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伴了所有的东西同来。——泰戈尔
血中花开
山西大学堂是山西大学的前身，晚清民初便已成为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可以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为代表，他称赞这“是一所完全由英国人主办的有声誉的学府”。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与北洋大学堂），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山西大学堂，其实源自一场轰动全球的惊天血案——山西庚子教案。山西教案的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谈到此教案时多语焉不详，关于细节，更是无从查考。
笔者近年因撰写赴华传教士、牛津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的传记，曾数度前往英伦查阅教会档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善本书库里，见到一本未见于其它著录的小书《中国温州，1900》（Wenchow, China, 1900 )。在这本190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的小册子里，竟然有一位叫Yung Cheng（笔者暂译为恽程）的教案亲历者对屠杀细节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是苏慧廉，他当时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会与这场教案的结果紧密相连。
我叫恽程，是浸信会的一员，一年半以前受洗于法尔定（George B. Farthing）牧师。在大屠杀惨剧发生之前，我染疾在身，一直居住在太原府浸信会传教使团基地接受治疗，暇余研习圣经。当叶守真（E. Henry Edward）医生开办的医院被夷为平地后，我便于6月28日回到了家乡。我是从Lou-pu回到城区，7月8号到达太原东南方向十里外的T’ie-ts’un村。大约下午三点，我在路上遇见了来自寿阳的毕翰道（Thomas Wellesley Pigoot）牧师，随同的有他夫人和儿子，以及一位绅士鲁教士（John Robinson）和另一位女士铎教士（Mary E. Duval），还有两个小女孩。他们被安置在两辆马车里。在一家饭店前，马车停了下来，押送的官兵（我只看见七八位）给他们买了些食物。车上两位先生戴着手铐，毕翰道师母喂给丈夫一些小烧饼和面（一种粗制面条）。鲁教士则自己进食，但只吃了少许烧饼。毕牧师认出了我，并向我打听太原府是否还有牧师。我告诉他所有牧师都被带往靠近衙门的猪头巷。在别人歇脚休息时，毕牧师和鲁教士却在为身边的人祷告。人们惊奇地问：“你都要因祷告而被杀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就在那天夜晚，他们七人都被关进县衙。
翌日，在县衙边的街道上见到一群人围成一堆，于是我也跟上去看个究竟。我发现围在中间的正是一群外国牧师和他们的妻儿，还有一些是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基督徒。我听围观的人说他们即将被处死。我极力想挤出人群，但怎么也挤不出去，因此也就只能待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外国人遭到杀害。第一个被处死的是法尔定牧师，他妻子紧紧抱着他。他将妻子轻轻推开，然后走到一队士兵面前，跪在地上，只字未言。一瞬间头落于刽子手刀下。
紧接着遭处死的是胡德理（Alexander Hoddle）、佩鸿恩（W. T. Beynon）两牧师及罗维特（Arnold E. Lovitt）医生与卫理森（William Millar Wilson）医生，刽子手一一将他们砍首。随后，毓贤显得有点不耐烦，他命令身边护卫，用他们手上的长把大刀一起参与屠杀。随后被斩首的是铎牧师（George W. Stokes）、席牧师（James Simpson）和怀德豪（Silvester Frank Whitehouse）。怀德豪命丧一刀，铎牧师和席牧师则挨了好几刀。男人杀完了，随后便是妇女。法尔定夫人死死抓着自己孩子的手，小孩也紧紧抱着妈妈，但官兵将他们强行拉开，然后一刀向母亲挥去。刽子手很快也处决完所有的小孩，手法可谓娴熟至极，一刀皆准。官兵似乎要显得笨拙不少，其中一些妇女挨了几刀才毙命。罗维特医生的夫人临死仍戴着眼镜，牵着自己的小孩。我依稀记得她对围观人群这样怒吼道：“我们来此皆为传播基督福音，拯救世人。我们从来都行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其中一个官兵取下她的眼镜，随即给了她两刀。法尔定牧师一家，是本次教案中遇难的最大一个家庭，除夫妇外，还有儿子葛爱（Guy）、女儿罗思（Ruth）和伊丽莎白（Elisabeth）。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法尔定夫人紧紧握住的是六只小手。据说时任山西巡抚毓贤极其残忍，当着母亲的面，将孩子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再把女教士处死。
苏慧廉继续写下恽程的见闻：
基督徒遭斩首后，被拉上前的是天主教徒。主教年事已高，胡须皆已斑白，他质问毓贤为何要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我没听见巡抚作出任何回应，而是当即抽出佩剑横着向主教脸部狠狠劈去，鲜血溅满主教斑白的胡须，主教就这样惨遭斩首。随后，神父和修女们也挨个遭处决。
这位被毓贤挥剑斩首的主教叫艾士奇（Gregorius Grassi，1833—1900）。意大利人，早年即入方济各会。1860年底到达中国，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76年华北五省发生大饥荒，作为山西教区副主教，他与后文将要提到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一起赈济灾民。艾士奇在天主教徒中有极高的威望，1946年被教宗庇护十二世宣为真福，2000年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人。与艾士奇同时被斩首的还有副主教富格辣（Francescus Fogolla）。
之后官兵从紧闭的大牢里牵出毕翰道牧师和他的同伴，毕牧师与鲁教士仍然戴着手镣。毕牧师在临死那一刻仍然在为别人不断祷告。鲁教士视死如归，镇定自若。毕牧师夫人临死时牵着儿子的手，不过小孩子也随后被杀。剩下的那位女士和两个小女孩一会儿也被处决。那天总共有五十五名外国人遭斩首，其中三十五名基督徒，余下二十名是罗马天主教徒。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些当地基督徒，我没全见到他们，不过有人告诉我有十三名之多。由于屠杀一直延续到傍晚，死难者的尸体因此被遗弃在原地直到第二天清晨。当晚，他们身上的衣物及戒指、手表等被洗劫一空，第二天尸体被移往南门内。
外国人临死时表现出来的镇定自若让我们震惊，遇难者中除了两三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哭泣与呐喊。
这一天是190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十三日。计有五十九人遇害，计基督教（新教）三十三人、天主教二十六人。除太原外，省内各地多有针对洋人及教徒的屠杀发生。山西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有研究者认为，给毓贤下达杀绝洋人密令的是慈禧太后，只是后来风向大转，太后又密令销毁了庚子拳乱中与她有关的文件，并让毓贤做了替罪羊。慈禧在那一年短短的几个月间，态度发生两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一是对义和团的态度，从剿到抚；二是对列国的态度，从战到媚。
以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只是名称与说法不一：1900年7月21日，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西狩”，经张家口、大同、忻州、太原逃至西安。出逃前，慈禧已知道后果，她急调已被贬职的李鸿章上京，任直隶总督兼议和全权代表。次年春，八国联军一路下正定、井径，直迫娘子关；二路趋龙泉关，进迫五台；三路占领紫荆关，进迫平型关。清廷害怕联军会开进山西，惶恐万分之际，有人想起了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中国人对李提摩太也许不陌生，20世纪50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丁则良撰写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书曾行销大江南北。在丁氏笔下，李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今天许多国人的定势思维中，这个形象仍旧没有多大的改观。
李提摩太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Wales）南部一个叫卡马郡（Camarthenshire）的地方。作为李氏的挚友，为其立传的苏慧廉说他的身上体现了威尔士民族精神——“富有想象又注重实际，热情洋溢而又有自制力，笃信耶教而又宽宏大量，来自一个乡村小教堂却又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
像很多新教传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出身贫寒。他父母有九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15岁那年信仰了基督教，不久后便对海外传教事业发生兴趣。在哈弗福德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 Theological College）毕业后，受英国浸礼会委派，于1869年奔赴中国。他选择到中国传教，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
李提摩太初在山东传教，1876年山西大旱，遂转赴太原、晋南赈灾。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李氏初在中国的十余年，也像传统的传教士一样，传扬福音，劝人皈依上帝，但收效甚微。据说他与他的同事在山西十三年也仅发展了约三十名教徒。他事业的转折发生在1887年，那年离晋北上从事文字工作。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同文书会任总办，次年该会更名为后来广为人知的“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广学会办有《万国公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并出版书籍一百三十余种，在晚清乃至民国，对中国人了解世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也是通过李提摩太及《万国公报》，第一次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只是他当时没想到，被他译称为“马克思”的大胡子及其追随者后来掀起的思潮，如蘑菇云般的力量淹没了他的声名。
在当时数以千计的西来传教士中，李提摩太暴得大名，与他大力办报、办杂志这些文化传播作为有关。他坚定地认为，是为社会福音，并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在其口述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他这样写道：
就像四十五年前我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学术界把李提摩太这种传教方法称为“文化传教”，以区别于以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为代表的传统福音传教。传教士由此分为自由派和基要派两大阵营。
李提摩太经几年文化传教实践后，更进一步认为“从官绅入手，是自上而下，感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水上流，为势自顺，所以决定要先引导上等人入道”。他结交的士绅很广，其中有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等。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自荐担任他的中文秘书。
也许是因为他的声名，也许是与诸多高官大吏有交往，面对山西教案造成的困局，清廷想到，能救这盘危局的也许只有这个洋人。接替毓贤出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在给李提摩太的电报中开门见山——“晋人皆信阁下为人正直。”
这是李氏同时代国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同时代的西人也对他充满崇敬。
苏慧廉在《李提摩太在中国——先知、政治家、传教士和中国人未曾有过的最无私顾问》（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Seer, Statesman, Missionary &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dviser the Chinese Ever Had）一书中说：“在中国，每个省、市、乡、镇的人对李提摩太这名字都耳熟能详，李提摩太在他们心中是众望所归的。从没有一个来华的外国人、教士和平信徒的名字，像李提摩太那样为人所知，由位居龙座的皇帝到坐在木凳的乡村学子，都称赞李提摩太的文章，欣赏他对中国的爱心。”英国驻华公使中任期最长的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 ）在为李氏传记撰写序言时认为：“李提摩太在中国活动长达四十余年，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这种尊敬的程度只有极少数外国人曾经得到。” 曾编撰《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的英国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则称赞：“在中国的十八个省中，我们可能找不出一个曾经被你伤害过的人。的确如此，知你最深的人，爱你也最深。”
李提摩太没有辜负众人的期待，1901年5月29日，他将一份解决方案面交李鸿章。这篇题为《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中可找到，通读之后，可见李氏的爱心与良苦用心。他语态谦逊，字句间亦无蛮横无理之辞。此章程共七条，其中第一、二条这样写道：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为各府起见，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彼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匪首从宽追究。
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推言无过。凡损失教民财产，罚其照数赔还，并无依之父母孤儿寡妇，必有事奉养。
山西被杀外国传教士众多，第五条希望：“耶稣教五会中人有杀尽者，亦有回国者，不能一时来华。俟外国再派教士来华时，晋省官绅士庶当以礼相待，赔认不是。”
当时处理教案，无外乎赔偿巨款、处理匪首及有责任的官员。但李提摩太认为，传教士生命可贵，非金钱可以抵偿，所以不会以金钱出售他们的生命。他也明白，官府的巨额赔偿一定会转嫁到当地百姓的头上，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仇恨。于是，就赔偿问题，李氏提出如下建议：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限。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提摩太自言：“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进行屠杀的主要原因。”
李提摩太提交的这个共赢方案，苏慧廉评价甚高，认为是一个慷慨而伟大的提议，并且只有像李氏这样经验丰富与具远见卓识的人才能提出来，因为“在这个计划中没有什么东西会拿掉，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价值”。
有远见的李鸿章对李提摩太的方案极表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之事交李氏全权负责。不过，并不是人人都有如二李那般的远见与胸襟。即便是向李提摩太发出邀请的岑春煊，也认为“目前山西民穷财尽，拿不出那么多的银两用以筹备大学”。后来，由于李提摩太自上海“叠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不得不于1901年9月令洋务局提调候补知州周之镶赴上海面议开办事宜。
周之镶抵达上海后提出的四个谈判条件，看似宏大，却与教育实质无关。一、晋省所出五十万两银不称罚款；二、西籍教师在校内不得宣扬耶教；三、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四、西籍教师不得干预学堂行政。岑春煊特别叮嘱周之镶“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因此要“极力磋磨”。李提摩太对罚款称什么并不在乎，但坚持认为，如不让西人主持学校，今所办学堂与昔日之书院有何相异？后来周之镶也赞同了这点，他反过来电复岑春煊，称李提摩太并无侵权之意。若无此条，则学堂不能按西方近代模式办理。若不签署合同，恐有商谈破裂之后果。岑春煊考虑到“彼时和议甫成，时局尚未大定，晋省耶稣教案极巨，若与决裂，必致收束为难”，于是“与司道等再四筹商，佥以宜委曲求全”。最终，岑春煊同意周、李所订之合同，他此时的真实思想是“实以迅了巨案为中心，并非真冀收育才之效也”。
当年11月，周之镶代表山西当局，李提摩太代表基督教山西各教会正式在《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上签字。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山西筹银五十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提摩太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
合同终于签订了，外国人认为尘埃落定，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仅是一张纸而已。
无独有偶，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清政府颁布“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各省于省城均设大学堂”的上谕。一直担心外人“侵我教育主权”的岑春煊得到这一令箭，便迅速行动起来。他一边叫周之镶在上海谈判，一边在山西本地加紧改造书院，拟抢先一步创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与李提摩太要办的中西大学堂，校名虽仅一字之差，但办学模式及教学内容实质差异很大。但山西大学堂的筹备工作进展很快，经皇帝奏准，1902年5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便可正式开学。
对山西本地的这些行动，当时远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并不知晓。当他1902年4月30日带着中外教习一行抵达太原后，才发觉情况严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到太原后，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大张旗鼓地筹备一所官立大学，与我负责筹建的大学很相似，并且被置于一位排外的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那人曾千方百计反对建立西式教育的大学。他曾经去欧洲旅游，写了一本游记，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好的事物极尽诋毁之能事。”
考虑到在同一个城市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并不可行，李提摩太与岑春煊交涉。
岑春煊说，两所大学可以成为良性的竞争对手，你们外国人不是提倡公平的竞争吗？李提摩太虽然赞成学堂竞争、传教士竞争，但并不赞成一个城市里的大学间竞争。他认为，如开办两所大学堂，既浪费经费，又将使中外不和，而终止中外不和，正是创办中西大学堂的目的所在。为什么不把两者归并为一所山西大学堂，一部专教中学，一部专教西学呢？ 这种人力的分配更为高效，因为不需要两套教授班子、两套教学设施。
岑春煊觉得“事关创举，未敢率允”。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议，中间还以《合并利弊论》为题询问当时大学堂已招的一百余名学生，结果多数人赞成，少数人反对。苏慧廉在李提摩太传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在谈判的过程中，对立的那方认为自己已经赢得了已录取的学生的支持。于是他们出了个作文题目，让学生们分析联合大学的利弊。结果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在一百零八篇作文中，有六十八篇赞成合并，只有十三篇明确地反对合并。”
商议合并，历时两月之久。双方争议的焦点，仍在传教及教育主权等问题上。最后山西官绅在确定“可无牵涉传教之嫌”和“断无主权旁落之嫌”的前提下，终于同意将中西大学堂以成立西学专斋（简称西斋）的形式并入山西大学堂。士绅们觉得他们赢了，因为李提摩太要办的现代大学，最后只成了山西大学堂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还叫山西大学堂。
三晋欧风
2008年7月24日，我一早便走入侯家巷，原山西大学堂西斋工科楼至今还屹立在这条位于太原闹市的小巷里。侯家巷不长，进巷走不了多远就看见一幢西洋风格的老建筑。大楼由主楼及两侧的翼楼组成。主楼高四层，翼楼高两层。一百年前，它是山西全省标志性的建筑，一百年后，风采依然不减。
据陪同的当地友人介绍，这幢老楼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面整修过一次，现在是太原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教学用房。 大门紧锁，好在有熟人带领，得以入内参观。入门即是空旷的大厅，左右各有一宽大的楼梯盘旋而上。我的目光很快就落到楼梯转角处的石碑上。嵌于墙上的石碑高约一米、宽约两米，两边各一。这就是记录了山西大学堂早年历程的《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据说石碑20世纪50年代曾被水泥抹平， 也可能正是因此，逃过了后来的劫难。
西墙上的《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由时任山西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亲撰：
山西之有西学专斋也，自英儒李提摩太先生始。夫非常之举，黎民所惧，以民俗伊塞习安固有之区，一旦输以新学知识，遂一跃而入文明之域，士气学风且驾它省而上，之是非李先生之力，乌能及此？然使非当时钜公硕彦有以独见其大，而知斯举之不可□，则其效果亦未必有如今之卓著。天下事易于乐成，难与图始，古今人情不甚相远也。今西斋交还行有日矣，不急为记之，以示饮水思源，可乎？谨溯其设立之缘起，与十年来一切情状事迹，撮而书之，以作我国学界前途之观感。⋯⋯
东侧的《山西大学堂西学斋教职员题名碑》共刻录西斋教职员工三十六人，其中十五人为外籍，以英国人居多。
后来，查山西大学堂校史才知，这幢工科大楼实建于民国六年（1917）。那刚创办时的西斋，又是怎样的呢？ 现在能找到的校园外景照片，是李提摩太传记中的两张插图：一张是大门，有牌楼，还有影壁。牌楼上额写着校训“登崇俊良”。另一张是图书馆和钟楼。据说那时该校已有规模不小的图书馆。当然这些牌楼、图书馆、钟楼，现在都已片瓦不存。
西斋当时分预科、专科两个阶段。预科学制三年，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专科学制四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本科。预科毕业可升入专科，预科课程的标准就是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水平。
不过这样的学制设计，在20世纪50年代丁则良的笔下成为李提摩太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创造出来的新形式——“西学专斋的教务完全由几个外国人决定，教育学生的方针，是要学生毕业后能够升入英国的伦敦大学，并不问学生所学是否符合中国的需要。换句话说，山西大学的西学斋，只不过是伦敦大学的一个预备学校。1907年，有二十五名学生被送到英国去留学。到了1911年，山西大学才全部交还中国自办。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办起来的大学，山西大学是第一个。这是李提摩太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创造出来的新形式，比教会出钱办的大学更能迷惑人们的视线。在山西大学创办之后十年，美帝国主义也如法炮制，把庚子赔款的一小部分退还了，办了一个清华大学。”
再看看百年前的功课表：西斋学科分为五门：一曰文学，内分同文史记、地理、师范等学。一曰法律学，内分政治、财政、交涉、公法等学。一曰格致学，内分算学、物理、化学、电学等学。一曰工程学，内分机器、工艺、矿路、地质等学。一曰医学，内分全体内外大小男女居宅卫生及药物等学。这五门学科，相当于今天的五个系。
今天看这个科系设置，特别佩服的是其根据山西作为资源大省的特点，开设工程、矿路、地质等学科。其实，这就是英国大学教育的模式。今人对英国模式的了解，还多停留在导师制、学院制、寄宿制等上，其实其精髓之一是课程设置面向工业需要，让大学成为本地区工业研究的重要中心。
西斋所定下的这些科目，明确写在《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第七条。为保证学科建设的稳定，合同第十二条还特别补充规定：“课程无论如何商改，均不得与第七条所列各学科稍有违背，及于此外增立别项名目。倘有违背，或别有增立，可由巡抚立时将此合同作废，并将以后应交之款停交。如晋省官绅违背此合同，可由李提摩太将未交款项，立时全取，移作翻译有用书籍之用。” 李提摩太当时在上海，还专为西斋设立译书局。
西斋师资力量很强，外籍教师居多，教师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英语是教学语言。学生除了正常的课程外，还有体操、网球、足球等活动。每星期六上午便是专门的体操课。据说开学当年年末就成功举办了由两斋学生和全体教员参加的体育运动会。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士子闻所未闻的。
外国人给学生上化学课，第一课便是从巨大的爆炸与难闻的气味开始。当爆炸声响起的刹那间，坐在前几排的学生已冲出教室。
在西斋的学生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同时，同处一座校园里的中斋学子，仍走着传统的“师授学承”之路。 学生“既不分班，也无教室，每次听课，则在‘丰树堂’。学生从前门由书办（书记）唱名鱼贯而入。老师全体出席，由后门（屏门）进入。各位老师按品职坐在中央暖阁前面，学生们分坐东西两侧。老师学生必须顶褂整齐”。而西斋教习、学生则穿着随便，课后接触频繁，常常在一起交谈。尽管中斋学生经常批评西斋学生“数典忘祖”、“舍己之地而耕人之田”，但对他们丰富、活泼的生活又有些羡慕。
西斋的师生关系虽然活泼，但管理很严格。据记载，西斋总教习还与学生签订一份契约，凡旷课逃学者一律投入大牢。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校规。在学生思想方面，明确禁止学生干预国事。后来中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有人视之为荒废学业，有人视之为爱国报国，至今仍难以一言蔽之。
西斋第一任总教习叫敦崇礼（Moir Duncan）。李提摩太虽接下大学堂的任务，但自己无法亲临山西主持校政。于是他找到了时在陕西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敦崇礼。敦氏深谙中国古典文学，曾在牛津师从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同时为人古道热肠，又有过人的精力，在处理山西教案时就是李提摩太的得力助手。
敦崇礼1861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贫穷小庄园。因家庭人口众多，他很小时就外出闯荡。在一位乐善好施的有钱人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中学学业，后又进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
敦氏1888年由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先是在山西传教，后赴陕西。 据于右任自述《我的青年时期》，他年轻时也受到敦崇礼的影响。敦氏在陕西时，与晚清名臣端方往来密切，关系融洽。苏慧廉的妻子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在晚年回忆录《中国纪行》 （A Passport to China ）一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当毓贤在山西大开杀戒，邻省陕西却没有遵行慈禧的密令，当时巡抚正是端方：
他请敦崇礼过来，悄悄告诉他杀害洋人的命令。“我能拖延三天。告诉你们的人，快走吧。”
敦崇礼他们活着去了汉口，沿着长江去了上海，又乘船去了天津，最后到了北京。当时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八国联军来解救天津和北京被义和团攻击的外国人。有一天敦崇礼在北京看到外国士兵（还好不是英国人）要洗劫一座中国大宅。
“房子主人救了我们。请尊重这座房子。”他叫了起来。
士兵不理睬他，他就去找军官。军官命令士兵停手。房子就是端方的，敦崇礼救了他的房产。
李提摩太对敦崇礼评价甚高：“山西大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非凡的工作热情、永不疲倦的精力、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字的广博知识，以及他的聪明睿智和处理事务的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一个无畏的、诚实的和能干的管理者，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也颁授名誉法学博士给他。
但这样一位能干的教育家，却于1906年8月15日英年早逝了。
1906年8月，山西大学堂痛失英才，敦崇礼病逝，死时才四十五岁，所有中外认识他的人都为他哀悼。他生病期间曾住在龙王山上的寺庙，按照他的心愿，安葬在对面的山上，他的同事为他立白色的大理石碑纪念他，该石碑就成为当地数里以内的地标。敦崇礼生前，清廷给他二品顶戴，死后赏有头品顶戴。
被苏慧廉称为“对面的山”，是位于榆次、太原、寿阳三市县交汇处的乌金山。敦崇礼的墓今日还在这座山上。2008年夏，笔者曾进山寻找他的埋骨之地。这个来自苏格兰的异乡人，来到中国后就没能回到故乡。
敦崇礼的突然离世，让李提摩太想到苏慧廉。时在温州的路熙回忆：
一天我们新装的电报机来了一条讯息，让我们目瞪口呆。上面说：“你愿意担任山西国立大学的校长一职吗？”
我们第一个想法是：我们怎么可以离开我们热爱的城市和爱我们的信徒们，他们以自己的牺牲证明了他们信仰的虔诚。
电报是李提摩太发来的。去太原做校长，还是继续留在温州？已在温州传教二十五年并硕果累累的苏慧廉面临选择。
在英国偕我公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总部收藏的苏慧廉于中国期间写给父母的一批书信中，我找到几页断简。在这封1907年1月11日写于温州的信里，苏慧廉与远在英国的母亲商量：
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国立山西大学堂要聘请我担任校长的消息。这个聘任让我自豪，当然我也希望差会能同意我接受此职务。山西是在1900年中牺牲传教士最多的一个省份，不过这种局面现在已被李提摩太博士改变。他认为恐怖事件源于人们的无知，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士子阶层的无知。他推动中国政府在山西成立大学，劝说教会放弃索要遇难者的赔偿。启动大学的经费正是教会本可以获得的赔偿金。最终的成果就是一个月前，二十五名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在政府公费支持下来到英国，并将在这里用五年的时间完成学业。这是前进的一大步。我受邀前往的正是这所大学。我也愿意去那里，已有五六位英国人在那里教书。我不用承担教学任务，我应做的是去督导他们正确地教学，当然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吸引并影响当地官僚和士子阶层投入到曾使英国走向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去。同时作为一个传教士，我确信，只要有益于基督信仰，就是我们事业的基础。
因此你想，我可能成为上帝启蒙一个差不多有两千万人口的省份快速迈向天国的工具。大学所在地的太原府是个省会，海拔接近三千英尺，据说非常宜居，和温州潮湿阴沉的气候截然相反。从健康角度考虑，我也会喜欢这样的调换，它会使我和路熙都更加振奋。另一方面，尽管这份工作和我目前所做的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对我而言还是适合的。我必须要和当地高官充分接触，并且要提供他们一种与目前所做的截然不同的精神食粮。这个过程将会充满不确定，但作为自己的主人，我能够克服，并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此外，两地的语言也很不同。那里说的是官话，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讲这种叫做Mandarin的语言。我知道一些，并且能够在和官员们见面时聊上几句，但是和我应用自如的英语相比，还是相当贫乏的。不过我还没有老到无法学习的地步，我想我能掌握它。
当然，如果我接受这一任命并能够成功开展工作，它将开启怎样的局面还难以预测。也许有人会说这并非传教工作，但对我而言，如果能够智慧地开展，这就是大写的传教工作。不同于将水逆引上山，这项工作更像是往山下倾水那样顺势而为。如果士子们能认识到上帝的力量，并接受他，那我们将在远东看到一个基督国度，比印度或南欧来得更早。而且如果新教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阻止天主教的进入。
⋯⋯
在这封言辞恳切的家书里，苏慧廉本人希望能达成山西之行。作为传教士，他视教育为大写的传教工作。
1907年7月苏慧廉偕妻子抵达太原，正式履任西斋第二任总教习。
山西大学校史将大学堂初创十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即1902—1903年的创立阶段，1904—1906年的改革阶段，与1907—1911年的发展阶段。苏慧廉在太原的岁月处于发展阶段。
关于苏慧廉在西斋的具体工作，至今还所知不多。据校史介绍，他在担任总教习一职外，还兼任世界历史与世界宗教等课的教学。苏慧廉自己说：
在山西大学，我很难继续追随敦崇礼的脚步。有许多困难不容我慢慢思量，而且只有四年的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已经有了辉煌开端的工作实属不易。在我来校之前，敦崇礼博士、毕善功（Louis Rhys Oxley Bevan）先生和教员已经计划引进法律、物理、化学和矿业工程等专业课程。后来我们增加了一门土木工程课，由欧师德（Aust）先生授课。
外国人主持的新式学校，到20世纪初年已在中国遍地开花。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仅停留在一般性的教育是不够的。
让社会上充斥着书记员、小学或中学的教员，这样的结果毫无价值，也无法满足中国目前和日后的需求。这也正是我支持任何一种——诸如士思勋爵（Lord Cecil）设置的课程——能够让教会学校从一般性教育转向专门教育，从多管齐下转向专攻一门的课程设置的原因。术业有专攻式的教育能够让人们发现在最适合其天资发展的领域，自己到底有多专业。
问题是，如今有多少教会学校正满足于教授一般性知识，并沾沾自喜。迄今为止，教会一直引导这样的教学模式。他们是不是已经到达了自己的顶点而现在只能走下坡路？我知道那些脑中只有肤浅知识的年轻人获得高薪聘用的困难。当如今的繁荣消失以后，这些人又有何价值呢？而长此以往只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我们的教会又将何去何从呢？为了建立威信，获得价值，必须以专业发展为契机，采取更多更好的措施。举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为例。我曾经四处寻找一位能译物理学的翻译，只需对中文、英文和物理知识有所了解即可，可是我却白忙了一场。找高等化学方面的翻译，我也遇到过同样的困难。而且据我所知，中国没有学校能够在法律和土木工程方面为我提供帮助。
如今，不正到了教会学校采取措施让自己的学生真正达到大学水准的时候了吗？况且，难道不可以建设三四个设备精良、与官办学校不再是竞争关系而是协同合作或是互为补充关系的大学吗？同样的，如果可能，这些学校不也可由学部负责注册、巡查和考核吗？政府所设置的课程留给我们很大的挑选空间，如果需要，也可以增加必要的课程。这样的大学，根据政府所设标准进行招生，可以为中国的其他教会学校，甚至为政府所办学校树立榜样。
这是苏慧廉1909年应《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约稿而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对中国教育现状的看法。这些观点，也可视为他在山西大学堂推进专业教育的注脚。
在这篇题为《教育地位之检讨》（The Educational Position in Review）的文章里，他还提到统一专业术语之于专业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在中国，人们提及欧洲名词的时候必须采用日语的音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是如果所有的中国学生都统一使用日本音译的术语，那么叹息着接受这一现状不也不错？”
他也曾为术语统一定名四处奔走。
山西大学成立之初，教材缺乏。大部分科目的术语一片混乱，每位翻译都用自己的词汇生造了术语的称谓。1909年，我在拜访学部侍郎严修进士时，我让他注意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劝他在北京成立一个术语部（Board of Terminology）。他说没有资金，我引用孔子的话来回答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个评论最初是针对政府而发的，当他明白我的意思后，友善的脸上露出了微笑。6个月后，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提到了我的引言，说他已经派严复博士（曾留学于英国格林威治大学）成立编定名辞馆（Bereau of Terminology），邀我前去参观。于是，孔子建造了一所他从未想过的名辞馆。
这就是晚清成立的学部编定名辞馆，总纂严复，后来鼎鼎大名的王国维出任协修。
学运滥觞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的外务部档案——《外务部庶务司拟致各督抚将军函咨文稿》，其中提到苏慧廉：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山西护抚文称，本月十一日据邮政局由英京寄到《新世纪报》，查阅该报，革命排满，倡言无忌，荒谬狂悖，专事煽惑。所虑年轻子弟，见异思迁，引入迷途，贻患何堪设想，正在设法筹办。又准大学堂总教习洋员苏慧廉亦函请查禁前来，业经本护院通饬各该地方官联络社会，多方晓谕，务使父诏兄勉，人人皆知该报为悖逆之媒，无论何人何处，概不准购阅代售。如有寄送到境，即呈由各该地方官收取焚毁，并行提学司，责令各该监督监学加意察查。遇有此等报章，一体收取送官销毁，以免流传在案。该报注明发行于法京巴黎，邮局转寄又毫无限制，似此纷纷投寄，他省谅亦不免，应如何设法严禁，请察照办理等因。本部查该报倡言悖逆，发行于巴黎，转寄于邮局，散布各行省，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实足为地方治安之害，亟应设法严禁。山西境内既有此种逆报，经该护抚通饬各该地方官，多方晓谕，收取销毁，并行提学司各在案。似此纷纷投寄，难保无购阅代售等弊，相应咨行贵将军督抚查照，迅即转饬各该地方官并行提学司，设法晓谕，严密查禁。一有此种逆报，即收取销毁，以靖人心而保公安，是为切要。
“洋员苏慧廉”所举报的《新世纪报》，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在1905年创办的革命报刊。1903年《苏报》案后，吴稚晖流亡海外。他后来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随后便在英国创办了这份《新世纪报》。
集会、办报、革命、民主、学运，这些名词总是连在一起。在晚清，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这些名词还成了新思维、新文明的代名词。
其实早在苏慧廉抵晋前，山西的学生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屡被提及的山西争矿运动发生在1905年。按传统史书的叙述方式，争矿运动的背景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掠夺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成为其对华侵略的主要内容。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保持国家的主权﹐中国的路权和矿权大量落入列强手中。
1898年5月21日，山西商务局经光绪批准，同英意联合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及他处煤﹑油各矿的开采权转归福公司办理，限期60年。福公司的买办便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谤满天下”，可能与这身份有关。在当时的中国，买办几乎与卖国、汉奸划等号。现在，这名称改叫“外方代表”，是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力邀的对象。
因山西对外运输困难，再加上后来的义和团事件，福公司取得开矿权后一直未着手开采。 1905年2月，山西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准备开采煤矿。这时﹐福公司也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当他们发现当地正在自行开挖煤井﹐便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希望遵守已订立的章程，禁止中国人在以上各地办矿。这本是一件经济纠纷，不料却激起爱国人民的愤怒。当地士绅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343人联名上书巡抚张人俊﹐指责原订合同使中国人丧失利权，要求废止。这类争端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但这次有所不同。1905年10月13日，《第一晋话报》第四期刊出一篇署名“竹崖”的文章——“九月初七日（10月5日）从天外飞来一个惊天震地破天劈脑的响声，令人一听，魂不附体，胆破色灰。就是英意两国的福公司要一口吞进我们山西人性命的矿。” “福公司是和商务局立的合同，不是和山西全体人民立的合同。山西人不承认商务局的卖矿，更不能承认福公司的立约。这合同是不值一废的，只苦我们山西人不废，山西人一起来废，便如反手一般。”
百年前的报刊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在传布新观念的同时，也成为语言暴力的发泄场，并令大众轻易陷入极端化的情绪。最先被“感动”的总是热血学生。
11月28日，山西大学堂学生得知当局正在海子边（山西商务局所在地）宴请福公司代表，于是立即召集近千名同学前往游行示威。门警拒不让入，愤怒的学生即打倒门卫，冲进宴会间。 这时距义和团事件不远，洋人突见近千人蜂拥而入，一时乱作一团。几个胆小的还钻入桌下。看到洋人如此狼狈，学生觉得扬眉吐气。还有人戏言，这是福公司滚出山西的先兆。 随后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转往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当局废止合同，收回矿权。
山西大学堂的这次行动，可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宏大的学生运动。时距五四运动还有14年。它开启了学生爱国运动的先河，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山西的学生能动起来，与山西大学堂有学生留学日本很有关系。该校学生在日本之时，正是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时期，于是许多人入会，并从此树立起革命救国的信念。这批人后来成为山西革命的骨干力量，其中著名者有景耀月、王用宾等。留日学生后来回国，带回《民报》、《猛回头》、《革命军》、《大义录》等书报，在中西两斋间传阅。1907年清廷下令各省停派官费留日生，应与看到这种革命的苗头有关。
山西大学堂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都来自中斋。西斋因由英人承办，成绩优秀者自然选送英国。截止1911年，西斋共选派36人官费留英，数量居当时全国之首。这批赴欧的学生，大都在英国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返国后服务于各界。大学堂辛亥后交还给中国人主持，他们成为该校的骨干力量。此与留日学生多走上革命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在极“左”时期，也有人认为，李提摩太提倡西斋毕业生到英国留学，“是养成英人在中国的高等代理人。清政府不察，于是有留英学生之保送”。
在《第一晋话报》刊出那篇叫人“惊天震地破天劈脑”的文章的同一天﹐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的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李培仁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蹈海自杀，以示对清廷软弱卖矿和帝国主义蛮横掠夺的抗议。李培仁蹈海比陈天华还早了两个月。李培仁之死，一瞬间便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后来他的灵柩回国，爱国人士在太原举行追悼会，到会者数千人，群情愤慨，政府与英商一时不知所措。学生运动最热烈时，福公司英人电请李提摩太亲赴太原，协助西斋说服和管束学生，以期尽快结束纷争。当时西斋学生代表崔廷献等人正凭借所学知识与英人力争，学生还准备赴京襄助交涉赎矿之事。 李提摩太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其一生中也处理过很多大事难事，但这次面对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用尽种种办法说服，卒无丝毫效果。曾任山西政协副主席的王家驹20世纪60年代在一篇《山西大学堂初创十年间》的回忆文章里，说李氏于是“抱头痛哭离开山西，返回上海。敦崇礼也气愤身死。英商福公司不得不废除采矿合同，而埋怨李提摩太作茧自缚。对山西人之倔强，从此加以注意和警惕。李提摩太经这一场教训，对西斋学生悲观失望，逐渐由热变冷，而西斋学生也感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千古名言”。
李提摩太劝说无效，只能铩羽而归。那一刻，他感到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和无力感，他也许会反问自己，我是作茧自缚吗？
李提摩太走了。敦崇礼也于1906年去世，他的死是否与这场学运有直接关系，不得而知。但山西大学堂学生为争矿闹得最凶时，他作为西斋总教习，面对混乱的校园与怒目相向的师生关系，必然心力交瘁。
位于侯家巷的山西大学堂校园自此不再平静，师生关系也从此逆转。发萌于侯家巷的这种校园政治生态，后来蔓延到全国，并流布至今。从事阎锡山研究的美国学者佩佛尔·纳撒尼尔在写到山西大学堂的这段学运时，曾犀利地指出：“当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职业时，知识分子的成长就受到了阻碍。”
但在当时，大学堂学生的参与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争回矿权的意志和决心，而“官吏知民力率不可当，士大夫多起抗争”，于是绅学各界代表联名禀请山西巡抚，要求批准创设保晋矿务公司，让自己人开采全省各种矿产。1907年春， “保晋公司”成立。第一任总经理便是当时名震四方的山西票号“渠家”的少东家渠本翘。1907年8月，清政府电令山西按察使丁宝铨负责与福公司交涉赎矿事宜，最终以赔偿白银二百七十五万两为条件，于1908年签下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十三条。声势浩大的争矿运动，终于迫使福公司放弃山西的开采权，在索取赔偿后退出了山西。至此，历时三年轰轰烈烈的争矿运动宣告结束。
争矿运动宣告结束时，苏慧廉已来到太原，他目睹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尾声。“我们到达太原府的时候，山西巡抚是恩大人，一位满族贵族。⋯⋯但近来大出风头的是丁大人。英国公司曾拥有一定年限的煤矿开采权，而丁大人争取向英国赎回山西煤矿。他从北京回来的时候，被当成了英雄。”同行的路熙则想：“问题是现在值得祝贺吗？丁大人和人们为经营煤矿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让山西省财政不堪负荷。西方人经营煤矿的时候，有组织，有技术，还有现代机器，所以收益能上升。但现在煤矿不赚钱，煤矿在效率低下的当地公司手中，而煤深深埋在地下。煤矿运作得好，其实可以为上千的中国贫民提供工作机会。” 确实，保晋公司开办没几年，便因资金短缺、经营不善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
辛亥唱晚
苏慧廉的女儿，英国作家谢福芸（Dorothea Hosie）在《崭新中国》（Brave New China）一书中，有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堂时为获得更多官员的支持所准备的一个细节。
“看！”在一次精心准备的午餐会上，李提摩太拿出一个玻璃杯，然后点燃一支蜡烛，并放置其中。这时火焰很旺。随后，他将一个碟子盖在玻璃杯口，火苗渐渐熄灭了。
“这支蜡烛就像我们山西，”他说道，“它需要外面的空气才能燃烧。山西常闹饥荒是因为缺少一条通往外界，能将各地的粮食运进来的铁路。山西人乱杀外国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及外国人发明的现代科技。”
官员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盯着蜡烛看。“我们需要外国人来办铁路和大学。”他们说。
“不管是铁路还是大学，建成十年后，都将交还给中国人自己管理。” 李提摩太向他们保证。他最终兑现承诺。
这条由李提摩太于1902年倡议修建的铁路，从河北正定到太原，全长二百八十三公里。1907年完工的正太铁路是山西境内第一条铁路。
1908年底，李提摩太坐火车莅临太原。原大学堂学生、时任省谘议局议长的梁善济召集省城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师生在广场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梁善济致辞：“今日欢迎先生的学校师生来自军事、农林学校，来自普通中学，来自大学堂，那些学校的校长几乎都是山西大学堂昔日中西斋的毕业生。这不仅在太原府，而且山西的许多县城，正由于大学堂毕业生们的努力，各类学堂似雨后春笋般在山西大地上出现，给山西教育注入了生机。这一天，我们均应感谢尊敬的山西大学堂西斋的创立者，尊敬的李提摩太先生。”
李提摩太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这天所受到的礼遇没有记录。欢迎仪式苏慧廉在场。在李提摩太传中他提到了这一天，但没有具体记录李提摩太对学生说了什么。李氏的1908年，苏慧廉只写了当年1月他在日本访问时，给七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做了个讲座。“我告诫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前，在学完早稻田大学所传授的一切知识之前，不要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否则将有百害而无一利。”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把这位外国老人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正如三年前卷入争矿运动的学生一样。
1908年以后的山西大学堂，不论是李提摩太还是苏慧廉，都很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后来写山西大学堂历史的人，对那段时期的总结是——“西斋代理总教敦崇礼病故后，继任者苏某（英国人）因李提摩太对争矿运动未能取得胜利，意志消沉。苏某失掉靠山，也渐专理教务，不敢过问政治。而况十年合同，不日到期。”此苏某，便指苏慧廉。
按照1901年底订立的《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李提摩太仅负责西学专斋头十年的管理工作。到1910年，已历九年，期限将满。经丁宝铨与李提摩太协商，后者表示愿提前一年辞去西斋总理职务，来晋办理移交手续。
1910年12月中旬，李提摩太再次来到太原。据《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碑文记载：“李先生由沪至晋，欢祝之声盈于道路，至以一见其面为荣。”
丁宝铨率省城官员及全体师生于12月14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大学堂礼堂召开欢迎会，会上有演说，对大学堂的贡献赞不绝口。李提摩太决定立刻辞去大学堂督办之职，西斋不必等到十年期满，就交付官办。他深信新式教育已在该省植根。
丁宝铨当场接受了李提摩太的辞呈，将西斋正式收回，由省负责办理。李提摩太希望他之前聘请的中西教习在新的阶段能继续得到延聘，丁表示同意。丁宝铨还允诺，将继续扩大办理西斋。不过，他这个承诺随着次年清政府的倒台而消失。民国元年12月，山西大学堂改名为山西大学校，同时废除了原中西两斋的建制。
西斋十年，成绩有目共睹。共毕业学生三百六十三人，其中预科三百十三人，专科五十人。派出三十六人赴英国留学。
对西学专斋取得的成绩，清政府予以嘉奖。1910年，根据丁宝铨《奏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届满请奖教员折》，清廷赏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封典。李氏1907年1月曾获二等第二双龙宝星勋章。每三年奖励一次，是办学合同第十六条的内容——“西学专斋各教习每届三年，果系认真教谕、著有成绩者，择优保奖。”
苏慧廉获赏二品顶戴并三代二品封典，并被授予二等第三双龙宝星勋章。西斋副总教习毕善功同时获赏二等第三宝星并二品封典。
为了纪念这段功业，梁善济亲撰《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这篇文章被刻入碑石，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一起，立在校园里，并有幸保存至今。当时李提摩太已回国。梁善济还仿照此碑，以银为质，专做了两块长一米见方的银牌，交苏慧廉带回英国赠李氏作为纪念。
苏慧廉是1911年7月离开太原的，从此没有再回来。
谢福芸1936年回访山西大学，那时苏慧廉刚去世。在一个新的高高的大厅里，她发现父亲的名字被刻在高大的黄铜版上：
第二天下午，山西大学为我举办茶话会。他们把我领到一个新落成的高高的大厅。宽阔的台阶两侧是高大的黄铜板，上面镌刻着汉字。我刚走上台阶，王录勋校长就把我引向左侧——这在中国是上首的位置。“看，这是你父亲的名字。”他说。 “苏—慧（聪慧）廉（廉直）。”我读出名字，这是对Su Huei-Lien的翻译。从他一生经历的诸多冒险来看，这个名称也不算完全准确。黄铜板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英国创建者、教职员，甚至是殉难者的姓名，这些殉难者也是为这所大学而死的。在右边的黄铜板上，刻着中国籍同事的名字。
“我们可能现在就会死去，”王校长说，“但我们并不想让我们山西省忘记这里是怎么开始的。”
山西没有忘记这些英国人。据谢福芸记载，她1936年在太原时受到了特别的礼遇。校长特地从政府那里借了辆福特汽车去车站接她。在当时，特别是“在山西这样一个偏远的省份，这样的车从进口到平时保养，都是一笔巨额的开销”。“真是不敢当。” 谢福芸用中文谦逊地说。“您过谦了。” 校长则用英文回答：“如果不用车来接苏先生的女儿，那简直就是山西省的耻辱。” 谢福芸那次在太原，还受到阎锡山的接见，原因也是同样——因为她是苏慧廉的女儿。苏慧廉离晋后仅三个月，武昌起义爆发，山西新军随后响应。
在1911年爆发的革命运动中，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城区大部分遭到破坏。但革命派却没有触动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财务总监，一位姓高的基督徒，以前曾是我妻子的写作助手，在各个班级教室的门上，在学校的所有建筑物的门上，都贴上了外籍教授的名片。叛乱者不敢触动外国人的任何财产。在革命运动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局势一直非常混乱，经费也接济不上，教授和学生零落四方。李提摩太如上写道。
这位基督徒叫高大龄，是个中国人，时任西斋会稽与庶务。他派工匠将中斋所有通往西斋的门用砖砌死，并将外籍教员的外文名片放大，贴在前后门与门外的墙上。被高大龄拿来做护身符的是该校化学教习、瑞典人新常富（Erik T. Nystrom）的名片。
新常富出生于瑞典一个上院议员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1902年新春伊始，二十三岁的他只身从那不勒斯港登船向上海进发，初衷是去中国找份报酬丰厚的工作。在上海，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提摩太，当时李氏正在筹建山西大学堂，于是他的梦想及青春就与这所学校联系在一起。
作为化学教员，新常富对化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卓越的。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无机化学》就是新氏所著，该书是当时国内流行的化学教科书。1913年，新常富又著《晋矿》（Geography of Shansi），对全省人口、商务、地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其对矿产资源的调查分析，尤为详细。新常富在山西大学一直留任到1920年，成为该校任职时间最长的外教。新氏晚年迁居北京，一度在燕京大学地理系兼课。1937—1949年任瑞典新闻社驻华通讯员，兼北京瑞典协会会长。1957年在北京去世。
公元1911年，就像一个历史的十字街头，有人来，有人走。9月，西斋派往英国的第一批留学生结束了在异国的学业，返回故乡太原。后来担任山西大学校长的王录勋在1936年对谢福芸说：
你应该记得你父亲是1911年7月走的，过了三个月左右，十月份的时候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我们这些在英国留学的学生是九月份到山西的，结果错过了您父亲，却正好赶上了革命。不是山西本省的教师都走了，我可不是责怪他们，毕竟在当时，没钱维持这么一所大学。省里说京城的中央政府会拨款给我们，中央也说很快就给，但我们从来没见到钱。中国人可以节俭办事，再说我不能看着你父亲打下的这么好的基础就此付诸东流。虽然我是工程师，但还是把管理学校的担子接了过来。
谢福芸印象——她父亲的这位中国继任者，有宽阔的肩膀和光洁的额头。他的话语充满了韧性和智慧，语气中充满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