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炼 / 张谷泉

这组诗词,是张谷泉弟兄在狱中用针线绣在旧布上,夹在棉衣内传出狱外的。其后张谷泉在狱中离世。此诗辗转传抄中,个别词语略有不同,今选录一首分享共勉。

(1954年于狱中,乌鲁木齐市)
(一) 主啊,我愿随你,走此十架窄路。
流泪流汗流血,受欺受压受辱。
赤身悬挂髑髅,不恋斯世寸土。
只要同胞得救,灵魂亦愿捐输。

(二) 主啊,我愿为你,受苦默然不语。
如同将宰羊羔,从容引颈受戮。
嚼环既放我口,舌头全被勒住。
永不为己辩诉,主来隐情显出。

(三) 主啊,我愿像你,深爱仇敌如故。
纵或衣分身刺,仍然代祷祝福。
尽人毁谤攻击,不改神子态度。
主爱充满胸怀,自然随时流露。

(四) 主啊,我愿效你,受苦忠心至死。
颈项置之度外,倾倒鲜血献祭。
殿幔上下裂开,血水倾流下滴。
大呼一声成了,进入永远安息。

(五) 主啊,我愿伴你,行完今世苦路。
因那前头喜乐,轻看暂时苦楚。
愿作麦种死透,结实累累无数。
得见劳苦功效,便能心满意足。

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 / 刘丽萍

晚上祷告会的时候,轮到了源源,我总是把她称作是和我一样的姐姐——是张楚音乐里的那个“姐姐”、也是海子诗里的那个“姐姐”、更是黑塞生活里的那个“姐姐”⋯⋯但最最是的,是安哲罗普洛斯电影里的那个“姐姐”。
在看得见的一切之外,这是联结我们的一个通道。
我喜欢这个通道,也常为此格外爱待源源,祷告会去得早了,就到她的小天地里看她写作业,和她聊天,她也会若有所思地跟我说些心里话,悄悄地往我书包里塞她最喜欢吃的糖。前天晚上偶然听到“Colours of the wind”,禁不住想起她,源源常说她爱画画,我虽然知道,却很少提及,因为总觉得成人世界里的“爱好”,无法形容她的这份热爱,所以可能还是自己并不真的知道。
可是,听“Colours of the wind”时,我确信自己知道了,反反复复地,听了一整天,决定作为借以知道源源的一首歌,晚上祷告会的时候送给她。
而这晚的祷告会,源源也破例地没有了往常的害羞,开口祷告了,很短,就两句话,她说:“主啊,谢谢你把永生给了我,谢谢你爱我。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然后,我们众兄弟姊妹一齐说:“阿们。”
我从没觉得祷告有这么美过,我情愿像孩子般单纯地祈求我的阿爸父,求他使我知道他爱我,求他使我知道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与那十字架上的爱隔绝,而不管我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患难、疼痛,以致觉得他离我很远。
源源跑过来,说:“你把手伸开。”我伸开了,她说,“我打你一下你赶快握住。”我说:“好。”又问她说,“握住了会怎样呢?”她努力在手腕那里寻找鼓起的小包,然后指着说:“看,起了个小包。”
我笑了,一个游戏可以这么古老,从一个姐姐传到另一个姐姐,一次爱的触摸可以这样轻盈,从她的右手传到我的左手,我不知道那十字架上的爱将再次以什么样的方式触摸到我,但我期待,所以我继续祷告:“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你爱我⋯⋯”

晚上,雨中的站台,等回家的末班车,外面的冷和车里的暖一对流,车窗上就满了雾气,旁边的一对男女,男的专情,看见乐天玛特就兴奋地指给女的,说,就在这儿呢,405也应该路过这里,说着又指着站牌表给那女的看,我一直透过车窗的玻璃看两个人的对话,那雾气,让人觉得温暖⋯⋯
雨中的站台,是窗前滴也滴不完的雨,断断续续、淅淅沥沥,却从不犹豫,直到穿越山石,汇入大海。
雨中的站台,是永远停不了的站台,一站接一站,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路过,却要永远保持在路上,因为知道身后有辽远的力量在催促,前方有辽远的声音在召唤。
六年前看贾樟柯的《站台》,看着他就那么一点一点、一下一下地把那个自己曾经生活了四年的城市给交待出来,就好像把自己爱的宣言交待出来一样,不管不顾地爱上了“忘却与背叛”之间的游荡,我知道必要忘却,我知道必有背叛,我害怕这些,我承受不了,在他们没有到来之前,我写啊写的想要使之不朽,没想到这也不过是站台。
而今,是夜深人静的北京,该忘却的都已忘却,该背叛的业已背叛,这就是我,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成长:从挣扎着逃亡,到微笑着接受,从一部电影可以改变我,到我可以创作一部电影,因为知道:“我们成了一台戏,供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不过是我,但竟可以在这台戏中深深地知道、深深地热爱、深深地追随⋯⋯
就这样用一生的时间,也心甘情愿。
我是后来才发现,你说了一次、两次、很多次,我都是迟钝不明白的,但你还是不放弃,在我等车回家的时候,用夜间的月亮、夜间的星空、夜间的雨,开通我的耳朵,把真爱的意志印在这颗心里面,并让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你喜悦这样。
一次、两次、很多次,都是这样,在站台等回家的车,其实是你让我在等你,等你把一个奥秘告诉我,再赐给我天上水瓶的那几颗星星来一起分享这样的奥秘,于是渴望在某个你愿意的夜晚,仰望头顶浩瀚的星空,歌唱奥秘的降临、歌唱盼望的奥秘⋯⋯
等风吹过,天又发晴,我们还要继续歌唱,歌唱我们竟然可以把穹苍当作镜子,看出我的短暂漂泊、看出你爱的永恒不变⋯⋯

一直都在等着雨下,天很低,云好诡谲,雾好沉,心很灼,很灼⋯⋯
一直都在等着雨下,就像坐在窗前等着你来,好安静好太平,好安静好太平,就这样安静太平一个下午,一个下午;
看不见你,听不见你,但我知道你要来,雨就要下,你就要来;
你知道我软弱无力,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地铁里的漆黑,是我移动的速度,轰隆轰隆地,渴望撞击着痛苦,移向你,在慌张迟疑的每个瞬间,等着你来;
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
在今年夏天的这个时候,在愿意背十字架而行的日子,再次见你的面,也是如此;
这样的事,临到我们,我坐在那里等你,坐在窗前往外看,路上的车轮,都行得很慢很慢,他们不懂为何耽延,他们猜,他们自言自语,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等着你来,完全是等待,因为要等着你来;
你来,我知道就像是爱我的人出现,如雨过天晴,如日头出现,如光辉烈烈;
不说,我不说那是我无法预知的世界;不说,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
谢谢你,让我跨出一种坚定沉重的步伐,去配合你的到来;
谢谢你,让我生出一份无法按捺的情怀,去追随你的脚步;
雨开始下,落在我的发梢,怎么滴,也滴不完,像怅然而落的泪,当你使我知道你爱我的时候,为自己的罪,为你的恩典,抽搐着,一下,一下,竟都是对你哭了的记忆: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约翰福音》11:32—35

曾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你哭了,当你要在拉撒路坟墓前行复活的神迹时,你竟然哭了,你为我们的罪而哭,为我们一直伏在死亡的权柄下而哭——唯有在你里面,眼泪对我而言,才是一次温柔的怜悯、一场爱的重生: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

 

6岁 / 书拉密

过完冬天,天天就六岁了。不过天天认为只有等哪天早晨一骨碌爬起来,吃了妈妈给她的两只红皮大鸡蛋,那才真是六岁了呢,现在还不算。所以天天很着急,可是着急也没有用。天天坐在自家门口的长条凳上想:什么时候爸爸才会像妈妈那样给我两只红皮大鸡蛋呢?天天想,可惜妈妈不能给了,她们说妈妈去山上了,其实不是,她们骗我呢,我才不信,妈妈没了,就是死了。邻居的慧姐说,天天你妈没了,你哭哇,她就先哭上了,天天哼哧了两声,并没有眼泪,天天想这可真糟,可是又不能朝眼睛那儿抹唾沫。
天天还记得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有好多人进到屋里来,屋里的灯亮得刺人眼,那些人忙忙活活地,把妈妈放到什么上,盖上被,然后就不见了。天天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醒了才发现是在慧姐家,慧姐说:“起来吧,天天,领你看你妈去。”
“哎!”天天很高兴,天天记得有一次慧姐带她去3路公共汽车上看妈妈,妈妈从衣袋里掏出几块奶糖给她们。天天特别喜欢妈妈胸前挂的票夹子,尤其是那个亮晶晶的铁皮钮,一关就“嗒”地一响,天天觉得妈妈可神气了,车厢里的人都得听她的。
可是这次慧姐没带天天去3路汽车站,她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这可骗不了天天。天天问:“慧姐你不带我去找我妈妈啦?”慧姐说:“就是带你去看你妈呀,你妈生病了,住院了,懂不懂?”
当然懂。天天点点头,这样的事,天天可是知道的,天天三岁的时候就生过病,甚至还住过院,打过吊针呢。护士阿姨说:“这孩子可真够胖的,连血管都找不着。”天天说:“使劲找不就行啦。”那些护士阿姨一听都笑了,都夸天天聪明,有股子机灵劲儿。这都是后来妈闲唠嗑时说的,妈还说,天天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学习,学好了上大学,别像妈,一辈子跟车跑,倒是省坐车钱了。妈说完了就咯咯地笑,妈可爱笑了。
慧姐带天天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挤在一处红砖房前了,有很吓人的哭声震响,天天紧紧抓住慧姐的手,看见有几个人走过来走过去地拿什么东西。突然慧姐说:“天天,你妈没了,你哭呀。”天天说:“嗯。”就吭唧了几声,但没哭出来。天天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背对她们站着,手插在衣袋里,天天知道那是大夫,是给人治病的,天天对慧姐说:“他能让我妈回家是吧?”没等慧姐说话,天天就拽着慧姐的手走到白衣服人面前,天天说:“叔叔,你能让我妈回家,是吗?”白衣服的人一愣,看了看远处的红砖房,又看看擦眼泪的慧姐,他吱吱唔唔了两句,转身走了。
天天看着他走进一扇大门里,连头也没回,天天第一次尝到了失望的滋味——于是天天就哭了,很大声地哭起来,不是因为妈妈死了,而是因为那个穿白衣服的大夫不肯帮她把妈妈送回家。这时,过来了很多人,她们说:“这就是那孩子。”然后有好些人陪着她哭,天天擦擦眼泪,想看看那个白衣服的人回没回来,有这么多人帮她一起哭,他还不肯吗?
可他就是没回来。
后来,后来,慧姐给天天扎小辫,天天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绫子,都是过年的时候妈妈和慧姐给天天买来扎辫子用的。那条绿的还是爸爸给买的呢,妈当时说:“你爸一点儿也不会买东西,买条绿不叽的,能好看吗?”爸爸说:“给我宝贝姑娘买的,又不是给你戴,咋不好看?”天天让慧姐找一条花的好看的扎上,慧姐说:“天天现在不能扎花头绳子,天天得扎白头绳。”
“为什么?”天天不愿意,白的多难看呀,“我就要扎花的,白的不好看,我妈从来不给我扎白头绳。”
慧姐住了手,叭嗒叭嗒掉眼泪,慧姐说:“天天听话,天天的妈没了,天天就得扎白头绳。”
既然和妈妈没了有关,那么,好吧,天天从来是懂事的,天天点点头勉强同意了。天天说:“那⋯⋯那些花头绳等我妈又有了,我就能扎了,是吧?”
慧姐过了好半天,才“哎”了一声。一大滴泪冰凉凉地落在天天的小手上,天天吓了一跳,把手在衣服上蹭了好几下,不满意地说:“干嘛呀,你?”
第二天早晨,天天在门口的长条凳旁边玩踢毽子,收垃圾的马车来了。穿着灰衣服、戴头巾的阿姨坐在车上冲她喊:“闺女,喊你家人出来倒垃圾。”
天天答应一声,就冲着屋里脆生生地喊:“妈,收垃圾的来啦!”喊完了,天天忽然想起来,妈妈昨天没了,天天就有点儿不好意思,竟然把这件事忘了,天天赶紧冲收垃圾的阿姨说:“我妈昨天没了。”收垃圾的阿姨重复了一句,说:“没了?”天天想也许自己说得不对,阿姨没听明白,她又急忙说:“就是死了。”收垃圾的阿姨听了,跳下车,问:“啥时候?”“昨天上午。”垃圾阿姨看了天天一眼,“哦”了一声,然后从马车上拽下一把大铁锹,三下两下把天天家门口的垃圾扔上了车。天天一边看垃圾阿姨干活一边说:“我妈是昨天早晨四点生的病,十点就不行了,可快啦,大夫说得的是脑晕血。”天天很高兴能有个机会介绍一下妈妈没了的事,可不是哪个像她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脑晕血”这个病的呀。可是显然垃圾阿姨对她的聪明并不欣赏,垃圾阿姨干完活,把大铁锹往车上一扔,拍拍天天的头,说:“进屋去吧,早晨凉,多穿点儿。”然后她就赶着马车踢踢蹋蹋地走了。
没得到意想的夸奖,天天觉得挺没意思的,天天低头看看胳臂上的黑纱,上面还别着一枚亮晶晶的小别针,天天想,小梅她们肯定都没有这个,她们要是冲我要,我才不给呢,气气她们。不过,她们要是非常非常想要的话,我就让慧姐给她们一人剪一个戴上吧。妈说要和小朋友讲团结,不要太抢尖儿,好吧,到时一人发一个。天天想着,忘了刚才的没意思。
天天进屋的时候,爸爸正蹲在地上捅炉子做饭。炉火红彤彤的,哔哔叭叭直响,照得爸爸的脸亮堂堂的。天天说:“爸,你的脸真亮啊。”天天伏在爸爸的背上,希望爸爸能像往常那样把她一背,在屋地上猛转几圈,看着天花板直要往下掉,可好玩了。可这次爸爸没动,爸爸伸手拍拍天天,说:“天天,帮爸舀碗水来。”天天觉得很奇怪,好像有好几天没听爸爸说话了,爸爸的嗓子像含了沙子似的。真的,不知怎么弄的,爸爸变得乱蓬蓬的,天天用手摸摸爸爸的胡子说:“爸,该刮胡子了。”谁知爸爸突然搂住天天呜呜地哭了起来,天天吓坏了,在爸爸的怀里一动不敢动,天天想一定是刚才喊错了,爸爸不高兴了,天天说:“爸爸不哭,爸爸不哭,天天听话,天天再也不闹、不磨人啦。”
天天记得那天吃的是煮面片,非常咸。

春天的时候,后院的樱桃树开花了,粉嘟嘟的一大片,远看好像一朵大云彩在院子里浮着。天天盼着花快点儿落,那样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摘红樱桃吃了。去年表哥借了一台相机给她和妈妈照了两张像,相片上妈妈抱着天天,天天一手拿只玻璃杯,一手在摘樱桃。天蓝蓝的,樱桃红红的,天天张着小嘴在咯咯地笑,妈妈也在笑。
但是今年爸爸告诉天天摘不成樱桃了,因为大舅从北山来了,大舅是来和爸爸要房子的。因为天天他们住的房子是姥爷的,大舅说这房子当年就该是他的,因为他是长子,他当时可怜爸爸刚从乡下来没房子结婚,才答应临时借给妹妹妹夫住的。现在妹妹没了,他的大儿子正急着结婚,“你看⋯⋯”
爸爸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说:“容我两天空儿,我一人咋都好说,总得给孩子找个落脚处。”
大舅说:“那是那是,你也别太急着搬,慢慢找慢慢找,我就是说这个事儿⋯⋯”
爸爸说:“我懂我懂,先容我两天,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马上搬,决不会耽误力子结婚。”力子是大舅的儿子,十九岁了。
爸爸找了好几处房子,都不合适,房主一听是个刚丧妻的单身汉带个孩子,都不愿租。
有一天,爸爸对天天说:“天天,爸爸带你去厂子里住好不好?”
天天当然高兴,蹦着说:“好哇好哇。”天天去过爸爸的班上,那里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能装得下那么多那么高的大汽车,屋地上还有好些槽槽,有的叔叔就仰面躺在那里修汽车。那里的叔叔对天天可好啦,他们还给她烤过玉米棒子吃呢。
爸爸说:“那儿的床有点潮,夜里会冷,你怕不怕?”
天天说:“爸爸不怕我就不怕。”
“好姑娘。”爸爸拍拍天天的头说,“那咱们今天就搬过去。”
值班室的床果然很潮,夜里也冷,不过看爸爸没说什么,天天也就没说什么。夜里枕着爸爸的胳臂睡得仍然很香。
有天傍晚,天天觉得浑身赤痒痒的,就对爸爸说:“爸,我想洗澡。”她本来还想接着说,以前妈妈隔几天就给她洗个澡,话到了嘴边,天天没说。自从那天喊错了一次之后,天天再也不说“妈妈”这个词了,尤其不当着爸爸的面说。
爸爸听了天天的要求,挠挠头皮,说:“天天今天先忍一天吧,明天我给你烧一大锅热水再洗好不好?”
天天说:“好吧,再忍一天,爸爸说话算话。”
第二天中午,爸爸问同事小孙叔叔:“小田晚上有没有空儿,能不能麻烦她来一趟,天天想洗个澡。”
小孙叔叔说:“没问题。我一个电话过去,她准来。”
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田阿姨果然来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田阿姨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涌在值班室里,你推我搡地,和小孙叔叔开玩笑。
天天也很高兴,小田阿姨的眼睛又大又亮,特别像挂历上的电影美人。
爸爸对天天说:“这是田阿姨,问阿姨好。”
天天很乖地说:“阿姨好!”然后紧接着问爸爸,“甜阿姨就是像糖一样甜的阿姨吗?”
大家听了都笑了,有位大脑门叔叔说:“这可得问小孙,只有他尝过,别人没尝过可不敢说。”大家听了,笑得更厉害了。天天不明白怎么回事,见大家都笑,她也跟着笑。田阿姨脸红得像只大红苹果,小孙叔叔狠狠地擂了那个大脑门叔叔一拳,大家笑得更欢了。煤油炉上的水壶哧哧地往外吐白气。
小田阿姨的手很软,小田阿姨说:“天天的腿好长啊,身材这么好,以后可以做模特啦。”天天听了,很快乐。
过了几天,小田阿姨给天天做了一条花裙子,穿起来神气极了,像一只大蝴蝶,飘来飘去的。天天穿了它在厂子里到处乱走,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夸奖。叔叔们见了天天总问她,谁给你做的花裙子呀,这么漂亮?
天天就自豪地仰起头来说:“是小田阿姨。”他们又问:“小田阿姨是谁呀?”天天就说:“是像糖一样甜的阿姨呗。”
要是有人问:“这是谁呀,这么漂亮?”
天天就说:“当然是小田阿姨的模特了。”
要是还有人问:“模特是干啥的呀?”天天就没词了。所以为了防止别人问她这句话,天天总是在答完前三个问题之后转身就跑。有一天,一个叔叔看出她的小狡猾来了,见了她在厂房外面走,劈头就问:“天天,模特是干啥的呀?”
天天一下子懵了,脱口而出——“是比糖还甜的阿姨。”“哈哈哈”,叔叔们都大笑起来,把天天弄得可不好意思了。
不过,天天还是觉得和爸爸住在厂子里很好玩。只是,天天觉得有点儿想妈妈。爸爸烙的葱花饼怎么也赶不上妈妈的好吃,总是硬梆梆的,不是盐多了,就是盐少了。总也没正好的时候,真是的。可是一看爸爸很抱歉的样子,天天就不说什么了,天天说:“爸,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烙饼,又软又香,像⋯⋯像⋯⋯李奶奶烙的那样。”
其实天天并没吃过门卫值班李奶奶烙的饼,可是一下子又找不着别的熟人了。爸爸听了,埋着头使劲往下咽,嘴里呜噜呜噜地说:“好,好。”
白天,爸爸到厂房里去干活,天天就和李奶奶在值班室里。李奶奶可喜欢天天了,总给天天讲图画书上的故事,“乌鸦喝水”呀,“小猫钓鱼”呀,还有许多鸟的故事,李奶奶还教天天认字,没几天工夫,天天就认识了好多字。李奶奶说天天真是个聪明丫头呀,可惜妈走得早,李奶奶用小手绢擦擦老花镜后面的眼角。
天天说:“奶奶,给我梳梳小辫吧,我爸也不会梳,东扭一下西扭一下就完了。”
李奶奶一边给天天梳小辫一边说:“你爸带着你又当爹又当妈,不易呀,你可得懂事点儿,别惹你爸生气啊。想吃好吃的和奶奶说,别老跟你爸要,他一个男人家,吃喝伸手惯了,乍一个人领孩子过,做不出来伤心,做不好也伤心,听没听着?”
“哎。”天天总是很乖,愿意听话,虽然天天并不太明白李奶奶说了些什么。
中午的时候,叔叔们都聚到值班室来吃饭,他们时常会给天天带盒饺子、包子什么的。叔叔们对天天说:“天天,给我们讲个故事吧,讲得好下次还给你带好吃的,讲得不好,下次可没有了。”
天天听了,不高兴了,傲气地摆摆头说:“我才不为好吃的讲故事呢。”
叔叔们就说:“哟嗬,天天还挺清高的呢,那你为啥讲故事呀?”
天天说:“为了⋯⋯为了⋯⋯”她抬头看看爸爸,爸爸说:“为了让大家高兴。”天天就学着说:“为了让叔叔们高兴。”
“那就来一个吧。”叔叔们鼓掌欢迎。天天站在屋子中央,行个礼,开始讲乌鸦找水喝的故事。“从前,有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找呀找呀,找到了半瓶水,瓶子的口很小,乌鸦的嘴伸不进去,乌鸦喝不着水,咋办呢?它就想啊想啊,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喝到了水。是啥主意呀?你猜你猜!”天天跑到大脑门叔叔跟前,起劲地用自己的脑袋撞他的大脑门,“咚,咚,猜猜是啥是啥?”
大脑门叔叔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脑门,说:“那还用猜,乌鸦抱起瓶子,往嘴里一,不就喝着了?”
“不是不是,你猜错啦猜错啦,”天天拍着手,兴高采烈地说,“乌鸦找了很多石头子儿扔到瓶子里,水升高了,乌鸦就喝到水了。这是一只聪明的乌鸦。下面再讲一只笨乌鸦的故事。从前,一个冬天,有一只乌鸦,找到了一块肉,站在树上正想吃呢,来了一只狐狸,狐狸很饿,看见乌鸦叼着一块肉,就说:‘一只多么漂亮的鸟啊’⋯⋯”
春天慢慢地就快过完了。快过完的时候,厂房里飞进来两只小燕子,啾啾啾地叫,在房顶棚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天。天天听说了,整天缠着爸爸带她去看小燕子。看见天天来了,叔叔们都和天天打招呼:“天天来干嘛来了?”
天天说:“我来看小燕子。”大脑门叔叔就问她:“你来得正好,我考考你,小燕子为啥在这儿转悠转悠好几天呀?猜对了有奖。”
天天仰着头看小燕子在顶棚的铁管子旁一上一下地飞,翅膀黑油油的,有时露出好看的小白肚皮。天天假装没听见大脑门叔叔的问话,只顾一个劲儿地看,看了好一会儿,觉得和图画书比,还少点儿什么。少什么呢?天天突然明白了——少一只鸟窝啊!小燕子原来是想在管子上筑一只鸟窝呀!天天高兴地说:“我猜着了,燕子想做个窝,你看你看,那还有一根小草呢。”
果然。叔叔们一看,说:“嘿,可不是,还是天天聪明,我说它们在这儿转悠啥呢,敢情是要筑窝。”
以后,天天每天都和爸爸到厂房里呆一会儿,看小燕子垒窝。可是好几天过去了,燕子的窝也没垒成。铁管子太滑了,小燕子一口一口衔来的黄泥和小草都掉了,燕子啾啾啾地叫个不停,飞出去又飞回来,天天可为它们着急了。天天对爸爸说:“燕子没窝会死吗?”爸爸说:“不会的,不过燕子总得有个窝才行。”
“那咋办呢?”爸爸想了想,说:“咱们帮它垒个窝吧。”爸爸就和几个叔叔搬来长梯子,找来一些硬纸盒和一把细麻绳,把铁管子包好,用麻绳捆得紧紧地,等燕子来垒窝。等了好几天,两只燕子老在周围绕着弯子飞,就是不肯垒窝。天天有点担心,她总问爸爸,燕子不会不做窝就飞走了吧?
爸爸安慰她说:“不会的不会的,燕子怕生,不愿意别人动它的地方,等过几天就好了。”
天天多少放心了些,又看了几天,看见小燕子开始垒窝了,又过了几天,垒出了一只圆圆的小巢,和图画书画的差不多。天天每天都到厂房来看燕子,叔叔们看见天天跑进来,就说:“嚯,又来了一只小燕子!”
夏天了,有一天,大家发现燕子窝里露出五只小脑袋,东瞧瞧西望望,有时从窝里跳出来,细声细气地叫。嗨,燕子下小崽啦!叔叔们午休的时候都守在厂房里,一边吃饭一边瞅着小燕子,说着小燕子。天天当然也不例外,她和爸爸捧着午饭也到厂房里,听叔叔们讲燕子的事。天天还学会了写“天天像小燕子”这几个字,天天觉得每天过得可有意思了,甚至晚上睡觉时,她还能听到老燕子和小燕子的叫声呢,啾啾啾,天天认为这个声音是绿色的,是一滴一滴的,可以落到水里去,啾、啾、啾。
有一天,爸爸回来说,以后要早点儿起来去开厂房门才行,老燕子早晨6点多就想出去给小燕子找吃的。天天记着了,每天睡觉之前都告诉自己明天早点儿醒。第二天早早睁开眼,推推还在鼾睡的爸爸,“爸,快醒醒,燕子要出去了。”有几次,叫得太早了,才四点钟,天天看见天亮了,以为到时候了,其实没到,爸爸看看表说还早呢。可是醒了,爸爸就睡不着了,一整天都打呵欠。爸爸说:“天天,爸爸教你认表吧。”天天说:“好。”天天就学会认表了,时针、分针、秒针,每天睡觉前,天天把爸爸的手表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早晨一睁开眼睛,先摸出手表,看看时针和分针是不是直直地成了一条线,成了,天天就赶紧推爸爸:“爸,快醒醒,燕子要出去了。”
天渐渐地凉了,凉了,爸爸给天天穿上去年妈妈织的大红毛衣,上面用黄线绣着“天天”两个字。爸爸说:“天天穿衣服要好好的呀,别弄坏了。”天天说:“嗯,我知道。”
天天仍然像往常那样,每天6点起床,和爸爸去开厂房门,放燕子飞出去找食,然后再跟着爸爸在厂房里转一转,扫扫地,把燕子粪扫出去 扔掉,然后再回去做早饭。
可是那天早晨打开门,老燕子和小燕子都没飞出来,等了好半天,燕子窝静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天天沉不住气了,带着哭腔说:“燕子没了。”天天很害怕,她不愿意燕子也像妈妈一样没了,再也见不到了,那可不行呀。
爸爸说:“燕子飞走了。天凉了,燕子该去南方了,那里暖和,等明年春天,它们还会回来。”
“真的吗?”天天不太相信。
爸爸说:“真的。李奶奶不是给你读过鸟的书吗?上面说啥了?”
“噢。”天天想起来了,李奶奶给她读过那本讲鸟的书,天冷的时候,燕子啊、大雁啊,就带上自己的孩子飞到南方去了,那里有一个温暖的国度,有许多美丽的鸟儿,它们在那儿快乐地生活,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它们又飞回北方了,像我们一直盼望见面的那些亲人,从遥远的地方回来,带给我们喜悦和快乐。是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
天天想,那就不怕了,过了今年,明年它们又会回来了,多好啊。天天想,我可以在这儿等它们回来,明年,我又长了一岁,不知道它们还会不会认识我。天天想,要是妈妈也能像燕子那样,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就好了。
夜里,天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个遥远遥远的地方,有一大群美丽的鸟儿,它们扇着翅膀,唱着好听的歌。天天看见妈妈从一片绿草地那边走过来,天天说:“妈妈,你也像燕子一样,冬天飞走了,春天再飞回来吗?”妈妈说:“当然啊。你不也是一只小燕子吗?”天天想,是呀,叔叔们教她写“天天像小燕子”,就是说天天也是一只小燕子,可以和妈妈爸爸一起飞呀飞,飞走了再飞回来,多好啊,多好啊。
天天枕着爸爸的手很快乐地笑了。

又到冬天了,厂房门前的柳树耷拉着硬硬的柳条,几片冰凉的叶子挂在上面,很可怜的样子。
天天不太喜欢冬天,冬天有点冷,没有好看的花,树也不绿,到处灰秃秃的。不过到了冬天就能过年了,过完年天天就又长了一岁,所以还得过冬天才行。
快过年的时候,慧姐来了,听见爸爸喊,天天像只小燕子似的从屋里跑了出来,慧姐看见天天可高兴了,天天说:“慧姐咋才来呢?”慧姐说:“我刚放寒假呀,没有课了,才敢来看你,平常可忙了,等你上学,就知道了。”天天想了想,说:“哦,是这样。”
慧姐说想带天天回老房子那儿看看,大家都挺想天天的。天天抬头瞅爸爸,爸爸摸摸她的头,说:“慧姐来接你,就去玩一天吧,要听大人的话,别乱跑,别和小朋友打架。”
“哎。”天天长长地答应了一声,跳上木板床,打开床头的柜子取衣裳,“穿哪件呀,慧姐?”慧姐一边笑一边帮她找,慧姐说:“天天这么小就知道爱美啦。”天天说:“我是田阿姨的模特,当然要穿得好看才行。”
慧姐给天天找出一件红色灯芯绒的小大衣,是天天妈妈自己做的,天天穿上,像一团火苗,在屋里滚来滚去。天天从柜子里又找出来一只彩葫芦,是去年过端五节妈妈用五彩线给天天缠的,本来是挂在屋檐底下的,天天非让妈妈做一个挂到胸前不可,妈妈就用五彩线给天天搓了一根细带子把彩葫芦挂起来,吊在胸前,里面还有一股细细的香味呢。
天天让慧姐帮她戴上,慧姐说这是过端五节用的,现在不用戴。天天说:“挺好看的嘛,快过年了,兴戴。”
“好吧。”慧姐拗不过她,就给她挂到脖子上,一走一动,彩葫芦在胸前跳来跳去的。慧姐说:“天天,别弄丢了呀,这可是你妈扎的。”天天使劲点点头,慧姐就牵着天天的手走了。
到了慧姐家,好多老邻居听说天天来了,都来看她,问她和爸爸过得好吗。天天一张小嘴说个不停,说小田阿姨,说大脑门叔叔,说李奶奶,说厂子里的人,说乌鸦,说小燕子,说厂子门前的柳树⋯⋯天天知道的事可多了,还认得字,会背诗,还会查字典呢,大家都夸天天聪明,以后准错不了。天天小胸脯挺得可高了,头一次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呀。
要吃午饭的时候,大舅拉着园园来了。大舅家已经从北山搬到这儿来了,北山的房子给力子了。大舅说:“天天,大舅老忙,也没得空儿去看看你和你爸。今天上家里去吃顿饭吧,你舅妈做的水煎包,挺好吃的,吃完了和你园园姐一起玩,啊,走吧。”
天天长到六岁,好像只见过大舅两次,这是第三次。天天挺喜欢水煎包的,妈妈会做,爸爸不会,天天好久没吃过水煎包了。可是天天不太喜欢大舅,大舅不笑的时候脸铁青铁青的,可吓人了,大舅一笑,就露出两颗又长又黄的大门牙。大舅每次来家里,总赶上妈妈休班,妈妈总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大舅,可大舅每次都吵吵嚷嚷地,说房子咋啦咋啦,然后脸铁青铁青地走了。妈妈每次都一个人坐炕上哭。
天天不喜欢大舅。虽然有好吃的水煎包,天天还是摇了摇头,靠在慧姐的怀里,不肯走。
大舅刚要再说什么,慧姐的妈妈二婶对天天说:“天天听话,大舅来找你去吃饭就该去,亲戚老不见面,都怪想念的。去吧,和园园一块儿玩,等晚上,二婶再给你做红烧大鲤鱼,好好吃一顿,啊?乖,去吧。”
天天抬头又看看慧姐,慧姐推推她,说:“那就去吧,等吃晚饭的时候,我去找你。和园园好好玩。”
天天点点头,大舅让园园领着她到斜对过的家里。天天看见小板凳已经不在那儿,大门也换了,又高又直,都快看不见里头的房子了。天天想这不是我家了,天天心里面就有种奇怪的感觉,和知道燕子飞走了的时候差不多,天天想这样可真不好,不好。
舅妈看见天天,可热情了,说:“哎哟,天天都长这么大啦。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记不记得?”
天天瞅瞅舅妈,使劲想了想,没想起来,天天不好意思地低头摆弄手指头,小声说:“忘了。”
舅妈叹口气说:“唉,多好的一个孩子,你妈咋就去了呢?”
水煎包已经弄好了,舅妈安排天天和园园坐在一起,开始吃饭。水煎包真好吃,天天吃得眉开眼笑,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了,天天一边吃,一边回答大舅、舅妈的问话,天天说自己都认识什么字、会背什么诗,大舅就训园园,说园园比天天大了一岁多呢,还什么都不会,就知道吃,“馋虫一个!”园园不愿意了,瞅着天天不停地吃包子,园园撇撇嘴,说:“她才馋呢,见了好吃的就吃个没完。馋虫,馋虫,耶!”园园冲她做了个鬼脸。
天天听了,很委屈,放下筷子,不吃了。天天想,是你们让我来吃包子的呀,天天决心以后再也不到园园家来吃饭了。
舅妈看天天放下筷子,急忙说:“天天,小姐姐和你说着玩的,别生气,啊,来,再吃一个。”舅妈挟了一个包子放到天天的小碟子里。
天天低着头,说:“我饱了,不吃了。”
舅妈和大舅互相看了看,大舅说:“那就不吃了吧,园园领天天玩去吧。”
园园哼了一声,跳下椅子,自顾自地向外走,也不理睬天天。天天想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天天跟着走了出去。
大街上已经有好几个小朋友在玩踢毽子了,她们看见天天来了,都和天天打招呼,“天天来玩毽子呀。”天天高高兴兴地加入进去,却没人理睬园园。园园是新搬来的,园园原来在她们那条街上是小朋友中的头儿,园园搬到这儿来了还想抢尖,园园太厉害,嗓门太大,还好哭,小朋友都不愿和她玩。园园看没人睬她,大家都找天天玩,园园很生气,可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
天天一踢毽子,胸前的彩葫芦就随着上下跳动,小朋友们觉得挺好玩的,一个小朋友说:“天天把葫芦给我看看呀。”天天很大方地把彩葫芦从脖子上摘下来给大家看,还告诉她们这是妈妈给扎的,让她们别弄坏了。大家看完了,刚还给天天,园园在旁边说:“天天给我看看葫芦。”
天天把葫芦套到脖子上,说:“那你就这么看吧。”
园园不干,园园说 :“你刚才给她们那么看,为啥不能给我那么看?”
天天一时不知答什么好,园园马上又说:“你刚才还吃我家包子了呢,吃了那么多。”
天天急了,说:“是大舅家的,不是你家的!是大舅家的,不是你家的!”
园园瞪着眼睛说:“就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给不给我看,你给不给我看?”
天天坚决地说:“不给,就不给!”
园园逼近了一步,说:“那你把我家的包子吐出来!”
天天毫不让步,说:“不,就不!”
园园一把抓住彩葫芦,狠着声说:“看你给不给,看你给不给!”天天看她拽葫芦,自己也攥住系葫芦的线往后拉,“嘭”的一声,线断了,葫芦掉在了地上,葫芦被园园一拽,已经不成样子了,天天看见葫芦被弄坏了,疯了一样扑向园园,喊道:“你还我葫芦还我葫芦,那是我妈给我做的,还我葫芦!”园园也喊着:“活该活该!”两个孩子撕打到一起。
舅妈和慧姐听说两个孩子打架了,都跑了出来,拉开她们。园园抱着妈妈的大腿放声大哭,说天天挠了她的脸,果然,脸上有两道印,红红的,舅妈看了一眼涨红了脸气喘吁吁的天天,拥着园园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用训斥的口气说园园:“没妈的孩子没教养,谁让你惹她了啦?”慧姐急忙拉过天天,问她出了什么事,天天一声不吭,待她找到那只被踩得扁扁的、嵌在土里的葫芦后,才开始哭起来,别的孩子就告诉慧姐是怎么回事。慧姐搂住天天,安慰她说:“天天,别哭,慧姐再给你扎一个,慧姐扎的和妈妈的一样好。别哭了,看脸该疝了。”慧姐给天天擦干净脸,把天天领回家。二婶听慧姐说了经过,愤愤地要找舅妈评评理。
天天也不说话,捧着扁葫芦一个劲地哭。慧姐抚着她的头一再保证自己会扎葫芦,天天想要几个就做几个,绝不给园园。可天天还是很难过,“我要妈妈做的。”她靠在被垛上,抽抽搭搭嘟嘟囔囔地说:“葫芦坏了,葫芦坏了,呃,葫芦没有了,呃,我要妈妈做的。”
后来天天就睡着了,睡得很热,嗓子也疼,天天舞着小手说:“妈,嗓子疼。”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身边坐着呢,爸爸的大手正放在天天的额头上,冰凉凉的,很舒服。天天渐渐地想起来了,她今天穿上漂亮衣服和慧姐到老房子来了,园园把她的彩葫芦弄坏了,现在嗓子很疼。于是天天又开始哭了。爸爸一边给天天擦眼泪一边安慰她,爸爸给天天买了一只红通通的灯笼,等天天病好了,就可以在大年夜拎着灯笼玩了。
天天在慧姐家住了好几天,每天都有小朋友来看她,看她拥着大棉被坐在火炕上吃水果罐头,大家都很羡慕她生病哩。
大年三十的早晨,爸爸要接天天回去,二婶劝他一起在这儿过年,爸爸不肯,爸爸说明年吧,明年过来,明年天天七岁了,该上学了,到时让慧姐好好辅导辅导。
天天就和爸爸回厂子里的家了。所有的叔叔还有李奶奶都回家过年去了,厂子里空荡荡的,只有爸爸和天天。天天问爸爸为啥不在慧姐家过三十呀,那儿多热闹多好玩啊。
爸爸一边往盆里放面一边说:“过年了,厂子里得有人值班,这是工作。再说呢,过年都是自己家人在一起过,不好在这时候去打扰别人,是不是?”
天天相信爸爸说的有道理,就点点头不吭声了。然后她就和爸爸忙活着剁肉馅、切菜、擀饺子皮,天天擀得可慢了,爸爸擀了十个她还没弄完一个呢。爸爸说不着急,赶在大年夜之前包上就行。那当然没问题,天天瞧瞧爸爸的手表,才四点多一点儿。
不过外面已经快黑天了,太阳落下去了,天边有一抹很淡的红色,像从前妈妈抽屉里的那盒胭脂,边上还镶着一圈金黄,再往上是灰色,别的,天天就说不清应该算什么颜色了。门前的柳树枝在风里轻轻地摇动。
天天在屋里等爸爸去外面回来,她坐在窗台边用手支着下颌,看着天上变幻的颜色和风里摆动的柳枝,觉得心里面有种奇怪的东西在长大,柔软地铺散开,越来越开阔,心里清清凉凉的,又有点儿想哭⋯⋯说不出来的感觉,天天认为那只是天的颜色太好看了弄的。直到有一天,当学会了真正读诗的时候,她才明白,那个六岁的黄昏所感觉到的其实就是“苍茫”。
吃饭前,天天拎着红灯笼跟在爸爸身边,绕着厂房走了一圈,红灯笼在路上留下了许多圆圆的、温暖的影子。
夜里,爸爸带天天出去放烟花和爆竹。外面可真热闹,到处响着爆竹声,到处亮着烟花,烟花的样子真多,每一个都那么绚丽、灿烂,在空中喷放出夺目的光芒,好像明亮的星星。
这是非常快乐的一夜。夜里有许多灿烂的星星在天天的梦中游动,在那些美丽的星星上,天天看见了妈妈、燕子,还有那只长大了好几倍的彩色葫芦,所有失去的好东西,都重新来过,来过。天天想,这可真美呀,长大了我要写出来。

春天来的时候,天天就七岁了。

1996年完一稿 ,1997年4月录入

驼鹿的瑰丽草原与树林 ——远行记忆之三 / 姜原来

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诗篇68:10)

世界——交织着形形色色生机和杀伐的原野。
一次讨论中,一位“愤青”朋友听过我的“原野”描述后批评我说:“以你的经历、处境,你这个‘观’太乐观,这是一个‘悲惨世界’,不应该叫它‘生杀原野’,而应该叫做‘杀戳原野’。
这意思,出自他钟爱的叔本华等一脉欧洲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眼里的世界,一派杀戳、残酷、绝望,别无它况。“依赖恐惧胜于信赖信仰”,这是叔本华的座右铭。这一类更明确的概括出自法国大作家塞利纳在其小说《漫漫长夜行》前的题诗:

“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
在严冬和黑夜之中,
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在全无亮光的天空。”

我们当然不屑那些滴着香露蜜汁的作品,但也不信任那些拿在手里寒彻骨髓的创作。那些内心深处漆黑刚硬的人会干出什么事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领教得太多了。
况且,生活——生命的原野上,原非如此,即使对我这样命中注定常常像一头驼鹿一样满身泥尘、长途奔命、“狼狈不堪”的人,也非如此。

在白桦树林后面……

我在森林密布的小兴安岭生活过一年多。密林里、山谷中,住着狩猎为生的几户鄂伦春族人。夏季,是他们捕猎驼鹿的季节。驼鹿跑得不快,可是有韧性,可以没完没了地远程奔跑,人很难追上。于是,鄂伦春人会扮成鹿的样子,头上戴着鹿头,身上反披着鹿皮袍子,甚至在屁股后面系上鹿尾,然后悄悄接近鹿群⋯⋯其实,鄂伦春人自己的性格就像驼鹿:温和、坚毅。而我们要在生命的原野上尤其在中国的原野上做些有意义的事,实在不得不需要像驼鹿一样有“没完没了”的韧劲⋯⋯
这年夏天,我因着教会工作走进内蒙古高原,当地朋友拿出一张通缉令给我看——原来,这一段时间,这一带交通线上一直有个连环杀人犯在流窜行动,他伪装甚佳,不易让人警觉,而且每每以单身旅客为猎物,心狠手毒。我谢绝了朋友们的劝阻,凭着自己长期“驼鹿”般经历练就的对各种隐秘杀机和猎捕的超常敏感,还是像一匹驼鹿似地迈开蹄步,独自走进高原深处。一路遭遇无数麻烦,我的手脚又迟笨,总也走不快,好在神赐给了我一点驼鹿般的韧劲,从早到晚不停走着、寻访着、请教着,一路从图鲁根河到浑善达克沙地,从锡林郭勒草原到达里诺尔湖的蒙古村,最后,偶然走到了另一片大草原中的一个汉族牧民家,走进了他家后面的一块隐蔽的草原。
草原,我并不陌生。当农民时,我就经常上草原打草、耧草,有时还要搭草棚在草原深处住半个月。回到城里后,从事的环境专业工作又把我多次带到草原。
可这次,我意外闯进的是一片迄今我所见过的最瑰丽最宁静的草原——在这次内蒙之行的最后两天!
⋯⋯等明白过来自己遇到了什么以后,我先在一汪浅水边用双手捧起一掌心的水喝了个干净,然后扔掉鞋子,像一匹真正的驼鹿那样,在草原地上痛快地打着滚,翻身仰起四肢快活地嗷嗷大叫着。好久,我从狂喜中醒来,拾起鞋子,爬上一边的草坡,在草坡顶上一棵粗壮的白桦树下坐下来,望着这片草原。
这是一片偌大的盘状草原,它的周边微微隆起一圈草坡,仿佛造物主在大地上别出心裁地轻轻捏了一个浅浅的圆圈,把这块瑰宝般的草原藏匿其中,而对着村落、道路方向的草坡上,长着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大多是白桦树,恰好挡住了陌生人的目光。草在这里长得又密又厚,无数野花在缤纷灿烂盛开着,从白桦树林这儿望下去,仿佛是一块硕大的碧绿草毯,上面缀满了数不清的彩色繁星。
正是农历“三伏天”,高原上却一点儿也不热,白桦林树荫下,更是凉爽。过去在草原的经历,让我的目光透过眼前的盛夏,勾画了这片草原的其他景致:春天,绿草遍野,第一批野花与芳草一起撒遍草原;夏季,不同种类的花潮此起彼伏,草原就像一位时尚姑娘每天为自己更换着奇装艳服;秋天,高高的牧草上下,一批又一批的秋花和各种五彩斑斓的果粒仍然在连绵不断地装点着每一寸草地,直到大雪覆盖。
整个下午,偌大的草原上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人影,只有鸟儿唱着各自千奇百怪的歌,在草地与树林间穿梭着。
那年,也是在树林里远远看到过驼鹿,正伏在草丛里,久久凝望着远方。那时就想过:它们,在想些什么呢。
现在,我也像一匹驼鹿一般,久久凝望着草原,我一下子与它们息息相通了:我的眼前,也掠过了多少次原野上惊心动魄的被困,无数次撕心裂肺的突围,一身汗臭,一身尘埃,一道道伤口⋯⋯经历了、了解了太多这类如驼鹿般悲喜交集的故事,我经常痛切陈述说,中华,尤其是近现代的中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苦难最深重、牺牲最漫长、事态最复杂、真相最诡秘的地方。可是,尸首在哪里,鹰也聚集在哪里,哪里的罪恶多,哪里的恩典也显多。杀伐与灭绝在哪里干裂原野,复活与永恒也必如大雨倾盆。所以,狼狈不堪的“驼鹿”有自己的无比幸福——仅仅活在这样的大地、这样的时代,就已然包含了特别的呼召、特殊的祝福。我在话剧《莎士比亚在嘉兴》中为魂游中华的莎士比亚写过这么一段台词:

“如果,人能投胎转世,像古代东方人认为的那样,那么下一次,我要做一个中国人!因为,神圣的爱、信仰和希望在这里如此真实确切,而这些,在我看来是值得活着的唯一依据。我要做一个汉语剧作家,因为这里的历史如此恢宏壮丽,这里的喜剧如此匪夷所思,这里的悲剧如此庄严神秘,这里的语言如此精湛美妙,这里是诗人无与伦比的故乡!”

这,就是哪怕像驼鹿一样艰辛不堪的人,都能拥有的“瑰丽草原”。
在以后的文章中,如果可能,我还会告诉你几个更加不堪的真实故事,例如,我新认识的一位友人——他是“文革”重刑犯的幸存者,我把他经历过的那地方称之为“地狱里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可就在那里,他一次次看到无比壮美的生命落日,这落日余晖永远凝固在了他的心上,为他准备了今天的重生得救。
仍然有一种可能,在这里,漫长的患难也是深深的祝福。
所以,我坚持把这世界——这生命原野称之为“生杀原野”而非“杀戳原野”。
那么,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在你的生命原野里,那本来就在那儿等待着你的白桦树林,瑰丽草原,你找到了吗?
而此刻,落日余晖中,我坐着的草原边、树林后,远远传来了女牧人小韩呼喊我的声音⋯⋯

原野人家

那片瑰丽草原一侧的草坡前面、白桦树林下,零零落落住着几户人家,彼此的距离很远。
沿着蜿蜒在草原上的车辙路走去,小韩家是第一户人家。远远望去,黝黑低矮的房子稍稍有些歪斜了。房子里里外外完全是用“土坯”(那一带农村常见的建筑材料,用黄泥搅拌干草制成的泥草砖)砌成的,屋顶也是干草抹泥盖成的。房子里只有两间小屋子:进门便是厨房,绕过土坯垒成的锅台,便是里间。里间靠着南面窗户照例垒了一整条土炕,上面放着一张陈旧的小炕桌,堆了几条被子,靠着北面的地上堆放着各种黑乎乎的牧具、农具,和一些粮食、蔬菜。除此之外,家里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好像猛地回到了三十五年前,黑龙江内蒙古交界处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土坯房。
昨天刚到这里,走到门口,这对年青的牧民夫妇着急地说:“姜老师,你从上海来,咱家这泥巴房,你怎么进得去?!我们骑马带你到乡里朋友家里住吧,那好赖是砖瓦房。”
我打量着屋子说:“啊呀,和这一模一样的土坯房里,我住过三年半呢!我还跟着老乡脱过坯,盖过这样的房子呢!”他们顿时笑了,一刹那,什么隔阂也没有了。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忙碌工作后,我留在这偶然经过的地方休息了两天。
两天里,除了一个人去坐在那片瑰丽草原里,其他时间,我跟着他们放羊、下农田,和他们长谈。他们像草原那样坦荡热情地接待着我。可也有糟糕的事情:小韩的丈夫常常醉酒,我临走前的那天下午,他又到远处朋友家喝酒去了。黄昏时,小韩把我从那片草原上叫回来,带我去二里路外她母亲家吃饭。
她五岁的女儿也在那儿由她姥姥带着。天黑了,点上了煤油灯,我和她们老少三口一起,盘腿坐在炕上,围着炕桌边吃边聊。娘俩非常高兴,还喝了点白酒。我一向滴酒不沾,就喝茶陪她们。小韩的女儿先是拉着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往西边那家人那儿去,“那家的狗狠着呢,咬人。”直到我再再向她保证不去,她才放下心来,然后,她就像一枚陀螺,一刻不停地转来转去。我们聊了很久,她也终于累了,躺进她姥姥怀里刚要入睡,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使劲揉眼睛,攒足了入睡前最后一点精力,瞪着我问:“伯伯,你看我妈妈好看不?”我们三个大人全愣了一下,然后一起哄然大笑起来,她姥姥笑得把怀里的她往旁边一推,往后倒了下去。她好像没看到大人们的大笑,定睛直直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我赶忙抹去笑出来的眼泪说:“啊好看好看,你妈妈勤快能干又好看。”
她这才满意地一笑,然后一头栽进她姥姥的怀里,顿时就睡熟了。我则回答她外婆的话说:“我那不是客套话。”
“哪能呢。你们城里女的细皮嫩肉的,我们这里一年到头风沙磨日头晒的,好看不了。”
小韩的确被磨得晒得黑黑的,可是我从没长时间脱离大地深处,所以总算没有失去对大自然中没有修饰的生命之美的欣赏能力。
“千万不要学城里人那样做眉毛什么的,”我对小韩说,“现在全中国已经不剩几副真眉毛了。”
我们又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从小韩母亲家出来,外面漆黑一片,天上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小韩打着手电筒领我穿过高高低低的小径回到她家里。她点上油灯,蹲在泥地上一边捡菜一边听我讲圣经里的故事。我们等啊等,一直到半夜,她丈夫还没回来。“姜老师,你明早还要赶路,我们先睡吧。”我有点尴尬,又毫无办法,因为我知道,在这地方人看来,客人即使是提出睡到外屋地,也是对主人家的侮辱。于是按着塞外风俗,我作为客人,睡在了“炕头”,小韩睡在了“炕梢”,吹灭油灯,做过晚祷后,我躺了下来,听得夜风在窗外的无尽原野穿过,很快睡着了。
凌晨三点,我手机的铃声把我叫醒了。我赶忙爬起身来,听到近旁的小韩也悉悉嗦嗦起来了,划着火柴点油灯。我便转过身去穿外衣,因为我知道,内蒙东北有一带的农村妇女,多习惯赤裸着上身睡觉。“姜老师”,小韩叫着我,我转过身去,油灯下,她边系着衣扣边焦急地说,“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八成又喝醉了,回来的路上又躺在那条沟里了,他常这样。我这一宿没合眼,我得去找他。有一次他满脸是血还睡在沟里。”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不成,你人生地不熟的,一点帮不上忙,我自个儿去。我把咱狗带着就能找到他。我行,都这样好多回了。”
“好吧,那我赶车去了。”我拉过背包说。
“姜老师,对不住你。他说好该送你的。”她说着,泪水在眼眶里滚动着。
“没事没事,”我赶忙劝慰她说,“我一个人野地里赶夜路也不知道多少回了。如今又不像从前,草原上没狼了。愿主赐福你们。”
“嗯,要不是这样,我指定不让你走的。”
在房门口,我们挥手告别。她带着狗匆匆向远处赶去。我目送着她远去,合上他们不装门锁的房门,为这瑰丽原野——原野中这美丽的一家感恩代祷,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开始了又一次的原野夜行。

 

2009年夏修改

文革期间文人告密“荒唐之恶”的反思 / 可君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这个并不尊重秘密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偶像崇拜的革命性的宗教社会。“为人民服务”不就是这个宗教的标签?尽管我们不知道谁是人民,我们却知道谁是偶像,一切的秘密都可以揭发,这个偶像专权者的秘密却一直没有被解密,无论是档案还是他的行为,任何后来的反思还是被控制和压制着。这个困境也构成这一次反思文革知识分子告密的盲点。
生命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一切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粘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那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粘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一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大,深入到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
也许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这个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例外状态都转变为常态,因为既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一常态立刻转变为例外状态,以至于到了一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常态什么是例外,这就是荒唐的根源。所谓荒唐,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外的事情竟然一下子都发生了,持续很久之后,大家都变得麻木,没有人能够从中出来,大家都粘滞在一起,连旁观都没有可能,连自欺都不必要了。
从荒唐和一切都粘滞的经验中,反思就不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在中国要出现西方那般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西方内在危机的深刻思想那么困难的缘故,因为我们甚至还以为:既然文革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荒唐,我们都在里面,彼此都一样,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事情是那么地荒唐,那么地无意义,那还追问它作甚?因此就不必追问其原因了。这就是自欺的根源!过来人都以为并且相信:那些如此荒唐的事情哪有原因呢?哪能找到原因呢?让它永远过去好了!但是,这个粘滞并没有去掉,我们还被黏在一起呢!除非我们彻底摆脱出来,比如说去往国外生活,那就彻底不相干,但这仅仅是消极的遗忘而已。一旦回到中国,还是被粘滞在一起了,现在出现的对文革知识分子告密事件的揭发,不就让我们大家再次进入了那个荒唐的时代?一切还是如此地切近和切身,我们当下的政治处境不就是被技术更加变本加厉地严密监控着吗?
在荒唐中,无法反省荒唐,而且又在荒唐中漠视荒唐,在荒唐中变得麻木,变得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困境。我们如何走出荒唐之恶,成为中国文化现在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有着根本恶吗?既然我们都在荒唐之中,哪里会有外在的审判?哪里会有出路?
什么是恶?恶,总是自我意识的,因为这是与语言的本性相关的,作恶,总是有一个声音出现:不该做!这是不允许的!任何语言、任何种族都有着此语言的命令结构,一个带有否定的与法则相关的声音已经先在地出现了,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会有具体的不同的命令和内容,但是在形式语言上却有着先在的声音,所谓的良知或者良心的声音就来自于此。因此,除了那些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或者说因为疯狂醉酒等等原因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听不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做出反常的违规行为、僭越边界的行为之时。恶之为恶,已经是意识到自己在作恶,已经有语言和法则在起着作用,而更大的恶是:意识到自己作恶,却为自己的作恶而辩护,以至于作恶而成为习惯,并且变得麻木。当然,困难的判断和自我的觉醒在于:如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什么对错的评价标准,如同王阳明走向无善无恶的心体,良知的声音还有什么作用?在更加虚无主义的时代,如何还有根本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彻底和高妙之处: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或者无根的,就不必有什么良知的自我判决了,最终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任何的追问缘由都是可笑的。这是荒唐的开始。荒唐本来不是什么善恶,是超善恶的,我们这个文化其实是超善恶的。
但是,还是有着恶的问题,甚至有着根本恶!因为,根本恶在于:不仅仅是麻木和无所谓,而是面对此荒唐的处境,一起陷入遗忘和没有能力反思,或者说,通过秘密的交换,我们进入一个告密的普遍背叛社会,直到成为例外的荒唐状态,我们还无力进行反省,还无法走出荒唐,这就是恶,这就是最为平庸的恶。
如果不用阿伦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是“荒唐之恶”!这是恶的荒唐,以至于恶都不是恶了,失去了恶本身之狰狞的面孔,这也是与我们这个文化其实并不反思恶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更加看重吉凶祸福,而不追求真理和正义,这本来并不是文化好坏高低的评价标准所能解决和判决的,但是,在这个文化内部,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因为荒唐导致了对生命的迫害,因为以秘密为手段来迫害生命,就构成了恶!
对荒唐之恶的反思,仅仅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一个出口而已:原先,我们大家都在荒唐的铁屋子里(借鲁迅先生的比喻),我们都根本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也无法知道我们里面的存在境况。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一些外面的光线,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这个打开的窗口就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荒唐之恶。尽管荒唐本身是中性的生命存在境况,并不是恶,但一旦在荒唐中迫害生命,导致生命的相互伤害,就是恶,是根本恶。
这就是我们去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处的本体论上的最大困境:我们似乎都知道文革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背叛,背叛了自己的自我和理想,背叛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背叛了生命存活本身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因为我们都在泄密,都在告密,都把本来不该说的事情或者把不是秘密的都说成是秘密,因为只有说出秘密才是忠诚的标志,那就以更多的秘密来交换吧!那就滋生秘密吧!这就是荒唐的开始,本来不是秘密,现在因为存活的压力,为了表达奴才一样的忠心,一切都成为了秘密,把一切的一切都监控起来,或者以主子的监控眼神把自己的一切都监控起来。
在这里,不是体现了某种最初的伦理和宗教吗?我们如何可能走出来?走出一个荒唐的时代处境?既然我们都在里面,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外在的拯救力量?
文革的揭秘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最高权力者,偶像化的被崇拜者,却不可能自我揭发,他也不会自我反省,他的行为不可能被告密,如果有人去揭发他,那是死路一条。这是恶的根源:如果一切都可以揭示,这是科学和理性的启蒙——启蒙就是把一切都照亮!因此,信奉启蒙的康德看到了人性的根本恶和人心的败坏!但是,现在,有一个偶像的秘密不可揭示,其他人的秘密都必须被揭示!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前反思文人和知识分子告密的一个巨大难堪之处:无论是幸存的有着文革记忆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在要反思文革告密现象的知识分子,却还是在继续自我伤害,彼此伤害。在很多人看来,章诒和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围绕黄苗子事件争论所体现出来的困境,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继续在彼此揭发,并没有触动根本的极限。而那个导致迫害的偶像呢?那些属于偶像的秘密呢?依然还是被意识形态或者党国严密封存着!因此,千万不要与德国统一之后对东德的档案解密对比,那几乎是针对所有人的解密,可我们当前的中国,被解密的、再次被揭发的却还是少数知识分子,其实对于那个文革时代,也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彼此揭发和告密,告密的例外成为了常态,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何还要再次揭开这些已经过去的伤疤和创伤呢?这不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文革的记忆吗?如同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记忆和表现的悖论——对暴力的记忆和表现是再次肯定了原初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强化着暴力的梦魇。但是,在这里,有着一个根本的真相还没有被揭示,那就是发起暴力的那个偶像,以及这个偶像建构的整个机制,却一直没有被允许揭示!没有被彻底反省!即,在这里,只有被迫害者,彼此揭发的告密者们,在相互折磨,重新经验荒唐的岁月,而导致秘密迫害的始作俑者却一直没有被揭示,他们的档案也没有被解密!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前这些争论的局限和问题,章诒和先生无疑有着反思的彻底性:“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也深刻揭示出了告密的制度根源:“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以巩固统治。”但是,还有待根本揭示出秘密运作机制和偶像崇拜的根源,在生命政治上,章诒和先生被亲情的血情之情所限制,对此荒唐之恶没有深入揭示,无法上升到更加普遍的高度,容易落入私人泄愤的口实和咀嚼伤口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且,如何既要回到过去又要从过去摆脱出来,这可能与宽恕有关,如同德里达对宽恕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的绝境思考,宽恕一直作为前提却无法施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看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 / 余杰

聂绀弩是何许人也?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这位命运多舛的未竟天才,早年投身黄埔,后又弃枪持笔,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第一人,其旧体诗更被视为“千年诗歌传统中的天外彗星”。他是一名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其性情恰如鲁迅所说“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虽然是一名参加过“左联”的老资格作家,但其性格难以见容于1949年之后道路以目的“新社会”。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每次他都在风口浪尖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及关入监狱,前前后后达二十多年,还因为作诗攻击伟大领袖,差点被判处死刑。在去世前夕,聂绀弩对守候在床边的妻子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堪称其悲怆一生的写照。
二十多年前去世的聂绀弩,如今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政法工作者寓真整理发表了触目惊心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随即作家章诒和又发表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直指另一文化老人黄苗子为告密者之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聂黄事件”遂成为近期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热点。有人愤怒谴责黄苗子之“道貌岸然”,有人继续挖掘其他告密者的材料,有人赞扬章诒和揭露真相的勇气,有人则呼吁放过已经卧床不起的黄苗子,更有人以黄苗子曾经促成毛泽东的《沁园春》的发表以及为四川大地震捐款等事迹为其辩诬⋯⋯关于真相与细节,关于记忆与遗忘,关于忏悔与不忏悔,关于宽容与不宽容,关于时代的限制与个人的责任,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人真是活得太苦了,如同聂绀弩临终时发出的那声叹息。可是,一个蜜橘能让他尝到生命的甘甜吗?不能。聂绀弩是在内心充满苦毒中死去的。在人生的终点,只有漆黑的死亡与绝望,而没有明亮的安慰与希望。这不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吗?章诒和在文章中说:“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是啊,谁没有生活在阴影里呢?
这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匈牙利作家艾斯哈特兹•彼得的一段切肤之痛。翻译家余泽民在《欧洲后现代文学的传奇贵族——艾斯哈特兹•彼得及其作品》一文中,介绍了彼得于2000年出版的杰作《在天堂的和谐》。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条线索在历史的尘烟中寻找、回忆、接近、了解自己的父亲。用作家的话来说,这不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是一部“父子小说”,他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放大观察,深情地回忆、追寻、辨认、拥抱、赞颂了在共产政权下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屡受迫害的父亲。评论家勃姆比茨•阿提拉指出:“《在天堂的和谐》是一部和谐之书、理解之书、和平之书。在事物之间、世界之间、语句之间,在真实与虚假、历史与故事、小说与书之间,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在父亲与父亲之间,在儿子与儿子之间,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缔造出充满和谐的友好关系。这部书有圣灵的工作。重新读一遍第二部分,你会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责任,或者说,什么是儿子的责任。一个这样的男人:含辛茹苦,排忧解难,辛苦持家,分享忧乐。能够从容应付世上的一切。”读者也普遍认为,作家刻画出了人类最真挚、最复杂、最浓厚、最永恒的父子情。
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却意想不到地破碎了。近年来,匈牙利政府解密了专制时期的一部分绝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报员的历史污点。彼得委托在历史档案所工作的朋友帮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黑材料,“即使不为澄清过去,也出于市民的民主责任,表示对过去的关注。”2000年1月28日,《在天堂的和谐》一书刚刚出版,他便来到档案馆。他发现,接待他的工作人员神色拘谨而惶恐,奇怪地建议他最好不要翻阅这些档案材料。
彼得坚持亲自阅读自己和家人的档案。打开厚厚的档案袋,他立即明白了:眼前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东西令我难以置信。我迅速合上,因为我的手开始发抖。现在我该怎么办。好像是在做梦。我马上就要晕倒,只有昏厥可以解决一切。或者我从紧闭的窗户跳出,逃之夭夭。”卷宗里,他看到遭当事人举报的熟悉名字,其中有一大堆姓艾斯的,还有他舅舅。“索引总计150条,375页,结束日期为1965年8月9日。”写这些告密信的是一名1957年3月被内务部招募、代号“查纳迪”的秘密情报员。
“看完这个卷宗我感到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原来,此人正是他一向尊敬、人格完美的父亲马加什伯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前一部书里刻画的那位正直善良、有着高贵自尊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告密的陌生人!
震惊之余,彼得又做了一次时间的逆行,撰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改版本》,并于2002年出版。他在书里抄录了大量资料,怀着莫大的痛楚和作家的良心诚实披露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手迹,我那么喜爱的字体,感到针扎式的刺痛。这是我曾经(而且依旧)为之骄傲的字体。关于字体的主人,我有许多话要说⋯⋯”彼得在第一部书里看到的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披露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从崇敬父亲到揭露父亲,从颂扬父子之爱到颠覆这种虚假之爱,这需要作家莫大的勇气与良知。彼得认为,作为一名以探究真相和真理为己任的作家,自己必须这样做。而且,这也是让下一代人不再生活在阴影之下的惟一办法。如今的匈牙利,档案被公开,昔日迫害过人民的秘密警察被禁止担任任何公职,转型正义基本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宽容与和解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聂黄事件”与之相似——只是背景不同,中国还未展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信仰和基本价值的转型,更遑论转型正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讨论此事件,更为困难,更有“难言之隐”。实际上,“告密事件”不只是关涉到聂黄两名当事人的私人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背后牵扯的是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得告密成为人的本能、责任乃至光荣呢?告密的行为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告密的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侵蚀我们外部的社会关系和最为隐私的家庭关系的?进而言之,它更是一个价值和信仰事件,它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的思考与展望: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人类的良心和尊严是怎样一点点地泯灭的?是何种扭曲的、邪恶的价值与信仰,让人们如同蛆虫一样在告密的酱缸中苟活?今天,在被污染的、有毒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彻底斩断这种毒性在我们身上的遗传,重新恢复上帝创造之初人类美好、良善和高贵的一面,进而重建一个以爱与宽恕为价值基础的共同体,并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就是“稳定”,在他们心目中,“稳定”早已比“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是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但是,真正的稳定难道可以通过不公与不义、暴力与谎言、告密与压迫来实现吗?如此“稳定”,如同在沙滩上修筑房屋,而非在磐石上建立堡垒。经过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后三十年的拜金主义的戕害,我们的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在我们这里,政治正如霍布斯所云,是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当局视人民若仇敌,人民视当局若仇敌。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最基本的信任已经破裂了: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乞丐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断:“他是假装的。”当我们经过车祸现场的时候,不会停下来施救,若干施救者被当作肇事者的先例让我们裹足不前。当某个富豪宣布捐出善款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上一个问号,因为“裸捐门”事件层出不穷。当民工以跳河的手段来讨要薪水的时候,有人冲过去将其推下去,并因而获得满堂喝彩。这样的社会怎能有稳定,怎能有平安?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可是,加害者拒绝忏悔,受害者怨气冲天,那么多硬着颈项的人根本不愿回转过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公民群体经过了深深的破碎之后必须加以重建的社会,而这种重建应当从个体的医治开始,从心灵的修复开始,从价值观的转换开始。因为,这一切如果不先行完成,即便政治变革迅猛展开,中国在形制上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与宪政,中国人的生活依然不能由“苦”变“甜”。美国神学家施维尔(Donald W. Shriver Jr.)在《敌人伦理》一书中指出,“宽恕并忘记”往往是句误导人的格言;“追忆并悔改”和“追忆并宽恕”才是恢复政治健全更好的方针。他认为,一个社会要走向政治健全,要由暴政肆虐、自相残害的咒诅之地变成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坚定稳固之国,要经历四个过程。这一历程恰恰是走在山坳上的中国所必须经历的,而基督教的价值在其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实现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团体积极参与个人、族群和阶层间的“疗伤”工作。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一步是:当受害者放弃报复,加害者不再宣称自己无辜时,宽恕便会开始。他认为,宽恕的存在,是由于有一段创伤的过去,同时也由于有“和解的视域”。宽恕与和解应当是一对平衡的概念,不可偏废某一边:“如果为了和解的缘故,轻视过去的不义,便是对受害者伤口的再次伤害;而为了过去不义的缘故,轻看将来和解的重要,便是给社会本身留下一个伤口。除非正义与对和解的期望可以同步迈向将来,否则社会也只会重回失忆的旧路,助长人们复仇的欲念。”
此次“聂黄事件”亦应本着此一原则来处理:我们要将心比心地体察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创伤,不仅聂绀弩本人付出了失去自由二十多年并受尽折磨的代价,聂家还有一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牵连而自杀,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不是轻松地说句“向前看”就可以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同时,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黄苗子已经卧病在床,失去知觉。即便报复,亦无从下手;即便让其身败名裂,亦于事无补。我们当然要指证罪恶,但不能自以为义地扔出那块耶稣所说的只有无罪的人才能扔的石头;我们要以和解为愿景,而非以报复为志向。所以,此一事件的揭露,不是让更多类似的告密者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让更多的同胞走出阴影、拥抱阳光。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二步是:要有政治悔改,重要的是,先要公开过去罪行史实的真相;不过,为要公开事实真相,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宽恕,须本于大众对和解的期待。那么,公开过去的真相,是否必然促进和解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真相是作为武器,继续缉拿你身边的人;还是用真相来收拾公众环境中过去的残骸,好预备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施维尔教授强调说:“如果这个过程是要达到后一目标的话,便一定要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各自在心中滋生出一些新感觉,这些感觉当然不是‘同情’或‘歉疚’,而是‘同理心’。”
以此来衡量“聂黄事件”,重点便不在于探讨黄苗子当年的告密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无心还是有意,是邀功请赏还是迫不得已。当时的种种情状,任何人都无法复原,即便当事人都还健在,其回忆仍然会可能出现“罗生门”式的差异。故而,无论是受害方,还是加害方,当然要竭尽所能地公开真相,但公开真相的目的不是将伤口扩大,不是推诿责任,而是使得公众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来接受真相,培养一种“讲述真相光荣,掩盖事实可耻”的公共舆论氛围,并由此一点点地扩大人们的“同理心”。在此氛围下,加害者说出真相亦无须感到恐惧战兢。这里所说的“同理心”,不是廉价的“同情心”,而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对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之后所形成的“共识”,它是构造一种团契式的社会的心理基础。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三步是:从前互相为敌的人彼此容忍,悔改并说出真相,进而生出一份同理心时,便有助于宽恕的进展。他特别指出:“我们全都有与别人联手向自己的邻舍作出十恶不赦之事的倾向:基督教若有任何礼物要送给政治学,这关乎我们人性的真理应是其中之一。”所以,需要对立各方共同努力,停止对任何一方(包括加害方)的“妖魔化”或“非人化”。如果行恶者和受害者要恢复邻舍与公民的关系时,便必须看待行恶者也是我们人类的一分子——这是宽恕在政治中希望达到的目标。
当“聂黄事件”成为一个焦点新闻之后,中国人惯有的道德洁癖又爆发了,过去颇有清誉、公共形象较佳的黄苗子,一夜之间成为被人不齿的  “小人”。公众在向黄苗子吐唾沫时,很少反求诸己,认识到“我也是黄苗子”。其实,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上一次政治运动中的加害者,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则很有可能转化为受害者。所以,“容忍”是“宽恕”的开始。过去,我也是吐唾沫的人中的一员,后来在走向信仰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在原罪的意义上,我与那些被示众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我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名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第二篇批评文章则名为《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从“你”到“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对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改变。
施维尔教授提出的第四步是:从宽恕到补偿。金钱和公开道歉都不能叫人起死回生,但这些象征性的举动,能够带给政治罪行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莫大的医治,叫他们更容易去深思宽恕的观念,最低限度,也使得受害者更愿意与加害者和他们的后代同享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认错是良药,而物质补偿可以加添几分正义。在这个原则下,如果是国家、政党、族群或阶层的群体性的罪过,便可由一名代表性人物出面公开道歉并承诺赔偿。如德国总理勃兰特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政府也成立赔偿基金;又如美国总统老布什公开承认二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的错误,并宣布美国政府向每个受害者赔偿两万美元,美国司法部长桑伯格跪在一名最年长的当事人伊托的面前,向这名坐在轮椅上的107岁的老人呈上支票并道歉说:“美国最终也承认错误,这并没有损及自己的正直,反而巩固了国家忠于宪法和人民的真诚。”而如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亦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以“聂黄事件”而论,久病在床的黄苗子不可能在诉说真相、道歉或赔偿等方面有所作为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亦不必过于苛求。更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是,促进当权者的公开道歉及国家赔偿。就像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当局亦成立二•二八基金会并设立二•二八纪念馆一样;今天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也应当及早向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伤害的同胞及家属公开道歉,并制定国家赔偿的法律,迅速加以落实。六十年来的冤情淤塞太久太多了,冤情倘若转变为戾气,戾气再转变为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则和解、和谐与和平难于上青天。转型正义的工作,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便展开;否则,改革一旦启动,转型正义便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和滞后的领域;而转型正义如果滞后甚至缺失,对未来的民主宪政而言,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倘若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维度上审视“聂黄事件”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的告密史、迫害史、冤狱史,我们不仅可以在此看到人类罪恶的深渊,见识到我们实在可以有多么堕落;更将发现,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苦难之后,人类仍然可以战胜仇恨与报复,进入美善之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活出图图大主教所描述的那种状态来:“神造我们是为美善,神造我们是为爱,神造我们是为友谊,神造我们是为宽恕,神造我们是为一切你我都知道的美丽事物。”若能如此,我们所收获的将是真相的揭示、宽恕的实现、和解的达成以及一个敬虔的、爱神亦爱人的、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
2009年8月3日初稿,6日定稿

作时代的光与盐——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 阿信

我们常常提到基督徒要作光作盐,但对于历史上中国基督徒如何成为那个时代的光与盐,限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往往知之甚少,也就无法传扬他们的见证,鼓励今日的信徒。感谢神!中国基督徒见证集《光与盐》得以在中国正式出版。第一卷介绍了1850—1950年期间,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10位基督徒的见证。
香港宣道神学院的余院长读过该书后很激动,专门给我写信说:“《光与盐》一书写得不错,这正是今天中国教会需要看的书。这些信仰先辈在社会公益事工中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
基督徒开办的某学校的张姊妹感慨地告诉我:“我们学校才办了4年,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全国各个地方来学习我们的办学经验。但我自己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不足。而书中这些20世纪上半叶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和总结。我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5•12之后,一位参加灾区志愿工作的来自深圳的弟兄和我分享他的感受说,他几年来一直配合香港和海外的一些机构从事社会公益工作,深感自己的事工还处在起步和业余的阶段。但这次在灾区,和国内没有做过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的工作能力相比,他的事工已经显得很专业了。
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基督徒投身于社会公益事工的心志, 他们领受神的呼召,立志要在这一领域拓展神国度的影响。《光与盐》向我们讲述的正是20世纪初十位信仰先辈开展社会事工的荣耀见证。
中国的基督徒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的社会事工,曾以其专业程度、深度和广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让千千万万的人从他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地受益。而他们用生命活出来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容闳(1828—1912),中国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在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他立下宏愿:

“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这是一个像马礼逊那样成熟、老练的中国基督徒,不轻易下决心,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定不移。为了实现帮助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的理想,他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奋斗了16年,终于在1873年,破天荒地带领30个中国幼童去美国学习。这些孩子中就有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石美玉(1873—1954),作为第一批接受西方培训的中国女医生之一,她激励了更多的中国女子进入西医领域。她也是中国西医中最早制订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引入农村的人。
和南丁格尔一样,石美玉特别注重医生在帮助病人方面的专业技能和委身:石美玉认为,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比金钱更重要。1913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资金和设备是重要的,但是,任何教会机构能否高效运作,吸引训练有素的同工从事这项工作是更关键的因素。(《光与盐》,59页)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中国推广西医,他们将重点放在城市,石美玉担任院长的医院则向完全接触不到西医的农村派送护士,从而挽救了许多中国百姓的生命。
石美玉不仅在职场和社会事工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捍卫福音真理上,同样表现得很出色:她坚决拒绝那个时代流行的“现代派神学”。
1928年,国民党当局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宗教课只能是选修课,不能是必修课,否则不予注册。石美玉坚决反对,认为教会学校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在课程中传讲基督教教义。由于她的坚持,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把圣经作为必修课。
石美玉这样和别人分享她终生为之奋斗的医疗事业:

“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悦纳。”

梅贻琦(1889—1962),“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真正作者。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1946年任西南联大校长。时人这样评价说:“梅贻琦凭借高超的智慧和领导力帮助清华度过混乱的30年代,在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清华大学被誉为中国北方唯一可以找到‘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又帮助中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度过了战乱的40年代。”
梅贻琦用行动践行自己关于“大学是大师之谓也”的理想,在战乱中团结、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保存和培养了许许多多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只要看看下面这些名字就足以让我们激动不已:梁思成、吴晗、周培源、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

晏阳初(1890—1990),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骄傲,很可能直到现在为止都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之一。晏阳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那样适用: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
“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说起来:医心病非由宗教不可。”

晏阳初是践行耶稣爱的教导的典范。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空言,但他深知“因信称义”的奥秘是信与行的合一。就一个基督徒怎样帮助邻舍,如何在社会上作盐作光而言,晏阳初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从美国回来后,他身体力行,带上老婆孩子,到农村生活,倡导博士下乡,开展平民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这样预测将来:

“平民教育和社会重建在战后将成为世界潮流。我在美国阅历越多,越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础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平民大众。”
由于20世纪中国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先辈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一些人反倒习惯于用充满偏见和傲慢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苛求他们。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他们身上确实存在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局限,他们生命中也有软弱,甚至错谬。然而,若非神的恩典,我们又有哪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
以那个时代的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有“北赵南韦”(赵,指赵紫宸)之称的韦卓民博士为例,很多基督徒朋友批评他的观点有过分迎合之嫌,且有许多偏颇和错误之处。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最艰难的时期,他的好友都为他做见证说:韦卓民从没有放弃信仰,他终其一生都坚定持守基督信仰。
2008年5•12四川的地震,促使中国基督徒走出教会的围墙,看到社会事工的必要性,对在社会上作光与盐有了热心。但是当大家开始这方面服侍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表现是那样业余,那样缺乏经验和准备。这一点都不奇怪,当一项新的事工起步时,往往如此。当许许多多基督徒开始了解和考察他们所景仰的南丁格尔、史怀哲、柏格理的属灵事工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志愿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和自己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属灵前辈:晏阳初、唐国安、吴贻芳⋯⋯
主允许我们在工作中经历失败,鼓励我们在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成长和成熟。我自己很赞同金观涛老师最近的一个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尚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同样地,中国社会的福音化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不懈努力,将接力棒传递下去。
在谦卑地读过 《光与盐》之后,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使我们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的拓展上仰望神大能的作为。《光与盐》中属灵前辈全身奉献的心志和大有果效的事工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让我们摒弃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傲慢和偏见,在谦卑中学习我们先辈好的经验,超越他们的局限和偏差。在宣教事工、社会事工和文化事工的拓展上,我们今天并不是回到起点,从零开始,我们乃是发掘脚下的黄金,踩着属灵先辈的足迹,像他们那样在这个世代作光作盐,让神的国度彰显在这个世界。 荣耀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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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引用部分摘自《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人生需要交账——读《五十年来》 / 察世俗

1988年,在华访问的布道家葛培理博士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在中国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普通中国基督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里迢迢而来,王先生夫妇竟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原因很简单,他访问中国,是由“三自会”(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同)邀请的。这样一来, 他在王明道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最终,葛培理还是来到上海武康路王明道的家中,见到这位88岁的老人。交谈中,王先生引《启示录》2章10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
这句话也许是王明道一生努力“明证真道”的最佳注脚。王明道原名叫“王永盛”,20岁时自己更名。他在书中记述了自己改名时的想法:“⋯⋯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
如果不了解王明道跌宕起伏、不断熬炼的一生,我们也许就无法理解这个注脚。如果不了解中国教会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无法解释王明道为何婉拒与葛培理相见,也难以明白中国教会今天的现状。
只有足够漫长的一生,才能述尽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只有择“窄门”的神仆,才总被置于艰难时世的风口浪尖,成为教会历史舞台上,为上帝、魔鬼、天使并众人所睹的角色。
奇妙的是,王明道91岁的一生,恰好成为这段教会历史中不可轻忽绕过的见证。更奇妙的是,这位中国传道人漫长一生中的传奇经历,由《五十年来》与《又四十年》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并保存下来,就像两本人生的账簿。前者是王明道50岁时凭借数十年的日记撰写成书的自传,后者是由王熟识的门生王长新整理成文,主要材料是王明道90岁时的口述。
两本书一脉相承。《五十年来》中,我们看到王明道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不惧日本政权和宪兵司令部的威胁和压力,不畏牺牲,坚持信仰的自由与教会的独立。《又四十年》中,王明道演奏出更为跌宕的强音。在更为险恶的环境中,更加艰难的遭遇里,曾在《五十年来》中发出的激越壮阔的生命旋律,竟一时低回徘徊,甚至一度变成痛苦哀叹:王明道因坚持不加入“三自会”而被捕,为得释放,他曾一度跌倒,与常人一样软弱,甚至说谎,并痛苦难当。
然而,神赐恩给他,使他能像昔日的彼得一样,重新站立起来,坚固他的弟兄。他终于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无惧地面对无期徒刑。此时,激越壮阔的旋律重新响起,更加震撼的声音再次从这个愈老弥强的生命中发出。
看完《五十年来》足让笔者拍案叫绝;读罢《又四十年》更感意味深长。由于两书所述都是真人真事,其扣人心弦之处,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动人感情之语,不是诗歌更胜诗歌。
《又四十年》中展现的绚烂的生命之光,我们只有回到《五十年来》,才能觅见其所从来。
我们不是从某部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看到基督信仰与世俗力量的争战,而是从一群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王明道与他身边的基督徒)身上,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三自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洞见这种信仰的争战如何在血肉之躯中承载并演绎,更因为这种演绎近在咫尺(发生在中国),我们能更身临其境地感触到信仰生命的真实,体味出基督馨香的可贵。
小小的身躯竟能承载远远超乎其可承载的历史重负,正如小蚂蚁能举起超过其自身几倍的物品,这里我们并非感叹血肉之能耐、蚁力之强大,而是惊叹造物主之奇妙,恩典之宝贵,应许之信实,受造之可畏。
王明道出生时,正值晚清的义和团运动。其父王子厚在义和团围困京城东交民巷时,自缢而亡。母亲一人艰苦地将王明道姐弟抚养长大。从小在北京大杂院中长大的王明道,耳濡目染的本是社会底层的污秽、阴暗和败坏。然而,神以其奇妙的方式,将“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从这样的环境中分别出来,如同“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他写道:“我从开知识到14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地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
14岁那年,一位年长的同学带领王明道认识神。王说:“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也许,正因这早年的亲身经历和幼年接受的儒家教育,王一生注重通过基督徒良好的德行来影响周围的人。
当年复活节,王明道受洗,也正是从那年起他开始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地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一个真实的生命中,坚定、成功总是与迷茫、失败相伴;一个真实的信仰生命,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的罪,也是一个渐进的、争战的过程。
一个真实的生命才能真正感人。一个基督徒越多地认识神,便能越清楚地认识自己,并在自传中更真实地呈现自己。惟真实的呈现,才是最感人的文字。事实上,这类自传体的文字,在基督徒的手中,确实散发出独特魅力。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便是先例。
王明道显然明白“真实呈现”的意义。他在《五十年来》的序言中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不愿提出自己的短处、缺点、罪恶与失败⋯⋯不过使自己得一点像过眼的云烟一样虚浮的荣耀。神的大能和作为却不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人也不能因此得着极多的益处。这种自述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就《五十年来》而言,这本书的文字到如今仍充满活力,给青年基督徒带来影响,这与作者本人的真实生命以及力求“真实呈现”的文字风格密切相关。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受洗后王明道并未立即放弃做“大政治家”的梦想,更继之以“到国外读神学,做大布道家”的梦想,直到神一步一步破碎他、炼净他,他才逐渐醒悟。
本来应该就读燕京大学,他却偏偏被安排去保定当小学教员;本来有望被保送到英国读神学,他却因自己按信仰原则要求再次受浸水礼,而被校方开除。
当时教会推荐优秀青年人到国外,并不鲜见。与王明道同时代的基督徒中,著名作家老舍1921年起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服侍,1922年接受洗礼,后经缸瓦市教会主持等人推荐赴英任教。
王明道在信仰上坚持原则,勇于牺牲,一丝不苟,决不妥协。在一些人眼中,“凡事不愿附和人”的他,已到了“偏执”的地步,但神正用了他性格中这极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这种“偏执”使得他的讲道、文章都带着鲜明的风格,锋芒毕露。以至于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己非人”。
对于这些评论,王明道似乎并不在意。无论到哪里,他都激烈地批评教会中的问题,并视之为自己的受命。
“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尔虞我诈、斗角勾心。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我)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这些话,就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教会而言,仍震聋发聩。他痛斥:“教会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的工人为薪金传道”,教会“正因为怕得罪人,所以才得不着人”。
有些言论之大胆、严厉,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他说:“我敢确实地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生命的人绝对没有一半。”又称:“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
他坚决地反对“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做全群的监督。正因如此,王明道希望自己做模范的基督徒,自己带领的北京基督徒会堂成为模范之教会。
被人们认为“偏执”的做法,在他的教会中也随处可见。例如,不用牧师的称呼(避免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不在聚会时用口袋收钱(设奉献箱,随意奉捐)、没有唱诗班(被认为会在敬拜神时转移信徒的注意力),甚至没有十字架(被认为那是天主教的标志),只在房角石上刻下四行字:

“他为我们的罪受害,
他从死人里复活了,
他已经被举到天上,
他还要再来接我们。”

更令人惊讶的是,王明道对受洗的异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借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
17年的时间(自1933年起),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受洗的人总共才五百七十多人。这个数字甚至不及当时有的教会在一年中受洗的人数。
即便如此,从两三个人的家庭聚会发展到买地建堂,有七八百人聚会的大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日益兴旺,甚至在1949年建国之后,聚会的人数仍不断加增,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王明道夫妇被捕。
字里行间,读者常常所感的,是王明道在书中所表露的真诚。“(1920年)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人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
那人对他说:“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作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
王深深地被刺痛,并开始悔改。那天晚上,他写了一篇祷文,求神赦罪,并把自己看到的罪一一列出:

“我心我目污秽不洁。
我嫉人恨人。
我爱自己千百倍于爱人。
我在人前之祈祷多虚伪而不真实。
我虚伪。
我捐纳尽为弋人之称誉。
我祈祷为自己太多,为人太少。
我努力所成之工大半为求人之赞誉。
我聚会、祈祷、礼拜,多无诚心。
我骄傲自恃,且轻藐他人。
我不公正。
我言语虚伪、自夸、放荡。
我爱世俗过于爱真理。”

 

此时,王明道已受洗6年,且在旁人看来,他过着一丝不苟的信仰生活,并领导青年聚会,广受嘉誉。这些罪,若非被圣灵光照,实所难见。
1950年,王明道时年50岁。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夏七月, 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 此二十五载中, 神确曾对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 不堪回首。爱心不足, 心思不洁, 言行不谨,事神不忠, 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 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时光, 不但能继续为神作工, 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 (晨八时三十分)。”
50岁之前的王明道,值得一提的,除拒绝参加日军组织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还有两件大事:一是创办《灵食》季刊;一是娶刘景文姊妹。
王明道自己创办的《灵食》季刊没有外国差会的供给,也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作后援,只有自己200元的资本。但正是这本小小的刊物,20多年中历经风雨却生存下来。王明道也通过这本杂志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不少书。
或许因是信仰类刊物,《灵食》季刊未在目前中国现代传媒历史上留下一笔。但在笔者看来,王明道刊发的部分文章及其影响力,与同时代邹韬奋在《生活》发表的文章相比,并不逊色。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杂志,旨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王明道的《灵食》季刊,恐怕缺下的只是“力谋社会改造”这一角。
因此,也有人认为,王明道将基督信仰限于个人内在道德层面或家庭生活层面,没有延伸至社会层面等,正是当时他个人的局限,中国教会的局限。
王明道的婚姻值得一提。王明道因到各地讲道,几次拜访家在杭州的刘德森牧师,从而结识其女刘景文姊妹,两人年龄相差九岁。
王写道:“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道首先关注的不是刘景文本人,而是刘景文生活与成长的环境。对于处事一丝不苟的王明道来说,婚姻可谓大事中的大事。他不愿轻率地决定,生怕毕生大事“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他在1925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中!”
王明道耐心并安静地了解刘景文,他写道:“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于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
同时,提醒自己:“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
王明道在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
在求婚一事上,刘景文的回复是:“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王明道并未看错,他未来妻子良好的灵性生命,甚至常常让王明道羡慕。
他说:“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发觉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却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做。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地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他又说:“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地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
王明道此后经历各种磨难,性情与自己相异的妻子,成为其最好的提醒者、最亲密的配搭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拒绝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正是妻子提醒他不必与日本人相见。
在拒绝加入“三自会”后,出于对无期徒刑的恐惧,他曾一度软弱,在狱中撒谎。为此,他的心中痛苦万分,世人中恐怕只有妻子才能理解。妻子的提醒和陪伴,成为他重新站起来不可或缺的帮助。这不能不说是神的安排。
晚年出狱后,王明道固执地不断写材料申冤,要求政府承认当初的错误。妻子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
王明道曾用“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来描述这场相守长达63年的婚姻(其间包括近二十年的监狱生活)。
半新半旧的,不仅仅是王明道的婚姻。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赢得了罗马人甚至贵族的尊敬,不少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看作斯多葛派最好的实践者,他们在生活中展现出斯多葛派所倡导的德行。与此类似王明道未尝不会被看作传统儒家道德生活的实践者。在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背景下,王明道身上无疑带着“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国基督徒的印记。他自己的言行间,也可见儒家文化的影子。
1975年正值全国上下批林批孔,王明道尚在狱中,有监狱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
及出狱前,他写下:“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晚年出狱后的王明道,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50岁之前做到前面两点, 50岁之后才做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
一生所做,王明道认真地记录在自己的账簿上,既是摆在人前,更是呈献于神,视为交账。如今,中国基督教会日渐兴盛,世所瞩目。重读王明道,更值得思考他账簿背后,留下的厚厚遗产与种种遗憾。

忘恩•蒙恩•感恩——奔走窄路六十年的生命见证 / 韩姊妹

一、信主

我在一个佛教背景的家庭里长大,我们家祖辈都是信佛的,我继母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从小就吃斋念佛,从出生到死去七十多年,没有吃过肉,没有吃过葱、韭、蒜等。从家里人那里,我就知道世上有(假)神,而且从小我就拜(假)神,一天五次烧香念佛。我结婚后,随丈夫从河南去到甘肃天水投奔师傅做照相的生意,我丈夫的师傅全家是信主的,一下子进入到基督教的家庭,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以前所敬拜的是假神,是虚妄的,才开始认识真神,就愿意向神祷告。
我是1948年4月信主,6月受洗,受洗的时候有牧师带我们聚了七天会,上午给我们讲悔改、洗礼的道,下午我们就认罪,就这样一个礼拜,我们知道了洗礼的意义:旧人死了,埋葬了,从水里上来就是新人了。那个时候我的信心就是那么简单。当时我的眼睛有神经炎,五步的距离就看不清楚人,别人都说我的眼睛要瞎了。我受洗的时候心里就对主说:“主啊,我的眼睛就是旧的,你叫它死掉,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是活人,我的眼睛就能明亮了。”我受洗从水里出来以后,特别喜乐,竟然把我的祷告忘掉了。这一忘啊,就忘了20年。
受洗以后,我的眼睛渐渐能看见了,别人也说:“你原来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见,现在身体好了,眼睛也看得见了。”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眼睛开始能看见的。1968年,因为眼睛经常流泪,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右眼视力正常,左眼还是老样子。可是我的右眼一直流泪,我很担心,就说:主啊,右眼流泪,要是瞎了怎么办?我要看圣经,你总要给我留一只眼睛看圣经。在祷告时突然想到20年前受洗时的祷告,哦,主啊,我忘恩负义,我的眼睛本是瞎的,是你听了我的祷告把右眼治好,治好了一只眼睛就够了。我真是忘恩负义,这是我在神面前大大的亏欠。
我受洗后一个月,丈夫就出去流动照相,在离天水一百多公里的定西县,丈夫在当地的买卖很好,但是有一天中午他在歇晌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有人敲打他的脑袋。1948年正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局势很混乱,那个人叫他起来赶快走,丈夫睁开眼发现周围没有人,以为是谁在和他开玩笑,他就把门闩上,继续回屋睡觉,但是刚刚躺下,那个人又来打他,下手更重,说:“王某某,起来快走!”他突然明白,这是神叫他起来,他就赶快收拾行李回天水。那个时候通讯不方便,他原以为是家里发生什么意外所以神用这种方式叫他回去,结果回去一看家里面没有事情。他还惦记着定西县的生意,有些买卖还没做完,于是他就带了四弟一起回到了定西,下了车就直奔原来住宿的旅店,服务员是我们河南老乡,他非常惊讶:“老王,你怎么回来了?”我丈夫问发生什么事情,服务员说,他前些日子刚离开定西,当局警备处就派人来抓他,说他是共产党的特务。丈夫吓得不敢说话,赶紧溜回搭乘的货车上,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货车的目的地是哪里,最后发现自己被车拉到了新疆,所以我们来新疆就是这么来的。
他是1948年来的新疆,我是1949年来的。我们一来新疆,就得到西北灵工团的栽培,我们一直在灵工团下面受教,听他们讲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如何彰显出来,他们一批一批地从山东来到新疆,最后一批是年老的和儿童一起来,还有小脚的妇女,他们步行从山东一直走到天水,神就是用他的大能把这些人领出来,特别是在1948年的时候,局势很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但是神就是这样顺顺利利把他们带到新疆,他们每一步都听神的,神叫他们走就走,叫他们站就站,我们听了他们的见证,都是特别受感动,也受激励,我们的灵命是从这里成长的。
1951年开始镇压反革命,把西北灵工团划为反革命组织,我丈夫知道这个消息,就不让我去灵工团聚会了,我当时觉得心里特别委屈,却不知道这是神特别的保守,保守我什么呢?就是不让我去聚会,这个奥秘一直等到80年代的时候才听一个老牧师跟我讲明,那个时候所谓的聚会几乎就是批斗会,批斗牧师,揭发教会,神就这样保守我,没有让我沾一句污秽的言语,没有掺和到他们里面,这全是神的恩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把我划在西北灵工团里面,也定罪为反革命,但是神保守我,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下,他们没有给我贴一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批斗我,甚至连意见也没有提。这全部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的软弱,若是我被揪出来批斗,肯定是第一个投降背叛主,甚至比彼得更能否认主,我实在是恐惧战兢,但是神怜悯我,他平平安安地保守我一直到文革结束。

二、顺服的功课

从信主开始我就开始学习顺服丈夫,三十多年来,我却没有学会,为什么没有学会?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顺服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外面顺服,里面却没有顺服;外面的顺服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里面的不顺服,是因为里面全是怨言,满了不愿意去做的心,可是在外面还是照样去做了。所以这三十多年是在苦中度过的。直到最后他病得厉害,他还吩咐我按照他的要求做饭,甚至如何切菜、烧菜等也要悉数听从他的,不仅如此,他还管着我和儿子吃什么饭、炒什么菜。即便按照他的要求全部做了,最后他还是说我,你就是犟得很,不听话。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咋样才能算是顺服呢?” 其实我以前也没有这样求问过主,主真正怜悯了我,看我受了三十年的苦,他才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根本没有顺服,完全是外面的假象。”我明白了,虽然我表面顺服丈夫,但是里面却完全是悖逆,他叫我往东,我的心却完全是往西,没有把我的心放下跟随丈夫往东走,所以我的顺服在神看来完全是假的。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得了平安、有了喜乐。有一次丈夫竟然一顿饭让我重做了三次,我完全顺服,甘心乐意去做,没有一点怨言,这都是神给我的恩典。
在丈夫病重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你先接我走,不要先接他走,你要先接走他,我家的孩子多,我们这一家子怎么过呢?不是生活上过不下去,而是如何来处理这个大家庭的关系,我不能胜任。主啊,你先接我走吧,你叫他好了,治理这个家吧。”我为丈夫祷告的时候,坚决不要让他先走,非要神医治他不可。我相信若是我这样祷告,他就不会走。结果神给了我一个异梦,我是从来不做梦的人,那次梦到一个黑板,上面写了很多的字,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它们,但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是神让我回答问题,我就写啊写啊,写了一个字,睁开眼看了看那个字,是个“不”字。我就明白了,原来神在提醒我,他给我安排的我不愿意去顺服。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神迹,我也不愿意传神迹,但这的确是神迹,后来我看到启导本的圣经,那上面有希伯来字,我才知道我梦中黑板上的字是希伯来字。神都给了我这样的启示,我还是悖逆:“我就是要先走,我就是要叫他活着。”神看我这样可怜的光景,就深深地感动我:“你不是愿意爱人吗?你不是愿意舍己吗?你看他可怜不可怜,他比你多活一天,要受多大的罪!”我这才放下己意:“主啊,我顺服你的旨意。”
在同工身上我照样学习顺服的功课。对同工的意见,有时候我心里很不同意,但是不同意的时候我从不发言,也从来没有表达过“我不同意”。面对我不发言的时候同工们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就说:“我没有说不同意。”他们说:“你不说话就是不同意。”后来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说行,我心里祷告:“主啊,我交给你,他们说同意,我就同意,但是成全却完全在你的手里。”每当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就拦阻他们不该行的,我就知道,主真是太爱我了,他所做的在我身上都是爱。
唐弟兄是我们地区教会的负责人,他们的礼拜堂和我们的礼拜堂相距12公里,由于我们教会是农村教会,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农村的信徒,而且家庭妇女很多,有文化的很少,没有教歌的人,所以没有办法组织唱诗班。有一年正值圣诞节前夕,唐弟兄来对我们说:“你们礼拜六过圣诞节,我们礼拜天过圣诞节,我们的唱诗班礼拜六去你们那里给你们献唱,礼拜天再回来给我们唱,这样两个礼拜堂都可以有唱诗班了。”我听了以后就特别地高兴,回到教会我们五个同工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兴奋地和他们分享唐弟兄的建议,大家都赞同,就有一个同工没发言,我也没在意,根据他们的提议,我就在那个主日向大家宣布了下个周六过圣诞节。没想到等到礼拜三的时候,接到唐弟兄的电话,他在电话那端指责我:“我说我安排你们礼拜六过圣诞节,为什么你不和同工商量自己就宣布呢?”我一听非常震惊,我说:“商量了,谁说没有商量?”唐弟兄说:“他们都在我这里坐着,他们说你没有商量,他们不同意礼拜六过。”我心里说,主啊,怎么办呢?几百个弟兄姊妹都已经通知了,手里拿着电话,我的心里面有种感动,要我深深地顺服,我就说:“那好吧,那就按他们的意思礼拜天过吧!”只听电话那边唐弟兄的声音特别高兴,可是我心想,你们心里高兴了,我心里可不高兴了,我如何向弟兄姊妹交代呢?这些人不都住在附近,有些人骑着车子从几十公里外赶来,圣诞节正是冬天,在这里天气非常寒冷,难道等弟兄姊妹来了,我再宣布让他们回去,第二天再来参加聚会?我特别难受,我怎么能够在弟兄姊妹面前说话不算话?我就一直祷告,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不要脸了,我这老脸皮算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今天不过了,因为我通知错了,明天再过吧。”于是我就睡下了。第二天,早起祷告的时候,我说:“不行啊,我太亏欠弟兄姊妹了,他们这么冷的天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却被通知还要等到明天才过,白白让他们耽误一天,我太亏欠他们了。”于是就继续祷告,神给我智慧让我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来了,我给他们做一顿饭吃,如果没有人讲道,就让信徒自己唱诗、做见证,欢欢喜喜过一天,第二天再让他们过来也行。于是我就和儿子商量,赶紧买一只羊去,把星期六的饭都准备好,让弟兄姊妹来好好吃一顿。没有想到我顺服下来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午的时候(周四)我们的四个同工来到我们这里,说:“我们考虑好了,咱们圣诞节过两天吧,周六周日都过。”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主就这样让我在弟兄姊妹当中,同工当中学习顺服。感谢神,我才知道顺服才是“福”,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我都要学习顺服。

三、不论断人

神还给我一个功课,让我学习不论断人。从前在学习不论断人的时候,我没有靠主,而是靠自己。在家里为自己论断人而认罪悔改,可是一到工作的地方,因为我不会泄露别人的秘密,所以同事就找我说话,别人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要回应搭话,我一开口就落在论断人的罪中,只好等晚上回家就认罪。那个时候我太无知了,不知道靠主,专知道靠自己,不知痛苦了多少年,就这样自己在家里刚认完罪,出去却再次犯罪,我真是苦啊,我祷告说:“主啊,我若再论断人,你就惩罚我,不要叫我再论断人了。”可是到了那种场合我还是论断,似乎就是不能摆脱这论断的罪,真是太苦太苦了。等我从单位退休的时候,我就感谢赞美主,终于从这个论断人的环境里解脱出来。
1989年,我们教会分裂,弟兄姊妹彼此互相论断,这个来找我说这样的话,那个来说那样的话,我就和他们说:“不要论断人。”只要有人来我家说某某人,我就说,不要论断人。有一个姊妹对别人说:“我们再也不跟韩姊妹说话了,我们一开口,她就说,‘不要论断人’,把我们堵得心里难受。”我一听这话,神就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高高在上,洋洋得意,我就是好,你们都论断人吧,我就不论断人,自以为义,看看周围谁都不如我。有一个时期,忽然想到神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一1:8,10)主啊,我有罪了,主啊,你要叫我知道自己的罪,我要天天祷告,在主的面前,求主光照我,叫我知道什么是罪,我的罪在哪里。祷告后,神就叫我看到自己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人,蒙神光照后,却缩得像针一样小。我才知道,主啊,我骄傲了,我犯了极大的罪。我没有论断人吗?从上到下,我的口里没有论断,我的心里却在论断,上下左右没有一个人我没有论断,神就这样叫我认识到自己是活在论断之中,从此,我才寻求该怎样做才能不论断人,神让我知道爱人如己才能不论断人。当别人问耶稣基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说了一句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神就这样光照我,要我知道爱才能不论断。我就在神面前切切地求,求神给我爱人的心,就是爱人如己的心。可我不知道该怎样爱,不知道该如何赦免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我细想这句话的时候就问神,为什么要赦免他们,他们本是最不该被赦免的人。法利赛人想要杀害耶稣,因为耶稣夺去了他们的荣誉;撒都该人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主耶稣夺了他们进钱的门路;群众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是害怕这些宗教领袖。就算这些人都能找到被赦免的理由,唯有兵丁并无可赦免之处,彼拉多命令兵丁打耶稣四十皮鞭,这是彼拉多吩咐他们的,但是彼拉多并没有命令他们给耶稣戴上荆棘冠冕,也没有让他们给他穿紫袍子、戏弄他,也没有让他们拈阉分主的衣服,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唯有这些兵丁不得赦免!可是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句话提醒了我,照亮了我,任何人所做的,都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才这样做,若是他们晓得,若是他们认识我们的主,他们绝不会这样做。话又说回来,我若不认识主,我若处在他们那个地步,有可能比他们还要恶。所以我不给人定罪了,不论断别人,而是要爱人如己。
现在如果有人告别人的状,我就站在那个犯罪人的立场为他解释,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去爱世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不应该批评、论断和指责,有爱才有权柄指责。有一个年轻人做主工,我就告诉他:“你若想做主工,你就要爱人,每一个人都要去爱,你付出一百分的爱心,才有一分责备的权柄,没有爱心,你绝没有权柄指责人。”这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不是我自己的作为,主所说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渐渐地在生活中,我努力遵行神的旨意去爱每一个人,愿意和我交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出去一段时间回来,有一个姊妹给我提意见,说我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了,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我在心里琢磨了这一句话好长时间,我觉得她说得对,我就求主让我明白怎样才能不把人带到我的面前,后来我想到盖恩夫人所说的那句话“原来我所行的善,现在看来都是恶”,我才明白我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荣耀都归给了自己,这不是恶是什么呢?从那以后,我带领信徒,教他们在神面前认罪、学祷告,教他们学爱神。
曾经有一个人,他反对我,老是给我出难题,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很厌烦,看到他就装作没有看见,他祷告的时候我就不说阿门。在神面前,我就说:“主啊,我是有罪的,我真是有罪的,我不知道怎样祷告,我实在是没有爱他的心,只求主给我爱他的心。”我这样祷告了很长的时间,神真的拿去了我厌烦他的心,无论他怎样反对我,无论他怎样给我出难题,我都一味地顺服,而且我看到他的长处,他虽然对我这样,但是他有一颗爱主、舍己的心,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学习,所以我爱他,无论他现在怎样反对我,我仍然觉得他是可爱的。这样,我才知道,爱是从神那里来的。从此以后,我想到哪个人,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我就赶快祷告,天天为那个人祷告,主啊,你给我爱他的心,无论是孩子、同事,还是同工、亲戚朋友,哪一个我若是不喜欢,我就要祷告,求主给我爱他们的心,神都一一拿去我厌恶的心。特别是同工,还有一些传道人,我都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都是可爱的,都是被主所用的,神就这样让我知道该如何去爱别人。

四、边读圣经边认字

我在娘家的时候上过三年学,不到六岁上学,到九岁的时候就不上了,随后又补上了几个月,但是所学的在后来的日子中都丢掉了,我不太认识字。从1948年信主到1968年,这20年里,我祷告没有间断,但是却没有好好读经,聚会的时候拿着圣经,很多地方找不着。什么时候读呢?患难来了,痛苦来了,就翻圣经,翻到哪里算哪里,看神给我说啥话,神也特别恩待我,不亏待我,几乎每次翻看得到的都是他安慰我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荒漠甘泉》,只有从圣经上来寻求神话语得安慰。1968年我家被抄,在抄家的时候我祷告:“主啊,你保守我的圣经!”果然,他们什么都抄走了,但是圣经没有拿走。后来,我出去办事,等我从外面回来,发现我的丈夫把圣经扔到炉子里烧掉了,我什么话都没说,因为他蹲过牛棚,受过苦,现在已特别软弱,我们不敢在他面前提起信仰问题,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是和主讲,为什么圣经保存下来你又给我烧掉了呢?我没有赖我的丈夫,只有赖主。有一天家里没有人,我就跪下来说:“主啊,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一本圣经,你不给我圣经我就活不成了,你是大能的主,你从天上给我掉下来一本圣经,因为你没有办不成的事,我今天就要叫你从天上给我掉一本圣经。”我就这样祷告,神大约看我太可怜了,给我了一句话——“明天给你”,我就不祷告了,也不说阿门,径直坐下,心里琢磨:明天神真的能给我一本圣经?从天上掉下来一本圣经?我就这样苦想,突然神让我明白,原来山东人天亮了不说天亮了,而是说“明了天”,我明白神要在“天亮”后给我,我虽然心里还在纳闷,但是还是跪下来祷告,感谢主,让主从天上给我们降下圣经,从河里给我们流出圣经,让新华书店卖圣经,我等着我们中国天亮的时候。
这之后不久,有一个姊妹从喀什到乌鲁木齐,路过我们这里,我就悄悄地给她做了这个见证,她说她刚好有一本新约圣经,下次路过的时候给我带来,后来她果然把这本新约圣经带给我。这本圣经很小,能装在口袋里,但是我不敢放到口袋里,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有这本圣经,就把它藏了起来。我那时非常渴望读圣经,因为我意识到我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神把圣经给我收起来了,我觉得很亏欠。现在既然有了圣经,我就要好好读。怎么样读?什么时候读呢?利用吃饭的一点时间来读,每天我把饭做好,端上桌子,自己跑到厨房偷偷祷告谢饭,祷告完我就出来到饭桌上吃饭,我吃饭特别快,丈夫的牙不好,吃饭极慢,我几口吃下去,就跑到厨房,拿出圣经来读,不管读多少,只要听到外面他吃完饭放下碗筷的声音,我就赶快藏起圣经。就这样,我一天读圣经三次。还有就是休息的时间,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服务行业,不在礼拜天休息,而是在礼拜一休息。礼拜一孩子们上学了,我们两个人休息,丈夫每逢此时都要出去采购下一个礼拜要用的东西,我丈夫出门的时候吩咐我,干这个干那个,吩咐完了他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赶紧把门闩上,先祷告后读圣经,等我读完圣经,就开始干活。
圣经上很多字我不认识,我就按照半边去读。好多年之后,有一天唐弟兄在讲台上讲旧约圣经里的经文,提到亚摩利王“噩”,我在读经的时候都把它念成jiang,因为它很像“疆”的右半边,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读e,原来圣经上的很多字我都念错了!后来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女儿,女儿又不常在身边,她就教我学会了查字典,我后来借助字典来识字,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然后在纸上写下它的同音字,提醒我这个字读什么,但是下次读经读到这里,我忘记了,还需要查字典,这样非常麻烦,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同音字写在小纸条上,夹在当页的圣经里,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忘记了,但是一查看小纸条就知道读什么,不需要再查字典,到现在我的圣经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纸条。除了把不认识的字写下同音字,有时候我不懂这个字的意思,就把字典里的解释也抄上,就这样我学会了读圣经,也认识了字。
神真是恩待我,1968年丈夫烧了圣经,1970年神给我了一本新约圣经,我一直读到1980年,这十年里我光读新约,当时把读经当成一个任务,很多地方虽然都不明白,但是我必须读,很多字不认识,很多意思也不懂,我只能明白多少,就遵行多少,就拿“不论断人”来说,我是从圣经看了,然后才学习遵行神的话。1980年我做手术(子宫全切)住院,唐弟兄来看望我,问我需要什么,我什么都不求,只求他借给我一本旧约圣经,我这么多年没有读过旧约圣经,请他帮我借一本。他说刚好有一个老姊妹回老家探亲去了,把圣经放在他那里,他把这本圣经借给我,我就抓住这本圣经天天看,不管懂不懂,就一直看下去,一只手上打着吊瓶,另外一只手拿着圣经读,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是看圣经。我住院加上休息总共约有两个半月,这段时间我囫囵吞枣把圣经旧约读了一遍。从此,神也就给了我新旧约圣经,我开始一年读一遍旧约,两遍新约,有时候是两年读三遍新约。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已有不少读经小组,每个礼拜按照计划读经,那时没有解经书,只能自己祷告、自己领会其中的意思,再去跟别人讲解。我讲解圣经的时候,那些话全都是神给我的,读经是我的责任,讲道是神的责任。我每次带领读经前就祷告:“主啊,你给我当说的话,你不给我当说的话,我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心里想,哦,这次讲得不错,下一次我肯定还能讲好。等到下一次我往那里一站,什么话都没有,我一下就害怕了:“主啊,你要与我同在,你不与我同在,我什么话都没有了。”这么一祷告,神仍然给我当说的话,神真是太爱我了。有一次我讲《启示录》,我心里想,我哪有水平讲《启示录》呢?全靠祷告,讲了这一句啊,就祷告下一句话,整个过程还挺顺的,我头脑里刚想到“顺”这个字,马上下一句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头上就开始冒汗,祷告主:“主啊,你若不给我话说,我马上就要晾场了,因为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个时候神仍然怜悯我,继续给我当说的话,都是神给我的。就是认字,也是神给我的恩赐和能力,不是我自己有什么。

五、家庭见证

2000年我的女儿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吃不下饭,她本来是一个很胖的人,但是得病以后瘦到39公斤。她躺着睡觉的时候,眼睛塌下去,鬓角也塌陷下去,活像一个骷髅人,我看着她那可怕的模样对主说:“主啊,看哪,她成了一个骷髅人了,一个骷髅人还能好吗?”神当时就给了我一句话:“枯干的骨头我要让它长肉。”有了这一句话,我一下子就有信心了,我就不断感谢主,相信主必能医治她,这是我的信心,因为神给了我这句话。后来她的病情恶化,几度到了生命危急的关头,但是我相信神肯定能医治她,就很平安。
2006年女儿去北京看病,因为她不能吃饭,北京的大夫给想了一个方法,把一根细管子穿过鼻子、食道、胃,最后通到小肠,输入营养液,输液一段时间后,她果真长肉了,体重增加了,但是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女儿的情绪很低落,自己没有信心,成天垂头丧气,丧气到不想活下去,她万念俱灰,什么都不管,全是我自己前前后后照顾她。照顾她输液的时候,我就为她祷告,我祷告什么呢?我没有祷告求医治,我只是祷告让主给她平安,因为我知道神要医治就医治了,神说让她长肉,她的身体不见好居然就能长肉,你说奇妙不奇妙?你看神的恩典有多大,所以我只是求主给她平安。从此,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开始起来拼命读圣经,阅读解经书,查考圣经,写了好多读经笔记,情绪越来越好,从痛苦忧伤中走了出来,满了平安和喜乐。她完全接受了终身带营养管维持生命并且每天要用9个小时滴营养液的这个现实,相信神的安排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从2006年到现在,整整三年,她没有吃一口饭,全部靠营养液维持,体重已经长到50公斤了。她的生命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由原来的灰心绝望到现在的活泼有力。有些人看到她这种情况,就直言不讳地说:“你活着不是别人的累赘吗?”的确有人这样说她。我问她:“你是怎样想的?”她说,自己有时候也很消极,觉得活着似乎就是给家人添麻烦。但我告诉她说:“不,很多人看见你得力量、得安慰,外邦人看见你都觉得稀奇,三年不吃饭,躺在床上病得不像样子,但出去把口罩一戴,谁看你像个病人呢?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你还能这么喜乐,这么有力,信主的人看见你信心得到坚固,你活着就是荣耀神,就足足够我们享用了。”这是我在女儿身上所学的功课。
我的小儿子四岁时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大夫说这个孩子活不过八年。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并没有觉得惊慌,我就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他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喜乐和平安!因为他父亲脾气不好,常常发脾气,我也不得安宁,但是这个孩子却给我带来了喜乐和平安,他从小就不怎么哭,别人家的小孩子睡醒了就哭,他呢,睡醒了就笑,让我那颗不安宁的心得到舒畅,主啊,你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借这个小孩子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喜乐和平安,我感谢你,你什么时候接他走,我也感恩,因为这孩子是你给我的福分,我已经享用了,你给我的恩典已经足够多了!
从4岁到40岁,儿子从来没有犯过心脏病,40岁那年,因为工作上极大的压力,他就觉得心里闷得慌,不舒服。别人就劝他去乌鲁木齐做手术,因为他的一个同学和他患一样的病,人家一做手术就好了。我们就动身去了乌鲁木齐,没有想到大夫说这个手术不需要开胸,只要通过动脉血管用三根钢丝输送一个支架到心脏里就可以了,全部时间只需要三个小时,我们就欢欢喜喜答应了。
手术室在楼下,我在楼上,我等了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中,我一直在祷告,祷告一段时间,停顿一会儿,再继续祷告,如此反复,三个小时后,他却没有从手术室里出来,我下楼询问,被告知说很快就能出来了,我就上楼。过了好长时间,再下楼问问。一直等了8个小时,儿子才被推出手术室,却没有做手术。陪同的朋友和同学都发怨言,我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们要“不发怨言”,我真是太感恩了,我的儿子自己在手术台上8个小时,没有如期进行手术,并且还大出血,身体已经极其虚弱,还能够不发怨言,我就感恩得不得了。后来大夫解释了为什么8个小时内没有进行手术,原来他所需的支架型号是7号,他们医院有6号和8号支架,就是没有7号支架,乌鲁木齐的其他医院都问了,都没有这个型号的支架。大夫临时决定从北京空运支架过来,需要3个小时,就让他在手术台上等着,结果一直等了4个小时,支架还是没有运来。后来才得知因为天气特殊飞机在北京机场不能起飞,所以延误了这次手术。大夫觉得对不住我们,就托人给我们说好话,让下个礼拜来做手术,答应用国外的进口支架,还要请专家来做。我就祷告:“主啊,究竟能不能再做手术?第一次你拦阻了,这次还能不能做呢?”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觉,担心儿子这条命能不能救回来。神给了我一句话,“他要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这本是当年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的时候,神安慰说约瑟必定给他送终,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神把这句话给了我,我就放心了。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说:“妈妈,我不做手术了!”我说:“太好了,不做就太好了!”我们就退掉乌鲁木齐医院的手术,一个礼拜后又联系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到了上海的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儿子心血管缺损的地方很小,如果支架进去,就会立刻被血流冲走,顺着血流进入大脑,结果会很惨——要不变成植物人,要不就死了。我们就感恩,神为他儿女的原因让飞机都没有起飞,这不是神迹是什么!这家医院还是想给我们换另外一种手术方案,我依然拿不准究竟做还是不做,只有祷告,祷告之后神就给我感动,“亚伯拉罕愿意把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上,你有那么多的儿子,难道连这一个都不愿意放手?”我知道自己信心有亏欠,那一刻,我就放手真正把儿子交给了神。儿子后来还是不同意做手术,我们就回到老家。从2003年到现在,六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再觉得心闷、心慌,特别健康,你说这是神多大的恩典啊!
再说一个见证,我儿子在老家开了一个榨油厂,我们的隔壁是海绵厂。有一天,海绵厂突然失火,我就赶快祷告:“主啊,是你的旨意,就赶快让这火熄灭!”到外面一看,火苗被风刮到我们的院子里,我们的屋顶上搁置了好多干柴火,我们两家中间只隔着一堵墙,如果火苗刮过来,点着了柴火,下面可就是油库呀!我又回去祷告说:“主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要叫火着,也是你的旨意,我感谢你。”我又出来看的时候,发现火苗一下子窜到比房子高一倍的地方,“主啊,感谢你,你愿意叫它着,就着到这边吧!”院子里有儿子和别人合伙买来的一辆依维柯汽车,那天还是第一次开回家,我赶紧告诉儿子,你的车在里面,院子里都是棉籽,他就赶快进去挪车,那时他刚学会开车,还不熟练,面对如此险情,紧张得发动不起来,好不容易发动,车一开出院子,奇妙的事情就出现了,风完全倒向了那边,不往我们这边刮了。隔壁海绵厂烧得特别惨,他们搭房子的椽子搭到了我们这边,椽子燃烧,把墙都熏黑了,我们的椽子在他们那边,一点都没烤糊。因为这件事情,隔壁那家的父母就信主了,到现在都还很爱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些见证太多了,我不愿意多讲神迹,但这实实在在是神的成就,是神的恩典,我自己也常常不太相信神迹,但是神迹就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和你们说的这些仅是我经历的少数,我生命中无论大事、小事,处处都显出神的作为,愿荣耀都归给神!

记忆中的守望 / 光宇

1995年我在家乡信主,同年秋天来到北京读书,并开始参加天明牧师在清华西门带领的聚会。守望教会正式定名,是在2007年,经教会同工投票确定的,在我心目中,清华西门的聚会已是我所了解的守望教会的最早前身。也曾听牧师和师母说起过,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即奉献传道,不久就在他们自己租住的家中开始了聚会。如同圣经所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眼见所结出的子粒已然超过数十倍。不过,包括牧师、师母在内那整整一代中国传道人的传奇故事,应有更合适的人来讲。我在此想回味的,则是我心目中的守望,从清华西门开始,直至汇集在华杰大厦前,留在我生命中若干温馨甜美的记忆。

一、清华西门:圣灵充满的地方

我第一次参加清华西门的聚会,是在1995年的9月,但那之前,聚会应该已经存在有些日子了,具体的时间我一直没有跟牧师核实过。那时,天明牧师还被称为“带领人”,弟兄姊妹跟他说话的时候,大都直呼其名,我也这么跟着叫了好多年,以致现在常常改不过口来。后来,一些政法大学的弟兄姊妹过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发现他们的叫法又好听又具时尚感,于是有时也跟着他们一起叫“天明兄”(以下均称“牧师”,不论是否在按立后)。
对清华西门聚会的描述,可以用得上小时候老师教写叙事文的手法:骑自行车从人大东门一路往北骑,骑到现在的北大东门附近的路口后往东拐,再向北拐上那条通往清华西门的小斜马路,一直骑过清华西门,西门斜对面,大致在圆明园的东面,是一片平房。清华西门的聚会,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小院子里。我说的这些地方,那时相当朴素清静,现在则已繁华得面目全非了。
记忆中那个院子不大,主要是一间大屋,用来聚会。屋子是北方人所熟知的“正房”,门窗都朝南,屋里墙上贴着些圣经经文,此外就好像没有什么装饰了;进门后,只见一排排的凳子,坐东朝西放着,对着最前面的一张小桌子,带领人讲道时,就站在桌子后面。
跟现在许多刚来守望聚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一样,那时的我也是刚到北京读书,刚刚信主,还不满二十三岁,属灵的状况可以说是“神知道我,我不知道神”。但在大学同学的妹妹的引介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始聚会了。
第一次去那里,就发现聚会的竟然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因为人多,聚会分上下午两堂,一堂是学生,一堂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人,每一堂都应该有四五十人。我上下午都曾去过,记得当时就非常诧异,原来有这么多和我一样年纪的人信主,而且其中许多是刚从外地来京的我所无限景仰的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学生和毕业生。
清华西门聚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那里的敬拜气氛。
我一般参加下午的聚会,两点正式开始。记得当时我常常不到一点半就到达,却发现有很多人已经到了。两点之前的时间,就是唱诗。是不是有人教,记不得了;敬拜的时候有没有乐器伴奏,也记不得了。但我忘不了的,是伴随敬拜和赞美的那种纯粹而强大的力量,整个房间都被这种力量所充满和激荡。敬拜过程中,在开声祷告的那部分,我发现周围的人几乎都在旁若无人地大声祷告,感觉房顶都会被掀起来。刚刚信主的我,心灵被这种莫名的力量所温暖和紧紧地抓住了。那时,我还没有掌握多少信仰“术语”,后来回顾起来,才明白那种力量,不是音量的问题,而恰是所谓“圣灵的同在、充满和能力”所释放的力量。那时我去聚会,可以说就是为了去唱诗和体味那种感觉。像一块海绵一样,我要把那种奇妙、美好而又陌生的感觉,从我的每个毛孔,吸到我的生命里去。当时,我的信仰还很不稳定,甚至还不懂主日就是应该用来敬拜神的。但每次一旦去聚会,总是被深深地吸引,无一例外。
记得教会的一位老姊妹曾说过一句话:“我 岁信主,那之前的日子,都算是白活了!”当时,听到的人都笑了。这或许不是严谨的神学,但里面那朴素的道理、真挚的情感,又有哪一个跟随主的人,不能心领神会?可以说,上帝正是借着清华西门的敬拜,打开了我的心,牵引着我的手进入了他的家。
清华西门聚会的人数和规模,虽然与现在的守望无法相比,聚会的地方也偏僻简陋。但聚会中却一样有神的同在和恩膏,神也一样眷顾那里上百个如我一样饥渴的生命和灵魂。在90年代周遭贫瘠的信仰沙漠中,清华西门的聚会,如同一片盎然的绿洲。神的恩典充沛地降下并覆庇在那里,圣灵强烈的同在激励着神的儿女更深地渴慕和追求。那种感觉,我至今不能忘怀。

二、分散与动荡

好像是199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照老时间去聚会,到了那里,却发现屋里只有带领人和一两个人坐在一张小桌旁。我被告知,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得知是安全原因),那里暂时不聚会了。清华西门的聚会,自此告一段落,以后,“清华西门团契”的名字,也再没有被重新启用过。
此后不久,在清华西门认识的一位姊妹带我去一个弟兄家里聚会。如果说清华西门的聚会从聚会地点而言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聚会的话,此后开始的两年时间,守望就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家庭聚会”时期了。原来团契中的信徒,分散到几个家庭中,我去的这家即是其中之一,大约有十几个人一起崇拜。
第一次去聚会,就听到当时已经开始进入到北京家庭教会中的灵恩派的教导。讲道结束后,一位姊妹过来问我,刚才的讲道听懂没有,有没有问题。我老实回答“没听懂”,这位姊妹就告诉我,要坚信,疾病不是从神来的,无论得了什么病,一定要凭着信心,命令这个疾病退去,宣告神已经医治了我的病,还引用了不少经文,比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我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半信半疑,并且有种害怕的感觉,不敢再去,就改为去海淀堂聚会,同时仍然参加在清华西门时去的查经小组。直到上帝借一位姊妹带我去了她所在的家庭聚会。

        三、灵恩派的冲击

这个聚会点,位于一所大学家属院里一个小小的一居室中。此后一两年间,这里成为我属灵的家。从信主后一直漂泊动荡的我,在这里,很快被接纳,找到归属感,并开始一天天长大成熟。
那时的家庭教会,从各方面都很难与十几年后今天的基督教会同日而语。但神的保守、同在和祝福也一路伴随着我们。
在那里,我终于清楚了与神的关系,并决定受洗。在那里,我每周最盼望和绝对不会错过的,除了主日的聚会,还有聚会后在主人家的爱宴,以及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在那里,我结识了几个最要好的属灵同伴,大家一起聚会,一起查经,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一起祷告,一起玩儿,一起挣扎,一起流泪,也一起成长。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几位上一辈的老牧师、传道人,知晓了他们为主坐牢、受苦而坚守信仰的经历。从他们身上,我开始了解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差别,开始接触活生生的中国基督教会的近现代历史。在那里,我见到现已归回天家的赵天恩牧师,但当时完全不知道他是华语基督教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那里,我参加一个海外学生事工的活动,也被他们“挑战”做全时间的服侍,好在我当时一方面还很爱世界和放不下自己,一方面也有基本的自知之明,没有同意。
神非常眷顾我们,虽然一直有问题,但也没有耽误我们的灵命成长,正是应了圣经上的那句话: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各种问题中,最为严峻的挑战,也许要数灵恩教导给教会所带来的冲击,我所在的教会也未能例外。

有一天,我们那里来了一对外国牧师。他们用英文讲道,安排我作翻译。开始前,其中一位牧师为我按手祷告。那次的翻译,惊人地流畅,不打磕巴儿,节奏跟那位牧师配合得恰到好处,而且常常能开口就想到圣经中一些合适的词。后来连着几次翻译,都是如此。当时我没有多想什么,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突然想,会不会是这位牧师按手,就“激发”了我里面这方面的恩赐呢?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就是如果不是信主,我的英文会比现在的差不少。自己在这方面的长进,无疑有神的祝福和恩典,但是否也与这位牧师的按手有关呢?这一点我现在仍然无法确定。
这两位牧师所讲的主题,就是方言和医治。其中一位牧师告诉我们,他原来高度近视,后来听了医治的教导,他有信心神会治好他的近视眼,于是立刻把眼镜摘了,后来眼睛就不近视了,再也没有戴过眼镜。听了他的见证,我和另一位高度近视的姊妹,也决定把我们的眼镜摘了,宣告神会医治我们的近视眼。那段时间,别的弟兄姊妹看见我们俩,都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才发现,是我们的眼镜没了!大家问我们怎么不戴眼镜了,我俩也神秘地笑笑,什么都不说。结果,过了两三个星期,我们的近视还没有被治好。于是,我俩又灰溜溜地悄悄把眼镜戴上了,直到今日!
他们也为聚会中一位生病的姊妹祷告。后来又有一位国外的姊妹来我们那里讲道和祷告。她分享说她曾经得过多种癌症,上帝都一一医治了她,并说她也有医治的恩赐。聚会中,她为这位姊妹的身体祷告,许多弟兄姊妹也都站在屋子里一起祷告,我照例作翻译。开始祷告后不久,她突然停下来说:“我感觉我们当中有不信的人,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会医治,就请你离开这间屋子,否则会影响圣灵的工作。”一阵沉默后,开始有弟兄姊妹陆续离开。挣扎了一会儿,我也开口对那位姊妹说:“我想你得找一个别的人来为你翻译,我也需要离开,因为我信不了。”说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那位姊妹很吃惊,连忙安慰我,说:“不,你不用离开,我相信你,你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开始为姊妹祷告。
但过了几个月,这位姊妹还是被主接走了。这位外国姊妹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买了机票,飞到北京,直接去了医院,把姊妹从太平间的冰柜中拉出来,为她按手祷告,求主叫她从死里复活。但主已经把这位在世上受病痛折磨的姊妹接到那好得无比的地方了,而没有让她在这人世上复活。
那时,我还不会从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但与此类似的经历至少让我懂得了一点,就是信心不是“嘴硬”,人也不能够操纵或是要挟神,“神的主权”高过一切。
从清华西门聚会分散后,天明牧师一直在几个分散在各处的地方聚会和讲道,同时也带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查经,但还没有建立他直接牧养的教会。那时灵恩派教导已经在我们聚会中引起相当不同的反应和争议。为此,带领人一连三个主日,请天明牧师来分享有关属灵的恩赐的问题!但这样做也没能挽回局面,最终,接受灵恩派教导的弟兄姊妹,还是决定另找地方聚会,把原来的地方留给不认同灵恩的人。但教会的原带领人也即将回国,于是力邀天明牧师承担起余剩人员的牧养责任。
写到这里,守望的发展脉络重新清晰起来。此前的一段时间内,“守望”虽然没有一个明晰和有形的存在,但神却在各处牧养和预备着他的儿女,也预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重新召聚我们。
信主的时间长了,不仅看到周围跟随主的弟兄姊妹学业、家庭都在神的祝福下蒸蒸日上,也看到一些让我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情况。例如,前面我提到跟我一起摘掉眼镜的姊妹,我们一直非常要好,但她最后却陷入到一个邪教中。后来,我也看到奉献给主全职服侍的肢体,因为精神疾患而无法继续服侍的情形。再往后,要第二个孩子的问题,试管婴儿与基督教伦理的问题,父母在家教育子女的问题,都陆续成为一些弟兄姊妹思考甚至挣扎于其中的问题。这些事,似乎都没有现成和简单的答案。
奇妙的是,虽然难题不少,但却也不令人感到灰心和绝望,反而越来越觉得踏实和平安。因为我看到,虽然经历这么多的难处,神的教会却在不断地成长、兴起、壮大。记得有一次一个牧师问我们:只有一种人不会得病,你们说是什么人?我们答不上来,结果牧师说:是死人!教会是神的教会,问题和难处都不能压垮它,因为神的手亲自扶持,我们就必站立得住。有了神的保守,神的教会还怕什么呢?不论是外面来的搅扰,还是自身的软弱和问题,都不能把属神的从神的手上夺去。现在,再听到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似乎也越来越“老练”了,不再轻易大惊小怪,相信神照样会保守和带领我们平安度过的,如同一首赞美诗中所唱的:“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

四、黄庄地下室:温暖的团契时代

我参加清华西门的聚会时,一位个子不高的姊妹主动来跟我说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小组,我答应了。从此,她成为我的组长。1996年清华西门的聚会解散后,我仍然定期参加小组聚会。后来得知,聚会虽然分散了,但这种小组查经和牧养却一直没有断。1997年的一天,组长告诉我,天明牧师要开一个查经班,她推荐了我。本来要求的条件是信仰比较成熟、可以服侍的人,但经过小组长的力荐,我才被勉强收录。所以后来我开玩笑说,自己是被牧师从路边捡来的。
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1997年3月28日的晚上。组长通知我在黄庄的麦当劳门口集合。当时,跟天明牧师几乎不认识,也没怎么说过话,只听别人问他:“恩平怎么样了?”牧师回答说:“昨天刚生了雅歌,现在还在海淀医院住院呢。”如果不是神的工作,哪会有一位丈夫,会在自己的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就带一帮年轻人,去到一个昏暗的地下室查考圣经呢?
等十几个人都聚齐了,我们就来到黄庄附近的一群塔楼中的一间半地下室。说是半地下,其实在白天也几乎是采不到光的,不开灯什么都看不见。但就是在那里,我切实地开始了自己追求真理和认识神的旅程。
又过了几个月,如前所述,我所在的教会因为在灵恩派教导上的分歧而一分为二,原来的带领人也要离开,因此提请天明牧师来带领我们这批不认同灵恩倾向的信徒。我记得当时牧师也很犹豫,他说,他的原则一向是“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但我们这批信徒中,有很多人,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受到他的关怀和实际上的牧养,所以硬是不管也不行。几经考虑,他终于同意把我们收编了!黄庄地下室用来小组查经的那间狭长昏暗、十来平米的小屋,也成为我们主日聚会的场所。
对团契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是肢体间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那时,我们常常去牧师家,牧师似乎也不用提前跟师母打招呼,就会在主日聚会结束后招呼大家说:去我们家吃饭吧!我们也总是乐于响应号召,去给师母作不速之客。正是在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对基督徒夫妇的关系是怎样的,亲眼目睹了牧师夫妇如何对待和养育两个孩子,学到了建立家庭方面的宝贵功课。那时,团契里最多也就是三十来人,不仅跟牧师的关系近,大家彼此间的关系也很熟稔。加上我们这些“活跃分子”大都是单身,所以有很多的时间泡在一起,建立了亲如手足的生命连接。
也是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在1997年那个酷热的暑假,我们十几个学生信徒,吹着风扇,参加了从早到晚为期大约三周的圣经学习。在那里,每个主日都挤着二三十人敬拜神。后来,实在坐不下,就租了同一层一个大一点的房间,正对着阴暗潮湿的厕所,味道可想而知,但神还是把人不断带到那里来。在那里,我的大学同学决志信主,并且很快与我最好的属灵伙伴组建了家庭。在那里,我的同屋也认识了神,并在这里长大成熟,如今也在教会服侍。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自己人生的伴侣,也组建了在主里的家庭。后来分成几个团契后,在某个家庭里搞聚会也是很经常的事,到如今,当年的很多弟兄姊妹对此都无限怀念。那几年中,我们的心灵被小团契中的爱与接纳所温暖和包围,也预备我们的心,承受更大的祝福与挑战。
除了牧师以外,现今守望教会的几个长老、团契带领人等,在黄庄地下室时也已经开始了聚会和服侍。在黄庄地下室,“守望教会”已初现雏形。
2000年前后,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黄庄地下室已经盛不下了。同时,神也很明显地兴起和预备了能够服侍教会的得力的工人。从那时起,黄庄地下室的聚会开始分为几个团契,分开在不同的居民楼里聚会,我所去过的就有紫金庄园的几处地方、保福寺、西三环、民族大学附近、万柳等几处。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最多的时候,团契的数量达到十二个。

五、结语

从团契时代到教会转型的原委,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熟悉了,简言之,就是在神的带领和推动下,我们逐步离开居民楼,往写字楼里集中,直到几堂聚会都汇合在华杰为止。教会的转型,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已习惯于团契模式的信徒来说,无疑有过一段困难的适应时期。但当我们越来越看到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时,我们相信神是要我们的生命与教会一同成长。我也希望团契时期形成的守望教会好的属灵传统在转型后的教会中继续地光大,让新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与我们一同蒙神的祝福,在教会中一同成长。
转眼到了2009年,守望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当然就是建堂。从清华西门到分散到不同的聚会点,从家庭聚会到黄庄地下室,从居民楼到即将有自己的会堂,上帝的手一直在搀拉着我们,带领我们行走在他永恒的旨意和宏伟的计划中。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间,神一直以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牧养着我们,建立着基督的身体,推动和扩展着神在地上的国度。《诗篇》33篇早已宣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历史,就是神儿子的故事,也掌管在神的手中。也只有加入到神的手所推动的洪流中,人才不会虚度自己的一生。守望教会,只是神在地上众多有形的教会中的一份子,普天之下,神的儿女都在各处建立着教会——基督的身体,靠着他的名,行走在他的面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