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发布的通谕《伟大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英文版封面。（来源：https://www.amazon.com/）

2026年5月25日，天主教现任教宗利奥十四（Leo XIV）在梵蒂冈主教会议厅举行发布会，颁布通谕《伟大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副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人性”。[1] 这是新任教宗自去年5月上任以来发布的首份通谕，据说打破了以往发布通谕时教宗通常不在场的惯例，足见教廷对这份通谕，以及对人工智能这一时代议题的重视。

读罢这份通谕，有几点印象比较深刻：（1）篇幅较长, 内容丰富。英文版全文包括注释在内近43000字，连同导言和结论分为七个部分，共245条；在延续以往天主教有关AI教导立场的同时，介绍了天主教反思福音与社会文化关系的传统教导，在此基础上阐述教廷对AI与人类关系的看法；（2）目标受众广泛，征引广博。利奥在这份通谕（第16条）和发布会的讲话中，不单单面向天主教徒、普世基督徒，也向所有心存善念（goodwill）的人、“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2]，呼吁学习彼此倾听、团结合作、共迎挑战；在征引文献方面可注目之处，不局限于教内文献，比如引用柏拉图《理想国》论思想、经历和提问的重要（第140条）、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论极权社会下理想臣民不在乎真假的特点（第134条），还有天主教作家托尔金《魔戒》中表达在人世间去恶从善的心志（第213条）等等；（3）不点名批评，兼具自我反省。如不点名批评硅谷科技企业倡导的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第115—117条）、俄乌战争体现的由领土扩张欲望驱动的冲突形式（第190条），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主张的“正义战争”（just war）理论今已经过时（第192条）[3]等等。与此同时，教宗也承认天主教会以往有因为不透明而掩盖丑闻之过（第138条），并以教会名义，请求饶恕教会长期未能明确谴责奴隶制度，实际扮演共谋角色，给教会内外带来长期伤害。（第176条）

不过，通谕的论题正如副题所暗示的，即在AI时代，为何及如何保护人性？这个问题又可分解为：（一）AI有何特点？为什么说它对人性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二）这里的人性指的是什么，有何具体内涵？（三）为什么说这样的人性应该被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其实，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涉及对技术的评价、人与技术相互作用和技术的目的等问题，而其中更为基本的问题是人论问题。正如教宗在这份通谕和其他场合所说，在AI迅速且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处境下，意义、方向和价值问题更为突出（第6条），人们愈发需要叩问：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4] 本文考察和梳理《伟大人性》所见天主教关于人与AI关系的论述，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为今人在AI时代反思身而为人之一助。

一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新事物。如果说教会在19世纪末面临的社会新事物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下劳工与资本对立、经济剥削等问题，那么在利奥十四看来，21世纪的今天摆在教会面前的新事物（res novae），则是智能革命之下数字化、人工智能（AI）、机器人正在迅速且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第4条）不但如此，与以往技术创新由政府主导不同，这一波的技术创新掌握在少数高科技大企业集团手中，这使得AI治理、引导技术服务于公共利益（common good）更加困难。（第5条）教宗利奥十四做此论断的方式之一，就是特意选择利奥十三于1891年5月15日发布通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5]之后135周年的同一天，签署上任以来的首份通谕《伟大人性》。利奥此举，一方面向同名前任教宗致意，另一方面有意类比：这一波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堪比甚至超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且强调天主教关心社会议题的延续性：今日的教宗和天主教会像过去那样，关心技术变革之下人类的命运，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处境。（第3条）[6]

利奥十四并不反对技术，不认为技术本身是邪恶的、是敌对人类的力量；相反，技术是从上头而来的礼物，科技发明是上主给人类的恩赐（第9条）。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技术进步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水平（第4条），但它并非中性，而是带有它背后的设计者、资助者、规范者和使用者的特征。（第9条）另外，利奥还指出，技术也不仅仅是工具，当技术成为判断所有事物的标准，决定孰重孰轻，那么受造就有沦为被剥削的对象之虞，人类将被降为服务于效率体系的齿轮。此即社会进入技术统治的范式（technocratic paradigm）。（第92条）

具体到AI技术，通谕并不反对AI技术本身，它所关心的是AI的使用方式和达到的目的：是以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方式建造彰显自足和骄傲的巴别塔，还是以合宜的方式像尼希米那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居？（第7—8条）此处涉及决定AI使用方式和目的的道德及社会分辨原则，留待后文介绍。这里要指出的是，虽然没有详及AI的技术原理，也无意提供技术方面的应对措施，这份通谕还是概括了AI技术的三个特征：更新迭代迅速、存在黑箱子问题——比如AI的内部表征和计算过程，目前对于开发设计人员而言仍属未知[7]，以及AI本质上是数据处理（date processing），是对人的智能的模仿而非取代。（第99条）

总体来看，通谕对AI的整体定位是：有价值的工具，但使用时要保持警惕。警惕哪些方面呢？从个人层面而言，比如过度依赖AI提供及时答案，会削弱人本身的创造力和判断力；被AI允诺的客观性误导，而忽视设计者和模型训练赋予AI本身的偏见；对于缺少分辨力的用户而言，会把与AI的交流幻想为真实的人际交流，长此以往丧失与真人建立连接的意愿。就社会层面而言，通谕提醒人们：目前运行AI系统要耗费大量能源和水，这对生态环境构成压力；在涉及就业、信贷、公共服务准入等领域应用AI算法和模型做决策，会产生新形式的排斥（exclusion）和歧视，特别是不利于弱势群体，却让政策制定者免于问责，在这个过程中制造新的不平等。少数人凭借掌握AI技术和资源获取巨大权益，拥有AI未来技术发展乃至社会进程方向的话语权，比如某些硅谷大公司借平台资源倡导所谓的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第115-117条）

为了进一步从社会和文化层面说明AI对人性构成的威胁和挑战，通谕第四章集中讨论真理与学校、工作和家庭、自由和奴役三个方面。首先，在公共和政治传播领域，AI是虚假信息的放大器。掌握数字平台和传播工具的团体，利用AI和算法对内容、图像和视频强大的操控能力，向受众提供特定的事实和叙事，进而加剧了所谓后真相时代的“真理危机”。一旦人们不再关心真理而是立场先行，民主也将逐渐倒退。（第132—134条）在教育领域，无孔不入的数字媒体形成的及时满足和过度刺激文化，让年轻人对追求真理需要付出的努力感到厌倦和冷漠，特别是未成年人，过早地在无人监管之下使用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本就损害了睡眠、专注力和控制力，AI工具的使用不仅恶化了上述方面，还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其他问题。（第139、141、146条）

其次，今天人们已经发现，自动化、机器人和AI迅速改变了工作的结构，但并未像其允诺的那样，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把人从乏味枯燥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相反，在某些工作领域使用AI，结果是人的技能降低，受自动化监控，并未脱离重复性工作，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能力也没有相应提升。（第150条）[8] 由于技术创新的目的一般来说是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AI在工作中的应用引发裁员和失业问题，进而影响到家庭的稳定。（第151、166条）

最后，数字革命对人的自由产生冲击。比如数字经济利用人的弱点让用户对内容上瘾，进而俘获其注意力和时间；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收集其数据和使用算法，来预测和影响用户的行为，实现社会控制。（第170—171条）此外，还有AI技术供应链中的劳工剥削、犯罪集团利用数字平台技术进行人口贩卖等隐秘活动。（第173条）第五章提到致命性自主武器用于战争，相当于把人的生死、战争责任交给机器，使得战争更容易发动，更少受人控制。（第197条）

无论是误导人们的认知、削弱思考能力，带来失业，奴役精神和身体，还是用于战争，如此使用AI本质上都是把人当作手段而非目的，既然是手段，就无需顾虑去操控、诱导、弃置不顾，乃至剥削和消除。换言之，在这样的情况下，AI对人性的威胁和挑战，实质就是去人化（dehumanization）。那么，在通谕看来，人性又是什么呢？它有何特点，为什么被称为“伟大”（Magnifica），且需要保护呢？

二

其实，通谕开篇第一句话就指出，人类乃上主以其全部荣光（grandeur）所造。（第1条）具体来说就是，按照圣经，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创1:27）通谕没有将此处人据此拥有的“形象”解读为理性思考和道德能力，也不是被上主赋予修理看守的经世使命（创2:15），而是在上主的计划和引导下与三一上帝、他人和整个受造界的共融（communion）关系。这份礼物或者特权，天然就赋予人尊贵荣耀的地位。换句话说，人的尊严（dignity）不依赖于人的能力、财富地位，而是来自造物主的赠予，显明上主的慈爱。（第50条）这种尊严又被称为本体论的尊严（ontological dignity）：每个人单单因为受造、被造物主所爱，就平等拥有的尊严。（第52条）具体来说，人的尊严又表现为批判性反思、自由地选择和爱，并建立真实关系的能力。（第233条）据此，对人的价值的衡量就不是生产力，也就是说，人本身就有其价值，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由人的价值和尊严派生出人的权利。利奥指出，从天主教的视角来看，人权并非外加给人的权利，而是人自身内在尊严的表达，应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和倡导。（第54条）既然是人自身固有的，人权便不可侵犯、普遍适用且不可剥夺。在这些权利中，首要的是生命权。（第55条）总之，人按照上主形象受造而拥有的平等的尊严及其派生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正是教廷在这份通谕中反思AI与人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这也是天主教回应教会与社会、教义与文化，与时代对话所据原则的基础。这个原则就是所谓的教会社会训导（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通谕第一和第二章分别介绍了该训导的形成过程、基础和原则，此处不能详谈。这里只需指出，按照通谕的说法，“教会社会训导”一词虽由教宗庇护十二（Pius XII）于1950年首次提出，其内容成型则始于利奥十三1891年发布的通谕《新事物》。在这份通谕中，利奥十三采用福音视角，特别强调人按照上主的形象受造，将工人及工作的尊严置于思考中心，以此来回应经济和社会变革中涌现的劳工问题和阶级冲突。（第29—30条）

135年后的今天，教宗在通谕中再次强调人的尊严，呼吁保护人性，并非偶然：两个时代都是在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性遭遇了严峻挑战，当前尤烈，正如上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在2024年6月14日出席G7国家人工智能大会所作的发言，担忧时下西方社会在技术变革的冲击中似乎正在逐渐淡忘其最基本的传统概念之一，即人之为人这一理念所蕴含的价值和深意。[9]

除了人的尊严而外，人的价值还体现在接纳生而为人与生俱来的限制、软弱和不完全，而不是视其为需要纠正的错误。（第12条）在教宗看来，现今人们与生命的关系似乎出现危机。人与生俱来的限制，比如无力、疾病、衰老、痛苦和软弱，似乎正在被当作需要矫正的缺陷，而非人性借以达致成熟、建立关系的现实。

利奥提醒我们，人性的繁盛（flourish）恰恰是透过这些限制和软弱得以实现。比如，同情、慷慨、属灵经历，正是在面对自身和他人的缺乏、艰难、失败和痛苦中展现出来。“试图完全消除痛苦，也将意味着最终消除爱和意愿。”以超越限制之名拒绝经历人生的高山低谷，也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第120条）当然，承认和接纳人性的诸多限制并不意味着否定人性的败坏。不过，通谕虽然提到败坏之人发明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还是强调在上主恩典的运作下，人性的微光被重新点燃，走进集中营的人群中有人吟咏主祷文和示玛（Shema Yisrael）。（第121条）由此可见，与新教加尔文改革宗认为人彻底败坏相比，天主教对人性天然的道德能力较有信心。[10]

此外，经历软弱、痛苦和失败，反过来能帮助人们看到人身上不可侵犯的尊严。这也是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成为伟大艺术经典的原因。（第122条）同样的原因催生了旨在保护人类生命的各种机构，比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1863年）、二战后联合国的建立（1945年）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布（1948年）等等。（第123条）

与此相反，盛行于硅谷科技集团中间的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则把进步诠释为超越人自身的限制，鼓吹未来的世界是依靠新科技带来的“增强人类”（enhanced human being）和“人机混合”（human-machine hybrid）。前者设想借助生物医学、身体改造工程、智能设备和算法等技术手段来增强人类，提升人的表现和能力。后者走得更远，特别是其中的激进派，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主张人类、机器和环境混合，甚至预言人类将在某个临界点进入超越自身的全新进化阶段。（第116条）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人需要被完善、超越，那么就会承认某些人群不是那么有用，价值不高，为了实现人类的优化，这些人群就“需要被牺牲掉”。在这种不以人的生命和尊严为伦理考量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技术表面上应许拯救，扮演救世的弥赛亚角色，真实情况则是贬低人性。（第117条）[11]

如果说人的尊严系于人的受造，在于与上主的独特关系，与生俱来且不容侵犯，在这个意义上是神圣伟大的，那么人的有限在上主恩典的运作之下生发出爱、怜悯、慷慨等等，使得人性得以丰满，则是另一个层面的伟大和美好（magnificat）。其实，人性的伟大或美好都是来源于上主，人性自身是卑微不足道的。通谕结尾提到马利亚的《尊主颂》（the Magnificat），用意之一就是效法马利亚那样，从卑微者、弱者、自下而上的眼光来看世界、解读历史和上主的作为。（第244条）在这个意义上，《尊主颂》是卑微者发出的颂歌，所以“伟大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中的“伟大”也指人性的卑微。

其实，伟大与卑微的反合正体现在基督身上。人性的伟大是从上头来的，并在基督里呈现其完全，其荣美机器无法取代。（第15条）如果说非人化指的是排除上主，把别人贬低为工具和手段，这种做法古已有之，那么在今天，AI技术则可能是一种新形式的旨在非人化的手段，当然要引起普世教会的重视，帮助人们抵挡非人化的趋势，保持深刻的人性。不过，可能还是有人会质疑，教会只应专注属灵事物，为什么要参与世俗对话，讨论AI呢？在讨论的过程中，天主教又提出哪些原则和建议呢？

三

前一个问题涉及天主教自身的定位。利奥认为，天主教会存在于这个世界，是整个人类大家庭合一（unity）的标志。在事关人类当前生活的所有事务方面，教会有特别的呼召去倾听、对话、服侍和回应，因而也就不能不关注这些事务发生的各样背景。面对塑造社会的各种力量，教会不能冷眼旁观，而是要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并有所贡献。总之，教会的使命具有历史维度，宗教不能被降格为仅仅关乎个人的内在生活，不去对社会发生影响，不关心政治，对社会事件闭口不言。（第19条）可能是联想到天主教过去君临天下的历史，通谕重申梵二会议确定的原则：承认现世事务有其自身特质和秩序，也即自主性，以及教会和政治各有其管辖范围（政教分离）（第20—22条），在这个前提下承认哲学、人类社会各种科学的价值，因为这些人类知识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和剖析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种种动向。（第23条）教会在以福音真理回应社会问题、在与各种学科知识和现实处境的对话中，逐渐发展和完善天主教的教会社会训导。

上文提及，“教会的社会训导”一词由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于1950年所创，其内容可追溯至1891年利奥十三发布的通谕《新事物》，此后在不同时期回应不同时代议题而不断丰富完善。社会训导为天主教回应时代议题提供了道德框架和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技术方案或者政经模式，而是指导人们如何理解现实事件，如何以福音视角解读历史进程及其选择。（第24条）这些原则除了前文提及的人类尊严之外，还包括公共利益（the common good）、财富应为全人类普遍共享、辅助原则（subsidiarity）、团结原则和社会正义。这是通谕第二章的内容。据此，通谕第三、四章指出AI技术对人性的挑战，集中表现为AI技术垄断下制造新的不平等，解决之途需要在公益和正义的原则下，特别考虑弱者的处境和利益（即团结原则），尤其是当AI的使用涉及公共事务和人的基本权利时，对AI的伦理监管，从设计开发、模型训练到应用说明，每个环节都要让各方公开讨论，保持透明问责（即辅助原则）（第107—108条），从而在AI时代保护人性的尊严。

利奥把这种原则下引导的AI的未来比作圣经中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里的建造体现了参与、各尽其职、责任分担（也即辅助原则），对话、协调，保证多元性的同时把上主置于中心，在建城墙之前先重建共融与和谐的关系。（第8条）利奥呼吁人们效法尼希米，行动起来迎接AI时代的挑战。（第241条）相反，巴别塔的建造本质是“单一的语言、单一技术和单一方向”，这项工程体现的是人类的骄傲，没有指向上主，靠消除差异的一致性（uniformity）和取代共融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来支撑。这样的工程尽管看起来恢弘高效，代价则是牺牲人的尊严，最后的结局注定失败。（第7条）利奥认为，当前人类就如何使用及为何使用AI技术，面临重大抉择：是建造巴别塔，还是建造上主与人共居之所？而选择事关伟大人性的非人化还是成全。那么，选择的前景如何呢？

利奥十四声称，面对AI的治理，他最想说的是“解除AI的武装”（disarm AI），也就是拒绝基于确保地缘政治和商业主导地位而竞逐获取更强算法和更大数据集，防止技术支配人类，让AI技术从垄断控制中解放出来，接受公众的讨论和辩论，从而变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对人类友好且便于使用。（第110条）只是，在一个权力文化、实用主义当道的世代，包括利奥在内没有人能保证这个美好的愿望能够实现。不过，通谕的意义并不在对未来AI前景的设想，而在于督促或者说激动世人认识到，不论是否愿意，AI已经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也是我们必须应对的一股力量，然后重新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反思在技术变革一日千里的现代社会中恒久不变的人性：它的“伟大”要保护（或者说持守），败坏要提防，因为这关乎人类文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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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leo-xiv/en/speeches/2026/may/documents/20260525-presentazione-enciclica.html

[2] 梵二会议通过的《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1964年）重申：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包括非基督徒，只要按照良心的指引，在恩典的推动下寻求上主及努力奉行，也能得救。（Lumen Gentium, 16）见https://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vat-ii_const_19641121_lumen-gentium_en.html这种形式的普救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由教宗颁布的这份通谕，何以受众可以包括“心存善念”之人和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

[3] https://www.ncronline.org/vance-questions-pope-just-war-theory-hours-after-leo-honored-its-founder

[4]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leo-xiv/en/speeches/2025/december/documents/20251205-conferenza.html

[5]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leo-xi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15051891_rerum-novarum.html

[6] 同脚注4。

[7] 关于AI的黑箱子（Black Boxes）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AI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理解性对于开发者而言不是绝对的，故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黑箱子问题。见Luc Julia, The AI Illusion: Why Machines Aren’t Creative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26), 75-81.

[8] 通谕在AI应用于工作方面效果如何的观察，有些得到现有研究的印证，比如在客户支持和软件开发领域，使用AI之后生产力显著提升，但在需要更多判断力的任务中，AI表现不佳。AI对工作领域的冲击并不能一概而论。参考Stanford University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6 : 219-226.

[9]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24/june/documents/20240614-g7-intelligenza-artificiale.html

[10] 参迈克尔·霍顿，《加尔文的人生智慧：荣耀他并永远以他为乐》，穆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 第62页。

[11] 参阅“Leo’s first encyclical attacks technological messianism”, in The Economists, May 28th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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