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手转发的时代做研究/《世代》

 

在习惯于随手转发信息的时代,核实与反思可能越发成为稀缺的习惯。

在各样泡沫似乎都在膨胀当然也不乏破裂的时代,即使原本从事深入研究工作的人都可能更加迫切地渴望有更多人更快地转发自己或他人的作品。

至于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是否经得起推敲,自己或他人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深入了解前人的积累而作;或者具体来说,诸如,是否涉嫌或真地抄袭,引文或证据是否属实,是否以通行并合宜的方式尽可能准确列出相关参考文献(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及其具体出处,译文是否尽可能忠实原意,初步完成后是否回过头来看有无问题;这些似乎都愈发不受重视了。

像《世代》这样看重深入研究和创作的季刊,很难无视如此气氛的蔓延。

无论在主动还是被动的意义上,近一年多来,《世代》常常在分享作者们的研究和创作成果之前面临做大量核实与反思工作的需要。

在为数不算太少的文章那里,编校前后的面貌有着未必十分显著却难以忽视的重要差别。问题往往与上述提及的那些对于诸多细节未做核实与反思的习惯相关。

这不意味着经过《世代》编校之后的版本就不再有进一步核实与反思的必要了。恰恰相反,《世代》亟需得到作者、编辑、读者在核实与反思的习惯上长久而细致的支持和鼓励。新近的这第5期[整本杂志见此链接下载:《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有相比单篇微信或网页版更丰富的配图及图说]也不例外。

即使在习惯于随手转发信息的时代之前或之后,核实与反思的习惯或许都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不仅是随手转发的习惯,任何相对容易形成的习惯可能都是这暂时世界的常态。

怎样养成核实与反思的习惯,这是《世代》在以往五期当中业已面对的问题,也会是《世代》在接下来考察“启蒙”以及之后的其它主题时做更具体探讨的方面。 (更多…)

怀我于心如印 置我于臂如章/《世代》

 

 

 

怀我于心如印

置我于臂如章

 

 

 

此为《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封二。

所选文字来自《雅歌》1919年文理和合译本第8章第6节。

图为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所作《情侣》(Liebespaar)。

原作藏于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Österreichische Galerie Belvedere),https://digital.belvedere.at/objects/6678/liebespaar

选诗及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更多…)

救国视野下的耶稣形象: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变化/丁祖潘

 

五四时期,各种观念和社会力量风起云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因之看起来充满了种种可能性。

在此前救国浪潮接连冲击之下,感时忧世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寻求新民强国之途:西方的“奇技淫巧”、文物制度,乃至宗教艺术,先后为国人称羡效仿。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还,一时间国人言必称“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基先生”(基督教)也不乏拥趸。

将三位“先生”相提并论而无违和之感,这是向来思想多变的陈独秀(1879—1942)在五四被捕前后给时人的一大困惑。

在他眼中,作为西方文明道德之源的基督教,同样可假使于中国社会的补偏救弊,此谓得其“宗教利益”。而在此视野之下,耶稣并非神之子,而仅仅是人之子:一个具有崇高人格的道德典范。当时的中国教会不少人欢迎这种实用主义式的基督教论说,原因固然有其自由神学思想方面的特点,也反映了他们在救国这一时代洪流中整合教会与社会的努力。 (更多…)

那洒下影子的真实/孙耶西

 

在信仰上,C. S. 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是我的启蒙者。而在他众多作品当中,《纳尼亚传奇》对我的影响最早,也最长。

弹指算来,初次拿到长辈赠送的《纳尼亚传奇》七卷本已是十多年前。当时的我以貌取书,所关心者是天马流星拳,而不是封面上长翅膀的飞马如何就驮着两个小孩。

但世事奇妙。在搁置一年多之后,我偶然间拿起了《纳尼亚传奇》,好消解回乡时绿皮车上的漫漫长夜。结果是绿皮车变动车,阅读的时间如飞而逝。纳尼亚的世界如电闪雷轰,如空山鸟语,醍醐灌顶般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今后描述信仰闪光和渴盼的重要语言。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样一种发现,就是喜乐(joy),这样的经验,就是美(aesthetics)。 (更多…)

有一种阅读,让灵魂战栗/张鹤

 

 

在世界文学史上,喜欢借文学作品及所塑角色之口提问、直接传递思想的作家并不少,但最有名的,恐怕非托尔斯泰(Lyov Tolstoy,1828—1910)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二人莫属。

回望多年来的阅读历程,多数作品虽然令我读之愉悦甚至感到幸福,却更像海滩上的足印——走过,感受过,为之喜过哀过震动过——随着岁月的吹拂和涨漫,能够留下的痕迹,实在太少。

相比而言,托氏和陀氏的作品,字里行间始终闪动着与终极相关的提问。阅读它们,会像猝然扎入脚底的锐利尖石,让人一生都难以忘怀被扎时的惊愕与流血后的疤痕。

不是所有的阅读都能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令人心旷神怡。有一种阅读,会让脆弱的灵魂惊惶、战栗。 (更多…)

《雅歌》中的爱与死:主体有限性的两个端点/张晓丹

 

古今中外,人生会不同,但爱与死恒久。这两种极端经验催生出无数美文,然而每当它们临到自身,仍会因其极端性而迫使人重新整合对“我”的定义。

因此,在圣经的爱情诗集《雅歌》的高潮部分,出现爱与死的交织,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因为爱情如死亡般顽固,深情如阴间般残酷”(歌8:6cd,本文《雅歌》及其它文献引文为作者自译。)。

本文 <1> 以《雅歌》8:6为契机,阐述人有限生命的意义并不源于人自身死亡的纵向终点,而在于人对所爱之人的“他异性”(alterity)与“不可漠视性”(nonindifférence)的感受,领悟到“我”存在的横向终点,而正是后者赋予人存在的意义。 (更多…)

“母爱”为何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显著主题/雪汉青

 

通常,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大都认为,人类历史上出于氏族种姓的繁衍,往往伴有生殖崇拜,都有母性象征物的图腾或女性神祇的形象存在。比如从古代伊朗高原的梅尔嘎赫文化(公元前2800—前2500年)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制女形,到环地中海区域的大母神崇拜,从尼罗河流域出土的河马骨割切雕女像(约公元前4000年),到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向月神与死亡女神亥娜(Hina)的献祭,莫不如是。<1>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少有远古女神崇拜的遗迹。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约公元前3000年)的女性造像是这方面罕见的例证。这是独立起源还是另有沿袭,后来又如何销声匿迹,尚有待史家考证。

在有文字传承的近3000年历史中,女神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调。尽管我们有女娲造人、嫘祖养蚕,以及有戎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的祖先契,<2>  有邰氏女姜嫄踩天神的脚印而怀孕生周的祖先后稷 <3> 等等族源传说,但中国历史上却没有形成全汉民族的女性崇拜传统,更没有母爱的文学主题沿袭。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母爱却成为非常显著的文学主题 <4>,影响所及直到今日,还在塑造着中国人的文化习性。在近些年来所有外来的西方节日中,最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就是母亲节。

笔者以为,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其中关于母爱的主题来自两个方面:欧美文学艺术和苏俄文学艺术的影响,而这两者文化中的母爱主题,主要来自基督教传统中的圣母马利亚的宗教影响。谦卑顺服、圣洁无罪、温柔怜悯和痛苦舍子,是构成母爱主题中的主要元素,而这些元素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再一次突出了自我牺牲的道德性,成为今天中国文化中母爱的核心价值。 (更多…)

现代中国基督教文学浅谈/刘丽霞

 

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饶有意义。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来看,一方面宗教对文学具有强大的精神哺育意义,另一方面文学对宗教的传播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督教 <1>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有目共睹。中国基督教文学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发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已成为中国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何谓基督教文学?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2006)一书中认为:基督教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是指限于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是指基督教著作家本着基督教的主旨和精神,不违背基督教思想而创作的具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在前一个层面,著作者更多地基于信徒的立场,而在后一个层面,著作者则更多地基于作家的立场。

就中国的基督教文学而言,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是从狭义层面来界定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直到1935年,中国天主教人士明确提出“公教文学”这一涵义更为宽泛的概念,并形成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公教文学群体,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才正式在广义层面得以界定。 (更多…)

基督教文学?一个对谈/张鹤、荣光启、齐宏伟、王文胜、姜原来

 

《世代》按:

此对谈由《世代》组织,但对谈者观点并不代表《世代》。这里发表的对谈内容经过《世代》编辑。

 

主持 / 张鹤

嘉宾 / 荣光启、齐宏伟、王文胜、姜原来

 

张鹤(文学研究、创作者):

您如何理解“基督教文学”这一说法?这一说法的提出确有其研究价值,还是一种出于方便的分门别类?如果确有其研究价值,那么在文学史上,是否同时也就有诸如“佛教文学”、“伊斯兰教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资本主义文学”之类的说法及研究价值? (更多…)

认识基督生命的人性/孙毅

 

文学是对人性进行探索与描述的一种方式。文学的背景是人学,即对人性的某种认识。文学对人性描述的深度取决于作家对人性认识的深度。

如果说基督既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代表着真正的神性和真正的人性,那么跟随他的人,应该有对神性和人性真正的认识,也因此可能真正地描述出神性和人性。

可惜的是,相对于认识基督的神性,今天我们对基督人性的认识可能是更为缺乏的。提到基督的人性,我们或许更多地只是举出福音书中耶稣也需要吃饭、喝水与睡觉的例子;提到我们自己对人性的经历,我们可能更多地只有对自身罪性的体验;我们缺少对基督位格生命中人性之特质的深入认识。就我们旧有本性与基督位格生命之间存在的距离来说,这是难免的;但对于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来说,这却也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本文尝试探讨,以怎样的方式或途径,使我们能够对基督位格生命中的人性有更深的认识与经历。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