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预定论?

杏花编辑部:
看到你们上期新设立了“问道信箱”我十分高兴。有个问题我一直不太清楚,所以想请教你们。我常听弟兄姐妹说起预定论,我想问的是,什么是预定论?预定论有圣经的根据吗?如果神预定一部分人得救,一部分人不得救,那么对那些预定不得救的人会不会太不公平?再有,如果神都预定了,我们还要传福音吗?
Michael
Michael:
你好!感谢弟兄提出这样有意义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容。
1、什么是预定论?在信条上的表达如何?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在圣经上有什么依据?所表达出来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3、预定论的意义是什么?是否有不公平的意思?
4、神的旨意与人的意志的关系,是否涉及到传福音的问题?
1、什么是预定论?
所谓预定论是指:我们能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由于神在创世以先的预定,而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任何义行。加尔文说:“我们称预定论为神永恒的预旨,其中神借预定决定了每个人将如何。因每个人受造的目的并不相同,所以他预定一些人得永生,其余的人受永刑。”(《基督教要义》3.21.5)《威斯敏斯特信条》也有同样的表述:“按照神的定旨,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在人类中蒙神选定得生命的人,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与不变的目的,和自己什么是预定论? 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此选定只是出于神自由的恩典与慈爱,并非由于神预见他们的信心、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以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作为神选定的条件或动因。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威斯敏斯特信条》3章3、5节)这个教义与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真正悔改信主的人只是人类中一部分的经验相吻合。不过,我能够理解,真正思想这个教义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都不会平静;想到在人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上帝就预定了其中的一些人得永生,其余
的人受咒诅。真有些人生在这个世上就是要承受永远的遗弃吗?对此我们谁不会感到震惊呢?加尔文也说这是一个让他感到十分可畏的教义。它让我们特别意识到神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让我们认识到神至高的主权及对他所造之世界的护理。
2、圣经上的依据
预定论的教义清楚地记载在圣经中,略举数处经文如下: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139:6)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徒2:23) “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徒4:27—28)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13:48)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8:29—30)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罗9:23)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弗1:5)“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弗1:11)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10)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林前2:7)
其实这样的经文还可以举出许多,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圣经的新旧约之中。这些经文特别把上帝的主权显明出来。保罗在《罗马书》9章中的一句话特别表达了这些经文的精意:“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130神。”(罗9:14-16)但在表达预定论的这一段经文中,我们不只是看到上帝的主权,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怜悯。预定论特别把上帝的怜悯与恩典表达出来,这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到难以理解吗?
3、预定论的意义
最初听到预定论的人,受现代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会下意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预定一些人得救,其余的人遭弃?神的慈悲表现在哪里?”著名的思想家弥尔顿对预定论曾有这样一句抱怨:“哪怕因此会把我放逐地狱,但这样一个上帝我无法敬重。”有时我们表现得好像比上帝还要爱世人,不管自己是否能够爱周围的人,却对我们所认为的人类中的“不公义”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好像我们更像是人类的主人。我们把对上帝的敬重建立在我们对他进行理性评断的基础上,好像我们可以站在他的旁边与他比肩而立。但加尔文说,其实预定论的教义是让人敬畏的上帝的奥秘。这奥秘是不被我们的理性所理解或者评断的。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乃是基于他是且只有他是上帝。只是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的智慧是人无法测度的。保罗在《罗马书》中谈论到神的预定与拣选后,曾如此地感叹道:“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
(罗11:33-34)是的,谁有能力作他的谋士呢?
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3章8节中所说:“此预定的教义至为深奥,所以当特别慎重并留心处理,好叫凡听从神在其圣言中所启示之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效蒙召的确实性上,确信自己永远蒙拣选。如此,这教义对那些凡以真心顺从福音的人,就提供了谦虚、勤勉与丰富安慰的题材,对神就提出赞美、敬畏与赞叹的题材。”因此预定论的意义只是针对信徒而言,只能够被属灵的眼睛所看到。关于预定论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上帝事先就预定一部分人遭遗弃?上帝的怜悯在哪里?”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是被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当我这样地提问时,我才会看到这个教义的丰富的属灵意义。人才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当在的位置上,在看到自己的不配时,深切地领会到神的慈爱与怜悯,他实在是一位慈爱施恩典的上帝。选民之地位的看见不是让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比他人更义的位置,而是让我们在自己的一无所是中看见上帝的恩典。而这种对神恩典的品尝与领会,正是我们传讲基督福音的基础。
4、预定论与传福音
或许我们还是习惯于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提问说:“如果一些人早就被预定了,那么这些人的自由意志还有什么作用吗?”似乎得永生对这个人来说成了被强迫的事情。对此唐崇荣牧师曾举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在一间房子里睡觉时,房子失火了,火势很猛,他还在熟睡,而且梦见他在水中游泳,很舒服。他的朋友跑来喊:“着火了,快出来啊!”他似乎听见,又好像没有听见,因为睡觉的时候是把耳膜关起来,虽然关了却没有锁,还能让一点点声音溜进来。“失火了,快出来!”“游泳没有游完呢!”“很热啊,火要烧死人了。”
“水很凉爽啊。”这个时候不是自由意志的问题,而是睡觉的问题。如果你一直坚持喊,他终于醒过来了,他发觉没有冷水,只有闷得不得了的二氧化碳,他就冲了出来,这就是自由意志了。所以正是预定把神的恩典显明出来,恩典先于个人的决定,个人的决定是在被正常化后才能产生出来的。所以预定并不是杀死你的决定,但你不能决定是因为你根本就已经死在罪恶中间,因此连叫你活过来也是上帝的恩典。
《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神从永远,本着他自己的旨意,定下最明智、最神圣的计划;他自主地、绝不改变地决定一切将要成就的事。不过,神绝不是罪恶之源,他不剥夺被造者的自由意志,而且也不剥夺‘第二因’的自由性或偶然性,反而加以确立。”(3章1节)我们不要把上帝的预定与个人的决定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其实,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愿“自由地”选择,正把神预定的旨意成就出来,就如自由市场中每个法人“自由地”参与,才使市场表现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使市场有规律地运转。
或许预定论对于我们传福音构成的真正挑战是,我们相信,如果对方真是神所预定的话,就是我们不去传,他/她有一天也会信主的。如果对方不是上帝预定的,那么我们传也没有什么用。其实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这个人是否是神所预定的判断当作是一个前提。但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判断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周围的哪个人是神所预定的,这是神的奥秘,所以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我们当持的信念是,正因为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这个人可能是神所预定的,并且神把他带到我们的面前本身可能就有神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更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谁能肯定这些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被遇到的不是神的心意呢?“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如果我们不传,对于神所预定的人来说,神定会通过某种途径让救恩临到这个人,但我们却会失去神祝福的机会。   我们所要克服的是,我们不要因为向其传福音所遇到的一时的挫折,马上就作出对方“不是被预定的”结论。慕迪的一个朋友为他的好友祷告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那个好友还没有信主。但在他去世几年后,他的这个好友终于信主了。谁能够“作他的谋士”,从而有能力做出谁不被预定的判断呢?
愿神在让我们明白他预定的美意时更充分地明白他对于我们的恩典,好使我们在他的恩典上有更好的成长。主内Stephen

北村的凄凉故事 / 殷实

尽管在诸如《我的十种职业》这样的短篇小说中,北村先生已经惟妙惟肖地摹仿出了一系列能够彰显“见证”、“奇迹”以及爱和宽恕等等蕴含着宗教体验的寓言建构,甚至在他新近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的每一篇里,都可以明显觉察到他对灵魂挣扎的特别观照,但能否由此断定北村先生的写作已属所谓的“宗教写作”,我还是心存疑虑的。宗教实在是一个巨大而又纯粹的“主题”,而“宗教写作”除了意味着绝对的信仰诉求之外,更隐含了对文学的拒斥和否定。如此的话,小说价值之类的问题,就是很难经得起哪怕是最简单的逻辑追问的——任何虔敬热烈的宗教感情与冲动,都只能在唯一的人/神关系中得到确认,而不是借重表达和言说的形式之类,所以,“宗教倾向”可能是更为合适的说法。
那么,接下来的话题其实就应该是,当“宗教倾向”作为一个审美的、震撼的维度,出现于某个今日小说作者的笔下时,其作品的文学景观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北村先生所尝试的小说世界中,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主题似乎是受难,不是圣徒或先知的受难,而是芸芸众生的受难。他写到的人物一个个都像标本一样自现实生活中采集而来,这与当今中国大多数作家并无不同;他所揭示的烦恼困顿和消沉颓废也是似曾相识的——不能自拔的情欲之网,历尽沧桑的疲惫身心,厌世者,女流之辈,以及怪物般的艺术家等等,共同组成阴郁的尘世景象、凄惨的人性图画。不同之处在于,北村先生似乎认定了,人的不幸更多地是源自人本身的脆弱,而非外部世界的变动纷乱,如所谓时代和社会生活之类,因而,众生的一切苦闷、绝望、屈辱和罪恶,就应该被放进他们的内心。如此,北村先生便开始了他对“原罪”的尽情挖掘,就像一个深海潜水员突然进入了一片人迹罕至的陌生水域一样。
《消失的人类》是对厌倦的不厌其烦的表达。一个侦探接手了一桩奇怪的案子:亿万富翁孔丘突然失踪,留下种种悬疑。然而,无论是从其生意上的竞争对手、秘密交往的异性,还是老实本分的妻子那里,都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漫长而详尽的调查表明,真正可能的元凶正是他自己,他无法再爱他所拥有的财富,无法再爱自己所爱的人,最后,他也无法再爱这个使他的生命失去了动力的世界。因改编电影而被炒得名声大噪的《周渔的火车》基本上是个落套的爱情故事:木偶般的纯净无邪的美女,天衣无缝的欺骗与自欺,以及当真相大白时女主人公伤心绝望的尖叫,这些都再寻常不过。只是作者让那个该死去的爱情王子饱受了自我怀疑、自我谴责和自我否定之苦。结果,两场差不多同时发生的爱情几乎一样美好而纯洁,却也在相互抵消着,以至于全都变成了对脚踩两只船的男主角的致命伤害。《最后的艺术家》是北村先生对所谓先锋艺术群落的充满感伤与怜悯的揭露。一个货真价实的流氓加教授头衔,再加上艺术家胡作非为的表演,正可以告诉我们思想的犯罪与精神的堕落以及另类生活的低级肮脏,是怎样乔装成一时的风尚并找到其适宜的温床的。还有一篇同样描绘当代艺术家肖像的讽刺之作是《陈先和》。主人公是一个被出人头地的欲望和浅表政治文化弄坏了脑子的半吊子作家、某文学刊物的前任主编,其畸形怪诞的心灵状况令人骇异,其坎坷不幸的身世令人唏嘘。在《公民凯恩》、《被占领的卢西娜》、《强暴》等作品中,北村先生更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了自甘在俗世中随波逐流的小人物的悲苦心路。不过,这些同样也出现在所谓新写实作家们笔下的庸碌之辈,在后来却都渐渐萌生出对罪的不同程度的认知和体会,又或者在临死前因悔悟而终获平安。这些都是北村先生的写作中最具“宗教倾向”的篇章所在。
由于暂时无法断定,哪些是属于灵魂的不安、扭动、奔逃和叹息,哪些又是出于文学的“需要”而刻意涂抹出的所谓“内心风景”,于是在小说中的各色人物那里,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为蠢动于字里行间的一大堆贪婪、自私、冷漠、背叛、无聊、麻木、盲从、猥亵、放纵……而目瞪口呆。樟坂(数篇作品中都出现的一个地名)几乎是被提前设定的一个地狱,阴惨昏暗,一具具为撒旦所摆布的软弱空虚的肉身,出没于那里的白天和黑夜,为自己斩不断理还乱的妄念而经受着折磨。或者,北村先生似乎过分痴迷于对罪的展览而使他对人性的见解偏于一隅了,以至于我们会发现,那些本该是来自超越力量的严厉与惩治,竟然是太多地经由某些无度的文学机制而实现的。就一般的小说阅读而言,这可能无伤大雅,但在关乎信仰传递的渠道和救赎之光的播散这些重要的方面,就会有生硬和不贴切之感,因为人的心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素材,更不是舞台化了的专门演习上升与坠落奇观的合适场所,对完全脱离了恩典“视野”的罪人的观察也是缺乏温情与神性的。北村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变化是,让自己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离开聪明巧智,如语言迷宫、文体试验等现代匠人们最热衷的无聊杂耍,毅然决然地回到故事。他开始采用近乎原始笨拙的小说方法:讲述、追忆、转述,包括采访调查等等,他仿佛是下决心要退回到一切小说革命尚未发生之前的质朴与天真状态中去。结果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必然存在的“隐性作者”部分地消失了,在操控情节、人物时客观性不足而随意性有余的职业习气也或多或少得到了阻遏,写作成为更加谦卑和诚实的“记录”。向故事回归,在形式上尽可能地简化……这是对很久以来就已开始了的文学世俗化进程的遥远的反对,它可能喻示着对自负的、甚至是飞扬跋扈的“创造”雄心的一种冷淡态度,同时,它也与对个人的看法在历史中的变化相关——艺术及一切近代的复兴运动皆因个人(当然是摆脱了神性的个人)的发现而肇始,而自浑然的原初世界中割裂出来的所谓现代主体的永久迷失和无所依凭,正是世俗化了的文学及一切其他艺术使尽解数也难以救治的恶疾,这正与一个可怕的比喻相符:蛇咬住并吞噬自己的尾部。
最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作家,为什么会濒濒流露出对宗教的神往和顾盼?文学和一切其他艺术中宗教精神的渗入,是出于风格方面的考虑呢,还是要引进某些中土传统之外的道德主义因素,再或者是重新介入精神历史最后的努力?这也是北村先生的小说文本可以引起的话题。无奈北村也好,其他像张承志、史铁生也罢,都缺乏真正令人信服的艺术实践。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影响颇深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曾经启悟了许多当时的作家,将笔触深入到基督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结合处而生发牺牲与爱的崇高感情。然而出自种种难以辩驳的历史原因,用去了将近一百年时光,此一“情结”才又在中国文学的记忆中若有若无地浮现出来,不能不说是件令人怅惘的事。

原野,和原野上的树——远行记忆之二 / 姜原来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办?”一段野长城脚下。已经半夜。我和几个当地年青人坐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还在激动交谈着。
一个瘦高个子的年青人,倾诉着他的危机:父亲每天都在小煤窑里拼命挖煤。那是真正的虎口谋食:地下水灌顶、井陷、瓦斯爆炸…… 生命随时会被猛地撕去。每年,成千上万的煤矿工人就这样被永远吞没在大地深处。可父亲反而更加不要命地挖煤,常常一干十几个小时——他发誓要让儿子上完学 ……。可是,这个矿工的儿子现在才知道,他的那个学校是一个坑人的冒牌学校,发的大专文凭其实是“野鸡文凭”! …… 同学们抗议、申诉,但什么结果也没有! …… 他不能把事情告诉父亲 ……。
当然,我要尽我所能,替他想出一些眼下最现实的办法(如,虽然这文凭不正规,但用你好赖学到的一些电脑知识,赶快到哪些地方,什么什么公司,怎样怎样找工作,去找找谁,不计较薪酬先求有一碗饭吃,快点让你父亲不要下井了,叫他快去 ……;你边干边学,争取尽早以实际工作能力提高收入;你们被学校骗的事,再去找 ……)。
一口气讲完这些,我们沉默下来,俯瞰着脚下已经灯火寥落的村子。
好一会儿,我才发现他们都已经转过脸看着我,悲切的目光现在已经穿过具体的危机,变成了对整个残酷庞杂的生活世界的根本责问——对生命承受如此之重的巨大责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我一把抓住身边岩石裂缝长出的一棵树的坚硬树枝,脱口而出:“——像一棵树 ……那样 ……”
上海市中心“新天地”一家咖啡馆露天座位上,冬日下午和煦的阳光中,一位年轻小姐和我面对面坐着,喝着昂贵的咖啡(抱歉的是,自然都由她买单;而此刻,低头看着手里的这杯咖啡,我正估算着:它相当于那些小煤窑挖煤工一天的工资啊)。她容貌秀美,衣着淡雅。过往的行人,差不多都会看她几眼。她一定早已习惯了这种“注目礼”,只是专注地和我聊着。
九十年代的某日,她偶尔看到马槽书店的报道,便驱车一路找来。那是傍晚,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儿后,看到那么多人找来,她便端了把椅子,坐到门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一声不响地听着这一拨那一拨的热烈讨论。按照她的要求,我没有把她介绍给任何朋友。“你们谈的,我大多似懂非懂的。可就这么听听,也很有意思。”事后她和我说。她一直坐到近夜半我关门。然后她驱车把我带到法国梧桐浓荫下的衡山路,在一家茶坊坐下再聊上一阵。从那以后,有时一两个月,有时半年,她就会这样在“马槽”出现一次,按照她的要求我从不提任何问题,只是倾听她的问题。就这样,一直到这次在“新天地”的告别。明天,她就要去法国了。
“他说话算数,为我都办好了 ……,这一去,我们就算结束了,……”我静静听着,喝着我的咖啡。“我最不愿意参加以前同学的聚会,受不了那假惺惺!七八年前,她们还在背后叫我是法国人养的‘金丝鸟’,现在?哼,金银铜铁锡,做什么鸟她们都愿意做;不要讲法国,只要有钱,管你从非洲来,还是从甘肃来、江北来都行。你要是去老同学聚会,那打听、那眼神,能把人吞了!我才不去呢,让她们望煞这‘幸福’吧,哼 !”她狠狠冷笑一声,随即想到了什么,看了我一眼,褪去了冷笑的脸色。
我多次建议她戒除这种毒性的讥讽与自我安慰,虽然她提到的是一个恐怖的事实(就在前几天,我去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举办讲座,碰到一位熟悉的同学,她告诉我:宿舍里为一位同学生日聚餐,酒后大家畅谈平生心愿,六个大学生,五个的心愿都一样:“傍”一个有钱的男人,做老婆或做情人做“外室”不论)。
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好像是自言自语说道,“……也太‘幸福’了吧。这几年,大部分时间他不在,我成天就是健美、遛狗、搓麻将、购物 ……。你第一次和我讲的就对,‘人要是整个儿成了一块巧克力别的什么也没有,不会幸福的。’……我太理解张国荣了,好几次了,我也想那样一下子 ……,要不是你讲过我 ……”
尽我所能,讲了目前她还能接受的一连串办法,希望她到了欧洲能缓解她的忧郁悲观,…… 说着说着,我感到她仿佛没有听到这一串串建议似的,神情异常地盯着我,激烈的目光已经冲过了我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方案,终于变成了对整个诡异迷乱的存在——生活的烦躁责问,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巨大疑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随即,她的喉咙里发出与她往常的温雅判若两人的一声恨言:“——我,怎么办?”
看着不远处的一棵梧桐树,我忍不住脱口而出:“——像一棵树 ……那样 ……”
生命原野
长城脚下的矿工和他的儿子,同上海“新天地”里的佳丽,他们各自生活境遇的不同,犹如天差地别——虽然在同一片土地上。
人类就是这样被分割成不同的阶层、人群,似乎各不相关地过着彼此无法理解的日子。世界总是这样被撕裂成不同的生活、时空,似乎各不相关地演绎着彼此无法想象的故事——即使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
生命,可以像一个煤矿工人顽强承受一座煤矿石山那样地沉那样地重,也可以像一个上海佳丽无法承受一串珍珠项链那样地空那样地轻。
生命、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无数的复杂、叵测、奥秘 ……
卡夫卡对当时正风靡欧洲的福尔摩斯之类凶杀破案小说不感兴趣。在《卡夫卡谈话录》中,那位年轻人问卡夫卡何故如此,他回答说,哪个人杀了另一个人,这永远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秘密。整个人生才是真正的秘密,生活世界才是真正的秘密——值得去毕生探索的最大秘密。
有人仅仅用已被“规训”化了的专业语言来探索这个秘密并宣布这是唯一的“破案”方法。我认识多年的一个哲学博士,心无旁骛地从南大到复旦,从一个学校图书馆到另一个学校图书馆“苦心破案”。在北大的几个月研修,除了图书馆,他连燕园朗润园都没走过,更不要说近傍的颐和园圆明园了,他的康德的人生之见,自然与矿工们农夫们,也与佳丽们金领们,甚至与在他教室里混学分的年轻人的现实生活是毫不相干的。有一次,朋友们对他的哲学高论实在听不下去了,只好说,你的头一定被图书馆的门轧过了。好在他能承受朋友的玩笑。
正如哈姆雷特对他的好朋友霍拉旭所讲的:世界上有多少事情是你们哲学家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
想都没想到过,听都没听说过,一切从何谈起?
所以卡夫卡的探索与表述全然是寓言式的、诗性的。所以在我看来,仅就使用的方法而言,孔子老子庄子也比不屑于他们的黑格尔高明许多。
从农家出身一字不识的外婆那里,从无数农民牧人守林人那里,更从造物主原创的远方原野中,我也幸运地学到了这样一种探索的目光。
那年,我们一行 12 个同学坐在乡亲们的大马车上,驶进了黑龙江与内蒙古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屯子“插队落户”当农民。这里的人大多连县城都没去过,突然来了一些上海的学生,屯子像是翻倒了马厩一样。全村男女老少把我们团团围住,上上下下又看又摸着我们浑身的一切,比买马买牛时的光景还要热闹。当听到我们彼此用上海话讲话时,他们笑成了一片——“世上怎么还有这号鸟语?!”我们离开家已经六天了。每个人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给万里之外的家人写信。我们在屋里一张长桌边一字排开坐下打开纸笔,立即又被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密密麻麻的脑袋挤满了我们每个脑袋的前后左右,乡亲们全都瞪大眼睛看看我们所写的每个字。不久,人群中便发出一阵惊叫声——“你们写的字怎么和咱们的一样哪?!你们讲的话和咱们的不一样嘛?!”因为刚才听到了“鸟语”上海话后,他们一致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书写的应该是“鸟字”——“上海字”。
其实,更大的震惊发生在我们这些上海学生自己身上。我们都来自上海市中心静安区的一片旧居民区内,这里的老街小弄堂里像压缩饼干一样住着密集的市民,人们的日常生活视线长度只有一到三、四米,吃喝拉撒睡的日子其实是在半公共状态下度过的。
可是出门了,几天来,我们的视线随着北上列车不断地被拉远、拉远 ……。黄昏,汽车把我们从齐齐哈尔火车站载去县城。车一过嫩江大桥,天地就一下子在我们眼前完全展开来 …… 汽车开上一段坡地时抛锚了,我们欢呼着全跳下了车,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玫瑰红色的巨大落日正轻轻触摸着地平线,向四面八方望去,全是深深浅浅橙黄色的荒原,一望无际;嫩江像一条冰色的缎带,静静地飘向远方,在落日的余晖中,颤动着万千银丝金线 ……。终于,我们那上海陋街小弄的视线被十万倍百万倍地拉远到了极限,无尽的原野穹苍袒露在我们面前。
可这仅仅是开始。“上山下乡”经历之后,是在荒凉的东北学院读书,然后是长期从事风景区环境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半野外工作,再然后是这些年在草野民间从事的“地下工作”……,往来穿梭在本已隔绝的不同生活时空,艺术广角 行走事工在各种各样的原野上——草原、水乡的原野、山的原野、树的原野 ……   可这仅仅是表象。生存的挣扎经历之后,是苦苦的阅读寻觅思考询问,然后是蒙恩得救领受追随,一路上,从荒凉的关东到繁华的上海,从上层机关科研所、大学到重返民间底层大地深处,“原野”的图像层层展开——世界,仿佛一片外在的原野,从乡野到城市,从“高端”到野莽,是打成一片的生命原野;生命仿佛是一片内在的原野,从达官泰斗到贩夫走卒,是千奇万异的原野生命……
深深地走进这生命的原野,远远地首先看到的是原野上的树。

原野上的树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那时候,老家上海康定路那一带,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梧桐树,一棵一棵散开很远距离孤单地生长着,密集的居民肯定比树叶多得多。一到夏季黄昏,无数的小弄堂里便蚂蚁般涌出无数居民,个个趿着“呱嗒呱嗒”响的木拖鞋夹着蒲扇带着小竹椅小木凳有的还扛着一块长木板,一家接着一家,一群贴着一群地在马路两侧人行道上排开纳凉的阵容,而那几棵梧桐树下的空地便成了人人觊觎的黄金地盘,早早就人满为患。
好在,从这片蚁巢般的居民区往西往南走上不远的路,树木便渐渐多了起来——经过张爱玲故居所在的常德路,穿过静安寺,走上华山路,最后走进衡山路一带,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把一条条马路搭成了一条条绿色的长廊。那里的路上几乎看不到纳凉的人,路边一幢又一幢的洋房前后都是树木成荫的花园。
所以,一有空,妈妈就会带我这样往南往西去散步,她带我从小聆听的古典音乐中,亨德尔的《绿叶青葱》是我陶醉其中的最早篇章。苍树浓荫,和那几张唱片,那十几本古典文学名著一起,成了全家困窘生活中的一块美好绿地。
人,一定是在树的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所以生命才会那么自然而然地喜欢与树为邻。而只有生活在远方原野,树与人的本来关系才清楚起来——树是人生死相依的生命伙伴。
黑龙江到内蒙古的那大片原野上,分布着这儿一条那儿一片的不多的树林,大部分地区则散落着这儿一棵那儿两棵的大树,如同海洋中的这一座灯塔那一座航标,为当地人指点着出门的方向回家的路,所以那儿有许多叫“一棵树”、“大杨树”、“三棵树”之类的地名。和上海那些被园林工人收拾得规规矩矩的行道树不同,这些原野上的野树个个饱经风雪雷电,棵棵伤痕累累却又株株蓬勃强壮。我一直忘不了这段场景:有一次我骑着马经过离屯子几里
地外的“一棵树”,那里有一棵二十多米高的大树,粗硕的树干上有几道雷击电灼留下的黑色伤痕,树冠向四周升展开去,远望如一把绿色巨伞撑开在原野上。这是个风和日丽的中午,当我和马走到离大树几十米的地方时,突然,整棵树像一枚四射的礼花一样在我面前一阵接一阵绽放开来——那是无数各种各样的鸟儿从巨大繁密的树冠里一批又一批地轰然飞起,然后盘旋乱唱在大树上空。
原野上的每一棵树,其实就是一个或大或小繁荣茂盛的生命王国,可以滋养多少五彩缤纷的生命,带给原野多少福祉,对这种文学传奇般的生态学知识,在以后的环境专业工作中,我才有了深入的了解。但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为原野如此奉献的树木自己千姿百态的生命故事:草原上的白桦林、花岗岩缝里长出的黄山松、房山十字寺里会叹息的古银杏、西双版纳长成了整整一座溪桥的榕树 ……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它们永远向着天光天雨天风展开枝叶仰望天际,它们永远向着自己所在的原野深处扎根从不脱离大地,它们始终围绕本原的树心一个年轮一个年轮地扎实生长从不迷失自己。圣经中树的美好异象比比皆是,一定蕴含着上帝深邃的启迪。尤其对于生活在现代后现代城市化原野中的人,生命几乎不可逃遁地被加工异化得越来越复杂、规训、光鲜、系统,可又越来越紊乱、迷离、苍白、荒诞。这时,原野上苍翠的树木那丰富、完整、合一、直观的异象可能是分外珍贵的。
于是,八方走去、一路行来,像结识益友、寻访良师一样,我四处留心看树、听树、闻树,试着与树弟兄交谈、请益,收获良多。
人在“原野”,不能“公案”凭什么?——长城脚下矿工的儿子,和“新天地”里的上海小姐,他们各自生活境遇的不同,尤如天差地别,而对他们追问的回应,或许都可以从“树”开始。
记得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吗?这整个鸿篇巨制的中心,一个聚焦点,是一只轻轻伸向亚当——伸向生命的手。是这只似乎看不见的其实又真又活的手,把我一次又一次从不能自拔的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从罪人状态中救赎出来。一路上,新的困境,仍然如潮汐一般不时铺天盖地涌来,是这只手轻轻地提醒着我,“要像一棵树 ……”(诗篇 1:3)推己及人,十几年来,和许许多多青年朋友们持续着各种各样的对话,面临着他们形形色色的逼问,渐渐地,我越来越多地尝试从“树”开始回应——你也可以——“像一棵树 ……”一天,一位研究宗教学的朋友说:“姜兄,你这种一概以树开始的回答方法很像一则禅宗公案。”
这则著名的唐代公案故事说:一位禅师问新来的僧人:“以前到过这里吗?”回答:“到过。”禅师说:“吃茶去。”他又问另一个僧人,回答是:“不曾到过。”禅师说:“吃茶去。”事后这个寺院院主问他:“为什么到过也说吃茶去,不曾到过也说吃茶去?”禅师便招呼了一声:“院主!”院主应答,禅师说:“吃茶去。”可是,以“树”所作的回应不是公案。
开创期的禅宗公案,往往蕴含着对“存在”深深的体悟。可惜,如同原儒原道的命运,在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与“把戏”的严酷历史演义中,它越来越被后人糟蹋成了一种逃避、把玩乃至伪饰。因此,在早年集中一些时间研读禅宗后,而今,我有时会循声远观一会儿学院里的禅学研究、抬头欣赏片刻公案中的思辨之美。但我痛感,这于生命远远不够,根本不够!
因为,那些矿工和他们的儿女们,那些农
民和他们的后代,这历史中沉默的大多数,命中注定跋涉在蒿莱没身的大地。在这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 “生命原野”,任何自我觉悟、人际救赎,从当头棒喝到循序苦修,最终都不能使生命彻底解放。一代又一代,无数代过去了,在罪孽深重的原野上,“众生易度人难度”,一种又一种“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宏图大业最终成了蒺藜和荆棘,原野上行路愈艰、凶险愈密。“我怎么办?”面对着这“原野疾呼”,那轻轻伸出的神圣救赎之手,他承诺着、兑现着“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赛 55:13)
因为,那位佳丽朋友,我认识的许多成功人士,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境遇千差万别,乃至天差地别,可他们终究全是这原野上的生命。20 世纪伟大诗人艾略特曾把战后的英国繁荣的西方喻为“荒原”。其实整个世界何处不是这般“原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无非是原野上的一方钢筋混凝土丛林之地。原野上的所有生命,全都面临着原野上永远的基本事态:生杀予夺。
因为生命处在外在境遇世界和内在身心世界的交织中,活着,就是走过这内外缠绕、相糜相荡的生命原野。而心灵原野上的毒蛇盘绕、乌云四境可能更加致命,例如,后现代的全球文化对于年青一代,似带来了新的生机、新的自由和新的可能,但也从心灵质地、感觉与思维方式开始,将生命迅速地浅薄庸俗化、片断化乃至粉末化。身在如此原野,每个生命早晚都要发出“原野疾呼”。
此刻,任何单一向度的“解决”都可能转瞬即逝,任何单一层面的“解救”都会捉襟见肘。“我怎么办?”面对如此原野疾呼,“吃茶去”之类的公案玄妙而过于简约自足。“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孟子),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朝向内外原野全部生活的、笼括整个生命的整体性幡然忏悔——知道——得救。而始终茂盛在圣经中的、也屡屡出现在中华文化精粹中的树——生命树,是这种完全忏悔——知道——得救的确切异象之一。因此,观赏过“公案”后,在原野上,我们走向树——树林。
(感谢我的一位旅欧朋友允许我把一段往事改写入此。初稿于 2006 年春,修订于 2009年 5 月。)

书话三则 / 刘阳

一、《卿卿如晤》

在抽屉里找见果子从一个小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两页纸,是她 2005 年底的几则日记,她经常随手写,许多本子都是写了几页就空着或者换了用处。
其中,12 月 26 日写道:“欣然得知考上心理咨询师,随手将当初乱买一通的书拎起一本看 ……《卿卿如晤》快看完了,也是好书。看好书是很幸福的事。我甚至想,如果有一天我死了,Z 如果还爱我,还在我身边,我临走前就把这本书留给他看。”
Z 就是指我。而果子,已于 2007 年 11月 3 日永归主怀,37 岁。
追思会那天,早晨 5 点醒来,在床上翻腾几下,打开台灯,把这本不长的小书从头看到将近完。快中午的时候,两个外地的朋友打“飞的”来,其中一个男人站在阳台上背对着房间流泪。不知说什么,不知谁该被安慰,谁该安慰谁,于是把他们丢给其他亲友,回到房间接着把《卿卿如晤》看完。
书是果子 2005 年 12 月 13 日在香港基道书楼买的,台湾雅歌出版社的版本。据说,这本书曾经安慰了许多人。果子显然也是希望如果有那么一天,是的如果有,它也能安慰我。
这一天真的来了,书也看了,我很难说自己受到了安慰。当然,看这本书的时候多少有点一目十行,急切地想找到一句警语,振聋发聩或醍醐灌顶,令眉间到胸口间的酸烦立时散掉。
路易斯因爱妻之死(骨癌,我知道那是很痛的一种病)而对上帝的责骂与怀疑我听着都还顺耳,其实我自己根本还没顾得上去怀疑责问他,那有用吗?我多少觉得那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那不过是一次自救的努力,不过是活人企图与这个让他的爱人死掉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所有道理和解的过程。最后,他经历这一番折磨之后重新与神和好了。
我没什么值得一说的读后感,只是觉得不尽兴,就这么几页,就完成了如此重大的一项工程。当然,或许因为我与神没有那么亲密过,所以也就谈不上和好,和好也就没那么容易,和好的场面对我的触动也就不大。不好说我失望了,我也不想做那个“不能被安慰的人”,我只是没这么容易就放过这件事,一个人就这么不在了,我心里觉不出急着怨怼、发泄或和好的需求,有空儿我还要再琢磨琢磨。临了想起书里印象最深的,果子在家中给前来探望的肢体泡茶倒似乎是第二篇序言里点破的那层有点存在主义神学调子的意思,上帝总有些不可解的行为,而信心只是承受痛苦的依凭,而不是靠能够避免痛苦换来的。更直白地说,祈祷最好是用来祈求获得对苦难的耐受力,而不是要求豁免权。所谓成熟,就是某天我们不再就一些无解问题提问,信仰领域同样适用。
在朴素的反应中,我觉得我们所接受的这一个,是超越的上帝,而非一个恩典的上帝。里面似乎有委屈在,但当要写下来时,就觉得难以把这话形成定案。毕竟,痛就会骂娘,这是人朴素正常的本能反应吧,呵呵,甚至这才是健康的反应。但,这是人类唯一的选择吗?人竟有了文化,有了修养(有时我认为只是由于修养,即某种符合文化标准的行为习惯,例如,有的人会有礼貌地应对冒犯和伤害)。在一切严肃得要写下来的场合,我不得不承认,这其中依然有恩典在。尽管可能我是那么委屈,但这份委屈是被倾听的,即使当你觉得无人可诉的时候,而且往往正是在你觉得无人可诉的时候。恩典是生命最终的完成。

二、《四种爱》

有时我觉得自己拥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当有人为飞机晚点或牙痛快点消失祈祷的时候,我曾有机会为爱人多活一些时日祈祷,随后,我还获得机会,诚心地祈祷,让她离开吧,她为了自己,该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了,别怕亲人伤心而努力留下。语气充满歉疚,因为我无法确定,是否时候到了,一直到最后,我都无法确定,这时候是否真的到了。神啊,我抱怨过辛苦,但你知道,这次我不是为了这个而想让一切结束。
呵,这开头开得,开成了这个样子。这本书我看的是国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版本,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编的。那年我去北京,从他家出来,他请我去吃炸酱面,问我,那你和果子怎么办?尽管朋友们都知道当时还只是我女朋友的果子患了乳腺癌,但他是唯一一个直不楞登把这问题抛到我面前的朋友。我忘记如何回答的了。后来他告诉我:你说,你要和果子结婚。随后就知道你们结婚了。
听他说这书不错,我才买来。去马来西亚的几天看完了它。在 PK 岛上,复活节那天把电视调到 CD 古典音乐频道,对着窗外
的海湾。
书写得既睿智风趣,又有信仰根基,可作为对艾柯、昆德拉之流认为上帝不会发笑者的反驳。原本看完很想认真写个评论,但却被书末尾处的一个注解绊住了。注解是这样的:写此书之时,路易斯的太太已处于癌症晚期,即将离世。
被绊住的理由很简单,路易斯经历自身苦难之前与之后的作品绝不相同,写《卿卿如晤》的就是写《痛苦的奥秘》的那个人吗?呵呵。我的起点高了,似乎在要求每句被我信赖的话,都必须出自同样经历痛苦考验的心。我对痛苦一旦降临到作者的身上将发生什么,并无足够的信任。讲道者常见,而证道者稀少。   妻子死后,路易斯三年后也离世。我很想找一份他的年谱,把他在《卿卿如晤》之后写过的书找来看。但公允地说,《四种爱》值得一看,毕竟,只有死了妻子的人写的书才能推荐,标准未免苛刻。
看的时候我曾想,这本书该什么时候读呢?年轻时该读,为了学以致用,避免犯错误,但恐怕很多地方是读不懂的,或者是自以为全都懂了。如果多年后再读,他会别有所感。而阅历足够丰富时再读,许多观点会觉得并不那样新颖,但却有一股缓缓的温情。只是,只是,这份温情被终止在那个注解。
而下面这段,帮我更深地理解了部分往事——“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接受、不断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爱(这种爱不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优点)是何等地困难。”
随后,作者举了绝症患者接受家人之爱的例子,并说,“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比给予更难,或许也更有福。”结合上面的注解,我想,这是作者的亲历之感,他充分理解了病中不得不被他照顾的妻子所面临的困难。神“不仅会改变给予之爱,还会改变需求之爱,不仅改变我们对他的需求之爱,还会改变我们对彼此的需求之爱”。
对于我,这本书最大的现实价值在于,他以充满机智与宽容的善意,批评了基督徒对圣经有问题的理解,令信徒的行事,可以不显得那么有违正常的人性,不把“人性的堕落误当作上帝恩典的加增”。而本书的主要部分,物爱、情爱、友爱、爱情尽管美好,但都不应把自己当作最高标准,即,属人之爱的局限。我想,我已经体会过了,大爱的引入,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拥有属人之爱,做得更好,它们之间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令人惆怅之处在于,我无法全然肯定,如果果子病重期间我读了这书,是否真的就会做得更好。
路易斯说,“去爱,本来就是一件得冒险的事。爱任何事物,都难保不会有心碎的可能。不愿选择担惊受怕的人,剩下唯一的去处就是地狱,因为除了天国之外,唯一让人免除一切危险,或扰攘的地方,就只有地狱。”道理固然如此,然另一让人倍感惆怅之处亦在于,我们更多地学会了爱,可以转而爱更多的人,却无法回过头来爱那个和你一起学习的人。道理固然又是如此:这就是人与人息息相关的证明,这就是爱的传递,是的,当我们更加跳出来看时甚至还能说得更好:这就是爱的秘密。所以,人会惆怅。
装做爱神很容易,装做爱人很难。在我们至为痛楚的时候,我们的语调格外温柔。或许这是,爱的另一个秘密。

三、《成就爱》

我想象过数次,当果子的书捧在我手里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但其实每次都是想一下就宕开了,人无法在一种微微震颤的幸福状态下停留太久,就像波粒二象性吧,呵呵。我祷告神赐我智力、眼力与耐心,认真作完最后一校,找出所有错误,也感谢亲友团的代祷,如果不校这一遍就出书,我非郁闷得钻进洗衣机里先泡后洗再甩不可。感谢神的保守!我本以为已经校过那么多次,自信满满,感恩啊,不然真是没法交代啦,好险!
2009 年 3 月 9 日,果子的书,终于被我实实在在地拿在手里。刚拿到时,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不太满意,想让封面的颜色再暖一点,但因为工艺的缘故,封面比设计的意图淡了一点。但我也知道,这样一本书会让我越看越爱的,我已不可能有所谓客观的评价。
回忆在与不同出版社的接触中,朋友们认为本书具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但前提是,必须增补二人世界的感情内容,“病发前你们是恋人,病后反而成婚;婚后身体无恙,刚一搬家却复发;一复发就是最凶险的肝转移,中位生存期只有 6-8 个月,却还能葆有感恩的心;这完全可以改写成曲折动人的《知音》版故事”。要么,就以白描的手法刻画治病求医过程中更多详实的细节,“像‘自白派’女诗人那样,或者打造成一本女病人的心灵鸡汤”。我很感激这些专业而坦率的意见,也心知肚明本书在图书市场上可能遭遇的最大批评:内容较为分散,缺乏集中力量的挖掘。
但,一份真实的生命记录、一份未完成的遗稿,不就该是这样的吗?谁的生活是围绕中心集中刻画的呢?我的态度于是也日趋明朗,我只可能删字,而绝不会把这些文字当作再创作的素材。怎么可能大修大改呢,我不应该自以为拥有这种权利。朋友们都很理解,我遂决定自费出版。
之所以这样决定,就是为了尽心尽兴尽意地表达、不做任何妥协地处理文字。我尽最大努力保留果子作为一个癌症病人、一个读书人、一个基督徒,对疾病的思考、对医疗的反思、对信仰的体会与践行。
一个主内弟兄看完后,说很感动,只是觉得信仰的内容不够深。我同意他的看法,类似的意见在争取出版阶段就曾有肢体表示过。和想得深的人比,她做到了;和做到的人比,她有文笔和机会记录下自己的部分想法。对于我来讲,至为重要的在于前者。路易斯想得足够深了,但也要自己宣泄出来一本书才能平复。其中或许有一个秘密,一个只能猜测的秘密,事关死者对未亡人最大的体恤。不说,因为只有神才确知。
从把果子写满了三个本子的日记录入电脑开始,到整理她所有的电子文档,直到最后一遍校对印刷厂准备开机前的蓝样,一想到能把果子的见证出版、摆在书店里、交到那些她最想帮到的人手里,就美得不行,但是如果赶上情绪低落,尤其是书的出版毫无头绪的那段日子,则是不敢想,心里怀着隐隐的害怕,我怕做不好这件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把事情交托出去,信任这本书有它自己的时间。在那个合适的时间,它就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出生,被祝福。
整理遗稿就是对生活的反刍。从 2006 年9 月开始,果子的癌确诊复发,她就此开始了“向死而生”的生活。在小本子上,她一笔笔记下朋友们给她的爱,转过身,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身边的病友。
她全然拥抱着此世的最后生活。我只是看着这一切,无法分担一丁点她切实的肉体的痛,无法加入她为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自我清洁与爱的准备。我的遗憾,正在于这后一半本是我可以更多参与的。如果当时我的信足够多。
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分认识到人的局限,我甚至对果子说:“在疾病中你越来越好了,而我却越来越坏了。”因为我只凭自己的力量。我的爱太有限了,我虽懊悔,但重新来过,却并没有信心做得更好,如果不在更大、更包容、更倾空自我的爱里找到根基。
她走后,家人与朋友相继信主,书出版后,更有许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发来对福音渴慕的邮件。心硬者有世界,温柔者有神。生命本身是一件礼物,而果子做到了,跟随信仰,让生命的破碎同样成为礼物,最后的礼物,一份无法退回的礼物。
感谢神,一遍一遍的阅读校对几乎已经弥合了物质世界的分离。当你已经能背诵一本书,并且充分理解一本书的时候,可以说这本书已经是你的了,这个人,扎扎实实就在你的身上,带着爱与美好、歉疚与满足。更何况,还有在圣灵里的交通。

苦难在神,却是恩典——一个艾滋病孩子的见证侧记 / 沈颖

我是一个国内媒体做深度报道的记者,主带领我有时有机会进入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地,见到各种深处苦难中的人。而苦难在神,有时却是恩典。苦难中的见证,彰显了神的荣耀。
2003 年 8 月,我采访了 70 多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 ,首次披露了河南艾滋孤儿(父母一方或双方因艾滋病去世,但本人健康)群体鲜为人知的生存状况,触目惊心,引发媒体和全国关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亲赴河南艾滋病村看望病人和孤儿,此后政府层面“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民间慈善组织亦介入关怀资助。
2008 年 11 月中旬,我再次去了河南、天津、安徽访问了 30 多名艾滋孤儿,了解他们的坎坷成长心路。在安徽,我选了一个艾滋病高发村,那个村有 257 名父母因艾滋病死亡的孤儿。
五年前我采访过的孩子不少已经长大,蜷缩着的肩膀表面上似乎已经打开,但伤痕似乎进入了更隐秘的内心。与五年前的懵懂相比,他们的人生体验更为深刻,内心世界亦更复杂,在严酷的客观环境面前日益呈现严重的成长裂变:一部分人经受火一般的历练而渐入正途,上大学、读研、工作,乃至结婚生子;而另一部分孩子则败下阵来,早早辍学,没入底层的流浪大军,甚至误入歧途,当年关于个别艾滋孤儿犯罪隐患的担忧如今已部分变为不可更改的现实。
在这次采访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并不是这些,而是一个叫赵一鸣(化名)的孩子。尽管1米18的矮个和年龄严重不相称,但谁也不相信赵一鸣是个艾滋病人,伴有乙肝、肺结核。有时他的言词甚至不像个孩子。
他才 14 岁,渴望成年,考上大学,当上医生,尽管这可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内在的艾滋病毒随时会发作,中断他的生命。
有艾滋病成人到救助他们的民间机构香港智行基金会办公室说,“我们的孩子能被照顾好就行了,我们死了就死了,活一天算一天。”赵一鸣跳出来教育他们,“我们自己要看得起自己,自己不能放弃自己。”
萎靡不振的大人惊讶地问,这孩子有病吗?继而羞愧不已。与生俱来的艾滋病毒一直隐秘地匍匐在赵一鸣体内,阻挠着他的发育。手指不能自如伸弯,夜里咳嗽不止,脸部浮肿。他现在要吃三种药,自己上好闹钟,从不误时。去年 7 月,赵一鸣被检测出感染HIV,医生推测他是母婴感染,母亲在他两个月大时喝农药自杀,曾卖过血,感染上艾滋病毒。
在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孤儿中,像赵一鸣般感染艾滋病的现有 300 个。过去八年,已有不少孩子陆续离世,尽管他们中有的有很强的求生欲。基金会主席杜聪回忆说有一天,一个 11 岁的病孩子,冒着暴雨,趟过泥地步行七公里到他们的办公室问一个如何吃药的
问题。刚开始吃的抗艾药是液体糖浆,分量难掌握。
赵一鸣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棒极了。在学校,没人知道他有艾滋病。他被 20 多名同学投票选为班长,他带领同学们念英语,帮生病的同学打水。周末,他喜欢跟智行的工作人员学习打篮球,盼望能长高一点点。
半年前,医生还预测他活不过 3 个月。
当时他黑瘦,皮包骨,高烧不退,肚子鼓得像气球。谁能想到,即使在快触摸到死亡的时刻,赵一鸣内心仍感到真实的快乐。他给资助他看病的香港林阿姨写信说,“我躺在床上发呆,突然就会想到你,那种感觉有说不出的美好。那也许就是想念妈妈的感觉吧。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没见过她的照片。”
其实,躺在床上做个被人照顾的小孩,让他觉得挺安心满足。此前一年多,父亲艾滋病病发,病势汹汹,姐姐在外打工,亲戚和邻居怕传染不敢靠近,他一个人照顾父亲,每天给他熬粥煮青菜。没钱,医生不来,他就充当父亲的医生,自己看医药书,找医生问,托赶集的人用装化肥的袋子买回一袋袋盐水和药,照着说明书自己配抗病毒的药。“办丧事时,亲戚们都在围观,也是我一个人。”
赵一鸣就这样被逼成了一个小大人,独立办事能力很强。他还替智行工作人员马正洲解决了一个难题:有少数艾滋病人不自觉,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补助,把亲戚或朋友的孩子转到自己的户口上,赵一鸣认识这些村里的孩子,戳穿了谎言。“人心总是不满足,别人帮你不是欠你的,要感恩。”
父亲去世后,赵一鸣彻底成了孤儿。马正洲只好在他病情好转后替他找了学校,租了个房子,每个月供应生活费给他和姐姐。屋子里没有电视。他一回到出租屋,邻居家的孩子们就围拢过来找他玩。两个男孩联手跟他下象棋,几番厮杀后甘拜下风,小赵好不得意。 赵一鸣觉得这样的时光无比幸福。但他从不让别人进入他租的房子,怕房东或邻居发现他真实的病情而把他赶走。他把药用袋子密密实实地缠绕起来,藏在抽屉里,怕邻居来串门时发现走漏风声。他很怕这样简单快乐的时光有一天会戛然而止。
孤身离开家乡被赵一鸣视为摆脱黑暗的开始。他把好心人的帮助看成生命中的光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光。”他把此前生命中经历的种种黑暗都忘却了,单单记住光。每个星期,赵一鸣都给关心他的人发一封电子邮件。在他心里,他把他们视为家人。他甚至觉得,“不好好学习就是浪费世界上的空气和水”。
他将自己得第一名的奖状一张张扫描了传给“亲人”。在结尾,他总是写,“将来会有一个更好的小赵出现在你们面前。”
少年赵一鸣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他申请了QQ 号,添加了 30 多个网友,有空时跟他们聊聊,他最喜欢网络的一点是,“没人问你的爸妈是谁,没人问你是否有病。”去公园玩时,他尝试去蹦床,其他的孩子在他身边使劲跳跃,在空中翻跟头,他小心翼翼地站着,两腿绷直,稍稍用力,人就自由地弹跳起来了,“感觉像飞”。他对这种感觉着迷,不肯停下来。
老师要求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另一个世界”,其他同学都想像另一个世界有太空人、时间机器什么的,赵一鸣写道,“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一切黑暗的人和事都进不去的世界,那里没有纷争,没有穷富,没有疾病,人人平等。”
赵一鸣几乎是我采访过的艾滋孤儿中最特别的一个,本身携带艾滋病毒,他本该是最有理由坠入绝望的人,但无论病毒在体内多么肆虐,他都仍怀着无畏的希望。基金会主席很感慨地对我说,这个孩子就像个小天使,他的生命注定会很短暂,但他生命的价值也许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唤醒别人。 赵一鸣超越死亡的乐观和无畏的希望源自哪里?
他是一个基督徒,每个星期他都坚持上教堂,他打开心中的眼睛见神面,获得抵挡死亡和无边恐惧的勇气、力量,支撑在教堂之外的生命时光。
他没告诉我这个事实之前,其实一种莫名的预感让我猜到了主在他心里。因为他眼睛里的神采,不伏在死亡之下。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有谁能在几乎能摸到死亡之魔的地方,反射出如此丰富的生命之光?
采访完,我带他去吃肯德基,去公园玩蹦床,像个孩子般尽兴后,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靠着主,我的肉体也许会死,但是我的灵魂会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姐姐,我们有一天会在那里重逢。
我会第一眼就认出你。我记得你看我蹦的样子,手里拿着我的外套。
那一刻,时间静止。
很多成人知道自己有艾滋病,都被恐惧掳了去,而这个小弟兄靠着主竟如此刚强壮胆。他不仅热爱生活,还热爱学习,几个月前我又收到了他发给我的十张奖状,扫描电邮给我的,总分在年级是第一,各门功课都很棒。
每次收到他的信,面对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向着死亡而生的无畏的信心、勇气,总让我自省自己信心的缺乏和亏欠。
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希望他也能激励你,靠主坚固,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持守从神而来的信心。
赞美感谢主,在最黑暗的地方也有主的光芒从四面照耀。
在世间有苦难,在主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生动的见证。
那美好的仗他都打过了。主胜了死亡和面对死亡的惧怕。在爱里,没有惧怕。

浅论今日中国青少年的情感缺失 / 天灵

一、青少年面临的主要困扰问题

根据不同调查取样情况,我们这里界定的中国青少年,一般是指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没有包括辍学的初中生、没有继续高中学业以及 75%没有进入大学深造的同龄人。
根据笔者的研究与观察,今日中国青少年问题可以分为:自我问题、人际问题和其他问题三类。
第一类自我问题包括:
个人情绪方面的困扰
有研究显示,61% 以上的学生承认自己情绪不良,55% 以上的学生承认自己适应不良。40% 左右的青少年在某个时期,由于日常压力、激素水平波动和人际关系因素,而出现抑郁情绪,约 5%—6% 的青少年会发展为抑郁综合症。而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大约有 15% 会采取自杀行为 。中国每年约有 25万青少年自杀死亡,在 15—34 岁年龄段人的各种死因中,自杀占首位。中国自杀率也是国际平均数的 2.3 倍,属于高自杀率国家 。
生与死人生意义的困扰
信仰缺失也是这一代年轻人的问题之一。有调查显示,47.7% 的青少年明确表示没有信仰,超过 1/4 的学生信仰共产主义,超过1/10的学生信仰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与此相关联,近年来大中学生因为失恋、学业失败、人际关系不和,及高考失利等原因,自杀的消息频传。
很多人以为这是他们面对生活种种压力的脆弱表现,殊不知,其背后核心的原因是所有人际关系破裂所导致的情感真空和失重状态,即人生没有了支撑。而信仰所表达的,正是人对人世绝望之后的另一种人生支撑与依托。如果连这一点也失去,人生就再无所依托,生和死已经没有分别,或者说虽生犹死,甚至可以说是生不如死。因此有调查显示,11.9% 的人对自杀表示可以理解,认为人总有绝望的时候。
个人性别方面的困扰
青少年在性别上经历的困扰主要体现在:
(1)一些学生的性别自我认同偏差,比如有的女生不接受自己的女性性别,有的男生不接受自己的男性性别。(2)部分女生从家庭或成长的社会环境中,遭受到较深的性别歧视与伤害,伤害的来源包括亲属和学校老师与同学。(3)预备就业过程中,女生所经历到的性别排斥与挫折感。有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就业机会上男女平等而没有性别歧视的人有 50.9%,而反对这一说法的人则达 49.1%。来自就业市场工作机会的实际性别限制,也的确证实了性别歧视的严酷事实。(4)女生在追求高学历过程中,所承受的婚恋压力与性别认同压力,比如大学里女博士被认为是男女之外的第三类人等。
第二类人际关系的问题包括:与异性交往方面的困扰学生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包括,爱情与友谊的界限,恋爱与婚姻的界限,恋爱后双方各自与异性关系的界限,恋人之间和朋友之间的信任等问题。
其中,问题较多地反映在,(1)两性关系上的封建认识与现代社会两性交往现实的冲突上,及其传统两性心理对现代人格的扭曲上。(2)性关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知、盲从与伤害。一方面相当比例的人赞同婚前性行为,仅就中学生而言,已有 49.4%的人赞同婚前性行为是个人自由,而大学生中有 74.4% 到 90%的人认可婚前性行为。另一方面无论是自己失去童贞的人,还是没有失去童贞的人,都没有心理准备接受自己或者对方不是童贞之人。这就显示出赞同婚前性行为和实际接受婚前性行为之间的巨大落差。同时,不少女生是在担心失去爱的情况下,而妥协于男友性要求的。其中一部分女生要承受怀孕和流产的身心压力与伤害,严重者患抑郁症和妇科疾病,甚至终身不育。
与朋友交往方面的困扰
目前中国已有 7000 万独生子女人群,进入社会工作或大专院校就读。有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中,47.42% 的独生子女认为交往面虽广,但是知心朋友较少。无论是独生子女与否,他们接触最多的都只是室友;有不到 1/2(47%)的学生因为学习或工作关系而与异性有交往,另外 35% 的学生与异性没有什么交往 。
所以,不少大学生面临缺少朋友,和不知如何与人建立友谊的困扰,尤其是不知如何与异性建立友谊。他们因为情感缺失而缺乏学习动力,或者把感情寄托在狭隘的两性关系与恋爱上。
家庭方面的困扰
学生所面临的家庭方面困扰因素,包括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健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其中家庭成员关系又涉及父母之间与亲子之间两种关系。   与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同步发生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中国的离婚率不断攀升,单亲家庭增多,许多调查显示了父母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其中一项涵盖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是,59%的学生认为父母离异容易使孩子走上歧途,甚至犯罪;57% 的学生认为父母离婚会影响孩子对家庭和婚姻的看法;33.1% 的学生认为父母离婚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怨恨;23.7% 的学生认为父母离婚会使孩子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的学生父母虽然没有离异,但是关系不和,经常吵闹,甚至有家庭暴力,或者父(母)亲有婚外情,这些都给子女很多痛苦与困扰父母处理不好自己的问题,不仅照顾和保护不好自己的孩子,不能为之提供安全的家庭成长环境,更是给子女增添额外的情感负担和心灵伤害。
有专门针对下岗职工子女的社会调查显示,因父母下岗所导致的家庭经济困难和父母的精神压力,会有意无意地转嫁给子女,从而影响子女的学习并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可以说失业家庭也是出现问题少年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其他的问题包括:
学业及前途方面的困扰这一代青少年的父母很多人都没有读过大学,他们并不了解现代教育的问题,比如选择专业和如何安排本科与读研究生时间,但是却要在这些问题上指挥和安排自己的孩子。这给不少的学生带来压力,也成为他们心理困扰的重要来源。关于就业问题,一方面由于封建等级思想的影响,中国在就业方面从地区到行业都比较信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说法,而缺乏现代的行业平等观念。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服务性新兴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生产性传统行业又趋于饱和,加上父辈们因为改革而失去的安全感转嫁到子女身上,因此出现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状况与心理压力。   而过去社会主义保障体制所遗留的依赖心理还残留在父母心中,他们自视大学生属于国家负责的群体,还不能接受好自主就业和职业平等理念。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受到父辈期待的影响,在父辈眼里,上大学就意味着从政或者意味着高收入,也就是衣锦还乡和高人一等。父辈的期待与社会现实的差距构成许多学生的心理困扰。
沉溺于网络的困扰
2008年,中国网民总数已经突破 2亿。在网民中,35 岁以下用户的比例在 80% 到 91%之间,18—24 岁的用户比例最高,在 35% 到40%之间。   网络对青少年造成的困扰表现在两个方面:游戏与色情。有调查显示 3/5 以上的学生接触过色情,而大学生的接触比例高达97.1%。 其中渠道包括影视、漫画、网站与游戏等。另外,学生沉迷网络的现象比较严重,   其中包括最高学府里的大学生。仅从表面观察来讲,似乎这些都是外部社会因素和青少年自身自制力差的综合恶果。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与深入接触发现,这仍然与人际关系疏离有直接联系。
中国学生主要通过媒体网络获得性知识方面的有关资讯,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家庭中的性禁忌,和学校里的性教育匮乏, 以及封建思想仅从生物学上理解两性关系,不懂得从人类的友谊与心灵多个层面,进行广义的人类交往与心灵沟通的教育。   学校和家庭之中,缺乏关于人类性知识的健康和健全教育,学生没有渠道掌握正确的性知识和获得超过生物学,而包含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面和广义的性教育,就只能从网络等渠道满足好奇心。同时,无知的尝试与危险也隐藏其中。有调查证实,大学退学学生中,80%是沉溺于网络所致。经济与心理不平等的困惑截止到 2007 年底,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 1, 437 万,这还没有计算低收入贫困人口及城市下岗接受救济的人群。改革之后,贫富差距拉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延伸到校园之中,学生的阶层差异在校园里已经出现。
来自农村和穷困家庭的学生心中,一方面承载着使父辈幸福的重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校园生活的经济窘境,面对纷纷预备出国的城市学生,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留学的选择,即使可以申请到留学奖学金,预备出国的各种费用也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不少人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而要尽快进入工作岗位,即使是想在国内继续求学,或是想发展一些业余爱好,也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放弃。他们原以为跳龙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进入大学,却发现同学之间的经济及与之相关的能力落差,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

二、所有问题的核心是情感缺失

笔者认为,所有这些困扰青少年问题的核心是情感问题,准确地说是情感缺失,或者说是亲密人际关系缺失。众所周知,人最大的需要是爱,如同植物需要阳光和雨露。小孩子成长也是如此。一个人可以长大成人,可以独当一面,可以自主生活,前提也是因为获得足够的爱从而带来的成长和成熟。这种成长与成熟的标志,是他们可以独立和从容地面对生活与世界。上文提到青少年所面临的异性交往问题、110朋友交往问题以及家庭方面的问题,显然都是属于人际关系问题,也就是情感问题。同时他们所面临的自我问题,如情绪困扰、性别困扰和人生意义困扰,其根源也是人际关系问题所引起的自我问题,而不是孤立的自我问题。、正如人需要用镜子来认识自己的外貌,我们也需要以他人为镜来了解自我。从健康的人际关系中,照出的是健康且真实的自我;从扭曲的人际关系中折射出来的,也将是扭曲或虚假的自我,如同哈哈镜中的变形人。而第三类困扰学生的学业与前途、沉溺网络和经济与心理不平等等现象,归根结底也是人际关系与情感问题。前两类问题勿需证明,我们就会理解或认可这样的归因,而第三类问题则需要些说明。

首先,青少年在学业与前途上的困扰,笔者也认为是情感问题,这是因为并不是青少年自身真正担心学业与前途,而是他们的父母。有调查显示,48.5% 的学生认为父母只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87.3% 的父母承认自己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所以,很多学生担心学业与前途,背后的原因是担心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担心他们让父母失望,有的学生还担心如果自己学习不好了,就等于在父母眼里没有价值了。因此,青少年在学业与前途上的真正担忧,是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父母对他们学业与前途的表现或结果所可能有的不接纳态度。
还有,因为学业与前途而导致的竞争,也容易伤害到学生们的同辈关系,了解友谊之于人生意义的人都知道,以友谊为代价的争竞与成功,的确导致了同辈友情蒙受损失与伤害。其次,青少年在经济与心理不平等上的困扰,所体现的是社会性关系问题,他们所真正关注的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差异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歧视和社会羞愧感,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归属感受到损害。这种群体归属感也是人生存于社会所必需的社会接纳与认同。这方面情感的缺失容易导致人的孤立,以及自身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受损。
再者,近日青少年沉溺网络的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网吧,而是已经延伸到大学宿舍,包括最高学府一流学子中间。很多人认为这是年轻人缺乏自制的结果,是技术的罪恶。
是,根据笔者接触和协助一些网络上瘾者的经验,我发现,很多学生比我们成人想象111文化透视 得更有自制力,而他们沉迷网络很多情况下是缺乏亲密人际关系所致。他们遇到问题无处求教,或求教了却得不到适切的指导,于是,他们或者以网络作为排泄情绪的渠道,或者作为逃避问题的手段。而当他们得到合适的指导和情感支援,或者找到解决问题的信心与方法时,他们可以表现出超乎成人想象的毅力与速度,离开网络。
总之,无论人们对于青少年问题的原因有多少种归类、总结与解释,溯本求源之后,都会归结到情感缺失上:一定是生活中缺乏爱的人,才有那么多的问题!一定是成长中缺乏基本的亲密人际关系的人,才有那么多的痛苦!如果今天的青少年问题比较普遍的话,那我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全社会需要爱并缺乏爱,以至于青少年的问题不再是个别现象。历史上野蛮的政治斗争与残酷的经济匮乏,已经动摇了我们几千年的血缘亲密关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与利益追逐,还有社会流动与各种学业和事业的竞争,更是使得各种血缘与非血缘的情谊遭受重创。城市父母因为忙碌而忽视子女;农村父母因为外出打工而离家在外;学校里的竞争与排名,使得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都更趋于利益化和疏离化;封建意识也使两性间的友谊与爱情都倍受蹂躏与践踏,自我意识之觉醒与人性的无知,又使现代人的婚姻频频解体 …… 还有什么样的情感资源可以赋予人生活的力量与意义呢?
不是学业与就业的压力,可以压垮年轻的心灵;也不是经济的贫穷与网络的罪恶,可以吞食年轻的生命;正是爱的缺失,才使人感到生活困难重重,才使人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反之,面临同样的学业与就业问题,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与网络诱惑,那些幸运地在相对健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可以勇往直前,可以拒绝诱惑,可以失败了再站起来,可以一路高歌,可以踌躇满志。

三、解读青春倾诉,重整内心与人生

正是针对青少年所面临的问题核心──情感的缺失与关系的失落,有识之士在不同高校开始了尝试,他们着手为大学生设计和落实情感教育与生命教育的课程。
其中一些学生在接受了这类教育之后,写下了参加课程的真实感受和生命的改变。从他们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成长环境、他们成长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可以看到大学里的这些努力所带给他们的突破,以及这些努力的局限之处。
这些努力的局限,表现在学校教育时间上的短暂性和内容上的片面性导致针对年轻人问题的教育,无法持续和深入地进行;难以使学生得到终身性持续而全面的教导;难以使他们的整个生命彻底得到更新;难以使学生认识可以为他们提供这种终身性、持续而全面教导的天父上帝。但作为这些青春生命倾述的阅读者,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他们的苦恼,并反省成年人的心灵与生活,反省这个以成年人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从而思考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帮助年轻一代能更好地成长。
如果是还没有认识我们天上伟大造物主的人,很难想像他会有什么灵丹妙药来为今日陷入重重心灵困境的年轻人指点迷津。事实上,高到国家决策者,低到普通平民父母,都对今日中国青少年问题或者自己子女的问题感到无奈和束手无策,难以提出有力的方针政策,来应对今日中国青少年思想心灵中的种种问题。
然而,认识全能天父的人知道,在人难成的事,全知全能而又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正的爱只有从上帝而来,真正对爱之饥渴的满足,也只能来自于造物主上帝。因为正是这位被称为“爱”的天父,他在造人时将这份对爱的饥渴,放在了人的里面,他知道人一切的需要,他更是满足我们一切心灵所需的神,他借着圣经教导人如何爱,并借着圣灵使人能够学会接受并付出爱。
正是因为,人因着罪而与赐人生命的上帝天父隔离了,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偏差和破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才破碎,并陷入混乱与黑暗。
只有借着信,相信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拆除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只有遵循圣经的教导,让神的话来引导和归正我们的生活与生命,让圣灵来日日更新我们的生命,哀哭才能变成喜乐,绝望才能变为盼望。让我们把中国的青少年问题交托在神的恩手之中,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所成长其中的家庭、学校与社会祷告,为左右他们的成长与生命历程的家长、老师与整个社会的父辈们祷告,恳请他们敞开心灵接受来自上帝的启示,接受来自慈爱天父的帮助,使他们确信神会开道路,神会从拯救青少年个人开始,而祝福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
无论是痛不欲生的自我问题,还是矛盾丛生的人际关系问题;无论是学业前途的迷惑,还是色情网络的引诱;无论是巨大的经济落差,还是心理种种的不平 …… 人生一切的悲苦与狂乱,都只能在有着无限怜悯与公义的上帝天父怀里,得着真正的安息,他能擦干我们的眼泪。

真平安,他今赐给我 / 小花

1985年冬春之交,父亲从济南赶回江苏老家过年的第二天,母亲生下了我。好像我的出生,便是迎接这位年轻爸爸的新年礼物,细想当年,不觉很幸福。这一年之于这对夫妇唯一的孩子,是特别的;这一年之于众多同时诞生的生命,却也是极普通的。我就和那些生命一起,既特别又平凡地开始了成长之旅。
我和母亲在乡下生活了几年,后来父亲带我去济南上幼儿园,并在那里上了两年小学。由于户籍制度的缘故,父母当时一直两地分居,但感情甚笃,他们对婚姻的持守并带给我的这份完整的家庭之爱,是我现在时时感恩的。每当母亲来看我的时候,我总是最快乐的。母亲一来,我就忙不迭地告状,“爸爸知道你要来,这几天不洗衣服。”哎,真有些小没良心,妈妈不在的那么多天,难道不是爸爸洗的衣服吗?因为年幼,大部分时候我可以无知且快乐地分享老爸的“单身汉”的生活,半夜三更还兴致盎然用酒精炉烧咖啡,夏夜坐着单车逛逛济南城,在职工宿舍的大院里跟一群老少爷们儿看电视;但还是会想妈妈的,比如每当跟别的小朋友闹别扭,人家说你“没有妈妈”的时候;被爸爸管教心里委屈,躲在被窝里带着哭腔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时候……,一方面是真的想妈妈我才唱的,另一方面却是故意气爸爸,——一个人管孩子真麻烦,辛苦父亲了。念小学的时候似乎比幼儿园自由了些,放学了一起劳动、写作业,然后一群人在厂区(父亲当时所在单位)疯玩。大部分父母都是双职工,小孩子们也都扮相统一地胸前除了红领巾,还有一串小钥匙。大家捉迷藏、跳皮筋、等爸爸妈妈下班。很多时间,我们都在一起,除了哪位同学父母有事不在家,被遗憾地锁在家里的时候。对这样可怜的同伴,我们也会待在他 / 她家门前,隔着门一块儿玩。无非是踢毽子,比谁的个数多,彼此对各自所报的个数也都相信。
班上有个女孩,父母离异。一次在她家玩,时间不早要回家。我站在楼梯半腰,她央求了好久,“别走,我会孤单的。”但我总得回家啊。我们都还是一年级的毛孩子,第一次听人说“孤单”,很书面,很特别,那安静的楼道以及她美丽的黑眼睛所传达的对我的挽留的眼神,仿佛带着我飘出现实。但在以后真真切切成长的日子里,每当觉得孤单时,就会想到那天的经历,一种对孤单的定义。倘若可以,就妄想可以跑回去,和那时的她在一起。
二年级时,母亲依然无望迁入济南,父亲只得调回江苏工作。姨父在县城一所重点小学教书,我就转入该校。在姨父家住了两年后,母亲进城租房照顾我。父亲工作在扬州,距离县城还有一两小时路程,大概两三周回来看我们一次。母亲很疼爱我,早晨我赖床不起,洗脸穿衣都是母亲抱着睡眼惺忪的我包办搞定。母亲没有考上大学,以及因此导致以后的困苦,我是知道的,母女连心。我习惯用好成绩为母亲“撑腰”,学习不失为生活的动力。而父亲以及两个叔叔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有时,他们又成为我的压力来源,达不到成绩顶峰的学习就是绵延整个学生时代的痛苦,仿佛看见自己一辈子翻不了身似的。我心疼母亲、心疼自己,也越来不懂得父亲教导的心意,和他一直又爱又恼地对立着。
初中在班上能考第一,进重点高中,而后也上了一本,每个阶段本不该那么不开心的。可我就是不满意,没有人能医治我这样的急功近利、好高骛远。也想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目标,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标是合理的呢?我满意的成绩,老师、父母会满意吗?他们不满意,会不会生气,会不会瞧不起我,不爱我?去问我的朋友答案吗?不,我们都在同样的问题里挣扎,也没有勇气去问。谁愿意面对失望的答案?那样,没有了爱,连挣扎的心思都会死的。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韩寒出现了,然后是对80后的归类和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讨论。而我们无暇顾及,如小市民般沉浸在分数里才是最紧迫和现实的生活啊。考上大学在这时已不算什么金字招牌,但考不上却依然是天塌了一般的灾难。也许是害怕丢面子,也许是担心自己不被爱,总之,考不上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我考上了,可是依然无法对爱肯定,这是一种潜藏于内心的焦虑。顺境时岁月静好、一切安稳,逆境时便如惊弓之鸟、毫无平安。唯有换一种观念,才可以拯救自己不堪重负的心灵。
大学展示的是不同于以前的一个多元世界。纷繁的活动、社团、组织,学习不再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知不觉地迷上了唱歌,很后现代地将之奉为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既然任何观念、价值都是可以并存的,选一个让自己快乐的,不好吗?在这样的观念下,我的功课轻而易举地一落千丈。
有一学期,我重修好多专业课。学院要重修6学分以上的同学,寄一份“悲哀”的公函给父母,信件地址由学生自己填写。对一个素来喜欢写写信的人来说,真是难忘的经历。我很不好意思地在信封上写下父亲的名字。走出学院大楼,立刻打个电话给父亲,报告了这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免得二老收到信太突然晕厥过去。记不清父母后来对我说了什么,但总体应该是鼓励的。这件事令我单纯地为没有失去父母的爱欢天喜地起来。至于为了重修的煎熬焦头烂额又是后话。
我还是感到不开心:换个观念生活,这样的行为终究有些自欺欺人。真正的满足与平安怎会受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倘若如此,那这种平安会是我梦寐以求的岿然不动、亘古恒久的平安吗?总要有那么一种真正的平安与真正的满足相连,总要有一个终极稳定的价值与之相适……,寻找这份安宁,是我对父母之爱特别是父爱有了肯定答案后,又开始反复思量的事情。
假期回家的时候,母亲已因工伤在家,很久未愈。这对我真的是天塌了般的事情。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现在因为母亲的状况我又多了份近乎恨的埋怨。我又无暇想着恨,母亲什么时候能好才是重要的,她要是好不了,我情愿和她一起去地狱。我想象的地狱是阴冷的,我和母亲一起,也许两个人就不那么冷了。虽然那时的我已经信仰基督,只是这个抉择似乎依然后现代味十足,仿佛是我想让内心安宁仓促给出的答案。
没几天,我的生日到了。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要和父母一起过个生日。我和父亲出去逛街买衣服。那时的爱与恨真是有点孩子气,很浓烈又很容易消散。我问父亲,你愿不愿意信基督啊。父亲说,好啊好啊,有信仰非常好,我也想要个信仰,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圣经是本好书了。我乐了,其实心里在想:好吧,那你就是我的弟兄,我便不能恨你了。这样很好!
欢欢喜喜回家,我又问了一下母亲愿不愿意信基督,她也答应了。于是和父母一起很传统地吃起生日面,谢饭时,就和父母一起做了祷告。因为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父亲边跟着祷告边忍不住笑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既然都已是弟兄姊妹,以后的相处就进入一种全新的领域了。
带着这份实在的欢乐与平安,我回到学校。之前一直痴迷唱歌,曾经马不停蹄地参加的合唱团生活、训练、比赛,如同过眼云烟,越发让人觉得虚空。我一直想拼完这学期,跟我的好朋友参加当年将在厦门举办的国际合唱艺术节,了件心愿再退团。然而合唱团的活动时间总是与礼拜时间冲突,令人心生不安。后来是牧者提议在教会——我们可爱的家里教教歌,并且教导我,基督徒不作礼拜不好。我就头也不回地离开合唱团,成了个有片小小服侍天地的姊妹了。这样的决定离不开神的引领,我始终认为:信仰既为生活的原则,原则是引导生活的理由,而生活却不能成为修改原则的借口。既然知道了正确的方向,就应该坚定走下去。困难、挣扎是免不了的,只要不放弃初衷,一切都可以得胜。或许有些说教,但更多的生活经历会使这个观点的内涵丰富起来的。正确的信仰值得如此。
大概这样的生活太幸福,初信不懂事的我在从小到大多次“恋爱未遂”后,胆大包天地开始了爱情生涯。不过实践否定了这个又一次体现着我以仓促为特色作出的选择。每一份感情怎样才算完满?分手时总归要为这样的问题伤神。可是再想想,男生女生交往是正常的,如果考虑到尊重彼此的成长,为着对方的好处而终止恋爱关系,相信是蒙神悦纳的。其实,在爱他之前,我明白什么是“他的好处”吗?我又是否预备好自己,为对方、为神负责呢?现在分手,即便不是爱情,但能学会从神的心意去爱自己、爱别人,也不失为真正使感情完满。
就这样,我所选择的信仰给了我越来越多的平安,也让我认识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意义。是他,是平安,拥抱了我的生命。基督信仰并
非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可能选项,而是生命真意的必然归宿。 从家庭、每一点平凡的经历开始,使人对信仰有最鲜活的认识和实践。历世历代都有繁华富庶、潦倒落寞之时,一代又一代的遭遇或者不同,然而对信仰、对真理、对平安、对爱的需求却没有分别。

80 后,青春即将落幕 / 布拉

1975 年,我妈 18 岁。那年冬天,她第一次从卫生所背着医药箱去给人家看急诊。看了以后她束手无策,到连部给医院打电话求援,然后又赶回去。人家嫌她没用,连口水也没给她喝,连坐也没让她坐。病号是那家人的孩子,那年刚好也是18岁。看着所有人都围着那个孩子转,我妈很受委屈。忙完已是半夜,夜色漆黑,她一路哭回宿舍,想家、想父母。同住的一个上海知青比我妈大几岁,听她说完怎么回事以后笑着说:“你已经工作了,以后不会有人再像对孩子似地对你了!”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心里一个什么开关被拨了一下,她的心态立刻就转变过来,从此以后开始了承担的人生。而我18岁在干嘛?在十好几年磨一剑地准备高考;在“早恋”、失恋、然后把一切搞砸;在以各种看似极端、其实还是保守的任性跟现实死磕。至于那场“转变”,得到七、八年后才能完成。
80后的事,说来说去,就是一场拖拖拉拉的青春期。绚烂、暴力、敏感、无知又无畏、对成人世界怀疑并愤怒……以为自己是大人了,其实还是孩子。但是前几茬的人,不管是人为还是自觉,该过去的时候自然就过去了;而80后,尤其是独生子女们,由于一直没有承担过什么责任,所以到了二十几岁还长不大。可是青春早晚有一天会过去。事实上,青春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想想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自我

在人生的头十几年的岁月里,大部分时候我每天一个人骑车上学、下学,路上跟自己说话;回家以后一个人写作业、看书、看电视、听磁带、发呆、胡思乱想;一个人独享父母的爱,同时也要一个人承担家里上上下下的期望、要求,以及家庭突变……从朋友(主要是同学)那里体会过分享的喜悦和陪伴的快乐,因而死死抓住它不放;然而孤独的气质早已渗透到了血液。
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每一次都赶上重建操场、盖新的教学楼;熟悉的街区成片成片地拆迁,童年的记忆几乎无迹可寻。搬家、转学、自行车被偷、隐私被侵犯、父母离异、失恋、从考场上被淘汰出局……当这些事越来越多地被经历时,“无力感”渐次升级。每次想要抓住点什么的时候,最后就发现只是一场空。于是彻底认清“我所拥有的只是自己”这个事实。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就逼着自己习惯“失去”和“离开”,培养出一种与己无关的冷漠,以逃避越来越残酷的现实。
81年生人的网络作家水晶珠链,在她刚刚过完20岁时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大多自我、孤独、浮躁,这是没办法的。因为时代播种这样一群人,让他们没有带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让他们不得不频频更换身边的人,以代替兄弟姐妹的陪伴。可这样毕竟少了去‘爱别人’这道程序。”就城乡差距、年代差距而言,80后没法一概而论;但是就广大的独生子女群体而言,水晶珠链所言无疑是事实。甚至这股孤绝的气质,或多或少也传染给了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而最早在2001年的“诗江湖”网站上提出“80后”概念、后于2002年夏天编完《80后诗选》、2004年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女作家春树也说:“在生活里,你应该继续高调而热烈地活着,因为看透了空虚才发现,表现率真的自我才是我最想做的。”
“自我”,给80后奠下了一切基调。在传统文化遭铲除之后,在伪信仰破产之后,在家庭瓦解之后,岸上只剩“自我”。于是它被赋予了神圣的价值。80后说:“我们的神就是我们自己。”而它的凸显,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它从未得到过真正的满足和认可。若干年后,同样是这个“自我”,因着它的分裂、空虚、懦弱、无用、暴戾、猜忌、仇恨、淫荡、自怜、迷茫等等,而让我深深厌恶自己、却又无能为力。

   物质

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全球化,物质汹涌而入,欲望蠢蠢欲动。中国人猛然间被自己的“穷”雷到了,全民焦虑。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迫,每个人都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整个社会“看到小钱不要脸,看到大钱不要命”的面孔日益清晰。80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长大的。
从零食到动画片,从洋画到游戏机,从可口可乐到麦当劳,80后哪个也没落下;并且认准一件事,能让自己快乐的那个东西,叫做“钱”。从我们生下来,生命就被浸泡在物质里,造成填满的假象,而真实的需要被迅速毁尸灭迹。至今,众多的80后以为自己的幸福就在于拥有更多、更好的物质,而自己的不幸就在于没钱。五六十年代的人抓着一根“共产主义理想”救命稻草已经虚假得可以,80后死抱着不放的“物质消费”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像是一个人永远在吃,却永远也吃不饱,甚至越吃越饿。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然而80后已经习惯了物质的享受,彻底降服在消费文化面前。
物质是80后构筑海市蜃楼的积木——我们的身份认同建立于此、人际关系维系于此、精神世界消费于此,动了物质,就是动了我们的命脉;物质又是铸成80后焦虑的病根——同是二十出头的孩子,有的在教室里读书,有的骑着三轮车送水;同是奔三十的年轻人,有的房车齐全,有的连房租都付不起……如果说父辈们的挣扎是如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安身立命的话,今天80后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如何在物质世界中谋求生存。拿北京来说,本市的没车没房很难娶上媳妇;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因没有本市户口而找不上工作,还要承受低收入、高房租的压力;那些没上过大学、来京务工的 文化透视 年轻人,则更是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从一无所有,到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什么都有,所受冲击之大、心理失衡之严重,难以想象。

父母

我敢说,在中国,没有哪一代父母像80后的父母这么爱自己的孩子。在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这第一代,身上打着共产主义信仰的烙印,只懂得奉献,不懂得享受。他们有多少,就给了我们多少。但同时,读书的机会普遍被牺牲掉的这一代,比任何一代父母都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一方面是唯恐孩子再失去读书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弥补自己年轻时的“傻”,以及后来在“论资排辈”中惨遭淘汰所带给自己的严重失衡。对于农村户口的孩子来说,读书也是唯一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咒诅的出路。结果是,80后以一己之身承受了太多人过重的爱与过高的期望,反而脆弱,甚至于自暴自弃;而父母看到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居然如此自私,心里不禁也拔凉拔凉的,只当养了一只白眼儿狼。最终,80后与父母之间,因着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无法沟通,造成至深的隔阂。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期待,我们都还不起,但我们还想走自己的路。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恨不得能像哪吒那样剜肉剔骨、还于父母,从此两不相欠,开始新生。
从记事起,就被教育要做“别人”——“你看人家怎样怎样,你看你!”经过常年被置于这种比较之下,“我不如别人”的想法,已经被一再放大、重播,根深蒂固地成为我意识的一部分了。所以80后的自我认知,永远停留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上,严重不自信。上《鲁豫有约》的时候,范冰冰被问到有什么事业上的野心之类(大意),她说她这么努力,只是为了向妈妈证明自己比她强。因为从小妈妈就一直说女儿如何如何不如自己。直到有一次,她给妈妈买了一座大房子,妈妈终于说:“你现在是比我强了。”
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学习成绩就是划分你“成分”的唯一依据,是判断你好坏的绝对标准。这是由主流社会单一的价值观决定的。至于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被严格规定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应该怎么做,名曰“为你好”。在这种家长、学校的双重专权下,80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在青少年时期遭到精神施暴的也比比皆是。对于这些遗留下来的“心灵划痕”,双方从未进行过有效的沟通、从而达成谅解。“代沟”的产生,跟年龄差距实在没有关系,而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可理喻的,谁都不愿意迈出和解的一步。
不管怎样,父母们还是成功地把他们的价值观灌输给了下一代。不论80后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叛逆、多么嚣张,骨子里每个人其实已经深深地认同了“出人头地”、“赚钱第一”的主流价值观。我身边的很多同龄人,交朋友要看父母的眼色,换工作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从小到大走的是父母给预设好的人生路,直到现在上了班、结了婚,虽然生活上离开了父母,但人格上依然不独立——父母的意志丝丝缕缕地贯穿在自己要做的每一个决定之中;自己的价值只有通过父母认同的那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检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证明。

   叛逆

春树在《80后诗选》的前言中写了这样一段:“我们的反叛不是反叛,而是理所当然。我们本身就是叛逆。我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责任感、没有传统观念、没有道德的一代。所以我们比70后以及60后、50后、40后……更无所顾忌、更随心所欲。”
80 后是依靠直觉的一代,这种直觉常常促使我们探寻真相、追求自由。小时候我最反感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别跟别人说……就说……”每次我都抗议:“干嘛又让我撒谎?我偏那么说!”长大以后,心里常常有一种恨不得102撕碎一切粉饰太平的遮羞布的暴力倾向。每一代人的叛逆,都是对上一代人的映射。一“正”,必有一“反”。不管是红头发绿头发,还是未婚先孕、离家出走,都是为了挑战权威,为了顶撞、激怒这个虚伪的、世故的、充满了条条框框的成人世界。抛开那些负面影响不说,80后这一代的进步性就在于,有了自我意识。不仅有了自我意识,还敢于将真实公之于众。而“厚颜无耻”和“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在年少无知的横冲直撞中,自己最后也弄得遍体鳞伤。青春期的能量如此巨大,总得有个发泄的出口。而此一种“叛逆”,说白了就是小朋友要糖吃,妈妈不给,于是坐在地上大哭大闹。表现形式很激烈,目的在于吸引注意力、宣泄不满,诉求是争取认同、然后被安抚。听起来很幼稚,可这是为了抵御被这个社会所同化、我们能做的唯一一点无力的反抗。只有在这些叛逆的行动中,个性才能在芸芸众生中得到一点彰显,主流之外的自我价值才能得到一点体现。
另一种是范冰冰那种“斗狠”似的叛逆——即为了摆脱父母的控制、社会的约束,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暗暗下定决心——“混不出来,毋宁死!”

偶像

这是一个全民拜偶像的时代。80后因为从小没信仰,所以更是急于找到崇拜的对象,以填补内心巨大的空虚。除了消费文化中的各种符号,恒久占据80后内心的,是一个叫做“牛人”的人。因为自身脆弱,所以渴望“强大”。那些公认的偶像级人物,比如周杰伦、韩寒、乔布斯(苹果公司的掌门人)等,都是能力强、敢为天下先、大胆表达自我的人。谁的“自我”强大,咱就顶礼膜拜谁。
同样是因为没有信仰,80后轻易就让自己沉溺。烟、酒、性、网络、文字、音乐、电影、漫画、游戏、party等等,都是上瘾的对象。尽管仍是空虚,但装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装强。麻醉一会儿是一会儿。

   网络

汤绍源在《工具中性论》(见《教会》总第11期)一文中介绍了互联网和“网族群”。“‘网族群’(N-Geners)指的是 1999 年时,界于 2岁到22岁之间的群体。”这样一来,整个80后都囊括其中。文中指出了网族群“反中心、零散、失去主体而边缘化”的特点(陈韵琳语),也提出网族群“懂得分辨何为权威,以高批判能力去选择合适的数据、并将其化成可用的信息,操控了自己的前途,并慢慢地塑造将来”(Tapscott语)。比起这些,我认为网络给80后带来的最大影响,或者说福祉,是提供了一个表达的空间。尽管这一空间也并不那么自由。
今天80后的另一大焦虑来自于生存空间的狭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放眼望去,乌泱泱地全是人,出路何在?答案是,网络。它以最快的速度赋予了每一个人话语权,实现了“人以群分”。正是在网络上跟所结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交流,满足了很多人的情感需要,给了很多人往前走的力量和信心。正处在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的人生阶段的80后,在网上逞了口舌之快,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表达。
网络不仅模塑了人们获得知识、交换信息以及娱乐的方式,还将“虚拟”深化到了社区的构建上。各种聊天室、论坛、即时聊天工具,规避了一切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会带来的实际摩擦。即便真是谈崩了,也可以一走了之,反正网上有的是地儿。而个人空间、博客、Facebook、Twitter,更是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多向式交流搭建了平台。像Second Life(第二人生)这样的三维页面网站,干脆直接以逼真的生活场景,吸引人们把在现实生活中赚的钱都花在这个虚拟社区里。
网络这种媒介,以它的即时性、匿名性、103文化透视 无所不包性,极大地助长了“自我中心”的表达和获取——有了网络,人们越来越难以忍受等待了;而网络又以它的色情内容、网络游戏、无穷无尽的电视剧等,成了滋生“自我耽溺”和供人逃避现实的另一温床。

   总结

80后如我者,曾经是个一面自我过分膨胀、一面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一面奋不顾身地追求自由、一面又被各样的事物所捆绑;一面极度需要被爱、一面又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人群疏离的矛盾体,人格严重分裂。我的生活因着各种变故而支离破碎,我的生命没有根;我以为我看透了上一代人的伪善和自欺,却没料到自己才是被消费文化和人本主义以一种更加潜移默化的方式给洗了脑;我有那么多的欲望,却不知道应该先满足哪一个;近在眼前的沉重历史让我压抑绝望,从中窥到的人性中的“恶”让我恐惧;死亡并不可怕,但是一想到它背后的“永恒”我就浑身发抖……如果不是我妈交代过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放弃生命”,如果不是我怕疼、怕黑、怕永恒,如果不是有一束大光照在了我这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身上……我现在一定不会坐在这里写这篇文章。
从罪性的角度看,80后跟前面任何一代没有任何不同;从需要被救赎的角度说,80后也与后面的任何一代无异。有所差别的,只是一些表象而已。80后只是罪的链条上的一环,是家庭树被咒诅之后所结出的又一代灵魂死亡的果实。他们亟需听福音!
对于80后的信徒群体来说,上述几个方面是我们信主后生命需要被神光照、医治、破碎、重整的地方。我们必须先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才能经历与他同复活。神不仅救我们,他还亲自养育我们。在原生家庭中所缺失、所扭曲的,他都会一一修复,将我们陶造成起初他造我们时的美好样式——只要我们肯把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在青春即将落幕的时刻,求主使我们与他的关系先恢复到“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好靠着他完成那一次蜕变,“破茧而出”,以一个更加成熟的生命去承担他给我们的托付。
随着神不断地把80后信主得救的人加给教会,如何体认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恢复跟自己、跟他人、跟权柄、跟环境的关系,完成生命的突破和重整,进而蒙神使用去得着更多失丧的灵魂,也是教会应当思考的。

一个被误解的改教家和文明塑造者——读《加尔文传》/ 许国永

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改教家像加尔文那样富有争议,既获得那么崇高的评价,又遭受那么多恶意的污蔑。对加尔文的正反两面的评价不仅在加尔文的时代是如此,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如故。与加尔文同时代的苏格兰改教家诺克斯对加尔文赞赏有加,认为其治理下的日内瓦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最完美的学校”(《改教家的神学思想》)。而博尔塞克 ·哲罗姆在 1577 年出版的一本加尔文传中,却把加尔文诋毁成一个无可救药的醉鬼、通奸者和同性恋者。现代的很多改革宗教会对加尔文及其神学思想推崇备至。但在文学界,20 世纪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异端的权利》,则将加尔文描述成为一个冷酷无情地统治着日内瓦的暴君。而中国当代的很多基督徒对加尔文这个人,也可以说乐者有之,恶者亦有之。
其实,很多人对加尔文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对他的喜爱或厌恶,也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麦格拉思《加尔文传》一书则竭力为我们澄清这些误解,并帮助我们认识加尔文这个人、他的神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喜欢读故事书的人可能会对这本书失望,因为它并不是一本传记故事,而是一本思想评传。作者并不像其他传记作家那样为弥补历史空白,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堆砌出一个一波三折的动人故事。而是用虽然不多,却确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去说话,力图为我们还原出一个历史中的“加尔文的一生”(此书的英文书名为A Life of John Calvin)及其思想。
《加尔文传》详尽叙述了加尔文从求学到立志成为一个人文主义学者,以及经历突如其来的转变,成为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家的生平事迹,其间也描述了加尔文在治理教会和执行教会纪律方面的改革措施,在改教过程中与其他改教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他与日内瓦市议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展现了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并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凝结加尔文毕生心血的《基督教要义》。作者还探讨了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关系,并着重阐发了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关于塞尔维特
作者在讨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时,花了很多笔墨评论与加尔文一生及身后的荣辱联系在一起的“塞尔维特事件”。
蒂莫西 · 乔治说,“多数基督徒,包括多数新教徒只知道他的两件事:他相信预定论,以及他将塞尔维特送上了火刑柱。这两件事都是真的,基于这两个事实,人们往往把加尔文描绘成新教的大审判官,日内瓦的暴君,以及一个阴郁、刻薄而无人性的人。”(《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麦格拉思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争辩,他认为学者们没有关注德国在 1525 年农民战争失败、1534 年围困明斯特结束之后采取的大规模处决行动,或罗马天主教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所执行的残酷处决政策,而是大肆宣扬烧死塞尔维特一事,这发人深思。进而,麦格拉思提出在 16 世纪的社会,死刑是常见且合法的执法手段。“加尔文(及其同时代人)视异端之类的罪行,为很严重的罪,因此他默认判处异端分子死刑,这多少说明加尔文有其时代性,而不能说明他是悖逆时代标准的残暴的另类人物”(117 页)。麦格拉思认为学者们不批评其他人和组织的更为残忍的处决事件,而将矛头直指至多只是间接参与“塞尔维特事件”的加尔文,有失公允,并且对这些批评者的初衷表示质疑。
另外,麦格拉思指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市议会中没什么地位。加尔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日内瓦联系在一起,但是直到 1559 年12 月 25 日,他的名字才被载入前日内瓦共和国的自由民名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加尔文在日内瓦并不像一些诋毁加尔文的作家所称的那样具有影响力。正如麦格拉思所称,“他只能通过讲道、磋商以及其他形式的合法劝导间接影响日内瓦。尽管加尔文的道德权威有很大影响力,但是他缺乏民事审判权,缺乏强迫别人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权力。加尔文可以也的确做了催促、劝诱、恳求;然而,他却无法发号施令。”(111 - 112 页)“对塞尔维特的审理、判决和执行(包括处决方式的选择),全部由市议会一手包办,而当时市议会正处在仇视加尔文的阶段。…… 为排斥加尔文参与此事,市议会彻底避开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正常教会惩戒工具——教会法庭。然而,事关重要的宗教争议,他们无法完全摆脱加尔文。他最初以间接的第一举报人身份参与此案。之后,加尔文又作了此案的神学专家证人。”(117 页)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加尔文曾试图将火刑改为更为仁慈一些的砍头,但市议会却不予理睬。
麦格拉思还指出,市议会之所以要处死塞尔维特,不仅仅是出于信仰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担心塞尔维特等异端分子可能对日内瓦脆弱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致命的威胁。麦格拉思在总结“塞尔维特事件”时称,“可叹的是,每一个主要的基督教团体在追溯自己在 16 世纪的历史时,都会发现其操守记录上溅满鲜血。罗马天主教、信义宗、改革宗和圣公会都曾直接——或像加尔文一样间接地——宣判处决过他们自己的塞尔维特。公正地说,将加尔文单列出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好像他是这股邪风的始作俑者或者特别有力的可耻支持者,而其同辈则大都思想开明,期望废除这一刑罚一样。”(120页)
那当代的基督徒该如何看待加尔文和“塞尔维特事件”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那种不假思索,便对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妄加指责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但同时,我们也应避免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即,因为加尔文对新教的重要影响,而对塞尔维特一事避而不谈,或者过分地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一事辩护。博尔塞克和茨威格等人,对加尔文进行妖魔化固然不对,但过分地对加尔文进行美化,而陷入领袖崇拜也是很危险的。
蒂莫西 · 乔治称加尔文,“同时是罪人又是圣人”。作为改教领袖的加尔文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也免不了会犯错。而作为一个生活在人类有限时空中的人,他又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标准来要求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待已往的过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勇于面对。对自己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引以为戒,避免在未来重蹈覆辙。现今的时代,已经很少通过流血的方式来抵制异端。但是,对于基督教异端众多的当代中国来说,正确地面对“塞尔维特事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加尔文主义
麦格拉思在书中区分了加尔文和以贝扎为代表的加尔文主义,提出加尔文主义不仅是受了加尔文的影响,而且还使用了其他神学和方法论方面的资源。作者认为“改革宗”一词比“加尔文主义者”更贴切,因为“改革宗”没有暗示完全依靠加尔文一个人。
作者指出加尔文在其一生的著述中,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神学系统。但加尔文主义者却发展出了一个以预定论为核心的逻辑严密的神学系统。
加尔文在其神学研究中,不太注重理性,“对神学采取归纳和分析的方法,关注耶稣基督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而探究这一事件的含意”(212 页)。加尔文主义者贝扎却深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采用演绎和综合的方法来发展基督教神学思想。
在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中,预定论只是作为其救赎教义的一个次要方面,主要是为了解释在传福音之后,人为什么有信与不信两种不同的反应。而在 1559 年版的《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将探讨预定论的内容置于解释恩典教义之后,而没有放于探讨上帝的教义中。加尔文还强调预定论是属于上帝奥秘的范畴。
而贝扎却将预定论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理,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这一原理对基督教其他诸多教义的影响。他认为上帝的命令是从参照预定论教义而确定的,如此,预定论成为核心教义,从而影响了其他教义,比如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论、因信称义、圣餐等教义。
加尔文本人从未说过基督仅为选民而死,而贝扎则受到两位意大利作家威尔米革立和赞基的影响,提出“有限的救赎”的教义。贝扎派虽然与阿米念在绝对双重预定论教义和有限救赎的逻辑推理上起了争论,却在后来的多特会议(1618 - 1619)中取胜,从而确立了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TULIP)。
虽然加尔文主义从加尔文得名,但其神学思想却与加尔文有很多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明加尔文主义者歪曲了加尔文的观点,我们只能说,加尔文主义吸纳了加尔文的思想,但同时也采取了其他作家的思想,加尔文主义思想是一个混合体,它具有各种神学源头。
加尔文主义这种博采众长的特点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意义。当代很多以“改革宗”来称呼自己的新教徒,在神学思想上很看重改革宗传统,而对其他神学传统比如天主教、信义宗甚至新派神学中的有益的神学思想,不假思索地一律拒之门外,岂不知发展出改革宗思想的“加尔文主义者”在创立其神学思想时,也借鉴了其他神学传统的思想。比如贝扎在对待预定论时,并没有像加尔文那样,将其作为救赎教义的一个次要方面,而是追随了天主教神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 · 阿奎那,将其作为有关上帝的一项教义来处理。现代的基督教非常强调宗派性,但对宗派身份的肯定并不等于“闭门造车”、“固步自封”,我们应该效法加尔文主义者,吸纳其他宗派中的一些有益的神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使改革宗的神学思想更能回应新的时代所提出的挑战。
关于新教工作伦理
正如《加尔文传》一书的副标题 A Study in the Shaping of Western Culture(中译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所揭示的那样,此书用了大量篇幅研究了加尔文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加尔文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基督教本身,而且从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化。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尔文提出了新教工作伦理。
很多基督徒在工作面前都有过这样的困惑。信主前,大家常常把工作视为实现个人价值和赚取金钱的手段,在单位努力进取,态度也很积极。然而信主之后,大家在工作上反而有点“不思进取”了。很多信徒把教会中的服侍看得比一切都重,认为只有这才是神圣的,而世上的工作是世俗的,不那么重要。因此工作都不那么卖力了,有些人甚至仅把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恨不得把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教会里。一些人则很注重灵修生活,而不太注重日常的工作。他们甚至还从圣经里找到了根据,因为福音书里教导我们要作在主脚前静静听道的马利亚,而不要作为工作烦乱的马大。
那么,工作对于基督徒来说真的不再重要了吗?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工作伦理,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一疑惑。
麦格拉思在《加尔文传》中提出,“加尔文坚决主张上帝呼召每一个信徒在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服侍他,这点为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232 页)。加尔文认为基督徒不应该爱世界,但是由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我们应该肯定它。基督徒应该怀着喜乐和感恩住在世界上,却不被世界所捆绑。并提出,“举凡信徒都奉召成就世俗事业”(《基督教要义》4.12.10,16)。加尔文也不太强调“静思生活”,他坚持认为基督徒的默想和祷告必须融入日常世俗生活的挂虑和事务之中,而不是与它们脱离。
加尔文主义强调预定论,人们可能会以为既然一切都出于上帝的预定,人就没必要对当前的世界投入多少,但是加尔文主义者的预定论观念实际上塑造了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麦格拉思说,“在理论层面上,预定论似乎鼓励人清静无为:既然一个人已蒙拣选,那为何还要费劲地主动有所行动呢?然而,预定论带来的果效却与此恰恰相反:为了确保自己已被拣选,人必须全心投身世界,在世上有合适的行动。”(241 页)“信徒只要遵守圣经的指引,积极参与世界上的事务,就能明确他的呼召,在他或她已蒙拣选的问题上有内心平安”(241页)。在加尔文主义者看来,工作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类活动中最值得称道的活动。“因此,工作被视为意义深长的属灵活动,又是对社会有益的祷告形式。工作同时融合身体和精神活动,透过工作,人既能履行造就社会的职责,也能获得得救的确据”(244页)。
加尔文及加尔文主义者的这种“新教工作伦理”影响了西方文明,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如麦格拉思所言“这种看法也为小人物的日常世俗活动赋予了新的意义”(244页)。而其对于当代的中国基督徒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工作观,走出教会与世界“圣-俗”二元对立的误区,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以及教会中的服侍,将职场作为我们的修道院,在其中服侍上帝,并操练我们的品格。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简介 /Stephen

一、写作的历史背景

1533 年 11 月 1 日科普发表的讲演,由于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认可及在法国鼓动宗教改革的勇气,使法国政府对法国境内的宗教改革采取了严厉限制的态度。科普与加尔文都不得不逃离巴黎,四处躲藏。加尔文是由于被认为与科普的讲演稿有关联而被牵涉其中的。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即 1534 年他还在法国时,写作了这本著作的第一版手稿。据英译者的看法,当时,“杜 · 蒂勒(Du Tillet)家庭在安古莱姆的克莱克斯地方 (Claix  in Angoulême)为加尔文提供了庇护及‘一个安静的窝’,我们至少可以猜测那里的大图书馆很可能为加尔文写作这本书提供了参考”(《基督教要义》英译者介绍 1 节)。
不过,1534 年 10 月 18 日发生的标语事件,即在大街上、公共建筑物甚至皇宫里出现了反对天主教的传单,使法国国王开始对改革派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不少人被捕并被施予火刑。于是加尔文在 1535 年 1 月离开法国到了巴塞尔,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研究的地方。到达巴塞尔后,加尔文开始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这本书的写作上,直到 8 月 23 日完成这部著作。
就是在这期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提一下,因为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加尔文对这本书的写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一是这年的 2月加尔文记录下来的一份政府报告,指控被政府所通缉的宗教改革者都是“重洗派以及试图推翻政府的人”。按照英译者的看法:“加尔文确信这样的公告给了法国政府杀戮更多人的借口。因此如果他闭口不言,这是极端的懦弱和对自己同胞的背叛”(《基督教要义》英译者介绍 1 节)。二是当时法国的红衣主教杜普拉(Cardinal Duprat)在那年 7 月去世后,法国政府正式邀请了墨兰顿(Melanchthon)和布塞(Bucer)来巴黎作宗教改革的顾问,并重开了两年前开始却一度中断了的与路德宗的会谈。但与宗教改革者的合作与会谈于1535年8月28日宣告结束。而对于法国的宗教改革者来说,他们极盼法国政府能够有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宗教政策。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即 1535 年 8 月 23 日,他写出了这本书的序言——给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信。当 1536 年 3 月这本书在巴塞尔出版的时候,它封面上的拉丁书名可以翻译为:基督教要义,包括几乎一切敬虔之要义以及一切认识救恩所必须的教义。一本值得所有热诚追求敬虔之人阅读的新作。给法国国王的序言,并且本书呈献给他,以作为信仰的告白。努瓦永的约翰 · 加尔文,1536 年于巴塞尔。
从这里看,1536 年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的写作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它是基督教教义的一种概要,基本上按照路德教理问答的结构来设计。从这里可以看到路德改教思想对于年轻加尔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寻求宗教改革的追求者们向迫害他们的君王所提出的信仰告白。这方面可以反映出加尔文对于教会外社会问题的关注。
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由六章构成,前四章主题与路德新近的教理问答相似:律法、信经、主祷文及两种圣礼。第五章涉及到对其他五种圣礼的反驳;第六章讨论到基督徒的自由以及教会与社会方面的教导。1536 年的《基督教要义》在出版一年之后就全部售罄。于是加尔文在 1538 年开始修订他的这本书,一直到 1539 年 8 月完成。1539 年版的《基督教要义》由原来的六章扩展到 17 章,增加了学术思想的份量,以及神学的主题,如对上帝的认识、旧约与新约的相似及差别、预定与护理,以及基督徒的生活等。并且,从这一版开始,加尔文谈到他修订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准神学生用来预备自己研读圣经”。
1543 年,《基督教要义》出版了第三版。这次加尔文又增加了四章的内容,使这本书变成了 21 章。这个版本于 1550 年及 1553 年再版时只是调整了个别的段落,篇幅和内容并没有增加。不过,到那时为止,加尔文对这本书还一直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在他的后半生中,尽管他由于极度的劳累,身体常处在发烧状态,他还在努力地对其进行修订,直到 1559 年出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版。这一版从篇幅上比上一版增加了 80%,从原来的 21章增加到了 80章。在 1559 年拉丁文版的封面上,这本书的书名是这样写的:基督教要义,首次排成四卷本并极为实用地根据确定的标题划分了章节,篇幅和内容大大增加,几乎可以视为一部新著。
1559 年版的《基督教要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的最后形式。

二、目的与结构

了解加尔文为什么给他的这本著作起名为《基督教要义》(Inst i tutes  of   Christ ian Religion),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这本著作的结构与内容。
我们今天所译为“要义”的拉丁词“institutio”,它的字面含义有“教育”、“教导”、“指导”。在加尔文之前,许多拉丁作家都喜欢使用这个词来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距加尔文最近的两位著名思想家,伊拉斯谟(Erasmus)和布代(Guillaume Budé),都对加尔文有着重要的影响。伊拉斯谟的《基督徒君王指南》(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1516), 在 当时是极为流行的一本书,其中的主题就是对基督徒君王的教育或者道德指导。布代的《君王指导书》(L’Institution du prince,1516)一书其实谈论的也是相似的主题。这本书虽然直到1547 年才出版,但由于加尔文与布代家的紧密关系,他很可能在出版之前就看过这本书。所以,可以有较好的理由推测加尔文是在这两位思想家使用这个词的语境下来用这个词的。如此的话,中文译为“要义”的这个词,如果之前给我们的误解是:基督教教义的要点,那么就当更恰当地将其理解为:信仰生活的指导书。这与 Christian Religion(很容易被理解为“基督教”)的理解也能够联系上。这里,在加尔文当时所使用的拉丁语境下,Religion既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宗教”,也可以在更直接的意义上理解为“宗教敬虔”。加尔文在他的这本书中常把信徒称为“敬虔之人”。因而他的这本书的主题,由其名称引来的一个可能理解,就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指导书”。
加尔文在写作这本书时,他的直接动机并不是想写成一本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系统神学”的教材。在 1536 年版的标题中,这本书就被描述为“包括几乎一切敬虔之要义”。其实从内容上来看比较接近于一种教理问答手册。不仅结构上比照了路德的教理问答,形式上也被设计成一种开本较小可以直接放在口袋中的生活指南。
但到 1539 年版的时候,他的更基本的目的被表述为“让准神学生用来预备自己研读圣经”。就是说,如果基督教的敬虔生活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那么,加尔文的这本书是关涉到“研读圣经”的一本导论。如果我们今天区别系统神学与圣经神学,那么,在加尔文的时代,加尔文并没有把自己划在系统神学家的行列,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位圣经神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几十卷的圣经注释。但在他开始这个庞大的终生性的计划之前,他打算用一本导论性的书来专门讨论圣经中与救恩有关的一些重要主题,使得敬虔之人在研读圣经时,不至为不能够充分了解这些神学的主题所苦恼。同时从方法上,他也可以避开他之前墨兰顿进行圣经注释时,在他看来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即时常会离开正在注释的经文,而就某个主题进行大段的讨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是一本圣经注释的导论,目的是为了让他的读者能够因此更为深入地进入到圣经的主题及其真理之中。
了解到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他的这本书中,何以会有大量的圣经引文。加尔文不是一个创造体系或者系统结构的神学家,他的神学讨论是围绕着圣经的主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圣经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要义》没有任何的结构,不过,这种结构并不是纯粹逻辑地构建起来,而是有着他注释圣经的某种历史的偶然性:《基督教要义》的四卷结构与他首先进行的《罗马书注释》有着紧密的关系。只有在与《罗马书注释》相平行的对照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加尔文何以会在其第一卷中首先讨论“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总之,加尔文的这本书并不是严格地按照某种系统神学的逻辑结构建立起来的。如果说第一版《基督教要义》还有某种教理问答的内在结构,那么在随后的修订中,尽管加尔文可能也想尽量地使其中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但我们要看到,使各部分相互关联起来的主要线索是他对圣经,特别是《罗马书》的注释。

三、内容及主题

《基督教要义》的四卷内容是按照如下的主题划分的。
第一卷的主题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其中包括 1、人认识自己与认识神的关系,人对神的自然认识的局限;2、圣经的启示与引导;3、三位一体的神;4、神的护理工作。
在第一卷中,加尔文没有像当代的一些神学家(如巴特)那样反对人通过神所造的世界来认识神。在他看来,每个人的里面,由于被上帝所造的原因,自然地就有着某种“敬虔(宗教)的种子”。与《罗马书》的基调一致,人正因此而在上帝存在的问题上无可推诿。不
过,加尔文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自然认识的有限性。他的这个比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那些年老眼睛昏花和视力很差的人,如果给他们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籍阅读,即使他们能够认出这是某人的作品,但除非他们戴上眼镜,否则根本无法阅读。同样,圣经使我们迟钝的心开窍,并使我们原先对神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从而能够正确地认识独一真神。”(《基督教要义》1.6.1)这个比喻中,神所造的世界是一本彰显和述说神荣耀的大书,但除非我们戴上圣经的眼镜,否则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模糊的景象。知道有神,却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真神。这种视力昏花是由于人的堕落造成的。
第二卷的主题是“在基督里认识神是救赎
者”,其中包括:1、人的堕落与全然败坏;2、律法与自然律;3、旧新两约的不同与相似;4、基督作为神与人的中保;5、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在第二卷中,加尔文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人的全然败坏。这里他所说的“全然”是指不仅是人的身体,就是人的灵魂也都败坏了。就对人的认识来看,作为一个以上帝的启示为神学思考之基础的思想家,在加尔文看来,其与所有人本主义的哲学家的根本区别就是:神学家们从来不避讳谈人性中的罪。尽管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由于人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因而每个生命中都有其来自神的神圣而不可剥夺的价值与权力;但自亚当堕落后,人性深处的罪也是认识人的真实存在所不能够回避的。对于世俗的哲学家们,加尔文的这句话说得十分准确:“几乎在每个时代,当有人以最动听的话语公开地赞美人性时,便会大受欢迎。然而,不论这叫人自我满足的赞美如何堂而皇之,却仍然只是自我陶醉罢了。”(《基督教要义》2.1.2)
正是由于对人的罪性有深刻的认识,使像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思想家对人的认识与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世俗哲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有人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堕落的状态中,人里面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超过理智所起的作用。哲学家们总是强调人是理智居支配地位的人,下意识以为“应该就意味着能够”,从而在理智可能支配意志的前提下强调人意志的自由。但加尔文在这一卷中对人的意志败坏的论述更接近于保罗《罗马书》的思想,即人的意志实际是受到束缚的,理智倒是在为意志的选择寻找理由。
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其实就是人在堕落情况下是否会主动地选择善。在今天的语境中如果我们作一个区别,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神学家与哲学家在这个方面的争论。谈论意志的自由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发问:意志作为一种内心深处的意愿,在其最初“动念”或者“起意”时,是否可能处在理性的掌握下,使之作出符合善的选择?大概除了哲学家,出于他们的信念,经过复杂的论证后,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外,普通的人不敢轻易地得出这个结论。而传统的神学家都认为,个人里面这种最初的“动念”或者“起意”,在人的堕落情况下是不受人自己的控制的。即使人为自己的这种“动念”找到了一种理智的甚至是善意的说明,也可能是事后的,并且只反映了某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善”。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与奥古斯丁一样认为堕落人的意志不可能选择善,因此其是不自由的。但人的意志在第二个层面上是自由的:在动念形成意愿后,个人经过理智的计算与权衡,在两个或数个意愿中作出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神学家与哲学家的观点一样: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过,这里已经不再涉及到选择善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意愿都带着个人中心的色彩,这是靠人不能够超越的,除非是人经过死里重生。
加尔文尽管强调人性的全然败坏,但他主要是在属灵的层面上讨论这种败坏带给人的影响,而没有否定按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在世俗的事务中所具有的优越能力。这里,加尔文使用了一个重要观念:“普遍恩典”。正是在神的这种普遍恩典之下,他肯定了人类在科学、艺术、社会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在科学方面,他说:“主若喜悦我们在物理学、修辞学、数学,以及其他学科上,借不敬虔之人的成就和劳力得到帮助,那么我们就当使用这些帮助。我们若忽略神在这些学科上白白赏赐人的才能,我们理当因这忽略受罚。”(《基督教要义》2.2.16)
在历史上,加尔文曾被看作是一个反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极端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例如,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广为流传的《西方哲学史》中,就曾不加检查地引用前人的话,认为加尔文在其《创世记注释》中愤怒地叫喊说:“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经之上”这样的话,从而将加尔文看作是明确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冥顽不灵”的教士(《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 年,47 页)。而麦格拉思经过研究后发现,“加尔文从没有在他的任何著作中写过上述的话,并表达出上述的愤怒。”(《加尔文传》序言)恰恰相反,今天的研究表明,加尔文对于科学是持远比我们知道的更为积极的态度。
第三卷的主题是“我们领受基督之恩的方式”,其中涉及到的主题包括:1、信与悔改;2、基督徒的生活;3、称义;4、预定;5、末世。
本卷的 6 到 10 章常被称为论及基督徒生活的“黄金之书”,不只是常被推荐,也经常被印成小册子单独发行。加尔文在这里少了其他章节中常出现的论战,而更多地表现出从一个牧者的角度对基督徒的劝勉。这里,加尔文给信徒描述了一种“舍己”—“背十字架”—“盼望永世”的生活模式。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模式中,一个总的生存目标就是效法基督。当然每个人在世上都有自己的软弱,但这不当成为拦阻我们生命迈向成熟的理由。“我们每个人都当在神的真道上努力前进。我们不可因为自己缓慢的速度感到绝望,因为即使我们的进度与
所盼望的不同,但只要今天比昨天更进步,我们就不至于一无所得。我们只要真诚和单纯地仰望这目标;不奉承自己,或为自己的恶行找借口,而要殷勤地达到这目标:在善行上日胜一日,直到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基督教要义》3.6.5)当然,达到完全是我们所盼望的在天上达到的目标。
在这种语境之下去看本卷 21 到 24 章所讨论的预定的主题,我们是否会感到其中有些“逻辑上”的矛盾?如果基督徒每天要如此殷勤地通过操练舍己、背负十架、默想永世来让自己在生命及善行上日日更新,那么我们是被上帝所预定的其意义在哪里呢?反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是上帝所预定和拣选的,我不好来享受他给我的自由吗?其实这更像是现代人思考问题的逻辑。在加尔文这里,基督徒的自由确实是建立在神的预定的基础上,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在 20 章讨论完“基督徒的自由”这个主题后进入到上帝的拣选与预定这个主题。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在世上效法基督、过一种日日更新的生活正是出于在自由中对神的渴慕。而人在这种自由中对神白白恩典的回应,正反映了盟约的两方面含义。
这里麦格拉思曾提醒我们,不要把预定论看作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核心或者贯穿的逻辑线索。加尔文在这里只用了四章来讨论这个主题,并且是在讨论完借白白的恩典称义以及在基督里得着自由之后的语境中讨论的。因为与其说预定的讨论在这里彰显的是上帝的主权,不如说彰显的是上帝的怜悯与恩典。由此,加尔文在救赎论方面的改教思想就与路德的思想一致起来:路德是通过“因信称义”来强调我们得救完全是靠恩典;加尔文是通过神的“双重预定”来强调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恩典。
第四卷的主题是“神吸引我们与基督相通并保守我们在这相通之中的外在方式”。其中涉及到的内容有:1、教会的治理;2、教会的圣礼;3、教会与社会的关系。
加尔文在这卷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内容就是教会的治理,以及教会与社会(政府)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他对教会问题的讨论正是放在了教会与社会这个大的框架中来讨论的。这一点可以从这一卷的名称中看出来。
从他对第四卷的总标题的命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教会与政府对于帮助信徒继续存留在基督的恩典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不只是教会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各自的作用既是不能够彼此替代的,也是相互补充的。在这个角度将教会与政府相提并论,是路德及重洗派的两个国度的理论所不具有的。我们可以把加尔文的观点概括为“分
别但不分离,互补而不对立”。
分别:教会以属灵的教导及劝诫为主;而国家则以用强迫手段执行法律为主。教会没有权力运用刀剑来施行惩罚或管教,没有强制的权力,没有监禁或其他刑罚,就像政府官员所使用的。那么她所关心的目标就不是强制罪人的意愿加以刑罚,而是通过自愿的惩罚来宣认悔罪。所以两者完全不同,因为教会不能逾越任何属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事务,政府官员也不能担当任何属于教会的事务。
互补:但就政府具有第一个方面的功用来说,它和教会有着某种共同的目标:维持人们的宗教敬虔,保护教义的纯正。这一点具体体现在,政府所设立的法律,应当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
基础上,或者至少与普遍的自然法不相冲突。为了帮助建立合上帝心意的法律体制,在加尔文看来,教会(特别是牧师群体)有责任向政府官员解释在某种处境下上帝的话语有何要求,即教会有教导官员甚至协助立法的责任。而反之,政府官员则有按照合宜的法律保护教会,甚至协助教会铲除“异端”的责任。
加尔文的这本著作包括了基督教信仰的方方面面,限于本人的学识及本文的篇幅,很难在一个简介中涵盖全面,本文的内容只是信手摘来几朵小花而已,具有相当的随意性。笔者盼望此文能够激发读者对于所介绍之书的兴趣,自己直接从那个思想的宝藏中去汲取营养。这本书肯定有它的局限性,但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在教会信仰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在寻求圣经真理的心志引导之下,这本书还是会给我们的生命成长带来诸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