祷告始终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复兴,与许多人的祷告分不开。许多卫理公会的宣教士都认为,林鸿万以至宋尚节的兴起,是神垂听他们迫切代祷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南昌的舒邦泽牧师(Schubert)。和卫斯理一样,宋尚节在每天疯狂的布道工作后,就是夜间雷打不动的长时间祷告(15年里,他的睡眠严重缺乏)。他不允许别人打扰(否则后果很严重)。他的祷告不是只为自己的工作能力,也不是神秘主义式的爱语绵绵(非贬义),他的祷告最多的内容是代祷。他的心里装满了别人!根据他的记事本的人名,一个一个地祷告。谁说他缺乏爱心,只会指责(指责不也是爱的方式吗?)!其实,他根本不缺仁厚的深情,只是他的爱心深沉而隐蔽,习惯了造作煽情的时代,怎能洞悉暗室里超越疆界的胸怀?若非他写日记的习惯,这些事情恐怕至今不为人知。我坚定地认为,在祷告中代祷应该成为最核心的内容。摩西和众先知的祷告常常是这样,主耶稣的祷告则更加完美地表达了这一点(约17)。在教导祷告(神学和操练)上非常杰出的荷兰清教徒宣教士慕安德烈,他的《代祷》很精彩地论述了这一主题。预备讲章和祷告的时间比例严重脱节,是我们讲道缺乏能力的最重要的原因(改革宗人士稍安勿躁)。也许我们的解经比宋尚节合理,神学比他系统,词藻比他文雅,但我们却不能打动人心,改变人心,为什么?这是我们急切需要反思的地方。
祷告在信仰的生活中,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呢?我在这里尝试提出两点平常比较忽略的思考。首先,祷告使人克服了人不愿亲近上帝的天然恶性倾向,代祷则克服了不愿爱众人的“自我中心”原罪。这很好地解释了宗教情操(爱神爱人)何以作为真基督徒的标记。其次,常常面对上帝,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像他那样荣美的同时,也使我们在他面前不断操练一种敞开、诚实的品格。根据调查研究,牧师的道德变节,基本上是肇始于个人祷告的忽略。
鉴于灵恩派和改革宗这两个话题的热门,笔者觉得有必要作出一些简单的说明。众所周知,1906年在Azusa街教堂所引发的灵恩运动(传统五旬节或第一波)和卫斯理派息息相关。不过,宋尚节在美留学期间似乎并未和这一派人士常相往来,而且他在国内传道期间也不愿和灵恩派人士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在记忆中笔者在他的日记和《讲经集》里,都没有看到传统五旬节的招牌式教导: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必须证据和第二次祝福。他更多强调的是,认罪、祷告、舍己(背十字架)、爱、传福音(作见证)。虽然他也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总是强调信心、悔改,灵魂首先要得到医治。值得留意的是,这两个观念也不是卫斯理的教导。“第二次祝福”是他的接班人John Fletcher的教导,“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标记”则是五旬节运动后的产物。热衷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如果把卫斯理和宋尚节看为其“派内人士”,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观点。我甚至认为,如果宋尚节健在的话,今天的灵恩派很可能是他第一个要“骂”的对象。
持守改革宗的弟兄姐妹,常常因为宋尚节“阿米念—卫斯理”的传统感到不安。据我愚见,宋尚节只是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尝试建构神学的统一性罢了。虽然他的努力、祷告似乎要“摇动上帝的手”,但他的经验岂不是最有力地见证了“不可抗拒的恩召”?上帝告知他的侍奉只有15年,还有比这更明确的“预定论”吗?而他虽然竭力追求成圣,却强调圣灵充满对人生命的影响,这不是典型的“恩典神学”吗?更明显的是,他对罪恶之透视与懊悔,哪里还有“人性本善”的阿米念思想?尤其在他的祷告里面,为着神的荣耀的意念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正如施洗约翰的自我定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宋尚节是神为教会兴起的仆人,那么就必须敬重、思念并效法他。就如主耶稣称赞施洗约翰(我相信主也乐意这样形容他在中国的施洗约翰):“他是点着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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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灵历集光——主仆宋尚节博士的日记摘抄》,利未编,甘肃,3页。
2  同上,19-20页。
3  同上,20页。

中国家庭教会属灵的传统及基本精神特征 / 基立

今天从我所了解的,或者说从所服侍的地区这个有限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厦门鼓浪屿是一个很美的小岛,当地政府曾经因为城市的规划,要将一些老房子拆掉。后来,一位市民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认为应该保留历史风貌建筑。这个提议被采纳,最终这些建筑被保留了下来。鼓浪屿有许多历史风貌建筑。我曾经到过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因为现代化的建设将许多记载历史的建筑给拆了,以致成了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人,他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回到故乡,却发现再也找不到旧日的痕迹,无比地感慨!
如果放弃历史,一切就要从零开始,不仅很辛苦而且显得浅薄。虽然神对历史是一次性的或者说整全性的眼光和计划,但是历史还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是一个过程。神在人类的历史中掌权,按着自己的旨意,有序有效地来指导人类历史的进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家庭教会敬拜神?是什么东西吸引我们恒常、甘心乐意地把自己奉献,投入在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究竟有什么宝贵的属灵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一、家庭教会的基本精神

(一)持守信仰的纯正(真理
1、纯一清洁的心。我们所接触的许多主内老前辈,与他(她)们在一起,你会感受到那一颗颗清纯的心,他们是用内里的诚实来信靠和敬拜神,单纯、正直、专一,不求名也不图利,不想捞到什么属世的好处,不沾染世俗的污秽,没有掺杂任何政治的色彩,没有人意的操纵和干扰,他们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和根据,尊主为大。在家庭教会中,基督是元首,无可取代,惟独圣经是教会生活、工作与事奉的根基和根据。传统、理智或者经验,只能作一种参考,不能作为事奉的标准。你根据什么这样做? 凭什么如此说? 是谁告诉你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主;没有圣经,我们根本就不能认识自己到底是谁,也不能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惟有神的话,让我们可以安心、放心地去遵行。特别是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神的道成了一个稳定不变的中心,一块稳固可靠的磐石。
记得1978年1月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弟兄到医院照顾另一位病危的弟兄。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这位弟兄去世了。我们将他送到太平间清洗干净,更换衣服。这位弟兄和他的妻子曾为主的缘故被关在监狱十多年。他们被抓的时候,儿子只有3岁,还有一个老母亲,那种境况催人泪下。终于夫妻两人被释放回到家里,丈夫却因为长期的劳累,营养不足,患上了肝癌。那天,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坐在这位姐妹的旁边,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姐妹淌着泪,轻轻地说:“神若是杀我,我还要信他。” 她这句话,让我心里深深地受震撼。饱经苦难的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伯19:25—26) 属灵前辈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和神的话语上。真实的信心是根据神的话,经历神的话,见证神的话。耶稣的真道是我们信仰惟一的根基。在教会的事工上,跟随圣经中的基督,把握纯正的福音,拒绝一切的混杂,抵挡异端的侵蚀,这就是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信仰。
2、我们是为了信仰——王明道弟兄表达了基督徒的心声。这并不是枝节的问题,乃是一个核心价值、核心信仰的问题。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偏差。五六十年来,中国家庭教会所持守的就是为了这个真道。保罗在他的谢世劝言中,勉励提醒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提后1:13)我们的前辈在极艰难的岁月,在毫无指望的年代,因信仍有指望。所遭遇的这一切并不影响他们对神和他的应许的信靠,他们的信心突破恶劣的环境,而定格在上帝的话语上。无论是什么处境,都要持守纯正的信仰,守住自己尊贵的身份。神的子民从不降格,也不顺应时势潮流。他们认定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荣耀上帝。有许多为主受苦的人曾这样被问,“你还信上帝吗?”只要一句话,“我不再信耶稣”,第二天就可以回去。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情愿为着纯正的信仰而放弃自由,情愿为着信仰让他们的青春年华、才干、学识等被埋没在监牢里,代价虽然极其昂贵,却以为是值得!他们诚然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一个纯正的信仰。其实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不珍惜自己的年华和青春。他们跟我们一样,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就如恩立姐妹经历了漫漫的牢狱生涯之后,对于生命与生活依然是那么执著、热诚。她很喜欢花,直到今天她的客厅每天都摆着鲜花。保罗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参林后11:2)

(二)走十字架的窄路(道路)
1、在苦难中成长。有无数的基督徒在神所许可的特定的熔炉中,接受苦难的熬炼。在一个完全被封闭,被外界称为“铁幕”的国度里,形形色色、花样百出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冲击着基督徒的信仰。上帝的仆人使女纷纷地被抓、被判刑、进监牢,礼拜堂被关闭,圣经被抄光、烧光⋯⋯。当时一个执政者得意地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博物馆。”然而神却保守一群忠贞的儿女,“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8)他们选择了十字架的窄路,经历了极大的考验,生命在苦难当中成长、成熟。有些人在刚进去监狱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姐妹、小弟兄,但是当他们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却成为一个非常棒的见证人。没有任何的依靠,只有依靠神。在困境中借着祷告,思想上帝的话,与神亲近,每一天支取上帝所赐给的力量。他们的信心有很深很深的根。神借着苦难将他的儿女投入到熔炉当中去熬炼,许多的渣滓被炼净,被压榨出来的是基督的生命,成了人丰盛的供应。许多时候宽松舒适的环境,使人更容易偏向世界。苦难塑造了一代信徒美好的属灵品格。存留下来的是金子般的信心,极其地宝贵,他(她)们成为神在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同时,苦难也像铁犁一般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耕耘,令那片生硬、冷漠的心田破碎、松软,为福音种子的播撒做了深入的预备。家庭教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处境当中产生、成长并脱颖而出。
2、为基督作见证。记得有一位姐妹刚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她的一位还未信主的亲戚、某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问她:“你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还是从大门里走出来?”神忠心的儿女可以为神交上一份坦荡、透亮、完满的答案。有许多的书、个人传记讲述了这许多见证人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王明道、郑惠端、李慕圣、恩立姐妹等等,他们甘心乐意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主受苦,为福音的缘故被捆锁,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提后1:12)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主耶稣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以殉道者的精神宣扬了十字架的真理,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却结出了许多生命的子粒来。又像一个活祭献上去,满足了主的心意。他们坦然面对逼迫、凌辱,默默地忍受,没有抱怨,没有苦毒,心中无怨,心中无‘剑’,很简单地与主连接。一切的伤痛都由主来抚慰,他们诚然是多受忧患,多蒙恩典,多结果子,在地上见证主的名,生命就是为了荣耀主的名。他们有志气却不凭血气,有骨气却没有傲气。记得1974年一群为耶稣被囚的主的仆人使女陆续获释归回。在他们身上我们没有闻到一点监狱的味道,却洋溢着馨香的气息,满有喜乐的荣光,活泼的生命经历和见证,很深地吸引我们这一群刚刚被主兴起的年轻人。每一次恩立姐妹作完见证,我们都请她唱一首歌,她从不推辞,每一次唱歌,我都会心里受感而流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属灵的见证火炬应当代代相传,不要失去。而家庭教会接过了属灵前辈的火炬,继续往前行。
十字架不仅仅只是受苦的标志,它更是一种得胜的记号,超越苦难、超越死亡、超越环境、超越时代的标志。十字架也是一个放下自我、顺服神的宽广荣耀的记号。因为那是上帝智慧的结晶。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他活着,我们能面对明天。《耶利米书》35章,用一整章记录利甲家族的子孙,他们谨守先辈约拿单的吩咐,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园还是被迫在别人的国土寄居,都没有违背先人的吩咐。就因为这样,他们蒙上帝的悦纳,被作为鲜明的榜样和见证记录在圣经当中。

(三)改变生命的事奉
 1、心灵的追寻。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3:11)使人有一个永恒的探索和追寻,这是神在人心灵深处造出的神圣的渴慕。想到70年代初一群年轻人,在神面前单纯的渴慕和追求,觉得很奇妙,我相信那一定是圣灵所动起的善工。这圣灵的水流遍及中国的许多地区,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许多人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命在追求中,一点一点扎实地成长起来,我们如饥似渴地寻求真道,听道、问道。上帝也借着没有被关进监牢的几位前辈来引导我们。我们抄录圣经、诗歌、属灵的书籍。经历了漫漫的长夜,70年代之后,许多人的心灵苏醒过来,满有新生的活力。我们形成了小型的聚会,一起祷告、读经、背经、交通灵修心得。
在那时候我们曾引导一个年轻人信主,信主之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整本新约圣经读完背下来,几乎是只字不漏。在一次交通聚会中我们问他,为什么上帝的话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有一位容貌美丽的母亲,但是到将近50岁的时候,患了胃癌。临死之前,非常地痛苦,不断地哀哭⋯⋯这位弟兄说:“如果我像我母亲那样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的结局不会比我母亲好。”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句话“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前1:24—25)感谢上帝,借着一个母亲的去世影响了自己的孩子,使他懂得去追寻那个存留到永恒的东西。
那个年代,上帝许可许多的东西被拿去,书籍、杂志、电影等等都被封闭起来,这反而让我们有很专一的时间来好好读上帝的话。有一位老弟兄保存了一本新约全书,我们将其折开分成27卷,一人分一卷,一卷一卷地抄。当时我们的圣经、诗歌和一些属灵书籍都是手抄本,抄写圣经使我们练就一手很漂亮的字。后来国外的一些弟兄姐妹把我们抄的这些圣经、属灵书籍带到国外去,勉励他们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能够背的经文都是在那时候背下来的。在艰难的环境下,上帝让我们去追寻那上好的,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在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心灵里的喜乐和满足,我们经历了从虚空到踏实,从无望到希望,那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我们热诚地为主作见证,传福音给亲人、朋友,圣灵也与我们同工。有一些信徒开放自己的家庭,先是以家庭成员为主,渐渐地亲人、朋友、同学等也加入这很不起眼的家庭聚会,神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给我们。于是,这样的聚会星罗棋布遍及各处。刚刚被复兴起来的弟兄姐妹是那么热诚和谐,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许多冷淡退后多年的肢体也纷纷起来。聚会的人数从几个到十几个,再到几十个。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亲密甘甜,兴奋喜乐。一句神的话语,一个小见证,都会令人心里深受感动和激励。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和弟兄姐妹和谐相处的美善。
直到1998年1月我们才开始主日崇拜,从刚开始的六七十人很快就发展到百多人、几百人。各位同工也陆续建立了新的聚会点。我们亲身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在那艰难的年代上帝用神迹奇事并圣灵的能力来印证所传的福音叫人信服。惟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也惟有基督能满足人的心灵。
2、属灵的凝聚力。无论刮风下雨,寒冷的冬天或是酷热的炎夏,看到男女老少几百人按时按序、有条不紊、挨挨挤挤地在普通、简陋的房子里敬拜神,安安静静坐在那里聆听主的道,心里都会涌起无比的激动和感恩。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有圣经真理的传扬,有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的相爱。常常有父母带着自己的儿女,青年人带着自己的朋友、同学前来听主的道,寻求生命真正的意义。感谢神,他今天将这样尊荣的托付赐给我们。上帝竟然选择我们这些很普通平凡的人,洁净我们、装备我们并且使用我们。我们虽然微小有限,但是我们的服侍却是无比尊荣和神圣。我们今天从事的是一项能满足人心灵深处的需要、并与永恒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伟大工程,这不能不叫人心生敬畏。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提前4:16)
有一位弟兄患了前列腺癌,卧床多年,癌细胞扩散,甚至连骨头也被侵蚀,动也不能动。医生担心他一动就会骨折,将他的脖子固定住,这让他十分难受。但是每一次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很喜乐,生命中充满了感恩。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够回到教会和众圣徒中间一起敬拜上帝。真没想到,几乎大部分因患病不能来到教会的信徒都表达了同一个愿望,教会的生活在于吸引。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12:32)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真理,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当十字架的真理被传开,基督的爱被认识,自然而然就要吸引万人归向神。教会不是依靠势力、财力、智力,不是靠拉拢,不是靠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也不是靠花样多变的活动,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教会是永生神在地上温馨的家,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就像一盏盏点着的明灯,照亮一切归家之人的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十字架的道路是基督走过的路,也是历世历代先辈走过的路,我们因基督钉十字架而得到神的救恩,理当脚踏实地跟从基督和前辈的脚踪,按着圣经的教导走十字架的道路,靠着圣灵的大能传扬十架的真理。我们盼望上帝的大爱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他的恩典为万人所获得。

二、家庭教会的特征

现在谈谈家庭教会的特征,从四个方面讲。
(一)家庭式的教会。家庭教会是在特定的年代所产生的,也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模式,与初期的教会很相似。正像我们所熟悉的百基拉、亚居拉及腓利门的家,教会就在家里,教堂不是教会。教会是上帝的家,有神就有家,有神就有敬拜的对象,就有安息。同时家庭教会是一个个奉献的家庭甘心乐意为主摆上。我们的家没有一个房间是隐藏的,几乎每个房间都派上用场。令人觉得亲切自然、朴实无华,比较容易拉近距离。
教会是个家,是永生神的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接纳,用爱用真诚接纳一切愿意寻求神、归向神的人。当一个人感受到爱,发现自己很有价值,被肯定、被接纳的时候,他们就有平安和满足。就有力量和胆量去面对生活。
有两位同工,完全开放自己的家,接待弟兄姐妹。每个主日崇拜之后,他们都会预备好几桌的食物,邀请他们在家中用餐。这种家庭式的爱和接纳吸引了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
多年前有一位弟兄在一个外资企业服务,老板是一个基督徒,常常关心一些乞丐和很贫困的人,然后再把这些乞丐带给这位弟兄,弟兄尽心尽意地去关怀这些“弱势群体”以至被同工称为“丐帮帮主”。这些乞丐被带到我们家里来。每到星期五,我们有两个聚会,外面是姐妹团契,里面是乞丐小组。只有一架钢琴,当琴声响起的时候,歌声就里应外和,相信这种发自心灵的歌声,连天使也会喜欢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突然飘来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原来有一位弟兄带回一个身材矮小的乞丐,全身非常脏。他被直接引到卫生间,一身肮脏发臭的衣服和鞋子全被装进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里,再被扔进垃圾箱。当他从卫生间盥洗出来后,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不仅是外面,连里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直到现在,他依然在我们的教会学习服侍。在一次布道会上他以亲身的经历见证了福音的大能,影响了很多的人。
(二)小组祷告查经。小组的祷告和查经是基本功,不仅能使我们与主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能去支持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每一场布道会背后都有祷告支持,布道会多久,祷告也多久,所以每一次布道会都会有许多慕道友决志归主。小组祷告和查经是家庭教会非常重要的特征。家庭教会起初的人数相对较少,彼此的关怀会比较深入、细致。小分队的活动比较方便,有活力,出入自由。并且可以让很多人来参加服侍和操练,发挥他们的恩赐,所以比较有可能实践人人皆祭司,人人皆宣教。
(三)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在比较艰难的环境中一起成长起来,所以彼此比较了解,有信任感,比较单纯,没有世俗利益的掺杂。我们之间不单是一种事工的关系,还是神家里的人,彼此之间称为弟兄姐妹,这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建立起属灵的伙伴关系。在我们的同工团队里,有信主几年、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多年的同工,在教会里同心事奉主。
(四)属灵前辈的影响。因为有一个人勇敢地站稳了,就使许多人也站住了。属灵的前辈们对主的忠心,对真理的持守,甘心乐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对后辈的影响甚大,深刻且长远。人常听说,新一代人是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今天我们应该说是跟随前辈的脚踪。正如《希伯来书》13:7—8所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三、家庭教会的展望

面对时代的变化,我们当作些什么?
(一)工人的培训。

今天家庭教会十分重视工人的培训,这些培训有本教会自己办的,也有中外合办的,相当密集。但各种不同的系统、宗派带来不同的教导和影响,很多时候反而让人产生迷茫、困惑。同时,许多培训缺乏长期性、前瞻性、整体性的计划和安排,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仅是应付眼前的需要。有些人接受了一点培训,加上又有比较强的活动能力,就到处开聚会点,四处拉人,拉讲员,导致培训遍地开花,各自为政,师出多门甚至产生不应该有的冲突和纷争。
另外一方面,因为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限制,新一代全时间的传道人比较少,我们的同工大部分是带职的。教会的增长重在质,有质就有量,是质带动量,有工人就有工作,工人比工作重要,品德比才干重要。属灵没有速成,需要岁月的沉淀,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属灵也没有封顶,活到老学到老,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家庭教会应当重视培养合神心意的传道人,不是合乎世界潮流,不是迎合人的口味,乃是要合神心意。唯有合神心意的人,才有合乎神心意的事奉。在这个事工上,我们应当有信心、有耐心,并且愿意付出代价。起点可以高,但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上帝用两天的时间培养一个蘑菇,但是却用60年的时间培养一棵树。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惟独在栽培工人的事上,上帝用了很长的时间。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用80年的时间来磨练造就一个时代的工人。现在有些人从神学院出来,就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但是如果品格不接受上帝的陶造,就会像一只刺猬,走到哪里就把伤害和痛苦带到哪里。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家庭教会正在栽培一批又一批有美好灵性、有正确神学基础、有属灵异象和使命感的工人去迎接时代的要求和挑战。上帝的作为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二)教会的管理。教会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受限制的环境,导致管理松散无序,彼此联络沟通很少,合一的观念非常弱。教会的管理不善,必然导致事倍功半,使其很难有序有效持续地发展。如何按照上帝的心意和圣经的原则,因人因地制宜,使教会的管理渐渐步入规范化呢?有几种管理模式值得参考:一是经验管理,这是一种家长式管理,比较注重经验和传统。它的优点是强调个人的灵性,生命的经历。而它的缺点是比较狭窄、固执。二是制度化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有比较健全的规章制度和监督机制,大家有章可循,一切按照制度办事,注重工作的导向和效率。其缺点是有点像在公司办公,往往会忽略了人际关系。在教会里,人际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也是艺术。所以有人称传道人是“公关主任”。人际关系不好,事工很难展开,甚至有散架的危险。教会的历史证明教会的制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因为败坏的人会破坏制度。第三就是所谓的文化管理,要求形成共同的事工理念和同工守则,建立共同的管理价值观,尊重人并给予信任和机会,使各人知道自己的责任,发挥各人的恩赐,包括主动性和创新性,用真诚相待,建立有效的团队。
管理模式还有许多,然而建立一个真正的属灵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只停留在事工的关系上是很危险的,很脆弱的,一旦看法、想法、做法不一样,就有可能各奔前程,分道扬镳。我们今天应当一起思考耶稣怎么说,怎么做,怎么行。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他把很复杂的东西简化了,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对于人的思虑和烦恼,耶稣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他指着野地的百合花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太6:26,28—29)那么简单的一个教导却讲出了伟大的真理。所以我常想,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把人世间所有最复杂的问题都简化了,简单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只能用简单的信心去接受。用简单的信心去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耶稣的工作,相信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依靠圣灵,按着圣经的原则和方法来对教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同工间建立起真正的属灵伙伴关系。
(三)教会的牧养。我们从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小组发展到几百个人,教会人数的增长是上帝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是牧养的问题。一大群的同工虽然常常外出探访,但还是有很多缺漏和疏忽,关怀不到位、不能深化,同工的工作量增加使大家疲于奔命、力不从心。曾经跟我们在一起成长,现在旅居国外的一些弟兄姐妹,至今仍然很怀念在最困难的年代,单纯简朴的小型聚会。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实际问题没有处理,彼此之间的关怀、扶持、代祷渐渐失落了,不知不觉我们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同工整天忙于各种事工、会议,显然这种管理模式无法应付时代的要求。
另一个方面是青年的一代与我们有很大的思想差异,他们的目标和所持守的也不一样。新的一代人所面对的不再是逼迫,而是一种世俗文化的影响。要想对信徒的牧养能够深入扎实地进行,建立健康的小组势在必行。
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比以前复杂得多,比以前范围更广,更多元化,然而核心的价值和基本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正像以前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抬着帐幕、约柜。当他们进入迦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必再扛约柜,而是需要建殿,设立诗班,与以往有很多的不同,但有一件事不变,就是他们敬拜的对象和属灵的原则不改变,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王明道有一句很宝贵的话:“讨神的喜悦是最安全,也是最省事的道路。”
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团契还是一间教会,其道路与前途完全取决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态度。

探讨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 / 天明

本文是从总结的角度探讨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以及当下家庭教会在继承的基础上需要成长和突破的地方。笔者个人认为家庭教会属灵传承有七个方面:坚守基要信仰;持守政教分离;走十字架道路;注重内在生命;注重悔改、祷告及圣灵的工作;强调信心生活;特别注重传道。

一、坚守基要信仰

家庭教会所持守的是基要信仰。基要信仰是针对自由派神学而言的,它特别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圣经的绝对权威。圣经是神完全无误的默示,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绝对权威和真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可以削弱圣经的绝对权威。二是强调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他为人类的罪受死、复活,并且将来必要再来。三是基督的受死及复活是救恩的核心,它对个人灵魂的得救绝对地必要。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以上基要信仰,在抵挡错谬的自由派神学、建立纯正信仰根基上贡献良多。
不过,一些持守基要信仰的家庭教会,因为强调基要信仰,而排斥和批评所有的神学(以为神学会削弱信仰和真理的绝对性);重视个人的灵魂得救,而忽略了社会关怀(认为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世界都将要过去),时间久了使信仰日渐远离尘世,教会与世界逐渐地隔绝而让自己封闭起来。这背离“道成肉身”的基督的信仰精神。这也是现在的家庭教会越来越少说自己是基要派,而开始说自己是福音派的原因。

 二、持守政教分离

家庭教会一直非常强调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强调教会不能与世俗政权联合,若联合或依靠它就等于犯属灵的淫乱。因此,在政教关系上家庭教会所持守的实际上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但笔者发现,早期的家庭教会(后来的也类似)实际应用政教分离原则的时候,很少以政教关系的角度来处理,基本上是从个人信仰的角度来提出,回避教会与政权的直接面对面。为什么不参加“三自”?王明道提出、后来被家庭教会普遍应用的理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我们与“三自”里面的人的信仰不同。然而,如果吴耀宗、丁光训所持守的不是自由派神学,而是基要信仰的话,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其实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不单单因为它是“不信派”,更是因为在“三自”之上或背后有政府的控制(领导);因此,可以说参加“三自”就是以政府为头,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这样教会就不再是“童女”而是与世俗政权联合的“淫妇”。在家庭教会中也有过从教会自主权的角度勇敢提到此问题的(如袁相忱,林献羔等)。
我们充分理解当时高压政治下他们应对的智慧,也十分敬佩他们个人所表现出的信仰的勇气。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教会成长到今天确实仍然一直以信仰的名义来回避直面政权,很少正面表明我们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认为这是政治问题而不予讨论。这样长期回避直面政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教会放弃自己在社会中的一切权利,也意味着放弃社会的公共领域。“三自”运动之前,无论是王明道还是倪柝声,他们都还能够公开出版刊物和报纸等,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当教会回避直面政权的时候,就失去了一切合法的权利,也失去了整个社会的公共领域。所以过去只要有基督徒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教会就非常敏感和紧张。直到几年前一般的家庭教会都还非常敏感且有意地与那些维权的基督徒保持距离,怕“引火烧身”,但到今天很多家庭教会借着他们的帮助,进入法律这一社会的公共领域,以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教会的成长,家庭教会必将进入公共领域(去年全国的众家庭教会参与赈灾行动足以证明这一点)。有时我们也需要像当年的使徒保罗常用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及当时的法律,保护自己的信仰及传道的权利一样,以对信仰的坚守以及借助法律来维护教会的自主权。

三、走十字架道路

家庭教会既然不跟政府妥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必须走十字架道路,要为信仰摆上自己的一切,摆上生命和家庭,而且毫不犹豫地彻底摆上。因此受苦成为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基督徒的属灵印记。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持守信仰、在真理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基督徒,在那时候不受苦是几乎不可能的(除非有神特别超然的保守)。尤其是作为教会带领者的传道人,首先要面对为信仰遭逼迫走十架道路。
我们相信苦难炼净了传道人和信徒的生命,也炼净了教会,更是透过信仰先辈们的苦难,打下了不被阴间的权柄所摧毁的坚固的中国教会的根基。但长期的苦难也带来了另外一种影响,就是使信仰更加个人化,信徒们都被“分解”了,每个信徒必须个人性地来面对信仰。因为当时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基本不存在了,传道人也被关起来了,弟兄姊妹只能自己悄悄地读经祷告(如果还有圣经的话)。苦难带来的信仰的个人化,削弱了信仰的教会性(群体性)特征,即强调个人的信仰及见证,却忽略了教会的建造以及整体教会见证的重要性。因此,长期遭受逼迫的家庭教会,既应寻求处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当持有的平和心态及信仰形态,以防止将受苦经历变成属灵标签的危险,又要学会如何在相对平安的年日里舍己走十架道路。

四、注重内在生命

家庭教会属灵的特质是特别注重信徒内在生命,强调信徒个人与主的关系,并且以灵修追求属灵生命。无论是受到敬虔派影响的倪柝声,还是毕业于长老会神学院的贾玉铭,在这一点上都非常一致,而且这也是中国家庭教会一直以来特别注重的。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注重内在生命的家庭教会的信仰形态,虽然有受到西方神学影响的一面,但更多是受到中国传统信仰的影响。中国的传统信仰,无论是什么宗教,大都注重个人的修炼及修养,并且以达到某种境界为目标(这样的境界一般没有客观的、可衡量的标准)。追求个人与主的关系,造就内在的生命,以此在我们的生命中反射基督的荣光,这本是好的。
不过家庭教会常用“属灵”来表达的内在生命,很难用客观的社会化的行为标准来衡量,其结果是属灵生命很容易与现实生活脱节。其实圣经讲的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就是属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有清楚的出于真理的行为标准的,不是以人的内在感觉或境界来衡量的,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作为丈夫,作为妻子,作为父母,作为儿女,作为主人,作为仆人,都有可衡量的外在标准(弗5:18—6:9)。撇开从真理来的行为规范,只注重内在生命的建造,很容易把人为的(甚至是属肉体的)标准当作其属灵的标准,如“越贫穷越好,越衣衫褴褛越表明不爱世界”等等。而且过于注重个人的生命,必然导致另一个极端,就是反对一切教会的组织。

反对教会的组织化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就如上面所讲的,信仰形态上本来就注重个人内在生命,强调个人与主的关系,因此认为教会的组织皆出于人意,是不属灵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是,教会因回避政教关系离开公共领域进入家庭后,规模都很小,无需建立任何外在的教会组织。第三个原因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只要有组织,就被打击,因此不能有任何的组织,这是反对组织的客观原因。因此过去家庭教会强调的就是生命的侍奉,很少提按所得的恩赐彼此配搭服侍,就是如今所说的团队事奉,直到跨地区的团队型教会出现(教会到了一个规模不可能没有组织)。反对组织自然就淡化了教会群体性的信仰活动及事奉,只强调教会的属灵性(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那就是教会),这导致家庭教会过去缺乏整全的教会观。
家庭教会持守基要信仰而注重个人的灵魂得救,又因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在当时离开了公共领域,因而在事奉上必须走十架道路,又具有了注重内在生命的信仰形态,因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教会进入个人领域的家庭而成为家庭教会,又在那样的环境中采取“化整为零、打游击”的策略(这是过去家庭教会的属灵法宝)来保守个人的信仰,并且力求教会在安全限度内仍能成长,就不难理解了。
家庭教会的这种“家庭”的特质,必然重视弟兄姊妹生命的相连和交通,就是今天教会所说的团契生活。

 五、注重悔改、祷告及圣灵的工作

家庭教会特别强调悔改。这也与中国教会的信仰的先辈们有直接关系。比如,王明道就特别强调基督徒作为新造之人的圣洁生活,倒空罪恶更是宋尚节奋兴布道会的重点和高潮。现在如果一个人愿意信主,我们就带领他做接受的祷告。至少在二十年前一个人若要信主,一般都被老弟兄或老姊妹带到一个房间,要把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罪都认掉,这样倒空完罪恶,才被认为获得重生了。家庭教会也非常注重祷告及圣灵的工作,因为家庭教会注重内在的生命,而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除了祷告确实不能做什么,只能以祷告来仰望倚靠神,因此也经历了圣灵大能的工作。注重悔改、祷告及圣灵的工作,形成家庭教会的这些属灵特质,这也与宋尚节在全国甚至全华人地区的奋兴布道会带来的属灵影响是分不开的。
中国家庭教会过去确实经历了从圣灵来的信徒内在生命和教会外在的复兴,也许基于此原因,过去中国家庭教会谈救恩论的时候,强调的往往不是“因信称义”中从圣灵工作来的信心,而是个人生命的经历,如强调那些得救和重生的经历,或倒空罪恶被圣灵充满的个人经历,缺乏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全面诠释和界定。

六、强调信心生活

强调传道人过信心的生活,并且一切事奉皆以单纯的信心倚靠主而做。这样的“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的对主的完全信靠实在非常宝贵。
强调传道人要过信心生活,无可非议,因为传道人确实需要在自己的生存上表现出对主的信心(如果在自己基本的生活上都对主没有信心,怎能教导弟兄姊妹真实地来倚靠主呢?),并且在过去的那种艰苦环境中(尤其在农村)需要像保罗那样自己“制帐篷”,避免给生活艰困的弟兄姊妹再带来经济负担,因此不叫福音阻隔是好的,传道人在这方面首先舍己并且过信心生活是应当的。但过去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只强调传道人要过信心的生活,却忽略了教会供应传道人生活的本分,这是不应该的,甚至教会有了供应传道人的经济能力却仍然认为传道人拿工资就不属灵(不要忘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提前5:18])、拿钱多就容易在信心上堕落,这些错误观念是必须在神面前反思并纠正的。而且在传统的家庭教会中避谈钱的问题,认为谈钱是不属灵的。
既然对传道人的供应上如此,又不能谈钱,因此过去我们很少看到会众以大力投入金钱来积极支持教会某项事工的现象。当然这也与当时因安全原因不能设立奉献箱有一定关系。另外,以单纯的信心倚靠神的时候,容易忽略在事工开展前做充分的策划及预备,一般都按当时的感动。这在当时的世代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首先环境很特殊,实在需要圣灵清楚的引导(不然会带来风险);而且教会规模都很小,随时可以通知并作出调整。所以过去如此以信心单纯倚靠神的做法是很宝贵的,但也不能因此忘记了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因为圣灵也是谋略的灵,是聪明和智慧的灵,而且随着教会的成长及基督身体团队事奉的开展,现在越来越需要在圣灵里祷告的基础上事先做出周密的筹划。

七、特别注重传道

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农村家庭教会受逼迫,传道人不得已离开本乡到各处去传道,这也掀起了在全国各地传福音及宣教的一个高潮。“三自”下的教会在“三定政策”的辖制下不能出堂点、跨地区去传福音之时,热心传福音宣教(这里指的“宣教”是广义上的),却成为了家庭教会一直非常注重的、也是蒙神喜悦和赐福的工作。
家庭教会一直以来非常注重传道的工作,不过因没有整全的教会观而忽略了教会的牧养及建造。早期面对着广大的禾场,感到的是传道人的缺少;今天又面对传道而建立起来的如此众多的教会,越来越感到教会缺乏牧者,就是有良好的真理装备、在生命的品格上有好的见证,又有足够的见识和智慧能够牧养信徒的牧者;随着教会的成长,我们又越来越发觉教会的建造及同工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在神的赐福下,近些年城市家庭教会成长明显,并且随着成长,教会规模不断扩大,从原先的“家庭型”的教会,逐渐转型成“堂会型”的教会。因此,教会无论在外在的形态上,还是在各样事奉的观念上,逐渐突破了家庭教会传统中的一些局限。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探讨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显得更为宝贵。

家庭教会:待书写的传统与待传承的生命 / 江登兴

我儿所罗门哪,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历代志上》28:9
引言:更新的年代

(一)上帝更新作为的年代

圣经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16:14—15)由此可见,上帝借着他在历史中新的拯救工作,使他自己全新地被百姓所认识,并且因此带来属灵的复兴。由此他不仅是历史上的神,更成为我们的神。
深刻的宗教经验,导致对上帝和他的福音的深刻认识,从而带来复兴。正如路德、茨温利的独特经验,导致了他们对于因信称义、上帝主权的深刻认识,从而带来了宗教改革教义上的突破。1因此圣经教义,在一代人经验中,是否被突破性地、经历性地认识,这是总结一个时代至为关键的问题。
在家庭教会的历史传承中,是否有这样教义性突破的价值呢?
在圣经中,正是出埃及的一代,预备了进迦南的一代;被掳归回的一代,开启了以后数代重建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一代需要从家庭教会传统中继承什么以面对未来呢?

(二)生命的相交与传承

传统传承的途径,一是记载下来的文本,二是活的生命相交。后者相对前者是信仰传承更为直接的方式。为此,因为摩西曾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约书亚就被智慧的灵所充满;以利沙在以利亚临别时,要求“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按常理,以利沙没必要紧跟一个即将离世的老先知,因为他在老先知门下受教多年,该学到的应该都学到了。但是,以利沙清楚知道自己还差一样东西:需要被感动以利亚的灵所感动!
中国教会的老一辈留下了非常好的生命榜样。他们有的在风烛残年,祷告时气喘不止时,话语中仍然带着圣灵火的印记;有的已经70多岁,一提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顿时眼中热泪涌出;而最近刚去世的张谷泉师母,听其祷告有如先知在祭坛之下的哀哭⋯⋯
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与这些承载传统的文字相遇,更与作为这些传统见证人的生命相遇,在这些生命的相交中,上帝模塑了并且模铸着我们的生命。

一、家庭教会,一个待书写的传统

(一)历史视角的缺乏

从属灵历史的延续性来看,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应该包括三个部分:
1、1949年前的中国教会所留下的属灵传统。
2、在1949年后为信仰坚守的第一代中成形的家庭教会传统,代表人物是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前辈。
3、20世纪60、70、80年代至今,在每一代人中上帝都兴起他自己的见证人,留下佳美的见证。这个属灵传统的轮廓是由张义南弟兄提出的。他认为与50年代坚守信仰的先辈相比,70至80年代兴起的新一代农村家庭教会领袖,作出了不同的见证,他们的工作表现为广传福音,建立教会。2
然而,看待家庭教会的历史,我们至今仍缺乏这样一个较为宽广的视角。

(二)圣经视角的缺乏

五十余年来,家庭教会所经历的历史,是惊心动魂的。但是,我们如何用一个本乎圣经的属灵视角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我们的老一辈所经历的,是出埃及还是被掳归回呢?如果是出埃及,那是上帝要借着埃及的苦难磨练他的子民;如果是被掳归回,那么我们是否认识到自己的教会被掳的原因呢?我们是否有尼希米一样“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了”(尼1:6)这样的认识呢?我们是否有但以理一样“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但9:3)的认罪呢?我们是否如被掳归回重建的那些以色列民一样,一代又一代地归回并且认罪呢?
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教会的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当下流行的中国教会历史观,是带有英雄色彩的属灵历史观,我们的思维模式是“逼迫—受苦—忠贞”。这样带有英雄主义的历史观,是否某种程度上受到另一个世俗英雄主义史观的同化呢?但圣经在被掳归回中,较少强调伟人的坚忍,更多的是强调神的恩慈与选民的罪及悔改。

(三)史料的缺乏

由于长年的严酷环境,至今家庭教会所留下的文字纪录非常缺乏,目前仅有数本当年当事人的传记及若干见证公之于世。3如今,家庭教会的第一代当事人正陆续离开人世,他们当中不少人不愿意讲述自己的见证,更鲜有人提笔述说在他们中间所发生的事。因此,我们缺乏充分的资料全面了解家庭教会的历史。
可以说,家庭教会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尚未写成的历史,更是一个几乎刚刚下笔书写的历史。

二、什么是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

什么是属灵传统?也许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属灵传统几个方面的要素:真理的认识、群体的治理、生命的经验、生活的实践。
如果从以上几点来看,在家庭教会传统中,至今最有活力的,是生命经验这一方面。而生活的实践方面,因为老一辈严酷的环境,他们的处境与我们非常不同,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能够直接继承的相对少些,还有待更专业的研究挖掘。
我个人从自己非常有限的认识中,对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做出如下几点的总结:

(一)真理的认识、群体的治理

1、 纯正之教义。坚守合乎圣经的传统教义,强调基督的道成肉身、代赎的死、复活、升天和再来,强调人的罪和罪人惟独因信称义。
2、独立之教会。强调基督徒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坚守教会对于政治的独立。
3、教会之治理。因为环境的艰难,缺乏制度性的治理和牧职的观念,治理比较个人化。
4、圣经之重视。

以上前三点,我在拙作《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4中已经作了阐释。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教义,家庭教会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过大试炼的一代领袖,他们有非常独特的生命经验,而他们当中有的人对圣经的理解确实有独特的突破,比如有的前辈讲道以十字架救恩为基础,以展望末世主再来为核心关注。这是与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视角完全不同的视角,令人极为震撼。这些前辈的神学著作,至今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实对这些著作进行整理是一项较为迫切的工作。
而关于教会的治理,老一辈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重视大能的讲道及祈祷,然而在牧职按立、小组团契、教会的治理等方面却是较为忽视的。
关于第4点“圣经之重视”,由于当时的艰难,圣经变得极为稀缺,有一个老弟兄在回忆录《熬炼》中提到,有一个弟兄到上海,要求他交出自己惟一的一本新约,因为据说当时“整个厦门家庭教会没有一本圣经”。家庭教会传统中,有许多以生命保存圣经的故事,有一个山西的弟兄说,他父母被逮捕时,吩咐几个年幼的孩子,“你们的生命丢了没有关系,一定要保护好这一本圣经。”
但是,家庭教会传统中,多有灵意解经倾向,对圣经的理解较为直观简朴,缺少严谨整全的解经传统,留下的解经著作有待挖掘。目前我仅见到三本由家庭教会前辈留下来的整卷解经著作,其中有两本是关于《启示录》的注释。

(二)生命的经验

5、先知性的传统

“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何12:13)
这一处圣经说明,先知传统在以色列民的存续当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今日,常人一般不敢再自称为先知,或者指着某人说他是先知,但是新约教会中,先知性的功用仍然是存续的。
窃以为,凡本着圣经勇敢指出当下世代及教会中流行之罪恶,意在使人认罪悔改归向真神的;以及超越当下世代通行的观点,从神得到独特的属灵洞察,指明一个世代神的百姓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的,都应该列入先知性的事奉。
中国教会的先知性传统,可以从王明道先生的身上清楚看见。文革开始时王先生囚禁在大同,他当时勇敢地为刘少奇、彭德怀、吴晗鸣不平,认为当局对彭、吴讲的话前后不一。此外,他还公开指责江青羞辱王光美。这都需要先知的胆量和勇气的。5王先生也对监狱指导员谈到对毛泽东诗词“不要放屁”一句的看法:“诗词里哪有用‘放屁’这种话的?多难听啊!我不喜欢这种难听的话。”6这在当时是要豹子胆的。王明道还给政府写了一份《最后的忠言》:“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改变现在所走的路,就是敷衍、搪塞和欺骗,将来就不堪设想了。”7
上帝曾经命令先知以赛亚:“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赛58:1)“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王明道以狱中所写的无数怀着善意,但深带劝诫性的“忠言”,成为那个黑暗世代先知不止的角声。
此外,中国教会还有第二层意义上的先知传统,那就是因为与上帝的亲密相交,而获得独特的属灵洞察。
宋尚节博士的日记《灵历集光》中有这样一段:“在我灵里祷告时,看出末后世代的工人应该有下面12个需要:⋯⋯(2)从主那里直接得启示:不光传道,还要作先知说预言;不但是基督启示在他心里,还要成形在他里面,生活在他里面。⋯⋯(4)在祷告中会听那微小的声音:会明白圣灵的指导,会得着那由上面来的启示,会打破那黑暗的权势,会与神有彼此密切面对面的灵交,会与主一同在至圣所内,有份于代祷的工作,会在主面前得着能力,来攻破撒但一切的诡计。”8
这一种洞察,甚至可能是时代性的洞见,可以从许春草老弟兄对20世纪50年代时局的先知性洞见中看到,据许春草的外孙何其微回忆:

“1955年的某一天,我到外祖父家去。看见他急急忙忙在烧毁大批文字资料。⋯⋯有朋友们的函件,有儿女的来信;还有他亲笔记录的祷告内容,及父神给他的默示、答覆和印证,共三本。我告诉他,这些东西烧毁太可惜。他说:这些东西不烧不行,再慢就来不及了。那时,全国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有什么来不及的?怎知几个月后,他家就被抄个底朝天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9

在困境和磨难中,上帝赋予他的仆人独特的属灵洞察力,来明白他的心意。据说李天恩前辈1970年获释后,看不到上海教会的前途,这时上帝通过一个异象让他看到他定意中的大复兴。10
另外,由于在长期的绝境中,人特别需要神的话。为此,圣经上的话直接临到一个人,圣灵以此坚固和引导信徒,也成了家庭教会传统中非常普遍的经验。比如王明道在认罪悔改,推翻自己供认的一切假罪状后,上帝赐给他《以赛亚书》55:12—13的应许:“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见《又四十年》,176页。)
如今,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特别注重理性和知识,面对一个仍然复杂的时局,面对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是否仍然应当注意持守和继承家庭教会这样的先知性传统?

6、使徒性的传统

使徒性的传统,不仅是指宗教改革所指的使徒性的教导,即以福音为中心的教导,也指使徒性的传道方式,靠圣灵的大能,突破各种障碍,前往未得之地,甚至以神迹奇事伴随所传的道,使福音在黑暗之地得以传扬,领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第二个层面典型的特点是动力性、差遣性和突破性,并且以福音使命为核心关注。
袁相忱弟兄晚年在不同场合讲过的一句话是:“主的工作在中国一直往前,像使徒时代一样。”
据已故的杨安溪弟兄回忆,在1989年之后,“当时有人跟我说:‘你看苏联解体了,紧跟着就是中国。’我祷告后说:‘不是,我里面的感觉不是这样。’很多人想中国会走苏联的那条路,一下变色,对教会一个大开放。我里面的感觉不是这样。”“中国教会走的是《使徒行传》的那条路,也就是一直是有压力的,只是轻重的不同。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持信仰的纯洁和作风的纯洁,特别是作风的问题。”11
对于将来教会的复兴,叶乃光长老认为“新人不齐,新日不到”,就是合神使用的人预备好时,中国教会才会有大复兴。杨安溪弟兄认为:“到神找到合用的器皿⋯⋯神要大复兴中国教会。”
从以上的陈述,以及在中原河南一带教会20世纪80、90年代的宣教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使徒性传统的端倪。这种传统必然伴随的是注重圣灵的充满,这种传统也使家庭教会以往能承担起福音广传的使命。
但是,这种使徒性的传统,在当代城市教会中正在失落。当代城市教会正在转向关注堂会的建设,这个过程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在注重堂会的稳固时,失去了教会福音事工的外展性,将是非常可惜的。如何既建造稳固堂会,又继承和复兴家庭教会的使徒性传统,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挑战。

7、惟独上帝的恩典

如果要说家庭教会的生命经验中,哪一项是最重要的教训,我要毫不犹豫地举出这一项:人的软弱与神的怜悯,也就是惟独上帝的恩典。很少有其他教会的历史的经验能像中国教会这样更明显地证明人的全然败坏,人性软弱,以及我们对上帝恩典的全然倚靠。
据一位老弟兄回忆,王镇牧师出狱后说,在监狱里,他所见的人中真正能站得住的是非常少的。而该老弟兄又说,始终刚强坚守信仰的人中,有一个是郑惠端老姊妹。
关于惟独恩典,可以从王明道的经验中看到,他在面对日本人时站住了,然而他面对1949年后的试炼起初却失败了(有的人认为他前面的胜利成为了他后来的包袱)。他因为害怕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承认大量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此后他经历多年在狱中的软弱。后来,神以《弥迦书》7:7—9光照他,“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这从神而来的光照使他认罪悔改,他因此得以推翻从前的供词,安心坐牢,不肯苟且得释放。12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林前3:13)。
另外,还有一个王鸿仪老姊妹的见证也很典型。她原是王明道会堂的成员,然而因为王明道被抓,她软弱了,他觉得神的仆人不应该这样被抓,所以认为神不信实,为此她放弃信仰四十余年,而且到处批判基督教,1996年,她患了老年痴呆、胸积水等多种重病,眼睛几近失明,常人视其如鬼魂。这样一个就要悲悲惨惨下阴间的老人,一天凌晨醒来,觉得如果没有神,自己这一生的结局将非常悲惨;她又转念想,如果有神,请让我站起来做广播体操,然后她真的就站起来完成了第六套广播体操,她说:“我连跳跃运动都做完了!”她身上的疾病在一夜之间完全被上帝医治。
她由此恢复信仰,勇敢传福音。体检时医生说她视力几乎已经没有了,应该是个盲人,而她却专看6号字大小的圣经(这种版本很罕见),写极微小而清晰的字。去年再见她,她说她几年前登长城,可以把年轻人远远抛在后头!
值得一提的是,大逼迫的环境,使得人从中获得了极其深刻的灵性经验,就是对人的败坏及神的恩慈的深刻的认识。

8、惟独上帝的主权

圣经说上帝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弗1:11),可见上帝在历史与我们个人生活中有绝对的主权。这一项真理,不仅是一个理论,更是在家庭教会的传统中被活生生经历的。从历史而论,上帝使用无神论的外在压力促成了教会的复兴,这是上帝主权的最好证明。从个人而论,更有如云的见证人。
杨津广老弟兄曾经讲述他的见证。他为信仰坐牢二十余年,有很多年狱方为了折磨他,要求他夜里面墙而立,他就通过交换双腿使劲站立。每天到清晨人最困时,管理的人让他回去休息,躺下不久,出操的时间又到了,他承受这种折磨很多年。他出狱后是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由于医术高明,院长曾经要求“你除非干到手指头都不能动了,否则不能退休”。他说在此期间他是“名利双收”。76岁那年,他早晨出门,有一辆车大概因为是对着阳光行驶,司机看不清前面行人。这车把他撞上了,老人家一下子飞出数米,杨老弟兄站起来动动身体,发现没有大毛病,就对司机说:“我没事,你走吧!”
这时候老弟兄就问神:“今天为什么撞我?”立时神的话临到他:“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马上跪下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赛6:8)他由此坚决辞职,蒙召传道。在近十年后以85岁左右的高龄还在十余间教会事奉。
老弟兄客厅墙上有一幅对联:“圣教佐医德,鹤龄应玄天”,正是他蒙召经历的最好写照。一个人可以为信仰受苦二十余年而没有传道的呼召,而上帝可以在他76岁时才真正使呼召临到他,又使他能够在垂暮之年为神使用。这岂不是当代版的摩西蒙召经历吗?可见我们的神他可敬可畏的名是何等奇妙,他在人的生命中有完全的主权。

9、注重圣灵

在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中,另外一项极其重要的要点是:注重圣灵。
中国教会注重圣灵工作的传统,大概由戴德生及敬虔主义带到中国。1949年以后,在严酷的环境中,有很多时候信徒会面对无路可走的情形,教会会面对难以抉择的处境,由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不放下人自己的聪明而紧紧倚靠圣灵的引导,是难以得胜的。
这样的经历,在老一辈的见证中比比皆是。比如文汶灵姊妹在新疆,在看似平安的环境中,蒙圣灵指示她即将殉道的事,她由此常常禁食,准备自己面对大试炼。13
此外,老一辈还非常注重圣灵能力的充满,他们在鞭打之下,捆锁之中,常常被圣灵的大能所充满,使他们有能力胜过这样的环境。
老一辈信徒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三自运动的问题时说道,当时面对是否参加三自,很多人都是在观望几个有名望的传道人的立场,而很少有人是自己祷告清楚的,因此有些传道人贸然进入三自,后来他们所面对的局势和结局是自己未曾预料的。因此,有一个老弟兄留下警戒:“将来面对大时代的变局,你们一定要求神给光。”14

10、受苦的传统

长期的逼迫,成就了家庭教会受苦的传统。这个传统又被描述成“背十字架”。
有一个老弟兄认为,教会有两个使命:“填满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被杀的人的数目”(参见罗11:25、启6:11)。他说,有一次几位曾经入狱的弟兄重逢,各自讲述自己的狱中经历,大家都是差一点死掉,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都不配为主殉道!”
家庭教会的老一代,长期遭监禁,被鞭打,承受精神折磨,承担非人的劳作。袁相忱弟兄在私人谈话中曾经说:“我们当年去北大荒,是准备为主殉道的!”
苦难成就了老一代家庭教会信徒坚忍的生命,也让人看见神磨练他子民的超然作为。吴恩溥老弟兄在《怎样明白神的旨意》这本小册子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在被囚禁16年后,收到女儿的来信:“父亲啊,你要好好改造,我们实在太苦了⋯⋯”如何改造好呢?只有放弃信仰或者放弃立场。最后,当劳改队宣布老弟兄还是没有改造好时,想到自己的家人接到当局这个通知时的失望,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也无心祷告了,这时圣灵在他里面柔声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他的,他就毫无权柄办你。”(参见约19:11)作者由此得到完全的释放,安然接纳神所量给的环境。当这位老弟兄完全降服后,他过了不久就被释放了。
这些苦难,是有神的美意在人的身上,为的是要炼就他子民对自己的至死忠心和顺服。
王颂灵老姊妹回忆她在青海30年的生活时说:“有一位关押在男监的弟兄,为着吃饭时持守谢饭祷告,而被禁止吃饭,结果饿死了。有个人被叫去荒原上埋葬这个弟兄的尸身,他草草了事,埋得很浅,结果隔了好长一段日子,这埋葬的人看见这弟兄露在沙土上的脸竟如生前一般,也没给狼吃掉,结果这个埋葬的人后来信了耶稣。”15

11、注重祈祷

其实,注重祈祷,在中国的教会中有很深的渊源,宋尚节在1941年10月9日写给南洋布道团吴静聆团长最后的一封信说:“我与一些弟兄姐妹一起祷告98天。有时我们祷告五六小时也不看为太长。我们越祷告,越爱神,越能合一。越祷告,越知道父的心意;越祷告,越喜乐,越得到安息,越思慕主,这样我们越延长我们的祷告。”
宋尚节在日记中又说:“在我祷告中间,神清楚指示,中国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到了。这个大复兴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圣灵自己的工作,在一班工人心中运行、激励他们同心合意地联合起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作一个长期的祷告。”16
家庭教会的祈祷传统,可以从《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这首诗歌感受到。农村教会在过去数十年的复兴中,也伴随着无数的祷告。
在温州的营会里,大学生或者高考刚结束的学生,有清晨五点前就起来祷告的,而他们集体的祷告有时早至5点30分准时开始。那是温州教会重视祈祷的传统在他们身上的延续。

12、主再来的盼望

盼望主的再来,是绝境中信徒极大的安慰。家庭教会重视主再来的传统,可以从注重《启示录》的注释中看到。
家庭教会的传统还可以一直举下去,比如不爱世界,思念天上的事;比如注重圣洁的传统。以上只是抛砖引玉,盼望有更多更成熟更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以上对家庭教会传统非常粗浅的总结,让我们看见这个信仰传统是相当独特而丰富的。没有这样一个丰富的视角,我们也许以为家庭教会就是等于不登记;有了这个丰富的视角,家庭教会的身份可以获得一个包括但超越政教关系的定位。
当然,家庭教会传统中也有不少消极因素。比如,圣俗二分的传统,强调属灵与属世的绝对区分,导致属灵生命的割裂。也使教会没有能力应对新时代公共见证挑战。有一些传统家庭教会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有非常敬虔的信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把信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活出来,这显然与他们所受的圣俗二分的教导有关。这些消极因素也需要我们反省和检讨。

三、当代的挑战与生命的传承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事奉耶和华。⋯⋯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士师记2 :7、10)
钟马田博士在《清教徒的脚踪》一书中曾经指着这一处圣经说:当一个世代失去了对于真神的认识的时候,对于上帝在历史中所行大事的知识也会同时失去。
家庭教会的老一辈是“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一代,然而这一代的人正陆续“归了自己的列祖”。现在新兴起的一代,也会走以色列人走过的老路“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吗?这种危机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摆在我们的教会前面的许多挑战,决定了我们无法靠自己面对,我们仍然需要上帝为我们“行大事”,外面的挑战,和教会本身的使命决定了我们要求上帝为他在中国的百姓行大事,我们也相信他必会为百姓行大事。因此,我们这一代必将是有机会看见“耶和华行大事”的一代。如果上一代是出埃及的一代,那么我们和未来的世代将是进迦南的一代。
无疑,家庭教会在当代正面临一个大转型。原来小规模的教会,正在逐渐成型,因此,对内需要规范的治理;对外需要争取生存空间。而急剧转型的社会也从外部给教会带来极大的挑战。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持守信仰生命的本质,它的危机体现在教义的变质、灵命的退化,以及生活的世俗化。二是福音广传和公共见证的挑战。在争取公共性身份时我们应该避免过于冒进或者过于退缩,冒进会导致教会遭遇不必要的打击;退缩会使教会不能面对时代挑战,作出有力回应时代的见证,被边缘化。

(一)持守信仰生命的本质

无论如何,持守信仰生命的本质是我们面对未来的根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太16:26)教会如果在影响世界时,失去了自己绝对不同于世界的本质又何益之有呢?
为了这个生命本质的持守,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是我们需要倚靠的丰厚属灵遗产。为此,我们需要跟随前辈的脚踪:

有坚实、深刻、简朴的圣经教导。
对上帝的主权和他的恩典有深刻的认识。
对人的罪性和软弱有深刻的认识。
倚靠圣灵的能力。
有深刻的灵修。
不止息地呼求。
继承准备受苦背十字架的生命品质。

这一切都是我们持守生命品质的基础。
纵观基督新教的历史,最典型的是宗教改革的传统,其核心的表现是圣道的传讲,此后清教徒教牧运动、18世纪大复兴运动中圣灵的浇灌17,以及19世纪以来的宣教运动。
从以上家庭教会的传统看,似乎是上帝的又真又活再一次被他的百姓经历。这个传统中,不仅有人们对上帝新鲜的经历,更蕴藏着丰富的教义性总结的可能。
如此,家庭教会的下一代可以在进行教义思考时,从自己的历史中找到有活泼生命体验的素材。

(二)公共见证的挑战

除了持守生命本质的挑战,家庭教会在这个时代,还需要面对做出公共见证的挑战。
为此,我们需要有新鲜而有活力的真理陈述;需要有面对当代处境的伦理教导;需要有与世界分别,但大胆进入世界,全面见证基督的福音策略;需要有既坚守立场,又驯良如鸽、灵巧如蛇的公共交往能力。
如果说,上一辈以坚忍的十字架的坚守赢得了那一世代的争战。那么,我们这一代则需要在背十字架的突破中去赢得这一代的争战。
如果上一代是在边缘的坚守中,生命被刻上了十字架的烙印,那么我们这一代则需要在世俗的洪流中,主动选择十字架的标记。
这是进迦南的一代,是归回重建的一代。使命可能不同,但生命的传承却完全相同。
这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刻,当那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渐渐离我们远去时。面对眼前的约旦河,我们也许会失魂落魄:“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面对没有以利亚的约旦河,我们需要拾起他的那件旧外衣。“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王下2:14)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王下2:15)
面对这一世代的约旦河,我们与我们的先辈事奉的是同一位神,我们也需要被那感动先辈的同一个灵所感动,也需要同样的生命传承。
为此,我们需要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也需要先辈的生命传承!

1  参《宗教改革运动思潮》,麦格拉思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  参见张义南著《<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背景》,引自内部资料《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刘澎主编,615—616页。
3  老一辈的传记有:王明道的传记《又四十年》;袁相忱的传记《活祭》;杨心斐阿姨的自传《夜间的歌》;郑惠端的《奇异恩典》;《没药山——胡振庆传》等等,这些传记在网上大多有电子版。
4  见江登兴:“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教会》2008年1月第1期(总第9期),19页。
5  见王明道,《又四十年》,185页。
6  同上,200页。
7  同上,205页
8  《灵历集光》,见网上文本。
9  参本期《杏花》所录何其微“许春草——他用膝盖亲近主”一文。
10  参《河南省家庭教会的起源与发展》,张义南著,引自内部资料《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刘澎主编,583—584页。
11  见杨安溪《神在中国的手》,网上文本。
12  见《又四十年》,123,172—176页。
13  见以萨迦“思念在祭坛底下呼喊的圣徒”,《生命季刊》第13卷第1期,47页。
14  见杨安溪《恩典里的拆毁——蒙爱者1946至1979年间的见证》,网上文本。
15  见《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引自某非正式出版小册子,有网上文本。
16  参见宋尚节著《灵历集光》,网上文本。
17  宗教改革至大复兴的历史,可以参见《加尔文传》、《诺克斯传》、《爱德华滋传》、《英国复兴领袖传》、《怀特菲尔德传》等,华夏出版社。

十字架与世界——“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神学研讨会发言记录 / 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 2009年4月本刊邀请部分教会牧者在京召开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神学研讨会。研讨期间各位牧者对所探讨的主题给予了很好的回应。本次会议部分牧者的主题发言经整理后发表在本期的神学思考栏目中。不过,除了主题发言之外,期间的自由讨论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本期我们从多个讨论的主题中选择了两个主题与读者分享。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自由讨论的时间有限,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展开。我们希望这里的分享能够给以后更深入的讨论一些启发。本文是经录音整理而成,征得了发言者的审阅与许可。为突出所选主题,个别与会牧者的发言没有包括在内。

主题之一:背负十字架在当下的涵义

江登兴:叶弟兄你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受老一辈人的影响估计会比较深,你们的生命,在下一代人的生命中能不能得到很好的传递?比如现在的80后、90后,他们信主了,在教会成长,请问从你们到下一代,这个生命的传承怎么样了?
叶弟兄: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上帝是永恒的神,他依然在工作,一代的工人过去,一代又来,上帝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当时代的工人,我们所说的继承前辈的传统,指的还是前辈所持守的那核心,他们的奉献和为主受苦的心志,才是最基本的。有一些外在的活动,譬如年轻人生机活泼,自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实质内涵,年轻人聚在一起跳啊、唱啊,很愉快,很爽,但是回去之后还是空荡荡的感觉,内心是空的。就像70年代,我们一群年轻人也喜欢一起出去唱歌,带着手风琴到海边尽情地唱,很快乐,但是一回到家里却很空虚。
游冠辉:关于苦难的问题,好几个人都提到。上午耕夫弟兄提到苦难的意义,叶弟兄也提到十字架。谈到苦难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我们现在的环境宽松了,没有那么多的苦难,就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老一辈不一样。我们似乎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遭遇那么多的苦难。的确,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我们更容易远离神,这也是一个挑战。其实,每个时代都有需要面对的环境和挑战,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但是主耶稣说跟随他的,就要面对苦难,就要舍己。在今天的处境下,我们背负的十字架与前一代人有什么不同?
 叶弟兄:有一次我曾经问我们的长辈,什么是十字架?其实十字架不仅是受苦的标志,更是一种得胜的记号,是一种超越苦难、超越死亡、超越环境和时代的记号,这位前辈说:“其实十字架是放下你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就像耶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参约12:24)不要效法这个世代,《罗马书》12章提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一个是埋下去,一个是“献上去”,献给上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做法。当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是什么,很准确地去遵行。只有一个真正愿意把自己献上的人,才有可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一个不肯奉献自己的人怎么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呢?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把自己摆上去,愿意去顺服上帝,放弃自己的意思、自己旧的习惯,愿意借着上帝的大能,使它死去,使它不再成为你的拦阻。主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28—30)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是背负着重担呢?倘若你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发生冲突,你会觉得很难,很挣扎。什么时候放下自己的意思顺服上帝,这个轭就一定是轻省的。太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不仅与同工的关系,而且在整个服侍的过程中,自己往往就是一个最大的难处。十字架就像那位前辈提到的,把自己放下顺从神。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也觉得“自己”往往就是一个最大的拦阻。
方老师:我个人认为冠辉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好,这就看今天国内的家庭教会,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如何来解释十字架,如何来解释苦难,我很同意叶弟兄的见解。过去简单地把背十字架等同于受苦、受逼迫、关监牢,但是实际上在传统教会里面,受苦的话还不单单是受逼迫,也包括疾病、病痛和贫穷。如果你解释得不够严谨的话,传统教会一度曾把十字架解释为跟我不和,不如我意的。不如我愿的就是十字架,甚至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婆婆就是我的十字架,等等。我觉得这要很小心,对我们个人信仰来说,十字架蛮有意义的一个地方是舍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延伸到现在,对于80后、90后,他们要去怎样面对十字架,我们不需要给他们找一个十字架,他们还是要面对舍己的问题,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舍己在现代的处境里面有很多新的样式,不见得就是监牢,我个人在现代的知识分子中看到一些很好的例子。前几年,我碰到一个温州的弟兄,他在大学里教书,又是家庭教会一个重要的牧者,自己在大学里的一个实验室建设得非常好,并且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原院长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对他很好,但是新换的院长对他发难,对他说,不能带领教会,不能传道,这是一个底线,如果你坚持那样做的话,现在正值换岗,我就把你换下来,你就不能再当实验室的主任。这对他来讲非常痛苦,因为实验室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在温州、在浙江都有很好的业绩,这个实验室主任的职位把他的工资待遇什么的都提上去了,因着这样的待遇,他还可以有钱买车,一旦失去实验室的职位,经济上、名誉上的损失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挣扎,他心里面知道自己的底线,如果不让他信耶稣,不让他聚会,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不能放下,舍不得放下的,他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祷告。后来我就说,老一辈人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坐监受苦,也许我们要从这种模式中找到一种精神,那就是舍己,你现在面对这个关头,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把那个职位割舍掉了。
朱寻道:对十字架我个人有一些想法,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可以分享出来。从基督来看,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我死,他活,荣耀父神,舍己。一般人接受这个十字架,就是你死,我活,感谢赞美,但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十字架,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我死,他活,荣耀父神,这个他活是父的主权,不是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他”不一定是你能看得到的,甚至是两代、三代以后的“他”。
计老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96年从国内到新加坡,当时有很多的挣扎和冲击。看到那边很多的教会的形态、牧师的生活,特别是那边的牧师、传道人,有汽车、房子、票子,从外在各个方面看,是很安逸舒服的,想到国内我们的处境,我很困惑,心想:这个怎么叫十字架的生活,这个怎么显出信心来呢?我原来的想法是十字架的生活就是一无所有,单单仰望神。旧的观念和新的看见上的张力,就让人产生很大的疑惑,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到底什么才是十字架的道路?经过学习、思考,在和一些长者的对话过程中,慢慢明白,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面,或是在国内苦难的环境中,或是在国外宽松的环境中,其实都一样,作为一个舍己的人,都是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海外有海外要学习的功课,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国内的传道人在劳改农场,这才是十字架的道路,海外的就不是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一个基本的核心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要舍己,当你对自己说不,对世界说不的时候,就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
 游冠辉:2005年我去美国加州伯克利。那是个非常自由的地方。我在那里受到很大的触动。我和伯克利第一长老会的主任牧师有一些交流。在他们教会旁边,有形形色色的教会,有的十分自由。其中有一个自由派的教会,我去参加过他们的礼拜。在他们的讲道中,神的话语是他们思想的注脚;在他们的崇拜中,我看到的是自我的崇拜。在加州这样的地方,你持守纯正的信仰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在中国,持守纯正的信仰相比之下要容易多了。虽然外部环境有一些压力,但是中国教会从老一辈人那里传承的信仰传统,与神之间很单纯的关系,似乎比较容易持守。但是对他们而言,信仰有那么多的诠释,而且大都是离奇古怪的,我觉得在那里做牧师比在中国做牧师要难得多。这个挑战太大了。在“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的环境中,面对各种泛滥的自由,如同性恋合法化,你持什么态度?我发现在他们那里,属灵的争战比我们这里还要激烈。我感觉到这完全是另一种十字架。我们以为在那里很舒坦,要什么有什么,但那里的牧者若真的要顺服神的旨意,面对的十字架一点不比我们的轻。所以,我们很难说谁的环境更难。神给每个时代、每个处境中的十字架是不同的,但都必须受苦,这一点是一样的。
江登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有一个补充,刚才叶弟兄讲,十字架和我们天然人的想法有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如果人因着神的爱的吸引,选择顺服神,他要付出代价。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其实他有条件不付代价,不一定是被逼着要付上代价,这里涉及到一个主动选择的顺服。十字架在这个时代另外一点就是对比和落差,可能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如果北京的弟兄姊妹到一个贫穷的民工群体里去服侍,可能这就是十字架;但一些人从海外来到中国,这种落差也是一个十字架。
 叶弟兄:就像马利亚所做的,她把玉瓶打破将香膏浇在主的身上,犹大和众人都说:“怎么会这样浪费?”
 游冠辉:昨天听杨伯伯的分享,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背负十字架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受一点苦,便非常自怜,觉得自己苦得不行了。从杨伯伯的见证中,我更多听到的不是苦难,而是得胜的喜乐和荣耀。神预先在我们身上工作,预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承担将要面临的苦难。

主题之二:家庭教会和世界的关系

 彼得:现在教会中有几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对待世界?当时三自和家庭最重要的分界线是在这里,后来当我从三自教会出来以后,惊讶地发现在家庭教会的氛围中,甚至比三自教会更加以圣经的名义来肯定世界和世界的潮流,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原来我们一直抵制三自教会的那些东西,在家庭教会中,特别是在城市家庭教会中却是相当被肯定的东西。
杨伯伯:譬如什么?
彼得:譬如说在三自教会中,某些领袖说神的国不在教会中,而在这世界的某个运动中,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在某些家庭教会中也差不多有这样的立场,例如科学中有神的作为,这是正面的;社会的民主运动中有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恩典,虽然与三自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世界的某种世俗潮流的肯定却是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些人所提倡的爱国主义,认为神通过福音让中国兴盛,这是神给中国的恩典。其实福音真正的价值不在这些运动里面。
 方老师:我补充一下,也许你指的城市家庭教会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不包括以前传统的城市教会。
 彼得:对。我的感觉是这些家庭教会对王明道先生那个时候的教会并没有完全地传承,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越来越像北美教会,是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而不需要做抉择的状态,但是当时的家庭教会是需要做抉择的,如果今天的家庭教会要持守同样信念的话,仍要做出抉择。
方老师:产生这些现象,是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本质是什么?还是说他们站在一个非三自的立场上来过教会的生活?
 彼得:一个教会的传统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圣经的核心,如果它不是圣经的核心,像杨伯伯说的,有一些传统我们是可以放下来的。但关键是,圣经中对世界的立场究竟是怎样的?我自己觉得中国教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神学表达。像王明道先生这样的立场,无论是对是错,它是清晰的,神的国是超越的,神的国和这个世界是没有连续性的,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作为发展到一个更大的地步而有的;神的国甚至也不产生基督徒自己的运动,类似的理解和表述是清晰的,你可以去批判他或者称赞他,但是对今天家庭教会来说,没有对世界的一个清晰表达——神的国和世界关系的清晰表达,如果否认三位一体,你可以说他错了,但是在面对世界这点上,大家很容易用“领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来表述,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信仰问题,是一个神学告白的问题。
杨伯伯:我可能比你们看书看得少,你们图书要多些,就我看过的书来说,它们非常强调教会绝不要跟随世界,不要像北美一些教会那样迎合世界。其实好多神学观点,像十架神学、苦难神学等都是强调了入世而超世,乃是分别为圣,不是分离主义,否则苦难从哪里来?若是跟着世界走,就毫无苦难,像这一类的书很多。刚才你讲的,倒是很大的提醒,提醒中国家庭教会的危机,其实这一点我们本身应该看见才对,就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危机?事实上现在有些教会,像北美的一些教会,左右逢源,好像很适应,他们本身没有觉得错,或许有人到他们中间去讲苦难神学,像我这么大年龄的人去讲。他们说:这是历史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因为他受苦了,所以讲苦难神学。他们没有考虑到我是在讲圣经,他们以为我受过苦了,所以才讲苦难神学。若是我们去讲分别为圣,他们说:“老思想!”这一类的教会很可惜的是他们忘记了圣经是如何教导的,他们没有去思考这个老年人所讲的是立足于他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还是立足于圣经的见识。若是他们把这个事件放在圣经的见识中,那么我想没有人敢不服神的话。
你讲的这个我很有感触,这个情况是城市家庭教会的危机,还可以说大一些。因为在某些农村或者小的城市,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和这个社区适应一点。这个观点的来源我们要知道一点,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自己去研究一套神学伦理来,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料。这个来源,可能是从外面来的,这是中国家庭教会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很有这个感触,50年代还有王明道在那里喊,他虽然有他的缺点,譬如以前不承认三位一体啦,但是他在这一点作对了,对中国家庭教会起了作用。今天有哪些教会像王明道那样地喊?这就是你所说的问题。不是说没有这个声音,而是没有那么响亮吧。我看到的苦难神学、十架神学都是外面人写的,外面的人能写出这样的神学观点,而我们国内的家庭教会都没有像50年代王先生那样地喊,也包括一些老年的传道人,好多时候都有一种妥协的现象,这的确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危机,值得思考。就是在一些传道人的讲道当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底线,就是像王明道那样清清楚楚地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不能做的。但也有一些传道人底线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做的,但还有一些就讲得不那么清楚。你所说的是值得思考的,至少我们在座的要思考,可不能没有底线,上也行,下也行,左也行,右也行,要看圣灵的带领吧,他有他的领受,观点嘛,彼此尊重,没有明确的底线,如果这样带领信徒,你叫信徒何去何从呢?
 游冠辉:我想回应一下彼得的问题。这的确是中国教会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对世界的看法。到底圣经上对这个世界持什么样的态度?刚才彼得所念王明道的文章,和彼得在《教会》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是一样的:神的国不在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完全认同。但是,这句话的具体涵义还是不太明晰。这里涉及对末世论的看法。对末世论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和将来的世界(天国)是完全断裂的,神会在将来造一个新天新地,而这个新天新地与今世毫无关联,那么我们在世上的唯一使命就是拯救灵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与将来的世界具有连续性,那么,我们会很在乎今天在世上的建造。我们在世上的生命见证是否只在于拯救灵魂?这个世界不管败坏成什么样子,堕落成什么样子,我们是否都不用去关心,我们的注意力完全只在彼岸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行公义,好怜悯”,这方面的生命见证虽然不具有救赎意义,但是却表达了神的心意,在天上是被纪念的,是存到永远的。彼得能不能更清晰地表达一下,你认为圣经对世界的态度是怎样的?
彼得:就像我不需要在教会里一个劲地告诉人去刷牙一样,那是一个日常的本分嘛,就像告诉人在日常要准时上班,这些不需要在教会里成为最重要的教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徒在他日常的生活中每个位置有他基本的本分。他应当竭尽全力,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竭尽全力也做不到,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赦免。但是在这个竭尽全力也做不到的地方,我们需要专注,也是根本的专注点,那是什么?其实价值不是平衡,而是衡量,衡量就肯定有高下,而不是平衡,在天平上一边放50公斤的砝码,另一边放50毫克的砝码,你不能指望他们是平衡的,因为他们的重量就不一样,所以涉及到价值,就不是平衡,而是衡量了,衡量就肯定有轻有重,那我是确信神的国和这个世界没有连续性,是在这个世界堕落到极点、恶贯满盈的地方,从神超然的作为开始,而不是从地上国度的连续性发展开始,我认为这比较符合圣经。但是这个问题讨论起来非常复杂,我愿意理一下思路,究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的需要去讨论,还是从圣经对这个问题确切的解释出发去讨论?是从教会里已经有的相当学术性的神学性的发展来讨论,还是先越过这个问题直接回到圣经里面,对圣经里的一个一个词来分析,进行讨论?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关于文化使命的讨论,我不愿意对它们说好或歹,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些讨论中解经的功夫不够,它们不是建立在解经上,而是建立在某种很直观的感受、需要上,这个你们能感受到的,我作为现今的牧者也能感受到。但我不想被那个驱使着来行动,我相信王明道在那个时候那么持守,是因为他在神学上有一个定见,他确信这个定见是来自圣经的,而不是他感受不到作为一个牧者,当时的潮流对他的裹挟,但是他能够拒绝这个裹挟,是因为他有立身之处。那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谈到的很多的话,都是在裹挟中的喧嚷,而不是建立在根基上的谈话,如果建立在根基上,我们就讨论根基好了,那个时候才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所以我注意到这一部分讨论,大多数我之所以不愿意多去思考,就是里面没有多少对圣经的解释,不是基于这个,而是说,难道这个不是吗,难道不是这样人们才能接受我们吗?不应该被那个驱使着去行动,我自己也承认,目前在神学上我对世界和神的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王先生那样清晰,但我基本认同,在今天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用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思路应该像王先生那样,圣经里怎么谈论这些词,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应当是这个思路,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江登兴:福建有一个前辈基督徒叫许春草,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度赞赏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当时罗扬才邀请他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应该慎重考虑的事情,虽然我很赞同你们的理想,但是我应当去求问我的神。”他经过一个月的祷告,最后一天得到神的指示,他回答罗扬才说:“你们的理想非常好,但是我的神不允许我加入。”很奇怪,他不是从神学的立场,而是从灵修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1949年以后他成为厦门市的政协委员,他的小舅子张圣才,对许说:“我很想念我在国外的外甥,现在国内环境这么好,想请外甥回来。”许回答说:“要留几口放生!”那是在54、55年,大家根本预料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他的小舅子说:“你如果不请,我自己写信请他们回来!”但是许马上磨墨写信给孩子们说:“今后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回中国大陆来!”大概是在反右运动中,作为政协委员,人家邀请他就中国的形势发表意见,他却不发言。后来人家私下里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连这个问题也都不回答,只是用手指天,示意上帝不许他说话。他应该是60年代去世的,他去世之前,80多岁的时候,每天在走廊上步行10华里,等候天国降临!这个人是中国一个很独特的祷告的人,他没有被当时的政治潮流席卷而去,完全是从灵修的角度,在祷告中得到上帝的指引。他是一个很有社会使命感的人,但他走的道路非常独特。
我还想回应的是,您的谈话对我本人来说是一个很深的警戒,听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我能感受到他对将来国度深切的盼望和确信。我要提醒我自己说,作为当代的基督徒,是不是过分重视对社会的参与,这个社会在我里面的位置是否超越了天国在我心里的位置。您的这个解经的角度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习。
 彼得: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和耶稣同住、同吃、同睡觉,我有的时候就很好奇,我常常想,那个利未真的能睡着吗?为什么我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呢?因为在他旁边就是腰上插着刀的奋锐党人西门。如果他们两人没有信主的话,利未正是西门渴望谋杀的人,因为奋锐党人比恨罗马人更恨顺服罗马人的犹奸。这些人都跟着耶稣一起睡,当奋锐党人西门打呼噜的时候,利未能睡着吗?我能够确认的是,他们两个在归入基督之后,放弃了自己在世界中的社会政治取向,而归入基督带进来的神国的工作中来,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跟随基督做门徒。不知你们感受到了没有,在教会中,三四十时年代的知识分子和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有了民族主义的冲突了。他们就因此拒绝我们所讲的基督教,他们认为我们是亲美的,而他们自己是反美的。无论是亲美的,还是反美的,除非超越这种世俗政治倾向的委身,要不然在教会里建立真理和灵里的合一都难。如果我们试图再把这个东西用圣经的名义神圣化,那可能就更麻烦了。我看到的奋锐党人西门和利未,他们并不是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是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委身,而跟随基督,我确信是这样的。
 孙老师:你的发言对我触动也比较大,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是在50年代的话,我会做什么选择?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答案的问题,其实我想这个问题接近彼得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的讨论已经涉及到了属灵承传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教会和世界的关系。我想这是家庭教会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刚才彼得的回应里面,也提到不是我们基督徒个人在社会中怎么见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提。现在主要是涉及到教会层面,我们应把教会的社会责任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它跟教会所追求的一个超越性的目标相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刚才我很想问彼得,就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比如说城市的家庭教会中,具体在哪一个方面,让我们感受到是在迎合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落实到某一个方面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过于迎合这个世界。
 彼得:作为一个群体,要防备的不是恶,而是善,不是坏东西,那个不需要防备,坏东西在任何一个共同体内,甚至在强盗共同体内,都是站不住脚的。群体要防备的是善,是我们看为好的东西,我们要给它一个限定,绝对不能超过这个限定,可能这个始终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至于我们要省察的是:除了神自己之外,我们以为都能体现出神的某些东西,我认为都值得一个个揪出来检讨,我自己觉得要防备善。
杨伯伯:防备的意思是什么?不去沾染呢,还是别的?
彼得:我的意思是要警惕它,因为它有可能不真的是善,它有可能是妄称神的名,它有可能是社会群体的私欲和自义。
杨伯伯:这个话呢,我觉得只有它一面的道理,圣经并没有叫我们不要防备恶,这是肯定的,而且,圣经对要防备恶,是非常强调的,不要做什么,那些禁令都是防备恶,但是圣经还有一些教导,好比“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里面的“人”肯定不局限在教会,也包括教外的人,还有,像《腓立比书》所说的,这样的,那样的,有美名的,你们要思想,那个范围也不一定是局限在教会内部的,不过教牧思想却不是让我们去作为标准的,我们必须再回到圣经里头,因为圣经里有标准。我对防备不是很了解,你说怎么个防备法?
彼得:防备就是对所有的善划一个界限。
  杨伯伯:是不是换一个说法,对所有的善加一个判断?
  彼得:让我们不要盲目地跟从,也不要承认它,而是重新用圣经去评估它的界限,而不越过那个界限,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去做,但是要“留心”去做,不要冲过去做。
 杨伯伯:那就是有判断力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有我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