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机遇与挑战(《财经》杂志选文)

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堪称1949 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自然灾难最为迅速的一次。

较之对过往自然灾害的应对,中国政府此次的救援行动,无论在决策效率、动员能力,还是高层的亲力亲为以及灾情的信息披露上,都显示出巨大的进步。

同时,灾害救援又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此次汶川大救援的实践,也对中国建立一套综合、专业和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汶川大地震,对于这些年在中国颇为活跃的NGO(非政府组织),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

5 月13 日,地震发生的次日,多家NGO在成都成立了“NGO 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作为NGO 救援行动的前线指挥部。

来自儿童慈善组织“多背一公斤”的安猪,是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财经》记者,他们首先进行救灾物资筹集和志愿者招募的工作,同时在网上建起一个论坛,作为专门发布救灾信息的平台。

安猪说,因为国内大部分NGO 的规模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大,资源各有侧重,所以通过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实现互补。消息一出,短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一百多家NGO 陆续响应。

经过几天努力,截至5 月17 日,在四川当地工作的十多家NGO 已在上峨乡、北川保护区、彭州白水河等地建立起若干较为固定的救助点,号召后方物资优先满足这几处的需求。

安猪说:“ 我们的成都指挥部相当于一个‘ 神经中枢’。” 他们的志愿者得到第一手的灾区需求、救灾情况等资料后,可以通过网络传播给大众。后方各大城市的合作组织可以据此在当地募集物资。

“ 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 的张丽娜是这个NGO 信息平台的信息员之一,负责信息的收集、汇总、编辑。她告诉《财经》记者,他们首先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把来自网上、前方、后方NGO 的消息汇总起来,然后以论坛帖子、博客和电子版每日特刊的形式,发布给组织中的所有NGO。

不过, NGO 们尽管热情高涨、反应迅速,但在实际救援行动上还是遇到不少瓶颈。

赶赴灾区一线以后,NGO 志愿者们发现事态比他们想像的要严峻、复杂得多,甚至有人无法适应灾区的恶劣情况,不得不返回。

受能力所限,目前除一些专业队伍在进行搜救,大部分NGO 志愿者只能参与灾区物资的供应。

为期一周多的救灾行动中,很多NGO 经历了“ 试错— 反思— 修正” 的曲折过程。

民间环保团体“ 自然之友” 执行理事梁晓燕,对自身角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指出:“ 其实第一拨紧急救援并不是NGO 的强项,因为它需要大规模地调动力量及救援机械。而后面日常化的工作,例如心理辅导、情绪平复、为灾区群众重返家园做准备、组织灾区群众自救行动等,则是NGO 和志愿者力所能及的工作。”

“ 自然之友” 目前已开始招募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他们目前已经联络到许多在台湾“9·21” 大地震后参与组织救援工作的台湾NGO 人士、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人员,以及对地震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与志愿者分享经验,给他们传授技能。

“ 社区参与行动” 主任宋庆华对《财经》记者表示,鉴于他们组织日常工作的重点与优势在于社区建设和发展,她计划几个月后再赴灾区考察,工作重点是协助当地的社区重建。

基于同样的认识,张丽娜也透露,他们接下来想做一个专门的网站,作为NGO 在灾区重建中的项目交流平台。

清华NGO 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指出,这次大灾对NGO 自身专业性、组织性的促进,应该比较明显。

“ 现在只是开始,而整个赈灾过程可能持续几年。对于NGO 本身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她说,“ 目前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很多问题,NGO 就会明白,应该公开,应该有一个监督机制,要有审计,要改善决策和治理。这个过程肯定会促进 NGO 自身不断成熟。”

在经验和自身素质问题之外,NGO 在相互协调方面暴露出更大的缺陷。

在这次各种投身救灾的民间力量中,很多NGO 已通过诸如“NGO 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 这样的临时组织建立起联系网,但范围终究有限。环保组织“ 绿家园” 负责人汪永晨表示,目前谁也说不清楚,到底一共有多少家NGO 参与了这次救灾行动。

规模庞大的NGO 救灾队伍,充分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公民意识蓬勃兴起的新气象。但由于缺乏能够统一调度这些民间人力、物资和信息资源的机制,用梁晓燕的话来说:“ 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大家全像没头苍蝇一样。”

不少NGO 认为,他们优势在于自发性、灵活性,可以弥补政府在统一救援行动中的遗漏。但这也为整个救灾工作增加了不确定性。

梁晓燕指出,一线志愿者对信息的掌握毕竟有限,往往选择去各大媒体曝光最多的地方,导致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人员“ 扎堆”现象严重,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浪费。

应该看到,NGO 行动中暴露出的茫然与无序,除了其自身能力与经验有限,更深刻的原因或许来自NGO 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尴尬。

许多NGO 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政府部门的救灾指导,但由于以往与政府之间一贯缺乏沟通,导致关键时刻许多具体行动难以顺利展开。在灾区前线,就有许多NGO 志愿者因得不到红十字会等官方机构发放的通行证,变得寸步难行。

“ 信息总归是不对称的,政府不了解我们。”“ 国际行动援助” 的此里农布说。他认为,NGO 应积极主动地去与当地政府沟通,表明自己的意愿和立场。而不能抱不合作、自己干的态度。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民间NGO 一直在积极寻求、争取更大的空间。尤其在这次救灾活动中,他们更渴望在救助受灾同胞、实现自身价值之余,也赢得政府与社会的目光与认可。

不过贾西津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认知上的问题,应该看到NGO 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制度性根源。

“ 现在还是有一些制度性的制约,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管理思路有关系。” 她指出,“ 实际上政府还是对政府控制以外的任何力量有着担心,对公民的自由度非常谨慎。” 因此政府和民间的合作,存在着制度局限。

“ 当然,如果通过更多的接触,政府如果能够对此有更多认知,在机制各个细节上不断改善,可能可以促成制度更快、更顺畅地转型。” 贾西津说。( 本文摘自《财经》2008年5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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