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律杀婴》剧照

希律杀婴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约1:9

“不,不要温柔地走进这良夜”。北京守望教会2009年度圣诞晚会于12月24日、25日两晚在北京中关村地区某多功能厅举行。

本次圣诞晚会以“主是真光”为主题,通过舞蹈、话剧、圣诗、朗诵等艺术形式表达了祈盼、来临、黑暗和复活四部分内容。共有一百余名演职人员参与了演出,有六百多初信和慕道朋友观看了演出,现场有六十多人决志信主。图为短剧《希律杀婴》的剧照之一。

对“他是点着的明灯”的一点说明/新恩

首先,我非常感谢袁弟兄对拙文的回应,提出了他素有研究的行家观点。虽然我认为他的观点和我的文章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我担心这可能是跟我的表达不够清晰或没有说明写作的前提有关。因此,下面我作简单的说明,作为该文的补充。

妥善处理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是基督徒神学思考与应用的最大挑战之一。人不愿相信福音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能接受耶稣的特殊性(即基督徒所宣称之“是神又是人”)。而要求把基督教的圣经置于一般的学科下,加以彻底的审查。我们知道,这绝无法达到信仰。同理,自由派神学阵营把圣经置于理性的尺度下,对于不合理性的内容(原罪、启示、神迹、末世等等)加以扬弃,企图建立一个“合理”的宗教,以哲理化消解“不可理喻”的教旨。呼吁以“全球伦理”取代“难以调和”的宗教狂热(如传统意义上的宣教)。
虽然新派神学在教理上没有获得多少教会的支持,但它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使基督教伦理化。它信仰生活上的应用就是“以人为本”。而这一伦理要求是基于“大多数”人的期望(普遍性原则)。换句话说,它使基督徒的信仰既不关心教义,也不允许超伦理的行为。强调教义者,被视为“基要派”(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者),超常举动者,将被视为非理性的“癫狂分子”。美国的很多教会尤其明显。
但圣经给予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记得信仰之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如果按照理性的分析,这荒谬的要求根本不可能是出自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厌恶献人祭、上帝对以撒的应许尚未应验、上帝不可能喜悦一个残忍的杀人犯……但亚伯拉罕竟相信这“荒谬”的声音,并付诸行动。他似乎铁石心肠般地不顾儿子的生死,以及撒拉的感受。但上帝喜悦他!我们再看新约的教导。主耶稣呼召人跟随他,要爱他胜过爱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等(原文作“恨”)。虽然这不是要我们不爱亲人(希伯来人惯用的对比法),但无可否认它启示出优先次序。怎样才算爱主胜于爱亲人呢?有人认为这个原则的应用只是在面临监禁或殉道的时候。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它更大的挑战来自日常的生活。我们知道,在跟从耶稣之前,彼得已经有家室。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日夜和耶稣在一起奔走城乡,是“绝少回家”的。虽然耶稣的活动范围并不大,但也不是在伯赛大打转。再看福音书的例子:(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9:59—62)。耶稣的要求非常清楚。也许我们还要留意,圣经中的属灵伟人,大多不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子不教),如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虽然不合情理,但说明了这其中的确有巨大张力的存在。尽管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但很容易顾此失彼。
毫无疑问,在上帝的普遍呼召里,所有人都应该成为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丈夫、好妻子。教会设立监督、执事,都对他们的家庭有要求:忠于婚姻、善治其家。这表明,日常生活中,建立家庭是基督徒的天职。这其中最重要的建造方式是家庭崇拜。我相信它比大多数课程更能解决家庭问题。无论个人、家庭、还是教会,只要忽略上帝的圣道与圣灵(克制人的罪性),就注定破裂(耶2:13)。但仍然要指出,家庭不是基督徒首要或终极的关注点。因为所有基督徒都被要求,首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意思就是,信仰的事先于生活。如果上帝呼召丈夫放下优厚的工作,作全时间传道,妻子就应该“听从丈夫”(注意:神未必也感动妻子,在这个意义上还是两个人。至于断定呼召的真假,非本文目标)。否则就不是“内助”,而是“内主”或“内阻”了。根据旧约和福音书呼召的模式,我以为献身没有附加条件:需要征得谁的同意。也因此,作基督门徒才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防备“往往是家里人”的“仇敌”。家庭可能是我们的乐园,也可能是我们的战场(尽管更多的是“冷战”)。简单一点的例子如,在结婚记念日或家人生日之类的日子,传道人是否接受布道的邀请?如果不接受,那么传道人一年要放弃多少布道的机会呢?而大家庭出身的传道人,就几乎不用传道了,尽管他被呼召本来是为传道。诚然,从使徒们和众教父的著作里,我们或多或少感受到对婚姻的消极态度,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因为人既然结了婚,就不要企图“求解脱”!
不过,我要努力说明的是,基督徒有“超伦理”要求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愿意向神圣的呼召开放。如果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托付,如克里威廉、戴德生、爱德华滋那样(当然还有宋尚节),我们就应当顺服。除此之外,我们被呼召作传道人,意味着首要的职责是传扬上帝的道。众所周知,一个传道人光道讲得好是不够的,但一个传道人在讲道上松懈是渎职!如果一个传道人在圣经研究、祈祷默想、灵魂关切上投入很少,还有什么心思谈其他呢?!何况,人性的复杂,要求我们警醒并慎思明辨。比如要防止传道人自我神圣化,无休止地投入工作;妻子儿女的“正当”要求对传道人的属灵拖累;以及对爱的表达与理解方式的固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既不是崇拜宋尚节,也没有企图圣化他向来被人诟病的事(随意解经、家庭不合、脾气恶劣等)。顺便一提,那些东施效颦之宋二号们,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今天辅导工作者因为各种原因,比较留意他的阴暗,而没有看到另一面:阴影是光明产生的。因此,我尝试从他的呼召来理解。他对使命的全力以赴、焦急万分的态度,也许产生了一些副产品(如上),但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他的绊脚石。恰恰相反,他的事迹应该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侍奉,是否全然委身于上帝的召命。

爱神亦爱家——对“他是点着的明灯”的一点回应/袁弟兄

我对《杏花》杂志第九期(2009年秋季号——编者注)中“他是点着的明灯——宋尚节属灵传统浅论”一文中提到的“……而今天不依靠圣灵却以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看法作为前设,作婚姻辅导之类的‘爱家’一族,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回家’的传道人。……”有不同的看法。
宋尚节那个时代的信心伟人们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一定要看到:他们大都没有很好地摆对自己婚姻的位置,没有妥善地处理好家庭的关系,所以都是一茬庄稼(没有一个能够有戴德生那样美好的见证:延续五代儿孙都是神忠实的仆人),以至于他们的侍奉方式对今天的中国教会依然有着巨大的消极影响。绝大多数传道人都是遵循着文章中所褒扬的“忠爱不能两全”的传统,置自己的家庭儿女于不顾,一年到头忙在外面。各地教会中所看到的传道人的家完整和谐的并不多见。那么多传道人的丈夫、妻子和儿女都在抱怨他们的“不回家”。难道都是他们家人的错吗?
我们常常错误地理解基督的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7)以及“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古卷加: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19:29)这里所描述的,不是说爱主就不能爱家人,爱家人就不能爱主“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排他的情况。
神是让我们爱我们的家和家人的。文中讲说的“忠爱不能两全”,应该是指基督徒在“二者必居其一”的关键时刻,而不是在常态之下说的。在常态下“忠爱必须两全”。因为只有对基督的忠,才能使我们在世界真正地去爱;爱是忠的结果,忠是爱的源泉;只忠不爱,忠是假忠;只爱不忠,爱不长久。所以不应该出现只忠不爱,或只爱不忠的“忠爱不能两全”的“好”仆人。
文章中说:“爱家”一族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回家”的传道人。其实不仅“爱家”一族,就是“不回家”传道人的家人,甚至连保罗也是不能接受的,他在《提摩太前书》3章5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保罗的态度就是基于耶稣的这句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16:10)一个连自己的小家都管理不好的人,怎么能管理好神的大家呢?一个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爱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呢?这里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做小事,就不能做大事。因为许多人都不会做小事,却可以做大事的。但那所显明的是个人的能力。耶稣和保罗所说的是“忠心”,是指人的品格。
保罗在《罗马书》15章1节还告诫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的家人都是不坚固的人,神让我们也要“道成肉身”在自己的家里,去担代他们的软弱。我们可以将自己当做活祭献上,但不可用自己的信心代替家人的信心,而不管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就一股脑地将他们也当做活祭一同献上了。我们太多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一个妻子当着我的面质问一个年年不回家还说自己“嫁给基督了”的传道人,说:“你既然嫁给基督了,为什么还要娶我?然后让我守活寡?你这不是坑我吗?” 如果你真要全身心投入事工,为主摆上,那么好!你就像保罗那样不要结婚,便可以无牵无挂地为神做工。但你不能结了婚,有了儿女,然后又置他们于不顾,使他们被迫接受一个不完整的家。这对他们来说未免有些残忍,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凭我们对上帝属性的认识,可以肯定这不是仁慈上帝要看到的结果。
神特别呼召某个仆人去做某事,有的是可以效仿,有的是不可效仿的。宋尚节显然是神在那种特别环境下特别呼召的人。神也赐给他特别的能力。就像保罗一样,神让他独身来侍奉他,就给他这样的恩赐,“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林前7:6—7)我们可以效仿宋尚节为主摆上的心,却不可效仿他的“不回家”。
结婚之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你已经和另一个人成为了一体,所以你不能为自己做决定,必须听取另一半的意见,而且应该是双方共同的决定,而不是你一个人的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委身在这个关系之下,而且已经失去了自己为自己个人做决定的权利。如果你硬要这样做的话,就是自私,没有其他的解释。你可以想象一对连体人,他们共同地享有一个身体,如果一个人就是不考虑另一个人的想法,一意孤行,会有什么结果?
在我看来,“不回家”是宋尚节的软弱之处,这也正说明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一个被神拣选使用的有瑕疵的器皿,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和弱点的人,我们要客观评价。
文章中对那些“今天不依靠圣灵却以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看法作为前设,做婚姻辅导之类的‘爱家’一族”的提法,也是不应有的态度。说实话,我本人也不赞成用心理学的手段解决婚姻的问题。我过去曾使用过心理学的方法,如使用性格测试法来调整夫妇的关系。后来得到神的启示:这些方法只能暂时地安慰他们,而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命。神也告诉过我:如果不提基督的名、不讲十字架、不依靠圣灵也可以成事的话,那么还要耶稣做什么?所以我们当牢记“唯有基督宝血”的根基,于是我放弃这些手段而专注在圣经的教导上。我强烈地认为:第二关系(婚姻关系)的破裂实际上是第一关系(个人与神的关系)破裂的结果。所以必须先解决的是第一关系的裂缝,第二关系就会自然改善,婚姻的稳固应该是第一关系所结的果子。
但是我也不赞成论断那些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做事的人。虽然我曾经偏激地反对所有世俗的作法,认为都是在“卖狗皮膏药”。经过这么多年后,我认识到每个人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认识水平也不一样,能力也不一样,不都是像宋尚节和唐崇荣。神爱所有的人,针对不同人的情况预备了满足他们需求的资源。神为有圣灵内住的人预备了宋尚节、唐崇荣,同时也为外邦人预备了“爱家”一族。我们一时看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必须心存谦卑地观看神的作为,我们只要专注在神给我们自己的呼召上而不要轻易地判断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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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篇回应文章约有六千余字,本刊限于对“爱家”一族这一点的回应,做了相应的删节。

夜航——纪念耶稣/新盐

(一)

星来了,
上面是星,下面也是星。

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
一边清冷,一边昏黄,
天上的星散落随性,
地上的星蜿蜒交错。
是人间气息吹乱的吗?

北斗七星贴在了舷窗上,
等着它们移出我的视线,
久久才发觉,
它们已是栽在了天上。
是上帝立为永恒的标记吗?

我把它们采摘下来,
夹在心中的扉页里。
在漫旅的浮沉中,
那淡淡的光可以,
如引领三博士般,
为我启明,
为我导航。

(二)

封闭的舱内,
久久的默然中,面对自己。
伤感渐渐爬了上来。
从密集的人事和人声中,
回到狭小的自我空间,
仿佛一切都凝固到一个点,
没有过去,没有将来,
所有的发生在瞬间化为空白。

铁家伙在悬浮中慢慢地移,
参照的物被拉得似远非近。
视觉变幻,
时间的感觉也变了吗?
躯体从地上剥离到天上,
灵魂蓦然没有了定位。
时空的玄之又玄,
轻易地把全人淹没了。

夜,
是离自己和上帝最近的时候。
形体、色彩,
声音、量度,
都失去了数据和可靠性,
只剩下灵的张望。
闯入梦境,
陷入虚无,
惶惑是那里仅有的填充物。
没有对话。

哦,
宇宙的这粒微尘啊!
如此地漂浮,无措。
凭它又何以觅得归属和意义?
当停落到熟稔的物什上,
万水千山已过。
人生之旅不如此吗?

然而,
任是如何地辗转,翻覆,
黎明必现,
山川不移,
这粒尘暂得安顿。
谁的性情和恩典呢?
长长久久在那里。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三十三年的轨迹,
在历史的天空中瞬间一道闪亮,
空白填补了,
生与死重合了。
微尘被吹入了重生的气息。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一声宣告振聋发聩,响彻天际。
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声呼唤带下了血洗的无价救恩。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成了。
一声叹息成就了天上地下无限的欢呼……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夜于回京途中

爱感、死感与歌声/刘丽萍

我们都贫穷得没有一点爱的能力。
那天走出电梯,就要进家门的时候,妹妹突然问道:“姐姐,你爱我吗?”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她就哈哈大笑,说姐姐你不皱眉头了,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她发现我心情不好,怕是因为自己惹起来的,到家了又冲她发火,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姐姐这样对她,所以就问“姐姐,你爱我吗?”
我后来才知道,妹妹一直都在期待姐姐能温柔地对她、爱她。我深知自己做不到,但我不想让妹妹失望,何况这一年年初时候的祷告会上,我求的正是“温柔”,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我,把他那样的温柔赐给我,满足妹妹的期待。
后来聚会的时候,把这个故事讲给弟兄姐妹们听,现在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反应,只记得从没像那次那样发觉自己里面的穷乏,没有丝毫的爱可言。
可福音的能力是什么呢?是让你在发现自己爱的穷乏之后,接受它,并且相信有恩典可以使穷乏变为富足,一如妹妹的期待在继续,我的祈求在继续。
更没想到的是,还有有心的姐妹记得它,早上雅婷发短信说:“姐姐,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和丽霞一样开始敏感于你的喜怒哀乐,只是我没说:‘姐姐,你爱我吗?’”
这让我不知道怎么回复。
雅婷是我们小组的成员,从有印象起就叫我“姐姐”,当时选择她是因为对她有负担,选择之后就立即发现自己担不了这个担子,问妹妹说怎么办,妹妹说:“就把她们当成我好了,平时是怎么对妹妹的,就怎么对她们好了。”还安慰说:“她们会知道姐姐的爱的。”
那一刻,我觉得妹妹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宝贝,于是就决定按着她说的做,做个像样的姐姐。
可就像妹妹问“姐姐,你爱我吗?”时候的羞愧、无能一样,面对雅婷的询问,我同样感到羞愧,因为真的不爱;感到无能,因为真的没爱。
极度沮丧中,我跪下来祷告,祈求上帝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一次次面对无爱、也没有能力去爱的事实,祷告着,祷告着,我开始听见有人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问过我一次、两次、很多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以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虽然确信无论生死都不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可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与拯救自己的天父上帝之间作出衡量和对比,我还是会犹豫惧怕,不是放不下,而是即使放下了也还不知道该如何在这有限的身心中摆脱,叫我如何敢在这纠缠中说:“是的,我爱你比爱这些更深”?
我们摆脱不了,但耶稣可以,他用一次道成肉身的俯身,帮助我们摆脱,以至于这次,我愿意说:“是的,你知道我的心,你听见过我的呼喊,你知道我爱你比这些更深。”
上帝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依然是个奥秘,他若愿意,可以启示给我,但这其实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确信,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但我爱他比爱这一切都更深。
这已足够。

 

主日聚会结束后,我是被沙姐拉到他们小组的分享里去的。
只要有沙姐在,就有天堂和地狱,而且是永远的天堂和永远的地狱,一切都是那么确定那么安静,偶尔不确定不安静的是她的心:有时候,她怕自己进不了天堂;就像有时候,我怕上帝不爱我。
王青就说其实她也怕,并且是一直都怕。自打她带着“脐带绕颈三周呼吸不畅”的记号来到这个世上起,死亡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生命脆弱得随时都可能转瞬即逝。前阵子,极度的痛苦挣扎再一次把她带到死亡的边缘,那时她是彻底搞不清楚为什么了,那时她也已经难受得忘了读经、忘了祷告了,却依然记得赞美,不管怎么样,她都要赞美,她不能停止赞美,于是想起手机里存的几首赞美诗,就打开来听,听着、听着,就听见一个声音对她说:“是我把你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定意让你活,你是我的”——从那时起,她就不再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进天堂了,因为上帝亲自通过那句话把一个有关永远的天堂的承诺给了她。
……..
我们都听得入了迷,觉得美,沙姐说她也想要,我也渴望,但我的本性让我没能说出来,我可能更愿意上帝垂听沙姐的愿望,在她的世界里能够真的是永远的天堂与永远的地狱,而不再有丝毫的怀疑,我不是要求上帝抹去她在这个世上注定要背的苦难的十字架,我只想上帝像恩待王青那样恩待她,给她一个关于永恒的天堂的承诺,让她放心。
我正这么默默祷告的时候,王青说,那句话不是在她最平安的时候给她的,相反,是在她最孤苦无助的时候给她的,然后她就坐在那里,对孤苦无助只字不提。看着她就那样坐在那里,软弱而瘦小的样子,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明白了为什么死亡的阴影常常缠绕着她,但我确定她里面有真的平安了,或许,这平安中依然有面对死亡时无法释怀的悲哀与叹息,但没关系,如果无法不悲哀,就悲哀吧,如果做不到不叹息,就叹息吧,因为上帝已经通过那句话的承诺告诉她,他懂她的悲哀与叹息,等到时候一到,就不再有悲哀与叹息,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超越我们人的理解范围之外的,一如死亡。然而,有谁,在必死的命运关口上,这样懂得过你?这样安慰过你?
我知道沙姐那样说的时候,是承认没有人这样懂得过她,也没有人这样安慰过她,所以她才那么深地渴望上帝能这样懂得她,这样安慰她。我呢,我也没有,所以我也渴望。
主日这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你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在死亡的映照下,我们看见了生命最深处的渴望,这让我想起但丁的一句诗:“既然我只能用迈向天堂之歌来呼唤你,就让我们在天堂相遇”,而每一次礼拜结束时,我们都会固定不变地唱一首赞美诗:

主,我已蒙恩,因你已收纳我。
如今在爱里,成为你的儿女。
你拯救我,安慰我,你听见我心呼喊,
我要永远赞美你圣名,向你献我一生。

  三

诗班开始招募新成员了,我想起了金湘。
有次晨祷会,听她唱赞美诗,就知道以后该如何去定义“生命的歌声”了,因为以前看基斯洛夫斯基的《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时,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种声音,跟生命和灵魂有关,但那时也仅仅限于从屏幕上那个陌生的世界里知道;真实的世界里,似乎永远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直到那次听见她唱,才欢喜原来此处就有这样的声音,不需在别处寻找,在此处就可以真实经历如何通过歌声的牵连,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相遇,一个灵魂和另一个灵魂相见,就走过去跟她说:“报名吧”,让更多的生命听见,让更多的灵魂遇见,多好!
她就站在太阳底下笑而不答,她很少这样把自己的笑意袒露在公众场合,我不解,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笑意感到忧伤,又因为急着要走,就戛然而止、不了了之。
后来她发短信说谢谢欣赏她的歌声,鼓励她参加诗班,以后有机会唱给我听。
又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回复。
其实跟金湘的交往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曾经听她说过孤独、庸碌的日常生活,和上帝的奇妙带来的惊喜,虽然是类似的主题,却跟我一度体验到的那些迥然有别,却也每每都有一些不期而遇的相遇相通。如果说我和沙姐之间的情谊是一种生命里“非如此不可”的必然,那么和金湘呢?一个偶然、接一个偶然、再接着一个偶然,为什么会发生?怎么解释?我都不知道。读大学那会儿,这些问题长久地困扰过我,后来也不知怎么就无声无息地退出胡思乱想的范围之外了。现在,它们重新浮出水面,像极了一个寥廓悠远的长镜头,永远都在记忆里,从来都不曾逝去,从过去到现在,遗忘的,永远是我们。
这让我感到沉重,因为其实是要通过回复金湘的短信来给生命的疑惑与迷茫一个说法和交待,不是秋菊打官司的那种拧,不是,因为故事本身有它自己的起伏,这起伏在我看来就是受造生命的追寻与答案:既然上帝已经应许把答案装在我们的心里,那追寻来到的时候,我就需要祈求他的怜悯和启示,在对答案的发现里与他永恒的心意相遇,我确信他会告诉我,但我不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告诉我,我得等他,耐心,再耐心。
真的就是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和沙姐走在回家路上的当儿,他告诉了我:“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是他给我的,一次次的偶然也是他给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从另外一个国度给我的,我怎么理解都可以,但都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因为它们仅仅、而且唯独属于另外一个国度。
第二天,金湘通过短信发来了她想唱的两首歌的歌词,我没有因为不是赞美诗而觉得心里别扭,因为既然不属于这个世界,那看待它们的眼光也就不是世界的,而是伊甸园的:

是谁的承诺在风中失落,是谁的表现如此冷漠,难道是你的心失去了自由?
是谁对爱充满了疑惑,是谁对真情如此淡薄,难道是你的心已经被占有?
让我安静地看着我的错,让我默默地独自承受,爱的诺言凋落在我心中
还我灵魂失去的自由,还我生命唯一的尊荣,那将是我贴切的安慰,坚持的理由

不需要借口,一生中,你握过多少人的手,一生中,你交过几个真正的朋友
握着你的手,陪你一起走,朋友的爱,没有理由
多少次,你被深深感动过;多少次,你努力分辨那对错
把握每一次感动,学习马上去行动,要让生命中没有疑惑
不要让人的假意,使你的真情隐藏,不要叫人的现实,使你偏离了理想,
伸出你的手,一起做朋友,我们之间不需要借口 

诗人之死/小雪

时近年终,突然接到一位诗歌界人士的邀请,说要组织一场纪念诗人骆一禾逝世20周年的活动,请我参加。
这些年已经很少听人提及诗歌了。说来蛮悲哀的,一个诗歌的大国,一个总以自己的唐诗宋词为骄傲资本的文明古国,不过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把诗歌遗弃得如此彻底,如丢弃一块用烂的破抹布一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究竟还能支撑多久不被实用主义蹂躏净尽?也是,当我看到千封百堵之后的媒体流漏出的各种社会惨剧,想想这个时候谈诗歌是不是有些过于奢侈了?诗人西川有个怪论颇有些振聋发聩:他认为有唐一代诗歌的辉煌是以没有一位思想家为代价的,唐朝只要感受,不要思想。现在恐怕没有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诗歌重铸辉煌。问题是我们没有了诗歌也没有出现思想家。悲夫!
我原本不是诗歌中人。70年代末上大学的时候,读中文的学生多少都和诗歌有点缘分。我正在跃跃欲试的时候,发现我同宿舍的一位女生文字的敏感和意象的奇特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于是知难而退,躲到古典诗词中间靠格律遮丑了。而一禾则是在读大学之前研习了一点格律诗,大学期间他已经因写新体诗而出名,与海子、西川并称为“三剑客”。大学毕业之后,我的工作性质却偏偏要和新体诗歌打交道,于是一禾成了我和诗歌界的桥梁。因为他的缘故得以认识一些诗人,有了一些朋友。尽管后来的工作不一定都和诗歌有关,但是只要我感到自己的感觉变得干涩枯竭时,我就会习惯性地找出一本新体诗歌来读读……
因为岁末这个有些突兀的邀请,让我联想起一直萦绕心头的负担:写一写已经逝去的几位诗人朋友。几次提笔,几次放下,我始终没能将这个题目写出来,这个题目实在超出了我的能力了。但是,似乎是我欠了朋友什么东西,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或许写完这些回忆能帮助我从这些回忆中走出来。

 一、 昌耀之死

诗人叶橹评价诗人昌耀的《慈航》“是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
一禾在《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给大诗人昌耀先生》中写道:“而先生,在狱中,是你使我们失掉墙壁/并看见岩石和橡树的人”。
昌耀一生多舛。他成名是因为发表在《诗刊》上的诗歌《划呀划呀父亲们》获了奖。那时一个刊物的奖项也能让诗人一夜成名。我那位同寝室的女同学就曾经在我面前朗诵昌耀的诗句如同她朗诵普希金、莱蒙托夫,后来她的毕业论文也是以昌耀为题。但我和昌耀认识却是因为一禾。
记得那是我从作家张承志那里回来,兴致勃勃地对一禾说,张承志翻开一本《昌耀的诗》,拣出长诗《慈航》告诉我:中国有真正的大诗人却不被文坛认识。一禾对我的无知宽容地笑道:那恰是张承志到《十月》编辑部找郑万隆聊天时,自己对他们说过的话。我要一禾答应如果昌耀到北京一定让我认识。
不久,一禾找我,告诉我昌耀来北京了,而且就住在离我父母家不远的地方,我们相约一起去找他。到了地方才发现,那是个浴池兼作旅店,蒸气腾腾。原来《诗刊》承办全国诗歌评奖,让昌耀报送作品,昌耀不放心邮寄,于是抱着十几本诗集专程送到北京。那个晚上是在我父母的家里谈话度过的,昌耀说得不多,我更没得说,只有听一禾滔滔不绝。如昌耀所记:“但见他渐渐地进入了一种微醺状态,只有那时我才得见进入完全的自我时的诗人一禾之心性。我们不太插话以免惊动他,唯听他独语:或阐发见解,或背诵《神曲》章节,或引述名人语录,一任思路所至。”
后来,得知昌耀的诗集通过了初选。再后来到评奖结果出来时却不见了他的名字。我是看过了所有候选作品的,公允地讲:没有哪本诗集能够厚重得超过《昌耀的诗》。听圈内人说,评委们反映读不懂。一股不平之气豁然而生,于是借助主办颁奖朗诵会的机会,我将落选的昌耀的诗歌列入了朗诵节目中。那次节目的录音带成了昌耀的宝贝,在他后来在西宁城里四处漂泊的日子,总是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有一天小偷把它当成钱包偷走了。
认识昌耀多年后,我仍然不清楚他的坎坷遭际,只是从他的《慈航》一诗中大约猜测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从荣军院响应党的号召赴青海参加开发大西北,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因为发表的两首诗歌情调灰暗被定为右派。在被监督劳改的过程中,娶了监督他的藏族牧民——被他称为“土伯特”的女儿为妻。“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那些诗句奇幻又恢弘,勾起我的好奇和想象。我曾经劝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散文,一来便于我这样的懒朋友免于一一核对查问;二来比诗歌容易发表,能多得些稿费贴补家用。昌耀总觉得他还没到写自传的时候。只是等到他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时,已经来不及写完他的自传了。幸亏他的好友也是诗评家唐燎原先生作了细致严谨的调研,才在《昌耀评传》一书中将他的故事大致梳理清晰。
昌耀被打成右派时才不过22岁,因为人长得白净瘦小,像个学生。当时他在祁连山下一个藏族聚居村落被监督劳动,一户成分很好的藏族农民把他领回家中居住。这位藏族农民汉姓姓杨,只比昌耀大5岁,但因为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家中的顶梁柱,所以显得成熟得多了。他家里8岁的二女儿和2岁的三女儿成了昌耀的跟屁虫和保护神。这个家里还有一位老妈妈,她可不懂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她疼爱昌耀,觉得他是遭难的学生仔,对他疼爱有加。昌耀14岁离家参军,从此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在这个藏族家庭中他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倔强的性格得罪了村干部,昌耀被检举揭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从被群众监督劳动变成了被劳改农场收审劳动改造。8年后,昌耀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回到了唯一给他接纳和尊重的藏族人家。当年的小姑娘变成了16岁的大姑娘,当年的跟屁虫兼保护人变成了羞答答的漂亮村花,在父亲的主张下,这位小昌耀14岁的姑娘答应“我听阿大(父亲)的,阿大说咋办我就咋办”。

 “当横扫一切的暴风
将灯塔沉入海底,
漩涡与贪婪达成默契,
彼方醒着的这一片良知
是他唯一的生之涯岸。”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昌耀再一次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半年后,当他从新的劳改农场返回藏村时,发现16岁的二姑娘已经嫁人了,为了给舅舅家的表兄换回一个媳妇。短短一别,竟相逢已然成陌路。昌耀和杨家二姑娘两人抱头痛哭。二姑娘心痛之下,脱口而出:王哥,要不你娶我妹妹吧。一句话又伏下了另一段情缘。
曾经是一诺千金的藏族汉子,从此不敢再看昌耀的眼睛,深深的内疚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失信,尤其是对一个屡遭患难的不幸者失信,这位藏族汉子一下子被自己的良心折磨苍老了,苍老得让昌耀都心有不忍,于是,昌耀郑重地向这位只大自己5岁的藏族男人提出愿做这个家庭的义子。藏民族宽广的悲悯情怀使昌耀在祁连山下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昌耀的笔下,这位普通的藏族农民,是格萨尔王军中的骑士,是北国的天之骄子,是神国的天使,这位杨姓藏民38岁就一病不起,在他永别亲人之际,昌耀如此描述这个在贫瘠的高原上,为生存苦苦挣扎却敞开胸怀接纳一个异族兄弟和儿子的藏族汉子:

啊,你虽九死而未悔的伟丈夫!
你身披曳地红十字长袍的美男子!
比罗马教皇更显神情端庄,
高卧在冷色的床垫了,
一如倒仆在父母之邦的雪野。
而此刻才见你是一个濒于气绝的
剑斗士,为命运之神杀伐,
使我饱览了昆仑原上
黄昏的沉重。
……是一镀金的头盔。
是一镀金的鞍辔。
是一镀金的烛台。
……就这样走来了。

带着十字星光的闪烁,
也就这样地走去
……

此后,昌耀以义子的身份每年一次回这个家里探亲。有亲可探,劳改生涯是不是因为多了一种盼望而变得容易忍受一些?直到1973年,杨家小昌耀20岁的三姑娘,嫁给了昌耀。从此杨家的义子变成了藏家的“赘婿”。而主持之人,正是多年前没有能嫁给昌耀的二姑娘。
这是一个按照藏民族入赘方式举行的婚礼:

“他是待娶的‘新娘’了!”

迎亲的使者
已将他扶上披红的征鞍,
一路穿越高山冰坂,和
激流的峡谷。
吉庆的火堆
也已为他在日出之前点燃。
在一方石砌的门楼他翻身下马,
踏稳那一方
特地为他投来的羊皮。
就在这坚实的舟楫,
怀着对一切偏见的憎恶
和对美与善的盟誓,
他毅然跃过了门前守护神狞厉的
火舌。

……然后
才是豪饮的金盏。
是燃烧的水。
是花堂的酥油灯。

当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西宁时,昌耀已经是五口之家的丈夫和父亲。
这个汉藏两个民族组成的家庭,给苦难中的昌耀带来多少温暖……妻子的爱,以及随后诞生的三个孩子。他写下了他最温馨的诗歌《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那长长的题目展示出的是昌耀绵绵不尽的柔情:

西羌雪域。除夕。
一个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
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个孩子
同声合唱着一首古歌: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是那么忘情的、梦一般的
赞美诗呵——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房上站着个尕没牙……

然而生活不是诗歌。尤其是在昌耀右派问题平反,落实政策回到青海首府西宁之后,他和妻子年龄、性格、文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凸显,那个被诗人称为“众神的宠偶”、“草原的小母亲”、曾经“以手背遮羞的处女/解下袍襟的荷包,为他/献出护身的香草”带给他无数生之欢乐和创作灵感的藏族女子,现在变成了母老虎,变成碾磨诗人神经的磨盘,砍伐诗人生命的刀斧,以至于昌耀如逃难一般逃离他曾经那么渴望拥有的家,宁可整日整日流荡在西宁的马路上,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里面装着他的洗漱用具和他写诗用的纸笔。入夜,待办公室的人们下班后,他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他最终和妻子离婚了。孩子,房子,都留下了,净身出门。他重新变得像他走进杨姓藏民家庭之前一样一无所有。

几年后,昌耀经友人介绍,认识了一位西宁的穆斯林女性,按西宁人的习惯,叫回民嬢嬢。这位女性秉承回民传统,在西宁摆个小吃摊,有些积蓄,儿女也已经自立,不需要照顾,只是不识字,没有上过学。昌耀悲叹:或许命里注定,我此生只能和不识字的女人结为夫妻。已经在办公桌上睡了好几年的昌耀虽然心有不甘,却再一次入赘到一个回民家庭,而且是按照严格的穆斯林规矩,由清真寺的阿訇主持念经皈依之后缔结的婚约。那时候,昌耀偶尔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对朋友说:你知道穆斯林的净身是怎么样的吗?哦,我不能告诉你。
回民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在北京开会期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的清真饭菜都不能使她下咽,因为不够洁净。全北京只有牛街的清真馆子能让她吃饱。几个月后,昌耀再一次逃离这个穆斯林的家庭。而且此后再也不提这段短暂的婚姻。
2000年,得知昌耀肺癌晚期且已扩散,医生宣布他的生命还只能延续不过六个月左右。春节假期,我和一位北京的朋友踏上了去西宁的火车。在病榻前,我见到了昌耀生前陪伴他最后一段路程的女友修篁。修篁曾经与昌耀有过几年的恋爱,却因各种原因分道扬镳。但是,当昌耀发现患有癌症后,他唯一想到的依靠是修篁。修篁也没有辜负昌耀的信任,敞开自己的家门,收容他,直到昌耀不得不住进医院。“我亦劳乏,感受峻刻,别有隐痛/但若失去你的爱我将重归粗俗/我百创一身……/你以温心为我抚平眉结了……/从此我喜忧无常,为你变得如此憔悴而顽劣”。

        是的,也许我会宁静地走向寂灭,
如若死亡选择才是我最后可获的慰藉。
爱,是闾巷两端相望默契的窗牖,田园般真纯,
当一方示意无心解语,期待也是徒劳。
我已有了诸多不安,惧现沙漠的死城。
因此我为你解开发辫周身拥抱你,
如同强挽着一头会随时飞遁的神鸟,
而用我多汁的注目礼向着你深湖似的眼窝倾泻,
直到要漫过岁月久远之后斜阳的美丽。
——《致修篁》

病房里我看见,修篁除了照顾昌耀的衣食起卧,还帮助昌耀誊写信件,整理诗稿,抄写自传,忙得不可开交。我欣慰地想:昌耀终于还是找到了识字的女子为女友了。然而,转眼之间,不知为了一句什么话,两人口角起来,而且话越说越狠。
一个说:我知道你就是想拖着我,不肯放过我。
一个说:没错,我就是不放过你,我死了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
一个说:那你快点死,别耗人。
一个说:我现在就死,我去跳楼。
一个说:你别死不了更拖累人⋯⋯
那些话刀子一样刀刀戳心。
我不明白,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明明知道生涯无多,为什么不能彼此善待?离开病房,我和修篁一起去取昌耀留给我的纪念品。路上,我劝修篁:他没有几天了,你不能对他好一点吗?哪怕是忍一忍,让他走得舒服一点呢。修篁告诉我:她几年以前和昌耀恋爱分手,是因为她当时在医院检查发现腹部有个肿块,而且长期低烧,怀疑是癌症。那个时候,昌耀害怕了,躲开了。不得已,正好有个商人在追求她,而且答应将她孩子的户口想办法转到北京。于是,修篁和这位商人结婚了。婚后才发现,这个商人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她的女儿,一切不过是花言巧语讨她的喜欢而已。半年后,他们的婚姻解体。但是昌耀的临阵退缩,仍让她耿耿于怀,总是不能放下。我想起几年前昌耀曾经给我写信哀叹女友弃他而去,投奔了一个商人的怀抱,文学敌不过金钱的魅力……想来指的就是这件事了。这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修篁是个基督徒,据说是因为昌耀才成为基督徒的。她原本信佛,昌耀病后,她求遍了大小寺院、活佛,没有效果。这时有人劝她去求上帝,带着这最后的一点盼望,她成了基督徒。
朋友们在昌耀的病床前和他开玩笑说:昌耀你真够可以的,你和世界三大宗教都结了姻缘哪。
这也是青海这块独特的地土才有的景物。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并且通婚的地方,汉、藏、回、蒙古、哈萨克等多民族杂居,很多当地人身上有两种三种甚至更多民族的血统。汉族人唱着藏族的歌,藏族人唱着蒙古族的歌……恶劣的自然环境,雄阔壮大的山岭河流,多种民族和睦相处,多种文化共存共容。
听朋友讲,昌耀临终前,三个女性曾经在他的病床前询问:你要用哪一种方式处理自己的归宿?藏族的前妻说:虽然他不是我的丈夫了,但他还是我父亲的义子,应该按照我们藏族的规矩办;回族的说:我们由阿訇念经结的婚,必须由阿訇念经才能解除,你还是我的丈夫,除非你自己不认我是你的妻子。但是,昌耀没有满足他身边的任何一位女性。他选择了回家。昌耀遗嘱:把他的骨灰安放在老家——湖南桃源母亲的墓旁。
2000年3月的一个清晨,迎着灿烂的阳光,昌耀从医院的阳台上纵身跃下, “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他自己的诗歌成为谶语。
转眼近十个年头了。
总以为涉过苦难之海,就能抵达幸福的彼岸。然而我在昌耀身上看见的却是苦难接着苦难,是一种苦难变成另一种苦难。倘若说政治的风暴来临摧折的是大树,我们或可靠柔韧抵御,或可靠高墙躲闪;那么生活的磨砺则像大水漫过,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生灵可以逃脱苦难的宿命。幸福不过是苦难之海中短暂的喘息,却不是终点。“命运啊,你总让一部分人终身不得安宁/让他们流血不死/然后又让他们愈挫愈奋/……..日子就是这样的魅力吗?”(《一滴英雄泪》)

二、顾城之死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朦胧诗风行一时。后来又因为有人推举,有人打压,一时成为诗坛的焦点,北岛、江河、舒婷、顾城是代表性作者。其中顾城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的诗句蜚声诗坛。又因为某位诗人写给他的诗歌题为《童话诗人》,所以通常人们也把他定位成童话诗人。不是说他写童话故事,而是说他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眼睛。
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诗人们虽然比现在的社会地位要高,却没有现在这么难接近,那时候编辑组稿、谈事都是到作者家里去,彼此之间朋友一样来往是寻常事。当然可能和那时电话不那么普及也有关系。
不记得和顾城的认识是谁介绍的了,但记得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当时我的同事刚刚录制了诗人李刚的一组诗歌,忘了是通过谁找来了顾城,一起听听诗歌这样朗诵是否能接受。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放着一个巨大个的苏式音箱,尽管很有些年头了,但因为是专业广播设备,比起街头的那些方砖头录音机还是不知好上多少倍。配着肖邦的音乐,男播音员用舒缓的调子念李刚的那些诗句,不再是口号式的呐喊,也没有了狂飙突进式的喷发。那次顾城听完后挺兴奋,四处打电话要叫其他人过来。找杨炼,杨炼出差了;后来是把江河找了过来,顾城陪着又听了一遍。顾城一直管江河叫老江河,其实那时江河还不到四十岁,可能在顾城眼里就已经很老了吧。
顾城是那种说话细声细语娓娓道来的人,没有一点诗人的狂放或者咄咄逼人的劲头,像个小兔子一样无害,似乎还需要别人的保护,所以见面就有亲近感。时至今日,我还是很难将这个印象与若干年后那个在激流岛杀妻自杀的顾城联系在一起。
直到顾城出国之时,虽然他在诗坛上的名头已经很响了,但是发表作品并不很容易。他没有学历,没有正式工作,靠诗歌的稿费养活自己是难的,他走我并不惊奇。临行前,顾城留给我一套他的作品复印件,供我制作节目的时候选择使用,其中有他自己写的自传,还为一些作品作了注释,解释他从某个词语或者意象捕捉到的灵感,中间跳过了那些逻辑关系进而呈现成为什么。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重新翻阅顾城留下的那份资料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自己注释的那一部分文字了。我恍惚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剪辑错误还是有人抽走了一部分资料?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不过我确信我按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他的父亲老诗人顾工很热情,热情得让我难为情,因为我始终也没能按我们当初的设想制作顾城的诗歌节目,先是各种各样不是运动的运动使顾城这个选题总是不合时宜,后来就传来他杀妻自杀的消息,于是顾城的资料就被我从办公室带回家,放进抽屉里锁上了。
好多年以后,我在一个与诗歌毫不搭界的课堂上,听老师说起她少年时读过顾城的诗《小巷》“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厚厚的墙和钥匙的意象使她记忆深刻,那种不得其门而入的惶惑和恐惧轻易就打动了少年的心。
从新西兰的激流岛传来的消息说,顾城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他的妻子被斧头砍成重伤,被送到医院几小时后也不治身亡。这个自称“我的心爱着世界”的诗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能够容下两个女性共同生活在一片屋檐下,却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夺走妻子对他的全部关照呵护,以至于多年之后,顾城的姐姐还和顾城儿子寄居过的那户新西兰人家就孩子是寄养还是继养闹上法庭。

是什么让一个再也没有从七岁长大的童话诗人变成了杀人凶手?
在顾城留给我的《剪接的自传》一文中,顾城描写自己的童年:
“幼儿园的夜很静。我和另一个小朋友躺在小方床上,我们在比赛熬夜…..
我没能赢得这场比赛。
天亮以后,那个小朋友神秘地告诉我,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在月光下用纸叠了一个天鹅。我一下子被触动了,月光?多奇怪,月光!我老忘不了月光这个词。它唤醒了我对那个夜晚全部的感觉。
当然,我不知道这一切,属于诗。”
“我和父亲经常在猪棚里对诗。他写一首《沼泽里的鱼》,我就写一首《中枪弹的大雁》。我们写完,就乐一阵,然后把诗和稻草一起,塞进了土灶。土灶上经过发酵的猪食正冒着热气……
父亲说: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
我用木炭把这句话写在锅台上,又用手指一点点擦掉。”
因为他留下的这一切,对他的后来,我恨不起来。
顾城死后,不少当年过从甚密的熟人纷纷划清界限。一位当年与他齐名的女诗人,非常不屑地回想起70年代在京城第一次与顾城见面,顾城与他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顶着北京春天的黄沙骑车穿越整个城区来看她,只是为了节省两角钱地铁票。我知道这个时候的女诗人已经是在为什么衣服配什么鞋子和首饰烦恼的阶段了,自然会鄙视为两角钱营营役身,更想不到那时北京的几位诗人想见见写出如此美好诗歌的女诗人,勒紧了腰带,几人凑出邀请她来北京的路费那份艰难。
选择讲述哪些诗人的死亡故事让我颇费踌躇,有些诗人的死过于决绝而且流传甚广,让我舍弃了,如海子;有些诗人的死过于美艳让我害怕说出来会引出更多的效仿者,所以不说也罢。不过我发现,其实有些诗人即使苟延残喘,不过是被时间的刀锯凌迟。
诗歌或许还活着,但诗人死了。

 三、 一禾之死

一禾是那种让你提起来就心疼得揪在一起的朋友。你会觉得你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已经随着他的离去而永远失去了,那是敏锐,温柔,细腻,熨贴的关心,欣赏的关注,清澈的友情之溪,一声无奈的轻轻叹息,是投向高天的风的舞蹈,也是自愿被责任的绳索束缚的隐忍⋯⋯哦,人的一生有过这样的朋友那是上天的厚赐。
失去一禾的时间越久越感觉到一禾的珍贵。一禾去世之后,我和一禾最要好的朋友聚会的主题永远是回忆一禾。借着酒慢慢唤醒一点一滴的记忆,直到泪流满面。在现今这样一个社会中再也难找到一禾那样的朋友了,甚至连这样的回忆似乎都是奢侈。前年,我和一禾最好的朋友也离世了。这是个粗砺的时代,容不得精美存活。
我和一禾是大学同学,他在大学时期的初恋是我的同宿舍好友,因此开始免不了当了一段灯泡,后来又做穿针引线、遮遮掩掩的红娘。初恋失败了,一禾自称留下的只有伤口,但我们的友谊却开始了,而且大学毕业后更加紧密。一禾是我从来不用找理由见面的朋友,而一禾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任何请求,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据说贵族气质中是有一些女性的阴柔性质的。倘若此说成立,一禾是可以作为佐证的。一禾是个敏感到有些纤细,优雅到有些温柔的男生。连他的脚和手都小得和他的身高不成比例。有一年冬天,他曾经戏谑地套上我戴都有些费劲的羊皮手套,让我吃惊地发现他那双手换给任何一个女孩子都可以称得上是纤纤玉手了。据男同学回忆,一禾抽烟时,小手指总是不由自主地翘着,状如兰花。
但是从来没有人嘲笑一禾的贵族气,因为他真纯。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是热爱文学的,刚进校门不久,班里就酝酿办一个文学刊物,发表自己的习作。翻辞典起了个名字叫《老一套》。可是当编委们上门约稿时,嚷嚷最凶的人又变得最为矜持了,纷纷表示自己不是那块材料,没有稿件可提供,气得编委们只想抽谁嘴巴子。那时一禾沉着地对编委说:放心吧,到时候一定会有稿子的。一禾的诗歌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被我们阅读的。后来还有他的第一篇小说等等。
一禾是诚恳的。刚刚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当编辑时,他给自发来稿的作者写退稿信竟然写到12页信纸。不知道那些退稿信是否还能在某些文学爱好者手中珍存。一禾分管西南片的文学创作,他和西南片的作家们就都成了好朋友。1987年初我赴云南麻栗坡前线途经昆明,沾一禾的光,得到昆明许多作家的盛情款待和帮助。回京时也帮助他们携带了不少送给一禾的礼物。当时曾经和一禾相约,以后一定要结伴再赴云南畅游,一起去过三月三,过泼水节⋯⋯可惜终未能成行。
一禾是敏感的,人对他的一点点好处他都会铭记不忘。上大学时我曾经将班里的创作刊物拿给认识的一位文学前辈请教,然后可能是出于一种炫耀,把文学前辈的讲评转述给一禾。后来我自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但是一禾一直没有忘记。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特特提起了这件事情。
一禾的记忆力是超群的。上大学的时候,男生宿舍里一禾讲故事的方式几乎就是背书。那么多人聚在让人冻得瑟瑟发抖的集体宿舍里听他逐字逐句复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毕业后,我常常听他随手拈来叔本华、尼采的论述在某卷书的几章几页,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我是永远也不会去查证它的准确性的啦。后来,即使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我也愿意找个借口邀请他一聚,酒酣耳热之后,看一禾醺醺然滔滔不绝地说话是我的一种享受,因此也多知道他的一些故事和他对人对文的评说。一禾去世后,在众多的回忆文章中,诗人邹静之记述初次见面惊讶于他能背诵圣经新旧约的经文,有些诗歌界朋友以为是溢美之词,却不知一禾背书的功夫超一流。
然而一禾绝不仅仅是个谦谦君子。大学的同学回忆说:一禾的百米速度极快,因此他在班级的足球比赛中出任前锋。在与对方身强力壮的后卫拼抢时,一禾每每如子弹一般地冲上前去,然后因着单薄而被对方的后卫弹开翻滚好几米远。诗人西川也回忆当年他们去北京昌平海子的宿舍探望海子,一位邮递员给海子送稿费单。邮递员反复念着邮寄单上的名字“海子”,因着谐音就念到“孩子”、“儿子”、“孙子”,海子还不以为忤,一禾已勃然大怒。一禾对朋友的维护就如在足球场上奋不顾身。
一禾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刻。听一禾说过一次他与诗歌圈中人打架的事情。80年代中后期,诗歌还有那么一点魅力,某些文学女青年喊出了“先卖身,后卖文”的口号,掌管诗歌发表版面的个中人物乐得入毂。一次圈中人聚会,人人身边有美女陪伴,独有一禾清者自清。有人借着酒劲,热心要给一禾也找个红袖添香,被一禾拒绝了。哄闹之中,众人把姑娘往一禾身上推,一禾有些恼怒,一把推开身边的香艳。于是有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挺身而出,一场混战桌椅板凳乱飞。那是一禾颇为自得的一次动粗。
在纪念一禾去世20周年的座谈会上,诗人西川特别讲到一禾对某些人的蔑视,深得我心。
1989年我的单位要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策划了一个《五四以来的爱情诗歌》系列,约请一禾担任撰稿。一禾很痛快,也很胜任。两次切磋之后,稿子就能用了。在他交稿的那一天,我们喝酒聊天谈得很尽兴,当然主要还是一禾在说。他讲起许多大学时的往事,讲我们第一次见面,讲我替他探望他的女友,讲我安慰他的失恋,讲五四文学社,讲诗歌朗诵会……让我感佩他的细腻和记性之外也隐隐有些诧异:我们以往是不忆旧的,难道我们已经开始老了吗?我心中不安,他好像再不讲出来就没有机会了似的。我那时不知道海子已经出事了,一禾承担了多大的精神负荷,我只是担心我们的友情会不会给他惹来麻烦因而他要疏远一些。我没想到诗人的心是敏锐的,他顺从了心的带领,没有留下遗憾。几周之后,一禾的父亲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他儿子撰稿的节目和儿子的名字,老人家很欣喜,多次拨电话想夸夸儿子,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一禾夫人告诉我:那正是一禾脑溢血突发倒下的时刻……
一禾在好友海子去世后,多次表示:他拒绝死亡。但是,死亡攫住了他。

一个诗人可能很难绕过但丁,尤其是一个想在历史坐标系上留下些痕迹的诗人,无论是一禾,海子,昌耀都如此。前些日子,那是我还能在我们教会所拥有的图书馆安稳地读书的日子,我在午后的阳光下像懒猫一样窝在椅子上重读《神曲》,竟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陌生。突发奇想:但丁让维吉尔也就是理性带领他游历地狱和炼狱,却让贝娅特丽丝这爱的化身带领他进入天堂。而昌耀是在爱情中遍历地狱和炼狱,却期待诗歌能带他进入永恒。不知道这是奢侈的念想吗?
重新翻拾逝去的友人留下的诗集,忽然发现:那一代诗人是有自己的使命感的。一禾曾经将他自己正在创作的长诗《大海》的结构与但丁的《神曲》相比较,说他从海底的幽暗逐渐逐渐向海面上浮,向光亮趋近。只活到25岁的海子考虑的是“真正的史诗”。那个时代的诗人,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经典作品都是他们的必读。所以昌耀会写《给约伯》、《拿撒勒人》,也会写《盘庚》,一禾会写《天然——〈耶利米哀歌〉和招魂的祭祀》。他们的写作是以人类文化经典为参照系的,这同样需要他们的读者具备大体相当的素质。于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读者愈来愈少。
十多年前,我受命组织一次新时期诗歌回顾,诗人西川听了之后颇有感触:就那些诗,现在的中学生写出来都跟玩儿似的,当初怎么还因为读懂读不懂闹出那么大的动静?那时我们至少为我们阅读的眼界开阔而心存感激。但是,现在我却真的担心,还有多少人能读懂海子、一禾、昌耀的诗歌?即使海子的诗歌已经被选入了中学课本,但西川曾经毫不客气地说那是对海子诗歌的误读。人们只读出海子25岁的青春灿烂,却没有看到青春背后伺伏的死亡的阴影。
昌耀曾经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将题目定为“宿命授予诗人荆冠”。“荆冠”这个词让一位诗评家感到陌生,一度以为是诗人生造的词或者是“桂冠”的错别字。其实任何一位基督徒对这个词都耳熟能详,“荆冠”是耶稣钉十字架前罗马士兵戏弄他时用荆棘仿制的王冠。他们嘲笑这位贫贱潦倒却自以为是王的犹太人,殊不知吊诡的是:他们的嘲弄恰恰说出了真理。显然,昌耀联想到的是耶稣的苦难或许就是诗人的命运。
一禾在《为了但丁》里面也借但丁赋予诗人使命“天堂的但丁/而不是文学的但丁/这永远是但丁和但丁的诗篇”。“为了但丁/未来垂直腾起,绵延而去的只是时间”。在他们的眼中,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先知,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先知的使命。一禾在1989年初写下的诗句“这一年的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终成谶语。
诗人已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先知沉默的时代了吗?

蜗居、栖居与寄居——电视剧《蜗居》观后/察世俗

从如山的资料与如海的书籍中爬出,半日空闲,我把三十余集的《蜗居》以三步一跳的速度看完。几天前,一位朋友从电邮发来网上关于这部电视剧的热议。还有一篇财经新闻报道称,某电视台停播该剧,上市公司华谊兄弟否认这会对其营收产生影响云云。
这些可能是娱乐新闻炒作者制造的信息,最终促使我从网上把这部片子找出来。蜗居拍摄的背景城市是熟悉又亲切的上海(片中称为江州)。片中充满了使该剧热销的四大流行元素:情、钱、性、权。在国内房价一路攀升的背景下,该剧的现实主义色彩,就如同噱头十足的新闻标题一样引人注目。
我访过上海的老弄堂,见过北京的大杂院。若干年前,蜗居是一种文化,一份温情,鲜有抱怨。如今,蜗居却成了耻辱。海萍姐妹追求着“城市人的活法”,兑现这种活法的正是钱。她们明白:“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令人讽刺的是,现代都市人除了“小问题”,没有“大问题”。不是没有,是回避了。
“情”也许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大问题”吧。宋思明说,金钱的债,总还可能还清,但感情的债,也许到死都还不清。无奈,他还是打了白条。片中男女,正是这样展示现代人的无奈、隐忍与冷酷。
海藻说:“我爱他。”海萍答道:“你可以用一分钟爱上一个人,却不能用一生实践这份爱。”海藻穿梭于宋思明与小贝之间,在适应角色之后、隐私被发现之前,仍能获得未被撕裂的畅快。宋妻平静地用自己的“现代经济学”向挚友分析,第三者出现的必然以及自己不离婚的权益。
当海藻有房、有车、有闲时,她也许没发现,自己走出了有形的蜗居,却走进了心灵的蜗居。
爱得爽快,却要承受无奈。隐忍来自无奈,冷酷则来自伤害。这里,爱情被钱权切分又遭数量解析,甚至成了一次风险投资(海萍在片尾竟引述巴菲特投资理论来开导海藻),最终只有幻灭。
但是,无论哪一副现代面具,总有摘除的时候;无论人怎样宣告“进化”,人性却未曾改变。宋妻隐忍克制的山洪,终于在最后一刻对海藻的大打出手中爆发。海藻和宋思明失去的不再是一个男孩,而是在低矮的人性蜗居中,寻觅出路的希望。
现代都市的物质充裕,未能掩盖精神的贫乏与绝望。灯红酒绿,却失去了辽阔的壮丽和自然的恬静。这里,人已经听不到天籁之声,只能听到满耳人噪。人性涌动的躁热,披上物质外衣,变成了对豪宅的追求,对名车的艳羡……
这里,已没有人愿意重新念起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 :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荷尔德林,这位神学院走出的精神病人,用诗歌所咏唱的人性光芒,也许只有在当时被宗教涤荡了千年的朴实心灵中才能绽放出来吧。如今,有谁会拿着一个人的纯真,与璀璨的星空比高下?是的,大气早已污染,璀璨的星空隐没难见。人性早就失去了那个坐标系和参照物。
如今,重读荷尔德林的诗,还能让我们唤醒一些东西。“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每一个用神性来度测自己的人儿,你们是多么地幸运,你们心中还伴着或寻找着那份纯粹的“真”,即便在这个璀璨星空隐没的世代。
在那个年代,荷尔德林试图通过诗句,把人从宗教的天空,悄悄地拉回人类的大地,冀望人能在神所恩赐的这片大地上诗意栖居。但也许他没有想到的是,几百年后,蜗居于城市的人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地忘记举目仰望头顶的天空。
更少会有人再记起,头顶的无垠中,还有一个人类的家。那里存放着人类灵性的泉源和生命的盼望。人类在城市中的蜗居,不过是一段旅途中的寄居,虽然“旅店”脏乱、人性狭隘,但我们心中知道,明天回到那个地方,有家中的舒适与家人的接纳。我们最终所得的安慰,足以让我们完全地接纳旅程的艰辛并宽容旅伴的伤害。看吧,天上那颗最明透璀璨的星,也许就是你我枕头的地方。

纳妾与自杀的“两头蛇”们/刘阳

台湾中研院院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历史所教授黄一农写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自从2006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出版后,在大陆一时间好评如潮。
作者由从事天文研究的物理学博士改治天文学史、天主教史、明末清初史等领域,充分利用网络和电子数据库,从明末清初各种文集及地方志中披沙拣金,一点一滴地建立起详细的数据,引用了创记录的1099种史料文献,不愧为“e时代的考据”。
黄一农回避了徐光启等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重点人物,因为关于这些人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作者有意为国史研究填补空白。因此本书主要还原并分析了17、18世纪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并非广为人知的二线人物如瞿汝夔、王徵、魏学霖、韩霖等人的际遇与心态;这些人既是儒家士大夫,又是天主教徒,都面临两种身份在伦理上的要求之冲突。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形容夹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徘徊抉择、“首鼠两端”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
在朝代更替之时,儒家要求臣子为君尽忠殉国、不仕二姓;而教会却严格禁止自杀。明末之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前有农民起义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后有流亡在南方的南明政权,士大夫们不论是在闯王的大顺朝中任职,还是为满清效忠都会遭到谴责,若是以身殉明,则将为教会所不容,实在是两难。
另一种两难,也是本书着墨最精之处,则是在富裕的知识阶层中信教者面临的最大障碍,即纳妾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男子到了四十尚未得子,多半会纳妾,甚至元配在压力下也会主动安排。而此事严重违反教规,有人在皈依之后不久,就因纳妾而离开教会。本书也以此点,被台湾史学同侪推崇为“指出前人所未能提出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的最大困境”。
作者出入于明清之际两头蛇族家庭的悲欢离合与生死抉择,既入乎其内,感同身受,又出乎其外,条分缕析。初初读之,确让笔者为之动容。而且作者理性与感性兼备,既有科学家的精确,又有史学家的情怀,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读罢掩卷,那个中午竟颇为惆怅。不全为书中所描述的曲折历史:明末文化纷乱、家国巨变,其间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在两种文化之间难免首鼠两端、进进出出,上演了种种灵与肉的挣扎,文化冲突的高潮最终爆发于康熙朝的礼仪之争,并导致原本立场不无亲教思想的康熙帝震怒,禁教令出,直到鸦片战争后神甫与炮舰结伴重来;也不是因为本书与以往接触到的对徐光启等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评价反差甚大,前人常以“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来评价徐光启。纠葛到傍晚,心中也搜不出一语可以形容。
对于昔日利玛窦的文化调适策略,后人颇有不以为然者,我见过一种表述,大意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入华不需要与本土的风俗文化调和,神的教训是真理,听不进上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没福气,对上帝可没啥损失。“补儒易佛,修身事天”已不再有吸引力,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路径。陈寅恪在谈及佛教入华时曾说,中华历史昭示,任一外来宗教必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后始能扎根生存繁衍。但佛教是佛教,与上帝之道怎能类比云云。
如此更偏向神学的思考,当然不必要求黄一农在书中提及。我之所以掩卷而惆怅,直至读了意大利学者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才明了个中原由。最直接的一点收获是,《晚明基督论》也注意到了纳妾问题对于第一代中国信徒的考验,显然比黄书早得多。更具启发的是,柯毅霖作为主内史家,其行文态度让我恍然大悟,意识到“两头蛇”这一比喻所具有的挥之不去的讽刺意味,即便这种讽刺仅仅是语气上的,遂大有梦中被点醒之感。
人不舒服,原来是被暗讽而不自知,呵呵!由此看来,国内有基督信仰背景的读者,对于《两头蛇》一书的关注,似乎过于悄然了。不是为了辩论,只为提供一个普通主内读者的读后感,我想也是必要的回应。
添茶回灯重开卷,有必要略做一番梳理。这一次的阅读,一开始却让我有些离题,想起与天主教、与黄一农并不相干的一个人——鲁迅。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起来。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很早的时候,在某个版本的鲁迅传里,知道了学校课堂上没有讲的故事:鲁迅迁就母亲,接受下一桩包办婚姻,礼物的名字叫朱安。
“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鲁迅原本打算牺牲自己的感情生活,然而,在遇见许广平之后,经历了痛苦、矛盾和挣扎,鲁迅这个荷戟的战士终于拥有了属于个人的幸福,而不再以赎罪之心甘愿做旧世界的殉葬品。

这是否说明,鲁迅的血液就不干净了,声音就不醒且不真了呢?我想,鲁迅不必这样要求自己,其他人也不应这样要求他。人就是人,皆有欲望,皆具罪性,何况是在个人无法承担的重负面前,尽管当事人自负地想以一肩担之。初时两人的结合惹起过一些风言风语,但当时的人们还是能够理解尊重的,即使是论敌,也很少以此攻击鲁迅。放在今日,这反倒显得相当难得。
提起这段,实在是因为“两头蛇”的比喻,“两头蛇”似乎是深入奉教人士的内心世界之后画出的肖像,令人陡然升起一腔可怜可叹之感:好端端的读书人,信什么洋教,把自己弄成了怪物!
而这本书怎么可能与鲁迅、朱安扯上联系?且容我慢慢道来。
“史学研究有时还得要追索人的内心世界,并尝试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甚至也容许撰写者个人情感的适当抒发。”黄一农的自序,充分体现在该书“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这一重点章节中。
在晚明一片乌烟瘴气之下,想要修身事天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们,最先遭遇的竟然是婚姻制度的考验。天主教要求教徒严守一夫一妻制,断不可“大红灯笼高高挂”,几个老婆轮流睡。但纳妾的行为,在富贵人家很普遍。王徵信教后,曾告诫家人,勿为其纳妾,但终因膝下无子而招架不住,另娶申氏。黄一农并未轻易放过此节,他写道:“讽刺的是,令王徵深受感动且每日置于床头把读的《七克》,却有大量篇幅批判纳妾制度以及‘为孝而多娶’的行为。”(注:《七克》是传教士刊印的关于如何克服骄傲、嫉妒、好色等罪的书。)
不久,王徵因为信仰渐深,决定出妾,但当家的妻子尚氏竭力挽留,申氏也誓死不肯改嫁,“不得已,悠悠忽忽”。六年后,王徵痛下悔改之心,视申氏“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将其“异处”而非休弃(也就是今天的分居,而不是离婚),结束了夫妻关系。
之后,清兵入关,国破家亡,王徵绝食尽节,违背了天主教不得自杀之律。妾申氏欲殉夫,被尚氏夫人劝留,替王家料理丧葬,在尚氏离世后苦苦支撑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历尽艰苦将孙儿抚育成人后,申氏在七十大寿时仿效王徵,绝食而死!这真不可不谓悲剧一桩!
黄一农在此做出了“个人情感的抒发”,他认为,“王徵为了自身的罪赎,牺牲了申氏的幸福”(包括让申氏“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而称明末反教人士对出妾行为的抨击,是“从人道的立场”表达的批判。纳妾是否人道,或许因为这一问题在今天看来属于基本常识,书中未置一语,但却把出妾看作不顾女性死活的不人道行为。因信仰而努力克服肉欲,则被视为一种自私的行为。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王徵之所以与申氏分居而非直接休掉,正是在终结陋习的同时尽可能考虑到要照顾女性的生计,负担女方的生活。不知为何,黄一农未将这一做法视为更人道,却将满腹激愤与同情,尽付申氏,进而在书中构思出一部电影脚本《天主与妾》。
回到关于鲁迅的联想,鲁迅将原配朱安“异处”而非休弃,也是考虑到当时乡下的习俗,朱安回到娘家后的处境会变得不堪设想。许广平与鲁迅交往之初,亦曾在登门拜访时,故做玩笑试探性地将鲁迅推入朱安的房中,因鲁迅大怒而心有把握。可见,按照黄一农的标准,鲁迅无疑也犯下了让朱安“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的自私之过。
由此,仿效《天主与妾》,或可写一出《新文化运动与朱安》。这一视角显然是女权的,同时是左翼的,因为如果仅是女权主义的视角,也可选许广平为主角,与许广平相比,选择朱安显然更同情劳苦大众。
在《随感录》中,鲁迅曾自述:“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不知两百多年前的王徵,内心挣扎之际是否曾泛起点滴同感。
而黄一农坚定地为王徵盖棺定论:“王徵⋯⋯很无奈地失落在中国传统和天主教文化之间,黯然承受作为一个‘两头蛇族’在会通天、儒的尝试中所产生的尴尬。”“两头蛇”一词暗含的讽喻意味,至此毫无遮掩。
奈何这种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两头蛇族”,三百年来只多不少。想不做两头蛇的,又落进了“中体西用”的套子。倒是当代,因为传统文化被折损殆尽,反倒催生了什么都不信的三聚氢胺猛人,从这一角度讲,几种主义的中国实践,恰好为福音的兴起清了场。
新文化的落地、新道德的建立,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不“会通”、不“尴尬”的过程里,自行发展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与人道主义,很遗憾,今天的人们已无从证实。以梵二会议为标志,作为当年中华礼仪之争主角的罗马教廷,对基督信仰与本地文化的态度,乃至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措身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朱安与鲁迅,各有痛苦,王徵与申氏,各怀幽情。人难免因个人好恶,同情其一而讽刺其二。好在,人不记念的,自有记念者。
对王徵“尴尬”的另一节:绝食尽节,违背了十诫中不得自杀的诫命,我不想多说。无信仰经验的史家在治宗教史时,最大的陷阱在于他们自以为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考据研究还原乃至理解他们所研究的人物。我相信,这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罗列、分析律法,并以此为据逐条框定信徒,模拟审判的情景。然而信徒为何可以藏身于基督之中,实因基督里固然有律法,但更有恩典,实因信徒亲身经历了:神不是旁的,神是爱。所谓的“e时代考据”对于研究恩典,难说能有所帮助。
在此,我不想允许自己已经触碰到限度的头脑过久地停留在难以把握的边界上,我只想引用朋霍费尔在《伦理学》中谈及自杀的一段话——“不是生的权利,而是允许在上帝的赦免下继续活下去的恩典,能够抵制这种自杀的诱惑。可有谁敢说,上帝的恩典就不能包含并容忍人在抵御这种最冷酷无情的诱惑时的失败呢?”
神的爱究竟有多大呢,可以被形容为长阔高深?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黄一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另一位德鲁克?/许宏

在现代管理学之父诞辰100年的时候,他的人生转变仍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什么?这曾经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思考的问题。根据他的判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还有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德鲁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虽然他已在2005年离世,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在将近96年的一生中,他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然而时至今日——2009年11月19日是德鲁克诞辰100周年——这位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得到学习者们准确的理解。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仅是帮助各种组织生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专访德鲁克,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有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
在德鲁克眼中,仅仅定睛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只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灵性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的本源。“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如此写道,这本书称得上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宣言。
对于这样的判断,不仅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会感到诧异,年轻时的德鲁克也是意想不到的。

 一、信心的飞跃

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德鲁克,少年时就深受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影响,律师和经济学者出身的父亲常常在每周一举行宴会,邀请经济学家、官员和律师讨论问题。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同样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时还在世,他的思想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见过这位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唱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那时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栗》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常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书名来自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章12节,内容是作者对旧约圣经《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理解。德鲁克承认,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说起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从对人世的绝望中带出。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渊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几十年后被他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坦言,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时说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靠。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他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却是要负责任的,且是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二、化腐朽为神奇

至于信仰的实践,德鲁克提醒,不能与当今所谓的“神秘体验”混为一谈,不是修炼如何呼吸或沉浸在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中就能实现的。“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望。”
比德鲁克早生差不多100年的克尔凯郭尔间接帮助建立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但这样的间接作用可能也并非完全的意外。克尔凯郭尔生前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丹麦、德国甚至欧洲大部分地区,信仰组织国家化的现象很严重,克尔凯郭尔对此极为反对。然而,这个局面到今日似乎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
对德鲁克来说,能够移民美国而不是一直在欧洲生活下去是他能够直接对现代管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关键前提,虽然当初他是因为撰写关于德国神学家和法学家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而被迫离开纳粹德国的。
在美国,人们信奉无论信仰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都应避免国家滥用干涉的原则使得德鲁克可以亲眼目睹这两种组织更为充分发展的样子。信仰在德鲁克那里也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个人生活上,而是进入更深广的社会生活之中。
1943年,因《经济人的终结》——丘吉尔曾经撰写书评并推荐给英军官兵——以及稍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带来的影响力,33岁的德鲁克受邀在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考察。那时,人们的目光似乎还停留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二次大战之中,德鲁克却正在进行他一生中最为后人所知的研究工作。
《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被作者自己称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把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书,通用汽车公司只是一个标本。跟当时以及后来很多讨论公司的论述不同,《公司的概念》将公司还原到产生公司的特殊社会土壤中,奠定这个土壤根本的是德鲁克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的价值观,即,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服务于高于社会存在的上帝意志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被上帝用来实现他赋予人的使命。
对人的尊重贯穿于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题为“他们不是雇员,他们是人”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德鲁克所谓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创造主赋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严有才能,是因为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形象不在于人的长相,而在于人的灵魂,正如德鲁克在《生态愿景》中所说:“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
进一步,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有尊严和才能了呢?德鲁克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屡次提及基督信仰是自由社会能否长成的根基,比如,他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提醒:“自由根植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本书被作者的很多朋友和批评家们认为是德鲁克最好的著作,也是作者认为自己写过的书中最有宏观视野的,因为这是德鲁克唯一一本全面描述他心目中的自由社会图景的书。
在基督信仰中,神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而是降卑为人使人重新获得圣洁永恒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牺牲者,在圣经中,神就是爱,是爱的源泉,神创造宇宙就是出于爱,而爱的意思乃是舍己。这就是人所以有尊严和才能的来历。
德鲁克所说“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实质上就是舍己牺牲的表现,组织的建立,不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带领人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了帮助每个生命都能够彰显爱的才能,也就是德鲁克在他的那本社会生态学家宣言中申明的:“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
在德鲁克看来,从这样的维度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不流于理想化,而且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难题。德鲁克在2002年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写道:“根据统计学显示的规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一个组织唯一能够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变得杰出的途径是使得现有的人们产生更多的能力,即通过对知识工人的管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个挑战,引用一句老话就是,‘让凡人做非凡之事’。”
如果仅仅看到这样的话,德鲁克为社会组织给出的成功之道跟很多被称为“大师”的管理专家和顾问们提出的没有多少不同,甚至,这种似乎能够点石成金的金玉良言听多了会让人感到茫然或麻木。然而,德鲁克给世界提供的却显然不仅是这些。他在18岁时开始的转变本身也许是他自己所经历的最好的点石成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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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载于《环球企业家》杂志 2009年 4月上旬刊,“让我们继续学习”专栏。

“我信文字的力量!”/游冠辉

一、“我信文字的力量!”

今年三月在达拉斯的基督教书展上,我见到两位名作者在签名售书。一位是路卡杜(Max Lucado),他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基督教畅销书作家,大约是这次书展上最璀璨的明星。等候他签名售书的读者排成了一条长龙。路卡杜轻松自如地坐在一张高椅上,口里嚼着口香糖,一边挥笔签字,一边微笑着问候递上书来签字的读者。另一位是巴刻(J.I. Packer)。巴刻先生今年83岁,我没想到他竟会来参加这次书展,并在展台上签名售书。与路卡杜相比,巴刻的忠实读者恐怕要少得多。排队等候他签名售书的人远远没有排成一条长龙,但也有一二十人。他老人家骨瘦如柴,佝偻着背,一只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线。看见他眯着眼睛蜷缩着身子签字的场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很想把这幅画面拍下来。但我没有拍。
我原想上前跟他打个招呼,因为九年前我离开维真的时候曾跟他有过一席长谈。我知道他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只是想告诉他,那次跟他谈话的中国学生今天在中国做文字事工。但是由于人多,我就放弃了。可是,那些排队的人签完后,在他面前只剩下了一个人,于是我便买了一本他新出的书,走到他跟前让他签字。
“巴刻教授,我知道您不可能记得我,您有那么多学生。不过,我还是想跟您打个招呼。九年前我离开维真的时候跟您谈过一次话。”
“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但我记得你的模样。”他很肯定地说。真是不可思议。
“我现在在中国从事文字事工。”我告诉他。
“我信文字的力量!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工作!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工作!”他说。
年登耄耋的巴刻言语寡少,可是句句带着能力。这位老人著作等身,至今仍笔耕不辍,他的著作祝福了无数读者的生命。他以使徒信经的句式说:“我信(I believe in)文字的力量!”
“我信文字的力量!”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我心里想,巴刻老先生为什么对于文字有如此深的信念?

 二、文字是神特别使用的媒介

话语是神自我启示的媒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用话语创造了世界。神又借他的话语启示他自己。他的自我启示被封存在《圣经》这本书中。基督徒被称为“圣书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基督徒离不开话语。每一个基督徒至少都要读一本书。不能读的也要听一本书。
然而,基督徒是不是只读一本《圣经》就可以了呢?断乎不是!我们若爱神的话语,就会爱一切能促进我们爱神和神的话语的书籍。神不仅赐给了我们一本我们必读的《圣经》,也赐给了我们许许多多见证他自己的文字。神借着文字,将历世历代圣徒对他的认识和见证记录下来,成为我们认识他和见证他的帮助。我相信,如果只有一本《圣经》而没有其他任何的书籍,我们对于神和他的作为的认识会贫乏得多。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书籍的主要形式是蒲草纸、羊皮卷、竹简等。中国北宋的毕于1041—1048年之间发明了泥版的活字印刷术。但是,印刷术的革命则发生在400年后的宗教改革前夕。我相信,这绝非偶然,乃是上帝的安排。1454年古腾堡(Gutenberg)印刷术的发明,对于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宗教改革运动的宣传可以迅速而经济地传播,也使得圣经及前五个世纪的教父著作有了更准确的版本,且得以广泛流传。因着宗教改革,《圣经》才逐渐成为人人都能得到和阅读的书籍。因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今天我们才能很容易地得到古时圣徒们的著作。

三、属灵伟人论阅读

1、巴克斯特:书籍在牧养中是不可或缺的

巴克斯特是英国17世纪的传道人,被称为“牧者的牧者”。 他所牧养的基德明斯特会众原本是一群无知、粗鲁、好宴乐的人。在他的牧养之下,他们变成了一个敬虔的敬拜群体。他的《新牧人》(The Reformed Pastor,1656)是一本写给牧者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巴克斯特多处谈到书籍对于牧养的重要性。
首先,巴克斯特认为,读书对于传道人非常重要。巴克斯特说:“我认为,一个牧者在从事公开的侍奉之前,应当特别谨守他的心。要读一些激励人的属灵书籍,思考一下你所要讲内容的重要性,或者想一想你所牧养之人属灵的大需要。要抱着对主的热忱去侍奉,以使那些怀着冷漠之心而来的人在离去之前火热起来。
巴克斯特不仅劝说传道人自己要读书,而且还劝传道人买书送给他们所牧养的人。他说:“我劝你,要慷慨并有同情心!以你的钱财去满足他人的需要。购买具有启发性的属灵书籍赠送给你所牧养的人。”传道人如果自己了解一下好的属灵书籍,他就可以针对被牧养者的需要向他们推荐属灵书籍。有时,书籍里的话比牧者自己的角度能产生更大的作用。
巴克斯特也劝信徒们要读属灵书籍。他写道:“要确使每个家庭都拥有除圣经以外的一些好的属灵书籍。要勉励他们在空闲时,特别是在主日阅读这些书。”

2、司布真:甚至使徒保罗都需要阅读
 司布真是英国19世纪的传道人,他讲道非常有能力,被人称为“讲道王子”。司布真讲道的能力来自祷告和阅读。在他讲道的时候,有一部发动机,也即一个祷告的团队在支撑着他。另外,司布真博览群书,从历代属灵前辈那里吸取了许多的洞见。司布真有一个个人图书馆,藏书12000册。司布真通常每周阅读6本书,而且能记住书中的主要内容和内容的出处。
司布真自己深得阅读的好处,因此也极力地与会众分享读书的益处。有一个主日,他讲道的题目叫“保罗——他的外衣和书”,专门分享了读书对于基督徒的重要性。保罗在狱中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提后4:13)在司布真的时代,有一些传道人不读书,拿着圣经走上讲台就信口开河。这些人却受到会众的崇拜。针对这种现象,司布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甚至使徒保罗都需要读书!” 他情绪激昂地说:“他被圣灵默示,然而他需要书!他至少讲了三十年的道,然而他需要书!他亲眼见过主,然而他需要书!他比多数人的经验更丰富,然而他需要书!他曾被提到三层天上,听见隐秘的言语,然而他需要书!他是新约大部分书卷的作者,然而他需要书!”
司布真大声疾呼传道人要读书,同时也呼吁弟兄姊妹读书。他认为,对基督徒来说,最好的休闲方式是阅读或祷告:“使徒保罗对提摩太,也对其他每一个传道人说:‘你要读书。’不读书的人永远不会被人阅读;不引用别人的人永远不会被人引用。不使用别人头脑中思想的人证明他自己没有头脑。弟兄姊妹们,这道理对传道人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这样。你需要读书。尽可能弃绝所有肤浅的读物,极力研读那些纯正的神学书籍,特别是清教徒作家的书籍和圣经注释书。我们坚信,最好的休闲方式是阅读或祷告。你可以从书中获得很多的教导,之后你可以把它们当作真正的武器来服侍主。让我们和保罗一同呼喊:‘把书带来!’”

   3、 伯尔纳:阅读是服侍的预备
 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每个人都说:“ 忙!忙!忙!”
我们总是被紧急的事情所左右。稍微有点恩赐的人,总有很多事情要找上门来。传道人成了消防员,四处救急灭火。我们忙得团团转,魔鬼一定在一旁得意呢。艾森豪威尔说:“紧急的事很少是重要的,重要的事很少是紧急的。” 耶稣没有被紧急的需要所左右,总是顺从父神的旨意。(可1:37—38)传道人常常耗尽、枯干,拖着疲惫的生命在服侍,是因为没有足够亲近主、安静预备服侍的时间。阅读、默想、祷告是服侍最重要的预备。
12世纪灵修作家明谷的伯尔纳( 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是一个与主十分亲近的人。他的思想很有见地,他的文字也带着能力。伯尔纳将属灵阅读与祷告相提并论,他说:“属灵阅读和祷告是我们征服地狱、赢得天堂的武器。”
论到服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伯尔纳说:“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会表现得像个水库,而不像一道水沟。因为水沟这边收,那边就放了;水库却待储满了水才倾溢,从而有余地传出去。……现在教会里水库太少,水沟却很多。……水沟自己没有注满,就想往外泼。……因此,充实自己吧,但记着充溢时要谨慎地倾泻。……如果你有能力,就利用你的丰盛来帮助我,否则,饶了你自己吧。”我们从浅浅的水沟里舀出一点带着沙土的水给信徒喝,如何能解他们的渴呢?
基督教的生活,安静有时,行动有时。安静的时候是以阅读、默想、祷告来预备自己,使自己首先浸润在神里面,被神的丰盛所充满。阅读、默想、祷告产生真诚清纯的思想,而真诚清纯的思想会激发我们的爱心去行动。行动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安静中,重新得力,之后以更大的力量去服侍。正如伯尔纳所说:“行动与思想是一双关系密切的同伴;他们地位对等,同居一室;马大与马利亚是姐妹。……真诚清纯的思想有个特质,就是有时它会激励心灵,叫它热诚澎湃,要说服别人爱神,以至它欣然放弃安逸,换取传道的劳苦。当工作有点成绩时,心灵就回去享受思想的乐趣,然后,它会再次挟着以往的热诚,以更大的力量去为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