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月，非基运动在沉寂两年之后再掀高潮。其时代背景是国共两党合作，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广泛传播，收回利权运动风起云涌。与过去的反教言论相比，“帝国主义”一词频繁见诸报端和各种反教期刊。这一持续到1927年春北伐时期的反教运动，正如论者所说，其特征是专反基督教，彻底政治化，重点不再是反对“宗教”，而是反对“西方的”宗教，并且反对的主要理据已不是科学与理性，而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个阶段的反教已经不是一项学理或研究讨论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1>
在当时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建立强大和独立的主权国家，结束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救中国脱离落后和屈辱，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废除晚清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尽管“不平等条约”这一表述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才开始使用，且缺乏明确清晰的定义。因为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存续活动受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保护，加之教会学校对学生参与反帝活动态度消极，又在向青年学子培养或灌输的价值观方面与国家主义教育观分庭抗礼，所以在此一阶段的反教运动中，传教士往往被斥为外国对华侵略的代理人或走狗；基督教特别是教会学校被贴上文化侵略的标签，其目的是剥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甘为列强殖民统治的顺民和同谋。<2>
尽管不少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在这场反帝大潮中纷纷做出回应，呼吁废除中外条约中的传教保护条款，加入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推动教会学校向政府登记，<3> 但在民族主义的批判话语中，这些努力根本不足以改变对基督教文化侵略的定性。这种批判指向的不是说基督教传播西学，摧毁了或者取代了中国本土文化，而是基督教的宣教活动软化了弱小民族的抵抗意志，配合了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和殖民扩张。或者说，文化侵略这一指控背后假设帝国主义者暗中有一套对华的整体性计划，旨在侵夺中国的利权，使之变为殖民地，而宣教活动只是这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以这种阴谋论的眼光看来，非但废除不平等条约无法消除国人对外国传教士和本国基督徒的猜忌，而且教会在社会上办学校、设医院做善事越多，就越证明其收买人心的真实用意。虽说文化侵略由于鲜明的政治色彩，难以帮助人们客观认识基督教在华事业的全貌，并且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质疑其作为批评工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但它所塑造和承载的民族主义话语下有关基督教的集体记忆，百年来仍不绝如缕。<4>
毋庸讳言，近代宣教运动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来华少数传教士曾经为西方对华侵略政策辩护，列强也多次利用教案向中国政府谋取特权，但这并非来华传教士的主要目标和宣教事业的主观后果。据此判定传教士不过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和走狗，既过于简单化，也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5>
同样需要反思的是从文化层面探讨宣教运动功过是非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虽不像文化侵略说那样充满革命宣传色彩，而且大多拒绝后者将文化的功能设定为服务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但它作为一种民族国家（nationality）的后殖民批判话语，在强调民族文化认同，反对外来文化威胁、渗透或支配这个意义上，与文化侵略说背后的旨趣相去不远。<6> 尽管也区分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伴随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下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有目的的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检讨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时，扩展了文化“入侵”的含义，认为传教士不一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与帝国主义者有联系，而是他们有意无意间分享了一种“帝国文化”（imperial culture），帝国侵略扩张和支配的文化影响了传教士的心态和行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帝国文化”把传教士绑定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体系中，一个中心对边缘、强势对弱势、文明对野蛮的不平等结构和关系中。传教士可能分享帝国主义者的信念、价值观和态度，且事实上在采取的政策和方式上行事像帝国主义者，不论他们是否卷入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7>
这样的批评对传教士有欠公允。首先，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中，传教士自然带有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印记。而且这种批评所传递的高高在上、充满文明优越感的传教士形象，同样是标签化的。其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要维护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并不等于身份归属感意义上的文化，而且在说明此文化入侵彼文化时忽略了文化本身是变化流动的，文化认同也有其时间面向。<8> 最后，由于把复杂的文化影响过程简化为施动者与受动者的二元对立，轻视乃至剥夺后者的能动性（agency），用强制行为解释文化变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征服、合作或抵抗，而不见文化接触中存在的多样可能性、边界的流动性和潜在的创造性。<9> 如果不用入侵、征服、渗透这样带有领土色彩的词汇来描述文化间的互相影响，凸显文化静态、空间的内涵，而是将文化间的接触与影响置于现代世界秩序形成的背景下来审视、查看其变动、时间（传统与现代）方面所呈现的特点，或许有助于克服文化帝国主义自身的缺陷。其方法关键就是将焦点从传教士与本地文化相遇时的传播者，转向接收端的本土能动性。<10> 在这个意义上，《世代》本期刊发的三篇主题文章，不论是简述中外宣教史上传教士对地方能动性的影响，还是聚焦晚清中华帝国内中国基督徒文人受传教士影响，产生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以及第一代中国本土基督徒在旅行布道中所呈现的对福音处境化的理解、诠释和见证，都不妨看作是对非基运动百年来国人对基督教集体记忆的一种反思和回应。
<1>“非基督教大同盟宣言”，《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8月19日；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198页；叶仁昌，《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非基运动的再思》，台北：雅歌出版社，1993年，第52页。对“帝国主义”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输入及演变之考察，参见曹龙虎，“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及衍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09—120页。
<2>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王栋、龚志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Ka-Che Yip, “China and Christianity: Perspectives on Missions,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49,” in Missions, Nationalism, and the End of Empire, edited by Brian Stanley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 Cambridge, U. K., 2003), 134-135.
<3>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194-211; 洪煨莲，“条约修改与传教保护之问题”，《生命月刊》第6卷第4期，1926年2月，第1—10页；“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大运动宣言”，《真光杂志》第25卷第四、五、六号，1926年7月，见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第399—402页。
<4>梁家麟，《徘徊于耶儒之间》，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心，1997年，第173—176页；章开沅，“序言”，见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页；王立新，“‘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98—109页；陶飞亚，“‘文化侵略’源流考”，《文史哲》2003年第5期，第31—39页。
<5> Stephen Neill, Colonialism and Christian Miss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412-417; 大卫·博许（David J. Bosch），《更新变化的宣教：宣教神学的典范变迁》，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404—418页；Stuart Creighton Miller, “Ends and Means: 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49-282;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6>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50页。
<7>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74), 363-364; Paul W. Harris,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ollaboration and Dependenc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0, No. 3 (1991), 312.
<8>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第133—135页。
<9>唐日安（Ryan Dunch），“超越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理论、基督教传教使团与全球现代性”，史凯译，《国际汉学》第6期，2016年第1期，第5—20页。Ryan Dunch,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Cultural Theory, Christian Missions, and Global Modernity,” in History and Theory 41 (October 2002), 301-325.
<10>同上。
题图：封面封底，“广州十三行全景（1805—1810）”，图片来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E5%8D%81%E4%B8%89%E8%A1%8C#/media/File:View_of_Canton_factories_2.jpg
本期美术编辑：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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