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第11期卷首语/丁祖潘

 

新冠疫情未平,南方洪灾又起,国内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庚子年确实是多事之秋,难忘之年。历史惊人地相似,又不可能完全重复,因此,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变动的世界终会把我们带向何处。历史会提醒,却不能预知,更不保证今人会从中吸取教训,据此做出明智的判断和行动。基督教世界观并未声称知晓这个变化的世界下一步具体的走向,因而不会给我们提供一份如何应对危机的行动指南或操作手册,而是一方面让我们把眼目定睛于那位历史的掌管者,不必与世沉浮,另一方面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化之下的深层与实况,直面真正的问题。

 

正如上一期(世代第10期PDF)卷首语所说,基督教世界观理解人类社会发生的问题时,一般会将其与人类的堕落带来的罪性关联起来,也因此将解决问题的出路最终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换言之,世界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最终是灵性层面生与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来这些重大灾难的发生,其实不单单是自然世界演化之过,我们人类也并非无辜的受害者,相反,“这些灾难的发生是人的罪在现今这个时代日益明显、无所约束带来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人的罪借着日益向前推进的国家主义与技术主义被放大到更大范围产生的结果”。讽刺的是,今天的我们面对由国家主义与技术主义造成的问题,同时又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家主义和技术主义去解决。这或许就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深层悖论。也即,国家主义的兴起原本以民族国家的出现为前提,因而是现代性的产物,却又因为人们以“神圣”之名赋予国家某种独一排他性(国家崇拜),使得国家成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必需服从的权威和中心,因而国家主义又是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相信自己凭借科技进步正在成为自然的主人,殊不知却正在遭受技术的奴役。换言之,现代性赞美人的主体性,赋予人们改造世界的力量,与此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使人沦为被改造的对象。这一矛盾表现为人们对现代性的体验,交织着向往与怀疑、激情与失望、进步与倒退、理想和现实。

 

现代性是一个聚讼纷纭的概念,广义的现代性意味着成为现代(being modern)。现代(Modern)及其派生词源自拉丁文modus,意即“尺度”或“测量”,而“当下”(just now)以及晚期拉丁派生词modernus,均指向一种时间的尺度。后来各种词形变种均以modernus为基础。成为现代,意味着“新”,意味着时间之流中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最初的开端、某种前所未有之物、世界上一种新颖的存在形式,甚至最终不是一种存在的形式(a form of being),而是生成的形式(a form of becoming)。把自己理解成新的,就意味着把自己理解成自我发源、彻底自由和有创造性的,而不仅仅由传统、命运或天意所决定。换言之,成为现代就要自我解放、自我创造,因此就不仅仅存在于历史或传统中,而是要创造历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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