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08年冬季号——文化使命

合唱：

主啊，我们的主人，

你的儿子，耶稣的受难，

把你照彻所有大地的荣光，

向我们显现，

无论何时，即使是在最深的黑夜，让光芒永恒。

众赞歌：

主啊！你的意愿会在大地上实现，就像在天堂。

让我们在苦难中忍耐，无论爱或悲伤，

我们都要顺从，

主啊，保护、指引所有的血肉之躯，

虽然他们阻碍你的意愿。

咏叹调（女中音）：

我的罪恶缠身，

为了解放我，我的救主被缚，

为了治愈罪恶深重的我，他让自己受伤。

咏叹调（女高音）：

我也要同样追随你，

我的双脚喜悦而渴望，永不会放弃，

我的光，我的生命。

给我指出道路，

不停地推动、引导和教诲我。

众赞歌：

是谁殴打了你？我的主，

是谁如此邪恶地折磨你？

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一样你不是罪人。

罪恶从不在你身。

是我，我的罪就像海底无数的沙粒。

我的罪给你苦难，

我的罪是你的苦难的主使。

咏叹调（男高音）：

啊，我的灵魂，哪里是你的终点？

哪里我能重获新生？

是留在这里，还是离开山岗，

去一个无助的地方，为我的恶行独自悲伤？

因为我这仆人否认了我的主。

众赞歌：

彼得不假思索地否认他的上帝，

当真言显露，他痛哭流涕。

耶稣，垂顾我，如果我不悔改，

如果我行不义，来唤醒我的良知！

众赞歌：

基督，你祝福我们，你从无错误。

为我们，你在黑夜被人当作贼拿住。

面对不信神的人，面对不公的起诉，

经文告诉我们，你被嘲弄，被凌辱。

众赞歌：

啊，万能的王，万世的王，

我如何才能表达我的忠诚？

人类的心想不出献给你的合适的礼赠，

我找不出任何一件配得上你的慈悲，

我要做什么，才能回报你给我的爱。

咏叹调（男低音）：

我的灵魂，深思啊，

想想耶稣他苦痛中，

焦急的快乐，苦涩的欣喜，

流泪的心灵，高尚的美德。

刺痛他的荆棘上，

绽放天堂的花。

在他的苦艾上，采撷甘甜的果实。

永远仰望他吧！

咏叹调（男高音）：

我的耶稣，啊，你的悲叹和痛苦

带来了无尽的幸福，

平息了罪恶。

我看到了世间最大的恐怖，

圣体被鲜血覆盖，

但是我们的幸福被唤醒，

我从地狱和死亡中得救。

众赞歌：

上帝的儿子，你被监禁，却让我们得自由。

你的监狱是神圣的宝座，

是虔诚心灵的避难湾。

如果不是你受奴役，我们将永远被奴役。

咏叹调（男高音合唱）：

啊，苦难中的灵魂，快！

快离开你悲惨的山洞，快！

去哪里？

去十字架山，你的福祉在那里！

众赞歌：

在我的内心，

你的名字和十字架 120

每日每时放射出光芒，

让我分外欣喜。

你的形象安慰我，在悲哀中给我力量，

耶稣，你在缓缓地流血，

走向死亡，你是多么安祥！

咏叹调（男低音）与众赞歌：

亲爱的救主，请问，

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我是否永远摆脱了死亡？

你的受难是否能让我到达天堂？

因你的苦痛，是否整个世界都已被救赎？

你已不能说话，请你点点头轻轻地说：“是。”

众赞歌：

耶稣，你死了，

耶稣，在死的剧痛中，你永生了。

让我永远陪伴你，

是你清偿了我的孽债，我亲爱的主人！

给我你的胜利，这是我最终的渴望！

众赞歌：

啊，上帝，在我最后的时日，

让你的天使带我的灵魂，

到亚伯拉罕的怀抱，

我躺在简朴的床上，

让我安息，远离痛苦，直到最后的时日！

把我从死中唤醒，

让我的眼睛能看到你，

在巨大的喜悦中，啊，上帝的儿子！

我的救主，宽厚的王！

主！耶稣！基督！

倾听吧！我要永远地赞颂你！

1991 年秋季，在年轻的青岛大学，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美国老师兰达夫人讲课。兰达夫人65岁，中等身材，微胖，一头棕色的卷发，一双湛蓝的眼睛，穿着紫色的衬衣和蓝色的裙子。她在黑板上画了中国的地图和美国的地图，标出了青岛的位置和她的家乡——萨克拉门托（加州首府）的位置，微笑地说出她的一大发现，那就是，这两个城市不仅纬度相同，而且都盛产甜美的葡萄。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20岁的灵坐在最后一排，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青大之声 VOICE OF QINGDAO UNIVERSITY”的中英文红字。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长发和一双明亮的眼睛，那眼睛里有真诚的寻求，也有桀骜不驯。在这第一堂英语写作课上，兰达夫人鼓励学生们用英语自由写作自己的家乡。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下笔，兰达夫人说她会和大家一起写，不管写下的是什么，都是好的，只要大胆地写，不用交给老师，可以绝对保密。学生们放心了，开始试着写，渐渐的，每个人都放松了，灵写着写着，觉的越来越自由。时间飞快地过去，下课铃声打响的时候，灵已经写完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她和老师的目光相遇了：在彼此的眼睛中她们看到了惊喜和信任。兰达夫人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对学生们满怀着爱心，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们的写作。每天早晨五点钟，她就起来细心地读学生的作品并写下鼓励和帮助的评语。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位创作剧本的作家，深知写作的甘苦。灵从小就热爱写作，但在兰达夫人的带领下，她才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声音。她用英文创作的故事“去看电影”，描述了她小时候一个人跑了几里地去邻村看电影，后来在拥挤的人群中喊破了嗓子，最后终于看到电影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在灵的心底埋了十几年，连她自己都几乎忘记了，但是却在英语创作中真实地展现在她眼前，她甚至都能感受到当年喉咙的嘶哑。灵觉得从未有过的释放和觉醒：原来自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孩子！兰达夫人被灵的故事深深感动了。灵在课堂上朗读了这个故事，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灵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兰达夫人常常遗憾自己到 50 多岁才开始写作，实在太晚了。虽然她的剧本已经在舞台上演出并获得好评，她还是觉得时光不等人。在中国的生活让她经历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人生；在灵的身上，她看到了年轻作者的希望。灵更是被兰达夫人的慈爱和诚实深深吸引。虽然师生的年龄和生活背景天差地别，彼此却从未感觉到有任何代沟，常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兰达夫人决定帮助灵去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灵欣喜异常，觉得自己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

1993 年夏，兰达夫人在新建的青岛大学校门口和灵告别。灵担心签证可能不成功，但兰达夫人说灵是一个有天分的孩子，最终一定会成功；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写作，老师永远都是她忠实的读者。兰达夫人还说，真理的语言是有力量的，会改变世界。老师在灵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灵答应老师，她会坚持写作。

炎热的7月，灵来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凌晨四点钟她来到使馆门外，已经排了黑压压的一个长队。灵耐心地等待着，一直到中午才进入使馆门。里面又是漫长的队伍，看着人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拒，还有保安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维持秩序，灵真是紧张不安，但她还是希望自己会是幸运儿。终于，轮到灵面谈了。签证官是一个开始谢顶的中年白人，在防弹玻璃窗的后面冷冷地看着灵和她的材料。签证官问灵为什么要去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灵说中国的故事需

要让世界知道。签证官又问灵她和兰达夫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兰达夫人会做她的经济担保人，灵说兰达夫人是她的老师，也是她最好的朋友，老师相信她的创作潜力。签证官飞快地写着什么，然后就盖了一个章，把所有材料退给灵，说她被拒了，因为他看不出灵和自己的祖国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关系，灵就是借申请非移民签证要移民美国而已。签证官的冷酷让灵的梦想在霎那时就破灭了，但灵还是向他表示了感谢，有尊严地离开了使馆。

灵还要等六个月才能再签。她想在北京找份工作，但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她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失望的灵在街头徘徊时，看到一个人提着一桶浆糊，不停地往墙上贴留学美国考试辅导班的广告。灵问他，一定能去成美国吗？他说，中国人永不言败。灵毅然来到了深圳——这片年轻人向往的南方热土，一个不需要户口，不需要签证，可以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地方。适逢世界最大的零售商——美国的杰姆会员店来到深圳进军中国市场，凭着她出色的英语，灵担任了杰姆

店市场部总监汤姆的翻译。工作是超强度的，却也是快乐的，灵感觉她在真实地活着，在真正地服务民众，但是去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的神圣梦想还在她心中燃烧。

1994 年 1 月，灵来到广州的美国领事馆再次申请学生签证，又一次被拒。受挫的灵意识到她不能凭着运气来实现理想；她的宝贵青春也不能耗费在一年两度的签证申请上。她决定不再申请签证了。灵回到深圳，把所有的热情投入到杰姆店的工作中去。灵和兰达夫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灵说她发现活出真理比写作真理更有意义；兰达夫人则由衷地为灵的成长感到高兴。1994年10月，杰姆店隆重开业。然而，就在这时，灵收到兰达夫人的来信。在信中，老师平静地告诉灵，在最近的体检中，她发现自己患了晚期癌症。她希望能最后再见到灵。灵惊呆了。悲痛的灵又一次来到广州的美领馆，这次她申请的是访友签证，但她还是被拒了。签证官怀疑她从申请学生签证改到访友签证的动机就是想尽快去到美国而已；他根本不相信灵和兰达夫人的这个真实故事。灵悲愤地离开了美领馆。

灵回到深圳，尽她一切所能来帮助兰达夫人。她找到一本中医治癌症的书，如获至宝，翻译成英文寄给兰达夫人。兰达夫人受到极大的鼓舞，虽然癌症已经使她虚弱得不能再写作了，她在电话上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暖。但与此同时，灵自己的喉咙开始疼痛。她去看医生，吃消炎药，打针，挂盐水，但疼痛依然。渐渐的，灵也麻木了，她对生活开始感到绝望，但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工作着。1995年圣诞节前夕，灵和兰达夫人通了一次电话：兰达夫人说她的剧本又在舞台上演出了，她很欣慰；灵说她被提升成市场部经理了，她很快乐，但她只字未提自己喉咙的病痛。接下来是春节的购物狂潮，灵每天都忙得精疲力尽。过完年，当她再打电话给兰达夫人时，已经再也听不到老师的声音。灵的喉咙一直疼痛，看遍所有的医生也无济于事。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也曾坐下来想写点什么，但发现自己已经累得什么也写不动了。

1997年夏，喉咙的病痛和工作的压力已经使得灵的心彻底绝望，但在表面上，她还要扮演一个精明能干的市场部经理的角色。伟，一位高大英俊的小伙子进入了灵的世界。伟富有艺术气质，曾经是股市的百万富翁，但现在却不名一文，被逼无奈到杰姆店市场部来找工作，成为灵的部下。伟组织同事们在重阳节的夜晚登高。灵大口呼吸着深圳南山的新鲜空气，觉得自己就像是囚徒重返自

由人间一样。看着周围举着手电筒登高的人们，灵觉得这就像是一次朝圣。一路上，伟对生活的热情也感动着灵。当他们在山顶看到万家灯火时，灵忽然发现，深圳原来是这样一个美丽温暖的港湾。

灵和伟开始恋爱；灵为此申请调到采购部。爱情是甜蜜的。26 岁的灵和 30 岁的伟彼此都很珍惜对方。伟从灵写给他的信中看出她的写作天才，鼓励灵创作。与此同时，采购部的工作似乎也给灵全新的发展机会。灵以为，自己会在深圳过上幸福的日子。但是，伟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却让灵很不安。伟让灵尽快做好公司的工作，然后就可以拿回扣了。杰姆店的公司政策是不允许采购拿回扣的，认为这是犯罪行为。灵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回扣。她和伟有了第一次争吵。

灵和伟的关系开始走下坡路。伟常常是没精打采的，灵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渐渐地，灵也觉察到她周围的很多采购经理都在拿回扣，而美国老板其实也是不信任中国采购的。灵喉咙的病痛越来越严重，常常不得不请病假。在一次病假回来后，灵惊愕地发现，一位中国采购穿上了囚服，剃着光头，在全体员工面前被羞辱，因为他拿了回扣。在美国老板义愤填膺的批评声中，灵的喉咙越来越疼痛，她觉得有一把刀子在割她的喉咙。老板看到灵来了，就让她翻译，但灵说出来的话却令所有在场的中国员工都大吃一惊：灵说她要离开公司，去寻找自由和尊严。

灵辞职了，决定再一次为她去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的神圣梦想而奋斗。虽然这个梦想最后很可能还是被签证官粉碎，但灵觉得自己别无选择。灵以为伟会支持她，而且他们可以一起去美国追求自由和幸福。但伟却说灵的创作梦不切实际，灵只顾追求自己的梦想是自私的；为了他们俩的将来，灵应该去美国读工商管理。伟也终于告诉灵，他借了钱去炒股，本想在股市上东山再起，但还是输了，负债累累，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但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灵。灵从来没有想到她和伟原来是这样的不同：在她最需要爱的时候，伟就像是一个过路的陌生人。

孤独的灵流着眼泪睡着了。那晚，她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在梦中，灵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她穿着那件白色的印着青大之声红字的T恤衫，站在一座非常陡峭的山崖下，好像是要攀登的样子。但是，山是那样地险峻，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能登上去的。灵绝望地看着上面，突然，有一只巨大的手向她伸来，她本能地用双手抓住那只大手，就直线上升了！风声在她耳边呼呼地响着。灵本能地感到害怕：万一她掉下去，粉身碎骨怎么办？她不停地告诉自己，她就像一片羽毛一样轻，没有任何重量。忽然间，她已经站在山顶上，那只神奇的大手已经不知去向，只剩下她自己在那里，又激动，又害怕，浑身都在发抖。她举目望天，发现天空就像蓝宝石那样晶莹，而她所在的山，就像她小时候就熟悉的家乡的山一样。灵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只知道自己经历了一个奇迹：如果没有那只神奇的大手从天而降，她绝对不可能站在山顶上。

灵从梦中醒来，眼睛闪闪发光。

灵和伟和好了。灵告诉伟她梦见了一只神奇的大手；伟说他就是那只拯救灵的大手。伟全力以赴地帮助灵联系去北京新东方学习。灵又一次来到北京，和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梦想去美国留学的人们一起奋斗。她又一次见到了当年提着浆糊桶贴留美辅导班广告的俞敏洪老师，原来就是他创办了给无数年轻人带来希望的新东方。灵心里充满了希望，她写信给伟，鼓励伟也振作起来。在教室里，灵聆听了俞老师提炼的名言：“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老俞说同学的眼睛能看穿他身后的黑板，一直看到出国的那架飞机，但在那之后呢？老俞的眼睛真诚而犀利。灵记住了这一时刻。灵一直为出国努力，渐渐地，她和伟的联系越来越少，但灵从来没有怀疑过伟对她的爱，一直梦想着拿到签证后他们就结婚。灵收到美国南加州大学英语文学创作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她去见徐小平，并向他请教美国签证哲学。她满怀希望地去申请学生签证，但还是被拒。灵发现没有任何人的哲学能保证她会拿到签证。而就在这时，她意外地从朋友处得知，伟瞒着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灵震惊了，她的心开始流血：现在，除了她的梦，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1999 年 8 月，当灵第五次去签证时，她的心里是绝望破碎的，虽然她穿上了庄重的旗袍，盘起了头发，但是她穿着高跟鞋连走路都走不稳。灵前面的申请人因不服拒签，被保安强行架走。窗口临时关闭了。灵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终于，窗口开了，换了一位签证官——就是六年前拒签灵的那位签证官！现在他的头顶已经完全秃了。看着他居高临下傲慢的态度，听着他那不耐烦的口气，灵真是心寒，但是，她必须站在那里，说她当说的话。忽然间，签证官仿佛记起了什么，问她是否几年前就曾经申请过去美国读英语文学创作的签证，灵说是的。签证官问她为什么现在还想去学创作，灵说她别无选择，为了老师给她的爱，为了生命的尊严，为了她多年来喉咙的病痛和心灵的伤痛，她没有退路。热泪从灵的眼里涌出，灵说，真理的语言是有力量的，最终将改变世界。寂静。时光仿佛停止了。突然，签证官清清楚楚地说，灵的签证申请被批准了！灵惊喜万分，转过身来对着全体申请签证的同胞做了一个V的手势，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灵终于飞越太平洋，到美国学习英语文学创作。她终于来到兰达夫人的家门口，但老师早已不在人世，只有一只小松鼠在老师家门前的橡树上迎接远道而来的灵。伤心的灵被附近教堂的钟声所感，来到朝圣的人群当中，听到了一首圣歌：“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灵仿佛从梦中惊醒：莫非真的是上帝伸出他的大手将她带到了美国？她的眼前，又浮现出梦中那只神奇的大手 ……

2006 年秋季。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的第一堂英语文学创作课。35 岁的灵在讲台上向学生朗读她创作的故事“神奇的大手”，教室里那一双双求真的眼睛，就像当年的灵。灵的声音，比以前更温柔，更有力量。她读到：“为了老师的爱，为了我喉咙的病痛和心灵的伤痛，我梦想去美国学习创作。一只神奇的大手把我带到了美国。我的梦想成真了。我的喉咙终于不再疼痛，我的心灵也得到从未有过的平安。所以我回来了，为了当年那个声音喊哑的孩子。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需要彼此。”灵读完了。一片安静。师生的眼睛里都有泪光在闪动。灵说：“现在，让我们以‘爱就是 ……’来开头尝试自由写作，我会和你们一起写。”于是，灵和学生们都开始自由真诚地写，人们仿佛听到每一颗心灵细微的声音，跳动在教室这个神圣的殿堂里 ……

一

许多年里，我一直在内心深处等待父亲去世的消息。我知道，这个消息将在某个时刻通过某种途径告诉我，而那时，父亲将在我不在身边的情形下离开人世。我从少年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我执拗地相信少年时一个算命瞎子的预言，他说我长大后将远离故乡，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冰雪披头的滋味。他的预言刚一出口，我只觉得头皮发麻，后背发冷，内心被悲伤和惊惧充塞，我很想呕吐，却不能。从此，我知道，总有一天，父亲也会离我而去的，而我不在他的身边。

我从未告诉过别人这个预言，但我一直暗暗地相信它。每次在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都坐在父亲的对面，细细地看他，心里想，不知道这一次离开是否就是最后的一次，我得好好地多看他几眼，多看几眼。我的父亲，他是会死的，他会永远地离开我。我一直害怕这件事，一直在心里做着准备，准备了许多年，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这许多年里，我一直为两件事所困扰：一件是怀孕。按东北的风俗，双身子的人是不能参加葬礼的，我害怕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怀孕，或者在产期，那样，我便无法亲自去送他，我不敢想这件事，那简直令我痛不欲生。另一件是出国。我害怕父亲在弥留之际睁着眼睛等我，我却隔着千山万水赶不回去，我觉得若是这样父亲就太可怜了。但是最终，父亲并未给我任何遗憾和自责的机会，他很安详地睡过去，也许连他自己也未想到只是像平常一样的睡眠，从此他便无法醒转了。

本来是要给他过 80 大寿的，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南海北的亲友们都在张罗着。

这件事，在日历本上划下那个聚会的日子，互相传着音信，订好回程的日期，早早地备好贺寿的礼钱，哥哥已经预订好饭店和菜谱，大家安心地等待那个庆祝的时刻 ……然后一切化为乌有。

那天不知为什么，特别想他，想和他说说话，哪怕听听他的声音也好。打过电话去，家里竟然没人接。晚上再打，还是没人接，心里非常不安。第二天早晨给姐姐家里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我想一定是有事情了。情急之下，给老家所有能联系上的人都打了一遍电话，知道一位上了年纪的远房姑姑过世了，父亲听了这个消息突然晕倒，住院了。终于和大姐联系上，她告诉我老爷子在医院里躺了两天就想出院了，医生说检查结果比较乐观，与同龄人相比，他的脑电图和心电图都不错。那时，我满有信心地对姐姐说，老爷子的命硬，应该能过完这个生日。

11 月 1 日，是人民大学 65 周年校庆纪念日，全校停课。我坐在宿舍里读书，莫名地，有几个句子萦绕着不肯散去，我只好顺手写在书页背后：

我坐在世界的角落里

倾听神的呼吸

人的呼吸

黑暗之地的呼吸

我坐在世界的角落里

等待神的消息

人的消息

虚无之地的消息

我在准备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我并不真正清楚，但是潜在的意识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下午 2 点钟，我读书读累了，睡着了。我梦见回到父亲刚刚搬出的那间平房里，大姐靠着小衣柜哭泣，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家有人死了。”声音如此清晰，令我不容怀疑。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后悔，后悔自己没能在国庆的时候回去一趟看看父亲，后悔自己没能再多看他几眼。梦中同时亲着姐姐的额头，安慰她说，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会过去的。然后醒来，枕边的小闹钟正指向 3 点 50 分。我醒了来，潜意识中不愿多想这件事，试图用别的事情去缓冲它。又看会儿书，便和同屋去吃晚饭了。

晚上 7 点 35 分，电话铃响了，我听见是二姐的声音，我直觉到不祥。那时，我正趴在床上读耀斯的《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那一段谈的是悲剧的净化作用。姐夫告诉我说，老爷子不行了，快回来吧，我问他，不行了是什么状况？他说快回来吧。那时，我隐隐地希望，父亲只是昏迷不醒，那样，在我赶回去的时候，还能看上一眼。我从床上爬起来，给导师打电话请假，他不在，他的女儿说帮我转告。我开始收拾东西，我的一切表现出乎寻常地镇静，那种如披冰雪的感觉并未出现，但是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我突然失声痛哭，我明白，他已经走了，我永远也看不到他了。

坐在回住处的出租车里，看着大街上的车流人影，看着一张张陌生而疲倦的面孔在冬日的路灯底下匆匆闪过，那种生命无常的感觉再一次向我袭来。我真的不想要孩子了，不愿意她有一天也像我一样面对至爱之人无可挽回的离去。一想到无法再见到父亲那张活生生的脸，我就浑身发冷。

司机坐在一边，时不时地吹着快乐的小曲。窗外车来人往，声浪喧嚣。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刻我失去了父亲，就像我无从体会司机在这一刻的快乐。即使人们彼此坐得很近，我们依然无法明白对方的悲伤与欢喜。路灯一盏又一盏地过去，在父亲失去最后意识的时刻，这个世界与他不再有关系，他的时间永远地停留在某一点上了，而我还在这里，在接下来的时光中继续行动和感知着，我和他——那个给了我生命的人，也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这里面蕴藏着一种难以言述的荒诞和虚无，仿佛一场梦魇，挤压得我透不出气来。

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把我们几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现在他走了，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再把我们的孩子带来？然后呢？这就是活的意义吗？我不知道。

北京的冬天有的时候真是冷。

玮在我们租住的小屋里等我，机票已经定好，上午起飞。

我漠然地坐在床边看他收拾东西，似乎明白他在做什么，又似乎不太清楚。他把提箱收拾完，坐到床边抱着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不停地发抖，我说：“我们不要孩子了吧，不要了，要不有一天孩子会受不了的。”

玮没说话，只是摸摸我的头。

我说，他现在一定被放进冷柜里了。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有一个人的妈妈去世了，当晚被推进医院太平间的冷柜里，她写道，不知道晚上妈妈在那儿会不会冷。我说，我现在不这么想，我知道他不会冷，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真受不了这个，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手、他的脸，都不再温暖！

母亲和父亲都先后以遽然离去的方式离开我们，许多朋友在安慰我们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样的离开是他们的福分，没遭罪呀。我明白她们说的有道理，可是遽然离去带来的巨大空白是任何安慰都无法弥补的，它是儿女终生的伤口，是一生的痛点，它往往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直视自己对他们的疏忽。

我不知道，对逝者和生者而言，到底哪一种离去的方式是最合适的，到底有多少遗憾是能够避免的。《传道书》上说：“生有时，死有时。”如何离世，通常不由逝者和生者说了算；但如何能让逝者在生前得安慰，生者其实能做许多。只是，往往在他们已经离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想起来。

迄今为止，我都无法原谅自己陪父亲的时间那么少，通电话那么少，与他交流得那么少。我生气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忙着做些并没多大意义的事，所有那些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事在父亲去世之前有很多，在他去世之后也是那么多，其实多做少做哪一件都是可以的，早做晚做哪一件也都不会损失太大。但他走了，我根本找不到补救的机会。

有好多次，我都想抓住旁边的人告诉说，不管怎么样，趁着老人还在，能为他做点什么一定要为他做，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

真的，我真是希望再有一点点机会，只是一点点，可以让我对父亲多说几句让他高兴和安慰的好听的话，给他买些他喜欢的东西让他开开心。那么多年里，我每次回家都为父亲买又大又胖的香蕉，那是我最喜欢的水果，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也是他喜欢的，又甜又软，我想他上了年纪，牙齿不好，肯定喜欢，他也从来没说过他不喜欢。直到他去世了，我才偶然从大姐那里知道，父亲最喜欢的水果是葡萄，尤其是那种巨峰葡萄。我听了，对自己非常生气，我从来没为他买过葡萄，也从来没问过他喜欢吃什么水果，更从来没向经常和他见面的姐姐们询问过，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做事，而且认为是在为他做。他知道我的本意，很宽容地领受了，从来也没告诉过我真相。就像那次他在我家里过 70 岁生日，我早晨起来为他做了一碗汤面。那时我刚结婚不久，还在学习做饭，那碗汤面做成了面砣，父亲微笑着吃光了碗里的面，放下筷子的时候，告诉我，做面条时水应该宽一些。我后来想，那碗面一定难吃得很，他竟然毫无难色地吃了下去，只因为那是女儿在他过生日时表达的一片孝心。

他去世之后，我好长时间不太敢做面条，每次向锅里倒水的时候都会想起他的叮嘱——“做面条水要放宽”。但他后来再未有机会吃我做的面条，我也再未做给他吃过。

我惟一略感平衡的一件事是他过生日的那天，我为他洗了一次脚。他当时不太情愿，说自己又不是老得连脚都够不着，我说我还从来没给你洗过脚呢，给个机会吧。父亲也就同意了。我后来回老家，从来没想过再为他洗洗脚。我总是匆匆地回去，又匆匆地离开。

父亲去世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周都能梦见他，在梦中，我最常说的话就是——“爸，对不起。”在其中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背着书包跟在他旁边，他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路边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白色的墙红色的砖四处散落着，阳光从马路那边洒过来，我对他说：“爸，对不起。”我记得他在梦里拉着我的手，像小时候那样，带着我朝前走，他说：“挺好的，都挺好的，别想那么多。”那个梦让我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我希望他能原谅我，原谅一个女儿对他生命的疏忽。

二

父亲去世初期，我时不时地会淹没在悲哀中无以自拔，更多的时候我在观察着悲哀划过的伤口，据说心理学上把这看作是丧亲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我在他住过的房间里，在亲友纷纭而至之时，微笑着重复说哪些哪些东西是我老爹最喜欢的，仿佛他就在人群里，那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但这些都是没用的。

回到北京，看着那只趴在箱子上的电话机，我知道有一个号码我永远都无法拨通了，那边已经不会再有我想念的人接听，用低沉苍老的声音叫我的乳名，问我功课忙不忙，然后不管我问什么，他都会回答说他很好，大家都很好，不用惦记。父亲的一只耳朵在文革中被打聋了，另外一只也在年月的风尘里日渐哑钝，他其实并不能完全听清别人的问话，对面相坐的时候，他告诉我他通常是通过唇形去猜，但电话里是看不见口形的，他便凭感觉，设想我的问话。偶尔，他多说的几句，通常并不是好消息，通常都是某个叔叔、姑姑去世了。我拿着电话，想着那些苍老的面孔再不能相见，忧从中来，能追问的不过就是什么时候、得的什么病之类，嘴里淡淡地应着，告诉父亲自己多保重，心里早又多了一层惊惧。

我知道他早晚要走的，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小时候，有那么几次，我夜里会莫名地醒来，恍惚间怀疑他是否还活着，为什么四周会那么安静，我屏住呼吸，全身紧张，惊警地细听，终于听见他的呼吸，我才放下心，重新入睡。有时，我是被他的呼噜声吵醒的，不过我从未因此有过任何抱怨，呼噜声总是让我很安心。

他活着，只要他活着，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可信任的。只有一次，这种信任发生过些微动摇。仍然还是 6 岁那年吧，他带着我坐通勤的小火车去上班。那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行进中火车突然紧急刹车，我没站稳，一下子跌倒了，与此同时，我惊愕地看见父亲也在我对面跌倒了。我大哭起来，父亲站起来后急忙把我抱在怀里，问我摔坏了没有。自然是没有的，但我一直到下车都在不停地哭泣。我不知道父亲也是会摔倒的，他也是会受伤害的，这让我非常害怕和伤心。到了他工作的办公室，我坐在他的怀里，用小手摸他的脸，问他，你疼吗？他说不疼，我说你要是疼，也哭吧。他当然是没哭的。

记忆中，父亲给我梳过头、补过衣裳，其实对他来说，这都是没办法的事，一切女人和母亲当做的事，他都得为我承担，除了给自己的女儿洗澡。我记得那时母亲刚去世不久，他带我到某个亲戚家去，晚上牵着我的手回家，我在路上告诉他，我身上不舒服，我该洗澡了。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属于男人，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我没有这样强烈的意识，我记得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明天找你大姐帮你洗洗吧。

幸好我有姐姐和长嫂，她们都比我大许多，可以教一个小女孩成长并面对长大成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我后来想，父亲当时一定很难过，他一定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女儿在一个没有母亲的环境中学习长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不过，尽管如此，他并不溺爱我，他往往是出于本能教训我当做个好人。还是 6岁那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我拿着他给我的 5 分钱去买冰棍。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两三个月了，我已经不太记得她了，仍然和邻居的孩子们沿着大街小巷奔跑欢笑，只有在受了欺负的时候，我才会哭着直接找那个孩子的家长，以孩子的狡猾指责他们欺负一个没有妈的人，当然每一次都奏效，面对如此强烈的道德指责，家长们只能喏喏无言，被告状的孩子也必定会受到惩罚。好在，孩子的心相对于成年人来说要柔软宽容得多，原告和被告很容易因为一个好玩的游戏重新成为朋友。

那天中午，我和一大群孩子围着卖冰棍的老太太买冰棍，老太太看着人多，一时分辨不出谁给了钱谁没给钱，只顾着向一只只脏乎乎的小手里塞冰棍，我站在人群里，向她伸出两只手，等着她拿过那枚 5 分硬币，给我一支冰棍。让我激动的是，她竟然没收我的钱就给了我一支冰棍，我高兴得一路小跑逃回家，急忙把大门插上，跑进屋，父亲正躺在炕上午休，听见我的气喘声很异样，他睁开眼睛问我：“怎么了？”我神秘而兴奋地告诉他：“卖冰棍的老太太没收我的钱就把冰棍给我了。”父亲一下子从炕上坐了起来，冲我吼道：“大热的天，老太太卖根冰棍容易吗？快点送回去！”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对我发火，我赶紧打开门跑出去还钱，幸好老太太还在那儿。

许多年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我说很感谢他，在我那么小的时候给过我这样的教育，让我很小就能懂得怜悯和公平，知道别人的不容易，知道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讲述的时候，他安静地听着，然后说，是吗？什么时候？他已经忘了这件事。

他那样做，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他并未想过这样的事对孩子有多重要，他从未刻意要扮演一个高尚的父亲，他只是按照良心的标准做人做事。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会偶尔带着我到亲友家里去做客。所有人都把我当作一个能听见话却听不懂话也不会思考的小孩子。有一天，在二姑家里吃饭，一屋子的人。慢慢地，谈话又开始以我为焦点了。她们说，可怜孩子还这么小，然后就要哭的样子。但我已经学会不哭了。我看着她们，平静地说，我挺好的，不可怜。她们就笑了，说：“家里有这么一个小人儿，也挺有意思的。”那时父亲刚刚和旁边的人说完话，就接着说：“是，带着这么一个孩子，又是累赘，又是安慰。”“安慰”我懂，“累赘”是什么呢？回到家，我马上去翻字典，弄明白累赘的意思原来是负担，我才知道，对于父亲，我的作用是双重的，不是都好，也不是都不好。但无论好与不好，父亲都愿意无条件地承担他的责任。为了让我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他整整独居了 6 年。事实上，他一直在等我长大，等我在一个没有继母的环境中过完我的童年，等我长大了懂事些的时候再接受一个新的家庭。

59 岁那年，父亲决定再婚，这件事立刻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最终，几经周折之后，这件事还是成了。

许多年后，哥哥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他说，他为我补衣服的时候感觉实在是力不从心了。那时，我已经12岁。他一直都在生活上娇惯我，认为我还是个孩子，无法照顾自己。

他去世后，哥哥有一天也到了父亲当年成为鳏夫的年龄，做医生的他有一天告诉我说，他现在能理解父亲，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女人帮忙照顾家，他即使在 60 岁的时候，也是有男人生理上的需要的。

我听了哥哥的话，心里非常难过，为着父亲那么多年一个人的生活感觉难过。在漫长的 6 年的独居生活中，父亲为着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单纯、尽可能完整的童年，默默地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晚。我们，至少是我，从来没想过那些孤单的日子里，父亲一个人的难处。

我只是记得，当他准备重新开始婚姻生活时，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不必要的，那种选择对大家具有十足的伤害，我们坚决认为，没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我们的母亲。

他只好说他需要有一个人帮忙照顾家，照顾孩子。这当然也是实际情况。

我现在知道，我们当年是多么残忍了。一个丧妻独居的男人，他完全有权利重新组建家庭，享受正常的、有女人陪伴的生活，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他是个男人，他需要一个女人与他一起度过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但父亲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周围的世界不会允许他说出这样的话，作为儿女的我们也不会允许他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时代，人们的道德底线已经越降越低了，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受到了生活大大小小的伤害，都在积极地向外寻找安慰自己的途径和方案，每个人都在呼吁宽容与理解。人们已经能够容忍青年人的情欲勃发，因为他 / 她所处的生理年龄宽容他们的婚前性行为和在公共场所的亲密表现；也能够同情中年人的感情出轨，觉得那是对自认为不幸的婚姻的有效补偿；但我们仍然无法从容地面对老年人对性的合理需要，无法认同老年人也有自己的爱情。有一天，在站台等车，我听见一个中年妇女用轻蔑的口吻对一个年轻女孩说：“上了岁数就那么回事，就是找个伴儿，什么感觉好不好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告诉你妈别太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年老，一个人就应该自动放弃爱和被爱的权利，好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到了年老，就应该隐藏自己的需要，好让周围的人能继续过一如既往的生活。

父亲当时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的表达——为了孩子，他想重新成家。他说这话的时候，隐藏了自己的真实需要，他知道惟有这样表达才能获得周围人的同情和支持，在那一刻，我是他取得再婚资格的入门证。但没有人知道，事实上，在那漫长的独居生活中，他才真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幸福而甘心忍受长夜寂寞的无私的父亲。而这些，他却永远无法说给人听。

我们的评价有时会苛刻到这种地步——我们认为像他这样的付出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他不这样做就是自私的，是对逝者的一种背叛。我们甚至认为，如果去世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也许对我们来说会更好，因为大多数做母亲的丧偶后通常都会守着儿女，不会选择再嫁。我们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理应效仿的选择。但110我们在当时惟独没有在意过父亲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的真实需要，在内心深处，我们甚至会鄙夷这种真实需要，我们宁愿他给一个听起来更合理却未必是真实的理由。其实，即使是作为父亲的子女，我们也仍然没有资格要求他必须按照我们的设计和想法选择生活方式，他是父亲，但他是独立的个体，他只属于他自己。

三

父亲一生娶过四任妻子。

据说最漂亮的是第一个妻子，16 岁嫁给他，19 岁得肠绞痧去世，父亲那时还是一个 25 岁的青年。

第二个妻子是我们五个兄妹的母亲，46 岁时得脑溢血去世，父亲当时 53 岁。

59 岁那年，父亲和第三个妻子丁氏结婚，这是与他感情最好的妻子，尽管这种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刺痛了我的兄姊，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丁姨在与他生活 14 年后因肺细胞癌去世。她对自己的病一直不太了解，但她直觉到这一次入院凶多吉少，离家的前一夜，她把我的兄嫂送给她的戒指脱下来还给我父亲，说：“我和你还没过够呢。”她去世后，父亲向我转述这句话时，放声大哭。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女人对自己所嫁的男人的最高评价吧。我一直相信，尽管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和她的感情也很好，但他爱这位阿姨多于爱我的母亲。丁姨临终前，要求她的儿女们把自己单独葬在一处向阳的地方，言下之意是，她拒绝与前夫合葬。我的父亲知道她的心思，他曾经向我们流露过，如果可能，希望有一天能够与我的母亲还有丁姨合葬一处，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丁姨家的儿女肯定不会同意，我们也觉得这个愿望不太现实。他自然也是明白的，后来再没提起来过。那年春节我回家，一个姐姐偶然提起说给父亲买了一件羊绒背心，他收下了却不肯穿。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多好的东西放旧了都是没用的。他笑笑，看着身上那件已经露出旧色的毛背心，说：“这是你丁姨给我织的，都穿好几年了。”

父亲在 73 岁那年的年底与韩氏结婚，这一次，他娶韩姨一半如姐姐所言是出于对其身世的同情——韩姨自幼讨饭长大，年老后在长子家的小棚子里居住，父亲是冬天去接她的，当时她住的床脚上结满冰霜；一半如哥哥所感是出于无奈——他不愿成为任何儿女的负担，他始终认为只有在自己的房子里生活才最自在，为此，他宁肯再次续弦。当时，社会上对老年婚姻的看法已经比较宽容了，甚至开始流行只同居不登记的再婚方案，以避免日后的财产纠纷。但父亲仍然坚持要与韩姨正式登记，他不想让这个受了一辈子苦的女人到末了无名无份，只是别人的一个保姆。

父亲早年丧母，中年丧妻。大我 20 岁的哥哥曾经和我讲过，我们必须好好生活，无论如何要走在父亲的后面，因为老爷子一辈子经历的生离死别太多了，我们没有理由让他再经受老年丧子的悲哀。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地活，好好地活，尽管有的时候不免觉得活着并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哥哥说，他相信父亲在文革那几年一定想到过死，他那么一个自尊的人没选择自杀，只是因为有我们。

我是在文革后期出生的，我懂事时，只感受到了文革的余波。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在那个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所知道的，都是出于别人的片断叙述。

他的左耳聋了，据说他曾经被吊起来打了两天两夜。

他在寒冬腊月被脱光了鞋子，穿着单衣，低头弯背，在雪地里被押着游行。

他在监狱里被关了许久，母亲省下所有口粮去给他送饭。……

我从未听他详述过那段经历，等我长大时，他只将自己作为父亲和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员的一面展现给我看。我也从来没问过那段经历，那样混合着痛楚和屈辱的经历，我不想听也不忍听。当然我是过于脆弱了，面对患难，我无力记录，总是本能地选择绕行。

父亲年老时最喜欢回忆的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他如何和闯关东出来的爷爷那代人从辽宁进入黑龙江；他如何在母亲早逝的岁月挑起养家的担子；他如何在煤矿的井下工作，并因为不堪日本兵的欺侮，打伤士兵后趁夜逃跑；他如何参加当时国民政府的警察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只工作了三个月，东北就解放了，而不到一百天的警务工作记录带给他的是一生的“不得翻身”……

他的叙述中只有事情经过，是一些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事件片断，他很少讲到自己的感觉，很少说起自己在经历某一时刻的内心感受。对于身经所历的一切，他仿佛是一块站在岁月末端的岩石，刻写沧桑，却不流露感情。就像许多年里他给我写的那些信件，每一封都非常短，除了问候与提醒外，他从未说过想念我之类的话，我只是在有规律的来信中知道他对女儿的思念与爱从未间断过。

我依稀记得，在父亲再婚的婚宴上，似乎除了我，没有别的儿女参加，他们要么在别的城市工作，要么在自己的家里忙晚餐。那天我放学回家，一屋子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面孔，是丁姨单位的同事。我坐在她们当中，一直冷着脸，默默地吃着饭，听着她们和父亲、阿姨开的玩笑，满心的悲凉和不屑。父亲一定是瞥见了我的表情，他在

玩笑的高潮中请大家在乎我的在场。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的为难也到了极处，他要费尽力气才能维持新家庭与儿女之间的平衡，在某些时候，他需要放弃一些他很在意的东西，比如自尊和他人的理解。倘若他是一个善于借酒浇愁的人倒也好，或者是一个稍有不满就大吼大叫的人也好，再或者是个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好，总有个办法可以化解心中的郁悒忧伤，但姑姑们都说他不善言辞，却是个凡事心中有数的人，极为敏感。现在想起来最令我难过的是，他所忍受的一切，他从未和人讲过，他都是一个人咬紧牙关承担。

我相信，那些苍茫的岁月在他的内心深处曾刻下过痕迹，他曾经也有过孩童的好奇与欢喜，有过少年人的迷茫与憧憬，有过恋爱的甜蜜与伤感，有过被剥夺尊严的屈辱与愤怒，有过被误解时的无奈与压抑，有过等待被宣判的恐惧与挣扎 ……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作为人的一切属性在他的身上都消失了。

在殡仪馆的祭奠处，一个堂兄把父亲刚刚火化的骨殖盛在红布的托盘里捧给我们，大姐看着面前细碎的骨殖，泣不成声：“那么结实的老爷子，怎么就剩这么一堆东西了呢？”《创世记》中有一段，上帝告诉亚当说：“你出于尘土，也将归于尘土。”这就是人至终的结局吧，没有谁能逃得脱。

那么多年里，我等待着父亲的去世，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将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消息，我不知道他离开之后，我会如何活下去。一转眼，他已经离开五年多了，我仍然在活着，似乎和他在的时候一样。只是有时，我会突然非常想念他，非常想再看他一眼，再听他说句话，那种想念让我每每在夜半痛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总能想起丁姨去世的那段时间，正是夏天，他一个人，拿着一把苍蝇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四处徘徊。有时读着读着报纸就坐在沙发上打起盹儿来。我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缀满老年斑的手臂，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也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的，而我毫无办法，只能坐在他的对面，静静地忧伤地看着他，听着桌上的老钟咔嚓咔嚓咔嚓地响，时间无情地漫过，将我们越隔越远。

博士学位答辩会结束后，我回到住处，坐在空寂的宿舍里，特别想给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我入学的时候，他还在，我相信他一定会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和自豪。他很少夸奖我，但曾经当着我的公婆面表扬过我，说：“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从来没迟到没旷过课。”我明明知道电话那边不会再有熟悉的声音等待我的汇报，仍然忍不住固执地拨出那个号码 …… 那边是冷静的电子录音，告诉我那是空号。

是的，关于父亲的一切，那些与鲜活的生命印记相关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当他化为尘土的时候，他所留下的都是没有温度的物的空壳。

他的衣服我都请亲友们按需分走了，微薄的遗产几乎都来自兄姊们的赠予，征得他们的同意，基本都留给了继母韩氏，我相信这是符合他的心愿的安排。我留下了他的工作证和自行车证，还有一串钥匙和一柄用来读报的放大镜，上面有他的指纹。

父亲一直活得很有尊严，近 80 岁时仍然能够自理，安详地睡去也许是能够让他直到最后时刻也保持尊严的最好的方式了。

6 岁那年的冬天，一个傍晚，路上有雪，雪很大。天上有星星，星星很小。停电了，整条街都是黑的。我跑出黑洞洞的家门口，举着一把手电筒，站在父亲下班回家的路上等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我就那样举着手电，向所有走过来的人摇晃，直到看见那张让我安心和熟悉的面孔。

昨夜，我又梦见了那个傍晚，梦见我拿着手电筒站在有雪的路边等他回家。在梦里，我还没长大，父亲也没老去，我们相依为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切的遗憾和疏忽还都来得及弥补，一切令人安慰的美好时刻还都可以期待 ……     2003 年 3 月

[ 编者按 ] 此文是一群知识分子出于一种忧患意识对中国当代文化现状作出的个报告。本刊选载其中的部分，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文章中的每一种观点，而以此表达我们对于当今中国文化现状的强烈关注。

世纪文化沦丧的严重现实被纷繁多变的物象遮蔽；知识积聚只是形成物的膨胀，没有生长肌理；科学成为技术投机；哲学丧失了本土根基；历史学只是权杖的赘生物；物质主义覆盖了哲学的废墟，思想的原生土壤已经流失；尚存的微弱探索冲动使知识分子们不甘心宣称近一个世纪的精神死亡，但唯有历史主义的虚伪断代能带给他们改天换地的虚幻幸福；他们意识不到生存的尊严何在，昏聩和腐朽何谓。

另一方面，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灵魂的安宁；理想和信仰被误用和放逐；尊严被毫无痛感地践踏；人性扭曲并套上沉重的枷锁；家园感受淡漠，还乡无处，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爱和信；审美无可辩驳地走入官能症的极端困惑；艺术创造被阻滞，文学已经荒芜。

最严重的危机尚不是这些事实，而是对事实的否认和忽略；最可悲的尚不是悲观心理的蔓延，而是悲剧感被盛世廉价的文化自足感取代。现在，对文化危机的遮蔽和修改已经习以为常，以至成为规则和秩序。文化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识分子及其依存的机构都在漠视和麻木中享受现实功利带给他们的安全感，犬儒主义的迷醉和狂欢已经成为智识者最具德性的行为。

现在已经错过了预报这场危机的时机，所以，描述并尽全力遏止这场危机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事务。……最初的觉醒总是孤独的。陈述这场危机没有任何话语范式，呐喊的愤懑和罹难之前的惶恐必定不合时宜。但是，我们看到听到的一切必须要让世人看到并感到震惊。因为，恰恰是这些人容易熟视无睹、听若罔闻的东西，引导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继续走向危厄的腹地而浑然不觉。这是一场文化危机 ……

一、全球化与我们的文化失败

我们正处身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与生存，均与全球化有着深切的关联。全球化全方位地冲击着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与日常生活。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能失败。

我们的经济崛起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向世界初步显示了我们的巨大能量和广阔未来。因此我们有了“大国崛起”的冲动和想像。这在经济的层面上，当然具有一定的根据。这也许是事实，或必将是事实。但在文化的意义上，却是一种十足的幻觉。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失败。

我们的文化失败，首先表现在制度上。我们没有创生出独特有效的文化制度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制度创新，不断取得巨大突破。我们民族的经济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这是我们经济崛起的根本前提。但在文化上，我们的制度创新却严重滞后，推进得相当有限。有些问题上，我们故步自封，顾虑重重；很多方面，我们作茧自缚，徘徊不前。我们有一些改革。但在根本上，我们民族的文化活力却没有激活。我们的文化自主性，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应有的制度保证。伟大的文化创造无疑需要自由的心灵。在全球化的文化冲击和全球性的文化竞争中，如果我们的文化制度一仍其旧，那我们的文化失败，也必然地一仍其旧。我们的文化失败，还表现在文化理念上。我们没有能够有效地完成中国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我们祖先的文化精神，有的被我们误解，有的被我们误用，有的被我们轻薄或抛弃。我们所膜拜的，甚至只是我们所应扬弃的；对于我们的现代传统，我们没有能够进行充分自觉和相当有效的清理、反思和继承。上世纪初便已开始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事业屡战屡败，陷入困窘。革命传统却由于其历史实践的复杂性而被我们轻率遗弃。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对待我们的现代遗产；对于世界文化，虽然我们声称开放，与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比，我们的开放虽也巨大，但这种开放，仍然是非常有限。作为一个巨大的象征，“百家讲坛”——这个我们民族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狂欢，迄今为止，对于自由、民主这样一些在古希腊就已具备的西方文化的精髓，仍然没有充分和自觉的介绍。在此问题上，我们缺乏应有的胸襟。

我们的文化失败，也表现于我们的文化生产。我们的出版、影视、音乐、动漫等行业的文化生产，不仅难敌美欧日本，晚近以来，甚至败给了韩国。我们的行政官员，仅仅会在域外文化产品的进入和本土资源的保护（如频道等）方面费尽心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从业者，也只会表现情绪性的愤激。我们都不清楚，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生产活力的最为根本的因素，到底为何？在此问题上，我们仍然在黑暗中徘徊。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我们注定会不断失败。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失败，昭示了我们灵魂的孱弱。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失败，这是我们的文化现实，也是我们的精神现实。我们的民族所面对的，是一种非生即死的文化形势。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虽是我们的梦想，但这样的梦想，特别是梦想的实现，必须建立于这样的基础，即对我们文化失败的正视。我们不能盲目地乐观。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并以强健的精神姿态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接受挑战。

自公元前 8 世纪至 2 世纪第一次轴心期突破出现了伟大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以来，人类正面临着第二次突破。在这样的巨大突破中，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自甘失败。对我们的文明、文化与精神，必须有着深刻的检讨，我们的文化，才会由失败，走向复兴。在这样的伟大突破中，才会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身影。

二、大众文化：群氓的事业

新文化发轫以后，文化人的心灵一直被化大众还是大众化这一噩梦般的两难紧紧缠绕。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化造物能够揭病100痛、启民智，希望理性之光能够照彻那片无边无际的幽暗和蒙昧，希望这杯燃烧着拯救之火、涌动着献身激情的新酒能够装在旧的瓶子里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一饮而尽。但是，他们又害怕广漠的幽暗会不会吞没那一缕光亮，害怕旧的瓶子会不会污染了新酒，使之散发出一股弥漫了千年的恶臭。

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一两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煎熬早已被驱逐净尽。如果谁还为此忧心忡忡，就会被当作疯子。不，甚至还不是疯子。疯子自有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犁出的精神纵深。疯子是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和贵族。他们会被看成穷酸、落魄的家伙，自负得颟顸的讨厌蛋，刻舟求剑的蠢货，甚至是故作高深的别有用心的阴谋家。这是一个抹平了高低、尊卑、美丑的壁垒的时代，一个追逐量的庞大，漠视甚至嘲弄质的精尖的时代，一个被眼球、遥控器、点击率、销量全盘操控的时代，一个文化人纷纷浓妆艳抹站成雁行，等待大众在酒意朦胧中薄幸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理想是笑谈，精神是鬼话，拯救是吃饱撑了的多此一举，人们两眼紧盯着恩主——大众的颦笑和他们根据颦笑决定是否解开的钱袋。说到底，大众成为恩主的时代就是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

于是，大众文化彻底颠倒了从前的文化逻辑：从前是少数引领多数，如今是多数决定少数；从前是精英的攀登，如今是群氓的事业。好事者为此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突破贵族主义围困，人民终于当家作主的根本性转折。但是，我们仔细辨析这次转折，却悲哀地发现这是一次自杀式坠落，大众混沌暧昧的审美期求一笔抹杀了精英艰苦卓绝的精神探险；这是一次灾难性回归，被新文化运动祛除的鬼魅们一一还魂。更加致命的是，在趣味无争议的相对主义狂欢节中，大众芜杂、蒙昧的趣味获得了文化豁免权，甚至因为基数的庞大被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于是，民族的精神跋涉没有了指路明灯，变成一场无方向，无纵深，无未来的狂舞。大众文化时代最典型的症候是“百家讲坛”变成了“众人说书”。“家”本指怀抱一己理想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以论证、践行的卓特之士，“百家讲坛”应是他们相互辩难、砥砺的平台，是他们向大众传输知识、理念、情怀的课堂，是大众精神体操的训练场。但是，大众既然成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恩主，一切就得听他们的。他们哪里愿意正襟危坐受你的训导，怎么可能超逾于“猪栏的理想”去做什么精神体操。他们希望在茶余饭后听上一段宫闱秘史，或是一段政界、兵家的明争暗斗，或是一段伟大人物隐隐若现的绯闻。……

可以追问的是，大众真的如此蒙昧、昏聩？这是原本如此的实情，还是文化人的臆度甚至刻意塑造？如果是臆度的话，文化人还是把大众当作客体，没有诚心敬意地走入大众的内心世界里去。如果是刻意塑造的话，文化人就更加罪孽深重，因为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毫不留情地略过大众必定会有的一念之善，迎合了他们对于秘史、韵事的嗜痂之癖。大众文化的愚昧原来不仅仅源自大众的蒙昧，更源自文化人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三、知识人的罪

这是一个知识者集体渎职的时代。面101文化透视 对社会中太多的黑暗，太多的不公，面对社会中的虚假泛滥，人欲横流，众多的知识者几乎没有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而是集体性地沉默，无声，最多不过一些窃窃私语。知识分子们做得最多的，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是充当权力和金钱的帮凶。鲁迅以前骂过梁实秋是被资本家豢养的走狗，梁是否真是走狗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被权力和金钱所豢养，充当着走狗的角色。

经济学界是被豢养得最多的。许多经济学家成了商业合谋者，与资本家结合起来瓜分国有财产，掠夺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国企改革中不知有多少资产流失，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金融改革又不知养肥了多少巨蠹。在这些所谓的改革中，那些曾为之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们，不知应该承担起什么责任，老百姓又为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当然，经济学界只是一个代表，除此之外，在每一行业，每一知识群体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被豢养者，类似的走狗。他们像自然界的鬣狗们一样当狮虎们吃饱喝足了，疯狂地抢夺带着血丝的残羹冷炙。

那些没有被豢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则被一些肉骨头所吸引、所诱惑。他们围绕在权力边缘，为如何瓜分那些肉骨头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为得到一己利益而弹冠相庆，为打击他人而不惜落井下石。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蝇头小利，只有个人得失。面对铺天盖地的经济和社会腐败，面对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的层出不穷的各类灾难，面对比 19 世纪“每个毛孔都浸着血泪”的资本积累还要更惨烈和原始的暴力，他们完全转开了眼睛，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当前猖狂的学术腐败正是这种犬儒心态的必然结果。学术腐败问题已积多年，但声音再多，丝毫不起作用，反而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一是体制利益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既可以让分配者中饱私囊，还能将知识分子吸引进来，成为利益的争夺者。当前学术界的所有利益分配都与评奖、项目直接挂钩，也就是说都直接掌握在体制的手中；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软弱和卑微。面对体制的利益诱惑，知识分子很少能够保持自我，而是想方设法混迹其中，不惜屈身辱节。这样，奔走于权门，献媚于官场，就成了司空见惯之事。等而下之者，就剽窃、抄袭——其实，剽抄之罪远非首罪，也常是无能者所为。真正有能力的腐败者是在利益分配体制中如鱼得水。他们买通一切，也吃定一切，学术本身已经早不入他们的法眼中。就像最近在网上流传甚广的“863”项目评审，有人能操纵项目评审，也能轻而易举地操纵那些专家，所得的利益都是以千万计算，却几乎看不到任何成果。还有一些依附于权力的既得或将得利益者，将学术权力作为自己的私欲宣泄场所，以之营私、结党，以之招徕徒众，获取利益，赢取名声。

还有一些知识者采用的方式是借助商业媒体。他们的姿态从表面上看较为独立，以酷评或炫奇的方式面世，然而实际上，他们也是利益的附庸者，不过所附庸的由官场改为了商场而已。他们借助商业的大潮兴风作浪，也从中捞取名声和利益。比如一些以吹捧为业的文学或文化批评家，四处鼓吹，四处招摇，将批评作为敛财的工具，批评的品格和道德已经不复存在，只有金钱在眩目地闪光。

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也许是应该特别受到针砭的对象。尽管在现行体制下，媒体知识分子有他们的难处，但是，是彻底堕落为权力和金钱的工具，甚至为虎作伥，推波助澜，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清醒和自主性，保持自己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鲜明地区别出了众多媒体知识分子的品格高下和价值102有无。……

知识分子集体性的失职，一个直接的结果是知识和知识者失去了公信力。知识不再与道德、与精神连在一起，而是成为了利益和帮闲的代名词。在整个社会中，人们已经将知识理解为纯粹的技术，不再有任何道德和精神的内涵。这是知识的悲哀，更是知识者的悲哀。因为在人类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它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象征，也是与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整体。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导致的是全社会的文化困境，也是集体性的对知识分子的放弃。如果说在40 年之前，知识分子的被放逐更多是因为政治的压制，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命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堕落。古人讲，学在民间。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希望的视野转向了民间。

四、道德与毁灭

这是一个“王纲牛解 ”、道德崩毁的时代。新道德的曙光没有在新世纪如期降临。我们行走在世纪之初的道德幽暗和昏聩中。近现代中国百数年的道德重建努力迄今几无完成；道德的倾废和颓荡之势愈演愈烈；整个道德信仰和惯例几近全线崩盘。而从人类文明史观察，道德崩盘之后将会是灭顶之灾的末世来临。像古罗马、汉唐，大毁灭之前都是道德瓦解的纵欲妄为。

以“信”而论，古典社会的“信义”、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友爱和信任，以及现代西方社会建立在法律约束下的“信用”，这些人类道德遗产在人类的 20世纪虽经过了近乎毁灭的战争，依然得到继承和发展。而当代中国，我们正陷身一个“失德”时代，陷身一个背信弃义的时代。群氓失信于国家、民族、家庭和周围的世界，公务员失信于政府，党员失信于信仰的政党。我们俨然进入了一个“他人即地狱”的“不忠纪”。而且，有迹象表明：网络虚拟世界也在一点点耗尽并掠夺人们心底残存的彼此信任和同情。……

余华在回答《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克 · 西蒙提问时说：“没有文革时的压抑，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种种放纵。当放纵是从压抑里释放出来时，这样的放纵就会极其汹涌。”其实，整个中国从 19 世纪中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道德的压抑与放纵、毁弃与重建的摆动中间。19 世纪中期，“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在传统的道德废墟上重构“伦理觉悟”的新道德图景。但 20 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语境没有给他们提供充分展开他们道德重构的机会。及至 20 世纪中叶，建立在集体和共产主义“公”德想象上的社会主义道德使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重构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这个半拉子工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有了一种重建的可能。但这样的重建显然纠缠着复杂的传统道德资源。任何在传统东西道德资源、当代社会主义道德资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未完成道德想象”中间“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当下意义因素常常让当代知识分子失陷迷途。而 80 年代知识分子也没有意识到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已经很少。知识分子 80 年代的道德重建还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商业社会大潮就汹涌而来，于是从 19 世纪开始的道德废墟的重建成为一个被无限延宕的“未完成”。

“道”之不存，何来“道德”？我们今天检讨我们的所谓道德失败，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一把可靠的尺子去对我们的道德进行丈量。…… 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从未有过的人性退化和畸变。

我们时代的文化危机究其实质是国民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人性的危机。这些年，当人们谈到当下时代的人性现状的10时候，莫不痛心疾首、忧心如焚，然而所有批判当下人性状况的说法又莫不陷入一系列的误区。最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当下中国人的人性出现了退化，动物性横行，道德沦丧。这些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很准确，然而它们又多是浅薄之见、泛泛之论，因为这种人性的表现，此类慨叹与批判古代存在，现代存在，当代自然也存在。这些解释不具备针对性。我们这则报告发现的则是几乎从未有过的人性问题，我们着重报告给读者的也是人性的新状况。

先从一个典型的个案说起。2007 年 9月 5 日，轰动一时的“搀扶老太被诬撞人”案被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根据“常理”推定被告彭宇侵权，判令彭向原告赔偿 4 万多元。判决书还说，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结果一出，网民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沸扬扬地引出了“老太太摔倒千万别去扶”的话题。这就是一则从未有过的故事，然而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它反映出了我们时代的怎样的问题？这是道德问题，还是人性问题？

我们认为答案是后者。如果老太太跌倒后没有人去扶一把，那是道德的堕落；但当扶起老太太甚至送医院去救治的人不仅没有被感谢，反而要承担并非自己造成的老太太的跌倒责任时，那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独特的时代社会文化场中，“老太太摔倒千万别去扶”会从此被视为人性的正常表现——这才是最可怕的。……

可见，今天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在根本上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道德问题相对显明易见，而人性问题却常常匪夷所思，让人无可奈何。细究之下，当下我们的人性现状表现有二：其一是人性的退化和消弥，指的是退到动物性，比如纵欲，有奶便是娘的风气。这种表现虽然古已有之，但现今尤甚。其二是人性的异化和畸变。…… 这样的人性又直接造成了国民性的现状，一则愚昧和无知，二则傲慢与偏见，构成当下国民性的基本内核。如果说善恶颠倒是愚昧，那么善恶不分则是傲慢；如果说人性丧失，害人害己是出于无知，那么以自由的名义，滥用自由，漠视人性的正义本质，则是偏见在作怪。

由此，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仅是邪恶者载誉，神圣者蒙羞，而是人们不会关心更不需要去追究载誉者背后的黑幕，人们也不会去关注蒙羞者的灾难。表象是唯一被关注的焦点。我们只呼唤成功和成功者，而不去计较成功背后是否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我们只簇拥“进步”和“进步”的表象，而不去关注“进步”背后是否以人性的退化和畸变为阶梯。

由此，过去任何时代的是是非非、任何的价值与准则，在当下似乎都变了形，失了效。过去虽也常有正不压邪的悲剧，但在这悲剧里至少能让人看到人性的斗争，使人们明白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假恶丑有时是会战胜真善美的，然而今天的邪恶、丑陋却时时以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悲剧发生了，你却找不到它的根源，看不清它的实质。如果说过去，我们在被扼杀的善良背后总是能找到一个或多个敌人，即悲剧的制造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了，悲剧的主人公永远不知道他的敌人是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文化！又是多么混乱的一种人性状态！

1       本文来源于学术中国网。有部分删节。作者为：张光芒、何言宏、贺仲明、何平、傅元峰、翟业军。

一、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委

“次贷”并不是一个中国人所熟悉的概念，在中国人的金融生活中也没有体验过。笔者正好曾在美国一家最大的擅长发放次贷的信用卡公司工作过，对次贷有过一些近距离的接触。次贷的英文是 Sub-Prime，对应于 Prime 和 Super-Prime。Prime 是高级和精华的意思，就是说，Prime 级别的贷款人有比较高的信用度，他们赖账不还的比率（或概率）非常低；而 Sub 这个前缀词在英文中就是次等的意思，那么，Sub-Prime 级别的贷款人的信用度就比较低了，向他们发放的贷款，就属于坏账可能性非常之高的所谓“次贷”了。

那么，我们自然会问一个问题，银行为什么要向很可能赖账不还的人群冒险发放贷款呢？答案很简单，公司业绩要发展，行业竞争又这么厉害，就必须要开辟新的领域和新的用户，如果没有大量的贷款，哪里来大量的利息？如果没有利息，哪里来业绩？于是，银行就在近十年大胆进入“次贷”市场，当然，他们与此同时也发展了各种分析工具和苛刻的条款来确保坏账的比率不会高得以至“得不偿失”。

一般来讲，属于次贷市场的家庭和个人都是美国的穷人，都是收入非常低的家庭，很多是黑人家庭，偏远地区小城镇的白人家庭，和没有信用历史的新移民家庭，如西班牙裔等。那些贷款的银行就在近些年开始找到这样的家庭，对他们讲：“你们不是因为没钱买不起房吗？又没有信用历史？没关系，我们愿意贷给你。利息也还不起？没关系，第一个月免，下三个月只按 3％的利率算。这样也怕失业了还不起贷款？还是没关系，因为你看，房价一直在涨，到时候你实在还不起了，就卖了，还能赚一笔！”于是，很多这样的住房次贷就发放出去了。 既然房贷公司能够使越来越多家庭开始买房（当然，他们的赢利也越来越多，管理者们的奖金也越来越丰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是房价一路上涨；而一路上涨的房价，又使得买房的和贷款的都不会赔，只会赚（买房的还不起贷款了，把房子一卖就行了；贷款的如果遇到坏账，把抵押的房子收回来一拍卖就行了）；这样，住房的次贷市场就越来越火。

当然，这些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商业文化透视 银行也看到了风险，所以他们就找到了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大佬们，这些大佬们就把这些风险很大的次级房屋贷款包装成债券的形式，再卖给机构投资人，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政府等。那么，这些债券既然是高风险，那自然是高回报（年息可以达到12％）。因为美国房市一直很火，那么，这个次级债券市场也就越来越火，华尔街银行家们口袋里的分红也就越来越丰厚。

当然，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也看到了潜在的风险，他们也需要有人来分担，他们就找到了各个保险公司来为这些债券保险。这些保险公司呢，看到美国房市这么火，保险金跟白给的差不多，就也跟着一头扎进这个住房次贷运动之中了。当然，保险公司的管理者们的分红和奖金也就越来越惊人。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种扑克游戏叫作“说谎话”，就是几个玩家抓几副牌，然后比如说，一位玩家扣着出四张牌，说，这是四个 A ！如果你说不信，就翻开，如果真是四个 A，那你就受到惩罚；或者，你也可以跟进，比如说再扣着放上六张牌，说，这是六个 A ！接着，下一家也可以翻开或者追加 …… 这样，真真假假，很快，大家出的、宣称的A 的个数远远超过可能有的总数，直到有人把牌翻开。

次贷的游戏就好像“说谎话”的扑克游戏一样，终于要有人翻牌的！那翻牌的就是美联储开始接连调高利率，这样，火了 5年之久的美国房市从 2006 年开始，还不起月供而成为“坏账”的家庭日益增多，与此同时，美国房市开始降温，这样一来，这个次贷的利益链条就瞬间崩裂了，进入了恶性循环——先是直接贷款的公司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他们不仅损失了利息，又因为房价下跌，拍卖抵押的房屋后连本金都补不上），如美国最大的房利美、房地美、New Century、Washington Mutual；然后是转卖债券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一间间倒闭，如雷曼、Bear Stern；接着是一些大保险公司破产，像 AIG。这样，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因为老百姓不再借贷和消费了，还没有破产的银行也不敢贷款了，整个国家的信用不再流动，经济进入萧条。而这次救灾的 8500 亿美元，就是为要让那些坏账和死账再活起来，在根本上使信用从底层再重新流动起来。

二、我们该如何看待次贷危机

那我们基督徒该如何来看待这次的次贷危机呢？若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聊起次贷危机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特别是从怎样的信仰角度，来向他们解释呢？有的弟兄姊妹说，次贷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美国已经完全破产了，这样，美国教会的宣教能力也就被大大削弱了，中国教会正式接过“向世界宣教这一棒”的时候到了。然而，我们下此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我们一定可以做的，是用这次的次贷事件来帮助我们传福音！

我们可以把次贷危机只当作是一件事情、一种变动来看，然而，我们基督徒总要从本质上去看，那就是，从个体的人去看，从人的罪性去看，从人类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自建的游戏规则毫无出路去看，从我们实在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去看！

这样，我们不会因次贷事件而幸灾乐祸、嘲笑美国，反而能一同意识到，这是神今天在历史中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自身的罪性是何等地可怕，这罪性，也在你我的血液中、骨子里。愿我们借此事可以再一次看到，十字架的救恩是何等地宝贵，如果神任凭我们，如果神不主动拯救我们，由着我们，在我们自己，就像这次次贷事件的发展趋势一样，我们只有一路下滑，一路地走向毁灭、陷入深渊，因为我们里面的罪使我们毫无自我救拔、自我控制的能力。事实就是，我们人类凭着自己的智慧、规划和筹算，是毫无出路的，我们必须倚靠神救赎的恩典，需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越是有机会看清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败坏无望，我们越是会对耶稣十架的救恩产生需要，对神怜悯的恩典产生敬畏！今天，我相信，是怜悯的神借着次贷事件再一次给我们看清楚的机会，给我们明白他真理的机会。

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你我也好，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也好，首先会问的问题是，难道那些世上最聪明的华尔街银行家们不知道潜在的危险吗？他们当然知道，其实就是稍有宏观经济知识的人都应该能看到这其中潜伏的定时炸弹。那么，又是什么使这一场危机四伏的盛宴能够一直进行下去，直到炸弹被引爆呢？是什么心理使这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能够不去想以后的事情，尽可能使这眼前随时会引爆的狂欢可以持续下去呢？我们只能说，是我们罪人本性中的贪婪造成的。前几天，美国国会开听证会，调查次贷事件中可能有的犯罪行为，倒闭了的雷曼公司的董事长承认，在任职期间，他所得的工资和奖金高达近 5 亿美元！我们想想看，如果次贷运动可以在今天带给你巨额的个人收入，尽管在以后可能给国家带来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你会退出这眼前的掠夺吗？你一定不会，因为你的贪婪不允许，你的私欲不允许。人的罪性从来都是没有底线，不计后果，直到不可收拾，自我毁灭。

在我向出租车司机师傅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两个话题，一个是，他们常常抱怨社会的不公和当官的腐败。我会借此机会来讲明罪不仅是行为，更是我们的本性，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机会，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如果环境允许的话，如果你手中也有特权的话，你可能会贪的更多，害的人更多！”师傅们听了，都会点点头，表示赞同。罪性，如贪婪，不仅是这些纽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有，北京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一样有，你一样有，我也一样有，而且程度是一样的，是浸泡了我们整个身心的，只不过是有的罪人有条件，就付诸行动的更多些，表现出来的更可怕些，不是吗？

另一个是，司机师傅们会抱怨中国人素质差，比起西方国家，生来就素质低。这是讲明罪性的普遍性的好机会！我会说：“不能这么说。我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美国人也是一样，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只不过因为制度不同，表现形式不太一样罢了，本质上却是一样。古今中外，我们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去，我们都一样需要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是的，我们都是罪人，无论中外、远近，都是一样，坐在华尔街董事会里的，北京街头开出租车的，原始雨林中打猎为生的，若没有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发达国家的经济规则也好，原始部落的约定也好，庄严大厅里的法律制度也好，都不能救我们自己，都没有出路，没有盼望。

美国有更完善、更缜密的制度法规，可是在美国商界犯罪中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次的次贷危机如此，之前世界500 强的安然和世通公司因为财务舞弊而轰然倒下，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人类社会自己建立的法律制度，只是罪人们在犯罪时权衡风险与回报的一个因素而已——法律越健全，恰恰就意味着，只有在犯罪回报非常大的时候，才值得铤而走险，也一定会铤而走险，而且，越是精通那些条目繁多、庞杂缜密的法律、法规的专家，越有犯罪的机会和动机，越会钻法律的空子，就像最常玩弄法律的是学法律和作法官的，最能践踏财务制度的是学会计和管财务的；这一次，高智商、高专业水准的华尔街金融精英们便是如此！这正应了保罗所说的，律法的实质“本是叫人知罪”（罗3:20），文化透视 并不能带给罪人出路，使人真能遵守法律，不仅如此，“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罗 5:20），“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罗 7:5）

从这次次贷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的罪性中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在思想、感情和意志上，罪人是已经完全被罪所捆绑了的，不能再作自己的主人，只能是罪的奴仆！我们看到，纵使这些高智商、高专业水平的参与者们都意识到了潜伏的危机，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全球性大萧条，但他们的贪婪，已经使他们身不由己了。朋友们，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主人，我们以为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是罪在服事我们，带给我们快感；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在吩咐罪为我们服务，我们就像主人一样，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 8:34）是的，犯罪的，就是卖给罪了，既卖给罪了，就是罪的奴仆（罗 7:14）。我们既然成了罪的奴仆，为罪打工，保罗说，罪还会为我们发工资呢！那罪的工资是什么呢？“罪的工价（wages）乃是死。”（罗 6:23）不仅如此，“死后且有审判”（来 9:27），审判的结果就是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离开神和神的恩典，被永远地丢在火湖里面。（启20:14）

圣经告诉我们，对于我们堕落的人来讲，我们从来就不是自己的主人，若我们不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就是在罪的权势之下；若我们不是顺服神，把自己献给神，作神的仆人，就是顺服罪，把自己献给罪，作罪的奴隶。“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罗 6:12—13，16）

当然，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每一次行为、每一个选择在公义审判的神面前付上完全的个人的责任，然而，对于堕落之后、尚未接受福音的人来讲，从次贷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意志是被罪所捆绑了的，我们只有顺从罪的自由，而没有行义、成全法律和道德法则的能力。

所以当年犹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 8:32），犹太人们便困惑了，问，“我们 …… 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于是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然后再一次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真理，对当年的犹太人如此，对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唯有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三天后又从死中复活了，我们才能从罪的权势下得到释放。

唯有主耶稣是无罪的人，他向世人问到：“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约 8:46）主耶稣既是真神，又是真人，在十字架上，正是以他无罪无暇的血洗净了我们罪人的罪，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担当了我们本来应当承受的审判、刑罚与咒诅，使凡认罪悔改，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到电影《耶稣受难记》里钉十字架的场景，屏幕上那只握着生锈铁钉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兵丁的手，你知道吗，那正是导演梅尔 · 吉布森自己的手。吉布森解释说：是我的手，是你的手，是你我每一个罪人的手，把我们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主耶稣替代我们，因我们的罪，受了审判、刑罚和咒诅，为我们而死！

三、十字架的道理

使徒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林前 1:18）如果允许我们在这次次贷事件所显明的人罪性的可怕和绝望之上，再进一步思想的话，让我们来思想福音，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思想那宝贵的十字架的道理。感谢神！

我们看这世上的一切不都是分为“Prime”和“Sub-Prime”两类吗？我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态度，不也都是对这两类的反应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意识，无意识地，就是在随时随地贴标签——我们察看别人的穿着和谈吐，心里马上作出判断、贴上标签：如果这个人对于我来讲是“Sub-Prime”，那好了，他就是我可以施展我的优越感的对象；如果这个人是“Prime”，那么就是我尊重和巴结的对象了。从有没有钱，可以把人分为“Prime”和“Sub-Prime”；从有没有地位，可以把人分为“蓝血贵族”和“贩夫走卒”；从有没有美貌，可以把人分为“艳丽”和“丑陋”…… 你可以一直依此无限类推下去。

我们人的骄傲从哪里来的呢？岂不正是从这些分类中来的吗？记住，我们不会因为拥有一样东西而高兴，我们是因为拥有了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或是因为拥有的比别人更多而高兴！这一切人眼中的分类不正是我们心里一切骄傲、自我、自大、自负、自我荣耀、优越感、自作聪明、自造之尊贵的根源与基础吗？

然而感谢神，神不是这般看人！若神是这样看待人的，那神就不是神了，不过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和我们一样的势利小人罢了。新约学者卡森在他的《十字架与侍奉》的讲道中说：“只有富足人所拜的神，对那些被富足人所摒弃的穷苦人没有仁慈；只有聪明人所拜的神，对那些被聪明人所拒绝的普通人没有良善；只有社交名流所拜的神，对那些被人所遗弃者没有耐心。”

真神看人只有一类人，就是：我们都是罪人！神区别人只有一个方法，不是看钱，不是看学历，不是看地位，不是看出身，不是看相貌，而是，看一个人如何看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看一个人如何回应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钉十字架这件事！那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大爱和大智慧的人，是得救的人；那认为十字架的道理荒诞而愚拙的人，是灭亡的人。

然而那信而得救的人，完全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学历、钱财、势力、容貌 …… 不是因为这任何一件事情——若是因为这些事情，那我们夸口的对象岂不就是自己，而不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了？然而，正因为主权的神只以十字架来划分我们，正因为世上的智慧容不下十字架的道理，便“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林前 1:29），便“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林前 1:19），便拿去了人一切赖以骄傲、狂妄、自大、自负、自我荣耀的源头和可能！使主权的神，就是主权的神；使无能、无可自夸的人，就是无能、无可自夸的人；也就使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一点都不能打折扣！哈利路亚！

卡森针对今天教会里的怪现象写道：“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因为某些运动员、媒体名人和流行歌星是基督徒而炫耀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的观点，或是他们对恩典的经历会比其他信徒更有意义呢？当我们和外面的人谈起自己教会的成员时，我们是立刻想到那些受轻视的、地位低下的信徒，还是喜欢说起那些有地位的信徒，来打动别人？现在西方福音派深深地沾染了成功主义的病毒，由此所引起的疾病，毁坏了谦卑，缩小了恩典，对今天的金钱、影响力和‘智慧’献出了过多的尊崇。”

我们真要来反省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的！十字架的道理本是要在罪人的内心里产生巨大冲击和反差的：或以为是神的怜悯的大能而感恩敬拜，或以为是愚拙、令人讨厌的道理而感觉被冒犯，然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不是披上了太多的人的智慧、人文的情怀和只有神迹奇事的见证，从而成为不痛不痒、不讲罪、不讲十字架、不讲灵魂救赎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本应当有的在罪人心中的冲击力和冒犯性，是否已被我们今天所传讲的方式和市场运作的套路稀释太多了？求神怜悯我们！

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间和地点，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把人类永远地分为了两种——得救的，和灭亡的；就是听到十字架道理就俯伏跪下、赞美神、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和嗤之以鼻、转身离开的。当我们向往各各他，瞻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十字架高高耸立在骷髅地上，是如此可畏，如此公义，如此圣洁，又是如此满了怜悯，恩典和慈爱，那是神的智慧，那是神的大能，那是神的无法测度的大爱，值得我们全身心地、永永远远地来赞美、来回味、来思想、来惊叹、来唏嘘、来称颂、来敬拜。

我们来看那十字架，真是我们生命的分水岭，真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真是每一个生命的分水岭——因为，在那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的罪被钉死，三天后，又从死中复活！何等美丽的主耶稣！何等宝贵的十字架！

十字架被高高举起的那一个时刻和地点，仿佛是入海口，是混浊的河水和蔚蓝的海洋相会的地方，是暂时与不朽相会的地方，是历史与永恒相会的地方——亲爱的朋友，离弃你在罪中充满贪欲和狂傲的生活吧，离开那混浊、没有盼望的河水吧，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和他为你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吧，那就是永生！进入到那永恒吧，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是这通往天国的道路！是的，是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天之梯、神之殿；钉十字架的主耶稣为我们罪人打开了通往天国的路，使横在我们与神之间那厚重的幔子裂开，是我们与神和好、与神相会的地方！

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 12:32）

 

如果你高中毕业时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会接受吗？

对马太 · 杜 · 米（Matthew du Mee）来说，这是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不仅哈佛想录取他，还有耶鲁、斯坦福，直接的原因是，这位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高中毕业生在 SAT（学术评估测试）中获得了 1600 的满分。在这个有点类似中国大陆高考的测试中，马太是当年二百多万考生中极少数获得满分中的一个。

马太考虑的不是在这几所世界最知名的大学中挑选哪一个。在他看来，接受他所认为的最好的教育才是他考虑的重点，对于一名高中毕业生，这听起来有些不同寻常。然而，更加非同寻常的是，按照这个标准，这位19 岁的年轻人最终选择了一所直到如今都没有太多人听说过的学校。“我觉得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Patrick Henry College）会给我最好的教育。”这是马太获得该校全额奖学金后的评价。

那是 2001 年的初秋，马太说的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是当时美国最年轻的大学，距离它第一次招收学生刚过一年，距离获得美国教育部的认证还得等上将近四年。比起即使在假期时也很热闹的哈佛校园，如今建校已八年的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仍然安静如初。虽然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里却已经是典型的弗吉尼亚农村。算不上宽阔的乡间公路旁，时常可见农家牧养的牛、马，也有小鹿倏忽闪过。坐落在起伏旷野之中的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没有围墙，也没有高大的校舍，只有一栋两层的办公兼教学楼，近旁小湖边散落着几处学生宿舍，还有一幢尚未完工的学生活动中心，都是美国建国前殖民地时代的建筑风格。学校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在弗吉尼亚出生并去世的帕特里克 · 亨利，美国建国时

期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他的那篇《不自由，毋宁死》至今广为传颂。这就是马太选择的大学，也就在这里，在过去的八年间，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愈发吸引着西方世界最著名媒体的目光。

《经济学家》、《纽约客》、《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闻网的记者纷至沓来，《华盛顿邮报》的哈拿 · 罗新（Hanna Rosin）更是在这所学校呆了一年半，于 2007 年 9 月出版了畅销书《上帝的哈佛：一所以拯救美国为使命的基督教学院》（God’s Harvard: A Christian College on a Mission to Save America）。

获得满分的高中毕业生马太放弃哈佛而选择一所乡村私塾的举动无疑可能拨动记者们的好奇心，但主流媒体开始正式关注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是在 2004 年的春天，也就是这所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正在过他们实习生活的时候。在当时不到一百名的白宫实习生中，有七名来自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而那时这所尚未获得教育部认证的四年制本科学院只有二百多学生。除此之外，还有一名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的学生在小布什的竞选班子实习，而在国会方面，有 22 名议员也雇佣这所学校的学生。还不仅如此，这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是在家里上学的，没有上过正式的学校，他们的家长并非不想或没有钱送孩子上学，而是不满意学校的育人环境，避免子女在那里学坏了。他们不仅放弃了享受免费公立教育的权利，还往往得有一位家长专职在家中负责孩子的教育。

这一切的确不能不引起媒体的注意，毕竟，这已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故事，而是关系到美国政治和教育的未来。而就在这一点上，将一所乡间私塾跟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相提并论不仅不是无稽之谈，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古今哈佛

无论走在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空旷的校园中，还是跟这里的师生和校长交谈，或是浏览学校的网页以及各大媒体对这所学院的报道，如果将这里的一切置于美国历史的长河之中，它会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当初的哈佛。

习惯于受到流行文化影响的人常常容易忽视美国的传统文化，毕竟，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地方，很难说哪一种文化就代表了美国，但在那些使得美国的建立成为可能并且它的生命力得以延续至今的文化因素中，哈佛精神却是必不可少的。

哈佛不仅是北美第一所大学，也是第一个公司。它的起因来自一群与众不同的移民。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五月花号”的 102 名乘客于 1620 年的初冬抵达北美大陆，因为艰苦和疾病，仅有 53 人活到了第二年的初冬。然而仅仅 15 年之后，他们还有逐渐加入的移民就在后来叫做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建立了哈佛学院。这些人创立哈佛的意图至今仍然镌刻在哈佛中心校园门口的墙上：

在神让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家园、提供谋生必需品，设立方便地点好敬拜神，也组建公民政府；紧接着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并使之延及后代；唯恐当我们的牧者归于尘土时，留给众教会的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牧养群体。

哈佛的建立者们显然不是一群到北美大陆淘金的冒险家，也不是在他们的故乡英国活不下去的难民，而是寻求按照圣经的意思敬拜上帝的基督徒，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分离主义者”。当“五月花号”上的人们在 1608 年首先决定从英国偷偷出走到荷兰时，英国正值詹姆斯一世的专制统治时期，那时距离英国确立驯服统治者的现代自由政治（君主立宪）还有 80 年的岁月。他们后来又从荷兰离开并最终前往完全陌生的北美是因为不忍心自己的子女在一个信仰衰落的社会中长大。“他们是一群非常不同寻常的殖民者，”纳撒尼尔 · 菲尔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 在《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区和战争的故事》中写道，“他们不是由贵族、手艺人和奴仆组成——这些人之前在弗吉尼亚建立了詹姆斯顿——他们大多数是由每个家庭组成——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为不受别人干涉地敬拜上帝而愿意忍受几乎一切的苦难。”

正是从“五月花号”而来的哈佛精神塑造了美国的源头，这也是《论美国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反复重申的观点：“别忘了，使得英国殖民地在北美诞生的不是别的，正是基督信仰。”三百多年后创立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的一群人就是这种精神的后裔。他们是当今美国的“分离主义者”。“我们的使命是培养未来的社会领袖，使他们能够以永恒的圣经价值观和美国的建国精神塑造我们的文化。”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的创始人迈克尔 ·法瑞斯（Michael Farris）心中的理想跟哈佛初创时的使命如出一辙，他给这所学院制定的校训是“为基督，为自由”（Pro Christo et Libertate）。

今年 57 岁的法瑞斯从年轻时就开始对自己的子女采取家庭教育，那时的整个美国可能也只有几千个家庭这么做，毕竟，20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早已有了一套正规的教育系统。然而如今，估计有差不多 200 万的美国少年儿童——接近全国同龄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不去正式的学校上课而主要在家里学习。在法瑞斯这些人看来，美国的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到足以需要他们联合起来创建符合自己心意的教育体系，他们尤其不满的是学校普遍不重视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使得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人暴露在毒品、性混乱、赌博、缺乏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的环境中。

这位法学博士于 1983 年组建了家庭教育维权协会，因为在当时，大部分的州都禁止家长不送子女去学校读书，而现在，这些禁令都已废除。不仅如此，为家庭教育提供教材和帮助的市场也在扩展，如今每年大约有将近 10 亿美元的交易额。这些服务中也包括为家庭建立自然科学实验室、组建体育运动队、维护家庭教育权利。虽然是家庭教育，但这并意味着这些小孩缺少集体生活的机会，他们除了可能参加运动队，也去教会的主日学上课，还可能接受跟信仰教育有关的童子军训练。

2000 年 9 月 20 日，帕特里克 · 亨利学帕特里克·亨利学院院长格雷厄姆·沃克尔

（Graham        Walker）院正式开学，成为这些当代的“分离主义者”建立合乎自己心意的教育体系的里程碑。买地建校的费用就来自这些“分离主义者”和支持者的募捐。跟现有的那些仍带有浓厚基督信仰的本科学院不同，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虽然强调信仰，却不像很多神学院那样以培养教会牧养人员为宗旨，而是以造就有使命感、有信仰的公共领导人才为己任，目的是让年轻人把信仰的影响力扩展到各个公共领域，比如政治、传媒、商业。

除了把学生输送到白宫、国会、各种竞选班子和思想库，这所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极为重视学生的思辨和演讲能力。帕特里克 ·亨利学院的学生在全美大学生模拟法庭辩论赛中多次赢得第一，还在 2004—2005 年度两次击败牛津大学模拟法庭辩论队，一次是使用英国法律，一次是美国法律，其中参加辩论的成员就有马太 · 杜 · 米。另外，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还在计划成立法学院，毕竟，那些想继续在研究院深造的学生终究还得去现有的大学读书。

2005 年毕业的马太在 2007 年收到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在内的4家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次，他没有再拒绝哈佛。马太终于愿意去哈佛的理由当然不是凭借全美第一法学院的名声当个名利双收的律师，他的目标仍然是让他的信仰影响社会的走向。马太谈到他的未来打算时直言不讳：“我还是要好好做我想做的事，目的仍旧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在去哈佛之前，马太在他家乡的亚利桑那州为一家致力于保护家庭、反对堕胎的组织工作，他起草的保护儿童免于在网上受到性侵害的法案已经获得州议会通过。重新回到学校的马太不久前当选为著名的《哈佛法学评论》2008—2009 年度编委成员。今年当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巴拉克 · 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上个世纪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哈佛法学院读书时就曾经先后做过这本杂志的编辑和主编，而奥巴马去哈佛之前也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他在芝加哥的一个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在那里参加教会组织的给穷人提供职业培训的社区服务工作，他的那本政治自传《无所畏惧的希望：关于重申美国梦的构想》（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的书名原来是教会牧师一篇讲道的题目。

没有灵魂的优秀

如今的哈佛正在遭到越来越多坚守信仰的美国保守人士的批评，他们指出作为哈佛校训的来自上帝的“真理”（Veritas）已不再是这所学校所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其实，即使在哈佛早期，这个问题就曾演变成一场分裂。18 世纪初，认为自己所在学校正在背离建校宗旨的哈佛第六任校长英克里斯 · 马瑟（Increase Mather）和他的儿子科顿 · 马瑟（Cotton Mather）帮助临近的康涅狄格殖民地建立了耶鲁大学。而现今，甚至那些并非基督徒的本校学者也感叹哈佛大不如前。从 1995 年至 2003 年担任哈佛本科学院院长的哈里 · 刘易斯（Harry R. Lewis）在 2006 年出版了畅销书《没有灵魂的优秀：一所伟大的大学如何忘记教育》（Excellence 比尔·盖茨的老师哈里·刘易斯（Harry  R.     Lewis）认为哈佛已经远离了当初的精神Wi 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 ty Forgot Education）。“这几十年，我听过许多关于教学、课程、评分、体育的学术讨论，也有关于如何应对学生犯错误的讨论，”站在那块镌刻着哈佛建校使命的墙壁旁，刘易斯回忆着他在哈佛任教 34 年的生涯，附近哈佛广场上的喧嚣声似乎突然安静了下来，“可我却几乎从未在教授们的谈话中听到关于如何把学生培养成好人的谈话。”

作为计算机教授的刘易斯是比尔 · 盖茨（他高中毕业时的 SAT 得分是 1590）1973—1975 年间读哈佛时的老师，刘易斯的一位在普林斯顿任教的朋友曾经打趣他说：“你最成功的学生是名退学学生，这就证明我的理论，哈佛给学生增加的价值为负——你在哈佛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你在人生中走得就越不远。”

不仅是本科学院，哈佛最有钱的研究生院——哈佛商学院——也在一次次金融危机下引发类似的批评。“我认为学生是想让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的，他们想成为有职业素养的人，但问题是商学院总体来说没有为学生提供将好的价值观与他们未来的工作联系起来的途径。近几十年商学院的宗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一百多年前商学院创建时的使命，”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克什 ·库拉纳（Rakesh Khurana）指出，“结果是，许多学生不相信那些好的价值观能够在实际的工作中活出来，他们认为，我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挣到尽可能多的钱，然后我才能回馈社会。这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塑造有完整健全人格的公民。不让学生看到将工作视为天职的可能，不让学生认识到工作本身具有超出个人抱负和名利追求的意义，也就是断绝了让学生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更大的人生目的联结起来的可能性。”对于库拉纳的批评，有些同行已经表示认同，包括原来在哈佛商学院任教目前担任耶鲁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珥 · 波多尔尼（Joel M. Podolny）。

不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伦 ·哈伯德（Glenn Hubbard）对此表示异议，这位当年被媒体猜测可能接替美联储主席阿兰 · 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经济学者认为库拉纳有些言过其实。“我曾经邀请拉克什过来演讲。这本书很有意思，但别太相信这本书。”哈伯德在他的哥伦比亚商学院办公室指着库拉纳所著的《从高目标到雇佣军：美国商学院的社会变迁以及管理作为职业的未竟誓言》（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s and the Unfulflled Promise of Management as a Profession）说道，“情况根本没有这么糟。”这样的观点差异可能正反映了美国社会长存的两个派别，像哈伯德这样的学院管理者通常不会对现行的状况加以过多的否定，而像库拉纳或已经从管理者职位离开的刘易斯会很自然地认为指出现状的缺陷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但无论如何，哪个派别都不否认教育的功能最重要的乃是要塑造有灵魂的优秀人才，而不是满足于世俗的成功就万事大吉了。这一点也最终会影响到任何行业组织的生死存亡。“商业肯定是一股能够改善社会的力量，但如果做商业的人很多都唯利是图，那商业的职能就无法实现了。”库拉纳坚持自己的观点。

哈佛精神能够由帕特里克 · 亨利学院发扬光大吗？或者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哈佛精神究竟如何能够在哈佛建校将近四百年之后继续在世上被很多人继承？幸运的是，在美国的历史上，至少每一代总有人指出哈佛乃至整个美国教育的忧患和希望，而如今，正有一群人在努力造就着哈佛精神的当代版本，而且，这群人还在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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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载于《环球企业家》杂志 2008 年 10 月下旬刊，“让我们继续学习”系列文章之一。

秋意正浓。走在公园的林荫路下，一阵风吹过，黄叶纷纷飘零落地。瞬间的变幻带给我无限的遐思。难道永恒就在这些瞬间吗？这一切让我苦苦地追寻！

打开《人生观的故事》这本书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一直以来，总在先生面前感慨：“人生意义何在？”于是当朋友送他此书时，他随即转“送”给了我。又是一本立志之书。我不再抱多大幻想。对于卢云，从幻想到祈祷是一种极其美妙的超越；对于我，追求人生意义则是一种无比痛苦的煎熬。就在我发现所有门都向自己关闭时，上帝亲自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引我进入，领我去真心体会他的恩典。

《人生观的故事》是一本由查尔斯 · 寇尔森与哈德罗 · 费科特合写的书。寇尔森是尼克松总统的首席特别顾问，曾因“水门事件”锒铛入狱，在狱中反思人生际遇，寻获信仰，出狱后创办“国际监狱团契”；费科特是多本畅销书作家。此次二人珠联璧合，共同写作此书，期待帮助更多饥渴的人们找到人生的意义。

《人生观的故事》使用诸多生动的故事来演绎深邃的人生哲理。其中不乏我们熟知的人物故事，电影中的故事，对历史产生过影响的人们的故事，以及作者自己的故事。当书卷中的故事画轴展开时，人生的故事一个个扑面而来，每个故事的后面都蕴藏着作者极深的洞见。他们没有长篇的说教，而是通过讲述娓娓动人的故事，携你一同步入探索人生之旅。

作者在前言中提出：“是什么使我们的生命有价值？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的人生怎样才会有意义？”我原以为这是信主前才会问的问题。信主后的前四年，这些问题对我并不构成任何干扰。没想到它们隐藏得那么深，四年后才爆发出来，之后，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当大兵雷恩来到米勒上尉的墓碑前时，面对着曾为他付出生命的战友，他的心分外沉重。耳边回响着米勒上尉临终前用尽力气清楚地说出的最后的话：“詹姆斯，要好好活着 …… 好好活着。”雷恩在努力地实践着这句话，因为他希望自己所度过的每一天能对得起米勒上尉和其他人为他付出的牺牲。在墓碑前，雷恩问自己的妻子：“告诉我，我已经拥有了美满的人生。”雷恩的问题使我的心潮起伏难平。这何尝不是我的问题呢？

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The Good Life”。在我阅读此书的整个过程中，“美满人生”这四个字不时触动着我心灵的隐秘处：你真的拥有美满人生吗？对于美满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与理解，但当我们真正思考过生命的价值后，我们是否还能得到同样肯定的答案：我们已拥有美满人生？

约翰 · 亚列舒曼曾是寇尔森在白宫中的战友，他在别人眼里总是那样地果断，身上充满着个人魅力，让人对他总有一种敬畏之心。“水门事件”后他锒铛入狱。出狱之后，他耗尽一生为自己进行辩护，恢复自己的名誉。晚年他的健康极度恶化，这两个似敌似友的老搭档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寇尔森分享了他的工作和他的信仰。这个权倾一时的人突然说：“医生只要剂量很小的一针吗啡，我就可以解脱了。不会有任何痛苦，就像睡着了一样。反正也没有人关心我。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告诉我，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为什么还要活着”这句话不仅使寇尔森的脊梁骨泛起了寒意，也使正在阅读此书的我从头凉到了脚。我知道他问的问题是认真的，正是这样的认真，让我不寒而栗，也使我开始真正意识到，若不在真理之中，即使像约翰那样的天才，结局同样是自我毁灭，他所拥有的天分甚至会加快他灭亡的速度。

活在怨恨中的生命充满着苦毒，它浸透在人的每一个骨节之中，使约翰既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别人。无休止的折磨陪伴在他的身边，挥之不去。寇尔森在提到他与约翰不同的时候，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的结语。他说：“约翰 · 亚列舒曼和我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并不在于我有什么地方比他好，我以前不比他好，今天依然如此。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上帝的恩典。就这么简单。是上帝的介入使我寻见了饶恕和平安。”约翰最终仍是幸运的，在即将走到生命尽头时，他终于跨越了理性的信仰，品尝到了基督的爱，安静地离开了人间。在最后的时刻，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记事以后，父亲常常教导我，“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所以，无论遇何事，我心里都会努力支撑着。当重担难以承受的时候，心里唯余孤独和空虚。那夜，“我为什么活着”这句话再次在耳畔响起。难道只为了心中的欲望吗？为了自己而活，得到的是什么呢？——孤独与绝望。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枯竭，那是彻底的绝望与无助。约翰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别人心中所相信的事实根本不是事实，却将他自己推进了坟墓，到头来，使自己陷入自我痴迷以及悲剧性的自我毁灭之中。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很特殊的营会。讲员的眼睛常常望着天，仿佛在与天上的父神交流，对我们的反映浑然不知。他期待着我们不是从他那里得着什么，而是直接朝见那位至高的神。正是这次特殊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的生命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天山里的退修会，外面阳光灿烂，屋里却十分阴冷，裹着被子，仍禁不住瑟瑟发抖。第二天证道完毕后，带领人让我读书沙龙 们各自找地方去默想诗篇 84 篇。屋外如此宁静，天边飘着几朵洁白的云，高大的杨树枝条随风摆动，院中的蔬菜郁郁葱葱。看着这一切，我的心便安静了下来。沐浴在阳光中，浑身暖洋洋的。突然间发现人的需要如此简单。免费的阳光就会让我知足，甚至让我心中发出感恩。原来在我的生命中已经桎梏了太多的东西。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地拼搏着。在那一刻，自己的一切仿佛被搁置一边，生命的真谛向我显明。

人陷在自我之中的时候，永远得不到满足。相反，舍弃自我，用生命之爱去点燃别人心中的爱，才会带给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圣经上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曾有一位朋友对这句话感到疑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我自己在追求快乐、幸福的时候，曾弃此话而不顾，埋头走自己的路，结果竟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生命变得苍白、无力。道德、责任感逐渐远去，生命中剩下的唯有无声的叹息和极度的空虚。

这世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一种只顾自我，不管对错；一种舍弃自我，服侍他人。在二战期间“死亡铁路线”上的那一幕中，我们看到了人的自私与凶残。在日本人苦役的折磨之下，战犯们为了自己能活下去，踩在别人身上，为自己创造最大的生存空间。他们不仅是一群失去外在自由的人，更是一群内心深陷绝望之中的人。但当戈登在朋友们的照顾下，奇迹般地从“死亡房子”中平安地活下来时，一切都被改变了。爱穿越了死亡，带来了希望，战犯们唯一的兴趣不再是在活人和死人的身边找到东西，而是开始彼此关怀，尽心竭力地付出，甚至为了维护他人愿付生命的代价。在爱的关系中，战犯们的健康开始恢复，他们的精神也开始复苏，他们中间出现了一股学习的热潮。同时他们灵魂深处的问题也被搅动起来，他们开始对是否存在一位深爱着人类的上帝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像戈登自己所认识到的，“生命比我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同时也精彩得多。是的，生命里面的确有仇恨，但同时也有爱。的确有死亡，但也有生命。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呼召我们在团契相交中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是一个经历了死亡的人所感受到的。他在二战中存活了下来，后来没有像他原来计划的那样回东南亚充当强权政治的掮客，而是当了普林斯顿大学教堂的主任牧师。在狱中，他找寻到了真理，发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正是耶稣的救赎改变了戈登的思想乃至生命。他和战友们意识到了他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本于信仰，也归回信仰。

《约翰福音》中彼拉多曾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当两位杰出的音乐家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诠释他们各自的作品时，不同的信仰带来迥异的解释。梅西安曾创作《时间结束四重奏》，首演是在德军战俘营的监狱“音乐厅”中，那是一部信仰性极强的作品，他希望能够使听众们更近地感受到在他们中间的那位永活真神的存在。那次的演出，被称为“奇迹”。在演奏结束后，无论是波兰人，还是法国人、德国人，无论是仇敌还是朋友，都一齐起来欢呼。他们被乐曲带入了天堂。另一部作品是凯奇的经典之作——《４分 33 秒》。演奏者连琴键都没触摸一下，静默演出了4 分 33 秒。概括凯奇的话说，那是自然的声音。这两位杰出的音乐家都在用自己的思想解读这世界的奥秘，用音乐谱写大自然的乐章。凯奇尝试着让自己与世界本来的样子保持和谐一致——丢弃对事情存有的盼望，尝试将世界视为与人心中的渴望完全无关的事物；而梅西安却以极大的热忱拥抱这个世界，即使是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他仍然能够看到上帝荣耀的彰显。当我们通过艺术去触摸这世界背后的源头时，真理的面纱渐渐地被揭开了一角。艺术触及了人的灵魂，将真理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心中的渴望唯有在他里面才能得到满足。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发明”自我，而在于回到上帝身边。

路易斯曾说过，“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关系中，而不仅是满足我们自我的私欲。”正是与上帝和好的关系，让我们不但找回了真我，也找回了和家人、朋友、同事的关系。爱不再成为一种幻觉，而是一种在与真理联合之后的无私给予。全然地信靠上帝，离弃谎言，拥抱真理，这才是拥有美满人生的开始。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所在。先生最近很忙，有做不完的事，昨晚却拿出整晚时间来帮助我修改文章。我心里有些羞愧，觉得如果这篇文章很糟糕的话，何必浪费时间，做无价值的事呢！“价值”一直是我衡量自己和别人存在意义的标准。计算价值，再出手，免得白费功夫，是我的处事原则。而这次要被衡量的竟是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只将价值与效益、成功相连的话，我想我必定是个失败者。但在那个时候，上帝再次借着先生告诉我，我是何等珍贵，是无价之宝。在他里面，已经被赋予生命存在的永恒价值和意义，远超过我所能理解。因为在那里面存在爱的关系。我更深地体会到，值不值得，不是做加减法可以得出的结果，而是需要活在上帝的爱中才能明白。

能够找到人生目标，拥有美满人生这一直是我所向往的，我感谢上帝将这份梦想栽种在我心里，因为有一天我终会将它放飞。《人生观的故事》在我心灵的花园中种下了盼望的种子，让我看到芸芸众生之中，我的点点滴滴都在上帝的垂顾之下。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依托在上主的手中。他如慈父般将我拥起，带我进入佳美之地。

合上《人生观的故事》的最后一页，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上帝带领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唯有来到十架面前，我这个家中的浪子才会看到十架的另一侧是丰盛的生命 ……

（《人生观的故事》，查尔斯·寇尔森         、哈罗德·费科特著，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

一、文化的定义

据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eober）的统计，“文化”的定义多达 160 种，兹列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1、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人类社会由野蛮至于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绩，表现于各方面的，如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器用、制度等，其综合体，则谓之文化。”

2、罗伯说：“文化是一些经由学习及传递而有的反应、习惯、技术、思想和价值，以及所引致的行为。”

3、人类学家希伯（Paul G. Hiebert）认为：“文化是一个经由学习，且反应社会特质的行为、思维以及产品的综合体系。”

4、文化历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说：“文化乃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经济需求而有的共同生活方式。文化代表着生活及思想的复合物——包括行为方式、信仰形式、价值标准、技术、符号及机构。

因此，综合上述意见，宣教学家路兹别克（Louis J. Luzbetak）总结出文化本质上的三个特性：（1）文化是人生的蓝图或规划；（2）文化是社会所拥有的；（3）文化是经由学习得来的。

因此，那些艺术作品，或可观察的行为反应、仪式、社会关系等，都只是文化的“表现”，而非文化本身。

二、尼布尔的“基督教与文化之关系”的五种模式

在宗教信仰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上，首先我们要讨论当代神学家尼布尔（Richard Niebuhr）所列举之基督徒看文化的五种态度。大致上，它们是依照其主导历史的先后次序而排列，但事实上，这五种态度在每个时代都同时出现过，而且都有其各自的理论依据。

1、“ 基 督 与 文 化 对 立 ”（Christ-Against-Culture）的态度

第一种基督徒的立场是神与文化“对立”。他们认为要忠于神，就只有排斥文化，因为文化是属于这个堕落而且即将灭亡之世界的。这是在初期教会时代，当基督徒备受迫害时，他们对希腊罗马文化最普遍的态度。早期的基督徒坚持应该效忠于基督，而拒绝向凯撒皇帝低头。这种与“世界”划清界线的偏激态度，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例如中世纪以前的修道院，就是许多人逃避世界、追求圣洁的“道场”。宗教改革后出现的“重洗派”（Anabaptist），以及由之衍生出的“门诺会”（Mennonite）信徒，都曾坚持与周遭文化完全隔离。直到今日，在美国及加拿大仍有不少坚持遵守原先门诺会信仰的人──称为“阿米胥人”（Amish），他们迄今仍然拒绝现代文明的事物，不用电，不开车，与世隔绝，以务农为生。

富勒神学院的克拉夫（Charles H. Kraft）教授指出，那些持有这种态度的基督徒犯了三个错误：（1）将“文化”与“世界”视为等同；（2）误以为文化只是外在的事物，不知道其实文化还包括了信仰、价值等内在的东西；（3）误以为既然魔鬼可以利用文化，那么文化本身也必然是邪恶的。因此，这种基督徒不自觉地陷入一个困境之中：“自以为自己身体已离世而居，却不知‘世界’正在他的心中。”

2、“基督在文化之内”（Christ-of-Culture）的态度

这种立场与前面那种“神与文化对立”的立场恰好相反。持此观点的人又分两种：一种人认为神是被包含在文化之内的，另一种人甚至认为神只存在于某种特定文化之内。第一种人包括一些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家，他们认为“神是人照自己的形象所造出来的”（费尔巴哈的名言），不同文化的人，会将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投射到所创造的神身上。所以神（或宗教）只是文化的产物。

第二种人则将神局限在某些特定文化之内。譬如犹太人认为犹太民族和文化是神所特选的。第五世纪之后欧洲的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最能相容，因此把保存和推广希腊罗马文化视为己任。还有最近几百年来，许多西方宣教士常将“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当作同义词，所以，接受基督教也得同时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习俗。

这种观点，固然清楚地分辨出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之间的主要文化差异，但是却未曾看出文化的“本质”和文化的“形式”之间的差别。因而这种立场最大的弱点是，在分辨某种文化是否像基督教文化时，往往以文化的“形式”（Forms）而非“功能”（Functions）来解释。其实，用“功能”和“动机”可能更能正确地衡量哪一种文化较符合基督教精神。

3、“基督在文化之上”（Christ-above-Culture）的态度

这又可分为两类：

（1） 第一种人认为神不但在文化之上，也在文化之外。换句话说，神乃是高高在上，不理人间事的神。因此，人只能自求多福。许多非洲原始宗教，以及一些自然神论者（Deist），都持此种观点。这种观点，与世俗的人文主义者的人生观很接近，但与基督徒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2） 第二种人认为：“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但是他们确信福音可使文化臻至完美。持此观点的人，固然对文化及神的权威性都很尊重，只是他们容易转变到“神倡议某种文化”（God-endorse-a-Culture）的错误立场中去。

4、“基督与文化在张力之下”（Christ-and-Culture-in-Paradox）的态度

这种人持善恶二元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神是全善的，人类及文化却是罪恶的。这种人（例如马丁 · 路德）强调人类是全然堕落，无可救药；但是神却是全善的。基督徒正活在两个世界之间，是处于一种“二律背反”（Paradox）的张力之下。尼布尔说：“他既是罪人，又已被算为义人；他既相信，又有疑问；他既有得救的确据，又好像沿着不确定的刀锋行走。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然而万事又好像与起初没有两样。”

在这种观点中，作为基督徒，既是神国的子民，又是整体人类的一份子，因此他们有责任与所有的人共同参与这个堕落世界所必须奉行的制度。这种不能不与现今的世俗世界妥协的图画，往往正是许多基督徒现况的写照。

5、“基督能够转变文化”（Christ-Transforms-Culture）的态度

尼 布 尔 称 这 种 人 为“ 转 化 派 ”（Conversionist），因为他们虽然也有上述的二元论观点，但他们同时也强调文化可以被“转化”。持这种观点的人──例如奥古斯丁、加尔文和卫斯理都属此派──强调，文化虽是堕落的，却是可以被转变的，甚至有可能借神的能力及恩典被救赎。换句话说，文化虽然有污点，但其本质并非罪恶，而历史正是显示神在转化及更新人类及文化的实况。圣经中以色列的先知们苦心孤诣地呼唤，不断地提醒世人：神不仅关心每个人的得救，也期待文化和社会风气都得救赎。

尼布尔的分类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蓝图，帮助我们理解历代基督徒的立场及演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哪一种态度，可称之为绝对合乎圣经的立场。除了尼布尔之外，还有其他的宣教学家也提出他们自己的“宗教与文化模式”。譬如克拉夫在评介尼布尔的几种模式之后，也介绍他自己的“神在文化之上，也透过文化”（God-above-but-through-Culture）的模式。这模式与上述的第五种观点很接近。但是克拉夫强调，文化的结构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与神之间也没有敌友之别。但是文化之应用则不然，因人的本性已受罪的污染，所以文化的应用也就被污染了。由于文化是动态的，是随时因人的改变而变动的。因此，若有一群人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整体社会在文化的应用上，也会有较明显的转化。重要的是，这位超然于文化之上的神，却选择用人类的文化──

既有限又不完美的文化──来作为向人类启示自己的渠道和媒介。

美国三一神学院的希伯教授则在讨论基督教的福音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三个要点。首先，“福音”应与“文化”作明确的区分，否则容易陷入上述尼布尔所说“神在文化之内”模式的错误中。其次，福音必须以文化的形式来表达。文化是传达福音的工具，有时福音需要从一个文化传译到另一个文化，而这种传译的过程称为“本土化”（Indigen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最后，福音呼吁所有的文化都需要被更新。因为人罪性的缘故，所有的文化都免不了在结构和运作上掺杂有邪恶的成分，例如奴隶制度、种族隔离、经济压迫和战争等。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肯定各个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但也应该明确指出其中的缺点，并设法改正，使文化得以被更新。

三、基督教对文化的更新作用

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文化更新”不是文化的“移植”，而是人们在他们生活及工作的环境中，透过对人生的重新界定与重新整合，所获致的一种新诠释。希伯指出，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生及文化，能提供一种新的“诠释”（Hermeneutics）和新的“透视”（Perspective）。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给每个人、每个文化都提供了的亮光。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拯救文化，而是拯救人类。但神可以“更新”文化、“转化”文化。因此，“文化更新”是目的，“文化转化”则是过程。

当然，很多人质疑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一种所谓的“基督教式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存在？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这表明，耶稣否定了这种“基督教式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存在。神只是提醒每位跟随神的信徒，要常常不断地被“更新”，因为包围着我们的这个已被邪恶所污染的“世界”，正企图逼我们就范。因此保罗说得很清楚：“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而要不断地被圣灵所更新和转化。”（罗12:2，另译）

然而，正如克拉夫所指出的，信仰上的转变往往会导致思想的“转化”，最后也会在价值观和行为上产生变化。这种“思想”也可称为“世界观”，这是潜伏在行为、言语和价值观之下更深一层的意识。所有能持久的、能造成冲击的“转化”作用，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都必须在“世界观”这个层次上发生变化。接下来，这种“转化”也会产生行动，在社会环境中造成影响。耶稣称之为“面酵”作用，少数的信徒在社会中，好比少许面酵在面团中，但是这些面酵却能使整个面团都发起来（太 13:33—35）。耶稣的比喻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说，每一位信徒都该是“面酵”──也就是“生物性催化剂”，来“催化”整个社会的转化作用。

但是基督教所说的“转化”是渐进的，而非速成的；是潜移默化的，而非立竿见影的。因此，基督教所要提供给这个世界的，不是一套现成的经济方案和政治策略，不是一种划一的文化形式，而是一些“新人类”。他们在信仰上被更新，成为新人，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因此他们对人生有新的透视、新的领悟，透过他们，更合乎需要的经济和政治方案可以被提出，更优美的文化可以被创造出来。

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不是提供一套新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形式”，而是提供新的“人类”。这些“新人”乃是从内心开始被“更新”，因此有崭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经由这些“新人”许多新的形式（诸如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科技等）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创新。这才是“文化更新”的意义。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Harper and Row,   1951.  中译本：尼布尔著，赖英泽等译，《基督与文化》，台湾：东南亚神学院协会，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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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作者的系列讲座《基督教与中西文化》导论部分，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

加尔文被称为美国之父。在荷兰首相，著名神学家亚伯拉罕 · 凯伯尔看来，加尔文主义是英美自由与繁荣的基石。凯伯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是从教义和历史两个维度考察加尔文主义的力作。

刚刚热衷于《大国的崛起》的中国人，虽然津津乐道于荷兰、英国、美国的崛起，却很少有人知道，隐藏在西班牙（天主教国家）的衰落和英美（新教国家）的兴起背后的，是基督新教与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两种生活体系的角逐。凯伯尔认为正是加尔文主义在新教世界唤起了对自由的热爱，赋予了人们抗争到底的热忱。他说：“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 （注：《加尔文主义讲座》在中国以《加尔文传》附录的形式出版，以上引自《加尔文传》209 页，以下出自同一书的引文只标明页码。）

本书说：“要不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在人心里植入了一个不同的原则，向人们的头脑显示了另外一个世界，上述的世界历史转折是不会发生的。”本书认为，加尔文主义的独特性，来源于它在人类生活三个基本关系上的独特原则。它们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

一、人与上帝的关系

1、预定论带来了自由

“加尔文主义的崇高概念是：上帝虽高于一切被造之物，但却以圣灵与人直接交流。这也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核心所在。”“预定论保障我们内在的自我与永生上帝从永远到永远的交流。加尔文主义者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个理由是它人为地把教会本身置于灵魂与上帝之间。”

“而加尔文则是第一位画出一条线从上帝直接到人，从人直接到上帝之人 …… 而学历史的人越来越承认，加尔文主义创造出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人类生活系统。”（216 页）

强调上帝主权的预定论，确立了人们对于救恩的确据，从最根本上解放了人的心灵，促进了对于自由的热爱。提到加尔文主义在西欧兴起带来的影响，凯伯尔说：“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商人、仆人、女佣，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是同样的品格。他们心里都有永远得救的确据。”“因此，当这些与圣洁生活有份的男女老少被逼着放弃他们的信仰、否认他们的主时，他们以行动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地走上绞刑架，没有畏惧、没有怨言，嘴上唱着诗篇，心里充满喜乐。”（218 页）

富鲁英教授公正地评论说：“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任何一块基督教新教在刀剑顶着胸膛之际所建立起来的土地上，正是加尔文主义使这一切成为事实。”

“在荷兰，在法国，在英格兰，在美国，历史提供了最无可否认的证据与事实。那些专制者们从未见过像加尔文的跟随者们那样如此具有良心的自由与不可征服的反抗精神，如此英勇无畏而充满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心的人们。”（240 页）

相对而言，路德对于中世纪的颠覆是不彻底的，“路德仍然将教会看作是站在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代表”，在圣餐及敬拜礼仪上，路德某种程度上仍依靠罗马天主教会的观点；路德宗教会也保留着政教合一的体制，王公贵族成了教会最高的大主教。这背后最深刻的原因是双方在神学上的差异：“路德和加尔文都竭力要找到与上帝的直接交流。路德从主观的、人类的一边开始，而加尔文则是从客观的、宇宙的一边开始。”

2、上帝荣耀的中心性复兴人的心灵

对于加尔文主义来说，预定论所关注的中心，就是救恩上上帝完全的主权和恩典，其焦点是上帝的荣耀。由于这个预定论的起点，加尔文主义所宣告的是彻底以上帝为本的信仰，“宗教里每一个动机的起始点是上帝而不是人。人是器皿，是方法，唯有上帝是目的，是始点，也是终点，是众水之源泉，也是众水所流回的海洋。”（237 页）

加尔文与天主教的撒道莱特之间的论争，揭示了加尔文与当时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争执，也是以神为本的信仰和掺杂了人本思想的信仰之间的争执。“此争执的关键并不在于宗教改革的观点，即：称义的教义、神职人员的滥权 …… 对于加尔文来说，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上帝的荣耀之中心性、绝对性。…… 加尔文指出，对增进上帝荣耀的热忱应当超过我们为自己的好处的所有关切之上，哪怕这种好处是永生。…… 这就是加尔文向罗马教廷的最大挑战。”

对于上帝的荣耀的终极性关切，能够极大地挑旺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凯伯尔说：“那位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则以他那伟大的属灵能力一下子就在五个国家里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为人提供了生活的指南，将人心向着众灵之父的上帝提升，让人获得永恒的圣洁的平安。”（233 页）

在当代，重新提出上帝荣耀的中心性，会带来萎靡时代真正心灵的复兴，也为我们在生活中荣耀上帝注入持久不息的动力。

二、人与人的关系

“加尔文主义从人与上帝之间的根本关系上得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殊解释。也正是这种唯一真实的关系使得 16 世纪以来，人变得尊贵。如果加尔文主义将整个人类直接放在上帝的面前，那么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软弱的或强壮的，智慧的或愚拙的，在上帝面前都是被造之物，都是失落的罪人。”（220 页）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凯伯尔论述了加尔文主义三方面的看法：

1、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我们在当代追求自由、平等以及公民权利的基础。人的这种平等不只是救赎意义上的平等，也是创造意义上的平等。所以哪怕是未得救的人，因着他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缘故，我们也要为他争取公民的权利。“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和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由此可知，加尔文主义对生活的解释必定是民主的。”（220—221 页）

2、秩序与权威的建立

“凡事首先仰望上帝然后再看待邻舍，这就是加尔文主义为头脑与心灵提供的驱动力。民主的概念就是在这种对上帝的敬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民主概念也不断地赢得人心。”

但是，凯伯尔认为，因为仰望上帝，加尔文主义同时肯定上帝设立某些人在特殊职位上履行职责，因为人们会从心里顺服这些邻舍从上帝领受的权柄，所以社会秩序和教会秩序得以建立。

3、保守主义的变革态度

“加尔文主义的社会改革是从人心开始的。”“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屈膝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没有与旧时代发生过突然决裂这个历史事实。即使是在早期阶段，加尔文主义并未直接废除而是通过道德上的审判来削弱奴隶制度。因此，加尔文主义允许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贵族特权的暂时继续。”

这是一种面对现实的保守主义态度，在中国教会寻求信仰自由的过程中，也许我们可以从加尔文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有所学习。对于信仰自由，我们需要有极深的信念和清晰的立场；衡量一个公共决策是否合乎我们的信仰原则，我们也需要有高度的敏感。然而，我们最好的方式也许不是通过与现有宗教制度的断然决裂，而是通过在道德上谴责现有制度的不公正，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改变现有的制度。当然，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张力和危机。我们特别期盼既有信仰自由的获得，又有社会的宽恕、和平与爱。而在福音的荣耀之光里，这一切是可能的。

三、人与世界的关系

1、普遍恩典

加尔文主义“将世界视为神圣的创造。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救恩是上帝的特殊恩典，上帝也有一般恩典，维持、供应世上的一切生命，放缓对地的诅咒，限制世界的破坏。这就给了我们生活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让我们在生活中荣耀他的名。”在中国教会中常常听到的一个字眼是“爱世界”，是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把自己人生的价值寄托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爱世界”，是不对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即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罪恶的，因此，我们需要逃避这个世界，让自己尽量躲进修道院里，或者躲进有教会色彩的生活中。这是一个信徒信心软弱、认识不清时的选择。

加尔文主义一样赞同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一切的意义最终只寄托在上帝的国度里。然而，我们对于天国的热心，正是通过在 “世界”中的行动来表现。因此，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如果应用得合宜，都是好的；这个世界的职业，如果脱离了罪的原则也是好的，都是有益于上帝的荣耀的。

正因如此，凯伯尔说：“加尔文主义竟能够在正值我们祖国荷兰处于一个挣扎着不知何去何从的时代，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我们的社会里，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层面，从商业贸易到手工业到制造业，从农业到园艺，从艺术到科学，酿造出不屈不挠的能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为整个西欧注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生活发展的驱动力。”

2、信仰达于全人

在当代，我们见到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可以在祈祷和礼拜时按基督徒的原则生活，然而当他们走出教堂，进入社会生活时，他们则按世俗的标准生活。在遇到挑战时，有的人以国情和客观环境艰难为由放弃基督徒应当有的立场。

本书揭示了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一种信仰与道德生活分裂的态度。加尔文主义由上帝的主权出发，认为生活各个领域都应当由一种出于信仰的一致性所主导。凯伯尔论到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的生活态度：“他不是 …… 把教义视为一个分离的独立存在，然后把他自己的道德生活作为附属于宗教信仰的第二种独立存在，…… 在他生活的所有一切事情上、所有一切选择中都被一种明察秋毫的、最激励人心的对上帝的敬畏所控制。”（262—263 页）

3、信仰需要公共见证

“那种躲藏在密室里、局限在教会里的宗教为加尔文所憎恶。加尔文与诗篇的作者一起要求天、地，要求万国万民将荣耀归给上帝。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全能全权的上帝。宗教信仰要求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必须赞美上帝，遵守上帝的法律。人手所做的一切都当被热情的、不停的祷告所渗透。”（243—244 页）

也许由于过去长期的严酷环境，使中国教会一直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所以很久以来，中国教会缺乏公共见证，也没有自己的公共神学。然而，圣经的呼召是“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基督教信仰更要在生活的全方位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彰显它的荣耀。这就首先要求我们提供足够宽广与具有一致性的基督徒世界观，并且有一群足够成熟的信徒群体把它实践出来。这就不是仅仅几场点到为止的大型现代福音派布道会所能够做到的。

从见证的方式而言，不只是传出了关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才是传福音和作见证。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职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参与，彰显出了基督教信仰的非核心性的价值。人们因为这些产生了对基督教的好感，或者对基督教核心价值产生了兴趣，那么这也是一种福音预工。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人们对于一件事物的兴趣，总是先从外表实用性的层面开始，渐渐深入内里的。因此，当代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见证，我猜想，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说的文化使命的内容之一。

四、结语：自由的翅膀，辽阔的远象

总结以上的论述，加尔文主义从第一点预定论的原则，带来的是人在超验意义上的自由。而第二点人与人关系的原则，带来的是人在实践中的自由，超验的自由与实际的自由，由上到下，正是孙中山所说的“由神道而入人道”。正是，因为高举了上帝的主权，才带来了人类生活的自由。

在凯伯尔看来，自由需要比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更深刻的基础。一种宪政秩序的建立，最深切的根基在于人心，在于人对于上帝主权的顺服，以及在此共同基础上的彼此立约，延展出家庭、教会、社区的秩序，最后再由一个宪政的政体来完成。而法国革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由上帝主权的信念，加尔文主义又引出了有限政府的观念。加尔文主义认为，因为上帝的主权，政府、教会、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域，都从上帝领受在自己领域里的权威。在一个没有对上帝超验权威的信仰的国度里，政府倾向于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里建立权威；而在一个信仰有绝对主权的上帝的国家里，国家的权威得到限制，而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得到自治。

16 世纪以来，以加尔文主义为代表的神本自由理想，和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自由理想同时在欧洲登场。凯伯尔比较了这两种原则基础上产生的两种自由的实践结果：“荷兰的起义，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你们美国向英国皇室的造反为自由带来了荣誉。…… 法国革命除了国家强权给自由带来的手铐之外还产生过什么？在我们生活的 19 世纪里，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比法国更惨了。”（277 页）

而加尔文主义的第三点，以普遍恩典代表的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也是由上帝的主权引出来。为什么我们面对世界可以有乐观进取的态度？为什么信仰要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生？为什么上帝的名要在公共生活中得着它当得的荣耀？答案就是：因为上帝在以上所有的领域中有他完全的主权。凯伯尔的名言是：“在

人的整个生命中，惟独基督有完全的主权；没有一方寸不是属于他的，人不能说：这是我的！”这句话似乎还有另一个翻译的版本是：“天上地下，没有一块地方基督不会说：‘这是我的！’”

哪里高举了上帝的主权，哪里就有人类的自由。哪里高举了上帝的主权，那里就会有宽广的复兴远象。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凯伯尔说：“历史上，信仰生命的脉搏有时很微弱，有时很强劲。…… 信仰高潮来临时，圣灵在人们心里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和先父们所经历的正是上帝这种伟大的内在工作。”（219 页）

今天，否又有机会迎接一场信仰复兴的浪潮呢？如果有这样一波圣灵的不可抗拒的工作，我们仅是以肤浅的教导和表面的激情来回应，然后在潮水退去后留守一个空旷的沙滩；还是用类似凯伯尔所阐述的坚实的圣经原则建立自己的信仰，并且在圣灵的激励之下以无比的勇气和激情，在各个领域热心彰显上帝的荣耀，并增进信仰和公民的自由，增进基督徒和同胞的福祉呢？

（《加尔文主义讲座》，凯伯尔著，见茜亚 • 凡赫尔斯玛著《加尔文传》附录，华夏出版社，2006）

本来没有打算写四十岁的感言，因为四十岁生日跟往常许多的日子一样，很自然、很平静地到来了。是我的美国同事的热情使这一天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他们决定要为我筹划一个四十岁的生日 Party，美国人认为四十岁意味着人生“over  the hill”，从此以后，人生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在美国，四十岁的生日 Party 用“葬礼”的方式Happy。嘿，我很欣赏这种对人生的幽默感，毫不犹豫地欢迎他们为我“祝寿”。

也因为这个 Party ，强化了我对四十岁的思想。在醒来就是四十岁的那天清晨，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翻来覆去，让思绪随处飞扬。

想起了二十岁，那个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灿烂的季节，却是我人生极其暗淡的日子。我没有走出童年和家庭的阴影，时常哭哭啼啼地忧愁自己和家庭的不幸。那时，我是一个灰姑娘，别的女孩像花一样含苞怒放的时候，我却长得特别苍白和瘦弱，时常生病。在那个需要异性爱恋和目光的年龄，我为自己没有吸引力的外表无比自卑。每天就是幻想自己能长胖一些，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袅袅婷婷，因为所有的衣服穿在我身上都嫌宽大。我渴望得到异性的爱，来填补我在童年缺乏的爱。这种对爱情的渴望，加剧了我内心和外表的双重自卑。这种自卑甚至打垮了我，在二十岁那年，我主动放弃在大学里不错的学业，不，确切地说，我放弃了我的人生。

所以，当我的同伴在回忆她们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的时候，我的记忆一片空白，我的履历里没有“青春”二字。

那么，四十岁呢？人生最有戏剧化的一幕是：作为一名女性，我在四十岁时得到异性的赞美和爱慕远远比我在二十岁时多。最近几年，身体奇迹般地突然比过去好了许多，越发强健了。大家都诚心地赞美我显得年轻，四十岁还保持不错的体型。可是，事实呢？我的十二岁的小侄女童言无忌：“老姑，你远看还可以，近看实在不怎么样了！”小侄女说的是实话，岁月无情，它或多或少地在身体上留下了痕迹。四十岁的确不再年轻了，像西方这样乐观的民族，也把四十岁看成人生的顶峰，何况在东方？何况是女性？所以，我正处在中国人称为“豆腐渣”的年龄。

但是，与二十年前相比，内心的变化比外表的变化更是巨大：从一个哭哭啼啼的、渴望得到别人关爱的小姑娘，成为了一名独立和坚强的女性，从一个对生活充满恐惧的小姑娘，变成了从容接受命运和际遇的乐观的女性。这种巨大的反差，有时我也惊讶是如何发生的？肯定不是自己的能力，因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也不是爱情，我所有的爱情故事，最后都以悲伤的眼泪作为结局，它徒增了对人生的伤感和命运的无奈。那是什么？是信仰吗？

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好的信徒，我没有强烈的意志去传福音，去改变我身边朋友对人生的态度；我甚至也不经常祷告。我常想：如果我没有火热地传福音，希望周围的人和我一起上天堂，如果我没有迫切地祷告，希望上帝改变我的命运，信仰对我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我在问这样问题的时候，心里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信天父上帝他无条件地接纳我，所以，我也接纳了自己，接纳自己的处境。我信他看不见的手一直在牵着我的手，走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二十岁，也牵着我的手，走过了婚姻生活充满压力的三十岁，他现在又带领我，独自一人安然地步入四十岁，他还会一如既往地牵着我，走过五十岁，六十岁 …… 我信万事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没有声嘶力竭地祈求上帝去改变我不完美的处境，而是从容地接受我的命运，我的失败，我生活中的种种遗憾。当别人问起我的年龄，我轻松地回答，我已经四十岁了；当别人问起我的家庭，我从容地告诉他，我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后来分开了，没有孩子，目前单身，没有碰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当别人问起我的单身生活，我诚实地告诉他，很自由自在，但有时也很孤单。如果说，二十岁的痛苦源于对自己命运的不接纳，那么，四十岁的从容，是因为确信了那无限者对有限者变幻莫测命运的引领和保守。

还有，我深信那永恒者的赐予，岁月不能将它挪走。所以，我在四十岁的时候，跟二十岁一样：喜欢漂亮的服装；喜欢舞蹈，常常一人关在家里，独自跳舞；喜欢骑着自行车，边走边在脑袋里写诗；对朋友忠诚、侠义；做事雷厉风行，干脆利落；热情，对弱者充满怜悯，喜欢帮忙；有丰富的情感，喜欢用文字记录内心的波澜；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内心总是燃烧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永不衰竭的理想主义的激情，等等。所以，四十岁对于我，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时光在流逝，生命像一条河流，不可阻挡地越过各种艰难险阻奔向大海。四十岁的美好在于：你生命的河流所处的位置，离大海更近了。如果问我四十岁有什么祈求，那么我祈求天父上帝他赐给我如海的胸怀和从容不迫面对生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