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连枫

一、主啊,真的是你吗?

2007年初,教会在华杰8B1举行新一届长老选举,轮到刘官长老作为候选人发言时,他提到对教会未来的设想,其中有一条就是“教会要建堂”,那时他认为至少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建堂是非常必要的。不过2007年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就没有太多有关建堂的反馈。
在那次长老选举之后,回到家里,我就常常想起这件事,心里一方面觉得很憧憬,另一方面又觉得不太可能。我是在2005年信主的,那时还是在团契时代中后期,从东升园开始,聚会就不断“搬家”,一开始搬到保福寺附近的小区聚会,然后搬到科贸,再后来又搬到华杰。听到建堂的信息,我心里其实是很憧憬的,可是理性却总是让我发出“这可能吗?好不现实啊”的感喟。有一天晚上,我把自己觉得“不可行”的理由列了下来,竟然写了一页纸。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常常琢磨如果真的建堂了肯定会需要钱的,于是就在这种有点自我矛盾的状态中开始为建堂攒钱。

2008年新年祷告会,金明日牧师来分享《哈该书》,提到韩国一个教会的姊妹们为了建堂把头发全都剪掉变卖了,最后建成了堂并且神大大祝福了他们。我自己就很高兴地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虽然心里还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就建堂这件事,但是更敢去想建堂的事情了,觉得“建堂虽然可能是以后的事情,但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2008年8月,有一天小白弟兄找到我,他说教会要组建建堂筹备小组,希望我考虑一下是否愿意成为筹备小组成员。我回去心里很兴奋,但又觉得有点突然。兴奋的是曾经憧憬的事情如今要纳入日程了,觉得突然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教会事工计划中确实是好像提到过建堂的事情,但是建堂一事突然临到眼前,我还有点不适应,二是,我是不是太年轻了点?我心里问:“主啊,真的是你吗?”祷告中,我想起《哈该书》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过去神对我有那么多保守祝福,垂听了我的很多祷告,如今我也要顾念神的事。我相信这是神要做的事,我虽然年轻,但相信神会帮助我的,他要“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于是我就成了筹备小组的一员。

二、我要在你们中间做一件新事,你们岂不知道吗?

1、我们起来建造吧
在启动筹划的开始,我们讨论建堂所需要考虑的各方面问题。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风险,因为建堂确实是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甚至也没想过的事,实施中究竟会遇到什么问题,会达到什么效果,真的发现有很多不确定性:环境允许吗?是否会影响教会合一?是否会影响其他事工?总之,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神把“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这样的异象放在我们心里,帮助教会完成堂会转型,推动教会申请登记,推动小组牧养建设,又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神过去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看到“是时候该建堂了”,而在分享中看到小组成员也都有同样的看见,于是我就又有了一点信心,知道神如果要做这件事的话,就算前面是红海他也会开道路的。
面对这样多的不确定性,未来该如何应对呢?在草拟建堂方案时,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有些风险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我们还不知道,更是我们没办法提前做准备的。思来想去,发现很多问题真的没有什么回避和应对的办法,但我们没有灰心,因为发现:尽管有些风险看起来很大,似乎没有有效的化解对策,但对于基督的教会却并非如此,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必定帮助我们。
于是,我们就把“信心和祷告”作为最主要的对策。然后,我们把这份看起来“可行性不高的方案”提交给了治理委员会,相信神如果要做这件事,必然会继续向前推动。

建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确认“这是神的心意”的过程,从筹划到实施,方案设定了若干个条件,每成就一个条件就让我们更加确信神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把建堂程序向前推进一步。几个月后,先是教会治理委员会通过了方案,然后提交同工会获得了印证,最后提交会友代表大会审议也获得通过,于是建堂工作就开始了。那天恰巧是我结婚第二天。

2、我神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我们
接下来教会要做两件事,一是要2009年6月底前到位1000万元,二是12月底前能够签约,否则就中止建堂。这是建堂方案中的最后两个条件,若所有条件都成就,我们就恭敬地把这件事交给神,他一定会看顾的。就像迦拿婚宴的故事一样,我们仿佛是倒水的仆人,把水都倒进缸里后,下一步就是由耶稣把水变成酒了。

(1)“五饼二鱼”的祷告成就第一个1000万
作为财务人员,建堂刚开始的日子是比较忙碌的,我们开始设计流程,确保程序公开透明,渐渐形成稳定的工作方式。每主日我们不断收到奉献,弟兄姊妹就好像《尼希米记》当中各家承担一段城墙一样,各自照着自己的能力尽力奉献。有一段时间,眼看就到6月底了,可奉献离1000万元还差一截,教会祷告会感动弟兄姊妹摇动自己的经济根基,祷告会非常火热——天气炎热,内心也火热。我恳求神掰开我们所奉献的资金,就像他掰开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一样。很快奉献又开始上升,有一个主日我们正在一边记账一边思想月底能否达到目标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笔新到奉献与之前的加在一起刚好超出1000万,我们财务小组的弟兄姊妹高兴得都要跳起来,但是由于还没有正式确认公布,所以我们拼命忍住不要大声欢呼,故作镇静,但我想财务室的桌椅板凳其实都已感受到我们的喜乐。神真是听祷告的神,他施恩的手真的帮助了我们。

(2)他敞开天上的窗户再次帮助我们
转眼就到12月了,在神的保守下,经过了种种的困难,教会借着祷告最终完成了签约,并且签下的房子和我们在建堂方案里设定的几个要求几乎一点不差,让人直感叹说“神的时候真是到了”。一年下来两个看似极为困难的条件,神都按着计划帮助我们满足了。简直是太奇妙了,我真的感觉“不是我们伸手在够神,是神伸出手来够到了我们”。我还记得签约成功后的感受,心里不住地在说“建堂真的要成就在这个世代,成就在我们中间了”。从前看起来“可行性不高的方案”,如今真的成功了。这真像是离开船,在水面上行走一样。
不过兴奋之余,教会却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离打款时间就剩两周,我们还有一半资金没着落。这时大家虽然也着急,但心里却都非常平安,而我也非常平安,知道神既然让两个条件都满足了,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把酒倒在缸里了,下一步该是神把水变成酒了。借着祷告,果不其然,两周里,神仿佛打开了天上的窗户,资金铺天盖地涌来,临到打款最后一个小时,资金都还差那么一截,但直到最后一刻又是刚好满足数目。神不打盹,也不睡觉,他的时间不错误,他施恩的手又一次帮助了我们。他的作为真是可敬、可畏,我真是敬畏他。
到2009年年底建堂感恩分享会的时候,有弟兄说经历这个过程,他最想唱的就是“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其实他还没开口我就想到他想唱的就是这首歌,我唱着唱着就感动得流泪了。
神就是这样,一次次地向我们显明、确证建堂是他的心意。他的热心要为教会成就这事。

三、如今我要亲眼见你

神特别借着建堂的经历,让我再一次认识我的神是怎样一位神。

1、神所要的,是儿女对他的爱
在建堂过程当中,我发觉神的心意不难寻见:在神的话语中,常常能体会他对他儿女的心意。其实神什么也不缺,就像是富有的父母,他们既不缺钱,也不缺住的地方,只是希望得到儿女的爱。我从前不明白,既然神明确表示不需要殿,为什么还同意让大卫的儿子为他建殿。现在我明白虽然神不需要殿,但他非常高兴大卫这样爱他,所以神悦纳了大卫的心意。
《哈该书》中,神不喜悦以色列人借口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因为神希望他儿女的心和他在一起,当以色列人找借口的时候,他们的心没有和神在一起,只想自己手中的营生,神就不喜悦他们这样只顾自己。神希望教会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要显在人前,但现实是教会人数不断增多,却没有稳定的地方,神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我想他是希望教会建堂,希望他的儿女回应他。

2、认识他、经历他
圣经上神常常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建堂本身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对创造天地的主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我有时在想,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神不一夜之间成就在我们中间呢?但我想正是这种艰难,才让我们感到凭我们的力量无法成就,只能不住祷告祈求,到成就的日子,才知道这真是神给的,这真是神成就在我们中间的。好像哈拿长久不孕,等她不住祈求终于怀孕生下撒母耳后,就发自内心地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到那时,我想我会更加坚定,神在我们中间,我也更认识他,并知道他怎样听了我的祷告。

3、“我的轭是容易的”
建堂这件事看起来是很大的工程,但这毕竟是神的工作,人所能做的是很有限的。所以具体承担里面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的压力。与主同行,我只需要跟随他,做我该做的就好了。比如建堂财务工作,性质就像“准备好一个空杯子,然后恳求神把它注满”,人所能做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也不必有太大压力,因为神的那部分工作比我的难多了。
如今我在工作或别的事上,遇到难处,也常常思想,神不会不管,做完我要做的,剩下的就是来祈求他,然后压力就小了很多。

4、只要信,不要怕
如果说有压力的话,更多的是来自那种属灵的争战。我的体会就是“虽然也没发生什么,但是总感觉好像随时可能会发生点什么”。几年前信主不久的时候,我问一个弟兄什么叫做“seek Him boldly”(勇敢地寻求神),他说就是“离开安稳的地步去寻求他”,如今我就稍能体会这个意思。这种感觉就像是彼得离开船在水面上行走一样。我想在这个过程中,神是叫我学习不去看环境,只要定睛仰望他,“不要怕,只要信”,得胜就没有那么难。

5、他“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
我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是因为重担都已卸给了神,那还有什么是我要做的吗?我发觉他所求于我的,就是要我有忠心。一方面是要我在他所分派的工作上,竭尽全力。另一方面是要我时常记念建堂这件事。我常常想:自己既然承担具体工作,已经付出了实际劳动,就更应该多多记念、祷告才算配得神的托付,否则如果因为欠缺足够的关注、顾念和祷告,而导致最终没有成就,是多么遗憾啊!所以,每当发觉祷告懈怠的时候,心里就觉得非常亏欠,更觉得非常不明智。因为,如果我投资了一家公司,就把它放在一边,也不关心这家公司运行得如何,我肯定是一个失败的投资者。主耶稣也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没有把建堂时时放在心上,那说明它对我没那么重要。只愿神不住感动我,使我不住为建堂祈求、感谢、赞美。我想到了祷告满足的时候,神必定会带我们进入新堂。

6、神的恩典够我用
神既然分派我做这些事情,他的恩典确实够我用。平时工作很忙碌,自己有时也问自己,又是工作,又是建堂,加上小组服事,还有家里的事,能顾得过来吗?而且有时候,建堂的事情越多,自己的事情也就越多。每到这样的时候,我就不住祷告,求主能帮助我把每天要做的事安排好。我相信他的恩典够我用。神的话确实不错误,他也垂听我的祷告,从开始筹备到现在,就算再忙也有时间完成要做的事,有时候就是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也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神透过这样的过程,让我熟悉他做事的方式,让我认识他是满有恩典的神。

四、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虽然现在还没进入新堂,但是经历建堂签约付款完成,我体会这真是只有神才能做成的事。神的作为奇妙、可畏,他的能力不可测度。所以,神要做的事,是不会因为他能力不够而做不成的,毕竟他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建堂这件事上,我觉得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因为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既然我们愿意,并且神也印证了,相信他也必成就。
每当听到“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恩典”这句歌词,我都会感动、流泪。只愿我能像小孩子一样专心仰望天父的恩典,信靠他的话,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想神既然在我们中间动了建堂的工作,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必然成全这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希奇,在我眼中也看为希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亚8:6)
很早以前,我就被《撒迦利亚书》第8章这幅画面所吸引: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族”原文作“方言”)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亚8:20—23)

只是我今天读到,在这以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 (亚8:9)

咫尺天涯/曾淼

那地方,如今我们都看见了。它就在那里,从来没有离我们这么近过,看得见,摸得着。可是一门相隔,又让我们觉得从未离它如此之远。一“近”,显出的是上帝大能的手;一“远”,显出的是上帝难测的路。两年下来,“建堂”二字已经承载了太多的含义在其中。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寻求并进入到“从天上来的异象”的过程。

2008年上半年我在另一间教会旁听门徒训练课程,那段时间的课程集中讲旧约。在五经神学那部分的讲论中,神应许中对土地和后裔的强调,以及信仰共同体在“约”中的形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我纵观圣经,发现上帝的作为总不离“地方”和“人”。因此,2009年“建堂”事工一启动,我马上将其与上帝对土地的应许对应上,在第一次听到推动信息、奉献方法还没出台的那个主日,就急急火火地冲去取钱奉献了。一方面是我自己很激动,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想传递给教会一个信息:有人很支持这件事。所以从一开始,“建堂”就不是教会少数几位牧者、同工的事,而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我在上帝与我坚立的约中,而这个约是在他所拣选的一群子民中立下的。在教会中,没有一件个体的事与群体无关,也没有一件群体的事与个体无关。这就是我对信仰共同体的理解,也是“建堂”以先上帝预备我的一个方面。

上帝预备我的另一个方面是祷告。2007年到2008年,我每周跟一位属灵导师见面,一起分享,为自己的生命、小组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需要祷告。一开始,这些祷告事项多是从不满跟抱怨开始的。但是这位属灵导师很少给什么建议,她只是跟我一起把这些事放在祷告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曾经放在祷告中的事,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在这位导师的引导下,我学到属灵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课——透过祷告观看神的作为,透过观看神的作为坚定自己对神的信心。于是2009年,我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了每周三的祷告会,带着定意要在“建堂”这件事上看到神荣耀、奇妙作为的心志,并且相信神在群体的祷告中会赐下更大的合一与看见。
去晨祷则更多是带着一种争战的心态。每一天,需要有人用祷告托住“建堂”这项艰难无比的事工,需要有人用祷告来遮盖在最前线争战的牧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也让我们摸到他的心。有一次晨祷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甚至我自己认为那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我们像冲在前面的排头兵,一门心思为建堂这件事能成祷告。但是那天,大概是进入到签约阶段的一个早上,大家祷告的时候都流泪了——圣灵同时让我们看到,教会里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进入到这个异象当中,进入新堂后他们的生命跟喜乐都会受到极大亏损。从那之后,晨祷时大家更多为教会众弟兄姐妹作为一个整体,生命一同向前突破来祷告。那些无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教会,每天清晨跪在主面前切切恳求的弟兄姐妹,成了我生命的激励。是什么给我们手所做的工贴上圣洁的标签呢?是祷告。世人做起这件事来,会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有底气、更有门路。但唯有祷告让这件事变得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再是主事的人,而是用来成神之事的器皿;唯有祷告之后再行动,才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要看有多少人在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如此恳切祷告。

在整个推动“建堂”的实际过程中,最给我信心和力量的,是牧者们在动员讲道和祷告会上分享的信息。那是他们传递异象的时刻!那些信息一次次地把我带入《出埃及记》前15章的各个场景中。原来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过红海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隐喻,生动无比地再现着今天我们这个信仰共同体所面对的一切。在所有资金到位、签约最终成功的那一刻,我把飞信的签名档改成“红海分开了!”我不是过红海的亲历者,但在那一刻,这个事件对我来说无比真实。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

然而故事显然没有在这一刻停止,因为异象还让我们能够展望未来。建堂动员报告中所说的“使教会转型成为宣教型的堂会”才是我心所系。2006年我很想当一个宣教士。每当想到今天中华大地上的福音兴旺,是因着两百多年来普世教会在爱中的恒切祷告,以及西方宣教士们抛下一切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我就泪如雨下。于是我自己单枪匹马地就往外走了,从2006到2007年去了很多藏族的地方,也去了维族的地方,想象着自己在那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2008年初,有一次听到牧师分享宣教的信息,心想:真不容易,终于讲宣教了!由于我之前跟神约定过,以后如果出去宣教的话,一定要由母会差派跟支持,所以结束之后我信心满满地跟牧师说:“就等着教会差派了!”好像我已经等得黄花菜都凉了似的。不久之后,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牧者们是如何地对宣教热心,他们在金钱及祷告上是如何支持宣教,羞愧得无地自容,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以那种骄傲的心态在神的仆人面前说好说歹了。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信仰的不断成熟,以及接触的宣教士越来越多,我终于慢慢明白了宣教不是凭自己的热情能够长久做下去的事情,而是有愿意一生做基督奴仆的委身,并且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背后用祷告托住、遮盖,以及在金钱上甘心乐意的奉献才能够长久做下去。而建堂事工恰恰就是一项在对信心与合一的挑战上、对经济根基的撼动上、对承受外部打击的压力上都堪称为宣教热身的事工。就好比一次高考统练,一次军事演习,建堂事工全方位检验着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深度与韧劲。正是通过这样一项事工,我们的弟兄姐妹会被模塑成为“愿意伸出手来被别人束上,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的一群,而不是像保罗说的“个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相较于一两个人有宣教的热情,整个教会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宣教之心显然更为重要!我在心里无数次地设想着教会以这个堂为大本营、根据地,差派弟兄姐妹去四面八方植堂、宣教的情景,并为之雀跃不已。因此当3月份看到连续的建堂推动祷告会来的人那么少,随后弟兄姐妹的信心越来越低迷,我心里对神的带领充满了困惑;同时也逐渐了解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却提前解甲了。

从2009年底到今年8月,我生命中经历了新一轮跟神的角力。结局不用说,参照雅博渡口即可。当我最终在神面前俯伏下来祷告说“神啊,你想怎样待我就怎样待我,没有什么是我配得的,我只要单单以你为乐”的时候,建堂的悬而未决带给我的困扰,同时也被放下了。我发现我个人的事和教会的事,在我生命中是交织在同一个经纬度上的争战。当我站在这个点上,遥望那地方的时候,神首先让我看到的是我作为受造物与他作为造物主之间的距离,是我被这世界所掳走、需要一次又一次被救赎出来的心与他为我流血舍命、不顾一切的心之间的距离。原来外在的献祭是要首先通过内在的献祭完成的;原来要想进入外面那扇门,首先要进入心里那扇门。
新堂里面究竟有什么?进入新堂以后我们要做什么?与承受地土之应许相对应的,是叫地上万族都得福的回应与承诺,是拓展神的国度、去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信心和勇气。我相信那是上帝的心。也许此刻我可以做的,是问问上帝:我的心离你的心还有多远?

山上的城/李红

昨夜教会祷告会,那种角声甚急,誓死一搏的气息似乎还没有散去,天明牧师在讲台上宣讲《以赛亚书》54章的异象,他正扩张帐幕之地,张大幔子,放长绳子到台角,重重地一脚踏在橛子上;同工们在台上跪在一起,台下祷告汹涌,有人在流泪哭泣;我听到在我里面有呼喊的声音“阿爸父……”
当我落笔这篇分享的时候,我努力想象自己是坐在新堂的主堂里,那是一个平常的午后,阳光透过木格长窗散在前面几排座位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大堂稍靠后的地方,当目光沿着主过道,经过一排排座位,汇聚到讲台上方的时候,我感到了自己的微小。十字架正在那里安静地发出光芒,有管风琴的声音在回响……
随着笔尖在洁白的稿纸上留下一行行墨迹,我的心也在向神和爱我的人说话,就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从去年4月建堂以来的心路历程,愿在主的爱里我们彼此激励。

先从否定票说起

最初会友代表大会对建堂投票印证,我投的是反对票。当时的理由至今听起来也还很有道理,比如,用3000万建一个堂值吗,神的殿不是在我们心里吗?基督徒不是应当在社会中做光做盐,用生命发挥影响吗?我们教会本身还有很多问题,能经得住这一场属灵争战吗?当时教会建堂的热情高涨,祷告会上众志成城,我心里却特别痛苦和挣扎。当我最终把这个问题的思考定位在“纵千人喝彩,我要守住自己的良心”时,投否定票就成为必然。
更难受的是,教会通讯偏偏在这时候约我写一篇建堂感受。我想投什么票是我和上帝的事,我不想高调,不想暴露,但是要拒绝写呢,支吾过去呢,假意赞同呢,还是坦白相告?我突然发现上帝是让我思考我怎样在人前面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尽管内心压力极大,我最后还是选择坦白相告,我投的是否定票。
对于建堂,我的信心曲线是从不信开始,经历了其中几个拐点,到今天建堂似乎无路的境地,我的信心却被神带到最高处。这里面有神一路爱的引导,使我的信心在恩典中得以成长。

两点反思

当会友代表投票高票通过建堂议案,我自觉良心无亏,也能平安面对。这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神开始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提醒我对投否定票进行反思。我发现自己生命中有一些问题,但却并不自知。而神常常用一种剥洋葱式的方法,一次一层,慢慢让我看到我内里的受伤和匮乏,他医治的手让我里面的弯曲变为平直。
第一是我和权柄的关系。在信主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我和权柄的关系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使我在过往的生命经历中错失了很多祝福。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到权柄的不公对待,我对权柄有一种潜意识的抵挡和抗拒。我会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在权柄的对立面,采取一种自尊、自卫的态势。在我心里似乎没有这样的概念,就是神设立权柄是为要保护我、祝福我的。
反映在建堂投票上,我在这件事的判断上缺少了一步程序。投否定票并没有什么问题,自由投票是教会给每一位会友代表的权利。只是在我思考和判断时,没有把牧师和众同工一致同意建堂这件事当做一个重要参数并给予尊重。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一个判断是完全独立的,我的选择如果经过这道程序一定会更加可靠。我很感谢神触摸我生命中的这个问题,他柔软我的心,把我带到一个渴望保护的位置。
第二是我的思维模式。我是一个喜欢说“不”的人,一事当前,我天然的思维模式往往是从否定开始,再去求证它的可能性。对人对事,我似乎很容易看出问题的症结,心里也多少为自己的“洞见”自诩。亿万星空,有人看星星,有人看黑洞。当我看黑洞的时候,宇宙中的暗物质也会被吸纳进来存在心里,从人心里所出的意念自然就会有一些负面、否定、怀疑的话语和决定。
神逐渐让我明白,这是我生命需要更新的地方。神不愿意他的孩子生活在一个负面、否定、问题纠结的世界里,神希望我们活在他爱子的光明国度里,活在信心、爱心和盼望当中,何必在惧怕和忧虑中打转呢?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人生美好的结局已经定了,是信心让我们活着。我开始明白,其实对建堂的一些担心与忧虑,我是可以用更积极更自由的心态去思考的。
然而,尽管有这两点思考,我对建堂本身仍然缺乏热情,心里执着的还是一座属灵的圣殿。那时正是教会捐款1400万的时候,教会各处挂着“起来建造吧”;标注每周捐款的红色箭头也不断攀升。我却好像游移在教会前进的方阵之外,那一票否定票也挡着我,使我的心与教会不得亲近,那时候喜欢看的书里有《泪眼先知耶利米》。

风雪中的敬拜

11月1日那一场风雪中的敬拜,仿佛是寻常的信仰生活中骤起狂澜,让人想到以色列、红海和埃及的马兵。这一突发事件让我深切感到,我与教会、与弟兄姊妹是一个身体,完全不可分隔,当逼迫来临时,这种连接比血缘的亲情还要真实。我们为什么要在户外风雪中敬拜呢?是因为建堂,建堂是守望教会全体的一个决定,我如果属于教会,我就必然要与建堂有份。
当阿迟姊妹邀请大家为网站写一点风雪敬拜的感受时,我写下了这些激情澎湃的文字:

主啊,风雪中你守望教会的儿女向你献上感恩和颂赞。你虽然没有听允我们建堂签约的祷告,却在这北京城最早的一场雪中让我们知道,你的圣殿不在教堂的四壁之中,你的高大华美的圣殿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的不能震动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
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守望儿女在风雪中的敬拜,让在上掌权者看到我们的敬虔,看到我们的克制,看到我们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建堂首先是一场属灵的战役;主,我们感谢你,你让风雪中的守望为北京乃至世界的众肢体教会所瞩目,建堂本是你国度中的事工,你喜悦它在众肢体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中成就;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守望教会的儿女带到风雪当中,我们不再在静默中等待从谈判小组传出的消息,从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建造自家门前的这段城墙。你的圣殿乃是以信心为根基,以祷告为柱石,以圣洁为装饰的。我们不祈求石头变成面包,我们祈求紧紧跟随你,让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守望教会。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虽在风雪中战栗,明天我们会用手摸着你圣殿中每一块砖石而流泪欢呼!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

我爱守望教会。爱就是这么简单而有能力,它轻易拿掉了我心里对建堂事工的拒绝。我突然发现,其实在潜意识里我渴望与建堂和好,我全心拥抱风雪敬拜这个契机,好让自己的心归队。但这时我的信心还是建立在感性因素之上,这还不是真实的信心。

牧师迟到了

3月31日建堂没有拿到钥匙。随着时间过去,建堂一直都没有什么新消息。教会内部气氛沉闷,人心开始摇动,参加祷告会的人很寥落,祷告的声音也很陈套,让人没有力气喊阿们。建堂一事似乎一天天地变得沉重。
有一天的晨祷,天明牧师第三次迟到了。这给我的感受真可说是“震惊”,建堂的压力已经大到让牧师开始变形了吗?我来教会这些年,从没见过天明牧师迟到,给牧师的邮件大多是当天回复,回短信可能只有一两个字,但总是很及时。在我心目中天明牧师是活得很精确的人,但现在牧师却迟到了。
那个早晨,我心里充塞着危机感和愧疚。第一次想到如果建堂失败我们教会会怎样?想到教会里每个人都在分担着建堂的压力,而我的心在建堂这件事上,一直像闲云野鹤,我的态度基本上就是“站着看,走着瞧”。我很少为建堂祷告。不错,我也奉献金钱并不吝惜,但神说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河都是他的,神缺少的岂是这一点钱呢?那天在祷告中我不住地流泪,心里特别想说对不起。
站在建堂压力场的边缘,我回想着从守望教会领受的诸般恩惠,信主以后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在我心里回放。
我是2004年在国外信的主,回到国内是一个周四的晚上,从紧跟的那个周日起,我就一直在守望聚会成长。信主前也曾热情追逐过很多东西,或长或短都无疾而终。让我还未信主的家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次我居然稳稳地扎下根来,风雨无阻地去做礼拜,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教会里我的心多么快乐。
这些年我自己都能感到我的变化很大,心里对神的感激不知该怎样说。在守望教会我在读经、灵修、祷告习惯养成的过程中与神建立了关系,我笃信在这个世界我并不孤单,我是被爱着的。神在我的生命里建立起很多健康美好的关系,弟兄姊妹的欣赏、肯定、支持和代祷让我的自尊被建立,让我的生命变得丰满。

刚到教会时,可以为“真理”横冲直撞,青三团契的很多人都忍受过我的无礼和张狂。当年“愤青”一样的人,如今也在带领小组,在担待别人的软弱了。
在肢体生活中,常常是“偶然的看见和不经意的了悟”让我对自己曾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深深羞愧。一次次想咬破嘴唇的羞愧,让我在神、在人面前谦卑下来,我感谢神每次让我看到自己的不堪,也看到他的不放弃。
信主前常被看作“女强人”。不喜欢这样的称呼,我信主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老了以后脸上会有很多横肉。信主了真好,我开始喜欢穿浅色的衣服,我变漂亮了,我的心也在柔软,神在一路带我归回女性的美好。
我的孩子也在主日学里成长起来,那里有神的祝福,有主日学老师的榜样,小孩子的品格被建立起来,蒙人喜爱。在主里我学习如何做一个母亲,我体尝到单身母亲养育孩子的艰辛,也享受神所赐产业的美好。
神的孩子,在守望教会被牧养长大。 想起刚到教会不久和天明牧师的第一次辅导谈话,那一次是约在牧师师母家。当站在牧师家门外的时候,刚信主半年多的我,心里还有一点要见领导的胆怯。来开门的是天明牧师,特别热情地招呼我进去,然后从他家门旁边一大筐拖鞋中拣出两只合适的,弯腰放在我的脚前…… 谈话中我怀着一个刚信主的小孩的满心苦恼,问牧师“我以前祷告时叫阿爸父,心里都有一种甜蜜的感觉,知道神在听我,为什么现在没有了?”记得牧师和蔼地笑笑,说:“没关系,多叫几声就有了。”—— 以后上圣经学校,读系统神学,也看过不少神学书,但“多叫几声就有了”这句话在我心里始终是关于信仰的一个最温暖的诠释。
……
从那天晨祷开始,我的信心曲线有了一个向上的拐点,建堂是我的事,是我家里的大事,我开始每天认真地为建堂祷告了。

我相信并且祈求

就像要弥补我过去的亏欠一样,我每天会用很长时间为建堂祷告,也把心中的困惑和挣扎全都一一摆放在神的面前。好像每一天都会有好的想法进来,让我的心态更敞开,更主动,让我对建堂越来越有信心。
守望今天的建堂似乎走到一个无路的险境。当经历了会友代表的高票印证,两个月内集资1400万,风雪中的敬拜,动漫剧场的主日聚集,年底的签约成功,弟兄姊妹积极奉献并承受压力和逼迫,我相信是神在一路带领和保守这个过程。为什么3月31日却没有如愿进堂,并且教会的士气一路下滑呢?是什么拦阻了神的祝福呢?
当明天建堂成功的时候,守望教会会是什么样?神会把巨大的恩典与祝福倾倒在守望教会,会众的人数会急剧增加,守望会在中国家庭教会中间引起巨大的示范效应,守望会发起一个更大的宣教、植堂的事工…… 但是,如果守望教会现在有什么偏差,到那时也会同样被十数倍地放大。
当有一天我想到守望的今天与明天,心里就有了平安。教会是神的教会,建堂既然是神放在守望教会的异象,就让我们信靠他,尊重他的时间,让神借着外界的压力,使我们里面生发悔改的心,愿神借着建堂事工,在高温高压下检验教会全体的信心,愿他在我们中间做拔出、拆毁、建立、栽植的工作。并且靠着他永不止息的慈爱,使守望的众儿女可以站住并且得胜。
我相信并且祈求,经历这一切,教会在建堂事工与建造信徒的信心和生命之间会有更好的平衡。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信心才会有新堂。这信心不仅是牧者的信心,不仅是同工团队的信心,也是由每一位信徒构成的守望教会整体的信心。
我相信并祈求,经历这一切,教会里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更加被尊重。每一个生命在建堂事工中被点燃、被激活,每一个信徒想起建堂时心是热的。一个强大的教会令卑微的个体因惧怕而顺服噤声,一个伟大的教会让卑微的人被尊重、被建立。
我相信并祈求,经历这一切,神会带领守望同工团队进入合一,在经历一切高温高压,内忧外患之后,炼就成为一体。愿这种灵里的合一成为守望全群的榜样,将人心凝聚在一起。
我相信并且祈求,经历这一切, 在守望教会看到更多的圣灵的工作。当教会越来越大,机构、制度、条文越来越严密的时候,我们不至于陷入沉闷、辖制与宗教仪文,却可以靠着圣灵的恩膏,使基督真实活泼的爱、生命、能力在我们中间涌流。
我相信并且祈求,经历这一切,教会会更注重神学和信心的建造。今天在我们中间信心杂芜,有人对建堂信心坚定,却并不看重何时建成;有人坚定相信建堂是神的旨意,却认为人做不了什么,神的工作要神自己成就;信心本是使人得胜,我们却往往是在失败中相信天上有个荣美的家乡——我们需要话语、教导和牧养,使我们可以靠着真实的信心,每一天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我相信并且祈求,守望教会成为我们温暖的家。当人们带着心灵的疲惫和生活的挣扎来到这里时,可以得到真实的帮助;当失丧的迷羊寻到这里,他们就不会再离开,因为他们找到一个圣洁有爱的地方,在这里可以遇见神;我祈盼在这里人的生命因真理而得自由,心灵被点燃,潜能被释放,从死亡到复活的神迹每一天都在这里发生。我祈盼守望教会是那座山上的城,城建在山上,发出荣耀的光辉,光所到之处,黑暗就退去,这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山上的城

8月初,教会借着全教会的祷告会、宋军牧师的主日讲道和网络文字事工,开始了新一轮的建堂推动工作。我在7月底被告之,8月底我要做三件事:带领8月最后一周的祷告会敬拜以及主日敬拜;《杏花》建堂专刊的一篇约稿,8月底交稿。8月,因此成为我祷告最恳切、最密集的一个月,也是我的内心改变最多的一个月。不管外面环境有多么嘈杂和不利,我的信心的曲线却一路上扬。
我要在这个时候和教会站在一起,和建堂站在一起。难道还有什么退路吗?我相信这个时刻顶住一切压力、持守建堂的异象就是神的旨意。
我对建堂有了真实的信心,是因为我看到了神对我的引导。从不信的起点开始,神一路让我的心思意念不断归顺,当今日建堂看似无路的时候,他却把我带到信心的高处。我相信神也同样在教会其他人的生命里做工。当我在信心中归回时,相信建堂3月31日志在必得的弟兄姊妹也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思考。神会让软弱的变刚强,让犹疑的心意坚定,让观望的站到队伍中来,让信心坚强者有担待软弱者的心,神将亲自建造,直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我对建堂有了信心,是因为我看到神是超越建堂之上的神。当外在的建堂似乎停滞的时候,他却从来没有停止他建造的工作。在这个时侯,在这个地方,他让人的心意显露,让教会全体的信心被检验。他让我们站在红海前面没办法凭自己的勇力夸口,他挑战我们能够把每主日歌中唱的信仰行出来。我们若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不用去打官司了,我们若相信耶和华是审判全地的王,就让我们一同在信心中恳求他的帮助。
我对建堂有了信心,是因为我相信神的良善。我相信守望每一个信徒为建堂大发热心、积极奉献,国内及海外众肢体献上的所有金钱和代祷,神都纪念。我们小组里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都在因建堂而来的逼迫中丢了工作,另一个姊妹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街道、单位、民警的轮番谈话下,得了肺炎高烧不退,我相信他们为义受苦,神都纪念。我相信守望教会牧者同工对建堂的决绝心志和他们在风口浪尖上所承受的一切重压和辛劳,神都纪念。
我对建堂有了信心,是因为我相信神是救赎的神。神若究察罪孽,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神若清算建堂事工中的失误与破口,我们就宣告建堂失败算了。但神说他来不是为审判,而是为拯救。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是他用爱子的血买赎的子民。神拣选守望教会承担建堂这一荣耀的使命,神也拣选守望教会承受因之而来的一切患难。还记得那位90岁的神的老仆人在祷告会上劝勉我们的话:要刚强壮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这能力使我们胜过了世界。当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炼,神必为我们挪去一切的环境,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这篇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当心中涌动的激情透过笔尖几乎划破洁白的稿纸的时侯,我的心也早已在那个午后飞出了宁静肃穆、空无一人的新堂。但有一天还会回来的,终究要回来的。那可能是在一个主日,守望的儿女在神的圣殿里一同聚集,一个都不少。当诗班的歌声响起,我们一同向神献上感恩,因为在迈向新堂的路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想要放弃了,但最终神带我们走了过来。我们感谢他的恩典覆庇他守望的儿女,他向我们所发的慈爱坚定不止息。

看见建堂的世界/ 许宏

每个蒙神拯救的人可能都称得上是雅各。每个得救的人可能都经过了伯特利。那是独一的真神跟微不足道的“我”发生关联的地方。
人都可能像雅各那样孤独无助。作为一个逃难中的人,在旷野,雅各枕着一块石头就睡着了。然而就在这个夜晚,神站在天梯之上,向他显现。经历过神的雅各醒了过来。他内心深处的惊叹,听起来也许是无数的“我”发出的醒悟和欣喜: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雅各虽仍在旷野,却不再像离家时那样孤单。因为耶和华神的缘故,他经过的已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想记念这个无比受宠若惊的见证。他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把可能是身上带的仅有的一点油浇在上面,他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
仅仅是这样的相遇,雅各已经再幸福不过了。有神亲自的应许,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然而,这位向他显现的主宰不只是应许了他个人的平安,而是要通过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后代祝福世界万族。这个应许是个重申。神对雅各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这么说的。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人的幸福不仅跟家人,也跟全世界联系了起来。即使如此,听完这样的应许,幸福的雅各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许愿仍然集中在他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上。即使他不是一个在逃难中的人,恐怕他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自己的得救竟跟世界万族的事息息相关。
可是,神的应许就这样托付下来了。一个野外露宿的地方,就这样成为神的殿。一代又一代,一遍又一遍,神就这样重申着,不厌其烦。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会发现神的应许真的在实现,而且还在继续。雅各的后裔,经由那晚他梦中所见的天梯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然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继续向东南西北开展。

如同帮助雅各苏醒过来一样,神借着他自己的作为,唤醒着他一个又一个的儿女。他让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向他的世界敞开。在这样的呼召面前,人的渺小跟神的恩惠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就像雅各在神面前所承认的,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
在神拯救的工作继续展开的今天,雅各的经历和体会听起来异常真切。这里分享的一段祷告,就是近来的一个见证。神的应许果真不只是哪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伯特利,的确是关乎世界万族的大使命。

主:
我想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的灵是如此地真实。自从三年多前受洗,洗礼看来一直在继续。因为几乎每次从你的教会出来,总有被你清洗更新的感受。而且这样的感受在增加,今天就是如此。
这说明,罪的肮脏在我里面的根深蒂固。黑暗的权势同样可怕,我根本解决不了。灰心,无奈。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但同样不得不说的是,我感谢你,创造我的你,深知我的需要、我的困境。你的怜悯没有因为我的不配就厌弃我。你在我能够寻求你之前,就一直在扶持我。你一直就是这样。谢谢你,如今你让我越发看到了。

越发看到的,还有你在我身上的作为。你说,我们的身子就是你灵的殿。你在很多生命的里面建造着你灵的殿。就像你当初将亚伯兰更新成亚伯拉罕,雅各更新成以色列,扫罗更新成保罗。你的作为仍在继续。就像今天你借着你的仆人宋军牧师向我们再次展开的你拯救的图景。

在你的教会身处建堂的过程中,你最知道你儿女的光景。来到你的教会差不多四年来,我深切体会着你对你儿女的带领。刚来时,真是没有想到,在自己活着(实际是死着)的环境中,还有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人。这是当时只有在历史书上才大约看到的与众不同,原因不在于人而在于你的与众不同。遥远抽象的真理的柱石,奇迹般地就在眼前。这是我生命中看得到的道成肉身:道真成了肉身,住在我的旁边和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影响我,更新我。

后来,从弟兄姊妹那里,逐渐听说你带领的这个教会的一些来龙去脉。十几年来,这个教会就是在很多人共同经历的这个世界上从无到有,从一两个家庭到很多家庭,从几十个重生的生命到上千个重生的生命。你说,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单单依靠你的灵才能成事。以前根本看不懂这句话究竟在说什么,就像不明白道成肉身。现在,你拯救的这些生命的见证,像反光的镜子,解释着你话的意思。

主啊,我想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因为你不仅展现着你所带领的这个教会的真实,还展现着你在不同时空下不同地区中教会的真实。
今天,你的仆人再次提醒我们所处教会的来源、使命和归宿。这个教会跟你最初设立的是一体的,是一脉相承的。从你降下的灵得能力,做你的见证,直到地极,等候你再来。建堂是这中间的一步。就像你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各地兴建的教会那样,你通过拯救各地的生命让你自己的名在全地彰显。
一周前,你的仆人把建堂放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当中。不仅是近来几十年的历史,也通过上主日前的十字寺之旅,让我们看到你救人的好消息在几百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感谢你,无论这几百几十年都发生了什么,你播下的种子没有断绝,你一直是护理这世界的主。

三周前,在万里之外的雅加达,你在那里的仆人分享着你在当地的教会是如何经历16年的时间建立敬拜你的会堂。其中的难处是我不能想象的。然而,你在那里的恩典同样丰盛。
感谢你,两三周前,你也通过聚集各地媒体的弟兄姊妹,分享你在埃及、苏丹、肯尼亚、喀麦隆、尼日利亚、马来西亚、俄罗斯、乌克兰、菲律宾、印度、英国、美国、挪威的作为。各地都有各地的难处,但你传到地极的应许却都在继续。因为你从没有应许没有难处,你应许的是你国度的降临不会改变,无论是怎样的难处。

有时,我会想这样宏大的图景,跟我这样的小生命能有什么关系?就像你仆人今天说起的马丁•路德的小手。有没有,似乎都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这是我认识你之前不知不觉挂在嘴边的话。可是,现在,不光是我,我看到很多我这样的小生命,历史中的,如今的,都因为你的道成肉身,你在十架上的死,你的埋葬,你的复活,被你带到你展开的巨大时空中,一个个小生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连于你。无论日常看似微小或巨大的问题和难处,工作的,家庭的,独身的,婚姻的……统统都要通过你才能解决。
主啊,能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真是幸福。这都是你信实的缘故。你让我感受你创造、拯救、更新的工作,虽然只是其中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已让我惊喜不已。

也正是因为越发经历你丰富的恩典,我仍然常处的黑暗才更加触目惊心,我也更加无助。以前可能还想过人的办法,现在,求你怜悯,让我进一步渴慕你的话语,求你的灵进一步深入我的内心,求你完全掌管我的一切,也捆绑黑暗势力,让我完全成为你灵的殿。

主,求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你继续更新使用我们,成为你整全信实的见证,让得救的生命天天加到你国中,无论在这地还是海外。

 

2010年8月29日晚。

红色殉道与白色殉道/游冠辉

在灵修神学史的著作中,殉道通常都被作为第一种灵修传统来讨论。侯士庭(James Houston)在《灵修神学发展史》1的第一章论述的就是“殉道见证者的记号”;席兹瑟(Gerald L. Sittser)在《深井之水——从早期殉道者到现代宣教士的基督教灵性》中一开始讨论的也是早期殉道者的灵修传统。在此,灵修(Spirituality)不再是狭义所指的读经、祷告和默想等灵性操练,而是指灵性生命的一种表现形态。

希腊文“见证”一词是martyria,英文martyr (殉道者)就源于该词。其实在希腊文中,见证与殉道是同一个词,见证基督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希伯来书》11章谈到信心的时候,列举了许多的见证人,其中包括了忍受酷刑,甚至被杀的殉道者:“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来11:36—38)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是殉道的原型。“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门徒要跟随耶稣,就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

殉道在基督教灵修传统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我们不理解殉道,便无法真正理解基督教灵修的意义。早期基督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殉道者的鲜血之上。从新约时代到4世纪初,基督教整体上是处在被逼迫的状态,为了持守信仰,不向异教的风俗妥协,许多信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基督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红色殉道。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和福克斯的《殉道史》(The Book of Martyrs)中充满了红色殉道的见证。我们回溯早期教会历史时会发现,殉道者的鲜血的的确确成了“教会的种子”。优西比乌为我们记载了早期信徒殉道的大量见证。
在早期教会的前三个世纪,罗马皇帝颁布敕令要求人们在诸神和皇帝之像面前献祭,基督徒也不例外。许多基督徒为了忠于基督,不愿意在偶像面前献祭,结果受到种种的折磨,最终为主殉道。这些基督徒中,有神学家、教会领袖,也有普通的信徒。2世纪杰出的神学家和护教家查士丁便是其中一个例子。查士丁是在看到几位罗马基督徒被残酷处死后信主的。殉道者对于信仰的忠贞不渝、面对危险和死亡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平静深深触动了他。信主之后,他明白了基督徒为什么愿意为主而死:“纵然被刀剑所杀、被钉十字架、被丢给野兽、被锁链捆绑、被火焚烧,被其他各种酷刑折磨,我们仍不放弃信仰。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相反,我们越是被逼迫、殉道,越多的人因着耶稣的名成为信徒和敬畏神的人。”2罗马总督鲁斯蒂克(Rusticus)审讯查士丁的时候对他说:“立即顺服诸神,听从君王。”查士丁回答说:“顺服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不应受到指责或审判。”当他被问及所信的是什么时,查士丁回答说,他所信的是创造天地的神和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基督徒。他的同伴们面对同样的审讯时说:“我也是基督徒,因为我敬拜和尊崇独一的真神。”看到他们不肯否认基督徒的身份,总督便对查士丁说:“听着,你被称为有学识的人,你以为你知道真教义;如果你被鞭打、砍头,你相信自己会上天堂吗?”查士丁回答说:“我希望,如果我承受这一切,我将得到他的恩赐。因为我知道,所有如此活着的人,必有神的恩惠为他存留,直到世界的终结。”总督接着问:“那么你认为你会上天堂获得补偿?”查士丁坚定地说:“不是认为,是深知和坚信。”总督问清之后,便命令查士丁祭拜偶像,否则便要无情地惩罚他。查士丁和他的同伴们都对总督说:“你该做什么就做吧!我们是基督徒,不会向偶像献祭的。”最后,他们被鞭打,然后斩首。 3查士丁的见证和护教著作带来了很多人的归信。

早期殉道者中,最震撼人心的殉道当属士每拿的主教波利卡普。当时,亚细亚经历大规模的逼迫。波利卡普被捕前三天,在祷告中见到异象:他头下的枕头忽然着火,被烧成灰烬。波利卡普知道,他将为基督的缘故被烧死。他本有机会逃脱,但他放弃了,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就要成就了。罗马官长劝波利卡普说一句凯撒是主,给凯撒献一点祭品,就可以获释。波利卡普拒不接受。他们看劝说不成,就恐吓他,把他推下马车。波利卡普泰然自若,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之后他被带进竞技场。进入竞技场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波利卡普,要坚强些,像条汉子。”他继续往前走,总督上来劝说他以凯撒的名义起誓放弃信仰,诅咒基督。波利卡普回答道:“我做他仆人已有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么可以亵渎拯救我的君王呢?”总督便威胁要把他丢给野兽。波利卡普依然毫不动摇。总督便再次恐吓说,既然你不在乎野兽,我就用烈火把你烧成灰烬。波利卡普回答说:“你所谓的烈火不过转瞬即逝。在未来的审判和永恒的惩罚中,会有你所不知道的烈火等待那邪恶的人。你还等什么呢?赶快做你想做的吧。”波利卡普被烧之前,行刑的人要把他钉在火刑柱上。他说道:“就让我这样吧,用不着钉子,那位能让我忍受火焰的也必能让我在火焰之中纹丝不动。”最后,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感谢神使他得以进入殉道者的行列,成为蒙神悦纳的祭物。波利卡普的身体在烈火中如同被冶炼的金银,而且发出一股扑鼻的香气。刽子手看无法烧毁他的身体,就用刀刺他。他的身体一遭刺,血流喷涌而出,浇灭了熊熊的大火。四围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惊:蒙召的信徒与非信徒有如此大的区别!我们在波利卡普的殉道过程中,看到的不是受死的残酷,而是向死亡夸胜的荣耀。4

优西比乌的《教会史》还记载了许许多多早期殉道者的见证。但是,早期殉道史中一个很著名的见证,即佩尔培图阿(Perpetua)的殉道,优西比乌却没有记载。故事发生在北非的迦太基。佩尔培图阿是一个年轻的妇女,她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她就被捕入狱。由于她出身名门,她的信主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因此也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她在异象中见到自己要归回天家,知道她不久人世。他父亲一直恳求她说:“不要抛弃我而招人谴责。想想你的兄弟,想想你的母亲和姨妈,想想你的孩子,你走了孩子还能活吗?放弃你的骄傲!你会毁了我们所有人!”周围的人都敦促她向皇帝和诸神献祭。她不肯妥协,口里不断地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最后,总督把她扔给野兽。在她的脸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殉道者得胜的荣耀:“他们得胜的日子来到了。他们充满喜乐地从监狱迈向圆形剧场,仿佛是在走向天堂,他们的表情平静,闪烁着的是喜乐,而不是恐惧。佩尔培图阿脸上充满了荣光,她平静地向前走去,让人感到她是上帝所爱的,是基督的新妇……”5

早期的门徒不仅把殉道视为为信仰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们甚至渴望殉道,与主一同受苦。安提阿的第二任主教伊格纳修就是个例子。在给罗马人的书信中,他写道:“请原谅我这样说,但是,我很清楚,殉道对我来说最好不过:因为我这样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门徒。但愿一切可见的或不可见的,都不会阻止我得着基督。不论火烧、被钉十字架、与野兽搏斗、筋骨断裂、四肢残缺不全、粉身碎骨甚至魔鬼的百般折磨,只要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我都欣然接受。”6伊格纳修所提到的那些逼迫令人不寒而栗。人性本能地会抗拒这样的遭遇。为什么他竟然会以殉道为自己的夙愿?因为,基督所喝的杯,他也要喝。他为自己能配分享主的受难而喜乐。他相信,经过殉道,他的生命会更加纯净:“我是上帝的麦粒,野兽的牙齿将磨碎我,由此,我将变成纯净的面包。”7

在司提反、查士丁、波利卡普、佩尔培图阿还有伊格纳修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基督的绝对委身,对复活真实的盼望,以及对黑暗势力和死亡的夸胜。在牺牲生命与忠于基督之间,他们选择了基督。用波利卡普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可以亵渎拯救我的君王?!”他们知道,敌人可以杀死他们的身体,却无法杀死他们的灵魂。有一天,他们要复活,进入完全的荣耀。在殉道的过程中,身体所经受的考验极大。肉体的痛苦几乎难以承受。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灵界黑暗势力的压制。然而,他们对主的忠贞和对复活的盼望胜过了对于肉身痛苦和死亡的恐惧。他们面对苦难和死亡依然充满了得胜的喜乐和荣耀。“这些刚强的人乃是会众的柱石,他们独自抵挡来自恶魔的各样攻击,忍受种种折磨,好像急着去见基督一般;他们以此证明,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8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以后,不仅颁布米兰敕令,结束了对基督教的逼迫,而且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受到世俗化严重的侵蚀。从此,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不再受到逼迫,红色殉道成为过去,信仰基督教成为一种时髦,殉道者们所确立的做门徒的标准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殉道的精神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改变了形式。为了对抗教会的世俗化,有一批基督徒跑到沙漠去苦修,成为沙漠修士。沙漠修士被人称为“不流血的殉道者”(bloodless martyrs)。早期殉道者的精神激发了沙漠修士到沙漠过苦修的生活。他们愿意通过苦修来治死自己的肉体,他们生命中满怀着为主而死的激情。

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33)又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36)这话真实地摆在殉道者的面前,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爱主。他们的抉择是生死的抉择,更是在基督与世界之间的抉择。今天,我们虽然没有面对生死的抉择,却常常面对基督与我们的工作、家人之间的抉择。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大多数的人不会面对殉道的问题,不会为信仰而丧失性命。不过,殉道的本质并不在于勇敢或高贵地面对死亡,而在于对基督绝对的忠贞和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向黑暗势力和死亡的夸胜。其实,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应该是殉道者,只不过殉道的精神在不同的处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它有时表现为流血牺牲的红色殉道,有时表现为克己苦修的绿色殉道,有时则表现为主舍弃一切的白色殉道。9

如果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要背负的十字架,那么,今天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对主忠心,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呢?
用宋牧师的话来说,对主忠心首先体现为遵守十诫的第一诫——效忠独一的真神。世上的政权常常要与基督争夺至高的主权,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中国也不例外。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试图消灭基督教没有成功,就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来控制教会,让教会完全服在政府的权威之下。赵天恩牧师说,在三自运动中,中国教会在政治压力之下,大部分传道人妥协了。“他们被惧怕所控制,以至于走妥协的道路。那一代的传道人,多数知道基本福音的好处,却少有人知道走十字架道路的意义。只有少数人如王明道、林献羔等敢为神的真理挺身而起,他们对主忠心的代价是极有意义的,也在中华大地结出了累累果实。”10 然而,神还是保守了一些忠心的仆人,他们为了忠于独一的真神,选择了十字架的道路,宁愿坐监甚至被杀,也不向世俗权柄低头。六十年过去后,虽然中国社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会的外部环境相比之下也更宽松了,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政府仍然试图用自己的权柄来控制教会,限制教会的发展。对于坚持教会自主性的家庭教会,政府依然想要把她们纳入三自体系。近些年来,政府冲击家庭教会聚会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天的教会仍然面临要坚持教会的自主性还是屈从于政府的选择。也许我们因不屈从,要经历飘流动荡,甚至监禁乃至殉道的可能。然而,当对主的忠贞胜过对黑暗权势的时候,我们便能和彼得一样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徒4:19)

除了面对政权的压力选择顺从神之外,对于大多数的信徒来说,今天忠于基督更多地体现在对抗世俗上面。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代,人们连基本的廉耻都已经丧尽,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已经模糊。这是一个虚谎的世代。各种伪劣产品、有毒食品充斥了整个市场。说谎被视为理所当然。有一次我买水果被短了一半斤两,我提出质疑时,卖水果的人理直气壮地回应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要不然哪有这么便宜!”水果摊上如此,办公室里亦如此。有时候,你不作假便要得罪人,甚至无法工作。这时候,你选择什么?这是个淫乱的世代,人们对于同性恋已经开始视为平常,婚外性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如果你作为牧师不为同性恋伴侣举行婚礼,便有可能遭到起诉。这时候,你选择什么?在人人都视未婚同居为理所当然的时代里,你若是教会的带领人,会选择对未婚同居进行惩戒吗?这个时代看似比以往更看重人权,珍视生命,可是堕胎却像闭眼做一场梦那样的便捷。转眼一个生命就消失了。如果你所怀的胎带给你不便,甚至风险,你会如何选择?……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比生死的选择要容易。其实,它们本质上一样难!我们若不向自己死,便无法让基督在凡事上做主、做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若无法让基督做王,当我们面临生死抉择之时也无法选择殉道。切斯特顿说,圣法兰西斯把殉道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11为了基督,他学会每日向自我、肉体、权利、成功的试探死。正是向基督而活的委身使法兰西斯成了殉道者,尽管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殉道,因为委身于基督要求他向自己死。向自己死带来在基督里的生。而正是在基督里的生在某些处境下导致了实际的殉道。殉道是为基督而活的结果。

虽然今天,我们中间多数人不会经历红色殉道,但是,我们若能体会对基督王权的绝对忠贞,在基督与世界之间,我们若坚定地选择了基督,就必定能体会到殉道者对基督的情怀。在白色殉道的意义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殉道者。让我们无论在艰难的时代还是在和平的时代,都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黑暗的权势,持守对主的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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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士庭:《灵修神学发展史》,中福出版公司。
2 Gerald Sittser, Water from Deep Well-Christian Spirituality from Early Martyrs to Modern Missionaries, IVP,2007, p.33.
3 参见  HYPERLINK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anf01.viii.xi.html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anf01.viii.xi.html。
4 参看优西比乌《教会史》,173—181页。
5 Gerald Sittser, Water from a Deep Well,p.36-48.
6 参看优西比乌《教会史》,145—148页。
7 参看优西比乌《教会史》,145—148页。
8 《教会史》,208页。
9 参见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Penguin, 1993, p.15。
10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中福出版公司,1997年,59页。
11 Gerald Sittser, Water from a Deep Well,p.36-48.

建堂:怎能忘记弟兄姊妹?——从社会学等角度看守望教会建堂/Jerry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等角度,认为建堂会成功,但需要时间。在当前微妙的形势下,教会内外都可有所作为,尤其教会内部,更加关注弟兄姐妹,是重中之重。回顾、展望并引发建设性思考,是本文写作目的。
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守望教会建堂,包括由建堂引发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户外聚会、租赁会场甚至相关事工活动,以及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实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的公共事件,颇具影响力。这也理所当然,毕竟我们身兼天国子民和社会公民的双重身份。
从属灵的角度,守望教会和牧者们都早已述备矣,此不赘述。而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公民、基督追随者和守望教会会友,我更愿从社会学等角度多说两句,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守望教会的异象原本就有浮出水面,进入社会主流的成分。所以,从现在的形势看,其实某种程度上,包括有关部门在内的许多社会主流人士,已认识到这个异象对教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政府有关部门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此备加关注也是必然的。但由于历史上以宗教名义结党结社反政府行为之屡见不鲜,加之守望教会借建堂之举,有挑明要解决政教关系中由来已久不合时宜之成分,问题之激烈,情况之复杂,又无先例可鉴,令当局高度紧张也不难理解。

事实证明,我们守望教会,并无政治问题,这可能也是政府长期关注、长期光顾,又长期无法定性,不能“严加取缔”,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也说明现阶段的微妙形势: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仍然坚持不让守望进驻新堂,一方面又有限度地默许守望租赁某处会场长时间稳定聚会,当然租赁也限制在相对偏僻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这种亦收亦放、不收不放之间的张力,让人明显感受到其在此事上的颇费思量,尤其是心态上的如履薄冰。
显然,政府有关部门担心一旦处理不慎,比如,如果不让守望有聚会场所,有可能再次迫使我们去公园户外崇拜,必然再度引发海外媒体关注,甚至不经意间给了相关势力“炒作”的机会,届时政府有关部门岂不更要头大如斗,夜不能寐了?

回顾过去一年来守望教会建堂的进程,感谢上帝,我们如今毕竟不是活在“反右派”、“反右倾”、“反四清”、“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那个随意践踏人权捏死人就像捏死蚂蚁一样的时代。守望教会弟兄姐妹,也不是建国后政府有关部门的专政对象。毕竟政教关系,说到底终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对待。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守望教会及其守望人,这个群体已是北京各个社会阶层的主流人群,如果有关部门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对国家来说,尤其对首都来说,后果将如何?这涉及稳定大于一切的问题。

因此,个人觉得,当前政府有关部门对待守望教会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并有所作为的空间。
毫无疑问,正如天明牧师所言,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爱我们的人民,我们顺服在上掌权者,这些都没问题,也必须如此;当然,任何人也都会认同的是:爱,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同时,还含有某种程度上的坚定、智慧,甚至勇敢地发出诤言、正义之怒。

经上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但并不代表“不发怒”;究竟是“易怒”还是“义怒”? 取决于动机及是否合宜?是否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制?这方面的平衡,守望教会一向处理得很好。
但是,有两点需要厘清的是:
第一、耶稣我主,万主之主,耶稣我王,万王之王。
第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什么意思?一言以蔽之,这是两个国度的考虑,也即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在恩典和真理面前,守望应该靠主做那该做的事,把建堂的进程和结果都交给掌管一切的上帝,成或不成都在他手里;但在世上权柄面前,守望必须考虑一个因素,即成功需要时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守望建堂(包括教会登记)虽不能说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至少确实是建国后家庭教会的大事。感谢上主拣选守望,使用守望,定意透过守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成就他在这个时代注定要成就的异象和使命。(哈利路亚!)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守望教会也可视为中国教会发展的风向标,一举一动,很可能牵动整个中国全身的神经。
从一个角度看,守望教会治理委员会,治理一个差不多1千人的群体,尚且要面对许多复杂的事情和局面;试想一想,中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13亿(实际人数更多)的人口大国,1千:13亿,这是怎样的比例!中国人口众多,社会阶层、民族成分复杂,政府要面对多少复杂又复杂的和难以想象的局面啊!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偌大的北京城,能找出几个像守望教会这样的教会,会众普遍既斯文,又有知识、理性,主任牧师还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心平气和面对面进行例行公事的交流?政府岂能不予珍视?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岂能恣意干扰宗教自由?

我当然不是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只是客观地平心而论。有不同意见者,且不说让你出将入相管理一个大国或某个部委,只请你试试管理一下守望教会实名制论坛,或其他相关事工之一部分,看你能否让各方都满意,让每个人都满意。容易吗?

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自秦汉以降二千多年来严格实行并不断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现在的中国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历史和传统的影响,因此,我们的国情既和欧美明显不同,也和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韩国不同。
有人比较之后评论说,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是一个自私冷漠又懦弱无能的民族(这可能也是无神论的爱国主义教育者始料不及的),所谓的“大国贱民”,缺少韩国民族那种血性、韧性和不顾一切的民族气质;看看今年人们热烈谈论的世界杯,连在复制我们三四十多年前文革作风的朝鲜的球队,我们中国足球队都远远不如。
其实,中国这个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即使达到或高于韩国基督徒占整体国民40%的比例之后,中国是否仍然是那个中国?国情和民族性是否会发生根本改变呢?

且不说“黑暗的中世纪”,也不说《基督教会史》中那些相互残杀的派系斗争,让我们单看《力阻狂轮》中朋霍费尔所处二战前后的德意志民族,战争狂人希特勒(有人认为他就是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同样可大行其道,举国拥戴,包括教会,都为之鞍前马后。再看纪录片《德意志的胜利》,那些年轻纳粹脸上流露的热情、幸福、祥和的神情,一点都不矫情,丝毫都不做作,年纪稍大一点的弟兄姐妹大概会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那不是如出一辙、似曾相识吗?

因此,身处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除了过去失落的伊甸园和将来必然到来之天国,人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乐土。
牧者们常说,人性就是人性。引申开来,个人也觉得,中国就是中国,汉族就是汉族,身为守望教会领袖又是少数民族的主任牧师,必须再一次正视并思考这个现实。毕竟教会是由一群个体组成,单枪匹马从来都不是守望教会考虑的策略;应该注意的当然还有,现在是以一个教会进行整体发展的时代,而不是早期阶级斗争下个人殉道的时代。

个人以为,守望教会营造一个让人感觉爽歪歪的氛围(事实上那也来自圣灵的恩膏),固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体验内心的平安、甘甜和荣美是基督徒在世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基督徒在世生活则更像《天路历程》,在渡河之前,属灵生活中除了战斗、战斗还是战斗(离开主,就是永刑,必须死守)。
当然,我们也必须深刻认识到属灵争战唯一的、真正的仇敌是撒旦,其他如果有的话,也都只是暂时的斗争对象,政府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我们还要争取他们灵魂不至灭亡。这也是天明牧师一贯的强调。所谓解决政教矛盾,开始的、过程中所附加的和最终成就的一定都是爱:基督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永远的爱。
否则就真歪了。

经上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爱,可以被圣徒保罗称为“长、阔、高、深”呢?
这是奥秘。无法想象!
但我们能想象,假如一位弟兄深爱一位姐妹,他会尽一切努力去讨对方欢心,会无条件地付出、无条件地等待,为了对方愿做一切;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对方的幸福,甚至完全被动、无所作为,也甘心情愿。
因为“爱是恒久忍耐”。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微妙而可以有所作为。对教会外部,一方面守望教会当然要避免再走与有关部门完全对抗或妥协的两个极端,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各界舆论的支持,等候有利时机,最好是创造政教两方一起寻找建设性合作的可能性,实现共赢。
对守望教会内部来说,则更有一番天地大可作为。几年来,其实从教会登记就已开始,守望教会许多弟兄姐妹行了所当行的,持续不断地尽上当尽的,教会(尤其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政府有关部门、众房东们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相关单位,都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有几次甚至达到快要崩溃的临界点。回想起来,既惊心动魄,又让人回味。

既然如此,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再一次安静吧,不是不能,而是有能力时选择不做。为着爱,基督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无条件的爱,为着对方的益处,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哪怕是回旋的余地,让相关当事人,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感到压力,而不是被攻击,感到爱和怜悯的可贵,而不是把弟兄姐妹们的信仰误读为过于常人所能理解的宗教狂热。
当然啊,这可能还是夏虫不可语与冰者,说不明白,毕竟这是两个国度的事情,但主耶稣道成肉身不就是为要拯救我们这些做了连自己都不晓得做了什么的人类吗?

其实,这些行为同样也反作用于教会和弟兄姐妹自己,因为关系双刃剑,正如马丁•路德•金在解放黑人的同时,也解放了白人一样。
比起从前,我们教会已经有了可以自由敬拜永生神的会堂,我们也已经可以相对自由拓展上帝的国度,使更多人做主的门徒。如果一定非要逼熟现在并不成熟的果子,那很可能恰恰反映我们的信仰生命,尤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的信仰生命,还需要进一步成长、成熟。
所谓瓜熟自然蒂落,勿急啊!

否则,诚如守望有的牧者所言,过犹不及,原本上帝心意的“建堂”,就有落入人心中“偶像”试探之嫌疑了——大过神,就是拜偶像,不管有形还是无形。

而且,更让人担心的是,建堂现在看来,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了,但政教关系矛盾的实质,却没有真正解决。会不会有下一轮更难预料的事情出现?会不会有更多的不相关者为此买单?当然我不是说做这些事没有意义,为主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

但正所谓人若逼急了,啥事都能做出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身为这块土地上的管理者——政府及有关部门,自然有责任也有权力管理他的国家和人民。常言也说物极必反,倘若政教关系的性质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历史上那些血腥可怕的某某事件,会不会再以另一种类似的方式重演,却难说了。

当然,上帝护我兮无惧!即使死又何足惜!
且不说殉道还轮不到你。问题关键其实在于,这不是为真理殉道,也不是为教会献身,这些不必要的牺牲或浪费,原本可以避免,我们靠圣灵而生,为什么一定要靠血气而胜呢?

就目前形势而言,我们真的需要再一次好好地休整体整,再一次好好地享受神所赐的每一天都要我们享受到的永远的生命,再一次好好地和家人相处,再一次好好地进行教会内部建造,再一次好好地开展我们现在能开展的事工(个人以为,为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敏感部门敏感地区敏感人群的敏感事工可考虑暂缓,现在引爆雷区继而引发连锁反应为时尚早,还是等政策或形势松动时再做为宜)。
更重要的是,怎能忘记弟兄姊妹?让我们把多出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更加关爱我们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上吧。

地上有形的教会(且不说天主教、东正教),不管是基要派、福音派,还是路德宗、加尔文宗,说到底最终还是由每一位弟兄姐妹组成,没有弟兄姐妹,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自然也就没有从弟兄姐妹中选举牧师、长执、同工等服侍人员和建立治理委员会的必要了。这些牧者同样也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没有主和十字架,更没有我们这所有一切的一切,这才是根本的根本。

人的信心和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些常人眼中不俊美的肢体,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会友,上主定意让他们越发俊美,因为他的旨意原本就是如此;那些成长中幼小、软弱的生命,更需要我们的牧者和相对成熟的弟兄姐妹们细心、小心、耐心、用心地看顾和呵护,看看守望论坛中那些“又有离开北京的想法了”,“端午节之后的迷惘”等等,诸如此类的贴子或心声。教会弟兄姐妹的心,尤其是姐妹们的心,在爱的环境中,普遍敞开、真诚、美好,但也敏感、脆弱、易受伤,而低潮、软弱原本就是属灵生命的常态。当年我也曾几次流着眼泪离开教会。感到偌大的教会,缺乏爱,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当然,让我们成长的是神。但作为神所爱的儿女,我们所要尽上的弟兄姐妹的本分,真的是太多太多。

我们自然不是寄蜉蝣于天地,朝生夕死,转瞬即逝,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从长计议吧!当上述这些真正做好之后,反而能在教会上下形成更大的合力,面对将来更大的挑战和成功。当然,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成为施者和受者。难道这样不好吗?难道人心深处的建堂真的比外在的建堂差吗?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道路坎坷,爱会给你无穷无尽力量”,“爱在哪里,神在哪里,教会大大兴旺”。
让我们一起关注弟兄姐妹吧,特别关注那些在黑暗中、在角落里、在舞台上远离所谓“正常视线”的弟兄姐妹吧,尤其是个别在公共场合常发出不合时宜声音者,甚至像根刺在教会中存在的弟兄姐妹,尽管比例极小,上帝既然把他们放在我们中间,自有他的美意。不要以为这只是相对成熟、有负担的弟兄姐妹的事,至少你可以祷告,只要你有愿做的心,上帝的灵都会动工,做多做少,都是善工。

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关注吧,毕竟我们每一位都是连于基督耶稣的肢体。“一处受伤,全身疼痛,肢体本是这样。”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需要,还有他们的成功,真的更需要我们在基督里,用十字架上的爱、无条件的爱、永远的爱,一起分担、共享。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但还不够,让我们加油!

“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是朱元璋攻下南京后名士朱升的建议,也是大明帝国在元末军阀混乱,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中,最终奠定二三百年基业的重要原因。
所谓“广积粮”,是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好兵、马、钱、粮;“高筑墙”,是做好预防工作,让别人无法来进攻;“缓称王”,是做好舆论工作,不要过早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

新中国领袖毛泽东先生早期对日抗战的《论持久战》,诸如此类,都可以借鉴。这些固然都是世俗的智慧;但从另一角度看,也包含着相对真理。
我相信除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绝对的真理外,其他宗教、学说和政治理念中都含有部分相对真理,倘若这话成立,那么,这真理也一定来自那位自有永有的主。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1:17)
那么,守望教会建堂这场仗其实已经胜了,肯定胜了!
那位至高者全能神,那位复活胜过死亡和撒旦的基督,保证了一切都在他手中,万事互相效力,一起成就他的旨意。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且不说国内外形势对我们守望教会有利,也不说我们守望教会每天坐收聚会场地的租金与开发商滞纳金之间的经济利差,想想社会学等学科中那些在那个时代曾经叱诧风云几乎主导一切的理论、思想和观点吧,现在它们已渐渐淡出时代的视野,终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可是,我们建堂成功,却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我当然不是指很远。

如前所述,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再来一个60年,我们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尤其政治领域,可能依然很难真正迎来像西方,尤其是美国那样的未来,再怎么学习、模仿和移植,再来一次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又如何?所谓的从器物到制度,由改良到革命,当时失败了,现在能否成功依然难说。且不说主观上他们皆热情躁动有余,冷静沉稳不足吧,仅从政权本质而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永远都是这个体制的核心,要想真正地根本地改变这个老大帝国,实现所谓的三权分立,自由民主,难矣!
但宗教信仰领域却非如此。由古至今,神灵世界对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不管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所谓秦皇汉武,一代天骄,中产小资,八辈贫农,无一例外。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伟大领袖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高称无神论,却依然要造出一个“红太阳”,让亿万国人“敬”他,“拜”他,这也是让罪扭曲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国和中国人民不能没有信仰!

唯有上帝圣灵的介入,人心才能真正改变,唯有人心的真正改变,这亿万丑陋的中国人,这个让人又爱又恨又始终无法割舍的中国,在诸多层面和领域,才可能发生真正的质变。
我们守望教会是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我们要靠主照亮这弯曲悖谬的时代。
让主爱从我们开始吧,让主爱从我们守望教会的每一位开始吧,让我们在宗教领域,在现有国情、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继续领先,做开拓者,跑那当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成就建堂乃至教会登记,真正解决政教关系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至少可以修正现有法规,尤其是《宗教事务条例》中相对滞后的成分。

我想,守望教会建堂的成功,时间不会很久,不知不觉中,上帝的时间就到了,就像主说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人们无法推知,却必将来到。
如果我们撒种了,我们浇灌了,即使,我说即使,我们却不能收割,那又怎样?自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在永生神的永恒的旨意里,我们有份,这原本就于愿足矣!这些话说出来多少过于高言大智和学术分析上的理性,也有点轻飘飘,正如西谚所称,真正“穿牧师的鞋子试一试”,感受并不一样,做起来的确很难啊。
但正如天明牧师一贯的教导,我们必须靠主胜过、放下、交托、仰望、安静、等候,必须!

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万军之耶和华的旨意永远长存!
让我们静静等候大而可畏的主,再次独行其事吧!
让我们静静等候与和平的君王,荣耀的基督,一起进驻新堂吧!

圣殿/新恩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该2:9)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2:19)
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林后6:16)

引言

2006年初秋的一个午后,我特意去了江南的一座古城。那里不但风景优美,还有许多久负盛名的历史遗址。但我只有一个目标:一睹风闻已久的一座教堂。正确地说它应该是一处圣殿废墟。
我远远地瞥见它矗立在巷子后的孤影,一股凝重的气息旋即袭向我的心头。它,残缺不堪,但不难看出曾经的精良艺术设计。我听说,它不仅出自欧洲大师之手,甚至连材料也几乎全是来自重洋之外。我迫切而又敬畏地登上尘封的石阶,漫步在“通天”(被掀了顶)的圣堂内,仰视那在破败中越发庄严的残垣断壁,内心翻腾不已。此时,《耶利米哀歌》的句子开始不断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与此同时,一组旋律——巴赫的大提琴曲——无声地在我心中温柔地流淌。我从未对不能演奏这个乐器,有过像此刻感到的那么遗憾。我此时的心情,犹如巴赫的音调——不是过分的悲伤,不是麻木的平静——多重交织,难以分解!圣殿墙头高耸的野枝,见证了它荒废的岁月;遗留在柱子前方超大的“革命”字样,则告诉我它被摧残的确切年代。

作为基督徒,对圣殿的深情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你置身在洪荒悲壮的圣殿废墟上。尽管如此,我们和传统犹太人对圣殿的感情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我们和他们的理解有着巨大的差异。对我而言,无论是悲伤还是想望,那都是一座心中的圣殿。

圣殿(建筑物)对传统的犹太宗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以圣殿为宗教中心。这是对立国之前作为崇拜中心的会幕的沿袭,很多的宗教礼仪只有在圣所才能举行。上帝的律法在那里宣读,上帝也借着圣事临在他子民中间。在以色列国的鼎盛时期,终于由大卫预备材料,经所罗门之手在耶路撒冷兴建了第一圣殿。它精致辉煌的程度,堪称犹太史上之最。但在建造圣殿后不久,以色列国开始衰败。所罗门的晚节不保,成了国家败落的先兆。而后,就是内战与分裂。新立的北国以色列,在宗教上更是混乱不堪:偶像林立,假先知成群,且肆无忌惮地杀害上帝的先知。至终在主前722年,亡落于亚述国。而南国犹大尽管较之北国稍善,但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以赛亚书》前几章对此有清楚的记载。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几次复兴,但最终犹大还是无法避免亡国的命运,分别于主前606、597和586年被巴比伦三次暴厉洗劫,至终国破家亡。犹大宗教的象征——耶路撒冷 圣殿——亦被军兵倾覆殆尽。《耶利米书》详尽地告诉世人这其中的原因……

《耶利米哀歌》可以说是正典里最悲伤的一首歌。令唱者断肠!但它和一般忧伤的歌曲不同,因为它还有盼望。而且这盼望有确切的时限:七十年。就是说,犹大国民被掳七十年后,将回归故土。这也传达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此期间,神的百姓必须死心塌地寄人篱下。此前的“复国运动”不仅徒劳,更会雪上加霜。历史为证……果然,七十年后,神所兴起的古列王恩准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家园,(约)536年,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第一次返回故国。他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圣殿!1我们所列第一处经文所说的圣殿,就是重建时期的第二圣殿。但我们惊讶的是,先知的宣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如果从物质的角度而言,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当时建造圣殿,不仅金银短缺,木料也不够,甚至粮食都成问题(该1:8,2:8;玛3:10)。如何能比所罗门时代金银如山的富裕呢?而且,在工程方面,它和大希律的圣殿也是相去甚远。事实是,迄今为止,第二圣殿是犹太圣殿史上最简陋的建筑。显然,先知所言并非建筑物,根据上下文我们可知,他指向的是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的圣殿。

先知哈该的整体信息,是鼓励以色列人竭力建成圣殿。他通过追述过去建殿的历史,坚定百姓的信念。无论是在旷野的会幕,还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外邦国家提供了大量的金银及其他材料。虽然途径不同,前者是以色列人顺手带走(掠取)埃及的财物,后者是各国的进贡。不过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上帝显明荣耀的同在!这次也不例外,波斯王古列也下令拨款给所罗巴伯回国修建圣殿,但先知认为上帝荣耀的显现必大过先前!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常常经历上帝的大能,最终在内忧外患之中,奇迹般地完成圣殿的工程;更重要的是借着以色列百姓心灵的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得以复兴。比之在旷野以色列人的拜偶像,所罗门时期的异教混杂,这次以色列的宗教复兴,无疑更加纯粹。一直以来从未消停的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恶习,从此断绝。第二次回国的以斯拉和第三次回国的尼希米推行严厉的清查异族政策,使得这一历史顽疾得到彻底的根治。

先知没有盲目地鼓吹圣殿建造的宗教意义(崇拜中心,恢复礼仪)或政治意义(自由,复国),或为圣殿的建立欢欣鼓舞,而是呼吁百姓要反思过去:华丽无比的第一圣殿为何被倾覆?是因为他们的祖宗犯罪招致上帝的忿怒,竟还敢以虚伪的宗教夸口;他们甚至迷信圣殿是他们的护身宝物,因为他们想象上帝绝不会抛弃圣殿。但上帝却毫不顾惜地任人拆毁!先知耶利米传给我们至关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这些践踏毁灭圣地和圣殿的恶人,是上帝所兴起的!七十年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对这信息有了正确的回应:忏悔。现在,他们决心离弃祖辈的不信与恶行,恪守上帝的律法,心存盼望。
以色列人的信仰,从未像第二圣殿时期那般纯洁坚定。上帝喜悦并应许施恩眷顾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这个时期,上帝的殿成为“祷告的殿” (上帝因此得了荣耀)。可以说,“这殿后来的荣耀”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促进以色列在属灵上的空前建树。但先知的信息并不止如此,他进一步指向了“圣殿”的未来:万国都要来朝拜!这是希伯来信仰最核心的事件,是亚伯拉罕应许(“多国之父”)的终极应验:弥赛亚国度。那是一个震天动地的事件!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先知并不是认为正在建造的是一座终极的圣殿。而需要诉诸先知神学的预言与预表特性。那位首先带领以色列回归,起首建造圣殿的所罗巴伯,无疑是弥赛亚的合适预表,而圣殿也当然是未来“圣殿”的影子。

第二圣殿的建立,没有改变犹太人被殖民的现实,也没有使他们从此安稳度日,他们仍然生活在不能自主的处境中。他们的命运依旧一波三折,漂浮不定。虽然也有难得的仁君,但好景不长。最终,第二圣殿也被马其顿军兵毁得面目全非。几经周折,他们辗转落入了罗马人手里,相对有了较大的政治和宗教自由。由自己的“王”(分封)统治,也由自己决定宗教上的事务。在此期间,大希律为了讨好百姓,开始大肆修扩圣殿。不过相当讽刺的是,希律王朝费尽心机建了84年(主前19年至主后63/64年,见约瑟夫)的“何等殿宇”,在建好后不到六年时间(70年),就被罗马军队拆得“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甚至地下根基部分(据说为了寻宝)也被拆了,仅剩一面哭墙为证。我们不必太过稀奇,这座庞然大物虽然工艺超群,但它早已丧失了圣殿所应有的功能(神人相会),在主的眼中它俨然已在宗教权贵手下沦为“贼窝”(market place)。留着也不过是空余形式上的庄严。我们所引第二段经文,就是在主耶稣传道初期(约主后26)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事迹。
主耶稣强力清除了圣殿市场,没有人敢指责他做的事是否“合理”(不言而喻),他们只是质疑他是否有权柄(或资格)做这事。于是他们要求耶稣行个神迹(sign)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似乎是他们宗教思维的主要特征(林前1:22)。显然他们的问话是别有用心的,我们需要一点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1世纪的以色列人普遍盼望“新圣殿”( commentary: E.Brown, Beasley-Murray),因为他们对希律的圣殿并不喜欢,因为那只是他政治的产品。比较激进的做法是昆兰社团,他们从都市退隐并期待一个属灵的新圣殿。但大多数以色列人更多的是盼望“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圣殿)”(摩9:11),不仅以色列独立、统一,而且统治列国,耶路撒冷成为万国的敬拜中心。不过,他们一致认定,无论是内在或外在的“圣殿”,都是弥赛亚才能建立的。因此,他们试探性地问耶稣,他究竟是谁?言下之意是,如果你是弥赛亚,那么就请显示一个兆头(sign)吧。在此要求下,耶稣的回答饶有深意。他竟简单直接地要求犹太人“拆毁这殿”(动词λυσατε是命令语气),不过这对他们并不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要建立新圣殿,这更是大家渴望已久的。只是他承诺实现的方式实在过于“荒谬”:三天内再建起来(新圣殿)。2这是一般人思维所无法理喻的,甚至门徒也是多年后才明白。这些晦涩的话大大激怒了他的同胞,使他成了他们眼中的“外路人”和“外邦人”(诗69:8—9)。在人看来,耶稣的回答并不明智,甚至为此招致了杀身隐患。根据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这成了后来犹太人指控耶稣的重要罪名之一3。可见他们对耶稣的话的记忆有多深刻,仇恨有多强烈。不过,他们对耶稣的话,都做了些许更改。
关于耶稣的话的含义,其他的福音书作者都没有解释,只有约翰补充做了说明:这是指耶稣的身体。如此隐晦的语言,产生误解显然在所难免。加尔文在注释中直指犹太人不配知道这奥秘。不过我们不能忽略,“误解”是《约翰福音》刻意的文学布局。几乎每一次的误解都引申出重要的神学观念,而且往往和犹太宗教截然相反。这里实在有太多可研究之处4,我们仅列两项。一是主耶稣主动受难的伏笔(约10:18),二是为教导门徒他的身份(弥赛亚)。我们需要关注约翰的另一个手法,在重要的神学解释(引申)时都会习惯性地引用旧约。2:17门徒所想起的经上的话,不仅解释了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也发展出新的圣殿神学。5约翰在引用七十士译本《诗篇》69:9时,把动词καταφ γεν (过去式,和合本:“火烧”)的时态做了改变(καταφ γετα,未来式)。6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耶稣的言行是预言的应验!他所承受的结果是,“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甚至将要夺去我的性命(孙宝玲)。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据此痛斥犹太人要求一个记号(sign)的盲目,难道“耶稣为圣殿的热心”不是最重要也是最好的证明吗?约翰在行文中顺着对“记号”的关切,有力指出耶稣就是“新圣殿”的建立者。只是犹太人“看是看见却不明白”。但作者没有就此停住,而是更进一步给出一个令读者无比讶异的崭新异象:耶稣就是新圣殿。7唯有借着他,人才能与上帝相遇(约14:6),外在的宗教礼仪已全无意义。人与上帝相会,从以前的某个地方转为“在基督里”8。事实上,作者早已在《约翰福音》 1:14的文字游戏中告知读者:“道成了肉身,住(σκ νωσεν,“支搭帐幕”) 在我们中间”。意即基督的到来取代了旧帐幕。圣殿及旧约的条例也已全然过时,基督的复活开启了福音的“新时期、新秩序、新礼仪”( commentary,Theodore of Mopsuestia)。崇拜不再是在圣山或耶路撒冷的某个地方,而是在乎“真理与圣灵”(和合本:心灵诚实,4:24)。

基督身体是“新圣殿”的隐喻,在保罗的神学里得到进一步的延伸: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教会也就是上帝的圣殿。9
保罗解释转换的关键,既不是随意的解释,也不是三段论的结果,而是根据“圣殿”最原始的定义——上帝居住(同在)——来界定的。其神学基础便在于神圣三一的救赎:上帝借着圣灵居住在基督的教会(信徒)里面(弗2:22,林前3:16—17)。就建筑物的比喻而论,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先知是根基,信徒是活石,互相建造成为灵宫(徒4:11,弗2:20—21,彼前2:5)。
很明显,在初期教会的观念里,“圣殿”已被教会取代。教会不再像犹太人那样需要一座建筑物来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而是随时随地侍奉上帝。初期教会似乎满足于“寄居”的生存方式,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后来他们虽然逐渐独立聚会,但却没有留下教堂建筑的记录。整本新约也只字不提教堂建筑,无论是出于目前的需要或是未来的目标。对他们而言,这好像算不得什么重要的事。因为基督徒不能缺少的只有一件,就是主的同在。但无论在哪里,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教会圣殿”的观念,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大大扩展了基督徒理解基督充满万有的视野。耶路撒冷圣殿外院拦阻外邦人、妇女进入圣殿的那堵墙,现在已经撤去,所有人都可因着基督得享上帝的同在;圣所与至圣所的那条幔子也已经因基督的死裂为两半,不再有普通人和特殊任命的祭司之区分,人人都可以因信直接朝见神。那么,上帝与教会同在的事实,更引领我们进一步理解基督的国度。教会既是一个没有墙的“圣殿”,也是一个移动的“圣殿”。10这意味着主的临到不再有空间的局限,他的荣光不再只是停留在属物体的至圣所,更是普照天下(约1:10,太5:13)。他不再降于“圣山”,而是临到全地。他透过充满教会,充满天下!如果联系到大使命就更耐人寻味:你们去普天下……我就与你们同在。11在这一个层面上,福音12实在只是一则“宣告”:基督正在掌管天上地下(太28:18)。真正是:四海之内,莫非王土;顺我则生,逆我则亡(诗2)。但基督不是一种暴力的征服,而是差派使者劝告各处的人悔改,反倒是他自己和他的子民屡遭迫害。如今还未见他荣耀的掌权,这是他的宽容忍耐(当然还是有限期的),给世人以充足的皈依的机会(彼后3:8—9)。
饱经沧桑的犹太人,如今还在苦苦等待耶路撒冷的“第三圣殿”(暂且这么称呼),与此相仿,基督徒也在等待最终的圣殿(圣城)。不过,我们想望的是《启示录》的结尾(21—22章)所言之“新耶路撒冷”(及“新圣殿”)。她不是别的,而是“羔羊的妻”——教会。保罗说,教会是“已许配给基督的童女”(林后11:2),圣经所言的末日,也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大喜之日”。那时,教会才完全与基督合一,同享荣耀。“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启21:3)

沉思属天圣殿的同时,让我们返回中国大地的现实“废墟”。江南的那座废墟,对我而言,艺术是次要的,它是一个现场:中国教会的过去与现在。过去是沉重的记忆,现在则是百废而待兴。稍纵即逝的现在,迫使我面对的是未决的未来!这才是重中之重!我冒险爬上殿顶一览它荒芜的残容,不禁触景生情,泪水和祈愿一起涌出,主啊,重建!
我不怀疑,我是最渴望圣殿重建的中国基督徒之一。无论是心灵的圣殿,还是建筑物。但我的神学常识告诉我,没有审慎严整规划的重建,只会是一个烂尾工程。光有异象和热情是不够的,不管我们的目标多么坚定,它真正的挑战是过程。也就是说,需要完备的战略。请留意,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道理(路14:28—30)!这在属灵上也同样适用。愿主赐给我们充足的智慧!对中国教会而言,我们不但要计算代价,而且还要寻求从何处奠基,以及如何建造,好使“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荣耀”。要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中国教会的处境出发。

首先,我们需要再思过去的历史。有一次我请教一位中国近现代中国教会史教授,问他是如何理解上帝兴起无神论政府,以致教会饱受摧残。我清楚记得,他竟不知所以而支吾了事。这符合我之前(见拙文“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杏花》2007年特刊)的断言:这是中国基督徒陌生的话题。13我为何在此旧调重弹?因为我们若不能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领会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时代使命!也自然无从谈起如何去突破过去教会的局限。以我愚见,我们断不可急于追求创造历史(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免英雄主义有余,反思不足。实际上,这也是撒旦的诡计,企图破坏教会健康有序的建造。我们需要优先考虑 “内因”。因为上帝任由他的子民被掳,原因就在于百姓本身。民国时期教会的环境,也许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梦想:不少政要受洗、基督教学校遍布全国、风格各异的教堂(往往在最繁华地段)、自由传教(包括出版)、大城市神学院扎堆……等等!照理说,如此发展下去,中国不很快就福音化了吗?为何后来又横遭洗劫?或者说,上帝为何终止这一切?诸君,上帝的圣意究竟何在?你是否为此安静热切地祈祷过,或者沉着持久地沉思过?让我们暂停吟唱“受害者”的悲歌,在此问题上驻足寻思。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入手,尽管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有完整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用排除法帮助我们澄清。当然,上帝绝不是要废弃这些事工,而是要重新造就他的仆人。换句话说,他所要的不是在事工上如何推陈出新,而是造就一群新人!这群新人,在继承前辈的热心与敬虔外,还需更进一步。在此,笔者谨以恐惧战兢的心提出几点粗浅管见,以兹同道参考指正。

熟悉我的读者,大概会猜想我首先将指向神学,不,我认为是属灵品格的建造。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订婚童女”作为教会的比喻,对她未来的丈夫而言,绝没有什么比她的圣洁更重要。我们不避讳地说,上一代影响中国教会的伟人,很多人在品格上饱受诟病。有些人在生活上,有些人则在立场上(比如政教问题)。这仍然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危机之一。我亲眼目睹多位我所敬重也甚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在操守上猝然倒下。另一方面,基督徒生活在“江湖险,人心更险”的“厚黑”社会里,如何分别为圣?不仅不同流合污,而且要作中流砥柱!我想很少有比这更难的“牧养”工作了。也许我们有志于“天下”,但必须得先做足“正心”及“齐家”的功夫。

我们不会忘记上一世纪伟大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他的铁骨丹心实为后世的楷模,但他的神学似乎也有引人争议的地方。神学建构,也无疑是当代中国教会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而中国新教过去的神学传统,是相对单薄而边缘的。在无宗派(西方则谓“后宗派”)的处境下,神学建造更显得重要。在正统性的前提下进行神学建造,我们还需要“放宽”“历史视野”和思想容量,从而汇成一股深广丰厚的源流。而神学的澄清,则会顺带解决中国教会的体制问题。但反观今天教会的神学投入,我想用“凄凉”来形容应不为过。中国教会用于硬件的投资是神学投资的几万倍,但古怪的是,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还有脸抱怨教会没有人才!他们会堂而皇之地说,教会最重要的事工是传福音。我们且不说神学思考和宣教的关系,就再谈点传福音吧。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宣教都是中国教会未曾深入开展的事工。最多也就是教会众多事工中的一种,希望它不是最可怜的一个(注意我说的是教会而不是差传机构)。但不应该如此。传福音应该是教会事工的核心,所有其他运作,都是以它为标杆。当我看到有人说,基督徒要传福音因为这有助于他/她的灵性,我实在感到无法理喻。经验上也许是正确的,但出发点绝对错误。应该倒过来,福音才是我们的原动力。为了他人,而不是他人为我。因此,我们要努力追求属灵的长进,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有福音的责任。再说了,如果宣教无助于我们的灵性甚至是损耗灵性(确有人如此),那是不是就不需要了?如果说,新时期中国教会欲突破过去的历史,宣教必是第一位的。城市向农村、汉族向少数民族(或反过来)、中国向海外(另参拙文“福音之火,熊熊燃起吧”,《杏花》2010年春季号)。

社会责任也是重要一环。我的意思是,自视为福音派(正统或属灵)的教会,要更多地走进社会。上世纪的教会并不是没有参与社会,比如那些基要派所不屑的“社会福音派”人士。我们承认,“社会福音”固然是“另一种不是福音的‘福音’”,但信仰确实具有公共性:教会的存在应该成为社会的祝福。近些年,有些学者和传道人都在呼吁,基督教会应该更积极参与这些事情。我们甚愿有更多的牧者能热心地去推动。无论在政治、艺术、公义、慈善等等方面,“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阿们!

尾声

那么,作为建筑物的圣殿,在重建中居于什么地位?如果这是你(尤其是“守望”的肢体)最想读到的东西,我很可能会令人失望,因为答案显然太过平淡14。“废墟”是一定要重建的。因为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建堂,很多有规模的家庭教会也都购置了教产(不是指登记在“三自”名下的)。我最大的祈望,就是建堂不要太过耗费财力、人力,尽量减低它对其他事工的影响,免得弟兄姐妹身心俱疲,如果加上过程的纠纷挫折、教会内部的分歧(通常都会这样),不仅在建造期间事工停滞,甚至很多年都没办法开展有效的事工(这本是建堂的目的),那就几乎可以用得不偿失来形容这件事。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要和我谈神学意义,我建议还是谈点实在的东西(尽管谈论神学是我的癖好)。我亲身经历过三个教会的建堂,亲爱的同工们在经过整年心力交瘁的工作后,无论在属灵上还是事工上都有严重的停顿甚至后退的现象。更让人难过的是,有一些同工及弟兄姐妹之间的裂痕,到现在也没有愈合。究其原因,经济压力过大是其一(挪用或压缩其他开支);建堂成为教会唯一焦点是其二;对困难估计不足是第三;原先的差异在建堂中扩大是第四(余略)。
在2世纪,在教会发展迅速,(在逼迫中)纷纷建堂的大好势头下,巴拿巴(Barnabas)却深感不安:

关于圣殿,我来告诉你,那些被引入歧途的可怜人是怎么把自己的希望安置在这房屋上,而不是在创造他们的神身上——好像那当真是神的居所一般。15

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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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仅因为耶利米的预言,《以西结书》的圣殿异象也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2  “三天”,可能是暗示《何西阿书》 6:2下或是约拿的经历。
3 《马太福音》26:61:“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马可福音》14:58:“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4 尤其精彩的是天主教学者R. E. Brown把此处和迦拿水变酒的神迹联系起来,指向圣礼象征的解释:酒/血,殿/身体。这是“新约”的基础与核心。
5 ESV版英文圣经: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it was written, “Zeal for your house will consume me.”
中文直译:“……为你圣殿的火热将要吞灭我。”
6 七十士译本原文Brenton 版68:9,Raplf 版68:10。
7 《希伯来书》则教导,主耶稣的死而复活,不仅取代了圣殿,也包括了祭物以及祭司。
8 保罗更是把“在基督里”的观念带到新的层面,尤其在《以弗所书》里。
9 《歌罗西书》1:24:“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以弗所书》2:21:“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10 早期历史表明,教会的流动性,是福音工作最自然的开拓。几世纪后,当教会在帝国中的地位尘埃落定,那些逃避国教的福音游民,几乎成了那时期唯一的宣教队伍。容许我再次强调,福音事工不是教会众多事工之一,而是她的核心,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应该围绕着它。
11 这里甚至可以理解为:教会只有“去”,才能经历基督大能的同在。
12 在1世纪,“福音”并不是宗教词汇也没有什么神学含义,而是朝廷的布告。通常是皇帝有了儿子,或是立了继承人,尤其是新王登基的新闻。保罗很好地运用这个词,宣告基督的君临天下!
13 感谢上帝,去年我终于看到一份相关主题的中国教会前辈的访谈稿(也感谢江弟兄的采访与整理)。
14 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一文中,我已谈过它的基本作用。
15 The Epistle of Barnabas #16,转引自J.H. Bernar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V.1,p94,ICC,T&T Clark, 1953,Edinburgh,
原文英译:I will tell you concerning The temple how these wretched ones being led astray set their God that made them, as if it were the house of God.(Thanks Sophia for helped)。

对“基督徒的自由”一文的回应/孙毅

《教会》2010年第1期中,刊登了何当的一篇文章:“基督徒的自由——从路德神学看教会与世界的关系之一”(以下简称“自由文”,只标注当期页码)。让笔者十分欣赏的是,文章对某些家庭教会在当下处境中的一些做法,给予了神学上的反思;从路德宗神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笔者完全认同何当写作这篇文章的基本意图,即对教会在具体处境下的作为,力求上升到神学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并且笔者也非常认同作者进行这种反思时所使用的路德宗神学,以及所得出来的某些结论;但是,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笔者本着有益于教会神学反思的基本态度,想表达一点不同的看法,希望能够就教于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同道。

一、方法论探讨

“自由文”在第1节中,对神学论述的方法问题有所反思。按照作者的看法,“中国教会过去对政教关系问题的关注总体是处境性的,或是应对具体的生存挑战(比如是否参加“三自”或向政府登记),或试图照搬西方处境中的阐述与实践(比如对韦伯“新教伦理”和美国新福音派的热情),缺乏清晰的一般性,也因此缺乏灵活性,在新的处境中遇到具体问题时,总是被动应对,众说纷纭。思考有现实取向的神学议题,处境绝不能忽略,但是我们必须首先超越处境,而单单以救赎历史为基本的立论处境,如此结论才是基督教的”(第3页)。

单就方法论的层面来看,“自由文”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教会在应对现实处境中的问题时,一样会涉及到神学深度的问题。神学议题既有处境化的一面,同时也有其救赎历史性的一面,换言之,有其大公性的面向。如果以此划分,那么只是在处境层面上,有所谓“西方”与“中国”教会之分,而在大公性的面向上,则没有这样的划分,大公教会只有一个。

但这里的问题是,如“自由文”下面所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因为不能够同意某些派别的神学思想,比如“美国新福音派”或者“近代改革宗”,而将之归属于“西方”处境中的东西;而对于我们能够接受的,比如路德宗的思想,因为自己能够接受而将之看作是“一般的”、“救赎历史的”、或者大公传统中的东西,那么,我们多少就显得有些自我中心,不能够保持“处境性”与“大公性”之划分的一致性。

就方法论的层面来看,大公性是优先的,处境化是后生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处境化”的不同先行地做出一个判断,断定哪些是“西方”的,哪些是适用于我们的这个处境的、并因此是所谓的“大公的”,然后在这个划分的前提下再去进行“大公性”的研究。如此,我们就把“处境性”放在了前面,正与作者所想要追求的“超越处境”、达到真正“基督教的”结论的目标背道而驰。将大公性放在优先的位置是指,我们不要一上来就先行地划分哪些是西方的,哪些是中国的;而是当将此判断先悬置起来,假定我们所面对的无论是我们所喜欢的路德宗,还是我们不喜欢的改革宗或者美国新福音派,都是大公教会传统中的某些部分;而中国教会同样是大公教会中的一部分,并因此需要进入到这个大公教会传统之中。这种大公性是我们进入到基督教的、“救赎历史”中去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自由地去探讨路德宗或改革宗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不是先行地取了某个宗派的立场。
中国的基督教在其历史中,由于一直被指是“西方的”宗教,而中国教会又急于想洗去这个指控,急于想表明自己与“西方的”教会的区别,所以一直下意识地把“本色化”、“本土化”或“处境化”放在相当首要的位置。但“处境化”不是一代人刻意地做出来的,它是神在教会发展中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只能是在历史的回顾中作为一种客观表现出来的结果显明出来,而不是某代人将其作为前提或主观的意念立志就能够照搬的。从教会主观的意念来说,教会发展的前提只有一个:没有“西方的”或是“中国的”教会,只有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神的大公教会只有一个。如果还是要回到处境化的话题,那么在当前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无论哪个地区的教会,只有首先把自己归为“大公的”,才可能在其后逐渐表现出“处境的”。

将教会首先归为“大公的”,也是为了不让教会先行地落入到某种宗派之中。“宗派精神”的特点就是,把某一个宗派的教义或观念归为“大公的”,或者将其看作是代表救赎历史的、真正基督教的。虽然,某个教会或某个神学家最终都不免会接受某种宗派的神学观点,但不受“宗派精神”束缚的立场或方法是,除了承认自己所接受的这个宗派的神学不过是大公传统中的一部分,还要承认其他宗派也是大公传统中的一部分。对其他宗派的思想可以提出批评,但不需要将其排除在大公传统之外。似乎“处境的”就是过时的,对我们这个处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处境化”就成为排斥其他的利器,而不是大公传统在不同地区或时期的不同表现。

二、关于“教会内的属世治理”问题

“自由文”在其第3节中讨论了“属世治理与属灵治理”的关系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即“教会内的属世治理”:“从两国论角度探讨政教关系,需要区分不同的教会行为:教会是基督施行属灵治理的地方,主借着他的仆人施行属灵治理的有形方式是话语的教导、劝诫和代祷等等;同时,为了使属灵治理获得实现和维持的空间与基础,教会也需要属世治理,包括决定采用长老制、公理制或主教制;设立长老,任命工人,召开会友大会;管理教会财务和物品,安排日常行政工作和活动;举行婚礼与葬礼,关心会友的日常需要,照顾老弱病残和孩童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教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属灵治理,而是教会内的属世治理,是前者的物质根基”(第5页)。

路德的“两个国度”的理论,作为两个权柄领域的区别,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即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不能够延伸到信仰或者灵魂的领域。同样,教会的领袖也不能够把权力延伸到世俗管理的范围。在这个区别的意义上,这个理论十分清楚地划定了一个界限。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基督徒这个团体同时处在“两种治理”之下,而不是处在一个领域之中。我们要注意,这里是就“团体”来说的:一方面教会作为“信仰的群体”,它适用于“属灵治理”的范畴,其中牧师或属灵带领者作为基督的仆人在行使这种治理的权柄;另一方面,作为在世俗世界中的一个“社会团体”,其又当遵守这个社会关于社团的法则,而在某些方面适用于“属世治理”的范围。这里的两个国度更多是治理秩序的问题,而基督徒群体(教会)则同时处在这两种治理秩序之中。这就如一个信徒,在这个现世的世界中,其实有两个身份:天国的子民,以及地上国度的公民。因此,他同时受到两种治理的约束。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他真能够表现出一个信徒的生命或所当作的,世俗的治理对于他是形同虚设的。

但个人与群体的区别在这里:就个人而言两种治理的划分似乎是清楚的,但就群体来说,其中两种治理的分别点在什么地方,就会引来问题。如果把采用什么样的教会体制(长老制、公理制还是主教制)、设立长老及任命工人、教会财务及会友大会、教会慈惠事工、教会的聚会规模及形式等,一概都归为教会内的属世治理,这似乎带来概念上的混淆。

属世治理是政府依照自然法则所进行的具强制性的治理。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其二、治理所依据的是自然法则;其三、治理的手段是强制性的。而这种属世治理如果应用在教会中,我们就要从这三个基本特征来提出下列问题。第一,在上述事工方面,是谁在进行这种“教会内的属世治理”?是政府有关部门吗?如果是有关部门来认定这个教会的工人或长老,比如说给这个教会安排一个不是同性恋的长老,这个教会就当接受吗?第二,是依据什么法则来设立教会的职分或开展教会的事工?圣经的原则还是一般的法律?是否只有《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才是信徒需要遵守的唯一原则,而新约圣经中(特别是保罗书信)就教会治理的教导就不需要考虑了(选择“无建制教会论”者基本上无视圣经中多处明确说明的教会职分的设立)?第三,教会内的上述事工,是否需要采用强制性的手段来进行?比如说,如果教会中有人敢不接受不管是谁设立或任命的长老及工人的话,就要对其使用强制的手段吗?如果不来开会友大会就要按照什么法规去处理吗?如果不是出于爱,单是出于具有强制性的手段,怎么进行教会的慈惠事工?

如果说上面所列的那么多教会事工都是“属世治理”,却不符合这种治理的三个条件,那么这种说法似乎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混淆了两个国度各自的主权。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早期教会中“凡物公用”,信徒乃是照着神所带领这个群体的方式来使用基本的生活物品。在给寡妇的供给方面出现问题时,教会决定选出专门的执事来负责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而这些执事被要求必须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显明出他们并非是按照世上的方式来处理教会内这些供给方面的事务。

其实,上述引文中所列的教会内的事工,与教会其他方面的事工一样,都需要神在教会内设立的工人用属灵的原则去处理;其中既涉及到神所赋予教会的主权,也涉及到这种权柄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确认,上述所列的教会事工方面,一定是神借着他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工人来执行的,那么这就属于教会的主权。就这些方面属于教会的主权来说,这种主权不在属世的权柄之下,而是与政府属世的权柄相平等。换言之,在这些方面,教会没有义务服从世俗政权的安排,比如,没有义务接受一个由世俗政权安排的长老或牧师,不管他是否认同或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我们下面来看路德对教会工人选立的看法。在路德那个时代,牧师与长老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明显的区别。针对天主教对保罗要提多(多1:5)和提摩太(提前5:22)在各处“设立”或“按立”长老的传统解释,路德的回答是:“未经会众的选任、授意和呼召,主教不应当指定任何人布道。他倒应当确立经基督徒会众推举和召请的人选;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被选定的人也就因会众的召请而被按立了。”1从这里看,教会工人的按立来自会众的召请及选立,换言之,来自基督在教会中的权柄。而不是来自世俗政府的权柄。

如果信徒个人除了自己心里相信,口中有宣讲的权利,其他的“属世的”教会形式都要服从政府的安排,那么这只是在强调个人有在自己心里信仰的自由。这种思想的基本前提是: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正如对宪法的某种官方解释,人有的是心里相信的自由,这确实是世人无法要求的。但问题是:信仰自由同时意味着能够按照这种信仰的实践方式去实践该信仰的自由。

在提出了“教会内属世治理”的概念后,作者在这个基础上特别表达了其对政教关系的理解:“一个教会为了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发展而决定采用某种聚会形式,这应被视为属世治理而非属灵事务,所引发的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和互动,需要按照基督徒与属世治理的关系来处理,不能简单地将教会自身的诉求以上帝的名义加以神圣化,以此为对抗的合法性基础。只有一个属上帝的属世治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在此不适用。只要所管辖和干涉的仅限于属世治理的范围,政府对于教会的权威就是不可挑战的,否则就是否认上帝的全然掌权。”(同上页)

“自由文”作者以上的表述,让我们稍有些理解,何以路德宗占主导的地区最后都变成了以路德宗为国教的国家。路德宗教会在欧洲的衰落,特别是“二战”期间德国教会与其政府间的关系难道不正是在提醒我们今天要认真反思路德宗教会与其所在国家的“国教化”的关系吗?
如果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宣讲福音,而教会的宣讲主要是在聚会中的宣讲,那么宣讲就与聚会的形式有关,而聚会的形式又会涉及到场所问题。并不是只在宣讲什么方面,要持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而在宣讲的场所方面就当顺从人或政府的安排。把宣讲内容看作是属灵的,聚会形式看作是属世的,这种硬性划分有些机械甚至武断。回到《使徒行传》5章所描述的场景,上下文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使徒之所以数次被带到公会中,在那里先被恐吓,然后被打,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殿里”宣讲耶稣是基督,“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徒5:20)顺从神显然是就顺从神的这个命令而言的。在这个命令中同时包含了内容与场所。如果他们躲在自己大门紧闭的房间里,只是在他们自己这个小圈子中分享基督的复活,不冒险走到“殿里”这种公共领域的话,他们基本上不会被带到公会中去。他们被公会禁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让他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禁止他们主要是禁止他们在殿里聚会宣讲。如果要按照上面“属灵与属世” 的划分,使徒们这时作为顺服的表现就不应该再到“殿里”去了,只要“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就不会再给自己带来什么问题了。但使徒们没有顺从公会,他们仍然“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徒5:42)。

其实就聚会的规模与场所问题来看,政府有关部门真有权力管理到教会聚会的规模问题吗?比如,有关部门要这个教会分为几个小的聚会点,教会在这个方面就一定要服从这种安排吗?就目前的处境来说,有关部门允许一定规模之聚会的前提是加入“三自”;就是说,如果你加入“三自”了,你就可以有这样规模的聚会;如果你不加入,你就不可以。所以,表面看好像只是“规模”的问题,其实是要不要听从政府而加入到“三自”的问题。所以,如果在这个似乎是“属世的”问题上当顺服政府的权柄,这个原则真的正确的话,那么六十年前,当时那种在家庭中小“规模的”聚会也不当有了。

在一个地方路德回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君王或政府要求你站在教皇的一边,相信其所教导的,或不可读某些书,你应当回答说:‘陛下,卢西弗不能与神同坐一处;我只在身体与财物上当服从你,请你只在你所拥有的属世权柄内命令我,我会服从。但如果你要求我相信什么或不可读什么书,我将不会服从。”2应用到我们的处境中,如果政府通过限制家庭教会的聚会规模或场所,强迫家庭教会站在“三自”的一边,那么,教会不应当服从。
总之,无论是在教会中还是在世俗社会中,权柄都是来自神;但核心的问题是:看神是在透过教会或教会中的仆人来使用他的权柄,还是透过政府在世俗社会中来使用他的权柄。如果在教会中神定意要通过教会工人来行使他的权柄,那么其中就无所谓教会内“属灵的”和“属世的”区分,这种权柄都只能够通过教会、按照教会自己所领会(或者称为理解也无妨)的方式来行使。尊重教会的自主权就是尊重神的主权。

三、关于福音与律法关系的问题

“自由文”在4、5两节中谈到“因信称义与基督徒的自由”问题,质疑某种实践自己信仰的作为,并称其为“靠行为称义”:“基督徒已经全然自由。他可以去争取政治自由,但是他同样(首先)可以没有这些自由而仍然是基督徒,是有忠心、有见证、有能力的基督徒。原则上,他不必须为自己的权益抗争,特别是不应以基督的名义,因为基督不需要,也不许可。相反,任何试图靠外在的、属世的、人为的自由来定义自己,赋予自我价值的心态,本质上都是‘靠行为称义’,当基督徒因此受苦时,他不是在为主背十字架。……律法是好的,但其   功用是定罪,使人对自己和世界在神面前的义完全绝望,以至于归向基督的福音。”(第16页)

没有人否认,每个人在全心地认信基督之时,就蒙基督将其从罪中释放,在基督里得享自由。但问题是,这种自由不单是个人内心中的自由。要享受或经历到这种自由有一个基本前提:不是以基督的名义,而是要尊耶稣基督的名为大,爱他胜过家人、朋友、上司甚至政府等,并时刻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使徒们因着尊基督为大,顺服神而不顺服人,仍然坚持在殿里聚会,那时他们就是被打,也还是“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徒5:41)。那时,他们经历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当然,我们很容易把他们不满足于在家里聚会、而坚持在殿里聚会这样的行为解读为是在“争取政治自由”,其实逼迫他们的人也多半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即无论在哪个时代,基督的门徒都会因为他们实践自己信仰的方式而付出代价。对于家庭教会来说,可能在五六十年代是以数个人在门窗紧闭的家中聚会的方式,而现在是以数百人在开放的写字楼中聚会的方式。

所以这不首先表现为争取某种权益的问题,而是为信仰付出代价的问题。一个得着自由之新生命的人,其一举一动都当有新生的样式。换言之,人是单靠着信抓住基督已经成就的恩典,但问题是,这种信需要用行为表现出来,否则我们好像是得着了,却不会经历到在基督里的自由。这里的逻辑是,行为不能使人称义,却在称义后自然表现出来。信仰需要被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一个信仰的群体来说,其生活方式中一定有能够将其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因素,否则,就是拥有其内里的自由又能说明什么呢?
如“自由文”所描述的,路德伦理学主要依据路德对《马太福音》中登山宝训的理解;并且基本特点是其个体化的特征。基本的逻辑是,我不必须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为了我邻人的权益,出于“爱你的邻舍”的缘故,我当不惜代价为之抗争。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权益,这种伦理原则是有效的,但触及到为信仰付出代价,特别是关系到一个信仰的群体的时候,这种逻辑就显出了其局限性。关涉到一个信仰的群体时,其基本的逻辑是,“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尼4:14),如果这涉及到这个群体基本的信仰生活的话,因为这时,“我”与“邻人”的区别已退为次要。

从理论上说,如果律法的功用只是定罪,那么“自由文”的作者推崇路德的看法,即把登山宝训看作是对所有基督徒都有约束力的命令,就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了。那么我执行这样的命令是否是“靠行为称义”呢?其实,登山宝训诚然是对基督徒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正说明,一个已经得到自由的基督徒需要在他的生活中去实践他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命令,登山宝训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律法”,那么,显然律法的功用就不只是让人知罪,还有引导信徒去过一个与其信仰相称之生活的指导作用,这被称为律法的第三功用。
虽然路德从未认为需要正式地接受律法的第三功用3,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路德明确指出,尽管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以为基督徒可以“没有律法”则是误解。在路德看来,信徒对律法有不同的态度。律法不再是债务而是乐趣。靠着圣灵的大能,信徒满心欢喜地奔向上帝的律法。他自由地遵从律法,并非因为律法要求他如此,也不单是为了他邻舍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热爱上帝和上帝的公义。由于他已体验到,沉重的律法之轭已经被轻省的基督之轭所代替,遵从律法的诫命便成了一种喜乐且自发的行动。律法将罪人引向基督,借着基督,罪人成为了“律法的遵从者”4。此外,因为基督徒依然是罪人,他需要律法来指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这样,路德可以宣称,上帝用律法作为“笞鞭”(stick,即,rod,指律法的第二功用),把他赶到基督的面前;同时,律法又是手杖(stick, 即,cane,加尔文称其为第三功用)帮助他在基督徒生活的道路上行走。从路德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下对十诫的讲解可以看出,他含蓄地强调了律法的手杖( walking-stick)功用。在每一次讲解中,路德都坚定地相信,基督徒的生命需要用十诫来管理。5

路德的关注点不在于否定成圣的价值,或否认律法作为信徒生活的指导原则。毋宁说,他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决不能靠善功和律法被上帝接纳。因此,他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写道,“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不是要我们脱离善行,而是使我们脱离对善行的误解,即脱离因善行而称义的谬论。”
加尔文则是明确地提出律法的第三功用的神学家。在1536年出版的第一版《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个看法:“信徒……因律法而获益,因为他们每天可以从中更为全面地知晓何为上帝的旨意……这就好比某位仆人,如果已经做好准备要全心全意地尊崇自己的主人,就必须察验、体味主人的性情,好使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与之相称。此外,尽管信徒在圣灵的强烈催促下,极其渴望顺服上帝,但是,他们仍然会因为肉体的软弱而顺从罪,不顺从上帝。律法对于肉体,就好比鞭子对于一头懒惰而不听使唤的驴子,用来鞭策、激励和督促它的工作。”6

《基督教要义》的最后一版完成于1559年。加尔文在保留1536年初版的基础上,以更为清晰和积极的方式强调了信徒因律法而获益的两条途径:第一、“律法是信徒最佳的蒙恩之道。借着每日查考律法,他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到自己所爱慕的上帝旨意的属性,因着了解律法,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也得到了坚固”;第二、“时常默想律法会唤起信徒的顺服,使他们在律法中得力,并且救拔他们脱离使人滑倒的恶道。圣徒的坚忍即在于此。”加尔文总结道,“如果律法只是通过强迫和威胁来恐吓信徒的灵魂,使他们陷于困窘之中,那么还有什么比律法更乏味呢?大卫特意指出,他在律法中认识了中保(Mediator),离了他,毫无喜乐和甜美可言。”7加尔文强调律法的积极功用,即律法作为规范和指南,可以激励信徒更为殷勤地依靠和顺服上帝。
加尔文和路德在律法观上显然有不同。对路德而言,律法一般意味着消极和敌对的事情——通常与罪、死或魔鬼密切相关。路德的首要关注在于律法的第二功用(即让人知罪),甚至在他论及律法对信徒的成圣功用时也是如此。至于加尔文,就如海赛林克(I.John Hesselink)正确指出的那样,“律法主要被视为对上帝旨意的积极的表达……加尔文的观点可以被称为《申命记》式的(Deuteronomic),因为对他而言,律法和爱并非互相对立,而是相得益彰。”8在加尔文看来,信徒尽力顺服上帝的律法,不是一种被迫(compulsory)的行为,而是一种感恩(grateful)的回应。借着圣灵的引导和保守,律法在信徒的生命中激发出一种感恩的美德,既鼓励信徒凭爱心来顺服,又劝诫信徒与罪恶争战。

总之,对于路德来说,律法帮助(helps)信徒——尤其是帮助他们承认和面对自己的内在之罪;对于加尔文而言,信徒需要(needs)律法作为圣洁生活的指引,为要以爱心来服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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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德文集》(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04页。
2 Timothy F. Lull, ed.,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89, p. 685-686.
3 以下段落主要引自Joel R.Beeke,冀诚译,“论律法的教导功用”,《杏花》2009年夏季号。
4 Luther’s Works 26:260.
5 See On Good Works, The Freedom of the Christian, Small Catechism, Large Catechism, Disputation with Antinomians.
6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 1536 Edition,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 36.
7 Institutes 2.7.12.加尔文在阐述律法的第三功用的时候,从大卫的《诗篇》中获得了大力的支持(cf. Institutes 2.7.12 and his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 James Anderson, 5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9] )。
8 “ Law-Third use of the Law”, in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ed Faith, ed. Donald K. Mckim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2), 215-16. Cf. Edward A. Dowey, Jr., “Law in Luther and Calvin,”Theology Today 41, 2 (1984): 146-53; I. John Hesselink, Calvin’s Concept of the Law (Allison Park, Pa.: Pickwick, 1992), 251-62.

挣扎在上帝与凯撒之间——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基督教会/宋军

翻开战后出版的日本教会史,反思近代天皇制形成过程中的政教关系和战时教会实践,可以说是日本教会史家的一贯主题。与当今甚嚣尘上的右翼言论不同,日本基督教界的声音是理性而谦卑的,从中听到的是痛心疾首的忏悔。本文尝试以战前和战时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动员为背景,简要勾勒日本基督教会的应对,从而理解日本教会在上帝与国家之间巨大的张力下所作的艰难抉择,为认识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教会建立一个参照系。

一、日本神道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

集权体制的意识形态必定谋求将自我绝对化,不论东西方概莫能外。日本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其意识形态采取的是神道国家主义,外显为建立一套所谓“祭政一致”的体制。

类似于19世纪中国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明治维新也在“洋才和魂”的构想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透过贯彻“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一方面吸收引进欧美的技术、制度,另一方面又力图“复古神道”,将古代天皇制理想化,树立其国家意识形态霸权,1889年更在宪法中规定:“大日本帝国为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1。于是,天皇实际处于“现人神”的地位,拥有绝对权威。
为彻底将日本国民“皇民化”,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要求臣民“若有一旦缓急,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敕语誊本发到全国学校,每逢节日由校长召集全体师生“奉读敕语”,通过这一“圣典化”过程赋予敕语绝对权威。该敕语与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被视为日本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

对明治政府“祭政一致”的神道国家主义路线起抑制作用的,是西方政教势力。既然日本追求“脱亚入欧”,自然敏感于自身在西方的形象,同时为了与西方列强修订条约,也不得不顾及西方基督徒所施加的压力,因此转而强调神道国家主义“敬神崇祖”、“忠君爱国”的伦理层面,并对本国基督教的态度由“禁制”逐渐向“默认”转变,但基督教会仍无“合法”的社会身份。明治宪法第28条所允许的是有限度的信仰自由:“日本臣民只有在不妨碍秩序安宁、不违背臣民义务之情形下有信教自由”4,否则将受到《治安维持法》的制裁:“以变革国体、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组织结社及知情加入者,处十年以下劳役或监禁。”51928年更在全国设置“特别高等警察”,即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特高”,取缔一切反对天皇制政府的言行。

从总体上看,“明治时期的基督教处在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历史制约之下,只不过因英美压力而被勉强承认和容许。然而,多数基督徒却不知道这种历史内涵和意义,反而将之视为明治大帝的仁慈;即或某些人有所觉察,但却为了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在可能的范围内回避本质性问题,倾向于非神学、非认信性的思考,专注于布道事工。此间存在的严重问题,可以说是日后侵略战争扩大化时期教会被迫走上妥协、失败之路的远因。” 6

二、战时体制对宗教的控制和动员

经过短暂的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陷入危机、社会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毅然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随着天皇制国家政体日益法西斯化,以控制和动员为主旨的战时体制被确立起来,神道国家主义再次飙升至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为了加强国民思想控制,进而将天皇神性绝对化至国民教育中心的地步,所有人都必须以参拜神社的形式表示效忠,而供奉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便成为日本全国神社的本宗。
政府此举的理据是“神社非宗教论”,即作为国家宗祀,将神社神道置于宗教之外,具有超宗教的国家神道权威地位8。有鉴于此,1930年55个宗派团体联名向政府提交《各宗派各团体有关神社问题进言》,敦促政府厘清并最终解决神社是否为宗教的问题。若否,则应促使神社非宗教化,“除去祭祀仪式中的宗教内容,废止其进行祈愿、祈祷及授予神札护符、举行葬礼等一切宗教行为”;若是,则基于宪法有关信教自由的条文,不应强制基督徒参拜神社。9

进言书的表达过于暧昧,且将判断拱手让给政府,不免令己方陷于被动境地,其负面影响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此,新教诸教会放弃了基于自主判断的主体性,通过将神社是否为宗教的判断拱手让给国家权力,给神社非宗教论这一本质性谬误留有余地,同时也为容许以参拜神社作为国家祭祀、表露爱国心的方式开辟道路,成为向以偶像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屈服的里程碑。”10

当隐患变为现实时,也即1932年日本政府将参拜神社列为所有国民必须服从的义务,日本教会并未如朝鲜教会那样以殉道相争,而是难以自拔且一发不可收拾地陷入信仰与爱国的二元论泥潭之中,采取容忍参拜的妥协态度,同时将信仰内在化,并以保护教会作为合理化理据。

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政府更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与动员力度,1937年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目标,并期待基督教团体在内政外交上予以协助。1923年成立的日本基督教联盟(简称“日基”)作为绝大部分宗派、团体的代表,于1939年提出《基督教针对国民精神新展开基本方针的强化实施案》,对于政府鼓吹的所谓“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联合”的“东亚新秩序”,表示“基于基督教之确信,要为此而努力”,并提出有助于新秩序的各项具体措施。11

为有效利用忠于天皇制国家的各宗教团体,并对不愿就范者实施威吓镇压,日本政府于1939年4月8日颁布了《宗教团体法》。该法给予获准登记者以法人地位和一定的特权,诸如地产受到保护(第21条),享受税务优惠(第22条);然而绝大部分条文都是限制性的,如订立或变更宗派制度、教团规则(第3条);推举正式或代理统理者(第4条);宗教、教团的合并或解散(第5条);植堂及变更教会规则(第6条)等均“需主管大臣之认可”。最为关键的是第16条:“当宗教团体或教师所宣扬的教义、所举行的仪式或宗教庆典,妨碍秩序安宁、有违臣民义务时,主管大臣有权限制、禁止这类行为,或停止教师职务,直至取消宗教团体的设立认可。”12

显而易见,《宗教团体法》的目的在于实施严格控制、强化监督。高度集权最终必导致国家权力全能化,侵入社会各个领域,解散自发的民间组织,再分门别类地予以重组、整合,实现全能政治的彻底控制。

三、“日式基督教会”的形成

然而日本基督教绝大部分宗派和团体却对《宗教团体法》表示欢迎,教会领袖所看重的是获准登记可以使基督教在一个异教社会中取得合法地位和保护,只有部分教会领袖意识到,这种“否定备案制将一切置于许可制监督支配之下的法律,将会致宗教于死命”13。可惜这些声音并未引起关注。
旨在控制的许可制当然不会批准大量教团出现,于是便将门槛设高,公布可获登记的标准是拥有堂会50间以上、信徒5000人以上。这意味着除少数大宗派之外,其他中小型宗派几乎没有可能单独登记,而政府也明确鼓励教会“合一”,并透过取缔救世军施压,致使教会领袖认为教会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登记是否成功。于是,以富田满(1883—1961)为议长的日本基督教联盟成为积极推动此事的平台。

1940年11月,日基召开庆祝“皇纪2600年”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会,号召基督徒积极致力于建立“八一宇”的“大东亚新秩序”,并在宣言中明确表示“吾等期待完成全基督教会之合一”15。此后,“合一”进展顺利,终于在1941年6月24—25日34个宗派召开日本基督教团成立大会,会上315名教会领袖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遥拜皇宫,为战殁者默祷,并宣誓效忠天皇制国家。会议选出富田满任“统理者”16。
直到11月,几经周折,添加草案所没有的第7条“生活纲领”,其中第一款为教团“应遵从皇国之道,贯彻信仰,各尽其分,扶翼皇运”17,《日本基督教团规则》终获文部大臣认可。

显然,“遵从皇国之道”与贯彻信仰之道二者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教团信条就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至1944年底才拟出《日本基督教团信仰问答稿》,但却始终未能通过文部省的审查。其中“第三问”解释了何谓“皇国之道”:“皇国臣民自觉奉戴万古不易之国体,保全依循忠孝大义之臣节,将光辉之肇国理想传扬于世”;“第四问”则解释了“基督教立教本义”:“相信由耶稣基督所启示、圣经所见证、教会所告白之神,仰望其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救主,顺从圣灵引导,尽心事奉神服事人,以此实践臣道、报效皇国。”18这种奇异的结合,正是帝国政府所期待的。在1942年9月召开的“教团干部炼成会”上,文部省宗教局局长阿原谦造发表了题为“日本基督教团之使命”的讲演,提到“教团成立之要务,首先是对内培养国民信念,对外力图在精神上提携东亚民族,排除派阀,紧密团结。其次,教团之所以被宗教团体法所认可,是期待教团在法律保护下开始迈向日本基督教。”19

这种二元论式的“日本基督教”似乎难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20,唯有在实践中努力迎合满足天皇制国家的期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美梦不长,1944年战局已显败势,为了配合政府提出的《战时宗教教化活动强化方策纲要》(1944年8月),教团发表《日本基督教团决战态势宣言》,并于9月末组织“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提倡“超脱生死”的“特攻精神”21。此外,教团还积极协助日军海外侵略,向中国及东南亚各国派遣“宣教士”进行皇民教育,控制当地教会,推动类似教团组织的建立,甚至以富田满的名义发出《日本基督教团致大东亚共荣圈基督教徒信函》22,读之令人哑然。

结语

日本战败无疑给天皇制政权以致命一击,然而裕仁天皇最终却成功地规避了战争责任,仅仅发表一篇《终战诏书》暂时步下“神坛”,而日本政府当时虽然倡导“一亿总忏悔”,也只不过是掩饰天皇战争罪责的策略而已,至今仍因没有对侵略战争作出深切反省而时常与邻国恶言相向。
然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教会为他们战时所犯的罪痛加忏悔,1995年日本福音同盟(JEA)所属教会联合发表《关于日本教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罪责悔改书》,一开始便直言:“我们日本教会曾经在国家神道体制下,以天皇为现人神,犯了拜偶像的罪。”由此可见日本教会希望的曙光。

对这段历史的反省,不仅使得当今日本神学颇具特色,也势必对中国教会总结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架构未来的政教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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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s1。。
2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94%BB%E5%83%
8F:Meiji_Kenpo04.jpg。
3 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kyouikutyoku
go.htm。
4 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s2。
5  《治安维持法》(1925)第1条。1941年修订后,增加了专门针对“以否定国体、散布亵渎神宫或皇室尊严为目的组织结社者”的第7条。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tiannijihou.htm。
6  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会史》东京:新教出版社,1996年,85页。
7 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kyouikutyokugo.htm。
8 当今日本国会即将审议靖国神社非宗教法人提案,因与战前神社非宗教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受到日本教会的强烈反对。
9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1卷,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1999年,178页。
10 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会史》,96页。
11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1卷,172—175页。
12 同上书, 398—405页。
13 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会史》,329页。
14 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kyouikutyok
ugo.htm。
15 土肥昭夫,《日本基督教新教史》,东京:新教出版社,1980年,350页。
16 土肥昭夫,《日本基督教新教史》,352页。
17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2卷,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2000年,22页。
18 同上书,75页。
19 《教团时报》1942年10月1日,转引自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会史》,310页。
20 当时日本神学的热门话题是探讨日本传统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日本基督教”是其惯用语。
21 土肥昭夫,《日本基督教新教史》,350页。
22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2卷,316—326页。

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孙毅

在今年3月的两次交涉中,守望教会向北京市宗教局提出了宗教场所登记或备案的建议。
一、问题

在今年3月的两次交涉中,守望教会向北京市宗教局提出了宗教场所登记或备案的建议。但这个方案向市宗教局提出后,守望教会得到的回应仍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场所登记须由现有宗教团体(即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提出;就是说,教会仍然面对着政府宗教部门这样的要求:只有加入“三自”,或者至少挂在“三自”的名义下,才可能申请自己的宗教场所。

在教会中,或者去其他教会,也时常能够听到这样的看法:在现在这个时期,挂在“三自”名下,也不过是形式的,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可以公开聚会,举办各种活动等;“三自”也是教会,不要有意地与之区别,制造分裂;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的历史包袱,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需要再背了。

对于某些人,比如一些从海外回来的人来说,加入“三自”的主要理由是,加入“三自”教会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很多事工就得以像在国外那样开展了;特别是,对其所在的这家教会而言,相对之前可能不让其带领人入境,或者聚会可能受到干扰来说,确实看上去挂个名似乎好多了。

在海外,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加入“三自”让目前教会的“合法性”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时,一个自然的反问是,因为加入“三自”,比如说你发现有一天教会所选定的牧师不再能够在这个教会牧养,“三自”有可能给你们安排另一个其神学可能是你所不能够接受的牧师,或者你教会每年施洗的指标也要等上面下达,或者你在教会外的其他地方宣教也要等上面的批准,等等,你认为你的教会还会去挂那个名吗?反问的结果是,基本上所有的提问者都会无言以对,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想到教会会受到或者应该受到这样的限制。

不过,如果只是限于这些实际的问题,当然还是会有人说,没有听说有这些限制啊。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即再一次通过历史的回顾,来看一下“三自”这个组织的性质。什么样的树,自然会结什么样的果子。

二、我们与“三自”的分别

其实,我们今天的处境与上世纪50年代没有太大的差别。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你会发现,当时很多人加入“三自”,也是出于与上述类似的想法,即认为那是对教会有利的;让教会能够在一个新的历史处境中继续发展,享受到各种“好处”。只有王明道明确地以“信仰不同”为理由而加以拒绝,而不是只看到哪些事工可以作了,教会可能会因此享受到哪些“好处”了。

1955年6月,王明道在其《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将拒绝认可“三自”与参加“三自”运动之间的冲突定性为“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他将“现代派”的本质定为“不信派”,将持这种路线的人不过视为“伪装的基督徒”。按照他的表述:“我们不但不和这班‘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在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历史证明了王明道先生这种看事物本质而不看各种“好处”的作法更符合神的心意。因为那些种种对教会的所谓“好处”都不过是暂时的。“三自”运动的结果是让中国教会遭受到空前的损失。比如,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140多间教会被合并成为8间;北京66间教会剩下了4间;全国数十所神学院被合并成了4所。信徒及神学生急剧减少;不少忠心的教会牧者因为不愿加入“三自”而被监管或者被关押。

当然,60年后的今天,时代确实在变化,包括“三自”体系中的教会也在变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神也借着各地恢复运作的“三自”体系下的堂点作他的工作,使这些数量十分有限的堂点得到一定的复兴。1998年全国“三自”试图推动“神学思想建设”运动,不少地方(基层)的堂点反对这个运动中所推销的自由派神学思想,表明这些在“三自”控制下的堂点,有些仍然试图站在大公教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把这些被“三自”控制的、但仍试图回到大公教会立场的堂点看作是神的教会,将其中的信徒看作是被掳的神的子民,而将其与“三自”这个组织机构区别开来。

今天,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名义上家庭教会被要求挂在某个堂之下,实质上是要其进入到“三自”的体制之中。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被要求加入“三自”这样的要求时,与老一辈主的门徒一样,我们也当清楚地陈明为了什么我们不能够加入“三自”。我们不要只看到一些“好处”,而更要看到问题的实质之处。其实,守望教会就登记问题致国家宗教局的意见书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清楚的阐明。如果简要地回顾当时的陈述,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三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借当时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它的产生本身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因此它在身份上无法代表大多数教会,也不能站在大多数教会的立场上成为联络众教会的领导性组织,自然也没有资格认定家庭教会的教牧人员资格。

第二,从“三自”运动的历史来看,“三自”运动并没有带来教会的增长,反而使众多的教会关上了门,并且有些教会的牧者及信徒只因不参加“三自”而被关进了监狱。虽然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作为当事人,“三自”就这一段的历史至今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悔改之意。

第三,“三自”自建立时起所持守的信仰和神学立场就与家庭教会有明显的差别。“三自”所持守的信仰是教会历史上被称为“自由派”的神学立场,而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是福音派的神学立场。这也是“三自”运动的早期有些教会领袖不参加“三自”的其中一个原因。今天,在“三自”的神学建设中,我们仍不难看到质疑圣经无误之权威性以及削弱因信称义等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作法,这些作法已经偏离了基督教基本信仰,是持福音派神学立场的家庭教会不能接受的。

第四,教会坚持三自原则并不意味着必须加入“三自”。但“三自”却混淆这两个概念,在“三自”运动的过程中错误地把办教会的三自原则和加入“三自”组织等同了起来。认同办教会的三自原则,并不意味着教会必须加入“三自”组织。何况三自爱国会自身并不是以“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方式建立的,它是借政治运动把差会和宣教士赶出中国之机获得其教产(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合宜和正式的交接)并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建立起来的。如此坐享两方面的成果,同时又标榜自己是“自传、自养、自治”,这在真正坚持三自原则的基督教会里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是否加入“三自”不能成为判断是否爱国的标准。自从1954年“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之后,“爱国”问题就成为该宗教团体手中排除异己的政治利器。于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不参加“三自”就是反三自、反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反革命的逻辑。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上述逻辑已被视为“极左”路线的产物,如果继续作为有关部门处理宗教事务的潜规则,其结果势必将大批拒绝参加“三自”组织但却热爱自己祖国的基督徒人为地推向对立面,势必造成对爱国公民的极大伤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不利于国家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概括来说,今天看来,大致上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这种分歧,即除了政教关系方面要持守政教分离这个基本原则之外,其实,我们还看到,更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回到王明道先生所说的那个方面:为着信仰的原因,我们不能够与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官方组织相联合。

三、“三自”的非教会性质

“三自”本质上不是教会,不能够代表教会,也没有权利管理教会,或要求家庭教会加入。就其本质上不是教会,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首先,“三自”的产生,乃是出于当时国际上的冷战背景,是要借政治运动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其次,从其现在的宗旨与职能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为了政党的统战目的,以爱国为其最高宗旨。第三,就其建制及运转方面来说,它具有准官方机构的性质,并非自治或自养,本身与三自原则严重冲突。下面,我们将详细加以阐明。

首先,从“三自”产生的历史来看,很明显,它是冷战时期政治运动的产物。并且在其产生时就是以“清除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其根本的宗旨。我们可以从构成“三自”运动主要宣言的文件,“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清楚地看到这个“三自”运动的两个基本的宗旨或方针。

这个宣言明确表达这个运动的第一个基本方针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而第二个基本方针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总之,清除与帝国主义的所有关系,培养信徒爱国的精神,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宗旨与目标。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宣言全文,以及第一批签名名单,同时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相继转载了宣言。这样,宣言签名运动的性质变成了政府支持的爱国运动;教会内部不同路线的分歧,现在变成是否爱国的政治选择。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入紧张时期,并直接与美国进入到战争关系之中。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吴耀宗被选为筹委会的主席。自此,这样一个新的全国性机构取代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为新时期能够承担“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任务”的机构。按照主席吴耀宗的概括,“革新运动筹委会”确定了三个方面的任务:1、在基督教团体和基督徒群众中推进爱国行动和爱国主义教育;2、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3、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的任务。前两个方面的任务显然在那个时期成为这个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所采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教会内展开“控诉运动”。

吴耀宗曾使用“连根拔起”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对帝国主义的控诉:“过去八个月的革新运动使这棵树的老干,在刀锯齐施之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次的会议,却像一把巨斧,对准了树干,狠狠地砍下去,使树干摇摇欲坠。虽然树还没有完全倒下去,它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但是,即使老树倒了下来,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还有那棵树盘根错节的基础,我们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进行挖根的艰苦工作,使这棵树还潜藏在泥土里的根节,完全被挖掘出来。”1

1954年7月2日至8月6日,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会上吴耀宗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在总结几年来的工作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三自爱国运动以后的任务。其中包括:1、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2、号召全国信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3、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 4、贯彻自治精神,促进教会内的团结。 5、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 6、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研究自传工作,传扬纯正福音。 7、贯彻爱国、爱教精神,提倡爱国、守法,纯洁教会。在以上这七项任务中,多数是在讲反对帝国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主要宗旨与功能。概括地说,这样的宗教团体不仅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它还要协助党和政府来贯彻政府的政策,这是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这一点在1982年转发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中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即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就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帮助广大信教群体和宗教界人士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 2爱国宗教团体也应该实际发挥着党和政府之“助手”的功能。其实在现有国家制度和法规体系之下,各宗教的全国性爱国宗教团体,实际承担着管理和控制各所属宗教的行政职能,成为“垄断性利益团体”3,在中国宗教界获得了“寡头统治”地位。

另外,从这个组织运转的机制、特别是人员的管理来看,这样的宗教团体其领导层的产生,一方面似乎是经过了该团体的选举程序,但另一方面也要经过其归口的领导部门,即统战和宗教管理部门的备案或审批。就基督教而言,全国各地三自会章程都规定:本地三自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由该会最高权力机构即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委员会选举产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宗教局提名→上级党委和宗教局认可正式候选人提名→宗教局工作人员安排选举→三自爱国会进行形式上的选举→三自爱国会将结果报宗教局备案。这说明该选举只是落实宗教局人事安排的形式而已。宗教教职人员的存在和发展,本应以其对所属宗教的忠诚、奉献和其对宗教教义的信奉、精通为基础;但这种基础却被这种政教不分的关系所削弱甚至替代,导致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任职与否,更多地被宗教管理部门所决定。4宗教局对宗教团体人事安排的控制,表现为一种未公开的人事编制制度,从而将宗教团体纳入到政府行政结构中。这些宗教团体在全国和地方上的工作机构,以及其全国性的宗教院校,均被列入国家编制,其行政经费与人员名额也都在党政机关之编制的总数之内。主要由政府来提供其人员的工资及行政经费的支出。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方面特别表现出这种宗教组织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某种“延伸”,而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半官方的组织机构。
如此,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该组织的宗旨及功能以及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上看,爱国宗教团体的非教会性的“官方”组织性质就十分明显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直接指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完成执政党的任务和保证执政党的威信和事业。该组织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两会”),基本是在中国国家行政结构中执行基督教事务的社会团体,而不是教会组织。 6确实,如果一个组织不是以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为其首要宗旨,而以执行某执政党或国家某些部门的宗教政策为其宗旨,这样的组织从本质上当然不能够被称作教会。

如果“三自”从属性上不是教会,却又领导着“三自”体系中的教会,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关系吗?为此,丁光训主教曾经从历史角度反省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突然停止,好些宗派领导管理体制运转不灵,甚至瘫痪。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开始承担各宗派领导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随着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越来越强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这也影响到教会。在不少地方,教会不少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就无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组织。这不是三自组织的初衷。但是,就这样,在不少地方,三自从一个高举爱国旗帜和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信徒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7 这种“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的教会领导管理部门”,如果当时是出于冷战时期不得已的原因而成立,那么,今天这种部门还有存在的理由吗?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维持这种奇怪的关系吗?

四、不加入“三自”的根本理由

当我们明确了“三自”这种非教会性的官方机构的性质后,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当年王明道先生所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并用一句话来总结家庭教会不能够加入“三自”的根本理由:教会与非教会性的“三自”不能同负一轭。中国教会与一个拿着国家工资、以致力于执行党和政府的托负为其首要使命的组织有什么相干呢?

如果教会加入到一个以执行执政党或世俗国家部门所规定的任务为其宗旨的组织之中,那么她自身存在的根基就会受到影响。教会很可能会使其根基发生错位,即由建基于耶稣基督的大公教会的立场转向民族国家的立场。比如,当年“三自”运动将清除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当作首要任务的时候,其立场显然是民族国家的立场,而非大公教会的立场。站在普世大公教会的立场上看,虽然中国教会的发展确实有走向自立的本土化教会的需要,但她显然不应该隔离于其他国家的教会而存在。她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正统教会,无论是所谓“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会,在基督里都是弟兄教会的关系。基督信仰是高于国家的,教会的普世性高于其国家性。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会中不少的信徒也并不认可把基督教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将传教士看作是这种侵略的先锋,因为这种结论显然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得出的判断,而不是站在大公教会立场上得出的判断。

这种基本立场的不同,检测出教会是否真正持守了十诫中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加入到这种非教会性质的官方组织中,接受其领导,教会无疑会受到一个极大的试探:教会当将尽心尽意尽力爱主,那独一的神,视作首要的,还是要将在教会之上领导着教会的这个组织所视为第一目标的“爱国”当作神来崇拜?只要教会随着这个领导着她的组织的要求把“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或渗透”放在第一位,那她必然会失去其教会的根基,即大公教会的立场,而将自己摆放在国家的立场上。

确实,对于一个非教会性的官方组织来说,可以如此要求“爱国爱教”,即把爱国放在前面,但对于一个教会来说,爱主永远是第一位的。爱国并非教会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主要使命,更不是教会存在的基础。如果爱国成为教会在这个世界或这个国家存在的前提,那么这是教会根基的根本性错位。

其实,教会并不需要站在国家立场上,去说那些只有执政党或国家机构才应该表达的话语,好像只有这样做才算是“爱国”。如果教会以牺牲自己的根基来表达自己的爱国,那么这种爱基本上是一钱不值的,因为她的存在已经一钱不值,如同基督所说失了味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让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太5:13)教会只有依靠基督站稳自己的大公教会的根基,才会从自己的信仰中自发地表现出对于神所立世俗权柄的尊重。这种出于对神所设立权柄的尊重,以及对邻舍的爱,才是爱国家及民族当有的出发点。

今天,如果三自原则继续对中国教会有意义,那么这个时期的三自原则恰表现为,教会相对政府来说当有其自治,即政府有关部门虽有管理社会团体之一定的权柄,但教会作为基督的教会有其在教务方面的自主权;教会当自养,而不必靠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持;教会有其自传的权利,即教会根据其对基督信仰的传承与领受,来自由地传讲基督的福音,而不当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其实这正体现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正是因为这种政教不分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一个名义上推动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所谓“三自”组织,自己却不能够实现自治、自养与自传。由此所暴露出来的该组织的非教会的性质与其所标榜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实在是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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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新生》,4页。
2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65页。
3 参见,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32—38页。
4 参见,曹志,“中国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制度分析”,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论文。
5 邢福增,《当代中国政教关系》,72页。另参见,刘澎,“中国政教关系的特点与发展”,《鼎》,第88期(1995年8月),4页。
6 王艾明,“论教会信仰——关于中国新教之教会神学的基本问题的思考”,载于《金陵神学志》(2008 年第4期)。
7 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在全国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金陵神学志》,(1989年6月),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