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乐章——追思主的使女、一代忠仆杨心斐/基立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7—8)

2011年7月23日,我们所敬爱的心斐姨卸下了世上一切的劳苦,带着丰满的生命果效荣归天家,得享主耶稣所预备的永恒荣美的安息。我们都爱她、敬重她,因为她曾经为主的缘故,用爱、用真理、用生命服事了我们众人。她实实在在是我们大家的“心斐姨”。神在最适合的时间接她回家休息,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伤痛。甚愿这几天来的追思礼拜,能激励我们与主更亲,爱主更深,事主更诚,见证更美!

心斐姨1928年出生于福建厦门港礼拜堂一位牧师的家庭,从小就接受很好的属灵的熏陶和严格的训练。15岁时在一次夏令营会决志悔改信主,重生得救;18岁蒙主的呼召,并考上福建音乐专业学校;22岁时院校合并,到上海音乐学院继续深造,25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音乐学院,是全系第一名。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文化局工作。在圣灵的引导下,她响应神清楚的呼召,毅然放弃文化局的工作,回到厦门家中,那时她26岁。她一边教几个学生学声乐和钢琴,照顾供养家庭的需要,一边在教会里参与服事。30岁那年,因着坚守纯正的信仰,不加入“三自会”的缘故而遭逮捕,监禁于劳改农场。12年后被流放到福建山区武平县永平公社插队劳动。那时她已经42岁了。1974年46岁时,终于获得释放,回到厦门到今日,一直是以自由传道者的身份在厦门和福建各地服事主,服事弟兄姐妹。她的足迹遍布中国的许多地方,也到过香港、新加坡、以色列、澳洲、美国、俄罗斯等许多城市和地区,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1958年,就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岁时,为了持守纯正的信仰,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她被投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牢里。被人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切,全然被埋没在荒凉混乱、阴暗潮湿的监狱里。很多次她被审问﹕“你还信上帝吗?”只要她说一句“我不再信了”,第二天就可以解除镣铐回去与家人团聚。但在这关键的问题上她一点也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情愿为着信仰而放弃自由。她牢记主所说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路12:8—9)审问人员恼羞成怒地吼叫:“那你就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她被判定是出不了监牢的人。当她从监牢获得释放时,曾有一位在大学历史系当教授的亲人很尖锐地问她说:“你是从大门走出来的,还是从狗洞爬出来的?”她坦荡地回答说:“那是因为‘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124:7—8)无论是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她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在劳改农场劳动时,曾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她要翻山越岭,独自一人看守六百亩渐渐成熟的果园,防备猴子和野兽毁坏果树。每一个三更半夜她都要忍受露水、寒风、蚊虫、疲乏的煎熬,还有难以忍受的饥饿。面对着极大的诱惑,几个月下来,她一个果子也没有偷吃,连一个也没有。始祖亚当、夏娃因树上的果子而失败了,心斐姨却靠主胜过了。漆黑的夜晚、起伏的山岭,成了祷告和赞美主的地方。在那里只有她与神在一起,这是在劳改农场劳动时最享受的时刻,她将从小时候到长大所学的诗歌一首首地唱出来,用最美的歌声唱给神和天使听。

从1958年被捕到90年代,她的家曾多次被抄、被搜查,然而除了信仰问题之外,人们再也找不出她有任何错误过失。她圣洁的生命见证了自己的信仰,见证了主耶稣的名,连逼迫她的人也从心里佩服她。她无所畏惧,就怕得罪神。光明磊落,常存交账的心态,在神在人面前,存着一颗无亏的良心。她记牢主说的话:“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路12:4—5)

1974年,她回到厦门家里,就全身心地投入教会的建造。她先在自己的家中开始家庭的崇拜与儿童聚会。几年辛勤地服事与祷告,逐渐地建立了各种不同年龄段的小组聚会。不仅有儿童主日学、还有少年人、青年人、姐妹、大学生、中老年人及传道人的小组。基本上是以祷告、查经为主,加上专题的分享与交通。在那个时期,学习材料奇缺,她自己编制教材,按序有效地牧养带领各个小组。这些小组的聚会人数不多,活动比较方便,出入自由,很有活力;也让很多人有学习服事和操练的机会,可以发挥各人的恩赐,肢体之间关系密切,彼此关怀;同时也适合当时的环境。这些小组、团契就是形成今日教会的雏型。记得当时有一位海外教会杂志的主编来到厦门,参加了家庭式的聚会,惊叹说:“这真是原始教会的模式!”

80年代后期,沿海一带家庭教会兴旺起来,得救人数不断加添,这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他们采取了种种的逼迫、打击、限制的手段。面对着有关人员的劝说和恐吓,她坦然平静地回答:“从上到下各个部门常常开会,大会小会开个不停,各种宗派也都在开会,就连街道、居委会也在开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不允许开会?圣经明白告诫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来10:25)国家宪法赋予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集会言论等等的自由,这是每个公民拥有的权利。你凭什么不允许我们聚会,是根据哪一条‘法’?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开会,直到今天也一样。”这些前来劝阻的人吓了一大跳。怎么这样一位老太婆竟然有如此高水平的言论,真不可思议。

心斐姨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她同样有人的种种需要。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她曾有一位男朋友,只因为彼此所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分手,她为此曾经很伤心难过。她从劳改农场和山区获释回到厦门后,也曾有过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念头,只是神在她身上并没有这样的安排和带领,她顺服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引导和计划,一无挂虑地为基督和他的福音效力,专心讨主的喜悦。她没有成家,却是帮助引导许多的弟兄姐妹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并教导年轻人如何按圣经的真理过好婚姻与家庭生活。如今在教会里服事的姐妹们有许多都是她一手培训出来的。

和她在一起服事,你能够感受到稳妥、安全和喜乐。她在三个弟弟、弟媳和许多的侄儿侄女的大家庭里过家庭生活。可贵的是,就在这个大家庭中,她建立了厦门最早、最美的家庭教会。她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无数归向神的人,栽培、建立了各种年龄段的人。一批又一批的传道人从这个家庭教会成长出来,分布遍及了许多地区。三个弟弟、弟媳和他们的后代都在她的影响之下,投入教会的各种事工,其中有三个侄儿、侄女成了全时间事奉神的传道人。她将家庭与教会紧密地联结在基督耶稣里,更是将“家庭教会”的内涵,活泼生动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她帮助造就了许多人,在她年迈患病期间,就有四面八方的亲友和主内肢体纷纷给予多方的关注和照顾。神为她预备了一位忠心的姐妹,前后几年,日夜守候陪伴在身边,一直到她走完人生的路。

90年代初,神忠心的仆人、主内的前辈戴绍曾牧师和心斐姨等人看到了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把握时机,及时举办密集的神学培训,使那些已经在工场上服事的传道人能接受比较系统的圣经神学培训。从1992年至2002年,整整十年间,栽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注重生命品格、有正确的圣经基础和神学观念的时代工人,他们分布在各个城市、乡镇、山村、海岛,为基督作美好的见证。

在整整十年神学培训过程中,心斐姨每一期都和学员在一起,就像学生一样,专心地听课,认真记笔记。培训期间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完整的时段,各地的学员相聚一起,每个学员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在教会里的服事、与同工之间的关系、家庭夫妻的关系、儿女的教导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她与大家一起讨论、思考、分析、辨别,最后再整理出正确的答案。这个时段也给学员带来极大的帮助,许多学员心中的困惑和难题获得化解,同工间的关系被理顺,道路也更加清晰。

心斐姨不仅和大家一起学习、做作业、讨论,并且提供处理难题的方案,也帮助扶持一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学员,不断地给予支持和鼓励。心斐姨非常注重学员生命品格的塑造,严格要求大家必须遵守课堂纪律,按时上下课、完成作业、按着规矩休息、睡觉、灵修。衣着要干净整齐,房间铺盖、被子、洗手间等等都要整洁、有序。每一期的学习虽然只有几天的功夫,然而却是一次非常棒的训练过程,对以后的生活与服事有难以形容的影响。她的家,不仅是一间教会,也是一间学校,在这里训练出一批批神国的工人。她是最好的牧师、教师,也是最出色的辅导员。

从1997年开始,我们从已经受过比较系统神学培训的学员中挑选一些灵命成熟、有教导恩赐的同工,一起举办在各地区的神学培训班。心斐姨与我们一同策划、安排、设计各地的培训事工。她自己也亲自到各个地区的培训班去教导学员,她教的科目是“基督教伦理学”。这一项培训事工给各个地方的教会带来复兴与拓展,其影响非常深远,直至今日这项培训事工还在继续。

2003年12月,她应邀参加《生命季刊》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在会上有非常宝贵的见证和分享。从美国回到厦门后,她显得比以前更加繁忙。海内外有许多主内肢体纷纷前来拜访探望她,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渴望与她交通、谈论。她也乐于接待每一个到她面前的客人,用心聆听,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她实在太忙了,负担太多了,太重了。2004年,她突然脑溢血住进医院,经过抢救终于从监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那天下午,恰巧是每个周五下午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同工会(这是从1974年回厦一直到她离开世间,几乎没有停止过的聚会)。在病房里我们见面时,她舌头还有点僵硬,却清楚说出第一句话﹕“生为主生,死为主而死!”接下来她非常诚恳地说:“我要悔改!”那个时刻我深深地受震撼了!我觉得非常地稀奇,她这样将自己的一生全然奉献,为主的缘故,舍弃一切,此刻她所想要表达的话竟然是“我要悔改!”她实在是一位敬畏神而且有神同在的人。

2007年12月,她坐着轮椅和我们一起参加《生命季刊》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她在大会上讲道和带领祷告,恳切勉励众教会、众信徒要悔改归向神。她讲解了《启示录》第二章,并以丰富的生命经历和阅历,列举许多事例作为鉴戒,提醒众信徒当谨慎自守,不要贪恋恶事;她以犀利的洞察力剖析了混杂在教会里的错误邪僻的教训,提醒教会要警醒,要抵挡假先知的教导。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纯正全备的善道。

从2004年起,她曾多次患病住院。神也一次又一次将她从极重的危险中抢救出来。长期的牢狱折磨以及不辞辛劳的服事,使她的身体非常衰弱,内脏的一些器官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脑溢血致使她一手一脚麻木,行动很不方便。然而她依然把握每一个机会,参加各种的聚会。她实实在在成了轮椅上的传道人。只是每一次讲道、作见证时,她一定是从轮椅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传讲真理的道。

心斐姨安息主怀后,她的侄儿按着她生前的心愿,在她呕心沥血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会堂里,举办了追思安息礼拜。六堂的追思礼拜,有六篇信息,传讲神在她身上奇异的恩典和作为。更是有众多的同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讲述了心斐姨伴随着他们一同学习、生活、事奉的经历与感受,追忆了她爱心的付出和美好的生命见证,感人至深。接连六堂的聚会之后,我们依然觉得言犹未尽,尚有许多话要说。神召回自己忠心的使女,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神的工作仍在继续,新的一代已经兴起,生命在延续,一刻也没有停歇!

回顾心斐姨生命历程的片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神的确是将她作为荣美的恩赐和见证,赏赐给中国家庭教会。她以生命为讲坛,以生活为讲章,传递生命的信息。无论走到哪里、摆在哪里,都是那么美,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她的生命也像一首美歌,平凡的生活和服事以及漫漫的苦难历程,就如一串串的美丽音符,谱写成美妙的生命乐章。现在她已经回到为她舍命的主耶稣那里,在神的宝座前与众圣徒一同唱更美的新乐章。

(本文原载于《生命季刊》,获准转载。)

在天国相会/喜乐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唱着一首诗歌的副歌——“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因主慈爱常覆翼,我心必得安慰。”不知唱了多少遍,也不知到底给谁唱,只是想唱——不停地唱,时而眼泪就流下来……

8月16日晚上,有个弟兄告诉我们,袁牧师当天下午归天家了。太突然,太突然了。我们夫妻赶紧换上衣服,一边嘱咐孩子们几点注意事项,一边拿着雨伞出了家门。因孩子也认识袁牧师,一听到老人过世了,就没有拦阻我们,只问了几点钟能回来。外面继续下着小雨,这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了。啊!原来它也是在为他哭泣,为他惋惜呢!

到了马路边没等多久一辆出租车就驶过来,我们顾不上那是什么牌子的车,就招手坐了上去。车开得很慢,一路上堵车,直到南三环。在车上我们彼此没有说几句话,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面。我是多么希望袁牧师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家庭教会不仅被兴起,而且神的儿女公开自由敬拜神的那一日!像当年袁牧师在福音堂门口敲锣打鼓来吸引一些好奇的人们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样,有那么一日,老人家看到一群年轻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该多好!其实,这也是我的祷告题目之一。为这福音的原故,他奉献了他的一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为此,他不仅走上了艰难的信心生活之路,也经受了冷酷的监狱之苦。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二十一年漫长的岁月——把年迈的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六个子女托付给瘦小的妻子,不,是交托在神的手中!在监狱里没有诗歌本,没有圣经,只有记忆中的一些诗歌和经文。后来,他告诉我们,当时只有一句话——“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29:10)从此,这一句话激励了我们夫妇许多次,每当面临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重复这一句经文来重新得坚固,重新得力继续为主做工。不知袁牧师美好生命的见证激励了多少年轻人兴起来为主做工。

我们认识袁牧师夫妇已经有十三年了。刚认识他们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他们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忘不了,白塔寺的一间简陋的小房;忘不了,床边挂着的印满葡萄的帘子;忘不了,那里的饭桌;忘不了,挤满了的人群;忘不了,在外面站着听道的经历;更忘不了,那里的温情。每当去袁牧师家时,总是看到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有的人是北京的,有的人是从外地来的。有时我心里想:他们多累呀,有没有休息时间哪!但,他们始终热情地接待每一个人,细细过问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和个人的一些琐事。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去过他们家一次,师母就能记住、不忘记,还准确无误地叫出名字来。刚开始我很纳闷,师母年纪那么大,接触的人又那么多,她怎能记得住那么多的人呢?因为好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经常去,过一段日子才去一趟。我想,那是神赐给她的恩赐。

车终于到了洋桥,外面还是下着雨。我们摸着记忆,敲了袁牧师家的门,已经将近半年多没有来这里了。门很快就开了,师母平静地坐在餐桌的正中间,几位家人坐在旁边。师母看见我们进来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怎么来了?怎么知道的?”我们走到身边时又忙问:“孩子呢?”师母还是非常清醒,平静。我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我没有说一些安慰话,因为她比我还安稳。家里人忙着翻电话薄,通知追思礼拜事宜,我想帮忙却帮不上。座机一直不停地响,几次师母也过去接电话,耐心地告诉对方袁牧师当天下午已经被主接走了,有时还用广东话来讲。她还安排一些事情。虽然从她的脸上能够看到一些虚弱,她却以惊人的毅力来支撑着。耶和华神是她心里的力量!

坐在那里看着饭桌,就不知不觉想起上一次我们一家人来看望他们的时候,在那里吃午饭的情景。那时,袁牧师还在家里,但身体虚弱,只能喝一些清汤和牛奶。吃饭时师母不停地往我们的碗里夹菜。好久没有人给我夹菜了,我也好久没有给别人夹过菜。每次上午来袁牧师家,他们总是留下我们吃完中午饭再走。过去是师母亲自下厨房做菜,后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就由别人来做。有一次,老姊妹悄悄地告诉我:你们来了师母多高兴,要亲自做鱼给你们吃。师母的做菜手艺真是非常好,不仅颜色好看,还特别好吃,做饭速度也快。没想到那一次是与袁牧师的最后一次共餐。每次去袁牧师家,都是他们请我们吃饭,所以我们一直想请他们夫妇吃一顿饭,以此来表达我们的心意。上上一次拜访时,我们就硬请他们夫妇到附近的餐厅吃过简单的一些饭菜,总算了了我们的心愿吧。

从袁牧师家回来时,他们总是不让我们空手回家,总是往袋子里装这装那,有时袁牧师还说要多装点回去给孩子吃。有一次,我们带孩子去看望他们,袁牧师就非常高兴地与孩子说话,临走时还把冰箱贴取下来送给了孩子。平时看起来比较严肃的老人家还有如此可敬可爱的一面,使我的内心再一次深深地被打动。他心中多么喜欢小孩子啊!偶尔在外面见面时,没见孩子和我们一起来,他们就问起孩子的情况,所以每次去看望他们时我们都带着孩子,也希望孩子记住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的形象,以此激励孩子用一生忠心服侍主。

现在我们多么幸福,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但袁牧师却曾被无情地剥夺了作为父亲应有的权利,失去了疼爱儿女的黄金时间。他从狱中被释放时儿女都已经长大,虽然有幼年的孙子辈,却没有安静的时间与他们单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家里天天来弟兄姊妹,又有聚会,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1993年的元旦,我们几个人去了袁牧师家,刚进门看到屋里来了好几位,仔细一看刚好都是他们家里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家里人单独在一起的情景。难得看见一家人在一起。心想:糟了,打乱了他们的美好聚集。我们一行还在不知所措时,一溜烟,他们都静静地走出去了。他们的年龄都比我们大多了,有的和我们父母的年龄相仿,但他们总是那样谦和,使我不得不从内心深处敬重他们。也许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的尴尬,但看得出这对他们家人来讲是常有的事。

我总是忘不了过去我们刚出来服侍时,袁牧师夫妇对我们的接纳和鼓励。他们以无愧的良心来坚持他们的立场和圣经的真理,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们夫妇的一生也应该像他们一样,全然奉献自己并以无愧的良心来持守真理。

我们结婚时没有买戒指,就以圣经经文来代替戒指,彼此交换了“信物”。一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经文也是袁牧师最常用的。另一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处经文也是在袁牧师的聚会中常唱的一首经文诗歌,每当唱这首诗歌时,师母清脆的声音格外地好听。袁牧师夫妇不仅常常讲这两段经文,唱这两段经文,也用他们的一生活出了这经文的真谛。他们夫妇实在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效法的榜样。

我时常感谢神,我们刚出来服侍主就认识了袁牧师夫妇。因为他们,我们不仅明确了我们侍奉的方向,也坚定了基督里面的无伪的信心,这也让我们少走了弯路。每当遇到极大的困境时,我就常常想起袁牧师夫妇,想起神用一路的吗哪来带领了他们,相信神同样会带领我们。从他们夫妇的真实生命中,我们看到和学到了好多好多极其宝贵的东西。他们走过的路我们不一定会再经历,他们受的苦难我们不一定会再品尝,但他们坚贞的生命使我们后人继续效法,并在各样艰难困苦和新的挑战中仍然持守纯正的信仰,并且为着信仰奉献自己。

我们刚结婚时,生活上非常艰难,每当我们去看望他们时,知道我们状况的师母总是往我的手里塞一些钱。虽然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宽裕,但他们总是以爱心来关心我们。有一次,我们去袁牧师家时,刚好家里有一些钱,我就高高兴兴地把其中的五十元钱装在信封里,心想终于如愿了。可是,当我们要起身离开,正要拿出我那精心准备的信封时,师母却把一张五十元的钱悄悄地塞在了我的手里,我忙说我们很丰富,她却笑着小声说:“拿着吧。”我只能收下,并赶紧用另一只手拿出信封交给了师母,她会心地笑了,我也不好意思地向她笑了一下。同样的五十元钱,却彼此接受了基督里面的关爱;似乎是在交换,却彼此表达了基督里面的记念……

快到晚上十点钟了,他们家人仍在打电话、又接电话,他们家里又来了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简短地说了一些话以后,就离开了袁牧师的家。小小的雨滴不停地滴在我们的头上。

这几天里,一想起袁牧师,里面就出来圣经《提摩太后书》4:7—8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有时,在我一时的错觉里面好像觉得袁牧师没有离开我们,如果我去他们家还能见到他,他还在洋桥。但是,追思礼拜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已不在这个世界,回到天家了。

今天,天空格外晴朗,连着几天下的雨水把京城的空气洗得清清爽爽。

中午,我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一路上因走错了路耽误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及时赶到了。已经来了好多人,不少人我也认识,但没有来得及与他们一一打招呼。我一直站在殡仪馆竹厅门口等着开门进去。我要最后一次再多看一眼袁牧师的仪容,要好好与他告别,心中还有好多好多想说的话。因为人多拥挤,我就不断地往后退,又给老人让着位置,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很后面了。心想:后面就后面吧,仪式结束后还能看一眼。后来,我还是被安排到非常好的位子,我看到了他那安详的面容。当唱第一首诗歌《全路程我救主领我》时,因哽咽无法继续唱下去。我真的舍不得他离开我们,好怀念他;好遗憾他在世时没有看到黎明的到来,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十字架高高地立在北京城的上空,那些蒙救赎的灵魂涌入神的殿,神的百姓在圣殿里高声颂扬主的名……

师母一直到仪式结束都静静地坐在轮椅上,她的表情非常安详。她在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靠着神度过了艰难的时期;在各种搅扰面前仍然忠于了他们的婚姻;袁牧师出狱后她又细心地照料了丈夫;如今又亲自送走她最亲的人。她用她的一生陪伴了袁牧师。在袁牧师一生的服侍中都有她的影子——她那瘦小坚定的身影。她是所有传道人妻子们的榜样!

师母的旁边站着他们的子女。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心灵里经历了当时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因信仰所带来的残酷的现实。有一次我们去袁牧师家,刚好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在。吃过午饭后袁牧师进房休息了,我们就与她们两位姐妹聊天。我问她们两位,袁牧师被捕以后她们在学校和单位里怎么度过的。她们轻松地告诉我们说:“没什么,大家对我们不错,只是学习再好,工作再卖力也评不上优秀。”我想,现在她们如此平静地回忆,但当时她们又有何等深的感触呢?!

我的耳边回荡着她们母女的一段对话——

“妈,明天的午饭您就给我带一次白馒头吧,好堵住那些同学们的口。”

“……不行啊,给你带一次,他们(其他孩子)也要带啊。”

此时,哪一位母亲的心不会痛!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痛苦,母亲有母亲的苦衷。她们所经历的生活和心灵的坎坷何止这些?

的确,在袁牧师得胜的信仰历程里深深地印着他们六位子女们留下的大大小小的脚印!

袁牧师不仅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了神的祭坛上,也把自己的配偶、子女——整个家庭全然奉献在神的祭坛上!他并不是一个人服侍了主,而是带着全家人忠心地服侍了主。谁不爱惜自己的妻子,谁不疼爱自己的儿女,谁不知道要珍爱自己的家庭,谁不知道青春时光一去不复返?然而,为福音的缘故他却摆上了这一切!信实的神也兑现了自己的应许,他们度过了足足67周年的婚姻生活,他们的儿女也都健康地生活到如今。

听啊!天使美妙声,传来颂歌嘹亮,
越过那荣耀福地,越过碧波海洋。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
因主慈爱常覆翼,我心必得安慰。

尊敬的袁相忱牧师——我们众人的好牧者,我们的好前辈,我们的好弟兄!到那日,我们在天国相会,再相会!!
……

我想,我们年轻一代该站起来了。老一辈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持守了纯正的信仰,把福音的火把传递给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们应该站起来,并且站稳了,继续把福音的火把传递下去,一代又一代,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

兴起,兴起为耶稣,尔等十架精兵!
尔王战旗当高举,不可使之倒倾;
主要领你战诸敌,必定连连得胜,
直到诸敌尽降服,惟主大奏凯功。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12:1)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33:3)

主啊!求你兴起,兴起我们,使用我们!

附:天明牧师在袁牧师追思礼拜上的祷文

慈悲怜悯的天父、永生的上帝,我们的救赎主:

你伟大、荣耀的名在我们中间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在过去九十三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带领了你的老仆人——袁相忱老牧师,大大地使用他,透过他赐福了许许多多的人和许多的教会,今天你终于把他接回你的天家,你使他脱离了世上的缠累和肉身的苦痛,进入你的永恒,在你的怀中永享安息。

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老仆人一生没有违背他那年轻时所蒙的恩召,一生服侍了你,并且用他那夸胜的生命见证着使徒保罗在经上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后4:7—8上)

主,面对这样一个荣耀的安息,我们想起经上的一句话,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7—8)

主啊, 我们在你的老仆人几十年的事奉中,看到了你坚贞的生命、你福音的大能,以及你荣耀的作为。面对逼迫和无期徒刑,你的老仆人用无畏的生命见证了你的话:「你要把你的教会建造在‘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面对漫长的监狱生活,你的老仆人不仅没有绝望,反而用向环境自由的夸胜生命来见证了你的话:「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坐着为王,仍坐着为王。」面对出狱后的事奉环境的艰难,你的老仆人仍然对你充满信心,用他的信心的生命唱出了「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圣灵方能成事。」

你的老仆人,整个的人生,就见证了你自己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下)

为此,我们今天聚集,为着你在你老仆人一生中的作为来感恩,也为着透过他向众教会所施的恩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在这时刻,我们愿意在这里记念与你的老仆人一同生活67年、为着信仰、为着主你自己,与他同甘共苦,默默忍受各样痛苦和漫长艰难的你的老使女——我们尊敬的袁师母。愿主你自己的安慰在这个时刻临到他, 擦干她的眼泪,因为在那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分离和悲哀。

主啊,我们也愿意在这里记念你的老仆人——袁牧师的所有儿女们。他们为着他们父亲的缘故,夺去了童年的快乐,在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历程中失去了父爱的激励,他们年轻的生命经历的是无助、留下的是奋斗后的失望。为着你教会的成长,他们有意无意中与他们的父母一同在他们的家庭中、在他们幼小和年轻的生命历程来「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西1:24)为此,主啊,你的众教会在这里记念他们;并且切切地为他们祈求,愿主你记念他们为着父亲的信仰经历的一切,亲自擦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那些一道道泪痕,亲自把他们的心从无法忘记的痛苦记忆中带回到你的美好,求你亲自赐福他们每一个家庭,在你的爱里美满、幸福,用你的道养育敬虔的儿女。

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不是一个悲伤的日子,而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因为你的老仆人走完他事奉的人生,荣归天家。他虽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却永远随着他。

主啊,你伟大荣耀的名永远配得我们的赞美!

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被劳动改造的岁月/杨毓东

一、初到北京

1948年,大批的传道人早就已经进了关,我因为新婚,所以离开较晚。时值内战,东北与华北之间铁路交通断绝,为了我们能进关工作,我弟弟卖掉了口粮,给我们买了飞机票,实际上那是一架货机。

7月30日,我们终于踏上北京(当时称北平)的土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家当就只有30斤行李和10块美金。与我一同事奉的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是通过别的途径,费更大的周折才来到北京的。

我们有幸能够来到北京,深感是上帝的恩典。到了北京之后,除了对这个古都的名胜大有兴趣之外,就是对这里的教会进行了全面的观摩和了解。北京教会当时有16个宗派,也就是说由不同的外国差会形成的,如英国的伦敦布道会、圣公会(原名安立甘会)、救世军;美国的长老会、卫理公会、公理会、安息日会、远东宣教会;分别由美国、挪威、瑞典三个系统组成的神召会等等。这些差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基督徒自办的教会,如基督徒会堂(王明道主持)、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圣城新教会等等。

当时北京共有66个礼拜堂,其中有些礼拜堂修得很漂亮,但聚会的人数并不多。超过100人的有几处,最多的是王明道在东城区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有400人。最少的只有几个人,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聚会,北京这66座礼拜堂可以说是非常冷落。

北京有好几所神学院,宗派不同,程度不等,有高有低。其中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是北京最重要,也是学历最高的神学教育学府,正式成立于1919年,原名“燕京大学神科”,1925年改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该学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学习3年神学课程,学成毕业者获神学士学位。其次还有卫理公会创办的北京神学院,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公理会联合卫理公会、长老会创办的联合女子圣道学院;神召会的真理学院;远东宣教会圣书学院,也称为圣洁教会的北平圣经神学院;此外还有安息日会办的一所三育学校,培训教牧人员。

各公会大多都有自己办的普通中学,如公理会的育英(男校)、贝满(女校),还有卫理公会的汇文(男校)和慕贞(女校)。其名声、质量都是当时北京中学里最好的,所以受到社会的好评和承认,品学兼优的学生都争取进入教会学校。

北京教会有不少医院,出名的有卫理公会的同仁医院,分男院、女院;有长老会的道济医院等等,各公会办的医院总共有7所。此外还有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圣经会等基督教团体。基督教刊物则有《灵食季刊》、《恩友团契月刊》、《田家》半月刊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这是不是说北京教会就完美无缺了呢?远远不是。因为我认为北京教会有几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一些教会的高层领袖虽有知识,但没有灵性,我不敢说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出国留学,还有好几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派头十足,却没有传道的热情,生活优越,脱离信徒。第二,北京教会有很多满族八旗子弟进入教会当了牧师。他们祖上多为清朝皇族,吃皇粮俸禄,游手好闲,架鹰提鸟,只知享受,不知劳作。虽然清朝已经覆灭了,但是这些没落贵族、遗老遗少恶习不改,劳动无力,讨饭怕羞,还要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一些投机者便纷纷趁机进入外国人办的教会,靠吃教过活,有很多人还当上了牧师。这种情况当时在北京比比皆是,拿我们长老会来说,就有许多八旗子弟,有的作传道人,有的当了牧师,有的当了长老。他们能够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刻苦而热情地传道吗?就我所知,在教会作圣工的八旗子弟中很少有尽心竭力去做传道工作、为主忠心献身的工人。这也是北京教会一个致命的缺点。

但这并不是说北京教会没有好牧师,这里也有热心传道、虔诚信主的好牧人,另外从外地来了一些牧师和传道人,在信仰、生活、工作方面都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多少改变了一些北京教会的不佳状态。

以上就是我初到北京时对北京教会的观察和评价。

东北苏格兰长老会把我和那位同学介绍到北京的北美长老会,但是那里的牧师们持有排外思想,他们勉强决定给我们三个月的实验期,可是由于当时内战,北京城被共产党军队围困,三个月实验期满,他们自顾不暇,就把我和另外的同学无情地解雇了。我们怎么生活?往哪里去呢?当时北京长老会的外国牧师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他们可以把我们送到世界任何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传道要在中国,中国人必须在中国传道,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

后来我的同学结婚有了孩子,生活无依无靠,于是就把自己穿的用的拿到破烂市去卖,做起了小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共产党南下工作团招收工作人员,他就考上了南下工作团,里外周转,成为一个随军的记者,他的文学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后来他到了朝鲜,叫他批判基督教,被他拒绝了。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后来他得了心脏病,终于在五十岁出头就离开人世了。

我和妻子在西城新街口教会只是临时居住,并不是那里的工作人员。等到1949年初兵临城下,新街口教会一位来自外地的青年传道人不辞而别,教会的长老、执事们也不来教会了,那里的聚会当然就自动停止了。新街口教会有礼拜堂,还有很多的房子,院子也相当大,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时候,当时党、政、军都想占用这些教会的房子,既然没有人负责,我就自动出来应酬、交涉这些事,因为教会是主的,我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由于对未来的担忧,当时有很多传道人改行,也有朋友介绍我去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我自己则考虑到中学教书比较合适,身为基督徒是不能担任讲授无神论的语文、历史等文科教师的,那么教数学总应该不涉及信仰问题,于是我便买回一些数学参考书进行准备。然而,圣灵紧紧抓住我的心,良知的争战使我战胜了对未来的担忧,决心终生献身事奉,最终放弃了当教师的计划。这个决定,使我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

二、事奉之途

等到共产党的政权逐渐稳定下来,也宣传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时候长老、执事才陆续回来,教会的聚会也开始恢复了。他们见我这个28岁的年轻人还是真正信主传道的,于是便请求区会批准我在新街口教会主持工作,就这样我在新街口教会一干就是十年。

新街口堂始于1915年,是长老会鼓楼西堂的外堂,1925 年正式成立堂会,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新街口堂。

我在新街口教会开始工作之后,就进行了改革,因为过去那里有两个长老、一个执事,长老之一是满族旗人,主要负责教会事务,执事是拉洋车的,他们经常聚在教会里喝酒聊天。我认为这样的人组成的长老执事会不能代表信徒意愿,也不能为主做工,所以我就逐渐把长执会取消了,成立堂务委员会,或者叫堂议会,让全体信徒民主选举有德行者担任同工,民主管理,吸收那些真正热心信主之人来管理教会。教会宗旨绝对自立自养,不接受外国差会的资金也不出租教会房屋(当时有的牧师靠房租养尊处优),经费全部仰赖上帝的恩典、信徒的奉献。经调查统计,当时北京真正自立、自养的只有12个堂,新街口堂就是其中之一。教会工作按照基督的精神改革,体制逐渐完善,工作也就顺利起来,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十年间这个教会一直都非常稳定。我在这十年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在忠心上于神于人都问心无愧。特别是对教会的民主管理,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为后来中国教会的改革模式,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探索,但也是十分有益的探索。

当时很多大教会的青年团契都停办了,新街口教会却成立了青年聚会,参加者有医生、教员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当然那时候大学生被控制得很严,来教会的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每年到春节期间,就张灯结彩(因为礼拜堂是临街的),召开新春布道大会,在当时北京没人敢这么做。此外还坚持过圣诞节,来参加的人能超过20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基督徒过圣诞节压力很大,新街口堂能如此行,当时在北京是唯一的。我们有时候请其他教会有灵性、有名望的牧师来开灵修会和普通的布道会。每天早晨都有晨更会,九点打钟,信徒来灵修一个小时,然后开始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我刚接手时教会规模很小,全部信徒仅3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130人,我每月都轮流去信徒家中探访一次。除带领礼拜、家庭会、青年团契(妇女会由我妻子带领)之外,打扫教堂,乃至冬天生炉子都由我亲手去做。为了发展教会,生活上我拒绝接受区会的补助,而且也不接受信徒对我的任何捐献,让他们将奉献全部交给教会,只靠我的妻子参加医院的工作来支持我工作和养家。后来信徒逐渐增多,奉献也逐渐增加,所以教会才每月给我50块钱的生活费,而且又请了一位女传道人与我同工,教会就这样逐渐地发展起来。

三、成为“右派 ”

“十年一剑,砥砺以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树立的凌云壮志。我既然到了北京,并开始事奉,就一心一意要用十年功夫装备好的这口为主工作的宝剑,施展一番。可是我在新街口教会的表现,却引起当时政府管理部门和三自机构的不满,三自的那些“专业人员”把我看成异己分子,无论什么学习会,我都坐在被告席上。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一时间举国上下开始“鸣放”,沸沸扬扬。一些教会领袖也在不同场合发言,指出中共并没有真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可人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信誓旦旦的“双百方针’,到了 1957年夏天突然一变而为“反右派斗争”。为了配合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2月26 日开始举办“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我也应邀参加,经过学习、引诱、让你说话、让别人揭发;当开始批斗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个小组会上第一个被打成右派,从此这个学习也就不允许我参加了,同时不准我参加教会工作,而我也只能面对这种无理的对待。既然热心传道不被政府所接受,也受到三自积极分子的敌视,终止了我为主做工,我该怎么办呢?当时只有默默地祷告,准备自己忍气吞声。记得在第一次教会大门对我关闭,不许我参加礼拜的时候,我带着妻子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一场,那是我有生以来两次痛哭之一,另一次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这两次都是触及灵魂的痛哭,虽然平时也经常落泪,但与这两次相比都算不了什么。多少年来风雨无阻地做礼拜,突然作为一名基督徒连敬拜神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其伤心程度可想而知。

1958年7月15 日,学习会结束,学员中被划为右派的基督徒有45人。教会揪出来划成右派的人相继增加,所以又把这些被划成右派的人组织起来进行专门学习,其中神学院的三自主席王梓仲也在其中,这些人和我一样都落到囚犯的地步。

右派学习的时候,让我们向党交心,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心里的反动思想,以及犯罪的行为一一不落地向党交代,而且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要写500条,我是一个城实的人,要我写500条,我就写了 510条。就是把我有生以来遭遇的一切,包括信仰上的、政治上的、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的有些认识,比如说对当年苏联军队在东北杀烧淫掠和当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霸道行径的反感,我也都交代了。这是我的爱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以后才知道毛泽东与苏联的决裂,也是早有此心,由来已久的。

他们说交心没有罪,说出来就没事了。结果这些交心的人,以我为首的都变成有大罪的人。这在当时叫“引蛇出洞”,实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欺骗。我先是被降职减薪,停止工作,后来处罚继续升级,撤职查办,直到会后宣布我被判劳动教养,同时开除出教会,我连作个信徒都不行了,还要去接受强制改造。从此我看清了他们言而无信的嘴脸。

这是受苦受难的开始,也可以说迫害之火已临到我的身上,当然受到相同处置的人还有许多,有的甚至被判刑,最严重的有三个人,他们被判了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最高者20年,还有些判15年的,如王明道。

既然在政治压力之下不能反抗,就必须接受这个迫害之火,先划右派,接着被捕入狱。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办法即按照《劳动教养条例》(这是世界少有的),不经过审判,不经过核实,党政机关、工作单位都有权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劳动教养。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来了,也反对这样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法规。现在这种办法还继续存在,可以不经审判,判你个劳动教养,且时间很长。对右派一般要给予5年的劳动教养,他们才感到解恨。有的人在我去之前就被判劳动教养,接着加了又加,仅劳动教养就闹了9年。头3年是白干,不计算在强迫劳动之内,3年之后才宣判劳动教养若干年,可是《劳动教养条例》上却明明规定劳动教养的最高期限是3年。

由于我没有其他任何历史、政治问题,强制劳动3年之后,宣判我劳动教养1年,这算是比较轻的。劳动教养还有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日期满了之后,还是不释放,那叫留厂就业,就是被迫在公安五处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就业。这些人永远享受不到一般公民正当的权力,他们在政治节日期间要被看管起来,他们不能随便回家,家远的一年只给12天探亲假,到家后还得向当地派出所报到。

当时我还比较幸运,因为被宣布劳动教养那年我才38岁,比较年轻。北京附近的劳改工厂要40岁以内的,比较年轻的可以在北京参加劳动改造,因此把我分配到当时德胜门外的铁工厂,被关押在德胜门外德国为中国建造的第二监狱。在道理上讲劳动教养还应有公民权,但实际上后面还要加上一句话,就是停止使用,既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没任何的人权。由于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这个劳改工厂急剧地发展壮大,开始重新建厂,盖了很多的楼房和车间,规模不断扩大,从只有几十人最后发展到几千人。这里是高墙电网,武装岗楼,与世隔绝,强迫劳动。

当然这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名义上我们有工资,一个月十几块钱,但我们得自己负担伙食费、服装费,我们和那些政治犯、各种刑事犯、被判10至20年甚至无期徒刑的都在一起劳动,一起睡觉,一起接受公安人员的管理,我们实际上就是囚犯。

当时与我一起的劳改犯大部分一进来,妻子就被迫提出离婚,可我的妻子却始终含辛茹苦地操持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当时我的三个儿女分别只有9岁、8岁和5岁。这令看守们都大为感动,说:“谁离婚,杨毓东也离不了。”

我入狱的第二年,全国就开始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百姓生活陷入巨大困境之中,但每月一次的探视,她都给我带来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看守队长感慨万分地对我说:“你知道这些吃的是怎么来的吗?这都是从你老婆孩子嘴里省出来的呀!”感动之余,队长经常从长长的探视队伍中,将我的孩子们领到前面来,以便让我多看他们一会儿。

1962年,劳动教养终于期满了。释放吗?不能。政府把我先送往北京附近的团河农场。5、6月间,我们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被送到吉林白城子以北的一片荒地上去建造劳改农场。那里是纯粹的北大荒,我们在那里受尽了折磨,饮食异常艰苦,甚至连盐都需要家里寄,住的也很简陋,我们每个人领到一个蚊帐,睡在帐篷里的草地之上,夜里睡觉的时候,蛤蟆、各种昆虫爬进被窝与我们同眠。

我在那极端恶劣的环境里进行着超强的体力劳动,又严重营养不良,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终于病倒了。我年轻念神学时曾得过肺结核,现在结核病转移到腰上,疼得没法参加劳动也就没了生活费,又得不到治疗,反而受到更多的管制。我妻子向政府请求批准我回家养病,但他们不允许。后来我妻子做了一次手术,让我紧急返回北京,他们通过电话联系,证实确有此事之后,这才允许我回家看顾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于是我在1962年圣诞节的早晨回到了北京。

他们不再给生活费,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粮票和其他副食、生活必需票证,我们怎么生活呢?那是必须靠粮票买粮的年代,我们只能忍饥挨饿。他们把我交在当地派出所,负责监管我的警察叫尚常明,是派出所的副所长,他经常到家里来监视我。看到我可怜的孩子们,看到我所受到的痛苦,腰上有结核病,身上带着一个钢架来固定,他动了恻隐之心。他是一个善良的警察,主动写报告把我的户口迁回北京。那时彭真正在北京搞“水晶石运动”,认为北京应该是清一色的好人,坏人不许进北京,阶级敌人、吃闲饭的人要迁出40万。就在这场荒唐绝伦的运动当中,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作为一名劳改期满的右派,且又无背景后门,户口居然还能回北京,这不能不说是神迹。我在感念神恩的同时,至今对尚常明仍是念念不忘,他是一名能够体恤百姓痛苦的好民警。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腐败盛行的环境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四、遣返回乡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属于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五个被专政的阶级敌人中的一员,自然在劫难逃。尤其是我还信耶稣,传过道、读过神学,更是罪上加罪。那时候凡是和教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打成帝国主义的特务,所以他们在我身上又下了不少工夫,他们开大会搞宣传,用喇叭对我进行批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当时镇压取缔“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将一切宗教都视为“反动道会门”,也把我归入他们的行列之中。尽管我挨斗挨整,我的妻子还是忠诚于我,所以他们称我的妻子是什么“保皇派”,连她也一块批斗,“红卫兵”前后三次来抄家,甚至连孩子们也受尽附近居民、居委会主任们、无知儿童的攻击,在学校里也受到打击和歧视,情况特别紧张,终日生活在恐怖当中。

我既然是五类分子,理当遣返还乡,但是他们不明说,却用逼的办法让你自己自动离开,所以今天斗、明天斗。后来我看形势不好,便跟妻子、孩子们商量说:“我现在不走,你们将来在北京也留不下了,我现在走也许能保住你们。”当时一起挨斗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明明不是地主,硬被说成是地主,尽管他们的成分好,且做过很多的好事,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硬要逼他们走,不走就打,我一看要打到我身上了,我就同意走了,同意走了就不打了,也不斗了。我就这样被迫遣返回乡,在文革中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所谓还乡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劳动。

回到故乡,我的父母还都健在;那里有我弟弟一家人,人口很多,有7个孩子。我弟弟是个乡村医生,与当地农民相比,生活条件还算不错。我又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团聚了几年。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母亲对我还像以前一样关怀备至,时常给我一点吃的,看我的腰上无力,就给我做一个棉护腰。弟弟虽沉默寡言,对我也是毕恭毕敬,因为他比我小不到两岁,从小一起生活,兄弟感情一直很好。前几年他故去了,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想念他。

我是在8、9月回去的,正赶上秋收。母亲领我到我们那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家,让他多关照关照我,大家都是老街坊、好邻居,而且当时大队的书记还是弟弟的同学,也信过耶稣,人特别厚道,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受屈受冤的无辜百姓。
我很快就参加了劳动,但我既不会干农活,又无体力,队里的亲朋好友就都热情地帮助我,小队长给我安排比较轻省的工作。当我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很多人就来帮我干。比方说收割时需要抢时间,尤其是割高粱、割豆子,我根本无法胜任,结果他们割完了,上来一群人几分钟就帮我完成了任务。虽然当时我才46岁,但大家都尊敬地叫我“老杨头”。有亲戚关系的,论大论小,叫我叔叔或大爷,没有亲戚关系的,就叫我“老杨头’。虽然当时不可能传福音,我以身作则,把一个基督徒的品行展现给人们,我这个46岁的老杨头竟然很受这些乡亲的爱戴。

那个时候我还算幸运,北京街道办事处按照当时的政策开的遣返回乡的理由不是右派,而是“思想反动”。思想反动和右派有点区别,右派是敌我矛盾内部处理,思想反动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可以保留公民权。结果我便没有进一步成为专政对象。回乡对我的身心都有好处,实际上我的身体健康在这种劳动中受益不浅,在农村,清晨起来空气新鲜,终日生活在绿色植物当中,又有一些青年经常到我那里去玩,下下棋,打打扑克,我那地方还真像是一个俱乐部。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专政对象,那些苦活累活以及义务劳动,都由地、富、反、坏、右去干,我则可以免受这种待遇,且和乡亲们关系又都那么好,所以我每年冬闲的时候还被允许回北京探亲;秋收以后,打完茬、卖完粮,会计就提前给我支取工分。我一年的劳动所挣的工分,至多够我回家的路费。这样我每年冬天还能回到北京的家中度过三个月,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我又要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当中,我能得到相对宽松的待遇,这一切都是出乎意料的。

当时国内政策不断地改变,有时每户农民都有点自留地,但有时由于很多人在自留地中种植经济作物,又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自留地后农民没有收入,零花钱、粮食就无从补助了。当有自留地的时候,队里也给我分了一块,方方正正有400平方米。我种得很好,收获颇丰。后来在外甥的帮助下,利用废弃的木料盖了一间半小土房,我便在那里正式安家了。

在极度清贫当中,我度过了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也度过了那个置无数人于死地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感谢主,是他保守了我,也磨练了我,使我能为今后的事奉准备了健康的身体和清净的心灵。

我所认识的王明道先生/林献羔

王明道先生是神在近代中国所兴起、所重用的仆人。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凡读过他的《五十年来》和其他著作的人,无不敬佩他。从他在家里开始聚会直到建堂,再到解放初期,他一直被神大用。他对神忠心,处事谨慎,对人和蔼,讲道有力;许多布道家各有不同的特点,而王先生的讲道特别清楚。

1991年7月28日,王先生被主接去,息了他在世上的劳苦。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给上海的王师母刘景文女士打了长途电话,她证实了王先生于7月28日上午九时(夏令时间)去世的事实;当时,他们正在聚会,那个聚会立即变成“告别聚会”。感谢神!王师母是充满喜乐的。

我在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读神学的时候(1942—1944),就开始读王明道的著作。我一直喜欢读他的书,凡他所写的书我都卷不离手。我上小学的时候,        父亲林保罗常说我所写的文章是“猫屎文章”,很臭。但我以为我的文章很“红”,因为老师用红笔修改的比我所写的还多!但自从读了王先生的文章后,我虽然学他的写作很不够,但却有改善。不过,这一点的影响是算不得什么的。

1949年后,王先生一直屹立不动。他的《五十年来》是分期在《灵食》季刊刊出的。当时,我很喜欢阅读他的作品。当读到他在日军占领北京时所写的“在火窑与狮穴中” 一文时,我十分敬佩他在日本侵略时期的坚贞,他突破了许多外在压力,坚决不参加“基督教团”。于是在面对是否加入三自的压力时,我写信问王先生:“你现在有没有参加三自。”他回信说:“我现在仍坚持‘在火窑与狮穴中’的态度。”这就给了我一个坚定的方向。

我在给王明道的信中略做了自我介绍,说我的父亲是林保罗。他在回信中说:“林保罗是你父亲!我和他很熟识。他是广州、香港培灵会的讲员,我在1936年到广州主领培灵会时,到过大马站;我有病,他还服事过我。”

以后,我就一直和王先生通信,我把我的书寄给他,他也把他的书寄给我;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认为我没有走错方向,其一,是因我有个好父亲。我父亲是美国宣道会宣信博士的学生;他在宣道会神学院毕业(Nyack,New York),曾在澳门白马巷浸信会、九龙城浸信会任牧师。其次,是我入了建道圣经学院和读慕迪圣经函授课程(Moody Bible Correspondence)。第三,是因我出来服事时,认识了王明道先生。他不只信仰纯正、生活严谨,更重要的是持守真道、尽忠为主,在末世教会中是个难得的好榜样。出于以上的原因,特别是王先生的缘故,我没有走错路!

1953年2月19日在北京时,有机会与王先生同往参加基督徒学生会的聚会。那天早上,王先生讲《但以理书》第3章。当时我很留心地听课,并大受感动,发出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敬佩:“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王上10:7)我想:“王明道就是王明道!”王先生那几天正忙于写稿,出版《灵食》季刊,于是我把他的书中那些没有读过的拿来细读、做笔记。我把他所有的著作(指我在广州找不到的)都读完,无一遗漏。王先生说:“我亲自校对稿件,每页校对七次,希望每本书没有一个错字;但可惜,每次出版后,还有两三个错字呢!”

全部稿件送出付印后,他才有机会和我交通,使我不但在灵性上有长进,更重要的是信心被坚固,希望我能至死忠心。而在付校后,他才抽时间带我去游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我到北京时,王先生说:“你才29岁,我们看你的书以为你已有50岁了!”王师母弹得一手好琴。有一个晚上他们叫我弹琴给他们听,一同赞美神。

我住了两个星期,要回广州了。王先生叫我久住一些日子,但我不能久留。在我辞别的早上,王师母替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然后王先生送我到车站。王先生对我说:“近年来我很少送人到车站,因为很多人都变了节。”这次他送我前行,还买了月台票。火车开得远了,我虽看不见他,但还看见他的手在扬个不停。我想,我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他竟这样待我!

在我回广州后,就经常与他通信,而他在信中勉励我要忠心事主,坚持到底。直到1955年8月8日,正是王先生结婚纪念日那天,他被捕了!那时,我亦知道我们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1955年9月14日晚上,王国显、张耀生和我首批被捕。王先生和我的合照都被搜去了!同年10月间,预审员把一本《天风》给我看,内中有王先生的“检讨书”;我真不明白王先生竟会这样地写检讨。这检讨书没有帮助我,相反还给了我坏影响,这是王先生的一次失败;后来,他比我们先出狱。

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往三自会去,准备把教会带到三自的路上去。自他去三自会后(按:参照赵中辉实地访问王明道的记录。他的访问记录可信度很高),有许多信徒就不到基督徒会堂了!从此,王先生就感觉到信徒比他刚强。他一直呆在家里,没有领聚会,甚至准备结束他的一生。王师母在家看守他,她不愿看见他发生什么不幸的事。经过一段时间,他醒悟过来。他起来了!他宁可再受苦,也不愿意做个逃兵。

1958年4月,王先生夫妇再次被捕。他们在山西大同被“改造”。这回王先生在狱中表现坚强,并没有丝毫妥协。他撤回“检讨书”,曾多次上诉而未蒙答允。这次他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80年,被改判为一年有期徒刑,提前一年释放。王先生拒绝获释。他说,我在人面前无罪,有一年徒刑也有一年的罪,我不出监。后来监内负责人把他送到山上一处房子里,这房子原是为安置那些被释放的犯人,使他们住在那里等待家人来接;因为那里没有坐塌,这对于王先生这样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来说,真的很难忍受,他于是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儿子,让他前来接他到上海。最先他没有户口,慢慢就落籍于上海了。他就在上海开设他的家庭聚会,凡来的人他都接待。

我在监房的时候经常要填写表格。当我填到社会关系的时候,除了我的亲属外,我总得填上两位,一位是北京的王明道先生,另一位是九龙的胡恩德先生。王明道先生是全国“基督教反革命头子”,我的罪状之一是“王明道的爪牙”。当青岛一位弟兄访问我之后,他把这事告诉王明道。王先生说:“万万想不到献羔还站在我旁边!”

1982年9月,王先生来广州医治眼病,我叫一位梅承恩姊妹往医院见王先生。他本打算在动手术后与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可后来我们听说广州不敢替他动手术,因他年高82岁,若有什么不测,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影响。于是,医院打发他回上海去;那天早上,他派人来叫我去见他。我立即通知王大伟等,几人前往梅姊妹家里一同交通;当天下午,王先生下出租车时,我上前扶他。他问:“你是献羔吗?”我说:“是。”他说:“我现在看不清楚了。”下车后,我们前往梅姊妹的家里。在上屋外石梯时,王先生问:“这里是大马站吗?”我说:“这是中署前路一号三楼梅承恩家里。”

王先生一生经历过五个时期:清初、国民党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的光复时期和解放时期。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被捕算是最大的失败;当他第二次被捕时,他已站起来了。当他第二次出狱后,他常对人说:“我是鸡叫前的彼得。”而现在我可以说:“他是倒钉十字架的彼得!”他也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7—8)

他息了劳苦,这真是好得无比了;但对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同路的人中,又少了一个,而且所少的是一个末世不可多得的勇士!我们会感到孤单!但有主的同在就不觉得孤单了!除了他一点的软弱,他的一生可说是我们的好榜样,正如保罗所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

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沈颖

2011年5月,一条消息通过网络,牵动了海内外许多基督徒的心:在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当年建造的教堂即将被毁,据说地皮已被五台山的和尚花650万买去,要建寺庙和疗养院。

然而这座教堂并非无主之地,它的所有权属于英国浸信会。在一份寄给山西省有关部门的公开信里,美、英、中三国13位主内学者联合签名呼吁“救救百年教堂”。

12年前,仿佛被8位英国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入心,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美国学者张海燕从此记住了忻州。

彼时,在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高级专家的他,去密歇根大学借书,偶然从一本由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1904年出版的《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中,读到百年前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时,8位被杀的传教士在逃亡途中的日记片断。

同为基督徒的他开始收集和翻译与这段史料相关的各种文献、报道和资料,整理出《忻州日记》,试图立体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众人的目光就此被引回一百多年前的忻州,那些以自己的生命浇奠在这块土地上的传教士们,通过他们在逃亡中留下的日记,重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仓促逃亡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

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三。

这天早晨六点,信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Dr. D.H.Edward)的医院被义和团烧了。女传教士爱蒂丝(Miss Edith A.Coombs)本已逃生,但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时,额上遭铁器一击,仰面倒进火里。为了防止她爬起来,有人把木椅和一扇拆下来的门压在她身上。第二天,人们找到她烧焦的骸骨,把她埋在院子中央。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把守了太原城门以防止他们逃走。

传教士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太原传教站1877年于山西旱灾时建立。灾情自1876年爆发,一下旱了5年,河干地裂,几百万饿殍遍地,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进入山西赈灾,灾后寻找预防措施,建议开发矿藏,兴修铁路,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因为当时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传教士又建立戒烟局。1902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

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来忻州传道,同时开办诊所、男女学校。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最年长,他早年失怙,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经过三年大学训练,又经两年医药和外科训练之后,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在非洲忘我工作,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结婚后就申请来华。

马牧师(威廉·麦可拉奇)是苏格兰人。一次,他听传教士回国述职演讲,中国抓住了这个少年的心。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

在太原的传教士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最近来忻州帮    忙。任教士(贝茜·任诺)来华时间最短,才9个月。燕牧师(西尼·恩纳尔)只比任教士早来两个月。

形势骤变,邸牧师决定带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8位传教士开始了长达27天的逃亡。

这是逃亡第一天。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狄克松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教士也给亲人们写下了日记。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从西门出了忻州城,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等在那儿,由几个中国基督徒领他们去藏身处。

半夜时,他们牵了毛驴来,大家顺着干涸的河床前行,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叫刘家山,他们要藏身之处。

重走当年逃亡路

109年之后,2009年5月,已在美国普度大学任教的张海燕联系到忻州老记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忻州传教士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村民,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逐一考察。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回国之前,张海燕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和传教士日记,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

2009年6月5日,他们到了庄磨镇南张村。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支流,百年前春汛时节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可现在已经断流。

张海燕停下车,想搜集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回忆。刘振中是教会负责人,村里大约50人信教,主日时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刘振中并不知道在义和团运动时殉道的张治国,但他从一位80岁老汉处打听到,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其尸骨被埋在村外“洋人坟”。

而今,张海燕坐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与当年传教士们在牧马河干涸的河床上的路线大致平行。

传教士逃亡第二天,天既放亮,他们不能进刘家山,那天正值农历六月初四人们祭关帝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庙会。为了不给刘家山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退到山里,在峡谷里藏了一整天。

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

付家庄祈雨唱戏当日下午,却下了一场雨。戏一唱,各村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赶庙会,不看社戏,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起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迎神拳,请他们来惩罚、杀戮刘家山的信徒、村民们,以泄私愤。

传教士们逃亡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六里多山路,进了刘家山。

一百多年过去,张海燕向村民打听刘家山。他们说,刘家山改了名,现在叫“幸福村”,年老的村民告诉他们,刘家山有“洋人窟”,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村民说,村里原有150多口人,但如今大多数人已搬到山下平坦之地。向几个村民打听传教士的往事,山村教师戎双文的妻子带他们去看了以前传教士们盖的教室。

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雨侵蚀,状况尚好,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可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作祷告房。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传教士们离开中国后,这个教室还在用,直到近年,没小孩子上学了,才关了门。

当年传教士们到刘家山后第一天,出于对村民们的信任,12天之久,他们栖身在信徒兰万牛家中。第三天夜晚,他们就在信徒们协助下,在后山坡挖藏身土洞。

翻过几道陡峭山梁寻找“洋人窟”,张海燕两只手臂上划出了网状交叉的血痕,他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女子任教士在写给浸礼会信中的一句话:“神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作艰难的攀登。”

“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张海燕在追踪这段史实时,第一次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年大多数村民信了基督,在反洋灭教的狂潮中,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传教士们,而且官员们也不全在逼迫,其中也不乏同情者。

1900年7月5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九。

安叔根和张林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这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人,稀奇他们竟面无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发话,就听见少年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在“洋人坟”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有一块石碑,拭去尘土,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

张海燕断定这就是他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16岁,是任教士的助手,教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路,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据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

逃亡第13天,刘家山一个村民到邻村看望女儿却被义和团打了,义和团放话说,后天要到刘家山来。此前两天,太原被囚的传教士及其妻儿们被毓贤杀尽。不仅传教士们再不能藏身刘家山,就是刘家山的信徒和亲洋教的村民们也不能呆在村里,被抓住就意味着死亡。幸而此时,后山的土洞已挖成。传教士们卷起简单行李,带上些干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在夜半时转移到新挖的洞里,村民们随后逃走。

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五。

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刘家山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给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了村民。

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他今年六十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

邸牧师怀着感恩的心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

刚来中国9个月的任教士在给浸礼会的短笺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看望他们。

1900年7月13日,星期五,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何全奎老汉到了他妹妹家的村子,想不到村子里几个十八九岁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把他抓了押到城里。

忻州县衙新上任的徐桂芬,急忙升堂。何老汉戴着手铐,拒绝说一个字。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弄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没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扔进监牢。四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在最没指望的日子

张海燕很想知道,在避难刘家山,藏身“洋人窟”的二十多天,传教士们面对生死考验,后悔过吗?惊惶不安过吗?如果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他们会怨恨他们所服事的主吗?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似乎最没指望的日子,传教士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竟没一个人后悔来中国。来华不到一年、还在学习语言阶段的燕教士,留下了充满平安和感恩的日记:“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一些了。深信那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在写给母亲的信里,燕教士说:“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时,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主所赐的平安!我们要天天经历它,更多地经历它。如果主呼召,我们将快乐地回答:我在这里,请按你的心意而行!妈妈,明天是主日,愿主与你、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赞美主时吧!”

来华传教四年的马牧师,留下遗言给母亲:“我们处在丧生的危险之中……这是中国黑暗的时刻!但如果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杀了,这又将会何等地感动教会!如果这是神的方式,以此将福音传遍中国,我们就决然准备好,为福音的缘故而死。我们中没有人愿意死,但我们都诚心地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1900年7月12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周一都被杀了。山西巡抚毓贤到场,没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一声争辩,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

她在被杀之前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害你们,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可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得不深,她没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在太原府殉道的共46人。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从史料中,张海燕获知了传教士们的结局。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6月25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6月29日,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两周之久。

巡抚毓贤派人去太原领10个兵勇来忻州,7月15日,假意传话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传教士们从监狱出来,见州府备好4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行至城东门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着,伏兵冲出,传教士们一一被乱刀砍死,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

令人唏嘘的是,将邸牧师等诱入瓮城之内的忻州守兵的官长,曾被邸牧师救治过。为了让传教士不起疑心,他跪下求他们跟他走,说他会用手中的刀舍命保护他们,不料一入瓮城却杀心四起。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8位传教士的尸体,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张海燕查找到这件善举记载在恩牧师故乡的刊物《巴思日志》(1901年1月12日)。

庚子之乱后,传教士们殉难的消息传至英国,已退休回乡十年的老传教士德治安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和因回英国述职而幸免于难的老传教士苏道味牧师返回忻州,接续未竟的医疗教育事业。

而今,“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开始拔节,残损程度不一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四周(传教士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坏)。
任复兴告诉张海燕,几年前邸牧师后人看望过先祖墓地,庚子之乱之前两年,邸牧师的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了庚子教难中忻州8位传教士殉难事件,更令人感动的是,特别载入了忻州府40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

碑冠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给你们留下榜样”,其上有一行小字注明出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妇幼241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23000人殉道。山西是全国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妇幼占全部外国殉难者的79.3%;而据山西寿阳宣教会英国传教士叶守真医生(Dr. E.H.Edwards)和陈守谦记载,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人数,有七八千人之多)。

考察时,张海燕得知,有一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姓张,在此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

任复兴先生告诉他,张家的女儿张玉叶从教会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返回普度大学后,不忍纪念碑被毁,技术工程专业出身的张海燕根据他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确定了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终于成功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

此次寻访之旅,张海燕验证并绘制了传教士的逃亡路线图,他也欣喜地看到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遗址仍在。

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忻州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建堂之用。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翮冲天的大雁。

1900年7月21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是夜,一位村民冒险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

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转交给殉道者的亲人。

2009年底,美国的张海燕与英国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联系上了,她和她的先生于2006年曾访问过忻州(Prudence的先生Rev. Canon Stuart Bell牧师是英国威尔士的教区长,到第四代,邸牧师的后人依然在服事上帝)。

2011年5月底,张海燕将赴英国与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见面,邸家后人将把邸牧师当年在逃亡中留给孩子的原始日记交给他阅读。

这些逃亡日记被艰难地保存了下来。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作者特为本刊作了改写。)

个人灵修——自我牧养的一种方式/游冠辉

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说:“基督徒的技巧和责任的很大部分,是做一个向自己讲道的好讲员……每周听别人讲两至三篇的道是比较合适的量;但是每天向自己讲两至三篇的道通常是太少了。”读到这话,我感到十分震惊、羞愧。今天我们离清教徒的标准太远了。一周听一篇道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是正常的。一周要听两三篇道,那就需要参加更多的聚会,或者上网或者找光盘来听。听别人讲道还好理解,可是向自己讲道,这怎么讲呢?其实,自我牧养就是向自己讲道。我们通过个人灵修、读经、研经、属灵阅读来获得圣经的信息,在默想中将这些信息融进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向自己讲道。如果我们养成每日稳定的灵修习惯,每天通过灵修我们可以向自己讲一篇道;如果我们每日读经的时候,能够默想其中触动我们的经节,也可以获得一篇信息;如果我们每天能读几页好的属灵书籍,我们又可以获得一篇信息。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忙碌的社会里,一天要向自己讲两三篇道的确不容易。但我想,一个人至少每天要向自己讲一篇道,这是我们每日的灵粮。这篇道可以透过我们每日的个人灵修来获得。

我们习惯于生活在喧嚣的世界里,总是以各种活动或节目来填满自己的心灵,不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面对真实的自己。安静能使我们脱离世界的喧嚣,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面对真实的自我,并通过默想和祷告回归到上帝那里。

“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5:3)

如果你心里充满了忧愁和挂虑,清晨醒来的时候,你首先听到的不是窗外小鸟的啁啾,而是你心里的喧闹。起床洗漱之后,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将一天开始的时候分别出来亲近神,是为了让我们一整天都保持活在上帝面前的意识,就像将七日的头一日分别出来敬拜主一样,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怀着敬拜主的心过一周的生活。早上分别出来的这段时间是我们默想主的话语、倾听主的声音的时间,也是我们向主祷告祈求、倾心吐意的时间。我们心里牵挂的事常常会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有时,我们一起来,便想去做我们心中牵挂的事。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要抵制这种诱惑,记住,早上起来后的这段时间是你与神约定好见面的时间。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不要把这段时间用来做别的事情。

首先是预备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简短地静默祷告或唱诗敬拜来安静自己的心,除去心中纷乱的意念,放下心中各样的挂虑,让自己的心思能集中在主的身上。

灵修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默想神的话语,因为“默想是心灵消化真理以获得滋养和力量的途径”(巴克斯特语)。《诗篇》开篇就说:“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1:2—3)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神的话语就是那溪水。没有溪水的滋养,树便会枯干。

默想不是通读,而是集中在较短的经文上反复思想。每次默想经文的长度一般为一两段。深入的默想则更短,有时候一个小时只能默想一两节的经文。

默想的第一步是理解经文的涵义。将要默想的经文读一两遍,先明白这段经文在上下文中的意思。然后反复诵读、观察、思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话语中的亮光。一些关键的经节特别需要反复诵读,每一遍可以把诵读时的重音放在不同的单词上。

“光必须发出热量”。光有头脑的理解还不够,还需要让显明出来的真理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被真理激动,从而火热起来。这就是默想的第二步,巴克斯特称这第二步为独语(soliloquy),就是在神面前对自己说话。换句话说,独语就是向自己讲道。把神话语中显明出来的真理热切地向自己传讲,让这些真理从头脑中进入到心中。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我们借着默想,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用神的意念来更新自己的意念。

第三步是回应祷告。当我们头脑明白了神的道,心里被神的道所感,渴望活出真道,接下来便要借着祷告向神表达我们的悔改、感恩、颂赞、祈求等。在回应的祷告中,我们特别需要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愿意顺服他的道,并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活出他的道。

例子:

灵修经文:

“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5:15)

反复观察、诵读这节经文,我们可能看到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进一步默想:(1)基督替众人死,也替我死;(2)他要我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活;(3)他不仅替我们死,也替我们复活。

这些点都可以是我们默想的内容。我们可以默想每一点,也可以默想其中的一点或两点,当然也可以把几点结合在一起默想。

 默想话语:

我原是个罪人,犯了很多的罪,是当被判死刑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用他的宝血将我买赎回来。我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基督的。我是基督的仆人,是他的奴隶,对自己的生命不再有主权。基督才是我生命的主。

过去,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抱负。我活着是为了满足自己人生的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今天,我不能再为自己而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

我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察验自己。

第一,今天,从总体上说,我是否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主?我活着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满足主的心意,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我是否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了神?如果没有,我就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并反复对自己传讲,主为我死,我为主活。然后,借着祷告,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第二,如果我整体的人生目的是为了荣耀主,那就需要察验,在我们实际生活的具体领域,我是否凡事以耶稣为主?我是否让主进了家门,但自己手里还攥着各个房间的钥匙,不把房间的钥匙交给主?我的婚姻是由基督来做主吗?基督是我家庭的主吗?我的钱财、我的时间是完全属主的吗?我说愿意为主而活,当主要我舍己摆上的时候,我真的摆上了吗?

我发现自己整体而言愿意为主而活。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有很多方面,我并没有完全让基督居于首位,时时刻刻为他而活。在有压力的时候,我很想逃避,不愿意承担主所加给的责任。我还是想过得舒坦一点。还有,经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世代邪恶”,但我还是常常浪费时间,尤其在有压力或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还没有实际地将每一分钟都当做是属主的,当按照合主心意的方式来使用。……

  回应祷告:

主啊,想起自己过去犯的罪,想起这些罪可能带来的后果,我心里感到不寒而栗。你用自己所流的宝血,涂抹了我的过犯,使我成为新造的人。当你以圣灵开启我的眼睛,让我认识了你的时候,我就在你的面前立下心志说:“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是顺境还是逆境,是结婚还是单身,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我都愿意一生一世跟从你。”之后,你又不止一次感动我,激励我重新确认对你的委身。今天,我依然对你说,主啊,我愿为你而活。可是主啊,还有很多地方,我并没有完全让你来做主。我甚至不愿意时时活在你的面前,因为活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就不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有时候,我禁不住还是想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不让你完全占满我的生活。在面对困难和压力的时候,我很容易选择逃避。你为我受苦,但是我却害怕痛苦,不那么愿意为你受苦。主啊,求你不要厌弃我,帮助我一点一点胜过我的软弱……

信心与祷告/倪柝声

《马可福音》11:12—24那一段故事的上下文,讲“祷告应当信”是相当清楚的。主耶稣和门徒从伯大尼出来,他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但是树上竟没有果子。主耶稣就咒诅它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第二天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门徒就希奇,对主说: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主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人祷告的时候要信,因为你信你所求的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什么叫做信?你信你所求的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盼望人信主后,第一个礼拜,就知道什么叫做信。应该一起头就能信。主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一、信就是得着

我们作基督徒的人,常常犯一个错误,在老基督徒中,也有这一个错误。主在这里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基督徒,不是有信心必定得着,应该是有信心是得着。在这里有两种的信心,有两种可能的信心。主耶稣说我们“得着”是用过两次,一次是“是得着”,一次是“必得着”。如果用黑板就把它写起来,一边写“是得着”,一边写“必得着”。主耶稣所说的“信”,是挂在“是得着”上,这叫做信。什么叫做信?信,就是信是得着。

许多老信徒把这一个“信”字,从“是得着”上拿下来,挂在“必得着”上。我们祷告主,相信必定得着,这一个信心大得很。我祷告主,叫这一个山挪到海里,我相信一定挪到海里,这一个信心大得了不得。但是,这一个信心却从“是得着”的头上拿下来,戴在“必得着”的头上,像戴帽子一样。我们应当把信戴在“是得着”上,不是戴在“必得着”上,我们把这个帽子戴错了地方。主说一切信必得着的,不是信心。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信心,这信心,是“信是得着”的,不是“信必得着”的。这二个绝对不一样。不止初信的人得学,就是信了二十年的人,还得学。你们自己得清楚,“必”是要的意思,比“要”还要厉害,但是不够。

我信主,是余慈度小姐带领的。她后来生病,乳房上长瘤,一天流出许多的脓。那时我刚刚得了一个医治。她听见我得了医治,就写一封信,叫我到江湾去看她。她信心顶大,说,我相信神一定医治我的病。我说你不能说,相信神一定医治你的病,这不是信心;主耶稣不是把信字挂在必字上,这不是信心。我们谈了好久,后来我就回来。过了两个月,她的病越过越坏。

你们知道,长毒瘤是相当痛苦的,肉腐烂,细胞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又臭又苦。初期的时候,医生说可以开刀,后来就是要请医生开刀也没有用。但是她说神会医治她。我说,这不是信心。在她旁边其他的西国教士也和我争辩。他们说余小姐信心大得很,我说这不是信心。我说,她要相信神医治了她,这才是信心。不是神要医治,乃是神医治了。真的信心,是信神医治了我。神要医治,神必定医治,那是盼望。信心都是对付神的现在和过往;只有盼望,是对付神的将来。我相信神明天要医治我,这就是我盼望神明天要医治。

两个月后,一天,我收到余小姐一封信说:我一定在两三天之内要起床,我相信神必定医治我,所以我必定起来。那几天,我相当忙,人也累,不能去看她,就复一封信说:信心在前,行为在后,这一个行为是活的;行为在前,信心在后,这一个行为是死的。这是基本的原则。人是先有信心,后有行为。先有行为,后有信心,那一个信心不行。我指明给她看,你如果相信我得了医治而起来,这一个起来是活的。感谢神!他医治了我,所以我从床上起来,这是活的。因为我相信神是医治了我。我如果想,我应该起来,神会医治我,请你记得,我靠着我的行为来保那一个医治,那一个医治是死的。

第二天,我赶去看她,我请求她不要爬起来。我说:你如果得了医治,爬起来可以。你如果要爬起来得医治,不可以。你看见这是基本的分别,你如果得了医治,爬起来是可以的。圣经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如果爬起来,觉得神必定医治你,结果一定不行。你盼望用行为来叫神医治你,第一天行,第二天就不行。那一天她看见了,她没有爬起来。当然后来她慢慢地去世。

所以,什么叫做信?信,是因你有一种的情形说,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不是神要听我的祷告。当你跪在那里祷告,就是这么一下子,你说,感谢神,听了我的祷告!感谢神,这一件事情好了!这叫做信心。这叫做信“是得着”的。你或者跪在那里祷告,爬起来,你说,我相信神一定听我的祷告,这一个一定不行。你再一定几下,也不发生事情,你的一定并不生效。如果替一个病人祷告,他说,感谢神,我得了医治!也许热度还是那么高,一点没有改变,只因里面清楚,就没有问题。有的人说:唉,我相信主一定医治我的病!你试试看,后面还得有许多的一定。

主耶稣是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不是说信必得着的,就得着。掉一个头就不行。弟兄们,你们看见那一个窍门吗?真实的信心,都是“已成了”,是感谢神,听了我的祷告!

二、祷告的两段落

对于初信的弟兄,我有几句经历的话对他们说,在祷告上,要分两段:

第一段是从没有应许,祷告到有了应许;从没有神的话,祷告到有了神的话。所有的祷告,起头的时候,都是求神,一直求,一直求,花三年也是祷告,花五年也是祷告。像莫勒有一个祷告,一分钟神就听他;有的祷告了七年,神还没有听,他花了那么多的工夫在那里祷告。这一段是祷告的期间。

第二段是有了应许,一直到应许的实现;有了话语,一直到话语的成功。在第二段里面,不当祷告,应当赞美。

在头一段里面,是祷告;在第二段里面,是赞美。在第一段里面,是从没有话祷告到有话;在第二段里面,是有了话就赞美主,一直赞美到东西拿到手为止。这是祷告的秘诀。

世界上的人,起头祷告的时候,手是空的,这是起点;终点是感谢神,东西来了,神听了我的祷告。世界上的人所看见的祷告只有两点:一点是我没有,我跪下去祷告;一点是我祷告,神给我东西。比方说,昨天我到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表。过几天,主给了我一个表。这就是从空手到有东西,只有两点。

但在基督徒身上,当中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信,这是世人所无的。我祷告求一个表,到了有一天,我说:感谢神,他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里面清楚,我有了;但我还是两手空空。过几天,表就到手了。教外人只看见两点,基督徒必须有三点,当中的一点不可少。教外人,只有无表、有表两点。基督徒在无表和有表中间,还有一点,那一点,就是神给我话,神给我应许。

在教外人中间,在属肉体的人中间,他们只看见无表、有表这两点。在我们中间,有表和无表之中分两段,第一段,从没有表到得着应许,第二段从得着应许到得着表。在无表和有表之间,就是有了神的话,有了神的应许。祷告的第一段,是求主给我一个表,祷告到有一天,神说:我给你一个表。你得着了应许之后,就赞美神。第二段,就是说,感谢主!你已经给我了。也许到第三天,到第四天,表才拿在手里。但是在灵里面,是前四天已经得着了;在手里面,是后四天才得着的。基督徒应当有这一个灵里面的得着。如果没有,你一点信心都没有,你一点属灵的窍都没有,你没有路走。

盼望初信的人,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信心,也学习祷告。也许祷告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一年,一直祷告下去,还是两手空空的,可是心里面有一点把握了,事情成功了。可是,那样还不够,还要赞美神,一直赞美到东西拿到手为止。换一句话说,人应当尽力量在神面前求,一直求到得着信心为止。可以说,头一段是从没有信心祷告到有信心;第二段是从有信心,一直赞美到有东西。或者我这样说,从没有东西到有信心,这是第一段;从有信心一直赞美到有东西为止,这是第二段。

为什么分作两段呢?人从没有东西,祷告到有信心了,如果再祷告,信心就祷告跑了。所以,一有信心之后,就只能赞美,不能祷告,如果祷告,信心就失去了。从没有东西,祷告到有信心;从有信心,就赞美到有东西,不应该祷告了。如果再祷告,就会从有信心祷告到没有信心,也就没有东西。“必得着”是经历上的得着,“是得着”是在当中。信了不是祷告快得着,乃是要用赞美来催他,不是用祷告催他。神既说给我们,我们还能说什么?你里面一有把握说得着,你还求什么?只能赞美。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历,就是祷告到一有信心,就不能再祷告下去。你只能说,主,我赞美你!可惜有的弟兄没有知识,神已经应许了,还在那里祷告,以致祷告到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

你守住那一个信心,赞美说,主,赞美你,你听了我的祷告!主,你前一个月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所以你们要晓得,《马可福音》11:24的话是何等的宝贝。全部新约,没有第二个地方像这个地方,将信心显明得这么彻底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把这里的话分作三点:一是祷告,手里一个东西也没有;一是信,东西也没有;一是信心有,东西也有。初信的弟兄,如果能够看见这一件事,他就能真的知道什么是祷告。祷告在他身上,是一个厉害的东西。

——————————

1     本文节选自倪柝声著,《祈祷与读经》第3章“祷告”。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

“反西化”还是“现代化”/秦晖

一、“拳民”与“教民”的由来

天朝灭亡三十多年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文化”大潮,只是方向相反: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不仅反“洋教”,而且对戊戌维新反攻倒算,要废掉 光绪,杀光维新派乃至洋务派“二毛子”,还要“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总之是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要一锅端。近来有人说,义和团“烧铁道,拔电杆”是军事需要,不能简单视为排斥西方“器物”。其实,除了那个揭帖,当时拳民仇视新“器物”的言行也可以说是 比比皆是,如时人所记:“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其痛恨洋物如此。”1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2。可见其“反西化”之极端。当然,义和团反“西化”的最主要对象还是“洋教”。今天在这个问题上,两极化的“义和团立场”和“洋教立场”都显得偏颇,我们应当平心而论。

应该说在人类文化交流中,信仰(不限于宗教信仰)的传播遍见于古今中外。在中国,早于基督教的有印度“传教士”竺法兰等传入的佛教,尤其是达摩传扬的 禅宗。晚于基督教的,有马林、罗易、吴廷康这些来华传播马列主义的“国际使者”。说实话,与此前和此后的这些人相比,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不很成功。佛教由竺法兰等人传入后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后来号称“佛教中国化主流”的禅宗,事实上也是由印度来的“达摩祖师”奠定的。

至于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与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那些人相比就更有意思了:后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前者游走于大都市;后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前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应当承认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一开始也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两者传入的新信仰也都对中国的老“传统”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最有趣的是:两者 传播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多相似性。有一篇为“教民”鸣不平的文章写道,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

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 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钱没势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9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3

此文说的基本不错。笔者当年曾在晚清“西林教案”发生地附近插队9年,那是一个极其偏僻贫困的大山区,自晚清以来直到民国年间一直有法国教会的传教活动。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当地的教民村寨都是瑶族和“高山汉”寨子,即当地最贫困的人群,而条件较好的壮族村寨和坪坝地区似乎没有教民的踪迹。

不过应该补充的是:弱势本身并不是不变的,穷人并不一定是进步的同义词,底层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正义——当然,这几项不确定也不仅仅对教民有效。

一般来讲,在中国传统秩序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居于优势的阶层无求于教会,并且作为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他们通常会敌视传统秩序的可能颠覆者,因此教民以上流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为主,这并不难理解。在一些记载中他们与别人的冲突甚至有点像1950年代的“穷人斗争”叙事:如1900年3月河北清苑教民王洛敏为东家张洛第“锔锅”、“钉火镰”而张“不给工钱”,导致王上门“坐索、口角”,其他教民赶来相帮,遂发展为一场民教冲突。4

二、义和团只是“民教冲突”的产物?

显然,教民入教不仅仅是为信仰。不过无论是为信仰还是为权益,本身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可能要么别人欺负你,要么你欺负别人,阿Q革命成功变成赵太爷,如此反复循环。随着晚清国势衰弱,列强步步进逼,从国际关系中的强势者,通过帝国主义行为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又成为社会上的强势者。教会以列强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来传教,就可能走向信仰自由的反面了。传统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弱者没有靠山会被欺负,但有强势教会做了靠山,就有可能扮演强者的角色去欺负别人了。同时所谓痞子,既是上流社会对底层抗争的一种蔑称,也不能否认流氓无赖确实在底层社会存在着,他们平时被社会边缘化,一旦得势成为“权痞”,确实可能比传统的“权贵”表现还恶劣。

对于晚清各地多发的教案,如今有谴责“排外”和肯定“反侵略”两种对立观点。实际上恐怕不能一概而论。随着晚清列强势力的增加,我们看到教案出现了类型上的演变:早期教案如“西林教案”,多是官府主动镇压传教士,带有较多的传统统治者排斥异端的色彩。但是到了晚期,“石头剪刀布,百姓洋人官”的局面形成,民间社会挑战教堂,而官府畏列强之势出来保护教堂、弹压百姓的案例(如巨野教案)越来越多。虽然即使晚期教案也不是只有这一种类型,但显然它与一些教堂(以及教民)以列强的权势为后盾行为不公、并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有关,不能说教堂完全是无辜的。

不过,仅仅这个因素是不足以造成“庚子之祸”那般大乱的。因为晚清的几个因素使“教民特权”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如果要说依靠政治势力强行传教,那么清末的基督教会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太平天国走得那么远。晚清官府再屈服于列强,也仍然是个“儒表法里”的朝廷,不可能变成太平天国那样的神权国家,不可能像天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耶教”。晚清教会再得势,也做不到“焚书坑儒”,像洪秀全那样对儒家进行异端审判,或者像洪那样去打砸“偶像”庙宇。19—20 世纪之交的西方列强自己都已政教分离,更不可能像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拉美那样去强制传教。当时的在华教会至少在形式上也承认信仰自由,只能“诱人”入教而不能逼人入教,其“文化特权”是有限的。

第二,晚清教会的新信仰、新观念与教民作为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对传统秩序、主流社会的冲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革命”的程度。纵使底层教民靠着教会撑腰,对上流社会表现出不敬,也不是教会传教的本意。教民可能不交迎神赛会份钱、不尽团练保甲义务、不参加宗族祠堂活动,并因此招致反感,但他们不像过去的天朝和后来的“农会”,并没有能力去禁止别人从事上述活动,由此造成你死我活的冲突是不合逻辑的。

第三,晚清教民中的确有借着官府对列强的畏惧而狐假虎威的“权痞”行为,就个案而言,有的行为可能比“权贵”还恶劣,但就整体而言,教民“权痞”之害只是“权贵”之害的一个投影。晚清官府本来不把草民当回事,但“在教”的百姓“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于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出见。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5说实话,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官府拿百姓当回事绝非坏事。但只拿你当回事,对其他百姓就构成了不公,倘若你因此自以为成了回事而对其他百姓也傲慢无礼起来,那不是找抽吗?

不过对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一种态度是:你本来就草民一个,居然把自己当回事,该抽,抽了你大家都乖乖当草民就好了。另一种态度是:凭什么只有你才是回事,我们就不是?官家必须把我们都当回事,否则咱们就抽他。但是,后一种态度直到辛亥时才比较普遍。而在庚子年间,百姓往往只知道前一种态度。

就以当时最遭人反感的教会“包揽词讼”过问司法而言,本来在“衙门八字开,无权无钱莫进来”的背景下,教会对弱势教民进行“法律援助”不能说就是坏事,当然可以指责他们何以只援助教民,不过普遍援助恐怕谁也做不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整个司法体系还是那么腐败、不公,那么得到教会援助的人对其他人而言就等于拥有了司法特权,容易造成恶果。但这里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难题:是让所有人都成为司法腐败的牺牲品而置之不理,还是改革司法体制实行公平法治,让所有人都得到正义?对此,辛亥时人们普遍的回答,同样与庚子时不同。

事实上,如果司法本身是公正的,教会的“法律援助”不会造成问题,如果司法本身不公正,谁有权势就偏向谁,那么教会势力与其他权贵势力干预司法的恶 果是一样的。当时教会只能“包揽词讼”帮教民打官司,而不能私设公堂,像中世纪西方教会那样拥有相当程度的司法权。因此关键还在于当时的司法体制本身的腐败。更何况教会涉足词讼也只是天主教会的特点,新教教会一般不这么干。

总之,对于晚清社会上的“反教”风潮,教会与教民方面是有责任的,不能仅仅责备中国人“排外”。但是当时的“民教矛盾”并没有今天一些著述渲染的那么严重。晚清的“教案”尽管有增多的趋势,但直到“己亥建储”时都远没有达到失控的程度,更不必然导致社会爆炸。而1899年以后“民教冲突”突然失控,很快变成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一场社会爆炸,其实另有原因。

三、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6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 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 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7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史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 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8今人的研究也指 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9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 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10,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11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 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12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 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四、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 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13,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14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五、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 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 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 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 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15但是,无论革 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 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16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 “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
(原载于《南方周末》,本刊因篇幅限制有部分删节)。
1  佚名:《天津一月记》
2  柴萼《庚辛纪事》
3  郭老学徒:《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杂文月刊》选刊版2009年第 7期
4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93—96页
5  见腾讯网:《转型中国第08期: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
6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 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
7  见《庚子中外战纪》
8  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
9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
10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
11 罗:《庚子国变记》
12 佚名:《天津一月记》
13 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59年,上册187页
14 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15 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16 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异象:过去、现在与未来/李小白

面对着教会目前的困局,当我们反思并需要抉择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再次浮现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其实自守望教会决定“浮出水面”以及后来确定“山上的城”之异象时就已经存在,但当时并未有如今日之深度的解读。因此,在登记、整合、建堂等过程中,多是从外在及事工的角度予以解释。随着过程的深入,今天我们必须在更深的层面上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否则无论建堂、植堂还是深度教会建造都难以继续。

这些问题实质上反应了如何理解异象及其实现——当下具体的疑问包括:登记、整合、建堂等是教会的使命吗?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大型聚会?户外聚会合适吗?等等……守望教会是一个比较“后知”型的教会(即我们多是“先做后说”,而不是“先说后做”),我想就此谈谈我的一些“后知”看法。

教会:基督教信仰的唯一载体

“载体”这个词也许不妥,但却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比较合适的表达。

任何一种信仰(社会学意义上就是宗教)都需要具体的载体,否则就无法实践及传承。基督教信仰的载体显然就是、并且只是教会。从旧约到新约,绝少中国“大侠”式的人物(参孙大概最为接近,但也是不大好的见证),保罗宣教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一系列教会,而新约圣经几乎都是写给教会的。圣经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与新妇、神的家与国等等,可见教会在神的心意中何等重要。

教会就意味着群体,也就是说基督教信仰是透过群体实践和传承的。“不可停止聚会”是圣经的命令,尽管历代教会聚会的规模、方式不同,但聚集在一起敬拜却从未中断过。

只是近代以来,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教会的地位与重要性在人们(包括基督徒)的观念中大打折扣,信仰的个人化趋势比较明显。例如,自慕迪以来,多以决志祷告这类典型的个人认信方式作为信主的标志,洗礼(这是典型的教会行为)的地位、作用与意义反而不受重视。时至今日,有些人甚至认为参不参加教会并不重要,只要个人信就可以了。但这却与圣经的教导不符。

教会根本的特征是认信耶稣基督为唯一的主,在旧约表述为以色列人的“示玛篇”(即申 6:4—5)和十诫的第一诫。由于教会在世界是作为一个当时代的社会组织而存在,因此,教会与社会的张力就不可避免。“政教分离、政教合一”无非就是这种张力的具体表现。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社会,神赋予教会不同的使命,但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建立并坚固神的教会,直到主再来。综观历史可以看出:教会兴则社会兴,教会衰则社会衰(我们现在不正是如此吗?)。故对于一个具体的教会来说,清楚知道神在当下给教会的使命并为之全力以赴就是最重要的了。

教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大公”性,在时间中即体现为信仰的历史传承。国度是圣经重要的观念,历代教会共同构成基督的国度。因此,大公教会的传统,不仅是丰富的属灵资源,更是属灵的“根”(罗 11:17—18)。教会可以(也应该)有特色,但过于强调特色以致轻视传承,教会就容易成为一个没有根的教会,这样的教会缺乏属天的国度观,必定不能长久。

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依我之见,正是由于在教会的建造上下功夫不够,导致教会根基不稳、国度观念不强,以致教会比较弱小。尽管近年信徒数量有长足的增加,但教会内在质量仍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

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

历史与国度的反思

新教是在大复兴的年代传入中国的。但在时代观念、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多重压力下,中国教会(以下仅指新教教会)在二百年间艰难成长,至今根基不稳。教会建造仍是当前中国教会最重要的任务。

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在热情、忠诚、奉献等方面非常出色,工作也卓有成效,但其教会观如何,可能值得反思。在信仰个人化、超宗派、反智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等影响下,中国教会一开始就有些“先天不足”。再加上过度依靠国外的人员与资助,教会的成长多少又有些“后天营养不良”。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信仰的看法是相当实用化和个人化的。时至今日,许多人仍认为你自己心里信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聚在一起呢?信教不必太认真,没事时净化一下个人心灵就可以了,有事还是现实些为好等等。而中国的统治者一向视群体的聚集为大患(有一天从电视上得知这是清代不许开矿的重要原因——怕人多方便造反),故对宗教(既没用又聚集)总是多方限制。这些因素对于教会和政府都有相当的影响:历朝政府总是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有权管制教会,教会则自觉不自觉地容易走向信仰的个人化、道德化、实用化。

中国也是一个长期专制的国家,“家长制”等如此深入人心(所谓“民主集中制”不过是其变种),难免影响教会。比如,认错(悔改)对于教会及其领袖还是比较艰难的等等。综观1949年以前的中国本土教会,在神学思想、国度观念、自身组织管理方面都存在不少值得反思之处。

由于新教是在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大规模进入的(其实之前已经进入,但多被压制,难以生根),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敌视与攻击。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信徒在回应时要么放弃了信仰,要么割裂了与大公教会的联系,向民族主义妥协,留下了未竟之工,需要今天继续完成。(我如此说并没有半点轻视或否定宣教士及老一代信徒、教会的意思。只是中国教会走到今天,若要继续前进,就不能不认真而深入地面对这些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教会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仍是“教会建造”。从外在的角度,这是教会成为一个独立、合法(当然是按教会本着圣经在当时代下的解释——这其实是神在当代心意的表达)、合宜(即由内涵定义的、发挥宗教作用的教会)的社会组织的过程,其直接体现自然是“政教关系”。我们所推动的登记、整合、建堂以及将来的植堂、宣教等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从内在角度看,这是教会神学、组织、牧养等理念与体制形成、改进直至稳定的过程。由于教会是一个整体,对内、对外实质只是同一个建造,不能分开,也不能缺失彼此。外在的过程拓展并验证了内在的实质,内在的实质保证并支持了外在的过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承传大公教会传统、符合时代与国情、成为社会良心的中国教会——“大公教会中国当代分会”。

神啊,你真伟大!神的心意远超过我们所能思想的。也许我们只是想通过建堂获得一个稳定的聚会场所,但神却有更伟大而奇妙的计划。我们难以设想我们微小的工作,将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我们这些没有教会经验的软弱器皿,居然能成为建造神国度的先锋。前面还有什么?只有继续前行才能知晓。路才刚刚开始,前面风景必定更好!

守望教会的异象

经历了30年严酷的历练,中国及中国教会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机。就社会而言,过去30年,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宽松了许多。(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为复兴教会准备的,不然建堂的资源从哪里来?)中国教会同时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复兴,为教会深度建造预备了条件。

不可否认,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教会的复兴使教会内在建造的要求更为迫切。因此,城市教会的兴起就必定肩负着深入建造教会的使命。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两个教会可以完成的。但圣经记载神做工少有“群众运动”,多是先兴起一些“先知”。

我想,守望教会正是这样的“先知”之一(荣耀归主!),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领受并实践着建造教会的使命(异象)。尽管我们在决定转型时并没有认识得如此清楚,但我们却在此使命上迈出了实质的一步。这个过程中神清楚的带领与印证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我们最终确定的异象表述(“山上的城”与“教会建造”)岂不正是这一历程的总结?而每当我们面临挑战时,如何聚会、是否继续建堂等与异象相关的问题就会浮现。到目前为止,每次的反思都使我们对异象的认识更为清晰,信心也更加坚定。但愿现在的经历,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不可否认,实现建造教会的使命不一定非登记、建堂不可。但对于守望教会而言,既然要成为山上的城,教会规模太小、没有稳定的聚会场所、只走前人走过的路等恐怕都难以将异象落到实处——异象与使命要求我们突破与成长。作为先锋与拓荒者,在看似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去铺路搭桥,乃是理所当然的。感谢神!我们有幸被主选中(只是在有限意义上如此说,许多兄弟教会早已走过这些路了)、被主使用,这真是主所赐下的何等大的恩典与荣耀!

不论是登记、整合还是建堂,我们在开始时都认真地寻求了神的心意,也能彼此印证。不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表述、实施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存在怎样的问题和偏差,但在我看来,“神施恩的手一直帮助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显、不容否认的。再看看因此而取得的超出我们意料的成果(比如这个正在经历痛苦磨合的同工团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我们尽管痛苦到今天可就是还能坚持下去,谁敢说这不是神迹?),我的信心更为坚定,更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走下去。至少植堂还没有开始,我不相信神带我去纽约学习如何植堂一个月只是为了让我开开眼而已!

登记是第一个主要的行动。尽管结果并未成功(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登记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但其意义却非常深远:神的教会终于可以坦然面对政府,不再惧怕公开自己了(“三自”运动中教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惧怕)。这不仅是教会外在环境的突破,更是教会内在生命的突破。

整合是第二个重要步骤,我们今天的大型聚会正是该行动的果实。就敬拜神而言,聚会规模并无实质意义,大、小聚会都可以。但就今天中国教会的现实处境而言,不突破聚会规模的限制,教会就难以健康地成长。就教会历史而言,这是突破“三自”运动强加给教会之限制、并进而解决“三自”问题(只要这个问题存在,中国教会就还没有合一)的必由之路。就教会建造而言,这是探索并形成中国教会神学思想、治理模式、工人培训等的必由之路。就福音的传播与国度的拓展而言,这是建立未来宣教基地的必由之路。就信仰的经历而言,这是学习凭信心持守神的异象与托付的必由之路。就个人生命成长而言,这是使信望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的必由之路。就社会意义而言,这是使社会认识教会、教会影响社会、政教关系正常化(小型教会在客观上难以起到如此作用)的必由之路。可以分散聚会吗?可以,但那要等到教会不受限制的时候。那时,教会愿意以怎样的规模与方式聚会,就选择那样的聚会形式好了。但今天的守望教会不可以,这场属灵争战还在进行中。尽管今天我们似乎可以保持大型聚会,但并非稳定,被打压的基本态势仍没变。国家宗教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希望将聚会再次限定到所谓的“合法聚会点”中。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要警惕!

建堂是第三个重要步骤。教会当然不等于教堂,但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下,建堂具有特别的意义(见守望教会建堂报告)。由于教会一时难以取得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在属于自己的教堂里敬拜其实就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合法化的最佳形式(以经商为例,对于普通人而言,通常他不关心你是否有“执照”,只要你在那里经营并无人干涉,你的东西没有问题、价格公道、服务令人满意,他就认为你是合法的,就愿意买你的东西)。同时,建堂的成功也必定为教会建造提供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并为众教会(间接为社会)撑开一片广阔的成长空间,使教会建造更广、更深地进行。也正因如此,这场属灵争战才如此激烈,魔鬼撒旦(政府不过是它的工具)才如此顽强地抵挡教会,阻止建堂。既然如此,教会更不能退后,反而应当信心坚定,坚持建堂,直到成功。

我们正在路上,遇到了困难与挑战,信心有些低落。这没什么希奇,保罗早就告诉我们“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时最要紧的,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具体说就是持守异象),凭借芥菜种般的信心,坚持下去,决不退后。主应许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异象与牧养的关系

这是困扰不少人的问题,似乎正是由于登记、建堂等投入过多而影响了牧养与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关乎异象及其实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清楚,不仅困扰个人,更影响教会。就资源投入而论,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放在教会建造的大背景下,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呢?

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从根本上说,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能牧养我们。主将具体的使命(异象)赋予一个教会,并通过圣灵带领、扶持、保守教会实现之,这不是牧养吗?不仅是,而且是主要的牧养方式之一。“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与主同工、与神同行,主就在这个过程中牧养我们。登记、整合、建堂这些实现异象的具体事工正是主牧养我们的途径。神训练门徒,主要是将他们放在工场或战场上(想想保罗刚归正就投入战斗的情形),尽管危险,但成长也最快。因此,异象的实现不仅没有影响牧养,相反却是牧养的一部分。

作为教会,既已领受这样的使命,就应当集中全部力量为之努力。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与神同行。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求主与我们同在”,但其前提却是我们需要站在神那一边。神的心意既已清晰,听命就胜于献祭。这不就是牧养吗?牧养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把我们变成顺服主的人吗?

就登记、整合、建堂而言,主至少在以下方面牧养了我们:

1、通过经历登记、整合、建堂的过程,主使教会和个人的生命都大大成长。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信心、爱心、忍耐、奉献、刚强等方面没有突破吗?这些正是一个基督徒的安身立命之本,不仅使我们可以从容面对生活中的各样挑战,而且让我们一生受益。

2、通过登记、建堂的过程,主大大更新了我们的教会观念(在这个时代中,抱持这样价值观的本身就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建立了弟兄姊妹生命上的联结。当然,不少人感觉这方面似乎很差,甚至很不满意。但换个角度,你为什么不满?岂不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姊妹,你期望更多吗?这是更新与成长啊!正说明我们有了相当深入的生命联结,也激励我们更深入地建造教会。

3、也许有人觉得教会对个人生命的关注不足,我承认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牧师,我无可推诿,只有努力作工。但我们也应当思考:一是是否过于关注个人的问题。现时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比较关注自我与自我的感受,但圣经的原则却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个人的小圈子,投入服侍他人与教会之中,相信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二是信心与勇气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哪个牧师或辅导员指点一下就一切通达了。这是必须由你自己在那个特定的处境中,凭信心勇敢胜过的,这是神牧养你的一部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不能得胜,再多的关怀充其量只能“挺”你一时,但难以使你突破与成长。

当然牧养是教会永远的问题(只要教会存在)。我们正在教会建造的路上,许多事工还非常不成熟。作为拓荒者,代价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知道今天的付出,乃是为着中国教会长久的益处(这当然包括我们个人的益处),更是为着神的荣耀,你愿意吗?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 15:13)

2011年3月
(作者为北京守望教会牧师)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王怡

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林昭狱中血书

基督徒右派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老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刑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北大学生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政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基督徒右派杨毓东,是1957年12月26日在“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被打成的45名基督徒右派之一,第二年被劳动教养。1986年,杨毓东在政府答应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任“三自爱国会”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教会不学习政治;第二,讲道唯独根据圣经;第三,宗教局当众承认当初对其右派定性是错误的。“六四”期间,杨牧师带领的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唯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队。1994年,杨牧师与三自会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肉体折磨,但他仍然成为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主席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予以释放。但吴维尊一如既往地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教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一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一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爱国筹备会”及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护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企图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49年9月,中共高层钦点了当时在教会内并无重要地位的吴耀宗、刘良模等5人,作为基督教代表,参加产生新政府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大力扶持他们的地位,让吴耀宗在会后率宗教界代表团去全国巡访,在各地均受到党政首脑迎接。随后,周恩来在1950年5月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三次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开始向教会摊牌。

当时,吴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到自由派(现代派)神学影响。连他在内,三自阵营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均曾在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他们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情感和反帝心理,这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了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悲凉的语气写道,“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越来越倾向于左翼政治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吴耀宗的周围。1948年,吴耀宗曾写下《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意义,却因自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向着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归正,去恰当地、全备地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于是对他们来说,“基督的救赎与社会变革是一回事”。他们所谓的基督信仰,已和世俗的社会主义理想相去不远。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于2006年11月其父的遗体迁徙仪式上在宗教局官员面前为父亲辩护,仍然苦口婆心地提及吴耀宗至死坚持认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无矛盾”。中国教会史专家、法国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评论说,这正是中国的“三自运动”从新教开端的原因。共产党显然注意到了吴耀宗等人的思想,“他们对此相当重视并充分加以利用”。

韩战爆发后,西方传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国,少数人被政府逮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这一切都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很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了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文中最后的结论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才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另外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发出三次威胁之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之道、对上帝在历史中的主权也丧失了盼望。转而认为,若不妥协的话,教会就会彻底被摧毁。于是他们因着小信,怀着一种似乎为主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了政治上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院长、改革宗神学家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公开加入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三自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也改变了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当然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当的。但因为他的影响太大,政府已决定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倪柝声还是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

其他更多的人,则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极个别倡导者,本来是共产党很早之前就派遣、渗透在教会中的秘密党员。这和他们在20年代“非基运动”中暗中策划和鼓动的手法一样。如在上海组建“三自会”的主要人物、秘密党员李储文“牧师”。1961年升任全国“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殴打,亮出藏于家中的党员证求饶,要红卫兵给周总理打电话,证明自己其实是党的人。他的身份暴露后,离开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改革开放后,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根据政府的指示,邀请了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并由政务院批准,连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签名名单,全文刊登于195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直接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随后在政府的扶持下,三自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卖主的运动。

当时全国约有10000间教会,8000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才能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成了“反革命”。到了1951年4月,签名者达到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签下自己姓名的基督徒有41.6万余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一半。

然而,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论触及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议题,也几乎无人关注基督徒这一边缘群体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至1956年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控诉大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为全体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必将失去。由周恩来出面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1957年就变成了由毛泽东亲自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锢与政治迫害。这不禁令人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锥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活,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殉道与护教:中国自由史的篇章

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两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权、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三个‘自’,实质上就是中国党和政府对神在中国教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捍卫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则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

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件令人震惊的灵魂事件和中国大地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属灵争战。基督教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无神论的极权者到来时,却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

共产党的价值,就是让所有知识分子都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会被折断。连中国的基督徒们,他们的上帝也任凭了他们的软弱,他们曾宣称的信仰也轻易跌倒了。这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全国性背道,无数次偏离他们的耶和华神。但亦如圣经所言,即使在这样的全国性背道中,上帝也总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个时代,圣灵都预备了他的见证人,好使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总有“七千人”不会向着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教会史上、也是中国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敬畏的篇章,就是在“三自爱国运动”中,上帝在黄皮肤的子民中也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开始,就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了家庭聚会,拒绝政府的思想改造,从而开创了1949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以非暴力方式、为着信仰和良心的缘故抵抗专制的一个活生生的传统。这不是靠着人的道德、血气可以坚持的,因为许多骨头比他们更硬的人都屈服了。这是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对他的教会的超自然的保守才可能成就的神迹。

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消极地不服从,在地下坚持秘密聚会。但也有个别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为信仰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福音辩护的人,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曾被称为“护教士”。在50年代,中国的教会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中国基督教之“护教士”的,是北京独立教会的领袖王明道先生。他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了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年底发表了著名的《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

他告诫吴耀宗们说,

“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反对与他们同工;宣告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政府,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一个根基。

这两篇文章,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应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已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来。事实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坚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称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当政治的权威忽然变得严厉和残暴时,他们心中就无法信靠那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和信念了。本着圣经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谁,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遇上共产党,就连自己也不信了。

对基督的信仰,成为这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的勇气源头,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归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从此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从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召开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店教会的传道人林献羔。

许多知识分子对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担心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有某种相似的排他性。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样,都曾活在专制主义的苦难中。但教会在相似的苦难和同样的普遍性的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殉道与护教的传统,活出了一个尽管微弱但是坚决的良心自由的传统。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鲜活的传统。而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家庭教会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云彩般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同受捆绑的见证人。

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但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再次出人意外地拒绝出狱。政府用了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带拉地扔出了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狱方告诉王明道,只要作一个服从改造的表态,就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我必须顺服政府的判决,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他认不认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于是在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百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

从50年代开始,吴维尊写出了一封封“狱中书信”,在家庭教会内流传。1987年5月28日,他也被监狱哄骗出狱,当日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
这篇文字堪称1949年后用汉字写成的、最激动人心的文本,超过了那个时代数百万知识分子所写文字的总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回头一看,像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基督徒,因为是真正地爱主,所以也才真正地爱国。他们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上帝让他们活在其间的那个时代。他们知道,要在黑暗的世代“爱自己的邻人”,为福音作美好的见证,就只有一条路——在苦难来临时并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存心顺服、默然不语。今天,家庭教会要争取信仰自由,得到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一要做的仍然是悔改,如果我们是真教会,我们就有责任为主的教会在1950年后整体性地背主并依附于共产党专制政权,而在上帝和国人的面前认自己不信的罪。

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仍有一种狭隘的眼光,仅在基督教内部强调其与三自的对立。这是不错的,是必须坚持的。但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我们受托传扬福音,治理这地,那么教会就不单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渎职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教会的背主与国家命运之关系上,把我们在1950年后所受到的逼迫,与整个民族50年来在镇反、反右、文革、民主墙、“六四”屠杀中的所有苦难连在一起来看。在1950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开刀,这使教会何等荣幸地站在了一个为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王后的位分上跌倒了,在共产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面前,丧失了“光和盐”的管家职分。如果“三自运动”中没有数十万基督徒轻易地放弃信仰、集体跌倒,如果1950年的中国教会中,有一百个王明道、一千个吴维尊,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是否还会那么轻易地发生?正是因为上帝的儿女在道德和灵性上失败,一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才临到了整个国家。今天,一个基督徒若看见这一点,就当为此忏悔,替自己的弟兄认罪。因凡事皆在上帝主权的思典之下,但人却要为自己的本分受到审判。

我们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因为我们的先辈圣徒活出了一个殉道和护教的传统。但是,“三自爱国运动”始终是从新教而起的。这依然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在国人面前的耻辱。以这一眼光来看家庭教会与三自的关系,家庭教会的成员既要坚持立场,又不能自以为义。反倒应该来到上帝面前,为中国教会认罪,并为那些至今被“三自会”辖制的、无知的弟兄姊妹祷告。恳求上帝按他的意思,叫他的儿女早日脱离被掳巴比伦的世代。

教内反右:一个义人也没有

“三自运动”的实质,是一场镇压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政治运动。有人称之为1949年后的“第一场文革”。共产党比1957年的知识分子们更清楚一件事,摧毁言论自由的前提,先要摧毁信仰自由。因此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国有化,显然是按着这个顺序:先“没收”教会的信仰;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最后“没收”知识分子的言论。一无信仰、二无财产的知识分子被摆在最后,因为在前两轮的“没收”中需要他们在一旁鼓掌,并摇笔为旗,出口成章。几十年过去了,后两轮的“没收”至少在书面上已被彻底否定,但令人痛心的是,“第一场文革”的结果仍然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迄今为止依然活在这一场针对宗教信仰的“文革”里。

尽管在吴耀宗等“不信派”基督徒眼里,基督信仰几乎就等于地上的共产主义,但1949年,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面前,中国社会中与共产党的一切邪恶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基要派的基督教会。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的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这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了《致全国信徒书》,其中清醒地宣告,“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了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看似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当年,中共制造数十起间谍案,逮捕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上海的主教龚品梅神父,在此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公开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出他对整个“新中国”的反对。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告:“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事实上,在1954年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头脑比他更清醒。龚品梅类似天主教中的王明道,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随即在全国天主教会内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1954年8月,“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了。但在北京,以王明道带领的教会为首的11个独立派教会仍屹立不倒,拒不入会。一个月后,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请这11个教会的100余人到政府议事厅开会。了解到他们强硬的反“三自”立场后,当局主动提出一个妥协之道,说不和他们在一起就算了,你们11个教派单独组织政治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这11个教会的传道人讨论后回复说,如果政府要求必须参加,我们个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学习,但绝不能以教会或信徒的名义参加。到1955年5月,中共对这些死硬派的转变彻底失去了幻想,开始由拉拢转为强制,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展开了一场全国性大逮捕。

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政治逼迫其实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逮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第一场文革”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基督徒。反倒是针对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倪柝声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会处信徒纷纷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励了一大批爱主的基督徒,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也有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依然是“第一场文革”的延续,基本上与反右运动无关。

当然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干净的独立教派领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先生。1957年的圣诞节刚过,北京宗教事务处组织教会领袖学习班,袁相忱参加了会议,接连几天一言不发。最后处长李某点名要他发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来说了两点:

第一点,“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

第二点,“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  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又摇身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的。他们只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据传记作家称,他发言结束后,会场鸦雀无声,宗教事务处长也不敢贸然总结。他回家对妻子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作了半年多右派后,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会”中或许没有人会料到,当中共将最后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监狱后,斗争的矛头就将指向三自本身。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持基要信仰的基督徒。1957年后,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了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的背主带来的咒诅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了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三自领袖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

1961年,主日学和团契被禁止。三自会宣布“儿童主日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1964年,全国展开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重点之一是无神论教育和反宗教斗争。《天风》开始受到批判,各地开展“退教运动”,一批牧师宣布放弃信仰,与基督教决裂。

1966年,三自会的始作俑者吴耀宗被批斗,接受劳改,三自会也被解散。

之后,中国教会史翻到最悲惨的一页,在紧接着更残酷的逼迫中,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卖友的基督徒,他们的经历都同样触目惊心。不久,中国除了地下的家庭教会,地上已没有了基督教。

令人讽刺的是,三自被造反派批斗为“刘少奇和吴耀宗的一个阴谋”。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评价这位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和圣经权威性的“三自爱国会主席”:“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图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并没有矛盾。”

如前所述,三自领导层中有一批人,因神学立场偏离真道,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失去了清晰的救恩论下的历史观。他们开始的软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诚”的对信仰的忧虑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批自认为教会忍辱负重的领袖,以为作出如此惨痛的妥协后,共产党至少会给三自内部以信仰的自由。这两种人在1954年以后,都难免对政府步步进逼的宗教政策和社会局势深感失望。或者这种失望也会带来他们对教会的负罪感。因此在1957年的鸣放期间,三自的各级领袖(同时也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忽然冒出了大量批评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言论。列举如下: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他说,“宗教爱国组织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却被领导代替,形同虚设。凡事都要请示宗教事务处,信仰自由变成了领导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来衡量信者的自由。无神的人不应该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说说,要信教可真是没自由。”

三自副主席陈崇桂,在全国政协作《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他引用一位高级干部的话,这位干部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陈崇桂激烈地批评说,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毁谤、亵渎宗教。

上海三自以刘良模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作联合发言。批评政府对宗教信仰有成见,说一些部门的表格中把基督教并入“会道门和迷信团体”一栏。他们呼吁让基督徒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青岛基督徒人大代表张天人、杨光恩,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应当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传,对政府占用教会用地、不尊重教会表示不满。

广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会上发言,批评政府歧视基督徒团体,把“基督教青年团契”当作“三青团”审查。批评有些干部禁止信徒奉献,没收信徒的圣经、赞美诗,不准儿童进礼拜堂等。他也和刘良模等人一样,对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养”起来,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很不满。因此大力呼吁要让基督徒发挥社会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风》上批评政府出版大量从苏联翻译的批判宗教的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

哈尔滨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孙耀宗,在人大会上发言,也批评信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基督徒虽然工作努力,但评先进和提干时就轮不到他们。在学校里也受到讥笑,被称为落后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认为只有入党入团才算是进步。

上述言论,和袁相忱等右派基督徒相比,除了于沛苍的发言隐含了对共产党处理政教关系和三自运动的否定,算是一个真右派;其余的大多数意见,对教会信仰立场与中共的本质及社会制度性危机的关系,并没有反思的能力和批判的勇气,不过反映了三自对政府的一种怨妇式的情结罢了。这些人抱怨的事实,其实大多数在今天的三自系统也依然存在。事实上,对那些把信心扎根在圣经和教会所承传的福音真道上的基督徒来说,上述问题从来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为1957年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之楷模的基督徒们,那些为着更重要的真道竭力辩解的传道人,此时差不多不是死了,就是在监狱里。可怜几十年来,三自始为淫妇,终为怨妇;只是抱怨,却不悔改。

与此同时,三自会在反右斗争中再次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教会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调“务必在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进行”。1957年10月底,三自会扩大会议决定,“对全国基督教工作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58年1月起,学习班在各省分批举办。除“向党交心”和自我检讨外,进一步鼓励对“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相互揭发。

学习班的另一目标,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撤销各教会的委员会、执事会等机构,统一由三自会领导;
对教会解经的书刊进行审阅,“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全国采用统一的诗歌,并一律剔除反革命传道人(如倪柝声)的作品;
停止宣讲末世论等“消极悲观”的道理;
不要强调信与不信的分别(如婚姻问题);
禁止赶鬼医病和为病人祷告;
各堂奉献上交三自会,统筹统支;
在教堂之外,不举行任何宗教活动;
在收获农忙等季节停止礼拜,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学习班结束后,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到了年底,吴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汇报。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大批传道人离开教会,被送往劳改营。教会缺乏牧者,三自会又替撒旦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会合并和联合崇拜运动,将全国两万间教会压缩到不足一百间。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的遭遇更为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和被拆毁。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终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咒诅转为了祝福。但另一方面,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将罪人抬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自由派和基要派。对自由派来说,就是离开十字架,彻底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相信这段话也是吴耀宗及多数三自领袖们真正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一点没有冤枉他们。真信徒一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妥协的“椭圆论”。但对吴耀宗们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似乎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国家、时代和民族的处境,对基要派也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圣俗二分的“分离主义者”,从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其实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无论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事实上早已把界限划清楚了。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所谓本色化运动和自立运动。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这种倾向。

基要派的信仰最伟大的地方,是当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当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根据圣经全备的福音,整全性地处理教会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入城、进村后,一个基督徒到底要如何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固然背弃了信仰,但基要派其实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爱国运动”中,面对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怀疑信仰,离开教会,成为令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实质向内是拜金牛,向外是自闭。基要派向内持守了信仰,向外则仍然不同程度地以民族性割裂了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史的传承之外。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协,教会的信仰都未曾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同时代的英美,正值“福音派”从传统基要派中脱离了出来。福音派一样持守基要信仰,反对自由派。但他们也不满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的逃跑主义。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如长老会,持守归正的信仰传统,强调基督徒“在世而不属世”的社会参与,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坚守了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个心持二意的椭圆,而是一连串围绕一个圆点的同心圈。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尤其是在经历了60年代的价值危机和多元主义之后,逐渐成为北美社会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5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承。自由派和基要派同受时代的影响,都倾向于将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国度无关的一种“私有化”的信仰。但当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家庭教会的基要派信徒仍旧活出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基督信仰。三自会背道卖主,基要派退到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已迅速下降,大部分信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也多为年老信徒。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年,“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就是对政治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曾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凯撒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也有荣耀的得胜。他们中间的圣徒和殉道士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成为中国人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代精神的一部分。

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历史,使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是真信徒的坚忍到底,从坚忍中不是看见几个超拔的圣人,而是看见上帝恩典的保守。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靠这恩典,参与了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得胜。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仍然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但如保罗所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谨以此文,为教会的悔改,福音的广传,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哀哭,为神的拆毁与建造献上赞美。
2007年5月8日写于成都
(本文限于篇幅有部分删节)

——————————
主要参考文献:
1    赵天恩 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一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2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99年。
3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4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5    王明道,《又四十年》。
6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