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反馈

2010年秋季号《杏花》出刊以后,编辑部陆续收到读者反馈,现摘录如下,若读者对刊物有任何的意见,欢迎发邮件至xinghua2007@gmail.com与我们交流。

石家庄杨弟兄  :
守望建堂的确是一场属灵争战,为守望祷告、为中国教会祷告。

  陕西孙弟兄:
        秋季号《杏花》已收到,看了守望教会的建堂的经历及祷告很是感动,感谢神的怜悯和同在,我每天也为守望的同工和众肢体祷告,求神坚固信心,在每次的经历中认识神的全能和人的无能,仰望交托给神,神会照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谦卑顺服的人身上,将荣耀归给神。

 河南余弟兄 
守望教会全体同工、《杏花》事工同工,感谢神的恩典,守望教会这样一种教会成长的方法和建堂的计划,给诸多城市新兴教会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模式,特别是你们对教会的治理和行政管理,给我们在探讨教会的团队事工配搭中带来诸多的借鉴之处,同时感谢神让这么多知识分子和成熟的教牧同工一起配搭,为中国家庭教会侍奉模式转型带来很好的样板效应,真的为你们感恩和喜乐。本人关注你们教会也有一些时间了,也在你们教会的网站上下载了不少的资料,但都没有告诉你们教会,特此感谢,我们教会也在不停的扩张中,在建堂的这条路上与你们会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非常感谢你们将这期的《杏花》发给我们,从中能得到一些属灵的指导。

新疆苏弟兄:
        主内平安,你所寄出的《杏花》我已收到,内容很丰富,给我们灵性很大的帮助,守望建堂是全中国教会的旗帜,我们都该付上功夫,这是我们共同参与的机会,是使命使然,义不容辞,使被囚的得释放(在信仰自由的层面上我们是被囚的)。

 江西吴姊妹
主内编辑朋友们好,新一期杏花已经收到,非常感谢。因为是课间拿的包裹,首先翻开后面的文章,看到书拉密的文字,一直很喜欢这位姊妹的文笔。呵呵,结果觉得本期文章她的开头就像是在写我,因为不久前也被领导找去谈话了啊。祝福守望教会,祝福你们,愿神赐恩给我们和我们的国家!

上海朱姊妹:
        各位在京的兄弟姐妹:
愿你们安稳、得力!
请允许我先引用一段《耶利米书》的经文:“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耶12:5)
读了《杏花》之后,感觉守望教会建堂,不啻于一场艰苦的跑步竞步,斯诚不易。我虽然人不在北京,也不再在守望教会一同聚集敬拜,但长时间同蒙一灵清晰、明确感动,为守望教会建堂献出自己一份力,不论是金钱奉献还是膝盖和嘴唇的代价——我相信异地这样同蒙感动同负一轭的肢体不在少数。所以请你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目前占据那应许之地的当地居民多么强壮、凶猛,都千万不要放弃跟从神的带领,直至进入那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过程中,连放弃争战都是不够忠贞的!
也请你们在为建堂争战的过程中,切勿疏忽对会众的牧养,不要稍却对福音的传播,请一刻都不要忘记宣教——我相信这是我们天上的父对守望教会的托付。
我也一直在关注本届洛桑大会中国与会者的参会进展,当昨天从守望网站读到天明兄失去联络的时候,我难过得不能自已,只能马上做一个祷告。我相信所有关注此事的肢体感受到的伤痛是一样的,我也在为你们所有人祷告,特别是守望教会那些灵里软弱的。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负上膝盖和嘴唇的代价,为你们代祷。
所以亲爱的守望者们,守望教会的众带领肢体,我愿意让你们知道,你们并不孤单,我们天上的父已经感动了一个异地的姊妹遥遥记念你们,每日清晨为你们代祷,我每次都被感动为你们提名祷告,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对神忠贞,对神的托付忠贞!当你们觉得很难的时候,请一定记得马上来到神面前祷告。
为此我愿意告诉你们我的一点点看见,我在这段时间的祷告中渐渐看见神的永恒计划,那长期的计划。正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一样,尽管马丁·路德·金本人未能看到黑人不用再坐在公共汽车尾段的那一天,但在信心的仰望里,他实在清楚地看见了。
如今才半个世纪过去,可谁能想象得到就在50年前的美国,黑白对立那般严重,甚至一些南方的基督教会都公然敌视黑人信徒。感谢神,他让我最近重读了那段历史,从中看到了信心、智慧和力量,基督那和平的爱的力量。所以也求神赐给我们基督那般的谦卑、和平和忍耐。
也感谢圣灵感动我为大河房地产公司祷告,这一点或许会对你们有所安慰,所以我愿意让你们知道。
最后我想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那些不能相聚一起祷告的兄弟姐妹,就算身体不在一起,但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从未感觉远离,我相信圣徒相通,我相信圣灵的带领,我相信圣而公之教会——这正是我何以至今仍以守望一份子自居,因为我和你们同感一灵,同负一轭。我倍感荣耀。

寻找溪水边书屋/章以诺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诗篇》 1:1—3

2002年春,北京张平姊妹退休后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她希望建立一个专注于“基督信仰”的书籍供给平台来满足基督徒在阅读方面的需要。在读到圣经《诗篇》第一篇的经文时,她深受感动,就把自己奉献出来的住宅改造成了一家书屋,取名“溪水边书屋”。这间小小书屋应神州大地基督信仰文化事工的需要,在刚刚兴起之时,成为北京第一家基督徒书店。

同年的“圣诞节”前夕,蒙上帝的拣选,我在北京一间教会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受洗后,一位朋友送我一本《跟随他的脚踪》,并告诉我,这本书就是在溪水边书屋买的。我拿着那本书,满心欢喜,却不知道,我与这家书屋的“相识”才刚刚开始。
《跟随他的脚踪》的内容引人入胜,催人深思。书中主人公亨利·麦克斯韦牧师倡议了一项“耶稣会怎么做”的活动,要求每一位基督徒志愿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做一件事都先问问“耶稣会怎么做”,然后自己就怎么做,而不问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志愿者行列,每做一件事之前,都问了自己一个问题:“What would Jesus do?”——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当他们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并努力照着去行的时候,都发现需要面对很大的财富与利益的冲突,还有来自家人的压力;但是,一旦认真履行之后,他们的整个生命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带出了巨大的影响。《跟随他的脚踪》使我受益匪浅。同时,我在心里也记住了溪水边书屋,感谢他们做了这本好书的“管道”。

2003年春,北京正值“非典”;秋天,神带领我去广州发展。离京前,我很想去拜访一下神往已久的溪水边书屋,买一些基督信仰书籍带在身边。
我只知道溪水边书屋的大概位置,但并不确切。我贸然前往寻找,以为不会太费力,却一连询问多人,都无人知晓。我只好暗暗地祷告,求神带领我找对位置,并希望在寻找的途中能够做些荣耀他名的事。

我向前走着,走上了一座过街天桥。看见有位阿姨站在栏杆边,对着三环的滚滚车流,目光呆滞。我想,她可能是遇见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心中不免感动,就上前关心地询问,谁知阿姨听我一问就哭了起来。
原来,她最近一直想自杀,刚才已经在桥上站了很久,好几次想跳下去。起因是独生儿子去外地上大学,军训时吃了不少苦,常常在电话里跟她哭,她一听就受不了。她本人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向单位请假去长期照顾儿子,单位却没准假。一想到儿子过着没人洗衣、没人做饭的“苦日子”,她就忧烦不安。一开始只是失眠,后来慢慢发展成抑郁症,现在满脑子都想着如何一死了之⋯⋯

那时,我还未成家,也不太懂得如何安慰一位母亲,我只能告诉她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告诉她,14岁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便与母亲一起艰难度日。后来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我告诉她当年我的母亲对我的担心也很多,但因为母亲是基督徒,她知道有一位上帝,他眷顾信靠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这样她每次想起我的时候,就不那么担忧了。母亲常对人说:“就是在下水道中也有神管着呢!”她相信经历困难长大的孩子会更成熟,那些难处中也有上帝的美意。我劝慰阿姨说,我不能为你做什么,请你与我一起祷告吧。她就顺从地闭上眼睛,和我一起祷告。祷告结束后,我明显地感觉她的情绪好多了,先前的恐惧与无助一扫而光。

我陪她走下桥,顺口问她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家溪水边书屋。她竟然说知道,而且她还认识开书屋的张平——“那真是个好人。”她说。
随后,她便带着我走进了溪水边书屋。正巧张平姊妹在,当她听说我在天桥上劝阻了那个阿姨跳桥的事时,她慈祥的面孔泛起了欢喜的光彩。张平姊妹对阿姨说,神很爱你,专门差遣我年轻的弟兄做你的“天使”帮助你!
正值下午,书屋的顾客不太多。我们围坐在桌边彼此分享着生命成长中的种种见证,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感恩,都让人心生感动。

在书屋,张平姊妹告诉我们溪水边书屋建立的经过,其中,从感受呼召到住房改书屋的申请获得批准,再到装修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每件事的进展都能看到神的手在其中。装修时需要一千块砖,因为数量太少,砖厂不给送,当时正赶上“非典”,无处购买,工期又异常紧张,怎么办?晚上,张平姊妹向神开口说:“主啊,求你明天为书屋预备一千块砖吧!”她的祷告儿子也听见了。第二天早晨一开门,就看见门外有一辆拉着砖的平板车经过,张平姊妹就和拉砖的人商量要买下那车砖,那人竟然就答应了。拉砖的人并不是商人,他拉这车砖本来是要给自己用的,这次居然转让给了书屋,而且价格相当低,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张平姊妹的儿子把砖卸下来,一数,刚好是一千块,一块不多,一块不少,真是出于神奇妙的预备!

听了我们两人的诸多见证后,那个阿姨感动于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她的心彻底地软化下来。最后,我和张平姊妹邀请那位阿姨试一试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欢喜地点着头。那位阿姨本来和她住一个社区,两人以前就认识,但她听过福音却一直不愿相信。今天,她有了亲身的经历,感受自然就不一样了。她很诚恳地说,她愿意“相信主耶稣”。几个小时前,她还深陷愁苦之中,欲跳桥了断此生;几个小时后,她就愿意将自己交到上帝的手中,决志信主。这不是神的奇妙预备又是什么?!

即将离开书屋的时候,张平姊妹叫住我,托我带一笔钱交给广州一间教会的姊妹。我对她的信任非常惊讶,脱口问道:“您不怕我是骗子吗?”她满面含笑地说:“怎么会,你是荣耀神的小弟兄!”
那位阿姨见状也很惊讶,她说想不到在现今的社会,居然还会有这样奇特的“信任”——原本不认识的人,居然不仅热情地招待,真诚地关心,而且会托付转交金钱。张平姊妹告诉她,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同属耶稣基督,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同是一家人,自然就会彼此信任。
带着这样的信任,到达广州后,我在第一时间将所托的钱款交给了那位教会的姊妹。随后,我打电话联系告知张平姊妹时,她说那位被我从桥上带回来的阿姨已经和他们一起查经聚会了⋯⋯

如今算起来,这些事已经过去了七年多。今天,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书屋的网站,急忙进入浏览,发现溪水边书屋就像一颗长在溪水边的树那样,在上帝的亲自看顾下,日渐成长,日日更新。当年离京赴粤之前拜访书屋的经历,每每回忆起来,心里都充满了感恩。想不到一段小小的“寻找溪水边书屋”的经历,都能被上帝大大地使用,用来帮助一个灵魂信主;同时,也让我结识了一位真诚爱主的老姊妹。就像《罗马书》8:28所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愿这样一段寻找书屋的记录,也同样能够祝福那些正在寻找途中的人们⋯⋯

2010年8月31日回忆于虎门

如此“能不忆江南”——远行记忆之六/姜原来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


太行鸟巢江南莺

书架上有一只小小的鸟巢,不是工艺品,而是一只真正的鸟窝。它来自太行山余脉的房山十字寺,是守林人小马送的。前两篇《远行记忆》里记述过他(顺便告诉大家,上篇《远行记忆》结尾写到的期盼已经变为现实——我刚又从那儿回来,这个深山里的独户守林人之家又有三个人皈依了,现在终于有了一整个基督徒家庭守望着中国教会史的第一圣地)。他们一家人就像《创世记》中上帝托付于人的那样,悉心治理着那片深山茂林,守护着溪流的鱼、树上的鸟、野地的走兽⋯⋯圣殿遗址和大自然的守望者当然不会像今天的一些动迁者那样,动辄让生命无家可归。小马在树林里修枝采果时,要是看见鸟巢,都会小心绕开。这只鸟巢是他偶尔在林地上发现的。凭着丰富经验他知道,这是一只被抛弃的鸟窝(要是感到不安全,不少鸟儿都会断然舍弃巢穴另建新居)。于是,小马把这只鸟巢带回来送给了我。
“哎呀,这么小巧啊!”我不禁感叹。印象里,如此纤小的鸟儿在我的家乡江南比较多见,而北方鸟和北方人一样,个头大得多。

这是一枚只有二寸直径二寸半高的袖珍鸟巢,它的建造居住者,应该是一只类似蜂鸟那样的小鸟,可能还不止一只。算算时间,北京远郊山里的这枚微型鸟巢和北京城里的那座宏大鸟巢应该是差不多时间建造的。我的一位山东画家朋友里里外外仔细端详了这枚鸟巢后说,“它比奥运鸟巢还美呢!”——它的外层,是结实的细树枝扎成的框架结构,接着是草茎和树叶编成的外圈,框架和外圈之间用一条条白色细腻的胶丝牢牢粘连着(这应该是小鸟自己的唾液),然后才是一层层内圈,越往里,使用的草茎越纤细柔软,最后,是用细若发丝的不知名小草精心编织的“睡垫”。欣赏着这枚鸟巢,眼前几乎可以浮现出一幅油画:山溪和弦,山风咏叹,这些纤巧的小鸟在十字寺的古碑石础间跳上跳下忙碌,在杏树枝、李树花之间飞来飞去寻觅,建造着它们在十字寺山林里的一个个精致的家⋯⋯,谁能不对造物的奇妙发出感叹呢!
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音乐有两种:欧洲古典音乐和大自然的天籁之声——虫鸣蛙鼓兽嘶风啸雨吟、海浪拍打礁石声、大雪飘落草原声,尤其是鸟儿在树林里的千百曲歌声。所以,收集的CD除了古典音乐片外,还有一些没有任何音乐伴奏的纯大自然录音片,其中最多的便是鸟鸣录音。几十年来常跑野外工作,每次再忙,也要在野地坐下来躺下来安静欣赏一会儿这样的顶级音乐会。后来举办“马槽文化考察”,只要有机会,也一定会有这样一档安排:在选好的一处野地,叫大家一个个分散坐开,在半个小时里保持绝对安静,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再静静地去看,去嗅,去触摸。然后,我们聚拢在一起交流分享⋯⋯我建议你甚至你所在团契也试一下这样的经历,会有意外收获的。因为人毕竟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在上帝原创的天地间,敬虔宁静的心定有致远的领受。这样的经历中,我最难忘的是:2006年初冬看望一位老前辈的那一次,我在《远行记忆之四》中记述过他。那时他93岁了,从忙碌的教会圣工中倒在病床上才两年。傍晚,他对我说,主呼召他要离世了⋯⋯我在他床边搭了个地铺。凌晨,我被他从床上伸下来的颤动的手拉醒了,老人用他闪烁的目光向窗外示意,“听啊,小鸟在赞美主呢!”我从地铺上坐起来:窗外树影中,这个偏僻的江南小渔村朦胧曙色里,传来鸟儿们此起彼落的歌声,独唱、重唱、交响合唱⋯⋯我们静静欣赏着这场赞美音乐会,直到天大亮⋯⋯
因此,每次来到十字寺,决不会错过在这片教会圣殿遗址里的鸟儿音乐会。那次,还兴致勃勃地把十字寺的小鸟巢带回了家,遗憾的是,这是只空鸟巢。

一天,去探访江南一个农村教会,路边传来了一串串清脆鸟鸣——原来是一个乡人正在兜售一种陶瓷鸟。在“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江南乡间,自古以来流行这种鸟哨小玩具,有这样陶瓷烧制的,有陶土捏的,还有用木头竹子刻制的。在这种空心的鸟哨里灌进一点水,就可以吹出雀莺的鸣叫声,我们江南人小时候大多玩过这种玩具。于是,那次路上我又买了一只陶瓷小鸟,于是,十字寺的小鸟巢住进了一只个头般配的“小鸟”。从此,朋友来访时欣赏过小鸟巢后,常会有人吹上几声“江南莺啼”。

鸟瞰江南佳丽地

“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孟浩然)。江南,仅仅这两个字,对于中国人就意味着多少诗情画意!从汉乐府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到清人的“昨夜江南春雨足,桃花瘦了鳜鱼肥”,对江南的吟哦流溢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中;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到黄宾虹的《霜林晚眺》,中国美术史的经典山水画展开的多半是江南林岫。

人们常把江南泛指为长江以南的苏皖浙地区甚至包括赣闽湘。但是狭义的江南仅指从苏南的无锡苏州常熟到浙北的湖州嘉兴杭州一带。当地人这种约定俗成的指称其实颇有道理。长期生活在这里你才会知道,这片狭义江南的地貌物产风土人情和无锡以北杭州以南地区明显不同。历史上,尤其南宋以降,这里的才子佳人到了满街满巷的田地,自然,关于这片江南的香诗美文也是汗牛充栋;今天,这里一年到头游人如织,关于这片江南的图片文字浩如烟海,我等无瑕为之锦上添花。我们关切它是因着:这片面积近四万平方公里的江南虽然仅占全国总面积四千分之一,但对于中国自古至今至关重要:唐宋以后它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普及的地区,近代肇始它一直是中西交流碰撞的最大剧场,也是悲美交集的中国基督教历史长剧中许多幕故事的发生地。所以,此篇始,《远行记忆》还会断续叙述在这里的长长行走深深领受。我本是从事环境规划工作的,养成了凡事先鸟瞰纵览的工作习惯。在无数江南文字滥觞于精致优雅时,我想先告诉大家的是,江南那鲜为人道的宏观壮美。

当地人所言这片“江南”的北侧,是长江的最后一程。从“姜更迪如”冰川的融冰开始,万里长江奔腾至此,铺展开它最辽阔的江面。你如果从“中国地理咽喉”吴淞口望去,但见水天一色,江对岸大多消失在水平线下面。我参与策划了“世界华人青年领袖夏令营”在这里的一次营会。正是朱敦儒所诗“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青年在此度过了刻骨铭心的时刻。听香港老师说,这是已经举办十年的营会之中最精彩的活动之一。

这片江南的南边是富春江、钱塘江一线,如山如壁汹涌而来的钱江大潮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常规性江海潮。江南的东边是浩瀚的东海,西边是太湖、天目山、昱岭一线。在大江大海大湖大山大致环绕中的这片江南,湖泊星罗棋布,河流密如蛛网,是中国湖泊水网密度最大的地区。例如,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远郊的青浦做风景区环境规划,查阅历史资料后我才知道,50年代初这个县域的水面积就接近75%。江南的水边总是葱茂着芦苇荡,水网之间的是千百年来像苏绣一样精耕细作的优质水稻田和桑树林。这片由长江三角洲东部平原和杭嘉湖平原连绵而成的真正江南,以当代环境学观点审视,其实是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开发的巨大湿地半湿地型农林渔业平原。在这里,富庶的鱼米之乡和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了难得的衔接共存。

水乡泽国的江南大地散落着很少的山体,不用和北国的山比较,比之浙南雄奇的天台雁荡群山,这些山只能算是些孤山残丘,可是它们个个琼林奇花郁郁葱葱。就在这样的山水间,散布着千百个古老的小城镇,每个城镇里都有精致的江南园林。其实,整个江南就是古中国的一片巨型园林⋯⋯
我的长辈都是江南人,虽然家在上海,可是从小常常走出市区住进老江南,对于“小桥流水人家”习以为常。中学毕业后一下子去了黑龙江,在北方十多年,这才和江南老乡范仲淹一样,在北国“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苍茫中学会了欣赏江南。从小恋家,离家一远就会撕心裂肺似的受不了,可命运硬是拖出我这样的人逼着我在行走中度过人生。不过有一次它补偿了,让我虽然仍在行走中却痛痛快快补足了家乡情——80年代一回到家乡,因着专业工作我常常行走在江南大地。后来才明白,我有幸获得的是与千年旧江南的永别之旅。那数年行走刚结束,从90年代初迄今,江南已经面目全非——密集的公路网取代了水路交通网,连篇累牍的大小工业区取代了无数水田桑林,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带取代了当年撒在水乡的千百旧镇——古中国的这片巨型园林变成了今日中国的最大现代产业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常常蕴藏着深厚的启迪等待人们去收获。但在此之前,值得记录下桨声莺语中的一些旧江南剪影,因为在这些细节的比照中,江南巨变中的人的生命的异化才更加触目惊心,更为发人深思。

欸乃声中的江南剪影

江南,本是湿漉漉水淋淋雨意蒙蒙的江南,即使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大都市上海,其实也是莫大水江南浸泡着的一块飞地而已。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到处可以碰到诸如“王家浜”、“曹家渡”、“横浜桥”、“万航渡路”这样潮湿的地名;连市里几个行政区的名字都滴着水——“卢湾”、“徐汇”、“杨浦”、“黄浦”⋯⋯一二百年前,这里还都是水乡泽国。三四十年前在中心城区,不时会飘过江南乡野的身影——穿着蓝印花土布衫每天进城坐在墙角轻声叫卖茉莉花串的婆婆;夏天打着赤脚挑着甜芦粟的姑娘;背着竹篓兜售大闸蟹自己也像大闸蟹一样在弄堂里躲来躲去的渔民;苏州河边一年到头往来不息的小蓬船里住着的一家家船民⋯⋯

其实,只要一次小小远行,就可以从当年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蜂窝般市中心跑进碧绿翠青的江南水乡了——这是我们这些住在蜂窝里的男孩子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市区的东边南边被宽阔的黄浦江环绕,另外两个方向成了我们的最佳选择。沿着家一旁的西康路一路向北,走上二十分钟,就到了苏州河,摆渡过河,穿过工厂、铁路和一片比市中心的弄堂还要拥挤的棚户区,就是水的郊野⋯⋯玩够了,打开书包,拿出一个个玻璃瓶,灌满清澈的河水,放进青青的水草,然后放进抓来的各色小鱼小虾小蟹小蝌蚪。等我们筋疲力尽回到家,一个个家里就像摆开了一个个微型的江南水族馆,够我们照料好一阵的了。

少年远行最美的方向在西边。先跑到延安路,然后只管一路向西,走上半小时就到了虹桥路。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去的一条马路。和今天相反,这里是当年最清静的一条路了,车辆极少,路两侧是浓荫连绵的香樟树林,树林后面就是密密匝匝的小河、菜地、水稻田,田野上散落着一些神秘的西式别墅。五月上下,香樟开花的时节,这条十里长路就像跨过泽国的一条清香弥漫的绿色廊桥。路的另一头是孩子们魂牵梦萦的动物园,所以男孩子们过段时间就会去那儿远行一趟。有一次我们是一个个滚着铁圈跑来回的。动物园二毛钱的门票是我们普通人家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价钱,但是沿着这么美的一条水乡路跑到门口,下河游泳,然后隔着竹篱等着黄昏时分动物园天鹅湖的野鸟成群结队飞上蓝天盘旋啼唱,这就心满意足了。

上中学时,常得去郊县劳动,有时候连课都停了,叫学生们在乡下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时间一长不少人逃回上海,我倒乐此不疲。班里只剩几个人还留在村里,静静融入了水乡生活。那时的民间交通几乎全靠手摇木船,那个村子除了水路,岸上只有一条两三个巴掌宽的小路。小路有时贴着河流,有时就是水田中的田埂,迂回曲折地穿过数不清的竹桥、木桥、砖桥、水泥桥,要走一个半小时才能到最近的一个小镇。初冬,走在这般原野,只见河流像渔网一样撒得到处都是,河流之间像网眼一样遍布着无数小块农田:墨绿色的冬小麦田,褐色的棉田里棉蕾含苞待放,水牛绷紧肌肉在留着稻茬的水田里犁地⋯⋯一次,我这样穿过田野到邻村送菜籽,那时的农家白天都是大门敞开的。我走进那家,看见一个老伯跪在竹榻边,手里抓着一个竹子扎的十字架⋯⋯在毛泽东时代,十字架就是危险。那是我在那种年代与基督教信仰星星点点几次遭遇中的一次。后来我才知道,上海曾经是中国基督教的基地,在以后教会受逼迫的年代,信仰的种子也一直深埋在周围江南水乡中。许多年后我去郊区松江县新桥寻找过那村子,那儿已经变成了工业区。

但是那天的场景就像一段影片留在了记忆深处——我一踏进房间,老伯立即站起来,看了我一眼,把十字架放进衣服的内袋,才收下我带来的菜籽。“上海囝,饿了吧”,他说,“等等,家里酱油没了。我去打酱油马上回来,就烧饭。”他从灶头上拿过一个瓶子,走出后门,我也跟了出去。江南农家后门都是一小片竹林,穿过竹林中的小径就是河边,砖砌的不足一米宽的小码头系着一条二米多长的小木船。他跨进船里,回头和蔼地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一手提着酱油瓶,一手悠悠地摇起船橹,河面飘起乃吱呀的古老橹声⋯⋯

浪漫的谎言和沉默的江南

走马观花,江南的剪影的确是浪漫的。这幅家家傍河而居、事事以船代步的古老水墨画最易让外人痴迷陶醉。“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唐五代诗人韦庄是陕西人,他这首词唱出了一代代华夏文人对江南“集体迷恋”的文化现象。“住在这种画一样的地方,人还需要它吗?”——这是一个犹太游客在一个江南古镇,指着一座清代留下来的老教堂对我的询问。

讲授《基督与文化》这门课时,我向高年级神学生推荐法国当代学者勒内—吉拉尔的《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一书。的确,人类话语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谎言,其中最可怕的是浪漫的谎言。这部著作犀利剖析了欧洲文化史上,言情小说、骑士传奇、英雄梦等数种浪漫谎言对真实的扭曲、对生命的腐蚀,探讨了严谨创作与真理的必然遭遇,很值得一读。
仅仅做一个时尚的江南游客,不过消费一下这份暂时的浪漫,倒也罢了。可是若把“乃一声山水绿”(白居易)当成了江南的象征—特质,那也是一种“浪漫的谎言”。

摩拉维亚出生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回到事情本身”的呼唤,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的重大事件。其实,中国思想文化更加紧迫地需要“回到事情本身”。例如对于“江南”,首先需要回到江南的基本现实中去,走进那一大半的江南——被遮蔽的底层的沉默的江南。可是,传统文化中,关于江南的文字车载斗量,大多是文人墨客的雨柳寄情亭桥感叹,极难看到对这片浩水润野底层生活的理解记录;近年来,关于江南的作品图文并茂,依然乏见对江南农民渔人的体察叙述。这似乎不经意的缺憾后面,其实有着怎样的傲慢与偏见乃至冷漠与狰狞!

沉默的江南就在那些深宅大院、秀美园林外面的风浪里、淤泥中。例如,从上海西去三十多公里,有一汪偌大的天然湖泊淀山湖,它也是黄浦江水源保护区。我曾在工作中走遍湖区,当年,在长风大浪的湖边讨生活的劳动者吃苦耐劳,沿湖的渔家农村民风淳朴。淀山湖曲折秀丽的湖岸线景色最佳处在偏僻的西侧,那里有个“雪米村”。2004年暑假,又一次活动在江南举办。“先不要去蜚声世界的古镇园林,我们去了解沉默的江南吧”——于是,来自香港上海的二十多名大学师生到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几天。我们打地铺睡在农家,吃着柴灶里烧出的水乡饭菜,喝着“阿婆茶”;白天,访问农民听他们讲过日子的事,和他们一起赤脚下水田;夜晚,和乡亲们联欢,每个人都卷进了热闹非凡的“打莲湘”土舞中;拂晓前,我们和农家孩子们早已一起守候在淀山湖畔享受瑰丽的湖上日出;半夜,我们像守夜人那样坐在田野里融入水乡中——我照例要求大家保持绝对安静⋯⋯,可是结束时间还没到,却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一个,两个⋯⋯于是大家情不自禁唱起了赞美诗歌,⋯⋯最后,我们才出发去著名的古镇同里。没有坐车,而是像农人那样,搭乘运货船沿着古老的民间航道远航而去。一路芦花低垂白鹭四飞,但是要过航监站时船家叫大家趴在舱底,以免麻烦。这时想起了不久前内地人偷渡香港的历史,于是,“香港人偷渡同里”成了弟兄姐妹们捧腹大笑的永远美忆⋯⋯从此,雪米村,成了他们的紧张都市生活中藏在心里的诗⋯⋯

从“肺腑之语”到“异邦新声”

“一句真话重于整个世界”,这是“20世纪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震惊世界的名言(其实这是一句俄罗斯民谚)。世界到处是浪漫的或不浪漫的谎言,“真”,总是分外珍贵。在堆砌着无数话语和图像的江南,浪漫的谎言和沉默的真实同样并存,大地深处的生活常被遮蔽。这里,即使出现一些描写农民渔民的文本,往往目光浅薄琐碎,甚至和这些“墨面泥腿”们的真实生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鲁迅先生多次用一句华夏谚语戳破中国话语体系的这种千年老病——“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

而江南的“墨面泥腿”们似乎千年沉默着,江南的浩水润野似乎千年沉默着——至少对于主流文化和其中之人,是这样。这种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略有突破:鲁迅的小说散文多以广义的江南农村为背景;然后是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的出现。有一位人称“方尖碑”的上海神父,1948年其在巴黎大学完成的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江南渔民》。以他的高贵人格和对渔民的熟悉,一定精彩,可惜迄今没有中文译本。——真相开始显现,那是生于斯长于斯理解悲悯于斯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但那远远不够。

2002年夏,在山东沂蒙山区一次“马槽考察”时,我们访问了一个农民。没有外界影响,他用数年时间独立写出了自己小山村精彩的《民俗志》并出版。我们大为感动——中华文明,基础是农业及渔牧林业文明。由它真正的身体力行者排除主流话语体系的干扰,记录自己生命和生活——真正实现“肺腑而能语”,这多有意义!于是从此以后,利用远行各地之便,我开始寻觅合适农民,试图让大地上响起更多的“肺腑之语”。

那次的江南雪米村之行,就在这合适的地点,发现了又一个合适的人选⋯⋯四年后,陆老弟的《雪米村民俗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在书的序言中感慨的是:这本书不是城里人的雅兴之作(毕竟是局外人),不是官方的地方志(到底目的不同),也不是专业人士的“田野调查”或“采风记录”(终究“感情不专”),而是完全出自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之手。在浩瀚的江南文本中,其实这类文本最稀有最可贵。它深入细致、几乎面面俱到地记录了一个水乡小村里的生命生活。我们这才有机会回到江南的“事情本身”中去,走进江南农民的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于是,江南大地“肺腑而语”了!

一次,代销此书的一家书店经理告诉我:有学者很为好奇而向他打听的是书的策划者怎是一个基督徒。大概在他们看来,“信洋教”的和华夏传统文化应该是水火不容的。我听了很开心——“凡是真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腓4:8—9)我们为此见证。但这不是事情的结尾而是开端——一次次走进农家渔村,仅此而已,那么不过是一次次另类旅游;一本本肺腑之语发掘了鲁迅所言“中华朴素之民”的优秀传统文化,仅此而已,那么最终它们只能存在于博物馆图书馆让人感叹。因为⋯⋯且把镜头从上海远郊的雪米村拉到近郊的一个村子吧。

二十多年前,这也是一个“雪米村”,河环泾绕,菜田鱼塘,过路人累了随便走进哪一家,在家的人都会热情招呼陌生人坐下歇歇脚吃杯茶⋯⋯现在,这里完全城镇化了,全村人都成了地主房东——家家户户的宅基地密密麻麻盖满了三四层的简易房再分隔成许许多多小间如同蜂窝一般,出租给从各地蜂拥而来的打工者。我一直对这种租金耿耿于怀——七八个平方十来个平方一间黑洞洞的屋子,就要一个民工一个月血汗钱的至少五分之一。即便如此这样的房间仍然供不应求。我去探访过一对安徽来的打工夫妻,他们租的“房间”,其实是二幢房子之间一条80多工分宽的间隙,房东把这条缝都利用起来,前设门后设墙上面封顶硬弄成一间像油条一样的“房间”出租。这“房间”太“细”了,只好用木条作成条状上下铺,夫妻两人只能像蚯蚓一样钻进一上一下的铺位⋯⋯所有出租房,房东都要多收至少一个月押金,提前退租就不还押金。一次我又去这里探访,一个一脸菜色的妇女在向房东苦苦哀求——她要回家治病(打工者生大病大都回家乡治疗,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医疗保险而城里医疗费贵),求房东还她押金。房东是一对八十来岁的夫妇,以前我和他们聊过,他们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农民。现在,他们把房门嘭的一关对那个妇人根本不屑一顾⋯⋯那天,我火冒三丈地失态了,至今深以为悔,但是⋯⋯
这样的嘴脸实在太多了⋯⋯

我们珍视江南—华夏大地的优秀传统尤其大地深处的“肺腑之语”,但又深深晓得,“肺腑之语”仍是属血气的,而凡属血气的就会异化乃至败坏,尤其在现代性浸泡全人类的今天,尤其在中国传统世俗化烂熟和当代世俗性滥觞的江南。
人类的历史就是牺牲的历史——一些人以某种名义迫使其他人不得不做出牺牲而取得“成功”的历史。例如,这些新地主们今天理直气壮的新名义就是“市场”。于是,仗着地缘经济学的优势,一个个当年的“墨面泥腿”开起了血汗工厂,一个个“雪米村”变成了血汗租房⋯⋯。犹如鲁迅诗中所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过去,沉默的江南就是牺牲者的江南。今天,江南有了新的沉默新的牺牲者。奥登在《1937年的西班牙》一诗中为冷酷现实作出过如此结语:
⋯⋯
时间短暂,并且
历史对于败者
可以说哎呀遗憾但爱莫能助或说谅解。

这就是人的世界逻辑。鲁迅拒绝接受如此的现实逻辑,深深系情于祥林嫂闰土孔乙己这些“失败者”们,上下求索穷极华夏传统思想资源后,他痛切提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历史论断。可是,鲁迅正如其自己反省的,“身上鬼气太多”,在尝试多种“异邦新声”的江南途中他还是夭折了。但在他前后,江南大地上,徐光启、瞿式耜、朱生豪、傅雷——一个又一个英雄紧张传递着异邦新声;江湖渔民群体、城乡家庭教会,一支又一支人群用生命缓缓唱起了神圣的异邦新声。以后的《远行记忆》里,会陆续记述有关的访问。至于我自己,正是在这些工作行走中,看到那么多杨白劳一有机会就成了黄世仁,也看到这么些祥林嫂成为路得、闰土成为彼得。这悲欣交加的经历是野地的暴雨,再次冲刷着我自己身上浪漫的和不浪漫的谎言,也是严厉的呼召,催促我开设新课《基督与现实》和开始新的写作。
习惯于一边听交响乐一边写作。
这个江南酷暑中写这篇文章时,听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伯12:7)——夏日来临了,鸟儿从第一乐章起就在枝头唱起了它婉转的歌。然后是“草原的花朵告诉我”、“森林的动物告诉我”、“人类告诉我”、“天使告诉我”⋯⋯溪流边的栋鸟月光下的夜莺不时鸣唱着,来到了最后的第六乐章“爱告诉我”(又译“爱对我说”)。

我恳切建议你也能听听这部作品尤其是这个篇章(并且建议尽量采用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版本!)这是怎样的音乐——这是怎样的“爱”啊!
好好留出一块时间,好好静下心来,仔细聆听这长达近半个小时的了不起乐章吧,你大概会同意我的看法的——这不仅是那种在我们华夏传统中也有且至深至切的人伦之爱,这不仅是那种在我们江南文化中也有且至美至广的对自然的爱⋯⋯这只能是来自远方来自至高之处的神圣之爱。“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8:20)不妨读一下褚潇白姐妹在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江南、中华,曾经对如此的异邦新声无法理解。渐渐的终于有人明白了并将有更多人明白:这大地上每个生命最需要的不正是如此的异邦新声、如此的爱吗!
“爱对我说”——在江南、在中华、在大地上,愿这神圣的爱,如这篇乐章那样,莺歌百啭地述说,柔情似水地述说,连绵悠远地述说,山长海阔地述说,悲悯垂怜地述说,雷霆万钧地述说。因为这是弃罪朝圣的述说——向死而生的述说。

稿于2010夏,改于2010年11月

不自由的公司/文峰

作为一种现代经济的产物,公司的兴起也就是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
从英国《1856年股份公司法案》的通过开始,人们创办公司不必再通过国家特许授权的繁琐程序,而且股东在公司破产后不用承担除自己股份之外的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及其组织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此后几年,数以万计的有限责任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全球公司的历史就此真正展开。

从公司起源来看,就像股份公司法案的推动者、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副大臣的洛伊所说:“我眼下的目的并不是催促实施有限责任制。我是在为人的自由而战——在不受国家多管闲事的干涉下,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跟谁合作及怎样合作。”从一开始,公司是和人们的“自由”相关联的。
现如今,公司已经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事物了。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们也都在各类公司里工作,因为工作产生各种生命相连的关系,很多人的苦恼和软弱也出自这种人类组织。

我曾经在全球第三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工作,并且在这期间信主,这家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室就在教会新堂的对面,因此我对腾讯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它和360之间爆发了所谓的互联网大战时,有人问我的看法。然而在我看来,事情本身的真相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更不消说,公众现在了解的都是被操控下的“部分”真相;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人类组织,公司已经走得太远了,忘记了自己的起点在何处。

一些清醒的评论者们在这次“大战”之后,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他们热衷于抄来抄去,因为大家都在抄一样的东西,然后打来打去。这个行业曾经和国际大的发展潮流时差很小,并且只有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何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在这个行业的经历只有在腾讯的短短八个月,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腾讯一家公司造成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相关。
我在2008年夏天重新找工作的时候,就想去中国的门户网站里看看那里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得到了去腾讯网工作的机会。一些朋友听说之后对我的祝贺是,腾讯发展非常强劲,腾讯员工很有钱。
对我来说,腾讯网的吸引力是,那里有好几位媒体的前辈,他们是90年代早期《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元老,我一直想象着自己能够有机会和他们交流。

截然不同的现实让我认识了什么是大公司。从办完入职手续之后开始,就很少有人再和我有什么交流,整个网站有几百名同事,每人有一个“格子”,上班的时候很少能见到大家离开座位交流,每个人都埋头在电脑前。如果你认为这是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就错了,我后来才知道,很多公司的小道消息、同事之间的议论都是大家通过网络聊天来传播的。

现代的即时聊天工具提供给大家太多的便利,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一个聊天群,把你希望交流的人加入到群中,有些群是领导永远不会进去的,有些则是一般员工难以企及的。也许一个人就坐在你的对面,但是你们可能在各自的群里数落对方。除了中午的工作餐,这就是大家主要的沟通方式。
可想而知,我和那几位媒体前辈的交流没有机会进行,虽然我在聊天工具上找到了他们的头像,发出了邀请,但是除了没有回应就是礼节性地拒绝。我如果要去和他们见面交流,那可能会引发事件:因为我去找大领导谈话了,大家会猜测我究竟要做什么,会引起什么样的人事变化。

很快我就引发了“事件”。网站每天都会对各个频道当天所选的新闻头条进行点评和打分,这样的邮件网站每个员工都会收到,这样的点评几乎是例行公事,没有人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员工来说,这样的“潜规则”没有作用,我很快对一次点评发表了意见,邮件点击了“回复全部”。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腾讯公司接近一万名员工,包括CEO马化腾在内,都能看到这封邮件。

很多人,甚至是过去的朋友因为这封邮件才知道我也成为了腾讯的员工;同时我也被告诫,邮件不能这样回复给所有人。
从此,打分和点评又基本成了领导一言堂。我也开始了在各种群里和人交流的公司生活。闪烁的头像,一屏又一屏的文字,你不用看到人的表情,听到声音,即时聊天工具似乎解决了一切问题。

而最让我难受的是,这里的层级管理完全不像是以平等、分享为精神核心的互联网公司。很多工作任务是不经讨论,直接下达给下属,而下属们则是迫于无奈地执行,然后在各种群里消磨时间,发泄不满。在上的和在下的对彼此都缺乏尊重。其实很多年轻同事对未来很迷茫,内心中有离开和改变的愿望,但是公司能够提供的薪水和福利又让人对改变缺乏动力。

后来当我终于有机会和一位网站的高层领导交流之后,我发现这种迷茫和没有盼望是一致的,甚至做头的被束缚得更甚。随着腾讯上市,公司迎来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更多地表现在股价的飙升之上。2008年金融危机时,腾讯的股价从每股70多港元下跌到40多港元,正在人们惊魂甫定时,腾讯的股价却像中了魔法一样,在2009年又升到了130多港元每股。尽管有很多不快乐,但是因着手中的期权缘故,只能继续留下。

真是感谢主的怜悯,在那段挣扎的日子里,他让我回转,也让我知道被释放的自由是何其珍贵。
不久我又引发了一次事件。我所在的腾讯网是这家公司的四大部门之一,一次内部员工论坛上发了其他业务部门的研发新产品的经验交流,看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这家公司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也深感我自己所在的网站部似乎失却了这种自由分享、交流和创新的活力,我把这样的感想附在了论坛里,没想到又引发了一场“邮件风暴”。
说是“风暴”,是因为这几句感言引来了CEO 马化腾的关注,并且发邮件问员工有这样的看法,领导者该如何看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风暴仅限于邮件,几个高层管理者在邮件中彼此回复了几句,事情就平息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想自己应该就此审慎地结束对自己在腾讯生涯的描述:因为我待的时间太短,角度也有局限,没有办法完全描述清楚大公司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对此的思考也一直在继续。
发生了腾讯和360的事件之后,很多人指责腾讯霸道、垄断。但是对事情的反思若仅止于此,那么仿佛今天这个行业的所有问题症结就只在腾讯了,甚至可以更轻便地归结于CEO马化腾了。
事实上,在腾讯公司内部,你看到的会是一个并不霸道甚至内向的马化腾。他在电梯里见到员工时,讲话甚至会脸红。他也是一个细致的人,会关注我这样一个基层员工在论坛的发言;会凌晨三四点还在发邮件指出页面的一些设计功能有问题;还曾经专门发邮件给员工,提醒大家在电梯使用高峰的时候,为了抢位置而占据反方向的电梯是不可取的行为。
当我选择离开腾讯时,由于自己曾经引发过几次“事件”,几位中高层领导都和我进行了交流,这些交流让我看到有喜怒哀乐,有性情,也有软弱的普通人。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领导的公司却让很多人厌恶。

半个世纪前,管理学的开创者德鲁克宣告:大公司发生了什么,其实表明了我们这个社会信仰什么。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太渴望速成式的成功,而这种成功的标准也是单一的,并且是单一地以财富与地位来衡量。互联网集中体现了这一信仰,也为这一信仰提供了最为快捷的实现工具。
腾讯成为世界上市值第三的互联网公司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暴发户式的案例刺激了中国互联网界的每一个人,于是简单复制国外的产品创意,寻求获得快速的市场成功成为普遍诉求。渴望成功变现的人们又愤懑地发现,几乎每一个复制的创意腾讯都在关注,也更有资源成功,因此腾讯和360这样的纷争早晚会到来。

和互联网创新最丰富的美国相比,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国的大公司明显缺乏真正的异象(Vision),只有亦步亦趋和对利润的追求,盼望的是偶发式的增长。
另一点很重要的观察来自于我的朋友,他在最近一本关于一家中国大公司的观察《微笑力》中说,在这个饱受人治之苦的国家里,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都希望在自己企业中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但是他们却把制度当做了“终极解决方案”。在一家大公司里,有很多复杂且时髦的管制制度,甚至人和人之间沟通也有便利的通讯工具和规范,但是这一切背后的基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被忽略了。

虽然管理学用了扁平组织、企业文化、绩效考核、360度沟通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离开了圣经提出的问题,谁是你的邻人,你愿意如何对待他,一切只是徒有其表。
在过去的制造业大生产中,竞争力取决于设备的设计、操作标准和流程的制定,生产被简化为容易控制的标准化过程,企业只要对一个生手稍加培训,就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员工变成了一部活的机器,他不需要有任何创见,只要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操作即可。今天的知识经济已经告别了这一时代,每一个人的潜力和创造能力对于公司的竞争力来说非常重要,Google这样的公司出现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当人们诘问中国的互联网为什么缺乏创新,并把责任大多归咎于外部环境时,需要反思的是,在每家公司里,人们是否受到尊重,有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

这样的反思绝不应该仅限于腾讯,局限于互联网业。追本溯源,我们究竟因何而组织在一起,为了什么样的目标,在这过程中愿意如何彼此相待?
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醒道:“自由根植在(耶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句话的含义是,无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领导者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的是帮助每个成员都能够彰显自己身上的创造性才能。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创造主的尊严和智慧,帮助别人显明这一点,是自己最值得满足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德鲁克自己在晚年却对公司能做到这一点充满了失望,他转而认为,牧养型教会才是人类社会最富有希望的组织。

这是新互联网革命的前夜?/许宏

有可能。腾讯跟奇虎360的争执进一步显露了中国普遍而深层的问题。幸运的是,
这已经引起普通从业者积极的讨论。更加广泛而细致的沟通是关键。

这是一个普通周二的晚上。一些人聚集到北京中关村一处酒店的会议室,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晚上7点多,人们来到这家酒店。参加聚会的人大多是跟互联网有关的从业者。
会议室在酒店的三层。走进去,你会看到讲台的后面有一个背景,上面写着论坛和主办方的名字。在最近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周二聚会已经举行了一百多次。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次背景的右上方贴着一张白纸,看起来是挡住了什么。

一张白纸

在场的大约一百多人似乎没有太在意。等到几位主讲人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在提问的环节,还是有人问起那张白纸是怎么回事。主持人回答说,白纸挡住的是其中一家主办方的名字,因为跟今晚讨论的问题有关,可能引起误解和争议,所以遮上了。

这个论坛的名字叫“IT龙门阵”,IT是信息技术的意思,龙门阵的意思是聊天。没有被白纸遮住的主办方是TechWeb,一个网站的名字。根据这家网站自己的介绍,它是“新媒体、新技术、新商业互动交流平台”,由“一群热爱互联网、热爱新闻的资深网络新闻工作者创建、维护。”
按照主持人的回答,被白纸遮住的是另一家主办方的名字,叫腾讯科技,是腾讯网站的一个频道。在腾讯网站上,腾讯的自我简介是这样的:“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知道腾讯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一个叫QQ的网上即时通信系统。

在这个晚上,腾讯跟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纠纷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另外一家公司叫奇虎360,它在自己网站上的自我介绍是:“主营以360安全卫士为代表的免费网络安全平台,” 以及,“目前360安全卫士已发展成为最受网民欢迎的杀木马、防盗号工具软件,拥有1.6亿用户,网民覆盖率超过60%,从而成为国内网络安全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品牌。”

就在这个周二之前的几天,2010年11月3日,腾讯宣布,“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我们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 奇虎360的回应是:“即使360在这场对决中被腾讯组织的各种资源所绞杀,如果腾讯不改变它封闭的商业模式,仍然漠视用户的利益,仍然拒绝给用户选择权,那么它从今天开始将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对于使用互联网却不一定关心具体公司和软件的人,这两家公司的声明看上去可能不太好懂。但如果有点时间仔细读一下,至少从双方的言辞和语气来看,它们之间的纠纷大约不是件轻松的事,甚至可能是关乎你死我活的大事。

而从这两个声明发表至今,腾讯和奇虎360的冲突一直是中国和国际舆论的一个热点。毕竟,跟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打交道的人数以亿计。如果你多多少少看看各种媒体上的言论,或者你周围同事、朋友或家人的交流,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早已不只是少数人的话题了。

不是名人的聚会

周二的这个论坛,是无数讨论的一个侧面。人们谈到了对腾讯和奇虎360的评价,以及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印象,还有,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人们该如何应对的话题。
论名气,包括几位主讲人,都不是尽人皆知的人物。在互联网的圈子里,他们可能被一些人知道。他们有不同的头衔,诸如,某个网站创始人,资深IT专家,某个产业联盟的秘书长,软件公司总裁,杂志主编等。

但就是这样的聚会,如果你去听或说了,你也许会感到,这世界还真的有些人愿意花上下班之后的两个小时谈论该怎么办的问题,虽然你会觉得这些也许都是徒劳。你也可能会觉得,参加聚会的人有着各自的目的。
参加聚会的人的确有着各自的目的。就在腾讯发出声明第二天,这几位主讲人连同另外几位同行在网上发表了联名公开信,提出了他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建议,也邀请任何愿意参加的人签名。

他们呼吁腾讯和奇虎360立即停止互相攻击的行为,共同尊重用户的基本权利,并列出了包括知情、选择、卸载、隐私、索赔在内的5项基本权利,还向政府部门建议,要致力于保护用户的权利,但不要借此以违反市场规律的方式干涉互联网的发展。他们承认,这样的声音可能是微弱的,但却值得。他们呼吁每个互联网用户将这5项权利熟记在心,在一切场合向有能力推进改变的人重申。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影响较大的事发生,人们免不了谈论,多是私下的,也有比较公开的。但很多代过去了,人们的结论似乎总没有什么变化。人们感叹,这些事都是有权有钱的人说着算数的,老百姓不过是看个热闹,即使是受害者,也顶多是争取找到那些他们认为说话算数的人,舆论也有曝光呼吁的,但结果大多是不了了之。

这个周二的聚会上,人们的结论看起来也是如此。当有人问起几位主讲人对腾讯和奇虎360的纠纷接下来会怎样时,没有人明确地表达这一次讨论的结果跟以往的大事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大多遗憾地承认,比较很多传统的行业,互联网之前给人的印象还是个相对干净的地方,但腾讯和奇虎360这两家业界领袖的做法已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

聚会开始时,主持人征集了在座观众的意见,腾讯和奇虎的支持者各占约10%,其中还有人选择支持双方。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两家的做法都是流氓行为。这个结果让几位主讲人痛心——互联网行业的形象变成了这样,他们担心今后的年轻人是否还敢进来。
在谈到支持或反对其中一家公司的原因时,上台发言的观众主要提到的是道德形象。腾讯的垄断、对其他网站的模仿习惯被多次说起。作为业内人士的主讲人们承认,商业利益和垄断地位是商业活动参与者都想要的,腾讯的错处在于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

至于模仿,有人提到,中国很多企业的所谓创新,其实也是学别人 (比如外国网站),“是‘小三’,腾讯这样的只是当了‘小四’而已。”此外,能被抄袭,也是自身创新程度不够。腾讯也有模仿不成功的时候,也收购了比如康盛(网上社区产品Discuz!的开发者)这样的公司,那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如果聚会这样结束,一个普通的周二也就这样过去了。人们走出一时热闹的酒店会议室,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又一个黑夜中。人们还可能在下一个周二再来,到那时,人们会继续谈论着。主讲人和听众可能不再是此次的这群人了,但无论如何,可能都不会改变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的状况。

我比马化腾、周鸿祎更好吗?

事实差不多的确是这样。但还有一层的声音可能被忽视了。在聚会上发言的,除了表达对别人的看法,也有一些人说到了自己。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在腾讯和奇虎360公司负责人的位置上,他们的做法很可能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中间有人这样说:“这个事情以后等我们老了,甚至没等到我们老了,等我们孩子大了,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一代人是很混蛋的一代人,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像话了,这些东西会害了后代。”

比起说别人不好,承认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总是少见的。这在旁观的时候还可能比较容易承认,对处于争执的当事人来说也许就困难多了。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样公开的承认多了,至少可以改善谈论的气氛,不总是把责任归到别人的身上。

在这个基础上,越来越多自发组织的公共讨论可能会逐渐改变很多事情不了了之的惯性。以往,人们可能几乎完全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认为有权有势的人。现在,人们可以看到,随着越来越多有权有势的人也不过以让人失去尊敬的做法试图解决问题,相关的人主动组织起来共同面对这些难题也许是必须的了。

改变很可能是条漫长的道路。即使如此,如果腾讯和奇虎360处理矛盾的做法反映了互联网界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正常水平,这样的事件便可能成为各界人士的警钟。因为纵使其他人目前都是旁观者,争执和矛盾却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面对已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年轻一代,如何不让他们失望,如何帮助他们树立让人尊敬的榜样,这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事情了。
从这个角度,一个既指出社会的黑暗面也承认自己就在其中并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的讨论会将会给人带来希望。不过,由于跟当事人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滕讯科技被遮住的做法虽然可以帮助讨论会避免被操纵的嫌疑,却仍然可能影响讨论会的独立形象。

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8月,奇虎360董事长周鸿参加了这个周二的讨论会,而谈论的主题是关于如何通过创新赢得用户。对比他三个月之后针对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做法的批评和警告,那次的发言中,周鸿不乏对腾讯的称赞。
而从周鸿的声明,可以看到他跟马化腾之间的短信往来。这说明两人之间有比较通畅的私人联系。但问题是,人的心思意念是复杂的,人在日常状况下表达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面。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人很可能管不住自己。从一些接触过马化腾的人来看,他这一次的做法跟他平时的温和形象反差很大。

互相造就新生命的自治生活

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管不住自己的经历。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脆弱的,都需要得到帮助。人也可能都有经历黑暗的时候。讨论会上的有些人认为,腾讯和奇虎360处理它们之间纠纷的做法很像黑社会。这样的说法可能不一定准确,但这跟黑社会给人的印象也许是有些相似的。毕竟,黑暗中的社会,与阳光照耀下的截然不同。
无论在公司的办公室还是家中,彼此敞开、信任的沟通依然是普遍缺乏的。如果没有充分细致的交流,强制和怒气就代替了耐心与温和。长期以来,人们可能感叹于国家缺乏民主、自由和公义,却可能忽视了这些美好生活的实现在于日常的点滴之中。如果心中的暴力可以得到驯服,伤害自己和别人的暴力就能减少。

中国曾经错过了好几次世界产业革命的机会。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没有拒绝互联网的革命。马化腾和周鸿,还有参加周二讨论会的很多人,都是在这十几年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从业者。因为他们的学习和贡献,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受益于互联网带来的方便。
这最大的方便,也许就在于信息的自由流通。然而,如果参与建设信息流通平台的工作者之间出现了沟通上的问题,并且通过彼此报复的方式解决问题,互联网革命可能还仅仅是工具意义上的。人们不过是在用更加便捷的新工具做彼此伤害的旧事。

美国是推动互联网革命的主要国家。两百多年前,当这个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外在的敌人看起来远去了,人们却开始面临如何避免彼此报复的问题。在比如议会这样的公共场合,争吵甚至是暴力冲突都不罕见。但在之后的两百年,报复式的言论和行为大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商量,制定了适合具体情况的议事规则,帮助彼此过上通过建设性的讨论解决问题的生活。

这种互相造就生命成长的自治方式是包括中国互联网在内的很多行业工作者需要迫切学习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行动起来,就像联名签署公开信的那些从业者。关于互联网在中国的前途,如果更多的人有着类似甚至更加深入的行动,那些普通的周二晚上就可能不再普通了。

(本文是笔者近来和一位同事参加一个互联网行业讨论会之后的记录。愿彼此造就新生命的生活流行开来。)

苦难是尊贵的——读《全备关怀的牧养之道》/小雪

曾经看过一位弟兄写的小说,写的是1900年庚子教案期间发生的故事:在山西的宣教士被残杀,其中包括未成年的孩子和即将临产的孕妇。小说写得很惨烈,也很血腥,让我不安。我想试着说出我的感受和想法,劝小说作者不要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一种愤怒甚至是浇灌一种仇恨。但是我却难以清晰表明我的不安是如何形成的,建诸什么之上,因此我似乎变成了一个被基要信仰者警惕的人道主义者。

我很沮丧,因我无力讲出我内心的那种担忧究竟是什么,直到我读到了尤金·毕德生(Eugene H.peterson)的《全备关怀的牧养之道》。毕德生在借《耶利米哀歌》讲述教牧工作如何分担痛苦这一章中特别提到历史的重要性:

我们若不能在一地的历史上找到立足点,苦难就会像一个满了氢气的气球,把我们高举离地,使我们在空中飘浮,没有定向,任由情绪的气流和荷尔蒙的气压使我们飘动。没有历史作稳压器,愁苦就变成焦虑不安,最后变成心理疾病或情绪的苦毒。历史的主要功能不是解释,而是成为使我们能够站稳脚步的根基。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当时我会建议小说作者先去写一篇历史调查,去追索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用历史真实代替文学的倾诉。历史纪实并不一定比文学虚构缺少震撼力,缺少普遍性,缺少当下的指向,同时历史的真实却让一切的苦难有牢固的立足点,不会放大成为一种弥漫的自义、自怜、苦毒和愤怒。我在网络上那些非理性的语言暴力中看到这种情绪,在那些跟帖不看帖的网民中看到这已然成为一种国民思维习惯,在当下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在众多的合法出版物中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抽离了历史根基的百年屈辱史。人们不再关心历史是怎样发生的,不关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偶然和必然,只从一个结论出发,激发同胞的非理性情绪。这种情绪能量巨大,破坏性巨大,但对民族文化的建设能力却极其微弱。它诉求的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秋后算账,是加倍利益的补偿。被这种情绪充盈的民族当然会被他的邻居视为是潜在的威胁,而“中国威胁论”则进一步做实了有关方面强调的敌意——对于中国国家强大的恐惧。我不希望基督徒只是将这一逻辑应用到了不同的对象而已,不要用相同的方式去坚守不同的立场,如果那样,基督徒就失去了道义上的优越性,变成各为其主。

因着这段话,我喜欢上了尤金·毕德生的这本书,尽管他在书中老跟我正在从事的心理辅导过不去。尤金·毕德生是加拿大维真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与傅士德(Richard J.Foster)牧师并称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灵修作家。他自己一直坚持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基督是王长老会”牧会达三十年之久。在侍奉之初他就决心:不在一间比他能够记住会友姓名的人数多的教会服事,所以他所在的教会只有三百多人,但是因对真理的热切与大胆解说和对灵魂的关爱与深刻认识,他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他的作品牧养了何止千千万万个灵魂。

在基督教书店中,人们通常看到的是两类书,一类是经典性的工具书,关于信仰,关于圣经;一类是生活指导书籍,关于职业,关于婚姻恋爱,子女教育,关于人际关系⋯⋯基督教书店的书架正反映了教会的现状:一方面是真理讲台上的信息,一方面是基督徒个人生活的指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那就是教义如何影响信徒的灵性,更新信徒的思想、情感、意志,使他们真实地经历神的同在,从而使圣经的话成为信念,活出信仰。教会的牧养是“塌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尤金·毕德生的教牧更新丛书恰好补足了我们的需要。

作为基督徒,你是否为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而痛苦?是否为什么是信心而疑惑?是否常觉祷告是自说自话却又不敢让他人知道?作为信主多年在教会有一些服事的基督徒,你是否常常对身边弟兄姊妹的软弱无能为力?面对信徒的痛苦束手无策?你是否为自己总是找不到症结、开不出药方而沮丧气馁?那么,看毕德生怎样借《雅歌》告诉你密室中的祷告,借《耶利米哀歌》讲分担痛苦而不是减轻痛苦的教牧,看他借《传道书》讲牧师如何拒绝满足会众的那些看似合理的要求⋯⋯

对了,尽管毕德生常常拿心理辅导作为教会向世俗化妥协的靶子,但我还是要说:即使是在心理辅导的侍奉中,我都从毕德生的论述中找到了方法和方向。比如他说:“当牧师碰到一个有难处的人时,首先要做的服事就是进入他的苦难,分担他的痛苦。”这在辅导员的训练中叫同理心和同情心,通过认同对方的感受而建立关系;“接下来,则是开始清理情绪的碎石瓦砾,使历史的根基显露出来:所有的苦难都是由某件事引发而来的。”这是辅导员也要做的事情,在当事人的情绪背后寻找造成情绪的那个点,常被某些教会人士诟病的原生家庭论不过是寻找原始事件点的一个模式而已;“当苦难在生活中爆发,痛苦仿佛炸弹碎片般迸裂飞散时,会令人感到仿佛失去了一切。但是慢慢地,就会开始看到有许多人、事、物仍是完好无缺的。于是便能够开始发现自己的弱点,承认过犯,接受责任,为存活而感恩。”心理辅导同样要去除受导者的非理性认识,“全完了⋯⋯”“都毁了⋯⋯”“我的生活没有意义⋯⋯”等等,找到他生活的支撑点,帮助他重建信心,在信心的基础上反思自己的误区和错误。还有“当痛苦无法透过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无法从痛苦中复原”。这正是建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础命题之一,潜意识概念就由此而来。“当人失落受伤时,最糟的就是随之而来的孤寂和被弃绝感,这样的失落是无法用鼓励人的大道理来弥补的。”心理辅导所认为倾听就是一种治疗的概念就源于此,倾听其实就是陪伴,若有一定的训练能鼓励当事人诉说,那就是个好的倾听者。若教会有很多这样的好倾听者,心理辅导员的工作量就可以锐减。“面对他人的苦难,我们最常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忽视它,粉饰它,或企图走捷径绕过它。因为苦难是如此令人难受,我们只想要尽快到另一边去。”噢,倘若在心理辅导人士看来这些人们常犯的错误被包装了属灵的外衣,引上几句《箴言》或经句,是否就可以在教会中大行其道了呢?

我并不想借毕德生为教会里的心理辅导替代教牧辅导鸣锣开道,恰恰相反,毕德生认为的教牧与心理辅导的分野正是我最喜欢之处: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视痛苦为一种缺陷⋯⋯故需加以治疗。”
“人们表现得仿佛它们不该存在,因为人们皆否定苦难经验的价值。然而这样的迷思否定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它所用的方法是找出痛苦的原因后予以消除,抑或透过心理分析,抑或透过环境的改变、社会政治的改变来进行。此时苦难变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只说明某些事出错,并挑战人以善意及聪明把出错的事纠正过来。⋯⋯把痛苦当作问题是在贬抑人的地位。”
“痛苦可以成为人类的一项成就,特别是当痛苦乃因思索生命存在的问题而感到挫折时。”

毕德生认为:认为人本应该快乐,而我不快乐,这个想法会让人更加不快乐。而实际上,“痛苦是尊贵的”。
深得我心。

(尤金·毕德生的教牧更新丛书五本,包括《全备关怀的牧养之道》、《返璞归真的牧养艺术》、《追寻呼召的探索之旅》、《重拾无私的祷告祭坛》和《建造生命的牧养真谛》,台湾以琳书房出版)

浅评《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临风

如果要从一本书的影响力来看它的重要性的话,莱斯利·纽比金主教的这本《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就是近年基督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被《今日基督教》评选为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本书之一。纽比金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打开人们的视野,无心启发了美国“宣教型教会”以及“新兴教会”运动。本届洛桑大会讲员之一,蒂莫西·凯勒(Timothy Keller)牧师所在的“救赎主长老教会”就是深受纽比金影响的“宣教型教会”的楷模。

多元社会与宣教型教会

首先,为了解这个运动的重要性,我想有必要解释一下何为“宣教型教会”1。根据基督教巴拿研究所的民意调查2,美国16—29岁的非基督徒中,只有3%的人对“福音派”有好感,而对同性恋者有好感的却达33%!又根据2008年《美国宗教身份调查》的结果,相对于1990年,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减少了10个百分点,而自称为没有信仰的增加了几乎一倍,从8%升到了15%。从美国人口调查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可以看出世界观转型的现象。3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道地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道德的最高指导原则不再是宗教和传统道德,而是容忍多样性和多元性。

所谓“宣教型教会”(Missional Church),它认定自己处于一个异文化或多元化的社会。“missional”是个新词,根据牛津字典,它的意思是“与宣教相关联的;负有传教使命的”。当我们使用“宣教型教会”或是“宣教型生活”(missional living)这些字眼时,我们指的是“上帝借着圣经所吩咐的使命和生活方式”。为了上帝的荣耀,教会有意地按照上帝所定规的方式,完成他所交付的大使命。

表面上,这个着眼世界的视野,似乎与传统福音派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如果仔细看,许多注重“传福音”的教会,不过是抱着帮助人在今世改善自己,死后进天堂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救恩”观罢了。但是,“宣教型”的教会把福音看作是在异文化中“攻击性”的力量,向文化挑战,要求信徒有更高的“效忠”与委身。
所以,教会不但从事植堂,并要求每个人都要以福音使者的身份与文化对话,而不只是追求个人灵性成长,或单单把人带到教会。因为每个人都面对着与基督教信仰不同质的“异文化”。宣教不再是教会活动的一部分,它定义了教会的使命,使其从有宣教计划的教会转变为宣教型的教会。
以纽约曼哈顿区的“救赎主长老教会”为例,它设在华尔街商务中心附近,对象都是专业人士。教会从50人增长到5000人。此外,它植堂的数目更为全美之冠。教会极其尊重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而没有视之为异类。教会深刻了解人们为什么不信,以及他们为什么对教会有意见。教会了解到人们对受苦的问题、教会里的伪善和社会的不公有许多困扰。这样的认知渗透于教会的每一个活动,无论是讲道、小组讨论、祷告会,还是对社会的关怀。宣教型教会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考虑到异文化中人们的感受,教会不会轻易用“你们”、“我们”来划分界限,没有所谓“对内”与“对外”两种不同的聚会场合。

他们信仰的原则尽管很清楚,没有妥协,传讲一位寻找人类的、有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但是他们不会让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和立场不同的人(例如同性恋者)感觉受到敌视。他们在教会所使用的语言,不论是讲道还是讨论,都尽量避免单用基督教内部的术语来压制他人,而尝试用讲理、对话的方式,与人分享真理和信仰经验。他们尽量把信仰的信息与人们每日所面临、所关心的问题和期望相关联。信仰与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也表现在信徒每天的公开生活中。

当非信徒与这些基督徒相交往,他们会看到这些人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读同样的杂志,为同样的问题挣扎。原来基督徒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信仰的实质是从基督徒面临这些相同的问题时的反应显明出来。对“宣教型教会”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阅读凯勒牧师在这方面的文献。4
这种宣教观念的质变,就是纽比金最大的贡献。这本书给予这种新视野一个理论基础。它的立论或许有些可争议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抱持着开放的心态,放下自己原来牢不可破的“神学眼镜”,不把本书当作一成不变的真理,或者一套新的“系统神学”,而是把它看作是对问题的严肃分析与探讨,我们可能会更有收获。

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处于快速转型的时期,从一个同质社会转变为多元化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大城市里的年轻一代非常重要。如何有效面对这个族群,就是今天城市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或许这本书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反思和启迪。

纽比金主教

英国著名的宣教士和神学家纽比金主教(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30岁时被联合改革宗派往南印度作宣教士。为了解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他经常去拜访印度教堂,与印度教徒对话。在那里,他看到了耶稣像,亲眼看到耶稣被本土化,被同化到印度教的世界观里去了。由此,他也体会到在英国,福音同样也被同化到现代化的世界观里而不自觉的现象。这是他宣教生活的觉悟与转变的开始。

他65岁那年(1974年)退休,夫妇俩避开欢送的人群,并没有乘搭飞机,而是带着两个皮箱和一个背包,经过不安宁的开伯尔山口,一路拦车往西欧而去,让所有希望沿路接待他的大使馆人员跌破了眼镜。当回到英国伯明罕时,他惊异地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比印度教更难传福音的文化环境,他竟然回到了一个陌生的异教文化中。

在印度,他需要思索怎样以不缩水的,但又能够让印度教徒了解的方式,传递基督的信息,他遭到反对、压迫。如今回到英国,他还得用一套新的语言来与英国的文化对话。从66岁开始,他投入了这个新的福音战场,不但牧会,也用写作来表达他的想法和做法。虽然他遭到白眼、藐视和更深层次(真理观与价值体系)的拒绝,但是他后半生所带来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否认的。

如何在异教文化中传福音,培养人作主的门徒,这可能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卡尔·亨利(Carl Henry)曾指出基督徒应当正视文化的需要,传承文化的使命,而非自外于文化。纽比金主教更进一步点出了问题所在,西方世界今天所面临的是个多元性的异教文化,这个文化既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也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全书主要信息

与印度教徒对话的时候,他发现印度教中也有一套“救恩”和“赦罪”的理念。当他向印度教的“老师”解释基督教关于“救恩”的信息以后,他的老师说:真奇怪,除了“耶稣”这个名字,你所讲的跟我们所讲的完全相同。纽比金反问他,那么你有什么把握,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你呢?这位老师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他不赦免,我就去找另一位能够赦免的神。纽比金忽然领会,任何人都可以贩卖一套基督教福音的语言,而骨子里不过是“自己”和自己对拯救的需求,上帝不过是附带品罢了。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再也不从个人的救恩开始,而是从上帝和上帝的作为开始传讲。

他在书中说:“真理不是一套抽象的想法,或是一组经验罢了。它是一个故事,叙述上帝的作为。”(注意,他说的是“一个故事”,不是一堆故事。)这就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对他而言,所有其他护教的方式和理论都是次要的。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他愿意为这个故事而活,也愿意为这个故事而死。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宗教已经从“事实”的领域被驱逐到“意见”和“价值”的领域。所以,如果有人认为某个宗教优于另一个宗教,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想法,是应当受到排斥的。怀疑胜于信仰。

纽比金首先指出,这种“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并不成立。没有任何对“事实”的了解可以在真空里发生,“事实”是需要解释才能被了解的。为了要解释事实,人们必须要进入一种场景和心态(像副眼镜),用以观察万物。这种场景和心态,纽比金称其为“看似有理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我们可以用“世界观”来理解)。他用的是社会学家讨论信仰与知识间协调关系的词汇,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认为,社会的黏合性是根据一套所谓“看似有理结构”的模式。这些模式决定了社会成员可以接受哪些信仰,不可以接受哪些信仰。

现代化的心灵(“看似有理结构”)以为,只有科学的方法是理性的,因此反对启示和传统。其实,科学方法也脱离不了传统,宗教信仰也脱离不了理性。科学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不同,不过是两种“看似有理结构”间的冲突而已,并非“事实”与“价值”的冲突。任何理性都是在某种“看似有理结构”下操作的。所以,没有“信念”就没有“知识”,而且“信念”是达到“知识”的唯一途径!弄清楚了这一点,讨论问题就没什么障碍了。

在纽比金的眼中,基督教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看似有理结构”,它并不比现代主义的“看似有理结构”逊色。而且,借着这个不同的“看似有理结构”,人类更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缺陷。
这样,基督教的福音就是:历史是有目的的,它整个的关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做了决定性的工作。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在世上(包括个人、家庭、工作、政治、社交、文化上)作见证上帝作为的团体。基督的教会(这个团体)就是福音影响社会的所在,是活出基督信仰的所在。教会也是福音的诠释,用以显示基督教信息的真实。

这就是整本书的结论。它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我们如果能够体会问题的严重性,才比较能够欣赏它分析问题的精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不是一本简易的读物,常常需要人停下来思索、诘问、自省。个人认为,本书对突破今天中国基督教界的瓶颈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作用。此外,我发现译文相当流畅,对于一些艰深的观念,也多能胜任地表达,并且往往附带英文原文,以便比较。如果读者发现还有困难,我建议你暂时把那段文字搁下,继续往前。后文多半还会回到这个论点,再从不同角度作解析。当你能够逐渐把握作者的思路以后,就会比较驾轻就熟了。

本书的一些“金块”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他一些精辟的论点吧。每个论点不见得出于书本上同一处,而是笔者综合不同章节的讨论,把相关处放在一起的结果。并且加上了自己的领会。
1、纽比金花了很多精力处理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换句话说,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怎样对福音真有把握,还能够与(异文化中的)人公开讨论?若要把握本书的思路,就必须了解本书对认识论的讨论。从认识论出发,纽比金期望帮助读者弄清楚,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信,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常常讲,我的信心是根据圣经的话。那么,我真正弄懂了圣经所要传达的吗?我又怎样用这种信心与异文化中的人对话呢?福音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脱离文化和情境独立存在的抽象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在文化中表达出来的。

关于认识论,他大量采用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名著《个人知识》,许多重要的观念都建立在波兰尼这本书上。5当然,他也借助了许多其他著作,例如,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谁的正义?何种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1988),等等。
2、在讨论知识之前,他先批判怀疑。我们之所以对一个陈诉产生怀疑,是因为我们具有其他的信念,因为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某些事,而用以怀疑其他还没有接纳的信念。所以,信念与怀疑在接受知识上同等重要,人人都有信念,人人都有怀疑。有怀疑的人不比有信念的人高明,认为怀疑重于信念的想法完全是教条主义。

西方有些人排斥基督教教理的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教理长期以来一直与强权政治势力纠缠在一起。它被认为是否认思想自由和良知自由的原因。他们认为,人类对真理的寻求其实就是瞎子摸象,没有人能宣称自己讲得清楚。纽比金指出,瞎子摸象的比喻忘记了一点,有一位在那里观看瞎子摸象的国王,他知道有只象,也知道象长什么样子。
基督教的性质不是“帝国主义”的,十字架从来就不是侵略的象征。但是,我们也不容多元化的怀疑驯化了我们的教理和信念。理性和科学不是唯一的答案。
3、基督教界有个二分法。第一类人认为,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只需明确接受几个命题。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一种个人内在的属灵经验。这种二分法是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们正在撕裂教会。
耶鲁大学的乔治·林贝克教授(George Lindbeck)在他的重要作品《教义的本质》 (The Nature of Doctrine) 一书中,试图提出理解基督教信仰的第三种途径。纽比金虽然并不尽然同意那本书,但是他支持这个观点。这本书提出了所谓的“文化语言模式”(Cultural Linguistic Model),在这个模式中,基督教的教义被视为一组语言规则。这些语言规则使得忠实讲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成为可能。他希望这条途径会开辟一条医治的道路,与他所谓基要派的命题模式和自由派的经验模式相对比。
根据这第三个模式,真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可以调和。教会也可以把真理带到公开场合,在公共真理(public  truth)的层面上与人对话、辩论、受人质问和学习。对于学习,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

在多元化的“观念的市场”中,我们要能够介绍自己的信仰,能够讲明那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偏好,而是有普遍的根据和诉求。用纽比金的话来说,信心的委身是一种“普遍的意图”(Universal Intent),不只是个人隐藏的抉择。基督徒借着这种“普遍的意图”邀请所有的人来一同思想、接受,甚至修正。并且,我们借此与其他各地的基督徒相朋比、学习、互补,而非互相攻击。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真理的了解有限,我们并不拥有所有的真理,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值得他人研究、探讨。我们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这是见证“真理的整合性”的一个必要部分。
上帝同时接受并审判文化。所以,对文化我们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反对,这是我们需要对话的原因。
宣教使命行出来就是对上帝的颂赞。这是宣教使命最深处的奥秘,其目的就是让上帝得荣耀。为了传福音,我们必须警醒:我们不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过份天真(不要盲目抄袭500年前的西方模式);我们也不能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忘记了把人从假神手下挽回过来。这两种缺陷都是与宣教相悖的。
4、教理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用信心接受之物,它并不只是一套永恒的命题,而是一个故事。例如,“拣选”并不是保证“特权”(摩3:2),却带来了“责任”。没有人可以自认为拥有上帝。我们被“拣选”的目的不在于是否“得救”,而是被拣选参与上帝在历史中的受苦和荣耀的事工(故事)。
在“神学的超市”中,人们往往选择自己喜爱的神学品牌,然而实质上却从一个以基督和上帝为中心的信仰迁移到一个以救恩为中心的信仰。救恩实际上应当带领我们从自我中心移转到以上帝和真实为中心。它是超乎个人的。

[莱斯利·纽比金,《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Les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9.),李瑞萍译,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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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考临风博文“从美国的文化变迁看宣教型教会的兴起”(临风博客http://blog.sina.com.cn/ruwach);以及“试谈美国的文化鸿沟”,载于《举目》杂志,第17期,2005年3月。
2 请参考David Kinnaman, “unChristian,” Baker Books, 2007。
3 请参考临风博文“关于美国宗教衰退的警钟” 。
4 例如:Tim Keller, “The Missional Church,” 2001年6月,http://www.redeemer2.com/resources/papers/missional.pdf 。除了他的教会网站以外,有关凯勒牧师的资料,下面这个网页也相当齐全:http://www.monergism.com/thethreshold/articles/bio/timkeller.html 。
5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耶稣政治学?/许宏

对中国读者来说,美国神学家约翰·霍华德·尤达的书也许还比较陌生,书中的信息和背景也可能读来较远,但依然可以帮助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更新对政治的理解。

在中国,政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面对政治,人们可能感到茫然、恐惧、愤怒、沮丧、无力,以至于麻木。人们会谈到政治变革的遥遥无期。也有人会感叹,即使真有政治变革了,一切恐怕还是换汤不换药。当然,也有人的态度不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争取实现哪怕一点点的改善。
无论如何,人们对政治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在社会的影响。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新观念,政治会继续维持老大难的状况。问题是,还有切实可行的新观念吗?古往今来,无数人已经尝试过他们认为的新观念,曾经的希望似乎已经无一例外地沦落成失望。难道还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新观念?

谁在掌权?

1972年,一本叫《耶稣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Jesus)的书在美国出版。作者是约翰·霍华德·尤达(John Howard Yoder),一位时年45岁的基督教神学教授。市面上充斥着各种老调重弹的政治学读物,这一本也许不过是又一个延续而已。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本书却引发很多人对政治进行重新的认识。当《今日基督教》 杂志(Christianity Today)在2000年评选世纪图书时,《耶稣政治学》 位列十佳第五名。其他九本似乎都没有像尤达的这本书那样直接地讨论政治,包括中国读者也许比较熟悉的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 、朋霍费尔的《作门徒的代价》 以及章伯斯的《竭诚为主》 。
将近四十年后的2010年,尤达的另一本书面世了。这本叫《非暴力简史》 (Nonviolence: A Brief History)的书是根据作者1983在年波兰华沙的演讲整理而成。虽然尤达已在1997年病逝,他的新书却仍然使得世界各地的读者有机会再次反思政治的难题。

对于中国读者,尤达的名字和他的书听起来都可能还比较陌生。即使读到尤达的这两本书,书中传递的信息以及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也跟当今中国有较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作者对圣经以及世界历史的考察依然可能帮助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更新对政治的理解。
1927年12月29日,尤达出生在美国东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他的父母和祖上都是基督教门诺会的成员。跟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类似,门诺会产生于16世纪欧洲新教改革时期,因其中一位叫门诺·西门(Menno Simons)的荷兰神学家而得名。门诺会最鲜明的特点也许在于反对使用各种暴力。这对尤达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门诺会也有自己的学校。年轻时,尤达就读于印第安纳州的歌珊学院。歌珊这个名字来自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居住的地方。1949年,尤达去了欧洲,参与门诺会在法国和北非组织的慈善救助工作。
除了工作,尤达还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读书。1962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在他的老师中,有著名的神学教授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直到1997年12月30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尤达主要在美国的大学讲授基督教神学,他曾在母校歌珊学院神学院任教,后来去圣母大学担任基督教伦理学教授。

尤达一生的著作不止《耶稣政治学》 和《非暴力简史》 这两本,但这两本书大约体现了他的主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尤达的这些作品是针对他所处环境而发出的声音。总体来说,他希望通过还原圣经和世界历史的真实,纠正人们对基督信仰的误解,使他们明白人类的希望和出路究竟在哪里。
在这些澄清事实的努力当中,尤达发现,人们的信仰与生活常常处于分裂的状态。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言论和做法似乎只关涉生活的一部分。尤达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信仰跟政治的关系。即使在受到基督信仰极大影响的西方社会,很多基督徒对政治的观念仍然与耶稣基督的言论和做法没有多少关联。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感到耶稣生活的环境跟现代社会相去甚远,他的有些言论和做法不适用于当今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关心的重点是永恒的上帝之国而非这个世界,基督信仰跟这个世界的政治没有多少关系,基督教会也不是政治组织,基督、基督信仰、基督教会、基督徒都不可被政治利用。

尤达认为,由于这样的割裂,在历史上,很多基督徒和教会在跟政治相关的生活中恰恰运用了基督信仰之外的一些观念。尤达特别关注包括战争在内的暴力问题。他指出,在所谓“正义战争”的问题上,其实有许多人为的谋算。有些武力的使用看起来是维护正义,武力也被认为是最后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但人往往为了一时的有效,而将使用武力的门槛一降再降。在这些观念的背景下,尤达呼吁基督徒回到圣经,看看耶稣基督究竟如何面对政治的问题。这首先也许跟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有关。虽然圣经中说耶稣是基督,是独一真神的独生子,人唯有通过信靠他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中,耶稣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如此至高。

在任何形式的政治生活中,权力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基督徒心中可能都认信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常常看不到这位主宰的存在、地位和作为,只看到眼前的统治者。
尤达提醒圣经的读者,新约圣经中引用旧约圣经次数最多的经文不是别的,而是《诗篇》 110:1:“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在圣经尤其是新约的其他篇章里,记述耶稣基督主权的文字随处可见。他是救赎主,也是创造主。问题是,面对现实的政治,为何即使基督徒都可能常常看不到耶稣基督的主权?如何理解使徒保罗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中所说的景象:“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1:16)对于经历过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人的罪让人与他隔绝。在这样的状况中,人是与他为敌的。被他拯救的人,依然是人,仍然要犯罪,在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中,人还会遇到与神隔绝的处境。人要做的,是继续地信靠,在所信的道上长进。像保罗为歌罗西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西1:9—12)

基督如何治理?

尤达所做的,就是在关于政治的问题上,虽然身处当今世界,却回到神的话语,“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通过尤达的学习和分享,人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掌管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人们熟悉的以人自己为中心的统治方式,虽然这些都早已记在圣经当中了。

简单来说,耶稣的政治学可能是这样的:耶稣基督虽然是最高统治者,却是处于被天父差遣并与天父合一的状态。作为三位一体真神之中的圣子,作为圣父创造万物的话语,作为神荣耀发出的光辉,作为神本体的真像,作为被天父差遣降卑为人的太初之道,作为被出卖并被钉十字架的人子,耶稣基督无不体现出听从父神的顺服之心,虽然他跟圣父是一体的。
知道了神统治世界的方式,人对人统治世界的方式产生各样的不满也许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人统治时,可能把自己说成是公仆,但做不到。就可能有人取而代之,也要做公仆,但同样做不到。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在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掌权的情况下,人总认为是人自己掌权的,而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如何能够做人的公仆呢?

历史上,也不乏有人说自己是被上帝差遣做统治者的,但他们做事的方式却显明了他们没有体现神的真像,他们还是免不了以自己为中心。从圣经这本神默示的书中,人可以看到,创造万物的上帝深知人的罪,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自己降卑为人,向人显明他的道理,也就是耶稣基督。
就在这个被称为“道成肉身”的奇妙过程中,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最大的政治悲剧发生了。上帝被他创造的人控告亵渎上帝,被交与上帝设立的人类政权,这个政权查不出他犯了什么罪,但人们宁愿要求这个政权释放一个杀人犯,也要判他死刑,人们的请愿成功了,这个政权答应了人们的要求,上帝被钉十字架。

这似乎是个很在乎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没有用武力镇压人们的和平请愿,即使这个政府想蒙混过关,但民众的声音得胜了。不仅如此,这似乎更是一群不同寻常的民众,他们追求公义,他们敬拜上帝,不容任何人冒充上帝,在杀人犯和冒充上帝的人之间,他们认为亵渎上帝比杀人显然是更严重的罪。
导致这个冤案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样的民众和政府还不够好?如果换了当今世界最好的社会环境,这个冤案就不会发生?然而,这一切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上帝主动成全了这个悲剧。而且,这一切都是上帝预料之中的事。他早已借他所拣选的先知预告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赛53:7)
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上帝默示给人的话语,人永远都不能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人活(实际是死)在黑暗中,“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3) 然而,上帝的主权却恰恰在黑暗看似掌权的十字架上彰显出来。

在尤达看来,基督的十字架正是耶稣政治学的典范。他喜欢引用保罗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中所说的话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政治如何胜过其他的权力:“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西2:15)

黑暗的确不接受光,光却定意要照在黑暗中。只是,上帝以羊羔一般的软弱和顺服显明了他至高无上的主权。“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在光的照耀下,黑暗无立足之地。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后,按着旧约所记和他自己反复告诉门徒的那样被埋葬,并在第三天复活。这不仅表明了耶稣基督掌管生死,还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让人预备他的再来。他向那些因为他的死而大多四散的门徒显现,让他们先从当地开始直到全天下,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凡他曾经吩咐的,也让万民遵守,直到他再来。而且,在这个差遣中,耶稣明确宣告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
对比当时的政治现实,耶稣交给门徒们的使命就像耶稣主动上十字架那样让人感到软弱无力。按照这个世界的眼光,那些曾经怀疑他甚至不认他的门徒们不过大都是无权无势无知的小人物,如何完成这样的使命呢?
然而,早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应许他的门徒,圣灵会降临,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耶稣复活后升天前,他再次应许,圣灵将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

尤达将门徒的弱势处境视为耶稣工作意义的继续展开。后来,耶稣向保罗所说的话也体现了基督的门徒依然应该以耶稣的样式彰显神的权能:“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林后12:9)这跟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旧约中给人的信息是一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亚4:6)
而关于圣灵,耶稣给门徒的解释同样显明了他的方式以及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的关系:“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约16:7,13)
靠着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就是在这一群大多被世人看作无权无势无知的小民中间,耶稣基督的身体开始生长。两千年后的今天,这是一个已遍布全球的新社区。这个社区有独特的政治模式。它有社区居民公认的最高统治者,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是这个社区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宇宙万物的最高统治者。与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普遍印象不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2:6—7)
对比人统治下的秩序,耶稣对门徒详细讲解过这个社区的政治模式:“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5—28)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

这个社区就是基督教会。从政治的角度,它的存在是对耶稣基督统治秩序的见证。在看见耶稣基督掌权的世界上,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尊重基督设立的权柄。而面对无论怎样的政府和社会,教会都需要信靠基督的做法。正是在各样看起来与神为敌的环境中,神就赐给教会和其中的众肢体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而这一切同样是靠耶稣基督才能实现,就像已蒙神拯救的众肢体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那样。

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难题的希望和出路依然在于耶稣基督。虽然世界上已有很多人看到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但单靠人的努力根本无法搭建起真正对话沟通的桥梁。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甚至敌对实际是人跟神之间隔阂敌对的表现。在人和神以及人和人之间,耶稣基督是联络一切的至善全能的桥梁、界面。

听从天父而不是听从自己的耶稣基督是人必须效法的样式。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就该如作为神本体的真像那样符合神的形象。如果每个人都像耶稣基督那样听从天父而非听从自己,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敌对就不存在了。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专门为此反复向天父祷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17:11,20—23)越是读这段有些翻来覆去的话,蒙神拯救的人越是可能感到圣子跟圣父之间让人惊叹和震撼的关系!而信实的天父对待他爱子的祷告是定会应允的,因为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神的灵降下,落在耶稣身上,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通过尤达在《耶稣政治学》 和《非暴力简史》 中的分享,通过不断地回到神默示给人的话语,人们可能会发现,政治的难题也许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独特。即使在中国,政治的老大难状况也不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外。因着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已在中国这片被称为“神州”的土地上生长。
在中国,也正是在各样看起来与神为敌的环境中,神同样赐给教会和其中的众肢体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而这一切同样是靠耶稣基督才能实现,就像历史上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已蒙神拯救的众肢体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那样:“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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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Jesus),约翰·霍华德·尤达(John Howard Yoder)著,Wm. B. Eerdmans 出版公司,1972年第一版,1994年第二版。《非暴力简史》 (Nonviolence: A Brief History),约翰·霍华德·尤达(John Howard Yoder)著,贝勒大学出版社(Baylor University Press),2010年出版。]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记“访民”老康/苏小树

从开始写老康,这个故事在脑袋里、在纸上被拆解又重构了数次,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我自己的属灵争战,老康的话“感谢主,现在只有主”一直在敲打着我,使我的笔最后落在这个题目上。

其实,自从和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去看过住在桥洞里、窝棚里的访民后,一些问题就压在我的心头,直到遇见老康。当老康说“求主免了他们的债”后,平安地笑了时,我仿佛看见,主耶稣就坐在我旁边,他已经亲自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在对我们笑,如此平安,如此慈爱。我听见,天国的小鸟在自由快乐地歌唱,天上的太阳、云朵,地上的树木、房屋,都要跳舞赞美主的恩典。

初见老康

老康是来自陕西的访民,九几年时因农业税的事情被八九个人打,又坐过三年多牢,此后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自焚过。有一天主日我看他和一婶婶说话,看得出来,老康脾气硬。后来我跟他聊天,问他当时怎么会想自焚,他说,当时火气大啊,想着还有两个娃,生活没指望。“一米多高的火啊,没有把我烧死。感谢主啊!”那天送走他后,突然意识到,我们常说焚烧我焚烧我,他是当真被火烧过的人啊。是啊!感谢主!

初见老康是11月下旬一个主日,雨桥弟兄事先发短信告诉我,会带两个访民来教会。迎新环节,老康站起来介绍自己,披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佝偻着,面部有些扭曲,吃力地介绍自己。老康讲话声音小,听不清。我只记得他说:感谢主啊!
聚会完,我去找他和雨桥,老康瘸着腿,走路吃力地拄着拐杖。近看老康,这是一张让人不忍细看甚至本能地想回避的脸,瘦瘪,一种透明的虚弱的白,面部下方和颈部是烧过的印记,嘴部略歪。老康很平静,说现在不上访了,一切只有主,感谢主啊!老康说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随着说话带动的烧伤过的面部诉说着曾刻下的痛苦,说话吞气之间,透着深沉的伤,又从这伤中吐出一种虚脱后的平安,且带着坚定甚至一丝尚未显露完全的喜悦。平安和伤一样深。我当时基本不了解他的故事,也不能完全明白对于老康这样的访民,“感谢主、只有主”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放下、得主安慰是好事,以马内利,和他一起感恩。

其实老康出现在守望,可以算“突兀”,因为我们的教会甚至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教会”,和老康一起走出老故事餐吧的时候,却觉得风把我们吹到了圣经里那些熟悉的场景中,那些得主怜悯医治的瘸腿之人、生病之人、贫苦之人……雨桥弟兄拿起老康随身一个打成捆的白包裹,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铺盖,因为没有地方寄放,他卷起来,随身带着。我们还没有习惯照顾老康,走着走着,就把老康撂在后面了。老康也不急也不生气,只默默走着。
老康住在西客站的桥洞下面。前一周周日,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姊妹刚跟着雨桥弟兄和一些志愿者去看过南站附近住在桥洞和窝棚里的访民。去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有一群人这样生活在北京,在寒风凛凛的冬天,他们就在简易支起的会被误认为是垃圾场的塑料棚子里或者桥洞下面过活。我们给他们送衣服,他们很多人一起围过来,给我们看自己穿的衣服有多么单薄,极力争取一件过冬的棉衣。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人缺衣缺食。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上访,有的一定要讨个说法,有的根本已经无家可归。做过维权律师的曹志弟兄介绍,他们的事情得获解决只是极小概率的偶然性事件。对于大多数人以后的生活,我不敢想。有的访民在桥洞里一住已是四十年。而事情解决了之后又能怎样呢?我想到北京CBD里直耸的高楼,从繁忙马路匆匆而过的衣着鲜丽表情僵硬的白领,地上地下,一繁华一残破,揭示的不过是同一种真相。希望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啊?

去过之后,弟兄姊妹们的心都被触动了,却不知如何才能帮助他们。中午大家和老康及另一个访民一起吃饭,连弟兄向大家介绍了那天探访的情况,悲悯沉痛地提出: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棉衣、被子、馒头,他们更需要这背后的东西,他们需要公义,需要现实的改变。
那天,老康很沉默,关于上访的事情,都不愿谈,另一位访民是个“民间知识分子”,向大家介绍访民群体,说要以爱报怨,政府要施仁政。老康只在一边痛苦摆手:不要说了,现在都不要说了。感谢主,感谢主!随后埋头吃饭。后来,老康又去了三堂。

再见老康

后一个主日,再见老康,知道老康决定要受洗了!老康若去上受洗课,回西客站就太晚了,想问问可否免课,得知可以后,老康很释放,大呼一口气,话很少的老康一下子聊起来了。
“我老婆说,九几年就叫你洗,你不洗。怎么现在又要洗了。我这个人就是火气大,心刚硬啊!以前罪没有认完啊……”老康深深地叹气。
老康说,是上次来了教会才决定受洗,彻底放下了。
“你不恨他们了?”
“不恨了,求主免了他们的债。”
老康说,已经彻底放弃上访了,“你说我都已经这样了,真的闹下去,让那八九个人妻离子散又有什么意思呢?求主免了他们的债。”说完,老康平安释放地笑了。
哈里路亚!近日我每每想起,便觉得天国的门开了。
老康说,不访了,现在挺好。女儿在上高中,成绩很好,说不想考清华,要考北大。说起女儿,老康咧开了嘴。老康说,现在也不打算回家了,就在北京,六天要饭,周日来教会。等着2012年女儿来北京。
喜乐地起身送老康,老康一路很高兴,又感叹说,主耶稣说了,你们天天喊我名的,我不是都认。我上次来了教会,就决定一定要洗了。我帮老康提着那个白包裹,这个白包裹和我的距离比第一次近了很多,耳边响起迎新诗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老康琢磨着下次是不是花一块钱找个地方把包裹寄掉。问老康睡桥洞冷不冷。老康说,不冷,有主在。他们都觉得冷,我觉得不冷,真的!

这两日一边写老康一边面对自己的属灵争战,老康愈发敲打我心,似乎在问我:你真的放下了吗?你悔了你的罪吗?你真的认了你的主吗?你只有主了吗?又神奇地医治着我。想着瘸腿拄着拐杖的老康,提着他的袋子和打成捆的铺盖,平安喜乐,带着满满的盼望踏上回他西客站桥洞的公交车,便似天国的灵光撒在身上。老康,老康,这张脸也愈来愈和主耶稣的脸重合在一起。我们的灵要一起歌唱:主啊,我们的救主,我们爱你!老康,我们爱你!

是的,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虽被烈火焚烧,却被恩膏缠裹;虽经历患难欺凌,心中却仍有平安和爱;虽在寒风凛凛的夜,主耶稣却升起圣灵,暖了我们全人全心。而今历经水火试炼,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我们的灵都向主耶稣唱那感恩的歌。你就是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