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和原野上的树——远行记忆之二 / 姜原来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办?”一段野长城脚下。已经半夜。我和几个当地年青人坐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还在激动交谈着。
一个瘦高个子的年青人,倾诉着他的危机:父亲每天都在小煤窑里拼命挖煤。那是真正的虎口谋食:地下水灌顶、井陷、瓦斯爆炸…… 生命随时会被猛地撕去。每年,成千上万的煤矿工人就这样被永远吞没在大地深处。可父亲反而更加不要命地挖煤,常常一干十几个小时——他发誓要让儿子上完学 ……。可是,这个矿工的儿子现在才知道,他的那个学校是一个坑人的冒牌学校,发的大专文凭其实是“野鸡文凭”! …… 同学们抗议、申诉,但什么结果也没有! …… 他不能把事情告诉父亲 ……。
当然,我要尽我所能,替他想出一些眼下最现实的办法(如,虽然这文凭不正规,但用你好赖学到的一些电脑知识,赶快到哪些地方,什么什么公司,怎样怎样找工作,去找找谁,不计较薪酬先求有一碗饭吃,快点让你父亲不要下井了,叫他快去 ……;你边干边学,争取尽早以实际工作能力提高收入;你们被学校骗的事,再去找 ……)。
一口气讲完这些,我们沉默下来,俯瞰着脚下已经灯火寥落的村子。
好一会儿,我才发现他们都已经转过脸看着我,悲切的目光现在已经穿过具体的危机,变成了对整个残酷庞杂的生活世界的根本责问——对生命承受如此之重的巨大责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我一把抓住身边岩石裂缝长出的一棵树的坚硬树枝,脱口而出:“——像一棵树 ……那样 ……”
上海市中心“新天地”一家咖啡馆露天座位上,冬日下午和煦的阳光中,一位年轻小姐和我面对面坐着,喝着昂贵的咖啡(抱歉的是,自然都由她买单;而此刻,低头看着手里的这杯咖啡,我正估算着:它相当于那些小煤窑挖煤工一天的工资啊)。她容貌秀美,衣着淡雅。过往的行人,差不多都会看她几眼。她一定早已习惯了这种“注目礼”,只是专注地和我聊着。
九十年代的某日,她偶尔看到马槽书店的报道,便驱车一路找来。那是傍晚,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儿后,看到那么多人找来,她便端了把椅子,坐到门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一声不响地听着这一拨那一拨的热烈讨论。按照她的要求,我没有把她介绍给任何朋友。“你们谈的,我大多似懂非懂的。可就这么听听,也很有意思。”事后她和我说。她一直坐到近夜半我关门。然后她驱车把我带到法国梧桐浓荫下的衡山路,在一家茶坊坐下再聊上一阵。从那以后,有时一两个月,有时半年,她就会这样在“马槽”出现一次,按照她的要求我从不提任何问题,只是倾听她的问题。就这样,一直到这次在“新天地”的告别。明天,她就要去法国了。
“他说话算数,为我都办好了 ……,这一去,我们就算结束了,……”我静静听着,喝着我的咖啡。“我最不愿意参加以前同学的聚会,受不了那假惺惺!七八年前,她们还在背后叫我是法国人养的‘金丝鸟’,现在?哼,金银铜铁锡,做什么鸟她们都愿意做;不要讲法国,只要有钱,管你从非洲来,还是从甘肃来、江北来都行。你要是去老同学聚会,那打听、那眼神,能把人吞了!我才不去呢,让她们望煞这‘幸福’吧,哼 !”她狠狠冷笑一声,随即想到了什么,看了我一眼,褪去了冷笑的脸色。
我多次建议她戒除这种毒性的讥讽与自我安慰,虽然她提到的是一个恐怖的事实(就在前几天,我去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举办讲座,碰到一位熟悉的同学,她告诉我:宿舍里为一位同学生日聚餐,酒后大家畅谈平生心愿,六个大学生,五个的心愿都一样:“傍”一个有钱的男人,做老婆或做情人做“外室”不论)。
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好像是自言自语说道,“……也太‘幸福’了吧。这几年,大部分时间他不在,我成天就是健美、遛狗、搓麻将、购物 ……。你第一次和我讲的就对,‘人要是整个儿成了一块巧克力别的什么也没有,不会幸福的。’……我太理解张国荣了,好几次了,我也想那样一下子 ……,要不是你讲过我 ……”
尽我所能,讲了目前她还能接受的一连串办法,希望她到了欧洲能缓解她的忧郁悲观,…… 说着说着,我感到她仿佛没有听到这一串串建议似的,神情异常地盯着我,激烈的目光已经冲过了我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方案,终于变成了对整个诡异迷乱的存在——生活的烦躁责问,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巨大疑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随即,她的喉咙里发出与她往常的温雅判若两人的一声恨言:“——我,怎么办?”
看着不远处的一棵梧桐树,我忍不住脱口而出:“——像一棵树 ……那样 ……”
生命原野
长城脚下的矿工和他的儿子,同上海“新天地”里的佳丽,他们各自生活境遇的不同,犹如天差地别——虽然在同一片土地上。
人类就是这样被分割成不同的阶层、人群,似乎各不相关地过着彼此无法理解的日子。世界总是这样被撕裂成不同的生活、时空,似乎各不相关地演绎着彼此无法想象的故事——即使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
生命,可以像一个煤矿工人顽强承受一座煤矿石山那样地沉那样地重,也可以像一个上海佳丽无法承受一串珍珠项链那样地空那样地轻。
生命、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无数的复杂、叵测、奥秘 ……
卡夫卡对当时正风靡欧洲的福尔摩斯之类凶杀破案小说不感兴趣。在《卡夫卡谈话录》中,那位年轻人问卡夫卡何故如此,他回答说,哪个人杀了另一个人,这永远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秘密。整个人生才是真正的秘密,生活世界才是真正的秘密——值得去毕生探索的最大秘密。
有人仅仅用已被“规训”化了的专业语言来探索这个秘密并宣布这是唯一的“破案”方法。我认识多年的一个哲学博士,心无旁骛地从南大到复旦,从一个学校图书馆到另一个学校图书馆“苦心破案”。在北大的几个月研修,除了图书馆,他连燕园朗润园都没走过,更不要说近傍的颐和园圆明园了,他的康德的人生之见,自然与矿工们农夫们,也与佳丽们金领们,甚至与在他教室里混学分的年轻人的现实生活是毫不相干的。有一次,朋友们对他的哲学高论实在听不下去了,只好说,你的头一定被图书馆的门轧过了。好在他能承受朋友的玩笑。
正如哈姆雷特对他的好朋友霍拉旭所讲的:世界上有多少事情是你们哲学家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
想都没想到过,听都没听说过,一切从何谈起?
所以卡夫卡的探索与表述全然是寓言式的、诗性的。所以在我看来,仅就使用的方法而言,孔子老子庄子也比不屑于他们的黑格尔高明许多。
从农家出身一字不识的外婆那里,从无数农民牧人守林人那里,更从造物主原创的远方原野中,我也幸运地学到了这样一种探索的目光。
那年,我们一行 12 个同学坐在乡亲们的大马车上,驶进了黑龙江与内蒙古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屯子“插队落户”当农民。这里的人大多连县城都没去过,突然来了一些上海的学生,屯子像是翻倒了马厩一样。全村男女老少把我们团团围住,上上下下又看又摸着我们浑身的一切,比买马买牛时的光景还要热闹。当听到我们彼此用上海话讲话时,他们笑成了一片——“世上怎么还有这号鸟语?!”我们离开家已经六天了。每个人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给万里之外的家人写信。我们在屋里一张长桌边一字排开坐下打开纸笔,立即又被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密密麻麻的脑袋挤满了我们每个脑袋的前后左右,乡亲们全都瞪大眼睛看看我们所写的每个字。不久,人群中便发出一阵惊叫声——“你们写的字怎么和咱们的一样哪?!你们讲的话和咱们的不一样嘛?!”因为刚才听到了“鸟语”上海话后,他们一致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书写的应该是“鸟字”——“上海字”。
其实,更大的震惊发生在我们这些上海学生自己身上。我们都来自上海市中心静安区的一片旧居民区内,这里的老街小弄堂里像压缩饼干一样住着密集的市民,人们的日常生活视线长度只有一到三、四米,吃喝拉撒睡的日子其实是在半公共状态下度过的。
可是出门了,几天来,我们的视线随着北上列车不断地被拉远、拉远 ……。黄昏,汽车把我们从齐齐哈尔火车站载去县城。车一过嫩江大桥,天地就一下子在我们眼前完全展开来 …… 汽车开上一段坡地时抛锚了,我们欢呼着全跳下了车,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玫瑰红色的巨大落日正轻轻触摸着地平线,向四面八方望去,全是深深浅浅橙黄色的荒原,一望无际;嫩江像一条冰色的缎带,静静地飘向远方,在落日的余晖中,颤动着万千银丝金线 ……。终于,我们那上海陋街小弄的视线被十万倍百万倍地拉远到了极限,无尽的原野穹苍袒露在我们面前。
可这仅仅是开始。“上山下乡”经历之后,是在荒凉的东北学院读书,然后是长期从事风景区环境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半野外工作,再然后是这些年在草野民间从事的“地下工作”……,往来穿梭在本已隔绝的不同生活时空,艺术广角 行走事工在各种各样的原野上——草原、水乡的原野、山的原野、树的原野 ……   可这仅仅是表象。生存的挣扎经历之后,是苦苦的阅读寻觅思考询问,然后是蒙恩得救领受追随,一路上,从荒凉的关东到繁华的上海,从上层机关科研所、大学到重返民间底层大地深处,“原野”的图像层层展开——世界,仿佛一片外在的原野,从乡野到城市,从“高端”到野莽,是打成一片的生命原野;生命仿佛是一片内在的原野,从达官泰斗到贩夫走卒,是千奇万异的原野生命……
深深地走进这生命的原野,远远地首先看到的是原野上的树。

原野上的树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那时候,老家上海康定路那一带,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梧桐树,一棵一棵散开很远距离孤单地生长着,密集的居民肯定比树叶多得多。一到夏季黄昏,无数的小弄堂里便蚂蚁般涌出无数居民,个个趿着“呱嗒呱嗒”响的木拖鞋夹着蒲扇带着小竹椅小木凳有的还扛着一块长木板,一家接着一家,一群贴着一群地在马路两侧人行道上排开纳凉的阵容,而那几棵梧桐树下的空地便成了人人觊觎的黄金地盘,早早就人满为患。
好在,从这片蚁巢般的居民区往西往南走上不远的路,树木便渐渐多了起来——经过张爱玲故居所在的常德路,穿过静安寺,走上华山路,最后走进衡山路一带,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把一条条马路搭成了一条条绿色的长廊。那里的路上几乎看不到纳凉的人,路边一幢又一幢的洋房前后都是树木成荫的花园。
所以,一有空,妈妈就会带我这样往南往西去散步,她带我从小聆听的古典音乐中,亨德尔的《绿叶青葱》是我陶醉其中的最早篇章。苍树浓荫,和那几张唱片,那十几本古典文学名著一起,成了全家困窘生活中的一块美好绿地。
人,一定是在树的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所以生命才会那么自然而然地喜欢与树为邻。而只有生活在远方原野,树与人的本来关系才清楚起来——树是人生死相依的生命伙伴。
黑龙江到内蒙古的那大片原野上,分布着这儿一条那儿一片的不多的树林,大部分地区则散落着这儿一棵那儿两棵的大树,如同海洋中的这一座灯塔那一座航标,为当地人指点着出门的方向回家的路,所以那儿有许多叫“一棵树”、“大杨树”、“三棵树”之类的地名。和上海那些被园林工人收拾得规规矩矩的行道树不同,这些原野上的野树个个饱经风雪雷电,棵棵伤痕累累却又株株蓬勃强壮。我一直忘不了这段场景:有一次我骑着马经过离屯子几里
地外的“一棵树”,那里有一棵二十多米高的大树,粗硕的树干上有几道雷击电灼留下的黑色伤痕,树冠向四周升展开去,远望如一把绿色巨伞撑开在原野上。这是个风和日丽的中午,当我和马走到离大树几十米的地方时,突然,整棵树像一枚四射的礼花一样在我面前一阵接一阵绽放开来——那是无数各种各样的鸟儿从巨大繁密的树冠里一批又一批地轰然飞起,然后盘旋乱唱在大树上空。
原野上的每一棵树,其实就是一个或大或小繁荣茂盛的生命王国,可以滋养多少五彩缤纷的生命,带给原野多少福祉,对这种文学传奇般的生态学知识,在以后的环境专业工作中,我才有了深入的了解。但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为原野如此奉献的树木自己千姿百态的生命故事:草原上的白桦林、花岗岩缝里长出的黄山松、房山十字寺里会叹息的古银杏、西双版纳长成了整整一座溪桥的榕树 ……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它们永远向着天光天雨天风展开枝叶仰望天际,它们永远向着自己所在的原野深处扎根从不脱离大地,它们始终围绕本原的树心一个年轮一个年轮地扎实生长从不迷失自己。圣经中树的美好异象比比皆是,一定蕴含着上帝深邃的启迪。尤其对于生活在现代后现代城市化原野中的人,生命几乎不可逃遁地被加工异化得越来越复杂、规训、光鲜、系统,可又越来越紊乱、迷离、苍白、荒诞。这时,原野上苍翠的树木那丰富、完整、合一、直观的异象可能是分外珍贵的。
于是,八方走去、一路行来,像结识益友、寻访良师一样,我四处留心看树、听树、闻树,试着与树弟兄交谈、请益,收获良多。
人在“原野”,不能“公案”凭什么?——长城脚下矿工的儿子,和“新天地”里的上海小姐,他们各自生活境遇的不同,尤如天差地别,而对他们追问的回应,或许都可以从“树”开始。
记得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吗?这整个鸿篇巨制的中心,一个聚焦点,是一只轻轻伸向亚当——伸向生命的手。是这只似乎看不见的其实又真又活的手,把我一次又一次从不能自拔的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从罪人状态中救赎出来。一路上,新的困境,仍然如潮汐一般不时铺天盖地涌来,是这只手轻轻地提醒着我,“要像一棵树 ……”(诗篇 1:3)推己及人,十几年来,和许许多多青年朋友们持续着各种各样的对话,面临着他们形形色色的逼问,渐渐地,我越来越多地尝试从“树”开始回应——你也可以——“像一棵树 ……”一天,一位研究宗教学的朋友说:“姜兄,你这种一概以树开始的回答方法很像一则禅宗公案。”
这则著名的唐代公案故事说:一位禅师问新来的僧人:“以前到过这里吗?”回答:“到过。”禅师说:“吃茶去。”他又问另一个僧人,回答是:“不曾到过。”禅师说:“吃茶去。”事后这个寺院院主问他:“为什么到过也说吃茶去,不曾到过也说吃茶去?”禅师便招呼了一声:“院主!”院主应答,禅师说:“吃茶去。”可是,以“树”所作的回应不是公案。
开创期的禅宗公案,往往蕴含着对“存在”深深的体悟。可惜,如同原儒原道的命运,在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与“把戏”的严酷历史演义中,它越来越被后人糟蹋成了一种逃避、把玩乃至伪饰。因此,在早年集中一些时间研读禅宗后,而今,我有时会循声远观一会儿学院里的禅学研究、抬头欣赏片刻公案中的思辨之美。但我痛感,这于生命远远不够,根本不够!
因为,那些矿工和他们的儿女们,那些农
民和他们的后代,这历史中沉默的大多数,命中注定跋涉在蒿莱没身的大地。在这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 “生命原野”,任何自我觉悟、人际救赎,从当头棒喝到循序苦修,最终都不能使生命彻底解放。一代又一代,无数代过去了,在罪孽深重的原野上,“众生易度人难度”,一种又一种“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宏图大业最终成了蒺藜和荆棘,原野上行路愈艰、凶险愈密。“我怎么办?”面对着这“原野疾呼”,那轻轻伸出的神圣救赎之手,他承诺着、兑现着“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赛 55:13)
因为,那位佳丽朋友,我认识的许多成功人士,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境遇千差万别,乃至天差地别,可他们终究全是这原野上的生命。20 世纪伟大诗人艾略特曾把战后的英国繁荣的西方喻为“荒原”。其实整个世界何处不是这般“原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无非是原野上的一方钢筋混凝土丛林之地。原野上的所有生命,全都面临着原野上永远的基本事态:生杀予夺。
因为生命处在外在境遇世界和内在身心世界的交织中,活着,就是走过这内外缠绕、相糜相荡的生命原野。而心灵原野上的毒蛇盘绕、乌云四境可能更加致命,例如,后现代的全球文化对于年青一代,似带来了新的生机、新的自由和新的可能,但也从心灵质地、感觉与思维方式开始,将生命迅速地浅薄庸俗化、片断化乃至粉末化。身在如此原野,每个生命早晚都要发出“原野疾呼”。
此刻,任何单一向度的“解决”都可能转瞬即逝,任何单一层面的“解救”都会捉襟见肘。“我怎么办?”面对如此原野疾呼,“吃茶去”之类的公案玄妙而过于简约自足。“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孟子),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朝向内外原野全部生活的、笼括整个生命的整体性幡然忏悔——知道——得救。而始终茂盛在圣经中的、也屡屡出现在中华文化精粹中的树——生命树,是这种完全忏悔——知道——得救的确切异象之一。因此,观赏过“公案”后,在原野上,我们走向树——树林。
(感谢我的一位旅欧朋友允许我把一段往事改写入此。初稿于 2006 年春,修订于 2009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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