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如意姑娘

贝如意姑娘

Miss Susan Rowena Bird
殉道日期: 1900年7月31日
年龄:35岁
殉道地点:山西太谷
国籍:美国
临终遗言:

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真想往山上跑,但权衡到拳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假若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

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最爱的,再会吧……

洛桑会议日志(之三)/Maria

10月23日,星期六

今天的主题是“纯全正直”(INTEGRITY )

8:45—10:15 全体大会1——在圣经中共庆

今天的讲员是来自肯尼亚的牧师卡利斯托•奥德地(Calisto Odede),讲解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17—6:9。

他表示:“从很多方面来说,基督信仰似乎正在失去可信度,我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与管理金钱的方式,并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很多的相关议题让我们的见证失去可信度。”

如果教会不能正直纯全,“我们无异于吹着巫巫兹拉喇叭的乌合之众,光只是会吹气,却无法积极地投入场中。”他挑战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要行在爱中,行在智慧中。

 11:00—12:30全体大会2——呼吁基督的教会回归谦卑、正直和简朴

大会手册32页如此描述存在于现代教会中的危机:“权力滥用、不当的财务管理以及缺乏圣洁与正直度,经常是教会领袖的问题。他们经常扭曲经文,将贪婪、道德的败坏及骄傲合理化。”

今日全体大会2将探讨这个问题,讲员将把焦点放在“呼吁基督的教会回归谦卑、正直和简朴”的主题上。由斯托得创办的国际兰厄姆合作机构的主任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也是《洛桑信约》的起草人,他特别要求教会要摒弃对权力、名誉、声望及财富的偶像崇拜,回归到基督里谦卑和纯正的信仰。他警告说,今天越来越多基督徒失去了他们的诚信,甘于向这些诱惑屈服。

“你认为神得着全世界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并不是其他的宗教,不是逼迫,也不是对抗的文化潮流。”赖特博士讽刺地指出,“神拯救世界时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他的百姓。”

“最令神痛苦的并不只是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是那些得到神的救赎、被称为他的百姓的人的失败、不顺服和背叛。”他继续说。

赖特博士针对时下流行的成功神学作出了批评。他并不否认基督徒应该确信圣经里面神祝福的应许和圣灵的能力。但同时,他担心某些牧者一味扭曲圣经的意思来“满足个人的贪念”,却从来不讲圣经里面所说的圣徒的苦难和每位基督徒当背起十字架的呼召。

他说《洛桑信约》向教会提出的挑战可归结为三个主题,同样也是圣经所包含的主要问题。在圣经中,上帝不断地呼召他的百姓转离对权力、成功及贪婪的崇拜,活出谦卑、纯全和简朴的生命来。

1、转离对权力的崇拜,呼吁谦卑

追求权力和地位对我们来说试探很大。因为人按照其堕落的本性就是要抬高自己,窃取上帝的荣耀。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领袖们都陷入到这个试探中并且跌倒。因而我们急需认清此罪,并且加以斥责。

相反,谦卑则是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根本特质,作为他的门徒,尤其是教会领袖,应该具备这样的特质。

2、转离对成功的崇拜,呼吁正直

炫耀成就、技巧或行神迹的能力对我们同样是极大的试探。我们渴望成功,得到认可。但这种渴望很容易使我们扭曲真理,控制别人。还会使我们在教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管理上,在私人生活和人际关系上不忠不实。神在圣经中不断劝诫我们,无论是在私事上还是公事上,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服事上都应纯全正直,我们当再次听听这个呼召。没有合乎圣经的道德,就不可能有合乎圣经的宣教。

3、转离对贪婪的崇拜,呼吁简朴

保罗曾说:“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以3:5)。圣经中的观点认为:合法的财富是神的厚赐。但更多的时候是说钱财容易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整本圣经都有针对贪婪追求财富带来危险的教导。耶稣和保罗都为我们树立了单单依靠上帝,知足常乐的榜样。

克里斯的信息鼓励基督徒领袖接受“谦卑的精神、以基督的方式传福音的决心、拒绝权力诱惑的态度及坚决反对以基督之名获取物质利益的立场”。

12:30—14:00午餐联谊

今天是和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Y OF THE GLOBAL CHRISTIANITY)的人座谈。这个组织研究的内容包括“世界基督教发展趋势”、“世界宣教的现状”、出版“世界基督教的数据”和“世界基督教大百科全书”等。

今天座谈的内容是“中国基督教的复兴是受灵恩派的影响吗”,主要是对参加座谈的人进行问卷调查,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最直接的反应“当然不是”。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偏灵恩的教会并不多。在座的大多数人也都认为有影响,但并不是很大。

可惜我们对中国教会了解很有限,城市教会并不了解农村教会,各个城市、各个地区情况都不同,如果大家都来了,也许能看出中国教会的概貌和发展脉络。唉!又一次失去了让世界基督徒了解中国教会的好机会。

14:00—15:30多元主题分会

今天的主题是:

•    伦理道德、新兴科技及人类的未来

•    弟兄和姊妹(男女同工):实现大使命的强大团队

•    贫困、成功与福音

我参加了“贫困、成功与福音”的研讨会,所讨论的问题是成功神学。

来自尼日利亚的腓米•阿德莱耶分享了一个故事:他的堂兄(弟)把自己的大众汽车奉献给教会,希望得到一个新的奔驰。他说神当然关心人的需要,但却不是让我们只是去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以下问题需要关注:

•    成功神学使人期待物质上的丰富、健康的身体、名誉地位等。

•    《路加福音》6:38(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经常用来推动给予,但引用圣经时不能脱离上下文,此处的上下文是在强调爱和恩慈,不要论断,以免被论断——而不是讲财政问题。

•    基督的使命被扭曲成为“使我们富裕”。

•    成功神学是指向十字架吗?这对穷人不是好消息。大多数情况下是领袖而不是跟随者更成功。最后以剥夺穷人的尊严和他们应得的尊重而告终。

•    成功神学让诱惑成为幻想。

•    把穷人带入危险的境地,为不去工作提供捷径。

•    我们要为传这样的福音而悔改,要回到传简朴、谦卑的福音。

有一个弟兄还谈到一个教会教导信徒说“如果给神10块钱,他就会给你100块”,用这种方式和神进行交易。他说神用自己的方式,按他的心意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祝福别人;而成功神学传讲的信息则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信徒进行剥削。

讲台上坐着三个主讲人,都是黑人弟兄。后来我听说在非洲指出成功神学带来的弊病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种神学在这里很兴盛。

这是一个很大的会场,都坐满了人,说明这个论题很引人关注。果然,主讲人陈述完毕,立刻有很多人提问,走道上排着长长的队伍。

大家提的问题包括:“如何分辨为得病的人祷告,又不是成功神学”,“如何分辨传统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等等。

成功神学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祈求神帮助中国教会抵挡成功神学的教导,引导信徒“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17:30—19:00晚餐联谊

今天是与海外基督使团(内地会)的人座谈。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的传记为很多人所熟知,他说:“如果我有一千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拿去,如果我有一千条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句话深深地感动着中国基督徒和全世界关心失丧灵魂之人的心。我遇到一个韩国姊妹,他们全家预备要去中国传福音,她说每次读到戴德生的传记,都会感动得流眼泪。

内地会以迅速传福音为目的,远地区传道,差派不同宗派的宣教士,不保证薪水,也不要求财务支持。戴德生认为任何需要应放在祷告中交托给上帝。内地会的格言是:“用上帝之方式,作上帝之工,绝不致缺乏上帝之助。”

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尊重中国文化,衣食融入中国。这一点让我很感动,试想如果现在让我到中国一个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传福音,我也很难做到尊重当地的文化,衣食融入当地,更何况他们来自遥远的国家,生活环境比中国要舒适得多。

不建立内地会的宗派,只是作为宣教团体,积极传福音,训练中国同工。

信徒重质不重量,1905共2万2千信徒,1949年8万信徒,虽然人少,但扎扎实实。

在1900年义和团时期,内地会宣教士牺牲的人数比任何其他宣教机构都多,但在1905年戴德生去世之前,内地会在华宣教士人数达到825人,是宣教机构中人数最多的。

圣经《约翰福音》12:24 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戴德生和内地会的宣教士们在中国结出多少的子粒,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座的人都见证了戴德生对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的人已经是内地会结出的果子的第三代了。

内地会的宣教士今天还在中国工作,内地会的精神还在继续传播。谢谢戴德生和他的后人,谢谢宣教士们对中国福音事工的贡献。

19:30—21:00全体大会3——神通过他的教会在全地的工

聚焦地区:欧亚大陆和西方世界

首先演讲的是伦敦圣公会布兰普顿圣三一教会牧师、阿尔法课程的先驱尼克·冈贝尔。

阿尔法课程是一个十周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课程,由伦敦的圣公会布兰普顿圣三一教会设计,可以通过讨论的形式让人们在很友好的气氛里探索基督教的本质和相关内容,现在被很多国家使用。

尼克•冈贝尔出生在一个非基督徒家庭,父亲是一个世俗化的犹太教徒,母亲是一个偶尔去教堂的圣公会信徒。尼克读新约圣经的目的是为了拦阻一个朋友成为基督徒,当花了三天时间读完后,他得出结论——圣经是真实的,而且明白耶稣为他而死,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他经历了圣灵浇灌下来的神的爱。尼克立即兴奋地想传福音给每一个人,但大部分都失败了,后来他探索出了阿尔法课程。他喜欢保罗的一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的意思是:

1、福音是真实和可信的

我不以福音为耻,2010 开普敦大会最鼓舞人的事情之一是听到了许多为福音受苦的故事。在西方信耶稣没有什么恐惧,但经常面对的试探是以福音为耻,因为成为基督徒让人觉得可笑和遭到批评。保罗是在受审判时说这句话的,我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律师(我的大多数家人也是律师),但当我看到成堆的证据,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2、福音的能力和生命的改变

福音带给每个相信之人的就是生命的改变。神改变了我的生命,在过去几年,我有幸参加了一些会议,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生命改变的故事。星期四我们去了一家推广阿尔法课程的开普敦监狱,也听到了很多这样的生命改变的故事。阿博瑞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犯罪先生、国王,他做的所有事情只是为了得到爱。在圣灵显现日他遇到了神,他的生命改变了,这个刚硬的罪犯流下了喜乐的眼泪。

3、福音是重要和急迫的

救恩对那些相信的人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传福音之所以要急迫,是因为一旦我们传福音,人们就有机会相信,我们不只是给了他们一点好的东西,这是耶稣基督给人们的救恩,能改变他们的生命。正如约翰·斯托得所描述是“自由”——从罪里得自由,从各种上瘾症里得自由等等。一位学习阿尔法课程的妇女曾经是妓院老板和海洛因的上瘾者,她诚实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教会,她无法活下来。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福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传福音的急迫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上,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崩溃,也看到了在满足人们最深需要上的失败。而只有耶稣能满足人们最深处的需要,他相信我们——他的教会——能承担起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责任。

接下来是来自牙买加的拉斯·纽曼访谈来自乌克兰的阿那托勒·格鲁霍夫斯基和俄罗斯的谢尔盖·拉库巴,主题是“神仍在运行”。

阿那托勒谈到了神在欧亚地区的运行:本次会议有来自这个地区的12个国家的120位代表,而1989年的洛桑会议只有一个前苏联的小组参会。自从那次会议后,神行了很多奇迹,前苏联也解体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很多人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的牧师被关进监狱,他们的家人被迫害,教会被焚烧等等,但是同时也有很多机会传扬福音,19年前西伯利亚是一个监狱,今天却是建立教会和宣教的工场。很多人相信耶稣,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力。

谢尔盖·拉库巴讲述了神如何在俄罗斯运行:福音运动在前苏联是受到压制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远东地区。前苏联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福音派教会还在受前苏联的压制所带来的影响。但最近20年,特别是现在,已有新一代的基督徒成为当代社会的宣教士,在前苏联地区传福音,扩张神的国度。当然也有很大的挑战,包括艾滋病和人口贩卖、世俗化和伊斯兰教地区的问题,但挑战对于传福音和福音运动所带来的变革也是很好的机会。更值得高兴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不再属于克格勃或新的总统、首相,而且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未来、对神忠心的接力棒将交在年青而且有潜力的基督徒领导人手中,他们将带领教会进入荣耀神的时代。神依然在东欧和远东地区运行,请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忠心地跟随他。

大会在“荣耀、荣耀,哈利路亚”的歌声中结束。明天将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我们将继续享受“变象山”的荣耀。

10月24日,星期日

今天是大会的最后一天,大会发给我们一张参会的纪念证书,还有一张DVD──里面有会议的许多文件、影片、照片及其他资料。谢谢大会的工作人员。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合作(PARTNERSHIP) 。

大会本来决定在昨晚最后一次的“神在世界教会的作为”中安排中国代表发表短讲,在全世界面前述说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和神当得的荣耀!后来接到大会的通知,短讲改成祷告,安排在今早全体大会之前。

中国代表和香港突破机构蔡元云博士一起登台,中国代表面对台下四千多普世教会的领袖和全球将近十亿的观众,开声向神祷告:“因着神的恩典,中国教会成为相当活跃又快速成长的教会。跟1949年中国的基督徒人口相比,中国的教会已经成长了一百倍……” 这是首次有来自中国教会的代表公开在洛桑大会中祷告。道格也邀请全场代表起立,为神的大能作为献上感恩,也为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未来祈求神的带领和祝福。

敬拜由多文化的敬拜小组带领,演唱的歌曲是“万主之主和万王之王”(Lord of Lord and King and kings),带领的人用不同的语言领唱,我们用“哈利路亚”回应。终于有人用中文领唱了,是一个来自香港的弟兄,也许大家都觉得没有中文的演唱是一种遗憾吧。

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视频──“结束圣经的匮乏”,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年青人信耶稣,是因为1992年在西伯利亚得到一本圣经。他说:“谢谢那些送这本圣经给我的人,也许他们已经忘了那个时刻──但我不会忘。”

然后来自喀麦隆的迈克尔·卡门基带领大家站立祷告──委身于消除圣经匮乏的使命:“主啊,你应许就像海水充满大海一样,全地都要充满神话语的荣耀。我们承诺尽我们的责任让你的应许尽快实现。”

 8:45—10:15 全体大会1 ——在圣经中共庆

今天查考圣经《以弗所书》6:10—24,主题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由埃及圣经协会的秘书长拉马兹和丽贝卡·阿塔拉宣讲。

丽贝卡向女性听众们道歉,因为今天的主讲人是拉马兹,而她会在随后的时间宣讲。丽贝卡为自己的丈夫祷告让他不是依靠自己天然的才能,而是依靠圣灵的恩赐来服事,然后坐到了讲台旁边的凳子上。拉马兹开始讲道:

“你们都听到了福音──要做刚强的人,不要做软弱的人,不要放弃信心。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有很多的基督徒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安静地为我们的家人、朋友和教会带领人祷告……”

紧接着丽贝卡给我们讲了一个实际的例子──神的能力如何改变埃及一个贫穷地区的面貌。

“1982年,这个村子里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水平──他们以收集垃圾为生,每天生活在垃圾堆里,除了供应毒品和酒,他们没有任何的服务业(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一些图片),垃圾村的人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垃圾。但是经过一代人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建起了高楼,出现了各种服务业和市场(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变化)。有一个人凭借耶稣的力量成就了这一切,他到垃圾村带领这些捡垃圾的人到神的面前,很多人信了耶稣,奇迹就发生了。他有一个祷告支持小组每天为这个大家庭祷告,村里很快就有了足够的信徒,科普特东正教派为他们建立了教会,那个带领他们信主的平信徒就成了牧师,他就是西蒙神父。信徒们和西蒙神父一起建立了学校,垃圾村成了一个大的资源回收站──人们还是拾荒者,但却是垃圾分类回收站的工作人员。

他们建立了山洞教会,这个教会可以坐20,000人,也是中东最大的教会。现在他们正在残疾人中开展一个很大的事工。”

阿塔拉夫妇最后挑战我们要持守住重要的价值观──真理、公义和诚信;解释了重要的信念──信心的盾牌;概括了重要的资源──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全体大会2──在基督的身体里朝向一种新的全球性平衡而合作

一、约翰·斯托得的视频

大屏幕放了一段关于约翰·斯托得的视频,斯托得和葛培理有着一生的友谊,葛培理邀请他担任第一届洛桑会议的总设计师。

葛培理和约翰·斯托得的合作给基督教在世界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忠诚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呼召——也给后代的人留下挑战。

二、道格·伯兹奥尔的道歉

洛桑会议主席道格·伯兹奥尔出现在讲台上,为一个关于拉丁美洲的视频中的错误道歉,他真诚地道歉,并感谢拉丁美洲代表的宽容和忍耐。

举办这么大型的会议难免会出现错误,难得的是及时道歉和纠正,更难得的是宽容和忍耐,这是基督品格的表现,也是合作的基础。

三、聚焦“合作”(Partnership)

有四个讲员分享有关合作的话题。

来自美国的莱斯利(Leslie)和查德·色格拉吾(Chad Segraves)夫妇谈到了男女之间的合作。

十年前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个超宗派的宣教机构——目的是帮助宗派之间和各个年龄的人之间的合作;他们尝试推动西方人和本土信徒之间配搭侍奉的运动;通过他们的婚姻和机构促使男人和女人一起同工。

他们强调侍奉是基于恩赐,而不是性别。神创造世界时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管理神造的世界。始祖的堕落却改变了这一切,但在基督里又重新恢复了。男女就像钢琴的黑白键,神按照他们的恩赐来使用他们,他们搭配起来,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

我和这对夫妇曾在“男人与女人和好”主题的小组讨论中见过面。当我分享神如何在中国兴起女牧师、女传道及许许多多的女同工时,他们很受鼓舞,因为在美国也很少有女牧师。看来,男人和女人按照恩赐而不是性别一起同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中国教会的组织结构逐渐建立起来后,是不是也要面临这样的挑战呢?

OMF(内地会)的总干事冯浩鎏在题为“在基督的身体里同工以寻求新的全球均衡”中强调“均衡”不是使合作伙伴之间的力量达到平衡,而是在神的宣教使命中通过圣灵一起同工。他从三个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

1、神的能力。

首先圣经中的宣教理念是关乎上帝的能力,初期教会传扬福音不是靠有魅力的领袖,也不是靠有规模的耶路撒冷教会,不是用任何宏伟的策略,而是圣灵赋予那些无能为力的人以能力去勇敢地见证基督,与今天“有能力地”将福音带给“无能力”的宣教理念和做法不同。

其次,在基督的身体里的伙伴关系,应该是强化向世界传福音,而不是全球性的平衡。

第三,慷慨是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年轻的安提阿教会按照各人的能力,为更有规模的耶路撒冷教会提供帮助。因此在基督身体的同工伙伴应该是互依的——甘心乐意地给予和谦卑地接受。如果只是单向的接受而且索求更多,会导致神的工作受损害,一位中国牧师曾经说:“不要给中国教会钱,金钱将使中国教会分裂。”

神的资源不仅仅是金钱,而是在基督身体里的很多方面的东西,或者是不同的恩赐,或者是面对逼迫的信心,或者是一些反思,或者是在异教环境中传福音的信心经验等等,我们需要所有这些,我们应各自带着所拥有的,而非我们所没有的,达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在其使命上祝福普世教会。

越来越多的情形是,福音不仅仅是从西方输送到其他地区,而是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南半球和第三世界教会主导传福音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2、神救赎的目的——和好的呼召。

和好是基督徒伙伴关系的基础。

3、神的主权统治。

我们掌权的主是一位控制历史的主,是所有政权的主,是他决定我们的时代。在基督里,上帝以他主权的恩典,从万国万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属灵群体,要将好消息带到世界各地,这个新的属灵群体是一个互相鼓励和学习的群体。安德鲁·沃兹教授很有洞见地强调“多中心的概念”,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基督教中心或一个单一的宣教中心。因此,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去宣教的全球化时代不容忽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他们是福音的最后一棒,必须合作,骄傲和自怜是追求福音传遍世界的两个主要障碍。

冯医生针对21世纪的宣教是属于亚洲人或中国人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方面可以增强亚洲弟兄姊妹的自信,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大家重犯西方弟兄姊妹的错误,即借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传福音,继续强化传福音总是由强者到弱者,从有的到没有的。这种“亚洲必胜主义”让他觉得很不安。

 14:00—15:30多元主题分会

今天多元主题分会的主题有以下几个:

•    在道成肉身的全球合作关系中对基督教会的盼望

•    在全球教会中的本地领袖

•    宣教中的圣经

•    不存在福音得不着的孩子

我参加了“在全球教会中的本地领袖”的讨论。来自阿根廷的亚美尔·桑托斯分享了一个案例——帕塔戈里亚地区的100位教会领袖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65年前,在15岁时我信了耶稣,16岁时就被呼召全时间服侍神,在阿根廷北部的土著人中传福音。后来神带领我去对基督教不是很友善的帕塔戈里亚地区,这是沙漠地区,温度低于零下20度,风力每小时达到120公里。我和我的丈夫面对很多挑战:恶劣的气候、天主教的迫害、缺乏经济上的支持等等,但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在世界上最南的城市建立了一个小教会,我们依靠神的供应和制作一些食品来销售以供养自己。

神也在我们的心里放下挑战——去装备领袖。 神用《提摩太后书》2:2来激励我们:“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于是我们开始训练门徒:教导圣经,活出基督的样式。100多个牧师住在我家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同吃同住,来经历神的供应。把他们培养成有信念、理解圣经,并能活出自己信念的成熟有责任感的人,然后差派到其他城市去服侍他们的邻舍。

我们受神的话语的启发:《提摩太后书》2:3节说,耶稣的精兵要随时准备经历苦难,他需要进行合法的战斗,这意味着,要基于神的话语;为了能结果子,他要努力工作;他必须有信念,并且了解这个信念的形成。这些都需要时间,你不可能在一本书的章节里学到这些,也不是神学院的教室里培养出来的,这是在神的话语中的经历,保罗花了14年,摩西花了40年才得到。

我们接受了神给我们的在帕塔戈里亚栽培领袖的异象。现在我们在中心地带有了一个重要的聚会,我们为孩子办了一个星期六的学校,有六百多个孩子。所有这些都帮助我们培养领袖和工人。我们还把这个异象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装备那些有同样异象的工人和领袖,让他们也可以去训练别人。

经过50年的侍奉,我可以说成百上千的工人和门徒在这个门徒训练中得到装备,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牧养活泼的教会,经济上自给自足,他们也有宣教的激情。

我们事工的成功,在于我们有一个神学架构和教会生活整合的重要方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当地领袖都很有能力,但他们却在全球教会服侍。

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转变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不断发出光来荣耀上帝,让我们敏感于圣灵的引导,并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共同的目标——给人类带来救恩和服侍教会。教会爱神,就要投资时间在领袖的装备上,并给他们工具去装备工人和成全圣徒。”

亚美尔·桑托斯的领袖训练经验很像我们中国的门徒培训,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弟兄姊妹在其中不仅能学到圣经的真理,而且很多基督徒能用生命来见证这些真理,这样就能潜移默化地影响那些初信的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忠心的“提摩太”。

16:00—17:30地区性聚会

聚集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在中国的宣教士。

大家都分享了参会几天来的收获,也谈到了要把洛桑会议的异象带回自己的教会,并把洛桑精神活出来。

今天的聚集之后,人们都要回到原来的服侍岗位,有的弟兄姊妹还不知道要面临什么艰难处境。

大家都为他们担忧,有人提到约沙法的祷告,《历代志下》 20:10—12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扪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经历了“变象山”上的荣耀,我心里也有很多感动,但也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我也想向神说,“我不知道怎样行,我的眼目单单仰望你。”

我们同心合意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及那些要面对艰难处境的弟兄姊妹祷告。

 19:00—21:00 闭幕式与圣餐礼拜

一、    聚集和游行

南非的迈克尔·卡西迪感谢我们来到开普敦,但他提醒我们——来开普敦的目的是从这里走出去传福音给所有的被造物和每一个人。圣经说我们不能出去为神作见证,除非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基本需要——我们需要圣灵本身、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有人问慕迪是否被圣灵充满,他说:“是的,但是我漏出去了!”是的,我们需要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得着他的能力,更有果效地在世界作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祈求圣灵来做新的工作和膏抹我们。

这时,几百人的交响乐队开始演奏音乐,拉开游行的序幕。

大屏幕上出现圣经经文,并配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画的关于耶稣的画像,经文和绘画都深深地感动我们。其中一幅是中国画,画上是耶稣和门徒在一起,旁边用中文写着:“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6—28)

这几天一直浸泡在英文中,突然看见中文和中国画,尤其是在大屏幕上出现,让人激动不已。

接着,身着南非各民族服装的、各种肤色的几百人的诗班高唱“我神真伟大”(How  Great is Our God)、“大哉、圣哉,耶稣尊名”(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全场起立,一起高唱这两首歌。

身着南非民族服装的游行队伍高举各色彩旗、蜡烛,击鼓跳舞,穿过会众走向主席台。

五千人一起高唱赞美诗,彩旗飞扬,人们伴着音乐、鼓声载歌载舞,如同天堂里的敬拜。

接下来是肯尼亚风格的圣餐礼拜(圣公会圣餐礼拜)。

身着红色大主教礼袍的主礼牧师亨利·俄隆比大主教问候大家:“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过去这几天,我们相当努力,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现在让我们放下所有的辛劳,高举我们的手、献上我们的心,扬声赞扬我们的神。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全体起立,三位领唱和诗班唱:“求主怜悯,求基督怜悯。”

身着莎丽的助理牧师格蕾丝·马太读启应文:“求主怜悯我们,求基督怜悯我们。”

会众回应:“求主怜悯我们,求基督怜悯我们。”

然后由祷告主领用英语、 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中文、德语读出祷告题目,会众回应:“求主怜悯我们,求基督怜悯我们。”

中文的祷告是:“为俄隆比大主教、所有教会和宗派领袖、所有神职人员和带职侍奉的教会领袖以及洛桑运动的所有领袖,我们向主祷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圣公会的圣餐礼拜,主领和会众起应的方式让我觉得很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的方式,历史的沿革又是怎样的,值得好好去研究一下。

 二、荣耀归与至高神和圣经朗读

带领人及会众演唱“荣耀归于至高神”。

接着是旧约诵读:《出埃及记》12:1—3,6—11,用俄语和葡萄牙语诵读。

然后是领唱、诗班和5000会众一起演唱《诗篇》148篇。

再接着是新约经文书信诵读:《哥林多后书》4:1—7,用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诵读。《约翰福音》1:29—34,用中文诵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时,一个黑人姊妹领唱“神羔羊配得”(Worthy is the Lame),经文和歌声让我们禁不住泪流满面。

三、证道

洛桑运动国际部负责人林瑟·布朗为今天的圣餐礼拜证道。在开始证道之前,拉斯·纽曼和其他的理事们上台来为他祷告。

林瑟·布朗说:耶稣的福音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信息,这就是这个星期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这是精彩的一周,难忘的一周,荣耀的一周。我们听了很多见证和神话语中的宝贵信息,但是这次会议对基督的事工和我们的生命会留下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给各位看了开普敦承诺的序言,序言里列出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洛桑会议的成就,那这次大会的贡献是什么呢?只有神知道!但是作为洛桑会议的组织者,有四个方面的异象和希望激励着我们来组织这次会议:

1、    对基督的独特性和福音真理的明确认定

我们要开展宣教,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没有一个对真理的基本承诺,我们能做的很少,甚至什么也做不了。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开始了伟大的宣教运动,但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组织者把教义和圣经真理排除在外,拒绝讨论教义是害怕分裂。约翰·斯托得说:在宣教的讨论中,你所说的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宣教没有圣经真理,是很愚蠢的。

开普敦承诺就是要澄清基督独特的宣告、基督受死的意义、皈依的必要和人类的失丧,这是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告白。这不是新的话语,不是19世纪的话语,甚至不是改革宗的话语,也不是西方的话语,这是植根于圣经、被2世纪的教会领袖,如德尔图良等人护教时,广泛使用的话语。我们今天使用这些术语表明我们是不以福音为耻、以福音为中心的运动。在这次大会中,你听到对基督的独特性和福音真理明确认定的钟声了吗?

2、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的见证

本次大会的宣教陈述,就是给全球教会在世界每一个地区为耶稣和他的教导作见证带来新的挑战,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上的。新约使用“成为”这个词意味着语言和生命,通过我们的生命、语言和行为活出我们的信仰来,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必须在所涉及的社会活动的每一个领域,把自己重新委身给基督,目标是让整个世界听到的福音没有被“缩水”。然而,我们在社会领域应用圣经的原则和真理的努力也许有些软弱,如媒体、商界、政府、公共政策,甚至是我们曾经很有影响的大学。“改变大学就能改变世界”,马丁·路德在1523年这样说过。因此,我们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次大会也挑战我们将基督教的思想应用到种族问题和环境问题中。有一个基督徒政治家这样说:洗干净沾染政治的手不是爱,而是俗气;参与社会,应用福音的真理和基督的主权不是俗气,而是爱。

这次大会的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委身到将福音传到地极和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表明耶稣的福音是神的真理。

3、更多的合作成果

我们的希望和异象是这次大会能结出很多合作的果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和世界福音联盟(WEA)合作的原因,把所有代表分成不同的圆桌小组,目的也是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友谊。在贪婪和破碎的世界,我们不是推动竞争,而是合作,这种合作需要突破宗派和组织的界限。我们祷告在同一个领域的福音机构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起同工,避免重复、竞争和浪费。

4、会议之外的新创意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我们怎能休息呢?1974年的洛桑会议之后,全球教会开始向未得之民传福音。这次会议之后会有什么出现呢?也许会有新的创意去服事口头学习者(不识字的人),年轻人,超大城市的人,媒体,大学,什么是你的新鲜创意呢?

从《哥林多后书》4:1—7,林瑟分享了这次大会一直强调的三个重点:

(1)我们有了职分(1—6节):就是宣讲耶稣的神性,道成肉身,死亡和复活,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不是宣教。只有通过耶稣,我和神才有亲密的关系;只有通过耶稣,我才能知道我的罪被饶恕;只有通过耶稣,我才有永生的盼望。耶稣不仅是救主,而且是唯一的救主。

(2)谨慎自己的脚步(2节):我们要小心是不是过度关注自己的技术和聪明的方法——不承认自己的软弱,过度自信和过度好胜,我们的宣教不能依靠技术和钱,只能依靠神的能力。整本圣经都在说,我们过敬虔的生活不是因为虔诚,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保护。耶稣教导五千人,然后喂饱他们,我们也要效法他,口头教导与怜悯和照顾并行。

(3)不要丧胆:第一节和《歌林多前书》15章都说到“不要丧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要回到艰难的环境,有的人甚至会殉道,有的人从洛桑会议这个“变象山”回去后,则可能面对各种试探。21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速度,我们必须拥有,而且必须快,但神的工作通常是慢慢成长的,我们需要长远的眼光,不要放弃,去实现神给我们的使命。

1812年,朱森先生从波士顿出发去今天的缅甸,他在那里服事了38年,到他去世时,只有12—25个人信主。他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妻子和五个孩子,在他死的时候,他受尽了折磨,最后被扔到海里,他甚至没有坟墓。他没有留下教会,没有留下小组,只是留下翻译成当地文字的圣经,但今天有600,000当地信徒在使用他翻译的圣经。

我们有些人会有丰硕的成果,有些人可能没有,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记住约翰·卫斯理说的话:“在神的帮助下,尽你最大的努力,用所有你能用的方法,去所有你能去的地方,用你所有的时间,服事所有你能服事的人,直到神带你回天家。”愿神祝福大家!

四、回应诗歌,祈祷和宽恕

证道完毕后,由诗班先领唱,全体会众齐唱“面对未完成的使命”。然后是诵读尼西亚信经。诗班和领唱献唱“主啊,与我们同住”。诵读和歌声发出巨大的力量,让人无不感动。

随后是为普世教会祷告,每桌的人可以牵手,用自己的语言,大声或默祷。

然后是悔改的祷告和委身。与神和好之后,大家互祝平安。

五、圣餐礼

首先是圣餐预备。两个身着白衣的女子,像天使一样翩翩起舞,带领游行队伍,高举饼、葡萄酒,送到主席台。来自世界各国的领袖们聚集在圣餐桌前,准备帮助我们领圣餐,在乐队演奏的音乐、诗班的歌声中,把我们带入领受圣餐的神圣时刻。

主持圣餐礼的俄隆比主教在进行圣餐祷告和祝礼时,突然声音嘶哑,说不出话来,道格·博兹奥尔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们一起唱“圣哉、圣哉、圣哉”,然后用各种语言诵读主祷文。接着我们齐唱“神的羔羊”(The Lamb of God)。

六、分发饼和杯

5000会众被邀请到舞台周围的25个圣餐桌前,以饼蘸酒。全场响起“求主垂怜”、“看哪神羔羊”、“十架大能”、“唯在基督里”。也有人只是领受祝福,而没有领圣餐。

七、委身和祝福祷告

全场起立,基于《开普敦承诺》接受差遣。

最后是祝福祷告:“愿基督,公义的太阳,神的羔羊光照你们,驱走你们前面道路上的黑暗。当你们离开开普敦和本届洛桑大会时,愿神祝福你们!愿神赐福你们!愿神赐福你们回国的旅程!愿神赐福你们在每国城市或乡村的服事。当你向万民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时,奉他的名服事穷人时,愿神赐福你、保守你、供应你!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

最后,全体高唱“拥戴我主为王”结束了今晚的聚会。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为隆重的圣餐礼拜。除了参加的人数众多外,圣灵的特别工作,精心的准备,会众的同心合意也是不可或缺的。圣公会圣餐礼拜的形式也让我感到很新鲜,圣袍、诗歌、启应文、程序都让人感觉到庄严、神圣。旧约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祭司的服饰、献祭的程序、会幕的建造等等,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敬畏他。当然,新约让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但是,仪式和内容是相辅相成的,过于简单的仪式是不是会削弱内容的影响力呢?

我们要离开“变象山”了,我更加能理解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的感受了,神让我们在这里享受盛筵,是为了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当走的路还甚远。

愿神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脚踪!

(完)

怀念战友/书拉密

收到亚萨离去的消息,我正在超市,看着架子上红红绿绿的东西,心思漂浮着,等着远方的来信。对于这个结果,我并不震惊,我只是攥着手机,一时间觉得那个旷大的超市离我越发地远了。我推着车,茫然地在几排架子之间走来走去,顺手拿些东西放进车里,又顺手拿出一些放回去。

我始终不能确认,从此不会再见到他。

那个时刻是11月1日20点30分。

8年前,父亲也是在这一天去世的。

这一次,我失去了一位战友、一位弟兄、一位牧者。

周四凌晨接到他出车祸的消息,是X教会一个小妹妹发来的。

我打开短信,反复地看着,希望那只是一场严重的车祸,却不至于危及生命。我把短信内容重新编辑了一下,发给所有我认识的信徒,希望因着众人的代祷,我的弟兄可以平安。

但祷告中的直觉让我知道,天父已经定意要带走他了。我不情愿确信,我认为那只是我缺乏信心的结果。

我很想哭,却没有眼泪。

在单位终于熬到中午,我没有吃饭的愿望,既然如此,索性就不吃了吧,至少上帝知道我愿意以虔诚的心来求取一个平安的结果。我匆匆赶往北京教会的一间祷告室,希望能在那儿放声大哭一场,我实在需要一个空间,可以向我的上帝好好地哭诉一番,请求他将这位忠心的仆人留下来……

我请求他说:“为我预备一间屋子吧,让我可以和你大声地说几句话!”

我满怀期待地穿过中午的走廊,却看见祷告室横插着一把大锁。那一刻,我简直要崩溃了,已经郁积到将爆发的情感霎时间遭遇冷冻,我仿佛被抽空了一般,沿着阴暗的楼道一步一步地挨下去,一直走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阳光明亮,到处都是人,我很想拉住谁说点儿什么……

自然不会有那么合适的人,大家都很忙,走在马路上的人都很忙。

可是,即便有可说的人,我又怎么说呢?说——我的牧师突遇车祸,危在旦夕?如果那个人不信上帝,他/她的本能反应就是——“他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上帝不保护他呢?”

这一刻,我不想为我的上帝辩护。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天晚上,他要带领一个小组。他本来可以不过马路的,大家猜测他之所以要过马路,可能是为了到对面的打印社复印材料发给众人,因为从前他做过这样的事。

他是沿着人行横道走的,但那辆丰田吉普车的速度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那一瞬间,我的上帝,你的手没托护他。你任凭他被撞上半空,然后重重地摔向了马路。就像你当初任凭那三根钉子把你的儿子牢牢地钉死在十字架上,鲜血迸流。

开丰田吉普的司机只有22岁。据目击者后来说,他当时看见撞了人,本能地想逃跑,私自挪动了亚萨受伤的身体。有几位出租车司机看不过去,将他逃跑的路堵住了,他才给家人打电话,才在家人的提醒下报了警。

从傍晚7点送入医院到夜里3点,在8个小时内,医生为亚萨做了两次开颅大手术。而这一切,我们全然不知。

大家回忆说,当天晚上,小组成员们等他聚会,他一直没来,打电话没通,大家按照惯常的理解,认为他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事耽搁或者忘记了,就继续聚会,没再联系他,也没想起来告诉他的妻子洁。

洁回忆说,当天晚上,她也在带一个小组聚会,结束后回到家中已经10点了。看到亚萨还未回来,她便四处打电话联系询问,最后一直追问到市内各大医院,直到夜里三点半,才得到消息,附近一家军医院傍晚时收治了一位车祸重患。

他一个人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接受8个小时的大手术,没有任何亲人、朋友和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在旁边……这件事,每每想起来,就让我们愧痛无比。

是的,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他疏忽得太多了,多到如果没有这场事故,我们可能一直不会有这样的反思和悔痛。

那么主,仅仅为了让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对牧者不够关心和关注,你就要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把他带走吗?!

不记得曾经和他谈过死的事。只记得有一次,似乎因为一边带教会一边做杂志而倍感疲倦,他在一次小组的分享中说,如果有一天见主,他希望能够带更多的灵魂而不是更多的杂志。但此后,他还是一边带教会一边做杂志,仍旧疲惫,却依然隐忍地坚持着,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人来接替他。他在编辑部中所做的工作,直到他走了之后,我才真切地知晓。一位编辑说,其实亚萨承担最多的工作还不是看稿子,而是亲自给每一位作者和读者写信,尤其是经常坚固那些向他倾诉软弱的作者。我打开编辑部的信箱,看着一页又一页做了各种标记的信件,不知道说什么。在此之前,愚钝且漠然于责任的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认为那些事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又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的。

那些杂志感动过多少灵魂,抢救过多少灵魂,我们无从知晓。好在上帝知道。好在上帝只在乎他是否忠心,而不像我们那么在乎他是否做得成功,并不断用各种标准和数字来衡量和要求他。

在H市的教会中,亚萨带领的教会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成熟的,它很普通,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名气,但它的确在稳定而单纯地成长着。

第一次见到亚萨,是我从北京刚回H市的时候。有过一次误入异端教会的经历后,我惊魂未定,经一位老姊妹介绍,找到了X教会。那时,这间教会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他们租的是一间小小的民居,平时聚会的成员大约二十几人,多的时候能有四十人左右,基本都是大学生。大学生教会的特点就是成员流动性比较大,信徒一旦毕业就会奔赴到各地,留下来的人比较少。

我相信亚萨曾经受到过教会人数多少与教会是否成功之关系的困扰,因为在H市教会中,同样建立五六年的教会,人数之多有时需要租用一间大型写字楼的办公室才能放下。而X教会一直很小,但也因为小,信徒之间反倒更容易建立深入的关系。亚萨一直认为关系比人数更重要。

这样的牧会观自然让他更注重人的需要而不是事务的处理。不过,也许是因为他一向过于温和了吧,很少会从他的嘴里听到过于严厉的批评或责备,教会中总有一些信徒有意无意地滥用他的谦和,令我深感愧疚的是,其中也包括我。

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带我去的姊妹向我介绍他说:“这位是教会的牧师。”我看见他很羞涩地笑了一下,纠正说:“我只是大家的仆人罢了。”后来我发现,他这么说,绝非故作谦虚,他真是这么认定自己在教会中的位置的。他的谦卑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自然得令人羡慕。

到X教会大约三个月左右,他建议我带一个查经小组。小组一开始建在我家,但家里只有三把椅子和三个圆凳。有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到门口接一下,我跑下楼,打开大门,看见他推着一辆自行车,两边挂满了塑料凳子。我依然记得他站在楼门口的样子,在北方深秋的风里,他的短发被吹起,人瘦削,却充满喜乐。

不过,似乎从性情来讲,亚萨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他曾经说自己常常容易从悲观的角度考虑问题,很本能地先想到不行,很容易就让一项事工不了了之。但从他后来在教会和编辑部的服侍看,他的确在不断地与自己天性中的悲观情绪做着抗争。他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与“变化”,同时努力地向前推动。比如借用一家书屋的咖啡室举行具有福音内容的电影观赏活动。当然,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也不少,但他能够坦然地承受着失败的结果,至少表面上,他表现得很坦然。

我是后来从与其他人的交流中才发现,他很少与同工分享他的难处,包括受到的攻击与轻视。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中伤过别人,从来都尽量地包容与体贴。她说,他这个人好到这样一个程度——在的时候仿佛不存在一样,可是真的不在了,才发现到处都是他。

是吧。

他在的时候,我与他的联系并不多,尤其离开H市之后。除了因为稿件的事,彼此通个短信或者写封信说明一下,我们基本没有太多的交流。

在个人交流时,他的声音向来很轻,很温和,很有教养,而且不乏一点儿冷幽默。他不是一个善言的人,但他总有足够的耐心与智慧,能够一言不发地听完所有冗长、琐碎和自以为是的倾诉,然后用简短的一句话指出问题的症结。他的表达方式未必尖锐,但表达的内容绝对让听者无法忽视,更无法逃避。他对罪极端敏感,绝不替人找借口,但对犯罪的人绝对宽容。他指出问题后,最常说的就是“我为你祷告”。我从他身上学会的代祷方式就是,无论何时接到别人请求代祷的信息后,他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立刻履行代祷的信托与职责。

站在讲台上,他的声音会变得异乎寻常地高亢和坚定,不容置疑。我仍然记得10月3日最后一次听他讲道,他站在讲台上挥舞着手臂,很坚定地向空中扬起——落下,再扬起——落下,以加强他的语言表达。那天,他讲的内容是“从电影《盗梦空间》看我们的价值观”。我坐在台下,看着他有力的手势,听着他激动的声音,心里想:他真是一位有风格的讲员啊!站在台上的他比台下的他更活跃,而且更多了一股澎湃的激情,那个时刻,他更像一位诗人。

亚萨的确是一位诗人。

我们曾经在同一所大学读书,我高他两届,我是87级中文系,他是89级法律系,但彼此并不认识。我一直听说学校有一个“冰帆诗社”,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那儿的成员。他的诗歌曾经被省内一家文学杂志专门推介过。

不过,这些事,我从来没听教会的人提过,偶尔几次向人说起,听到的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自己的牧师曾经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青年。这段历史,甚至包括当时的那些圈中人,多年之后,他似乎很少提及,也很少联系。我能知道这些,是因为有一次,在准备办一本刊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从前的理想工作就是做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前,他特别希望能够进入某个文学杂志社工作,却最终未被录用。当时,他心灰意冷到极点。认识主之后,他也是挣扎了很久,最终决定放弃诗歌写作,在教会中专职服侍。

显然,他的顺服与放弃蒙得了主的喜悦,并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我认识他不久,就听说有人在筹办一本主内刊物,而亚萨自然而然地成了最合适的主编人选。从此,在正常的教会服侍之外,他又开始带领几位从未做过杂志的弟兄姊妹每月编辑一期杂志。虽然是本小刊物,篇幅不长,但属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型,每月一期,每一栏目都需要精心策划,疏忽不得。

亚萨那种流露自然的谦卑品格,在做杂志的过程中再次显现出来。

尽管做每一期时,编辑们都自认为尽心尽力了,但仍然会有读者写信表达不满与责备。尤其对于杂志本身的定位很不理解,有读者认为刊物缺少神学研究、解经学、灵修学之类的文章,总是一些小故事,读着感觉太简单不深刻;有读者认为有些文章过于迁就非信徒,不能更深地造就老信徒;有作者认为杂志的篇幅过小过短,写起来不过瘾;有作者认为自己写得已经很不错,编辑们太挑剔了……有一次,一位姊妹来信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如果还这么办,干脆就别办了;如果真没好稿子,干脆把几期合到一起算了。”

曾经有位做杂志多年的姊妹告诉我——主编是做什么的呢?主编就是用来让读者和作者骂的。

我读这样的来信和反馈,第一反应就是挺身而出,为心爱的刊物大声辩护,为编辑团队大声辩护;但亚萨的第一反应从来都是——“先看看是否有道理”,然后再按照实际情况或悉心解释或表达歉意。而且,从来是亲自执笔回信说明。

他走后,我找时间到编辑信箱里浏览了一遍,看着那些标注着各样记号的书信,我的心情特别复杂。不知道他在日常的教牧之外,用了多少时间和心思,阅读各方的来信与来稿,而且常常以怜惜和智慧来劝勉、安慰那些陷入灵性低潮的作者。在许多受过劝勉的作者的心目中,他不但是一位尽职的编辑,还是一位成熟的牧者。

不过,相对于他的文字能力,亚萨不算是一位有恩赐的讲员。曾经有过一次,我们坐在矮凳上听他布道,忘记是讲哪段经文了,我拿着笔,习惯性地准备做记录,却在艰难地听完之后,发现纸上没写几个字。他说的话听起来都是对的,因为都是从圣经中摘录出来的,但那场布道的内容似乎非常混乱,缺少集中性,也没给出闪光的、令人警醒的结论。

他讲完后,自己也感觉到这一次的布道不算成功,便笑着自嘲地说:“唉,讲什么呢,都讲乱套了。”但从那以后,他似乎常常会事先预备极精细的讲章。我后来在网上读到他每周提供的讲章,都能看到他的精心与深入的思考。他很注重在讲章中融入时代的因素,尤其注重文艺方面的动向,比如一部新上映的电影或者刚刚引起轰动的图书,在他看来都是比较好的布道切入点,而且会引起年轻信徒的兴趣和热情。

他离开后不久,网上出现了不少纪念他的文章,基本都是他过去的诗友写的。从那些充满感伤的抒情文字中,我看到了另一个亚萨:豪情而善饮,在内蒙的大草原上驭马而奔;敏感而执著……但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一个词来描述他——“单纯”。

是的,我很少能够在已届四十的男性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他的微笑总是很单纯,仿佛孩童。

接到他离开的短信后,我拉着丈夫,在小区树下的长椅上坐下来。我坐在那儿,闭着眼睛,感受着北方的夜风凉凉地拂过。我在记忆中捕捉着他的表情,我努力地寻找,以致于不由得模仿起他的笑容。有那样单纯笑容的人,他的心会是怎样地清澈啊……

我坐在冬天的树下,对丈夫说,我惟一记得亚萨说起与爱情相关的话题,就是有一次小组分享时,他说最近特别幸福的一天,就是与洁一起,坐在某个小区的树下分吃一块饼,感觉特别像一对老夫老妻。

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说这段话时的表情。

倘若能够假以时日,相信他和洁一定会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的,而这的确是让亚萨深感幸福的事。他一直想要个孩子,他非常喜欢孩子,但未能如愿。

他离开后,我们时不时地陷入到一种自责的情绪中。他在的时候,我们对他不够好,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些、更好些,但没去做。

在中国,即便是已经进入21世纪,一位全职传道人的生活之难也是超过我们想像的。姑且不说乡村传道人了,那得另文描述;就是在中等城市里,许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其社会地位之低、生活水平之差,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被划为“弱势群体”、被定义为社会的“边缘人”。

X教会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的教会,工作的信徒很少,这意味着她的十一奉献不会太多。更何况,不是每位信徒都有十一奉献的意识和愿望。

曾经有过一次,我刚从外地探亲回H市,小组里一个姊妹告诉我,她想在晚上查经聚会结束后,倡议大家为亚萨和洁进行一次奉献。我对此感觉有些奇怪,她告诉我,亚萨和洁接二连三地病倒,虽然不是重病,但已经到了无钱去医院开药的地步。当时亚萨因为身体过于虚弱,只能躺在家里;洁的呼吸道严重感染,嗓子哑得完全说不出话来。但即使这样,身为教会的带领人,他们夫妻两个仍然强撑着轮流参加不同小组的周间聚会。

直到那时,我才想起去问其他同工,教会是如何供养他们的,才知道,除了每月为亚萨提供200元的手机话费和500元的日常费用外,什么都没有;洁虽然也在教会服侍,但在分配费用时,大家很自然地把这对夫妻看作是“一体”,每月只给她100元钱。好在亚萨在当年做律师的时候买下一套房子,房租钱自然就省了。2005年的H市,其生活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里算中等偏上;每月600元的生活费,养活两个人,生病不敢去医院,是自然的事。

但即使是这样,一年后,当同工小组开会谈及为他们增加费用的话题,仍然有同工提出异议,异议的核心观点是:从前老一辈传道人完全依靠信心活着,根本不拿教会提供的固定工资。

但对此,我从未听亚萨和洁说过任何一句抱怨或不满的话,我此刻想起来的,仍然是亚萨谦卑的笑容和坚定的手势——“要相信,主会供应的!”他会那么向下一挥,加重他的语气。

如今想起他,我总不免为当初心里对他的过高要求感觉深深的愧疚。

尽管我表面表现得很温顺,但内在的孤傲和自义使我很少会把谁看作是权威,更不情愿“崇拜”谁,但也正因此,这种心理让我对带领者有更多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逻辑很简单,倘若他连那个或那些都做不到、想不到、讲不出,怎么能来带领我呢?这是常常会在我的意识深处涌流的想法。

同时我也发现,中国基督徒看待带领者的方式是比较容易把对方当作完人和圣人来追随和推崇的,隐在地要求带领者不能个性太强,不能有脾气、不能有缺点、不能有软弱、不能说错话、不能办错事、不能……但凡有一点不合我们的理想模型,我们很自然地会对牧者、带领人不满,甚至会因此感觉受到伤害,认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理想和对他们的期待。

我们挑剔他们的言辞,要求他们不能说错别字、不能弄错圣经引文出处;不能表达得不属灵——牧者怎么可以有世俗倾向呢?也不能表达得太属灵——牧者就可以不照顾我们的世俗需要吗?不能太严厉——牧者怎么可以缺乏爱心?不能过于温和——牧者也不可以纵容犯罪!不能对信徒有要求——群羊弱小,怎么可以加重负担?不能对信徒没要求——什么样的羊都有,太缺乏管理才能是不行的!如果教会太小——说明牧者缺乏魅力、牧养不到位;如果教会太大——过于招摇、高调,让政府有压力!

更奇特的是,如果我们自己遭遇患难,我们会本能将自己看作是无辜受难的约伯;而如果是牧者或他人遭遇了患难,我们更会本能地扮演约伯的三位朋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意识到其实亚萨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也会疼痛会恐惧会沮丧会委屈会难过会软弱会力不从心的人,一个也可能会艰难而努力地处理婆媳关系的已婚男人,一个需要不断鼓足勇气来处理各种属灵问题和世俗琐事的人,一个也需要成长的时间和空间、需要在讲台上得造就、需要关爱体恤鼓励和支持的人,一个和我们拥有同样性情的人。

但不同的是,即便被误解,即便受顶撞,即便总有人质疑他的讲道恩赐和带领与管理教会的才能,他也仍然以父亲的心肠容忍着、信任着他的羊群。曾经有一次,在小组做游戏,内容是选择一个人站立在中央,其余人拉着手站在周围,然后让他向后仰倒。这其实是一个心理游戏,专门用来测试被选中者对他人的信任度。

我当时是这个游戏的指挥者,当我看见亚萨站在中间,毫无疑虑地全然倒向身后弟兄姊妹用手联结的“网”时,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做过这个游戏,我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做到如此心无杂念,我只能做出一个“倒”的姿势,脚跟却死死地踩着地,而决不肯将自己全然交到那张彼此联结的“网”上——我习惯了不信任他人(包括我的大部分弟兄姊妹——真是愿主怜悯我),尽管事实上我很少受到他人有意无意的伤害。但是亚萨会信任,而且如此干脆、坦然!我想,他真是心中有爱的人,所以他能体会那种“爱里没有惧怕”的信任与平安。

亚萨的一位诗友在回忆文章中,曾不乏感慨地提到一句,大意是,倘若他没选择做基督徒,也许就不会有这么一次去团契小组的活动,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么一场事故了。他的假设并非没有道理。这样一个在人看起来变易无常的世界,我们生活于其中,真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对于亚萨来说,我倒是相信一件事,倘若让他重新再做一次选择——一种是获得世人眼中成功的人生,拥有名利、地位、金钱,而且可以长寿,但一生都不认识上帝;一种是过着为世人所不理解的一生,清贫、简朴,经常会遭受成功人士的鄙夷与轻视,甚至可能为信仰付上生命代价,但却一生走在跟随基督耶稣的路上,我相信,我由衷地深信,亚萨仍然会选择后一种!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说,不是我们选择了神,而是神选择了我们。不过,单单从一种生活方式来看,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并愿意终此一生奉行基督的原则而生活,这绝非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做、愿意做也敢于做的事。

但亚萨,似乎只会这么做——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要么是真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从某种角度来说,基督徒,没有真假之分,只有是与不是之分。假冒是没用的,伪装是没用的,言行不一是没用的,口里承认心里不信也是没用的,它们都与基督没关,与耶稣没关。因为真只有一个,要么是,要么不是,就这么绝对,没办法。

亚萨选择了真,选择了成为一名跟随基督的战士。

明天是2011年1月1日,是新年,也是亚萨离开这个世界两个月的纪念日。

这段时间我一直忙着各种琐事,只能断断续续地写这篇文字。写到今天,我发现当初积郁难解的哀伤已经渐渐地消失,转化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我每次想起这位牧者和战友时,心里就充满勇气——已经有一个人这样地活过了,这样地度过在世的岁月,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地活,这样地度过此生——单纯、温柔、忠心、谦卑、与神同行!

这样的一生真是美好!

2010年12月31日初稿
2011年4月20日终稿
亚萨生平小记

1970年12月14日出生于中国东北山区。
1978—1989年就读于小学、中学。
1989年考入大学法律系,大学时与同学一起组建“冰帆诗社”,成为校园文化的代表。
1993年毕业后曾参与某早报建立之初的采访和编辑工作,后考取律师资格证书,专门从事法律工作。
1996年信主受洗,归于基督名下。
2000年被主呼召,全职服侍。
2002年10月2日与主内姊妹洁结婚。
2005年由主带领,创办并主编一本主内月刊。
2009年12月13日被正式按立为牧师。
2010年10月27日遭遇车祸,连续抢救四天。
2010年11月1日晚8:30被主接走,归回天家,享年39岁。

百年辛亥——我们往哪里去?/傅国涌

按:此文应《商务周刊》之约而写,是他们关于2011年的猜想之一,写作之时,钱云会还没有死,寨桥村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果此文写于钱云会惨死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从那一刻起,历史进入了“后钱云会时代”,历史的方向变得更加暗淡、更加不确定,我们往哪里去?因为钱云会的惨死,这个问号变得更为沉重,更为沉痛。毫无疑问,钱云会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的死亡每天都在拷问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富人还是穷人。我不知道,钱云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面临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地安全,就连与我们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我们的领土,更别说遥远的欧美各国了。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我们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刚刚起步,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从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是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能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 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是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超越不了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处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台湾民主化进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普通人是可有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隆裕太后的态度,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孙中山、黄兴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也有影响得多,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总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民权,多么美好的词汇,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出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 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不久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孩在林希翎追思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泣不成声,她的哭声打动了全场,感动了许多八十几岁的五七一代老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坚持不变的人也知道,脚下的地在变,这个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变是不可抗拒的。2011年,…… 中国已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我们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这是百年辛亥未竟的使命,保障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尊严,高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其他诉求,个体无尊严,就是民族无体面;个体无自由,即使国家再怎么强盛也与我们每个人无关。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我们每个人,别无其他依靠。

2010年12月18日
(本文经作者同意摘自其博客)

换药不换汤/许宏

在纪念中国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关于变革的洞见值得重视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人免不了不满。因此,人要改变现状。然而,真正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形式也许变了,实质往往还是那样。

是否可以先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呢?对于推动实质上的改变,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曾经分享过他亲身经历中的一个发现。

在当今世界,汉迪可能是欧洲最富盛名的管理学家。在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于2005年去世之后,汉迪大概是在世的著名管理学家中最接近德鲁克思想的人。但是,对于汉迪的这个发现,人们大多似乎还没有看见。

温莎城堡的不变和变

1932年7月25日,汉迪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当地基督教会的牧师。上大学时,汉迪在英国的牛津主修古典学(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和哲学。

毕业后,他在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工作将近十年。接下来,汉迪去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回到英国参与创办了伦敦商学院,并在那里讲授管理学。

1977到1981年间,汉迪从伦敦商学院离职,担任圣乔治学房(St. George’s House)的学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是一家位于英国王室温莎城堡内的培训机构。1966年,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在城堡中的圣乔治教堂创建了圣乔治学房,目的在于组织关于信仰和其他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

汉迪在温莎城堡工作时,也住在那里。他经常邀请参加圣乔治学房讨论的人参观温莎城堡。他告诉人们,这座城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英国王室的住地。到如今,不仅城堡还在,城堡的主人依然是英国王室。表面看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英国王室的实质却大不一样了。形式上,英国国王仍然是英国国家元首,但这个职位的权力已经大大受到限制。

从这个发现,汉迪引申出一个建议:当你身处的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你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真正的变化可能比较容易实现。

王国=封建专制?

习惯了换汤不换药的改变,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历史变迁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从国家的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在过去上千年已历经很多治理形式的变迁,不仅君主制已被推翻,共和制的政权也已经历若干更迭,但是统治的实质却变化不大。

比如,仅仅在20世纪的100年当中,中国就经历了至少三次形式上的大变化,国家的名称从大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就是标志中国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改变统治实质的变化。

英国是如何实现保持形式而更换实质的改变的?汉迪给出的答案仍然跟他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温莎城堡有关。他说,在1215年的一天,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从温莎城堡的院子出去,在泰晤士河附近的一处草地跟教会和贵族的领袖们签署了一份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文件。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大宪章》(Magna Carta)。当时,英国跟法国作战,英国国王约翰因为需要更多战争经费,就向公众提高税收。以教会和贵族的领袖组成的公众反对国王的做法,最终迫使国王约翰在1215年的6月15日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

《大宪章》规定,国王提高税收必须经过议会通过,不经法庭裁决,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

在约翰王统治的时期以及之后的几百年,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行。但《大宪章》却影响深远,17世纪英国的《权利法案》和18世纪的美国宪法都是《大宪章》的重申、修订和补充。今日世界,那些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都跟这些规定的推广有关。

在英国的历史上,虽然也有查理一世这样的君王在1649年被砍头,但总体却保持了实质大于形式的变化。直到今天,英国仍是个王国,但恐怕很少有人会把它跟所谓的“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

不过,改变统治实质而保留形式的做法却不是英国的独有现象。在国王约翰当政前后,欧洲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从12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以教会领袖和贵族组成的公众都曾经迫使君主签订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宪章。

当然,比较欧洲其他地区的宪章,英国的《大宪章》更为世界所知。在《大宪章》之后的几百年,英国的动荡相比欧洲其他地区要少,这使得英国得以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实现持续的发展。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权的更替基本排除了通过暴力取而代之的方式,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做法得到比较完整的贯彻。

总体来说,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在对待政治变革的问题上比较倾向于走保持形式不变而改变实质的道路。这跟欧洲所在的社会土壤有着直接的关系。汉迪本人在欧洲社会的生长历程就很能说明这个土壤的不同之处。

“我”的改变

在去温莎城堡之前,汉迪是他参与创建的伦敦商学院教授。他从小在父亲做牧师的爱尔兰小镇生活,不满于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待在小地方,也对每周在教会的生活有抵触情绪。他曾经发誓,等他长大独立了,再也不愿像他父亲那样在小地方过清贫的生活,也再不去教会。

成年后,汉迪从著名的牛津大学毕业,去了同样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又在世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然后帮助建立英国第一家提供管理学研究生课程的伦敦商学院。可是,就在汉迪看起来实现了他小时候的愿望时,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时刻才刚刚到来。

有一天,汉迪在巴黎开会时收到了他父亲病危的消息。汉迪坐飞机赶回爱尔兰。等他回到家乡,父亲已处于昏迷状态,到第二天,就去世了。按照习俗,葬礼安排在父亲过世的第三天。就在葬礼上,汉迪看到了改变他后半生的一幕。

在他父亲生前所在的教堂,成百上千人聚集在那里,有些是当地小镇上的,有些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的其他地方。地方警察为人们前往教堂开辟出专门的通道。汉迪惊奇这些人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父亲去世消息的,又是怎样从各地赶到这里。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在欧洲也仅仅是电话的时代,还没有如今更加便捷的通讯工具。

汉迪站在父亲的墓旁。他看见周围的人们眼中含着泪水。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是父亲生前帮助过的人。父亲为他们举行洗礼,为他们主持婚礼,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父亲在这个小地方,做了40多年的牧师。

谁会参加我的葬礼,谁会在我的葬礼上哭泣?什么是成功?谁是成功的,是我还是我的父亲?人活的一生为了什么?汉迪问自己。他小时候去父亲所在的教堂做礼拜,他在大学学习哲学,他在工作上研究公司如何能够管理得好。汉迪发现,到了此刻,他才开始真正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

父亲是个安静的人,却在一生中安慰帮助过成百上千人的灵魂。汉迪很喜欢他的父亲,但在他去世之前却一直对他安于在小地方生活很失望。其实,父亲有机会在大城市做牧师,但他都拒绝了,甘于在不起眼的小镇过一辈子。对这一切的不满,使得汉迪立志去大地方做一番不同于他父亲的伟大事业。

就这样,在大约四十五岁的时候,汉迪的一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汉迪思考如何像父亲那样真正地生活。他考虑过去读神学,也像父亲那样做牧师。但教会的朋友建议,如果他想服侍上帝,继续做本行比做牧师要更加适合他。他们鼓励汉迪申请圣乔治学房的职位。

温莎城堡中的圣乔治学房,位于圣乔治教堂背后的院子里。这个学房的名字是为纪念一位叫乔治的人,他是3世纪罗马帝国的一名士兵,因为坚持基督信仰而被当局杀害。这个学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教会的领袖和社会各界当中有影响的人,讨论的问题包括信仰、公义、工作的未来、权力和社会责任。

汉迪没有想到,他违背了年轻时再也不去教会的誓言。他在圣乔治学房工作生活的四年里,几乎天天都在教会当中。而这为他下一步的人生做了准备。到1981年,汉迪49岁,他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靠撰写文章和图书以及为公司做咨询获得收入。

这意味着汉迪的生活将不再像在壳牌、伦敦商学院以及温莎城堡那里的稳定。他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大地方。他没有了学监、教授的头衔。他告诉朋友,“我将仅仅就是查尔斯·汉迪。”他的妻子很支持他的决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妻子,她一直是汉迪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帮手。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平均一年中,汉迪大约要花一半的时间用来思考、写作、做咨询和演讲。另外半年,他会更多地帮助妻子来工作。在过去的30年间,他写了将近20本书。其中最为世界读者所知的有《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饥饿的灵魂》 (The Hungry Spirit)、《大象与跳蚤》 (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在纪念中国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关于变革的洞见值得重视

这些书中传递的观念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家关心的事情。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在中年之后的汉迪那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迪说自己心目中的“公 司应该是一个社区,你有归属感的社区,就像一个村落”。

长期在商业世界穿梭,汉迪厌倦了那些单单追逐利润的股份制公司。他认为公司应该像一个村落那样,没有人拥有这个村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成员,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司股东可以按照承担的相应风险获得回报,但他们不应该是公司的拥有者。

对待找他咨询的公司客户,汉迪都请他们到家里来,面对面听他们讲公司的一切。汉迪说自己不愿意像一个咨询师一样出没在这些公司中间,而是想了解公司中的人心里的所思所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想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汉迪在后半生的工作像他的父亲在社区做牧师那样,帮助职场上的人们找到各自的方向,找到生活的意义。著名的美国商业管理杂志《战略+商业》(strategy+business)就曾经将汉迪比作现代管理学界的“牧师和先知”(vicar and visionary)。

汉迪自己也认为他所做的可能像先知的工作,他不是一个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而是一个有些像圣经中那些劝人悔改回归正路的人。他想提醒在当今商业社会生活的人们,不要被现有的社会情绪和所在的组织淹没,而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世界的丰富维度中生活。

从汉迪的一生,人们大约可以看到一个不满现状的人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实现他的理想。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出乎意料地成为汉迪后半生的榜样。汉迪并没有改变自己工作的领域,他还是在做管理学家的工作。可是,因为汉迪内心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生和世界看法的变化,汉迪的管理学工作已经与他年轻时很不相同。

虽然事情的大小和范围可能完全不同,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英国王权在实质上的改变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跟汉迪自己的变化如出一辙。英国人没有同心协力地去废除王权,而是通过沟通的方式去限制王权,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在做治标不治本的事情。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他们的做法却取得了改变实质的效果。

致力于废除王权而建立新政权的人可能有些像年轻时的汉迪,他们认为应该从自己开始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年后的汉迪发现,自己所向往的新生活不过是浮光掠影,很经不起推敲。相反,他默默无闻的父亲其实早就在做一件改变人心而因此影响深远的工作。

是什么让英国人以及欧洲很多地方的人们没有习惯性地致力于推翻现状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改变实质?简单说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近一千多年来的历史上,英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地方有为数众多的人像汉迪父亲那样在做改变人心和看顾人心的事情。

这里的人心当然包括温莎城堡的主人以及英国社会的各界人士。当1215年国王约翰迫于压力接受教会和贵族领袖提出的《大宪章》时,英国的每个社区大概都有教会和牧师。而发生类似《大宪章》事件的那些欧洲国家也是相近的情形。

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就是英国王室成员参加教会生活的其中一处地方。他们虽然是君王及其家属,却跟其他很多英国人一样承认他们共同信仰的上帝是最终的主宰。这为国王跟公众之间解决争执提供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谈判平台,如此《大宪章》的签订才成为可能。

这样,不仅王权没有取消,甚至国王也可以不换人,公众继续尊重国王的权柄,国王承认自己的权力界限。汉迪所谓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变化也就实现了。

山西忻州百年福音堂保护活动始末/麦克

一、忻州百年福音堂沿革

忻州基督教会早年是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设立的。1883年,时在太原的李提摩太赴忻州布道后,即请浸礼会总会派人到忻州设立教会。1885年初,德治安(Joshua John Turner)牧师来忻州传道,有来自山东的信徒赵夏云同工,将福音传至南张村、庄磨镇、刘家山一带。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从太原来忻州医疗传道,不久德牧师回国述职,邸牧师就此负责教会的工作。马牧师(威廉斯·麦可拉奇)、燕教士(西尼·恩纳尔)和任教士(女,贝茜·雷诺)等前来协助。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为建堂之用。这年春天即开始建造教堂及其配套建筑,经一年多的土木建设,至光绪庚子年五月,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教堂遭到抢劫、毁坏。邸松牧师等八位传教士在城东门瓮圈被义和团残酷杀死,为主殉道。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教会事工日益兴旺,除传播福音外,还开学校,办医院,做慈善,造福忻州民众。抗日战争时期,福音堂一度成为当地居民的避难所,教会给难民无偿提供住宿和饭食。1941年,日本侵略军驱逐英国牧师,强占教堂,将它改为当地侵华日军司令部。1948至1966年间,又成为中共晋中一地委(后称忻县地委)和公署专员的办公室。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宣传部长,在这里留下许多活动足迹。后来,此地又为忻州纺织厂占据。近年,该纺织厂(现名云河集团公司)以650万元的价格将此地卖给五台山普寿寺。2011年2月29日(正月十九日),普寿寺主持率四百多僧众举行开土动工洒净活动,宣告投资8800万元的五福清泰安养园正式启动,园名取自《五福经》,五福是指:一长寿、二大富、三端正、四名闻、五聪慧。据规划书介绍,五福清泰安养园建成后主要用于养老,其中还包括寺庙建设、老人饮食起居、定期举行的居士学习班、平时接引居士来修学及世间的旅游等。忻州教会一直存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没有能够及时收回教产,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2006年9月16日,忻州基督教会正式向忻州市政府提交《关于请求归还教产报告》,并附上了《忻县志》、《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等证明材料,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批复,而佛教安养园很快开工。

二、保护忻州百年福音堂活动始末

2011年5月3日,山西忻州一信徒以“一粒麦子儿”网名发出一条微博:“山西忻州有座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盖的教堂,连院子占地40亩。当年8名传教士为了传扬耶稣,被义和团所杀。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650万买走,据说要盖庙。当地基督徒心痛,心急,可苦于没有地契等证据,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拆,被毁。”

5月4日晚7点,我看到了此条微博,随即予以回应:“希望当地教会根据历史资料与当地政府和买家交涉,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个人,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愿主纪念你们的忠心!”并且转发了网上安东尼博文《1900山西忻州教案》和博凡博文《忻州教案圣徒殉难碑寻访记行》。

5月5日上午,又发微博呼吁大家起来保护:“请大家都来尽一份力。‘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13:7)该站出来的时候,请站出来。儒家们为不让在曲阜盖教堂都组织起来发动一波接一波的签名运动,难道基督徒只能眼睁睁看圣地被毁吗?”并且提出具体行动方案:“曲阜教堂还在规划中,儒家们就起来联名反对了;忻州教堂屹立了百余年,基督徒就一声不吭让它被毁掉吗?建议给山西省文物局、宗教局写公开信,征集基督徒和各界热爱文化、文物人士签名。要求:1、保护文物;2、落实宗教政策,还教堂给教会;3、让基督徒与佛教徒和平共处。”随即有30多人跟进。

5月6日,向网友推荐任复兴先生博文《追寻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者们的血迹:山西忻州礼拜堂、洋人窟和洋人坟掠影》和美国普度大学张海燕博士博文《忻州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传教士遗迹考察记》;下午6点多,“一粒麦子儿”上传忻州百年堂今昔照片,其中高高吊车与被拆教堂残破景象并陈的照片尤其引人注目,令人痛心。一时间,大家对忻州百年福音堂关注度上升,3个小时内,就有122人转发,46人评论。

5月10日,何光沪、张海燕、赵晓、谢文郁、石衡潭、李广平、查常平等十三位文教人士在博客上连署发表《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就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百年福音堂行将被毁一事的建议书》,并且通过微博予以宣传和寻求支持:“有人不让我们盖教堂我们不吭声,有人要拆我们的教堂我们也不吭声吗? 我们已经发起抢救忻州百年福音堂活动。请大家予以支持!”随后,关注此事和响应的越来越多,到5月26日,已经有一百多人在建议书上正式署名。相关的宣传活动也在网上展开,如“教牧杂志”提供了介绍殉道传教士的系列图片与文字,其中包括在忻州殉道的马牧师等人,还有人提供了有八十多年历史的武汉救世堂因学者和网民的呼吁而被保护下来的情况,关于忻州教堂的更多照片与材料也上传到网上,特别是五台山普寿寺佛学院的运输车在忻州教堂工地的照片也传上来了。这些都使忻州百年教堂保护事件不断升温。各界人士也在通过不同渠道多方努力,5月13日,天津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杨佳智先生私信山西省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李俊峰主任请求对此事予以关注;5月20日,忻州基督教会向山西省基督教两会提交报告请求支援;还有人通过忻州市市长信箱和山西省省长信箱递上建议书。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网上和他处,而处在现实漩涡中的忻州,还不见有任何动静,不见有政府方面的任何表态。忻州教堂及其附属建筑还在一间一间地被拆,佛教工地还在一层一层地建,忻州弟兄姊妹心急如焚,欲哭无泪。这时,有个博友“耶稣爱你70×7 ”说:“真的是很可惜,不过,大家一定不要有怒气,要安静下来,寻求神的心意,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为此事来祷告。”我忍不住予以回复:“怎么不能有怒气,为什么要安静下来。不知道耶和华神有烈怒吗?不知道耶稣掀翻圣殿内做买卖的桌子吗?都不做声,都不行动,如何能够保护耶和华的产业!”

5月25日,佛教工地施工人员就要拆毁百年福音堂主殿了,忻州教会的弟兄姊妹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集合起来,走上了工地,打出了三条大型横幅:“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信仰自由,理当尊重,不可偏废。”“珍贵文物,觅且不得,毁之何忍?”这三条标语出自《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就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百年福音堂行将被毁一事的建议书》的三个标题。5月26日上午,忻州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忻州百年福音堂事件,对佛教工地作出暂时停工的安排,也告知教会李雁堂长老等4人,不得继续打横幅到工地。5月27日上午,施工方人员再次试图拆毁福音堂大殿时,被在此值班的忻州基督徒发现,十几个姊妹立即自发前来,对他们的行为予以阻止,使百年圣殿暂时免于被毁。5月31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特约记者沈颖采访张海燕博士谈八位殉道传教士《忻州日记》的文章《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中新网山西新闻网站等重要网站也对此文予以了转载,王志安、薛兆丰等知名人士也大力推荐,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忻州教会与当地政府继续交涉,政府终于勒令佛教工地停工,并限教会在1个月内提供忻州百年福音堂的教产证明材料。

寻找教产证明材料的重任落在美国普度大学张海燕博士身上,正好,他6月份要去英国出差。为了寻找证明材料,他修改了自己的旅行日程,去威尔士造访了在忻州殉道的邸松牧师的曾孙女,得到了邸牧师家信照片等珍贵材料;又访问了英国浸礼会总部,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卷帙浩繁的档案文件(包括财务报表、书信、教会杂志、报纸等等)中,终于找到了有关于忻州百年福音堂教产证明的原始文件。回到美国后,张博士又加班加点将文件整理编号成册,并且一一翻译成中文,终于编成长达65页的忻州福音堂教产证明材料。他将材料电子版传给忻州教会,同时,把原件快递回来。

这期间,忻州教会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也在为张海燕博士迫切地祷告,同时,他们也在搜集当地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口述史料,如王喜娥老人(91岁)证明 :“我是个老忻州人,从小跟爷爷多次上三家店聚会。那里有四十亩地,是洋人牧师买的。洋人出钱盖的,有教堂、查经房、育婴房、住房,有很多、很多房子。三家店的事情我什么都知道。我去的次数多,那里的事情我都知道。后来日本人来了,忻州很多老百姓到三家店避难,洋人给吃,给住,洋人帮助了受难的老百姓很多。我还在三家店住了三个月。我特此证明,三家店是洋人买的,盖的,必须还给基督教会。”李慧杰老人的证明:“我今年92岁,在年轻的时候,去过三家店,知道那是英国人所买的地方,并与中国的基督徒共同建造的,是耶稣教活动的场所。有牧师,有聚会,敬拜神。礼堂很多,还有学校,医院和养婴堂。”等到证明材料比较齐全了,他们马上编辑打印,拿出了三大册材料,及时提交给了忻州市政府相关部门。

为了把忻州百年福音堂保护下来,推动基督教文化建设和造福于忻州当地,十六名文教人士连署发表了《关于建立“忻州记忆”中国近代史遗迹主题文化公园的建议书》,也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积极支持与响应。当然,其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与讨论。之后,此事进入等待期。6月18日,我们发出《关于“忻州记忆”义演活动致北京市基督教会倡议书》,希望以北京的教会为起点来支持忻州教会,并引向其他重要城市。因种种原因,这一倡议没有得到积极回应。7月14日,我们再次发起《唱响“忻州颂”,重走殉道路》活动,得到了各地部分基督徒的响应,不少人已经买好火车票准备去忻州,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最终没有成行。但7月31日,“忻州颂”还是在忻州教堂唱响起来,有900多信徒及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一赞美会。弟兄姊妹以朗诵、唱歌、跳舞等形式来赞美主恩,纪念宣教士,气氛庄重、欢乐、昂扬、热烈,催人奋进,引人深思。在当年传教士颠沛流离、躲避残杀的七月,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传唱红色歌的七月,“忻州颂”以赞美诗唱响了最美的音符。

7月12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刘栋文章《恢复忻州百年堂的努力》 (Attempting a resurrection, Global Times ,July 12, 2011 19:07 By Liu ),继续对保护忻州福音堂事件予以报道。

8月16日,基督徒演员孙海英在其微博上评价了诗人沙光6月8日对忻州百年教堂事件的报道:“谁敢夺这地就要付出代价!他们不敢!”再次引起热议。不少好事者试图引发基督徒与佛教徒的大战,但没有得逞。

时至今日,忻州百年福音堂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还需要大家的迫切代祷!

三、对事件的反思:

忻州百年福音堂在行将被毁、千钧一发之际,得蒙保守,体现了神的慈爱并大能的护佑,也包含了众弟兄姊妹的与神同工,也有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的鼎立相助。在这件事上,有这样几点值得肯定。

1、发现问题,及时回应。当今之世,事件繁多,纷至沓来,牵涉到教会的事情也有不少,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提出,并采取果断措施与行动,就可能事成无补,永留遗憾,但如果拍案而起,就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2、网上网下,互相配合。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特别由于微博的兴起,人们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忻州教会收回教产的请求在2006年就正式书面提出来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效果,而到2011年就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呢?不能不说是互联网和微博起了很大的作用。微博在很短时间内把力量凝聚了起来,又发散开去。通过互联网,异地的人能够及时传递信息,形成一致的决定与行动,这都影响了最终的效果。

3、相对中心,各自为阵。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事件产生,一项活动的发起,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绝对的主导者。这就需要每个人发挥自身积极主动性,敏锐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行动,这样,就有可能推动事件,产生良好果效。

当然,在这一活动中,暴露出来更多的是问题。有如下几个问题供思考。

1、在神学思想上混乱,缺乏应对这种事件的一致的合理观点态度。从保护活动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着争论。争论的核心还不是如何保护,而是要不要保护?该不该保护?有不少人发表这样的言论与观点:“神不住在这人手所造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当以天父家的事为念!”“神岂住人手搭建的庙宇么?这种文物,不重要,我更关心100年后福音在当地人民心中的鲜活果子,而不是迟早败旧的殿堂。真正的行动,应该是去那里,与弟兄姐妹交流分享学习属神的话语。”“反正末日来临一切都要毁坏。世间之物转瞬就腐朽。唯有圣灵充满的灵魂才是永恒的。”还有人质问:“在圣经中哪里有用这种方式来跟政府交涉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在5月27日这个保护活动最关键的时刻发表《保护忻州百年教堂活动不符合圣经吗?》一文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大家一起来讨论:到底保护忻州百年教堂活动是不是人意?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社会活动又应该如何参与?什么才是多做主工?难道只有在教会内敬拜、赞美、祷告、读经才算吗?什么是传福音?难得只有一对一地传讲、一个一个地发福音单张才算吗?什么是做见证,难得就只有说疾病得医治、先抗拒后悔改才是吗?”由思想不一致而带来的是缺乏连接,合一不够。在征集发起人时,有的一听是李提摩太创立的教会就退避三舍,不愿再言。后来,在寻求支持时,也有的因派别不同而不屑一顾,甚至恶语相加。殊不知,耶稣曾说:“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路9:50)

2、行动能力不强。不少基督徒习惯于封闭式的教会生活,而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对于这种事情,也不知如何应对。很多人在强调祷告,多祷告。我们并不反对祷告,而是呼吁大家迫切祷告,可是反对只祷告而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我们认为,在具体事件中,祷告应该为行动开路,如果在需要行动时,完全以祷告代替行动,并且反对别人采取行动,这是不太合适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行动,而是如何采取行动。总的来看,我们提出的三大目标基本合理,所采取的行动还是比较妥当的。关于公开信,2010年底有十位儒学学者的《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他们提出的要求比较直接,也比较硬。我们写的是《建议书》,措辞比较温和,语气比较委婉。以微博作为主要阵地也是适应时代的体现。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方案,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希望有利于教会和政府、社会各方。但跟进的人还是不多,特别是在建立文化主题公园的设想上,愿意真正把它变成现实的人很少,愿意真正付出的人更少。

3、视野比较狭窄。不少人认为教会要做的是建造教会、传扬福音,而这样的保护工作充其量只是保护文物,没有更大意义与价值。殊不知这不仅是保护文物,保护基督教文化,也是在建造教会,振奋人心,更是一场传福音的活动。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次活动已经初步达到目的。(1)暂时保住了教堂。(2)加强了弟兄姊妹的信心和热心,特别是对于忻州教会而言。在这次活动中,差不多每一个信徒都被调动起来,积极参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光“忻州颂”那天的活动就达到了近年之最。(3)使传教士事迹广为人知,也传扬了福音。但是,更多的人眼界没有打开,对教会的事工还停留在传统的理解上,所以,没有更积极地参与。这次活动还只是平信徒散兵游勇式的参与,而作为整体的教会没有参与进来,也关注不够。

总之,通过这一事件,我们要看到教会在面向社会、应对事件、拓展事工、更新观念、寻求合一等诸多方面的不足。我们所面对的是瞬息万变而又息息相关的世界,教会更要有大公意识、肢体意识,不能光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能只以地上的事为念,也要以天上的事为念。同时,教会要有面对新时代、新世界的新态度、新方法、新观念、新胸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

百年余音今犹在——读《回首百年殉道血》有感/凯文

当年纪念义和团事件一百周年的种种热闹仿佛还历历在目,转眼之间,如今又到了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日了。十年又过去了,百多年前那场骤然而来的腥风血雨留在国人脑海中的印象依然那样鲜活,它在后人中所引起的争论依然热度不减。对海内外的华人信徒来说,它依然在不断引出无边的怀念和反思。

特别让我想到最后这一点的是住在美国的黄锡培弟兄。他原本是一位土木工程师,退休之后,致力搜集和整理内地会传教士传记材料,成绩斐然。他的《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小传》一书在2006年出版之后,以其详实的内容和对传教士事迹的感人叙述,获得了华人教会读者们的一致好评。之后,他又再接再厉,编写完成了《回首百年殉道血——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 美国中信出版社, 2010),该书于2010年年初问世。

从性质上来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在义和团事件中死难的基督新教宣教士的资料汇编,其内容十分丰富。此书的篇幅长达近八百页,共有十一章。其中第三至第八章是本书的主体。在这几章中,编者大致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在山东、河北、北京、山西太原和其他县市、内蒙古诸多教案中西方宣教士殉道的故事。全书的最后三章可算是总结,分别讲述了义和团事件平息之后的赔偿问题,传教士在教育、医疗、赈灾和社会服务诸方面的贡献,以及教会在大难之后的恢复和成长。这本著作虽篇幅浩大,但绝非流水账式的资料堆砌。它对中国基督徒的灵修和如何认识义和团事件都极有帮助。

在基督教的灵修传统当中,殉道者历来是极受尊崇的对象,所谓“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德尔图良)。故而讲述殉道者事迹的文字从早期教会时代起便不绝如缕,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极大鼓励。改教运动以来,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当推主要记载16和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殉道者的《殉道者之镜》(Martyrs Mirror of the Defenseless Christians , Thieleman J. Van Braght,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51)。在中国教会史上,为福音抛头颅、洒热血的基督徒也是成百上千,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殉道之事尤为集中。过去,也一直有相关的文字陆续出现,但是集中记载中国教会史上殉道者的著作并不多见,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之后就更为罕见。《回首百年殉道血》的问世可谓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华人教会灵修传统的延续和当代建构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源,其内容和行文可读性强,可说是中国教会的 《殉道者之镜》。

《回首百年殉道血》这本书记载了全部189位西教士殉道者,当中以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居多。编著者在收集编纂过程中的态度极为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前,无论是教会界还是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之中蒙难传教士的了解和研究十分零碎、片面、有限。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第一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如此详细和全面的图画,让我们对这批蒙难的宣教士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诚如该书中的一篇序言所言,“他们从此不再是模糊不清、遥不可及的无名殉道者,而是有血有肉地活画在我们眼前的人物。他们殉难前留下的书信、手札、遗言,经过百年沉寂,终于重新发出嘹亮的呼声!”(VIII)最让人惊奇和感叹的是,当他们蒙难之时,只有五人年龄超过了五十岁,成年人当中有77位女性,儿童殉难者占到了全体的四分之一!这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各差会及其宣教士们所遭受的创伤之大,以及义和团之暴烈冷血、滥杀无辜的行径!

不过,最会让今日的信徒们震撼和感动的是当年那些殉道宣教士无怨无悔、视死如归的精神。譬如,1900年8月初,爱尔兰籍的宣教士艾丽莎(Mrs. Lizzie Graham Atwater)师母在临刑前写给亲人的信中说:“我腹中的婴儿会与我同去,我想神会在天堂里还给我,同时,我亲爱的母亲会欢迎我们。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来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亲爱的,多亲近主,少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再无别处可以寻得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670页)这样的血泪文字读来让人心酸泪下,更让我们体会到西教士对中国的大爱,以及背起十字架的坚毅不屈。大难过后,内地会拒绝就西教士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清政府索赔一事更是体现了基督徒爱邻舍的宽恕精神(695—696页),但可惜此事至今尚不广为人知,值得今后大书特书。

毋庸讳言,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历来都是极有争议的,非常容易出现两极化的现象。基督徒与世俗学术界的某些人物往往各执一端,自说自话。前者多强调义和团事件中西教士和华人信徒的英雄事迹和牺牲,以及针对他们的种种暴虐和杀戮;后者则只看到西方列强对中国多年的侵略和欺凌才是义和团爆发的主要原因,而基督教作为列强的帮凶,也难辞其咎,甚至咎由自取,而义和团本质上是反侵略的正义之举。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和评价虽趋于客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义和团的落后、野蛮和盲目排外的性质,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和思想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对义和团的肯定,以及对基督教宣教事业的批判之声又开始有所增强。例如近年来有论者称:“义和团兴起,说明民心未死,天地间良知尚存。”(颜炳罡:《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 115页)可以说,教会与社会在义和团问题上的认识落差依然相当明显而深刻,结果是双方在此问题上极少面对面地认真对话,偶有碰面,也往往流于情绪化的抨击,甚至擦出活火。这个死结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展开冷静而有效的对话和护教,阻碍了教会正面社会形象的树立,给了那些攻击基督教是不知爱国的“洋教”、“外教”的人士以口实和弹药。

在今日纪念义和团事件110周年之际,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呼吁中国学术界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另一方面也要问我们自己,基督徒在缅怀为福音摆上生命的西教士和华人信徒,指斥撒旦借着义和团之手所施的暴行的同时,是否也可以直面宣教士与西方殖民势力一起来到中国的不幸历史事实?是否也可反思部分宣教士对福音事业与列强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处理失当,而使得前者与后者扯上了不清不楚的瓜葛?是否也可以更多地承认导致那场大事变的中华民族在列强手中所遭受的多年屈辱,以及无辜的非信徒同胞所遭受的苦难?是否也可以带着饶恕的心,看到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否在向外界澄清当年的历史真相,传扬西教士的美好见证时,能够采取更为客观和冷静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从教会先辈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在事奉中变得更有智慧,对历史的认知更为全面,并且因此能够化解部分国人对教会的偏见,这不正是对当年的那些殉道者们的最好纪念吗?

正是在这个方面,《回首百年殉道血》的编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虽然主要是为信徒和教会而编著此书,但对社会上各家各派之说不回避,力求公允。譬如,在义和团事件的整体评价问题上,能够把各主要派别的立场都摆出来。在材料的搜集、阅读和选择上,除了依靠教会和基督徒的出版物之外,也收纳教外人士的记录和研究成果、清政府的档案、甚至某些反教人士的言论。而且,对于西教士某些错误的做法和说法也能够予以指出。譬如在提到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在1900年10月23日回到纽约时刻意身穿在北京被围时的衣服,挎上当时所使用的步枪,并照相留念时,编者便颇不以为然(684页)。这些处理方法都有别于以往由信徒执笔的文字中容易出现的一味颂扬,为尊者讳的习气,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所走出的难能可贵的一步。

总而言之,黄锡培编著的《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书雅俗共识,在华人教会灵修传统、中国教会史和义和团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值得推荐。透过这部书中大量的见证和其他材料,110年前那场举世震惊的事件仿佛又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拳民的呼喊声和宣教士的祷告声仿佛又在我们的耳畔响起。读罢掩卷,我们悲愤,我们痛心,我们沉思,我们奋起。我们也切盼着,在120周年纪念日来到之时,我们也能听到百多年前伴随着西教士一同殉道的诸多华人信徒们的声音。

(《回首百年殉道血》,黄锡培编著, 美国中信出版社-海外基督使团)

看,圣灵的感动——读优西比乌《教会史》/小雪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会史家,被人称为“基督教会史之父”。他生活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大约是中国的三国末期到晋朝。活了近80岁。

什么东西占了第一就大不一样了,难怪新时期文学开始的头十年,有不少聪明的作家跑马圈地,占领某某写作第一人的位置,那是一个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第一如雨后春笋(真俗的表达)。不过当第一也并不那么容易,后人可以对前人诸多挑剔,就如我们曾经特别不屑那些第一个写爱情,第一个写性,第一个写乱伦,第一个写反右,第一个写红墙内幕等等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有时候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的那些痕迹是无法抹掉的。今天的史学家也可以就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提出有理有据的批评,姚西伊的“中译本导言”就针对其中“西方中心”、“精英焦点”及对君士坦丁带来的“基督教王国”不遗余力的吹捧等多有 针砭,实在是极有学术分量的好文章,对我们这些对于教会史的研究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读者来说近于振聋发聩。我对该书的编者能收入这样犀利的“导言”而深感敬佩。但是这不会撼动优西比乌教会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在读这本大部头之前我就已知许多早期教会的殉道资料被收集在其中,一读果不其然,殉道的过程描写确实很血腥,是一种直接的生理刺激。但是让我内心震撼的却是书中的一头一尾。

一头是书中的第一卷:耶稣其人其事。

大凡刚信主的基督徒多从《马太福音》开始查经,也就常听到关于耶稣家谱的一个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的家谱不一样呢?因为马太记载的是约瑟的家谱,路加记载的是马利亚的家谱。当我开始带领《马太福音》查经时,读到丁道尔的《马太福音》释经书,那里面认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犹太人没有记载母系家谱的传统。作者认为马太记载的是耶稣的法统——即约瑟属于王室的家谱,而路加记载的是耶稣的血统,即约瑟的真实出身。造成这个差异存在但又能够合理解释的原因是:约瑟被过继给了王室后裔。

我为这个解释雀跃不已,以为这是很有创见性的发现。读了《教会史》才知道,在优西比乌时代,家谱问题就是用这个思路解释的,实在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们使劲儿努力,以为跑了很长的一段路途,殊不知只是跑了一大圈儿,回到早期教会的释经思路中去了。上帝真幽默。这让我想起我一位搞社会科学的朋友,他经常的苦恼是:不知道自己苦心孤诣的研究发现是否早已经被前人讲过了,而自己囿于视野局限还在那里孜孜以求。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常常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是照着前人的屁股狠狠地踹上几脚。谁敢说自己一定比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庄子、韩非子——孔孟就不比了——高明?悲剧的是一脚踹空,闪了自己的腰。

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末尾部分。

在君士坦丁执掌罗马政权并优待基督徒之前,罗马帝国范围内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是戴克里先执政期间。这也是优西比乌亲身经历的大逼迫。

(虽然优西比乌“偏好记录光辉故事”,但是他还是如实记载了一些人被酷刑和死亡吓倒,由此放弃或暂时宣告放弃信仰。度过了极端严酷的逼迫进入相对和缓期时,如何面对软弱跌倒的肢体几乎造成教会的大分裂。而某些异端也遭到与基督徒同样的迫害——说起那些“弗吕家异端”,他们沉溺于癫狂状态,竭力追求灵魂出窍、说方言等等,似乎让人看见当下极端灵恩派的影子。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优西比乌这样说:“在我所处时代的迫害到来之前,敬畏上帝的消息借着基督在全世界的传递,所有的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都把此消息当作荣耀与自由。统治者们一方面将我们的人民从异教献祭的折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善待他们,甚至容许他们掌握行省大权。在皇宫中,皇帝们容许皇室成员——妻子们、孩子们和仆人们——公开践行信仰……所有总督都对教会领袖礼遇有加,每座城市都有大型聚会,会众进行崇拜的旧教堂已被宽敞明亮的新教堂取代。”

但是,优西比乌敏锐而且勇敢地指出:“更大的自由也带来傲慢与懒惰。我们开始互相嫉妒和彼此攻击,以语言为武器的战争由此爆发。教会领袖攻击教会领袖,平信徒之中则派系林立、彼此对抗,那种不能言喻的伪善与借口都已达到了罪恶的极致……由于身陷愚昧,我们没有努力向上帝赎罪,而是像无神论者那样,假想我们的事不会被上帝注意到,于是我们从一种邪恶步入另一种邪恶。那些被当作牧师的人,丝毫不因敬畏上帝而受到约束,彼此之间激烈争吵,只是为冲突、威胁、妒忌和怨恨添油加醋,并且还疯狂要求得到梦寐以求的残暴权利。”

这还是早期教会光辉灿烂的模样吗?优西比乌不怕被他的读者谴责他抹黑殉道者吗?我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哦!

且看优西比乌老人家的大胆激烈:

“最后,当仍然有很多人参加聚会时,上帝的审判以其惯有的怜悯逐渐开始介入,迫害从我们军队中的弟兄开始……于是,正如耶利米所记述的,主在羞辱自己的女儿锡安城,并且将以色列的荣耀从天扔下(哀2:1—2)。而且,正如《诗篇》所预言的,他弃绝与仆人所立的盟约,并且——通过毁坏教会——把自己的至圣所践踏于地,高举他仆人仇敌的右手,不在战斗中扶持他仆人,让他仆人蒙羞。”

看,圣灵的感动让优西比乌写出了什么?没有比真实更合乎上帝心意的写作了。优西比乌如此热衷描写殉道者们的勇敢,坚定,圣洁,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无畏,他怎么会容许这些有损教会形象的文字记录存在?但是,他写下来了。我只能相信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上帝要借优西比乌的笔让我们知道:早期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其中就有这样的教会领袖,这样的平信徒。但是上帝的工作就在这样的人中间显明,他拣选那些未向巴力屈膝的勇士,保守他的教会有根有基地传承下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教会领袖和信徒们不犯错误上,而是建立在上帝超然的工作上。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为尊者隐,为长者讳的。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对于基督徒来说,为尊者隐更加上一层属灵的意味,为尊者隐就是为教会隐,为教会隐就是为上帝隐。问题是上帝需要我们用隐瞒的方式去维护他的名声吗?恐怕我们常常只是窃取了神的荣耀,却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名。

上帝恨恶罪恶的本性没有变,他的审判总是先从他的家开始。教会想得到圣灵的恩赐吗?想得到使徒们那样的能力吗?想具有初代教会那样的复兴吗?让我们先从清理教会的罪开始。历世历代的教会复兴也是从认罪悔改开始。别让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恩典和作为变成我们骄傲的资本,别把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事业,而要对上帝的托付恐惧战兢,小心谨慎地传递圣言。哦,愿曾经感动过优西比乌的圣灵今天依然感动他的教会!

(《教会史》,优西比乌著,瞿旭彤译,三联书店)

回忆谢伯伯/许波

初识谢伯伯是在天明牧师的按立仪式上,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了,只是依稀记得在弟兄姐妹的赞美诗中一位白发苍苍、身材瘦削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按立了天明牧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伯伯。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姓名,问及熟识的姊妹后才得知是谢模善牧师——一位为着信仰的缘故受了很多苦的老牧师。

之后,为着求教如何向家中的父母传福音的缘故第一次去到了谢伯伯家里,房间的摆设简单整齐,而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客厅里竟摆了两个大小不一的书桌,大书桌是给谢伯伯读经灵修准备的,而对角的小书桌则是师母用来读经灵修的,两位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都一直坚持每天读经灵修。两位老人得知我的来意后,不仅跟我谈了很久,而且送给我一些很实用的传福音书籍。就这样,渐渐地我成了老人家的常客,当他们得知我独自一人在北京时,常常带我去吃各样好吃的,我也因此第一次尝到了狮子头、三黄鸡等很多江浙菜。

2003年北京非典,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我必须每天坚持上班,尽管我自己对此并不以为然,但真正让我心里平安的是我在非典期间探望谢伯伯时,老人拿出圣经翻到《诗篇》91篇告诉我神看顾我的确据:“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91:7)在那个恐慌的时期,这种确信告诉我神在看顾我,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还没有完成,即便我被传染,神也一定会医治我。

2004年因工作原因离开了北京,2008年再次回到北京工作时,我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家我回来的消息。再次看到两位老人,看到年迈、浑身是病的师母尽心尽意地照顾谢伯伯,我的心里说不出来是啥滋味,只是在心中告诉自己要尽可能地多来。碰巧主日聚会地点——华杰大厦离谢伯伯家很近,每次聚会结束,我都会问问他们是否在家,是否方便过去?每一次我去谢伯伯都会让我告诉他聚会谁讲道、讲了啥内容等等问题。九十多岁的他已经不太有力气讲很多话,但却常常让我告诉他教会的点点滴滴。守望教会2008年建堂,2009年10月底被迫离开华杰,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他都一直在关注,每天都和师母为教会祷告。当我将2009年11月教会户外敬拜的光盘给他时,他让我马上放给他看,并且不顾身体状况,含着眼泪一口气看完了整个光盘。在从谢伯伯的追思礼拜回来的路上,我从一位常去他家的姊妹那里得知,那张光盘他自己不知看了多少遍,而且让他身边的弟兄姐妹也看。

今年4月,谢伯伯因病住院,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去看他时,他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饮食也只能靠一些半流质和流质食物维持。但他见到我首先问的却是教会如何、弟兄姊妹如何、天明牧师如何、恩平师母如何……并说他和师母一直在为教会、为他们祷告,可否能在回扬州前见他们一面?当我从教会网站中得知谢伯伯为教会在呼吁书上签名时,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当时已经起不了床、话都没力气讲的他又是如何费尽全身余力在呼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6月30日12时20分,在弟兄姊妹的赞美诗中,谢伯伯回到了天家。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真不愿也不想接受谢伯伯已经回家的事实。十年来我已习惯想他就去看他,已习惯每一次灵性低潮都会去他那里,已习惯碰到不知如何是好的事情都去找他。每一次只要看到他坐在那里,我对神的信心和仰望就会再一次地油然而生。与其说我常常去看他们,倒不如说谢伯伯和师母用他们的生命以及对神的坚信吸引了我的脚踪。认识谢伯伯十几年,他从未在我面前提过半句他曾经为着信仰的缘故所受的苦,听到的只是老人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无比关爱。

正如在谢伯伯追思礼拜上周明牧师所说的,谢伯伯的英文名叫摩西,谢伯伯的回家代表了一个时代——摩西时代的结束,摩西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约书亚时代的开始。就像神当年在约旦河边、在摩西离开后对约书亚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1:1—9)今天,当神的老仆人谢伯伯离开了我们,神似乎依旧用同样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1:1—9)

“我们经过水火”/林献羔 Sarah整理

去年10月份,赴穗出差17天,幸遇林牧师带查经与主日证道。

他将自己三层楼的一二层改成聚会坐排,二层放满了福音小册子和属灵书籍。聚会坚持每周四次主日信息,合约共4000人。每年,都有数百人奉耶稣的名,在此受浸。

林牧师近日刚步入八十七岁,每月和同工轮流带查经与主日证道,声音铿锵有力,面光红润,完全看不出病痛对他身体折磨的痕迹。每次聚会完,必亲站门口,同每一位弟兄姊妹握手送安。

林献羔牧师自家的大马站聚会点因拆迁自2001年移至广州市中心繁华路段德政北路荣桂里。

下文节选自林牧师赠阅的灵音小丛书之二十四《林献羔见证》,个别字句因粤语与普通话有异而略有修改。

一、抄家

广州大马站家庭教会被指进行非法宗教活动(那时每周3次,共900人左右),于1990年2月22日晚遭抄家,我被拘禁21小时后才获释放。

2月22日晚大马站福音聚会散会后,到11时半,60多名公安人员上楼,出示搜查令,将聚会用的麦克风、录音机、录音带、诗歌及所有书本等用品全部没收,并把我带走。临走前在门口贴出告示,谓该处是非法宗教活动,屡劝不听,实行取缔。

他们把我带去问话计21个小时,我睡了几分钟。到了夜半,某公安员问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我向他传福音,他称我为“林伯”。

2月22日,广州市郊聚会点亦遭搜查,属灵书籍被扣,与市郊聚会点相关的其它聚会点也停止了聚会。

1、逮捕因由

他们究竟以什么理由拘查我及取缔大马站聚会?是据1988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简称《三十三条》),取缔大马站传教点。《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凡未履行登记手续的,须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补办登记手续……未经批准而擅自……组织宗教活动的,由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责令停止。不服从者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强判处理。”

《三十三条》属地方文件,反观中央颁发的宗教文件——《十九号文件》则谓:“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允许,但也不应硬性强制。”《十九号文件》自发出后,至今仍是中国宗教政策的主导文件。至于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亦明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依此看来,广东地方与中央的宗教政策有明显的出入。如今取缔大马站家庭聚会就是根据地方的宗教文件,令人质疑的是地方为何有这样大的权力?地方政府的《规定》究竟有否经中央的程序立法?当中央与地方看法不同的时候,究竟什么是最终的依据?现正草拟的《宗教法》究竟将会带来更大自由抑或是限制?

2、非法的定义

我被指为非法传教,大马站被定为非法传教点。这里涉及一个问题,究竟何谓“非法”。依《十九号文件》的意思:家庭教会只要不做违法的事,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就是合法的活动。(注:如此看来,取缔家庭教会便是不当的。)

若依《三十三条》非法的意思似乎是指未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登记,故对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聚会点要强制处理。事实上,若宗教活动必须向有关当局登记的话,那就不能算作宗教自由。从这角度看来,中央的《十九号文件》要比地方的《三十三条》开明得多。

自20世纪90年初我遭到公安局拘查问话后,多年以来,我不时要接受传讯问话。从1990年3月至1991年1月,竟先后被问话达10次之多。在这期间,国内外关心我处境的人士纷纷到访探望,了解我的生活近况。

拘查后,大马站只举行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仍可再次祷告、敬拜神。归荣耀与神。

二、问话纪实节录

1、1990年(共接受10次问话),背景:89事件刚过。

10月31日,黄华路看守所第八次问话。问我有什么人来访,特别是有知名度的来访者,他们有什么反应?我答复以后,反问:“为什么连前总统列根(里根)所送的纪念品也取去?”当局说:“你是否想取回这些东西?”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们问我他们说什么,我就把他们的话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叫我登记,交由两会管理。但三自是被利用来消灭基督教的。如果这样,我们不受外国基督徒管理,反要受本国非基督徒管理,这怎能是自治呢?我们守法,也不参加游行。如果与圣经冲突时,我们是顺从神的。”

他们叫我到大礼拜堂讲道。我说:“我们不能与和尚等混在一起。”他们说我听从外国人的话而不听从本国人的话。我说:“我没有听从外国人的指挥。在对外开放的今天,他们来与我有交通,不是控制我。10月5日,海外有人来电话,问我是否这两天要被处决?”

2、1991年, 背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夕。

1991年5月10日,越秀区召集许多信徒开会,叫他们不要来这里聚会,并介绍他们到其他地方聚会。会中,他们请人发言。一位医生说:“我到其他地方聚会我会睡觉,但这里讲圣经真理,我听得明白。最近我还帮助残疾者,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才乐意这样做。”有一位姐妹说:“几年前我的儿子发生车祸死了,有人叫我信耶稣。我到了大马站听福音,信了主,现在很喜乐,我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几位举手要发言。据说时间到了,散会。

9月13日,有两位女人来,叫我学习六号文件。

9月25日,上午11—12时,广州市人大代表13人来和我谈关于“登记”的事。我说:“我若登记,就把我们交给三自会管理。”某说:“不是‘管理’,而是‘指导’。”他们的态度也不错。

10月4日,传闻全市都赞成整我们。

11月1日,宗教事务处和越秀区5人来和我谈登记的事。我说:“不要因为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事,而认为我们也是这样。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混政治的基督教和纯基督教。我们在‘六四’没有参加游行,证明我们不是混政治的一类。”某答:“我听你讲了三次。”我说:“我还要讲,因为不参加游行是个铁的事实。”我又说:“你们各居委会四处叫信徒不要来聚会,还有些单位威胁信徒,若到大马站聚会就没有奖金等。”他们说:“我们没有这样做。”我说:“这是各单位利用这个机会来威吓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叫他们不给奖金等,但我们实在叫他们不要来聚会,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叫他们。”晚上派出所5人配合前来,但他们的态度就不如宗教事务处的了。

12月15日,在一些礼拜堂公读文件,说明年要整我们。

    3、1992年,背景:苏东剧变。

从3月17日到4月10日,不到一个月,我被叫去问话,计五次。这是最频繁的一个月,从来没有像这样频繁的。

第一次问话。1992年3月17日下午,宗教事务处叫往谈话:内容是有关“登记”和“三自”等问题。我说:“我们顺服政府,纳税、救灾、交保安费等。但我们的信仰是不应与不信派混合的。”他们提到广东省44号文件,叫我们登记。我说:“1991年11月4日,中国人民白皮书与宪法都没有提家庭聚会要登记。白皮书反说‘信教公民有权组织宗教活动’。这就说明家庭聚会是合法的。我们以圣经为标准。如果……我们宁可殉道。丁光训曾说过:‘1990年取消三自会’。”他们说:“你有没有看丁光训近日的发言?”意思是他已经改变了。我说:“耶稣叫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说:“耶稣也没有拒绝法利赛人;保罗是在迦玛列门下的。”(这是其中一位牧师说的)。我说:“法利赛人是个教派,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耶稣是责备他们的‘假’。保罗本身也是法利赛人。”他又说:“亚伯拉罕也没有拒绝罗得,而是救罗得。”我说:“罗得不是不信的,他只是属肉体。”

第三次问话。1992年3月28日,宗教事务处叫往谈话,也是关乎登记的事。他们说:“今年或明年会出宗教大法,到时就实行行政处理。”我还是说:“宪法和白皮书没有提登记,相反说家庭聚会是合法的。”他们说:“家庭聚会是指一家说的。”我说:“全世界的家庭聚会都不是一家。圣经里的家庭聚会也不是一家。五旬节在马可楼有120人聚会,哪里会是一家的呢!如果一定要登记,我充其量殉道就是了。”他们说:“三自会不指导信仰,只强调自办教会。”我说:“我们已经是自办教会,我们没有受外国或外地人指挥。”

他们说:“我们翻过卷宗,没有说你是右派分子,是《南方日报》弄错了。”我说:“我被斗为右派分子后,不久升为反革命分子,就被捕了。”他们说:“可能在文革时弄错了。”

他们又说:“你对政策是不大相信的,你受帝国主义指挥。帝国主义初期是借宗教来侵华。”我说:“我们没有受帝国主义指挥。我们现在不要继续说帝国主义以前利用宗教的事,这是过去的。正如我们也不要把文革的错误算为今天的事。”

      4、1993年。

6月3日。在安静了14个月之后,这是在星期四早上,从8时45分至11时,4位公安员突然叫我到派出所去谈话。他们一开始就说:“你们的聚会仍是非法的。”我说:“丁光训说过:现在到处搞‘取缔’,这种‘取缔风’是不对的。”他们说:“你们不应设有儿童聚会。未够18岁的儿童不要向他们灌输有关信仰的问题。”我说:“未够18岁,你们也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他们说:“没有。”

他们又问我们的经济来源。我说:“是信徒奉献的。虽然外籍人士来聚会也有奉献,但我们没有外国任何一个团体,作长期的支持和供应。”

他们说:“你们油印那么多的书,甚至有人在垃圾堆所拾到的,又是‘大马站’的书。”

我说:“我们油印100本书能有一人信耶稣,也是值得的。”

他们说:“你们聚会,噪音太大。”我说:“以前我们的主日聚会是在下午2时开始的。后来报纸登载,每日12时至下午2时不许有噪音。我们为了顺服政府就把聚会改在上午8时至10时。况且,我们唱诗只有半个小时。但在我们后边拆掉房子的空地改为卖衣服时,音乐声从早上直到晚上响彻全地,无人禁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他们又强调顺服政府。我说:“我们在‘六四’没有游行,怎么不顺服呢?明天又是‘六四’了。”他们说:“如果美国叫你们游行,你们会游行吗?”我说:“美国也有游行的。我们是听神,不是听美国或看美国。”

这次问话,总的来说,他们的态度是不错的。

       5、1994年。

1月12日,居委会有两人带越秀区两位统战代表来问候我健康并谈登记问题。

3月23日,公安来取了三箱书。

6月3日。上午9时25分,公安员叫我往北京街派出所谈话。

他们先从油印书刊谈起,说我们非法。我说:“全世界都没有以油印为非法的,况且我们印的是‘非卖品’。”

他们问有什么外国人来。可能因为6月1日晚上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问安几分钟,所以他们问及此事。我说:“经常有外国人来聚会,有时在我们讲道后有几分钟的问安。他们回去后说我们这里有信仰自由。”

他们叫我要遵守两个规定,特别是关于登记一事。我说:“这不合乎大多数基督徒的需要。(家庭聚会占90%)在登记后受地方法规限死,使福音事工不能发展。我宁可再坐监或殉道。”我说:“‘六四’我们没有参加游行。我们不是反政府,而是政府不理解我们。”他们说:“美国或香港也要登记。”我说:“美国或香港也有没有登记的。”他们说:“我们不是学美国或香港。”我说:“当然我们不是学美国或香港。原是你们先提起美国或香港要登记,那我才用美国或香港来回答你。”

这次问话,他们都很客气。直到上午11时我才返回。

   6、1998年,背景:香港回归之后第一年。

2月10日星期二早上聚会后,三位宗教事务局人员来,把《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给我,叫我学习。我说:“我们不登记。《宗教白皮书》(1997年10月16日)第三点说:‘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根据《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公民,我们是服从政府,1989年‘六四’我们没有游行,但我们的信仰是自由的,我们只能顺从神。”

他们说,不应有儿童聚会。我说:“儿童信教受法律保护,引用《国际法保护》,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规定:‘所有儿童均应有按照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愿意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方面教育的权利……’”我说:“登记是要限制我们的信仰,我宁愿再坐监也不登记。”

他们问我的健康状况,我说:“我患了脑动脉硬化、腰椎滑脱和椎间盘突出。”他们要我小心保重。我说:“谢谢!”

8月20日上午9时至10时半,宗教事务处4人与我谈话。他们问我对《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有什么看法。我仍然说:“我宁可坐监也不登记。因为这些条例是限制我们的信仰。公民既有‘信仰自由’(不只是‘信教自由’,‘信仰’应是包括圣经全部教义的),我们就照圣经而行。”我还说:“圣经有家庭聚会,都不是指一家人,五旬节在马可楼有120人,当然不会是一家人(徒1:13—15)。圣经有4处提到‘家里的教会’(罗16:5,林前16:19,西4:15,门2)都没有登记。罗马迫害基督徒最甚,也没有登记条例。”

他们说:“18岁以下的人没有分辨接受能力,所以不要给他们施浸等。”我说:“为什么你们向18岁以下没有分辨接受能力的人宣传马列主义,他们又可以成为共青团员呢?”

他们说:“不要批评其他宗教,应当团结。”我说:“只有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人人都有罪,需要耶稣的拯救。”他们说:“你说人人都是罪人,难道我们也是罪人吗?”我说:“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说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最好你们也信耶稣得着拯救。”

末了,他们叫我回去再详细研究《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下次再谈。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好。

此后,直到2009年,有关部门仍不停地找已入耄耋之年的林牧师“谈话”,要求“登记”。林牧师每次耐心解释后,仍如前所说:宁可被捕也不登记。他的回答谦卑柔和,却字句有力,坚守正道,却又智慧灵巧,颇具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愿神用厚厚的恩膏恩待他的老仆人,继续地赐福于他的老仆人。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