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此问题:什么是启蒙?/许宏

 

对于像他那样一位致力于“启蒙”的哲学家来说,思想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房子却并非不重要。

那一年,他终于开始不用再租房子住了。那年的5月22日,他搬进了自己买的新家。之所以是那一天,是由于他不得不在那天之前从租住的房子中搬出。

他原本可以早些住上新居(房子本身不是新的,原来的主人是一位去世不久的肖像画家),但是装修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除了装修问题,他还要想办法解决新居周围的吵闹和安全问题。

他不得不向负责管理临近监狱的朋友投诉囚犯唱诗声音过大而产生他所认为的噪音。他向警察抱怨附近的小男孩们朝他新家的围栏扔石子。

而作为哲学系主任及校长顾问,他还要安排教学事务。

这些都耗费他不少精力。这让他在那一年只发表了两篇文章,而且篇幅都不太长。

然而,在那之后的两百多年,当人们谈论有关“启蒙”的问题时,却总会说起那一年他发出的其中一篇文字。

那是1784年,他60岁。他在近46岁时,他所在国家的领导人授予他有固定收入的大学正教授职位。从那以后,他的经济状况有了显著好转。

他也使用积蓄,从投资一位英格兰商人朋友的生意中获利不少。他买房子的费用,相当于他作为正教授将近十年的基本工资。

他名叫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出生后受洗的名字拼作“Emanuel”。他长大后发现,“Immanuel”更符合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在通行的中文圣经版本里,常音译为“以马内利”。<1>

他的那篇文章,发表在1784年12月的《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一份支持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杂志。题目为:“回答此问题: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这位普鲁士哲学家以直入主题的方式既给他心目中的“启蒙”下了定义,又对定义进行了解释,还援引古人的话加以总结: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其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是指,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自我招致的意思是,无能为力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启蒙的格言就是:Sapere aude! 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2>

“Sapere aude”的直译是“敢于明断”,出自一位古罗马诗人。他是昆图斯·欧拉修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在英语世界通常简称为“Horace”(贺拉斯)。<3>

考虑到在西方思想世界的历史上无论康德还是贺拉斯都广为人知,而“Sapere aude”则是富于鼓动的口号式话语,这些都使得康德的“启蒙”观随着对现代世界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本身得到广泛流传。

相比问题,答案往往更让人关注,尤其是像康德这样公众心目中的著名人物提供的答案。这很自然。但是,这常常导致人们被答案及提供答案的名人吸引,而看不到问题本身。

如果不仅将目光聚焦在康德对于“启蒙”的定义及其解释,而是进一步考察“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提出,无论是对于在更具体而长远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并反思康德的回答还是康德同代其他人的回答以及尝试探索自己的回答,可能都会有所意义。

“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究竟是如何并为何出现的?

很难确定此问题在历史上的最早出处。不过,在1784年结束租房生涯的康德那里,他面对的那个问题是1783年出现的。

1783年12月,一位名叫犹翰·弗雷德里希·策尔纳(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1753—1804)的传道人在《柏林月刊》上撰文,讨论“不再通过教会神职人员为婚约祝圣是否可取?”(Ist es rathsam, das Ehebündniß nicht ferner durch die Religion zu sanciren?)。<4>

正是在此文的脚注中,策尔纳提出了康德于一年后回答的那个问题:

“*) 什么是启蒙?鉴于此问题的重要性近乎什么是真理,人在开始启蒙之前的确应该回答这问题!然而我却还没有看到此问题得到了回答。”

根据上下文,策尔纳之所以从“什么是真理”这一涉及根本问题的角度引出澄清“什么是启蒙”的必要性,是因为在他看来,有人“在启蒙 *) 的名下,搅乱人的头脑和心灵”[unter dem Namen der Aufklärung *) die Köpfe und Herzen der Menschen zu verwirren]。

这里的“*)”,是原文正文和脚注中关于“什么是启蒙?”的提示。<5> 至于策尔纳所谓以启蒙之名扰乱人心的,指的是有人建议不再由教会传道人主持婚礼。这个建议来自1783年9月《柏林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此文署名“E. v. K.”,是犹翰·埃里希·比斯特(Johann Erich Biester,1749—1816)的笔名。比斯特是《柏林月刊》的创建者和主编之一。<6>

对于策尔纳而言,上述建议将取消婚姻的神圣性和独特性,贬低教会的价值,动摇道德的根基。而对于建议的提出者来说,此建议并非要否定婚姻的神圣性,而是废除教会对婚姻的垄断。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德所回答的那个“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其实是从一场针对婚姻的辩论中产生的。而这里的婚姻问题是与权力、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7>

作为教会传道人,策尔纳的反应很容易让人理解。他在历史悠久的柏林圣马利亚教堂(Marienkirche)做过执事和牧师,也曾是普鲁士路德宗教会治理委员会(Oberkonsistorium)成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策尔纳并非完全反对当时普鲁士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他本人正是这个运动的参与者。他是此方面的重要组织——“启蒙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der Aufklärung)——成员。

此协会介于私人朋友圈和秘密协会之间,对外的名字叫做“周三协会”(Mittwochsgesellschaft)。聚会轮流在各位成员的家中举行。在米迦勒节(Michaelmas,西方教会历是9月29日)与复活节之间时,聚会通常是在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三。这段时间之外则是每月第一个周三。

策尔纳发表上述文章的1783年,正是“启蒙之友协会”在柏林成立之时。在1783年底成文的协会章程中,策尔纳是十二位创始成员之一。于同年创立《柏林月刊》的比斯特也名列其中。《柏林月刊》可以说是“启蒙之友协会”的喉舌,当然也体现出其成员之间观点的差异。

在婚姻问题上,策尔纳与比斯特的立场不同,但是两者在一个重要方面却是接近的。在他们那里,国家都处于非常高的位置。策尔纳虽然维护教会的价值,但是他更为人所知的却是在参与推动普鲁士的国家教育方面。策尔纳尤其主张在普鲁士学校中进行爱国教育。

相比策尔纳,比斯特更是把普鲁士国家置于神圣的地位。在比斯特的心目中,国家的信仰事务不应被教会把持,因为在他看来,整个国家都是上帝的,包括信仰在内的各方面都应在上帝的国家之中成为一体。<8>

这种看待国家的立场与比斯特及策尔纳所在的社会地位有着紧密关联。比斯特担任过普鲁士皇家图书馆馆长,他还是卡尔·亚伯拉罕·冯·策德里茨男爵(Karl Abraham Freiherr von Zedlitz,1731—1793)的私人秘书。

策德里茨曾是普鲁士大臣,掌管过诸如司法、教会、教育等多个重要领域。他是支持普鲁士启蒙运动的关键人物。不仅他的画像出现在《柏林月刊》第一卷的卷首页上,他还是普鲁士学校从教会治下转向国家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策尔纳也是普鲁士教育国家化的重要参与者。他曾在策德里茨于1787年设立的管理普鲁士中学和大学的委员会(Oberschulkollegium,或 Oberschulcollegium)任职。

不仅比斯特和策尔纳,“启蒙之友协会”的其他创始成员大多与普鲁士王室及政府关系密切,其中不乏御医、牧师、学者、出版人、王室教师,也包括上述教育委员会成员。

显然,“启蒙之友协会”推动的普鲁士启蒙运动背后是普鲁士国家势力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教会在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力受到普鲁士国家和启蒙运动的挑战。<9>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了《柏林月刊》当中从比斯特到策尔纳又到康德的连锁反应。

然而,那个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谈论康德的反应时却往往看不到这个背景。人们不仅容易将康德的文章从所在的时代背景中抽离出来,甚至无视康德文章所在的文本链条。

在此方面,一个值得重视的细节是,康德的文章在1784年12月《柏林月刊》首发以后的各种再版中,常常被删去初版中题目之下的括号及其中文字:“(S. Decemb. 1783. S. 516.)” 。

以上括号内的意思是:“(参见本刊1783年12月号第516页)”。这是提示人们,在阅读康德文章的正文之前需要翻看《柏林月刊》过往一期当中的一页。

如果查阅发表康德文章的《柏林月刊》原件,比如通过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德语文献档案”(Deutsches Textarchiv),可以看到括号及其中文字处于文章题目与正文之间的显著位置。

而如果找到1783年12月号的《柏林月刊》,比如通过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图书馆(Universitätsbibliothek Bielefeld),会看到第516页右下方印有“*) 什么是启蒙?”的脚注。

这种查找原始文本的做法,可以用策尔纳和他的“启蒙之友协会”以及康德使用的德语“Aufklärung”原本的衍生义表达。“Aufklärung”与“Ausklärung”近似,本来的意思是天气变得晴朗,衍生出“澄清”的意思。在18世纪上半叶,“Aufklärung”的动词“aufklären”被用来翻译法语的“éclairer”和英语的“enlighten”,即照亮,在中文世界则通常译为启蒙。

没有澄清,人们对于诸如启蒙运动之类历史现象的认识很容易停留在大而化之的阶段。对于有些致力于恢复康德文章所在背景的研究者而言,康德文章所在《柏林月刊》的文本链条本身正从一个常被忽视的角度体现了“Aufklärung”(澄清、启蒙)的形态:以应答或回应的方式探讨问题。

不仅是康德、策尔纳、比斯特的文字,《柏林月刊》的许多其它文章也都处在彼此相关的链条之中。连接其间的就是脚注或括号内的提示。这些标记显示,该本杂志上的文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一个与前人或同代人相关的讨论圈子或网络之中。<10>

在这个圈子中,康德虽然不是柏林“启蒙之友协会”成员,却与《柏林月刊》关系紧密。包括关于“什么是启蒙?”的文字在内,1784—1796年间,康德在此媒体上发表了十五篇文章。

在那之前的1781年,康德将刚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献给之前提及的普鲁士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持者,策德里茨。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版的正文之前,印有康德致策德里茨的献词。

康德称这位普鲁士大臣为“科学的保护人”、科学的“爱好者和受到启蒙的鉴赏者”,康德称自己为这位大臣“最恭顺的仆人”,他将自己的书及未来的创作置于策德里茨的“特别保护”之下。<11>

这个文本链条,既可以帮助了解康德跟《柏林月刊》其他作者及支持者的关系,也有利于认识康德及其朋友圈在当时普鲁士的位置。康德对策德里茨的敬语不仅是文本意义上的,也是真实状况的某种写照。是否有来自官方的支持,显著影响着康德以及普鲁士启蒙运动其他参与者的处境。

在康德发表“回答此问题:什么是启蒙?”的1784年,时值支持启蒙运动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也译为腓特烈二世 )执政晚期。

正是在这篇刊登于《柏林月刊》的文章中, 康德将他所处的年代称为“启蒙时代”或者“弗雷德里希世纪”。

也正是这位弗雷德里希二世曾于1770年3月31日发布诏令,授予康德有固定收入的大学正教授职位,让康德过上比年轻时更安稳的学者生活。

然而,就在康德住上自己买的房子两年之后的1786年,弗雷德里希二世离世。他的侄子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1744—1797)继位。这带来了虽非完全却也显著的变化。

1788年,策德里茨在普鲁士宫廷的位置被犹翰·克里斯朵夫·冯·沃尔纳 [Johann Christoph von Woellner(Wöllner),1732—1800]取代。在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加冕前,沃尔纳与这位王子的关系业已紧密,沃尔纳是王子的主要幕僚兼导师。

与弗雷德里希二世及其大臣策德里茨相比,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及其大臣沃尔纳明显加强了国家对教会和社会的控制,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普鲁士国家意识形态继续增长的表现,也是普鲁士国家面对当时与法国大革命相关欧洲局势的某种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任政府不同,现任政府不是通过弱化教会的影响力而是试图恢复他们认为的正统基督教义对教会和社会的影响来增强国家的控制力。

在此方面,弗雷德里希二世及其大臣策德里茨曾经支持的普鲁士启蒙运动成了被遏制的对象。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意思并非是指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沃尔纳就完全反对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所有方面。他们也跟这个运动有关。

1781-1792年间,沃尔纳是柏林“周一俱乐部”(Montagsklub)成员。“周一俱乐部”是一个比“启蒙之友协会”成立更早的松散社交组织。“启蒙之友协会”的一些成员也是其中的参与者。

沃尔纳还曾为《万有德语文库》(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写过书评。《万有德语文库》是支持普鲁士启蒙运动的重要刊物,由普鲁士出版商弗雷德里希·尼库莱(Friedrich Nicolai,1733—1811)创立于1765年。然而,尼库莱支持的普鲁士启蒙思潮被称为“大众哲学”,这不仅与康德哲学不同,尼库莱本人还与康德有过冲突。

尽管如此,在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沃尔纳的审查制度下,《万有德语文库》被迫将出版地从柏林移至基尔(Kiel)。

而《柏林月刊》也不得不于1792年将印刷地点从柏林转移至当时普鲁士以外的耶拿(Jena)以及之后的德绍(Dessau),并在1796年停刊。

《柏林月刊》的另一位创立者和主编,弗雷德里希·葛蒂克(Friedrich Gedike,1754—1803),则于1791年辞职。那之后的《柏林月刊》主要由比斯特负责。在沃尔纳的眼中,比斯特和葛蒂克不仅是“不信的使徒”(Apostel des Unglaubens),也是“国家的危险分子”(gefährliche Mitglieder des Staates)。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比《柏林月刊》更早建立的《万有德语文库》是普鲁士人对英国《每月评论》(The Monthly Review,1749—1845)的仿效。关于《万有德语文库》的影响力,有研究者曾指出,当19世纪晚期的普鲁士人提起“弗雷德里希时代”这个说法时,他们有时指的并非弗雷德里希二世,而是弗雷德里希·尼库莱。<12>

当然,对于康德而言,无论是“弗雷德里希时代”还是他自己所谓的“弗雷德里希世纪”,都是指对他至关重要的弗雷德里希二世。随着这位国王及其时代的逝去,康德本人也跟《柏林月刊》及《万有德语文库》一样身处被审查的境地。

1793年5月4日,康德致信他的晚辈,哥廷根大学神学教授卡尔·弗雷德里希·施道林(Karl Friedrich Stäudlin,1761—1826),称自己的一篇文章没能通过普鲁士当局的审查。康德所说的是原本计划发在1792年《柏林月刊》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比斯特在1792年6月18日给康德的信中,告知了那篇文字没能通过审查的原因。审查者认为康德的文章“完全属于圣经神学的范畴”而不能公开。相比之下,那个系列的第一篇被归为哲学领域而得以发表。

在康德和比斯特看来,审查者将文章划归圣经神学或哲学的做法并无切实的根据。在失去了原有官方特别保护的状况下,他们不得不面对时局的变动带来的困境。

从比斯特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这位《柏林月刊》主编原本是想绕过普鲁士当局的审查而直接发表康德那个系列的文章。鉴于杂志在当时已将印刷地点迁往普鲁士以外的耶拿,比斯特的做法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康德却坚持让比斯特将文稿发给普鲁士审查当局。在1792年7月30日给比斯特的回信中,康德解释说,假如他的文章绕过审查而获得发表,这会让当局以此为把柄,将绕过审查的路堵住,进而给他带来不便。

这不意味着康德因为审查就放弃发表文章的努力。康德请比斯特尽快将自己的手稿退回另作他用,退回的邮费由他自己支付。到了1793年春天,那些退回的手稿就作为专著于康德所在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出版(不过印刷是在耶拿),书名是《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康德采用的办法,是将书稿交由他任校长的柯尼斯堡大学以及普鲁士以外的耶拿大学审阅,这两所大学都认定康德的书稿并不归于圣经神学而是哲学领域。此种路径虽然帮助康德在他熟悉的大学范围内获得了出版许可,却显然还是绕过了普鲁士审查当局。

这也就不奇怪,普鲁士政府会对康德采取行动。1794年10月12日,康德收到沃尔纳以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名义向康德发出的“特别诏令”。

诏令指出,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早就注意到康德“滥用”其哲学“歪曲和诋毁圣经和基督教的许多基本要道”,此现象尤其出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及其它短篇文章中。诏令认为,康德的行为已经违背了作为大学教师的职责,与普鲁士国王的旨意相抵触。诏令要求康德改过自新,不然后果自负。

康德在回复中否认诏令对他的指控。他称自己作为大学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都是纯粹的哲学问题,而且遵循普鲁士当局认可的教科书。在此方面,康德尤其说明,他依据的是普鲁士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的著作。

至于《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及其它短篇文字,康德解释说,这些不是写给大众而是少数专家的学术讨论,为的是探讨信仰如何可能最清晰有力地在人心中获得培育。康德认为,他在这些文字中并没有对任何真正的启示宗教本身作判断。

在他看来,圣经是真正有道德的国家宗教根基的最好引导。不过,康德指出,基督教在教权主义统治下的黑暗时代中堕落了,需要恢复纯粹的基督教。而在人与信仰的关系上,康德认为,人对于自己所认信的应该基于自己的良心,也就是人所认信的不应超出他真正知晓的范围。

具体到他自己,康德说他的良心是清楚明白的,他在写作关于信仰的文字时从来没有回避那位神圣的审判者;而在他人生的第71年,他可能快要在这世界的审判者面前作自我交代了。

在回复的末尾,康德说作为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的臣民,为了避免落入嫌疑,他保证不公开发表任何涉及自然宗教或启示宗教的言论。

在那之后,普鲁士政府针对康德的禁言行动波及到他在柯尼斯堡的同事们。1795年10月14日,普鲁士当局发布禁令,要求柯尼斯堡大学全体教师不可以讲授任何跟《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相关的课程。

不过,康德及其朋友圈面临的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很久。1797年11月,53岁的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驾崩。其子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1770—1840)继位后,沃尔纳被解职,前任政府的宗教及审查政策失去效力,康德及其朋友们再次获得言论上的自由。

这种时局的再次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康德晚年的言论中表现得非常直接。1798年秋,74岁的康德出版了他的新著《学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他将此书献给此前提及的哥廷根大学神学教授施道林。通过此书,康德将他于1794年收到的禁言诏令以及他的回复都公之于众。

而作为比较,康德还在前言中将此书的出版归功于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政权,他称之为“受过启蒙的政府”。在康德的叙述中,这个政府正在将人的精神从锁链中释放出来;而恰恰在于此政府允许思想自由,也就更加值得普鲁士人的自愿顺服。<13>

康德于1798年出版的这些言论,很容易让人回想起他于搬进新家的1784年发表的那篇关于启蒙的文字。

如同之前提及的,在《柏林月刊》的那篇文章中,康德认为他所处的是“启蒙时代”或者“弗雷德里希世纪”。而在《学科之争》的前言中,康德的意思似乎是,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统治是“启蒙时代”或者“弗雷德里希世纪”的恢复及继续。

不仅如此,两篇文字的相通之处还体现在康德面对启蒙与权力、信仰的关系上。如果1784年的那篇可说是康德在此问题上阐述的基本原则,那么1798年的前言大约是他对那个基本原则在这十几年应用的某种总结。

根据那个基本原则,人有两种运用理性的角色。一是作为身处社会某个职位的成员在运用理性时需要服从这个职位带来的要求;一是作为整个人类世界的公民在运用理性时却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康德的区分中,前者是理性的“私下”使用,后者是理性的“公开”使用。

这种区分在康德回应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及其大臣沃尔纳的禁言诏令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区分之下的双重角色使得康德在相当程度上既顺服权柄及秩序又没有无视良心及自由。

对这两组因素之间张力的敏感,是康德在启蒙问题上相比他给出启蒙定义及其格言更深层的见解。对这更深层见解的理解,正是需要尽量还原康德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所在的具体背景。

就像此文之前所梳理的,策尔纳在1783年12月《柏林月刊》文章脚注中之所以专门提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正是基于他对秩序和自由问题的关注。一方面,策尔纳是普鲁士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普鲁士路德宗教会的传道人。这双重身份,使得策尔纳在参与启蒙运动的同时又难以对启蒙运动给教会及社会秩序带来的影响视而不见。

在秩序与自由的张力中,相比传道人策尔纳担忧有人以启蒙为名“搅乱”人心,哲学家康德则更侧重于相信理性的“公开”运用会带来人的启蒙。而在康德回答策尔纳的问题之前,就有人表达过关于进一步促进普鲁士启蒙运动的观点。

跟策尔纳一样,犹翰·卡尔·威廉·穆森(Johann Karl Wilhelm Möhsen,1722—1795)也是“启蒙之友协会”的创始成员。他担任过弗雷德里希二世的私人医生,对科学史有深入研究。就在策尔纳于1783年12月《柏林月刊》提出“什么是启蒙?”问题的同一月,穆森在“启蒙之友协会”的聚会讲话中也提出了“什么是启蒙?”的问题。那是1783年12月17日。

与策尔纳的侧重不同,穆森提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在于呼吁“启蒙之友协会”的成员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何在经历四十多年的言论自由之后,启蒙在普鲁士公众中的进展却没有那么大?

这里的“四十多年”,指的是弗雷德里希二世在1740年登基之后的年月。弗雷德里希二世的统治通常被称为欧洲“受过启蒙的专制”(Aufgeklärter Absolutismus,Enlightened Absolutism)的典型。

尽管“受过启蒙的专制”这个说法本身不乏争议,此说法却正是以将两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放在一起的方式描述了普鲁士在那“四十多年”所处的状态。

一方面,弗雷德里希二世是最支持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另一方面,在弗雷德里希二世治下,普鲁士成为“欧洲最富于军国主义的国家”。

一方面,在普鲁士公爵犹翰·兹格斯蒙特(Johann Sigismund,1572—1619)以来宗教政策相对宽松的基础上,弗雷德里希二世进一步放开了普鲁士的宗教环境;另一方面,弗雷德里希二世治下的普鲁士国家意识形态显著增强,相对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并没有从宗教、哲学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

在与以上多方面共存现象相关的具体事例中,穆森、策尔纳、比斯特所在的“启蒙之友协会”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就像前面介绍的,致力于进一步推动普鲁士启蒙运动的“启蒙之友协会”与支持启蒙运动的弗雷德里希二世及其内阁关联密切,然而该组织在其存在的1783—1798年间却并没有处于公开状态。

而且,该协会的终结正是发生在似乎重启普鲁士启蒙运动的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之下。虽然康德本人得以在1798年秋重新发表他对于宗教问题的言论,“启蒙之友协会”却在康德所谓“受过启蒙的政府”于1798年10月20日颁布的取缔秘密社团的敕令下解散。

无论是康德由于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的上台而重新获得公开发表有关宗教问题言论的自由,还是“启蒙之友协会”由于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的上台而被取缔,都折射出这些普鲁士启蒙运动者面临的难题。

一方面,像康德这样的启蒙运动者呼吁人们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去摆脱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另一方面,这些启蒙运动者自己或多或少都与普鲁士官方及其国家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又离不开像弗雷德里希二世及其大臣策德里茨的“特别保护”。这使得他们虽然重视人在思想上从未成年进入成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仍然离不开国王或大臣那样的监护人。

不过,“启蒙之友协会”的秘密状态不仅与普鲁士政治局面相关。导致此状态的原因还在于,许多协会成员认为,私下的状态有利于他们在聚会讨论时更敞开。这是小众与大众的区分问题。在穆森这样的“启蒙之友”看来,他们对启蒙问题的探讨并非都直接可以给大众带来必需及用处。

这种私下的小范围讨论,也似乎与穆森在1783年12月17日聚会讲话中所说的协会目标相关。穆森首先提及的是协会成员的自我启蒙,然后才是普鲁士同胞的启蒙。而且,穆森认为,协会的隐姓埋名有利于他们不追求外界的名声,他们唯一的回报是他们内心对促进普鲁士同胞及后代福祉的深信。

在穆森所谓促进普鲁士同胞的启蒙方面,“启蒙之友协会”的部分讨论通过《柏林月刊》公开分享出来。这其中有关于他们认为当时普鲁士充斥的“迷信”(Aberglaube)问题。

他们面对“迷信”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将那些“迷信”事例公之于众,以此帮助人们学习如何使用理性。比如,1783年8月号的《柏林月刊》发表比斯特的文章,报道之前一则关于柏林将在当年7月11日遭毁灭的传言使得有些人逃离该城。

那年的《柏林月刊》,还有关于当时柏林流行通过“月光和祷告”治病的调查报道,作者是乔装为病人的名医马科斯·赫尔茨(Marcus Herz,1747—1803)。赫尔茨是犹太人,曾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的学生。

而在《柏林月刊》第一期的主旨文章中,作者犹翰·奥古斯特·伊伯哈特(Johann August Eberhard,1739—1809)指出,破除迷信的最确切方式在于考察那些传言的渊源,通过揭开传言的究竟,将“虔诚基督徒的心从非基督教的恐惧中释放出来”。

伊伯哈特是当时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本文之前提及,康德在回应禁言诏令时特别说明他使用的哲学教科书是普鲁士当局认可的鲍姆嘉登的著作。除此之外,康德的哲学课教科书其实还包括了伊伯哈特的《自然神学预备》(Vorbereitung zu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在同一期杂志中,伊伯哈特的文章得到《柏林月刊》另一位主编葛蒂克的赞扬。在葛蒂克看来,伊伯哈特没有简单地嘲笑、谴责迷信或仅仅诉诸常识,而是以解释的方式道出真相。这种方式,会让人想起前面追溯的“Aufklärung”的原本衍生义“澄清”。

而在讨论“启蒙”这个问题本身上,解释、澄清也正是“启蒙之友协会”及《柏林月刊》的特点。这不仅包括穆森、策尔纳分别通过“启蒙之友协会”和《柏林月刊》提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以及康德通过《柏林月刊》的回应,还有其他人的参与。

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 是其中之一。实际上,这位犹太裔哲学家对“什么是启蒙?”的回应比康德的要早。门德尔松是在1784年5月16日的“启蒙之友协会”聚会上针对穆森的问题作出回应的。

那时的康德还在忙于准备乔迁之事。门德尔松回应的文字版发表于同年9月的《柏林月刊》,题目为“关于此问题:启蒙是什么意思?”(Ueber die Frage: was heißt aufklären?

对比门德尔松文章的题目与康德文章题目,前者不像后者那样直接侧重于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的回答,而是仅仅引出一个关于启蒙的问题。另外,前者使用的“启蒙”是动词“aufklären”而非后者的名词“Aufklärung”。

在门德尔松那里,“启蒙”(Aufklärung)与“文化”(Kultur)是“教育”(Bildung)的两个类别。他尤其指出,这三个表达在德语中都是新词,在他那时仅限于书面语,对于大众来说还很陌生。

门德尔松的具体解释是:相对而言,启蒙跟理论、思想上的事情有关,如(客观上的)理性知识,(主观上的)对人类生活的反思能力;而文化则跟实践、行动方面的相关,如(客观上的)朝向真、善、美,(主观上的)朝向某种能力、勤勉、技艺。而衡量这一切的尺度,是人类的命运。

与康德区分运用理性的“私下”和“公开”角色近似,门德尔松将人的角色分为作为人和作为公民。他认为,作为人,人并不需要文化,但需要启蒙。不过,门德尔松也有些像策尔纳一样,担心“启蒙的滥用”,会“削弱道德情操,导致人心刚硬、自私、不信,及无政府状态”。同时,他也指出,“文化的滥用”,会“产生奢侈、伪善、软弱、迷信,及奴役”。

门德尔松还从群体的角度对比了历史上不同地方在启蒙和文化上的表现。在他眼中,相对而言,柏林人、英国人受启蒙的程度更高,纽伦堡人、法国人则更有文化;中国人很有文化,受启蒙的程度却很低,希腊人则既有文化,也受到了启蒙。<14>

门德尔松对古希腊人的推重,与康德引用古罗马人的话作为启蒙的格言有着相似之处。不仅是门德尔松和康德,大体来说,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们以及之前数百年很多欧洲人都曾以逐渐重现的古希腊、古罗马资源来为自己倾向的各样观点或做法作支持。

在康德论启蒙的文章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贺拉斯的“Sapere aude”就已经于1736年成为柏林“真理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Wahrheitsfreunden)的格言。此协会是18世纪上半叶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哲学影响下出现的社团之一。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是包括普鲁士在内德语世界启蒙运动早期的重要人物。<15>

而在欧洲范围内,贺拉斯的那句话至少于16—17世纪就是知识分子显著使用的格言。这其中有萨克森神学家腓力·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16>,法国传道人、天文学家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以及尼德兰律师、诗人弗洛伦休斯·斯古诺乌斯(Florentius Schoonhovius,1594—1648)。<17>

墨兰顿是通常所说欧洲“宗教改革”(Reformations)的领导人之一。在伽桑狄、斯古诺乌斯所在的欧洲,正值一般所谓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晚期和近代“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期间。欧洲“启蒙运动”正是在中世纪与现代世界之间的这几段彼此相关的历史背景中兴起的。<18>

在康德的同代人中,也有借用贺拉斯那句话的记载。一个与康德直接相关的例子,是来自普鲁士哲学家犹翰·格奥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

早在1759年,哈曼在致康德的一封信中以“sapere AUDE”的字句劝说对方要勇于虚己,效法上帝俯就人,放下自己在年龄和智慧上的优越感,成为真正为孩童写作的哲学家。

哈曼是康德的柯尼斯堡同乡和朋友。他之所以向康德做出这样的建议,是由于此前康德规劝他回归启蒙运动。作为回归的帮助,康德建议哈曼翻译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及数学家让·勒宏·代朗贝赫(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主编《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一些文章,而且他们二人可以合写一本儿童版的物理学书。

哈曼和康德虽然都乐于借用贺拉斯的“Sapere aude”,他们呼吁人“敢于明断”的具体所指却显然不同。导致不同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哈曼的一次经历。哈曼曾在1757—1758年间作为朋友犹翰·克里斯朵夫·贝恩斯(Johann Christoph Berens,1729—1792)所在家族企业的代表出访伦敦期间遭遇困境,进而经历信仰上的转变。

1758年3月,他开始于之前不曾在意的圣经那里找到安慰和指引,他意识到圣经的创作者也正是他这个生命的创造者。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发觉已经无法在上帝面前隐藏,他认为自己杀害了上帝的独生子,唯有上帝才能驯服他内心的利维坦,并使他获得宽恕和平安。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之前提及的康德对哈曼的规劝。而请康德出面相助正是贝恩斯的用意。转变之前的哈曼跟贝恩斯一样,都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看到从伦敦回来的哈曼,贝恩斯显然不想在思想的立场上失去这位朋友。

后来,哈曼仍然保持着与贝恩斯及康德的友谊。哈曼曾在获得普鲁士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职务上得到过康德的襄助。哈曼对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Home),1711—1776]《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译介给康德撰写《纯粹理性批判》带来过重要启发。但是,哈曼并没有回到贝恩斯和康德所在的启蒙运动阵营。这在哈曼对康德1784年那篇关于何为启蒙的文章回应中有清楚表现。

哈曼的回应出现在他给一位柯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的信中。那是1784年12月18日,哈曼回复克里斯蒂安·雅各·克劳斯(Christian Jakob Kraus,1753—1807),感谢他寄来刊登康德启蒙文章的1784年12月《柏林月刊》。克劳斯既是哈曼的朋友,也是康德的学生、同事。

在这封信中,哈曼指出,真正的启蒙并非康德所说的人脱离“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而恰恰是脱离”自我招致的监护人状态”(selbst verschuldeten Vormundschaft);或者说,人“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其实是人听从那些盲目自信的监护人所致。哈曼在这里所说的盲目自信的监护人,恰恰是指他心目中的康德以及类似康德那样的启蒙运动者。

在哈曼看来,真正智慧的开端,依然如圣经上所记,在于敬畏上帝;正是此智慧让人更勇于面对那些监护人,更以宽厚之心对待未成年之人,在关乎永生的事上更会结出果实。哈曼在这封1784年信中表达的启蒙观,与他在1759年那封致康德信中所说关于勇于虚己的提醒是一脉相承的。

总体来说,哈曼对于他所在那个世纪普鲁士启蒙运动的评价跟康德以及其他一些为后人所熟知的启蒙运动者的说法有着明显不同。在哈曼眼中,18世纪的普鲁士并非处在康德称颂的“弗雷德里希世纪”,那个世纪的普鲁士启蒙运动没有给人带来温暖和生命的阳光,只是“冰冷、产生不了果实的月光”(ein kaltes, unfruchtbares Mondlicht)。<19>

面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哈曼与康德的不同回答仅仅是欧洲启蒙运动历史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个不同却是更长远欧洲历史内在张力或冲突的重要体现。

如果借用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刊物《百科全书》于1765年发表的文字,这个张力或冲突是在看重上帝透过基督启示与看重人对包括自然在内被造世界的探索之间的:“理性之于哲学家,如同恩典之于基督徒。恩典决定基督徒的行动;理性决定哲学家的行动。” <20>

这个张力或冲突并非都体现在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时常也体现在同一个人或群体之中。这意味着,无论在总体上看重上帝启示的个人或群体之内,还是总体上看重人之探索的个人或群体之内,也会有各样的不同。康德与比如策尔纳、比斯特、穆森、门德尔松等人在围绕“什么是启蒙?”问题上正展现了相同和不同。

不过,正如此文以上所梳理的,跟“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提出及回答相关的,却不仅是上帝启示与人之探索之间的张力或冲突,还有教会与国家、良心与权柄、自由与秩序、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或冲突。这些张力或冲突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康德及其朋友圈在18世纪普鲁士及更广阔欧洲历史中境遇的变化。

长期以来,这些多重张力或冲突被一般流行的简化叙述所掩盖,使得人们对诸如启蒙运动之类所谓著名历史现象的了解容易局限在关于某个或某几个著名人物的朦胧印象中。

这里的梳理尝试将回答“什么是启蒙?”问题的康德还原到他所在的具体环境中。在“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上,康德肯定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但是,提出此问题的人、回答此问题或与之相关的其他人、康德与他们的关系、康德以及这些人在普鲁士社会所处的位置、他们在启蒙问题上依托的世界观,这些同样是需要重视的。

如此重要方面不仅透过诸如策尔纳、穆森、比斯特、葛蒂克、策德里茨、沃尔纳、尼库莱、鲍姆嘉登、赫尔茨、伊伯哈特、门德尔松、贝恩斯、哈曼这些不太为当今世界所知的人物反映出来,也体现在康德本人一些并非十分著名的生活侧面中。

从这里的初步考察,可以看出他们所在的普鲁士启蒙运动圈子并非没有分歧和冲突,任何单一个人的思想并没有成为那个圈子的完全主导,持有非常不同观点的人之间也有可能保持互为帮助的朋友关系。

这使得他们所在的圈子有着相对健康的思想交流活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注重“澄清”意义的启蒙精神中。他们以及他们影响的年轻一代,在相当程度上培育了现代研究型大学在19世纪初德语世界的兴起。这对现代西方及以外的思想世界都有重要影响。<21>

然而,这群人所在的普鲁士启蒙运动圈子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当中与普鲁士国家利益及其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看重人在思想上从未成年进入成年的受启蒙状态,也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开始脱离他们认为的教权主义的黑暗统治,然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却离不开普鲁士国家机器对他们的供应和监护。

即使如在监护人问题上批评康德的哈曼,在工作上依然是在普鲁士国家体制之内。而无论是当时的普鲁士思想界,还是后来的研究型大学,都有着深深的普鲁士国家意识形态印记。

在18世纪,原本拥有相当资源和影响的教会逐渐成为普鲁士国家体制领导之下的宗教部门。与当时西方其它不少地方相似,在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中,基督教往往被简化或替换为道德学或自然神论。

而在现代研究型大学于普鲁士兴起前后,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神学逐渐失去以往“诸科学之王后”(regina scientiarum)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原来的“神学婢女”(ancilla theologiae),哲学。<22>

这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在18世纪后期的普鲁士已经完全不被重视。但是,传统基督教在普鲁士国家层面受到重视的时候,却主要是跟普鲁士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联系起来的。这包括,传统基督教成为普鲁士国家避免重蹈法国大革命覆辙而对思想界加强审查控制的工具。

尽管这一时期也有像哈曼那样既经历回归圣经又与启蒙运动者们保持对话的思想者,但是诸如此类的人及其著述却在那以后长期被关于启蒙运动的流行记载所忽视。

不过,如果借鉴那些试图恢复启蒙运动更真实原貌的研究成果,人们会发现很多可以帮助澄清和反思启蒙运动的有益资源,比如这里正文及注脚提供的参考文献,进而尝试在具体的历史中回答究竟“什么是启蒙?”这个可能近乎与“什么是真理?”同等重要的问题。<23>

<1> Manfred Kuehn, Kant: A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 157-158, 269-272. 以上这本康德传记认为“Immanuel”意思是“God is with him”(上帝与他同在),应是“上帝与我们同在”。Steve Naragon, “Kant’s Life”, The Palgrave Kant Handbook, edited by Matthew C. Altma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21-47. Willibald Klinke, Kant for Everyma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Michael Bullock (Routledge, 2016), 30-32. 关于康德修改名字拼写的细微背景,参见:Peter Fenves, Late Kant: Towards Another Law of the Earth (Routledge, 2003), 72-74. 一般认为,“Immanuel”更符合希伯来语圣经《以赛亚书》7:14、 8-8中的原文:עִמָּנוּ אֵל;而“Emmanuel”更符合希腊语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3中的原文:Ἐμμανουήλ。参考:Derek Griz, “Immanuel or Emmanuel”,  https://immanuelknox.org/2016/07/19/immanuel-or-emmanuel/. F. D. Huntington, “The Word Emmanuel”, The Church Monthly, Volumes 1, edited by George M. Randall and F. D. Huntington (Boston: E. P. Dutton, 1861), 122. 关于康德一生收入状况的变化,详见:Steve Naragon, “Salaries and Benefits”, Kant’s Life, http://users.manchester.edu/FacStaff/SSNaragon/Kant/Professors/profsSalaries.htm.

<2> 康德“回答此问题:什么是启蒙?”在1784年12月《柏林月刊》原文:Immanuel 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4), vol. 4, 481-494,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kant_aufklaerung_1784?p=17. 此文英译本: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ited by James Schmid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58.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Penguin, 2009), 1.

<3> “Sapere aude”所在的贺拉斯文集原文及英译和评注:C. Smart, The Works of Horace, Translated Literally into English Prose (Stewart, Ruthven, & Co., 1793), 283. Charles Anthon, The Works of Horace, with English Notes,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Harper & Brothers, 1887), 197.

<4> 策尔纳文章在1783年12月《柏林月刊》原文首页: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 “Ist es rathsam, das Ehebündniß nicht ferner durch die Religion zu sancire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3), vol. 2, 508, http://ds.ub.uni-bielefeld.de/viewer/image/2239816_002/535/.

<5> “什么是启蒙?”脚注所在的《柏林月刊》原文页面: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 “Ist es rathsam, das Ehebündniß nicht ferner durch die Religion zu sancire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3), vol. 2, 516, http://ds.ub.uni-bielefeld.de/viewer/image/2239816_002/543/.

<6> 比斯特文章在1783年9月《柏林月刊》原文:E. v. K., “Vorschlag, die Geistlichen nicht mehr bei Vollziehung der Ehen zu bemühe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3), vol. 2, 265-276, http://ds.ub.uni-bielefeld.de/viewer/image/2239816_002/282/, http://ds.ub.uni-bielefeld.de/viewer/image/2239816_002/293/. Robert S. Taylor, “The Progress of Absolutism in Kant’s Essay ‘What Is Enlightenment?’ “, Kant’s Political Theory: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edited by Elisabeth Elli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8.

<7> David Pickus, Dying with an Enlightening Fall: Poland in the Eyes of German Intellectuals, 1764-1800(Lexington Books, 2001), 60-65. James Schmidt, “What Sort of Question Was Kant Answering When He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Rethinking the Enlightenment: Betwee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Geoff Boucher and Henry Martyn Lloyd (Lexington Books, 2018), 91. John Stroup,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y in the Clerical Estate: Northwest German Protestant Opposition to Absolutist 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 J. Brill, 1984), 205. Jane Kneller, “Kant on sex and marriage righ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edited by Paul Guy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54.

<8>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ited by James Schmid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 6-7, 235-238. James Schmidt, “Zöllner on Prejudices and Superstitions: An Article from the German Museum”, Persistent Enlightenment, June 8, 2014, https://persistentenlightenment.com/2014/06/08/zollner/. David Pickus, Dying with an Enlightening Fall: Poland in the Eyes of German Intellectuals, 1764-1800 (Lexington Books, 2001), 60-65. Elisabeth Ellis, “Immanuel Kant’s Two Theories of Civil Society”, Paradoxes of Civil Society: New Perspectives on Modern German and British History, edited by Frank Trentmann (Berghahn Books, 2003), 112-114.

<9> Tim Hochstrasser, “Biester, Johann Erich (1749-1816)”; Steve Naragon, “Zöllner, Johann Friedrich (1753-1804)”; Michael Albrecht, “Zedlitz, Karl Abraham Freiherr von (1731-1793)”, The Bloomsbury Dictionary of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Philosophers, edited by Heiner F. Klemme and Manfred Kueh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73-74, 875-876, 886-887. Karl Abraham Freiherr von Zedlitz’s portrait in the first volume of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as its frontispiece: http://ds.ub.uni-bielefeld.de/viewer/image/2239816_001/1/#topDocAnchor. Alexander Dallas Bache, Report on Education in Europe (Lydia R. Bailey, 1839), 224-225. Frederick Reutter, “Education in Germany”, The Westminster Review(Volume 138, 1892), 156-167. S. Chester Parker, “Experimental Schools in Germa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vol. 1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1-1912), 215-224. John William Ad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Edu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2013), 236-237. Jurgen Herbst, “Schools Betwee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ucation Between State, Markets, and Civil Societ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Heinz-Dieter Meyer and William Lowe Boy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101. Jurgen Herbst, School Choice and School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23-24. Charles L. Glenn, Contrasting Models of State and School: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of Parental Choice and State Control (Continuum, 2011), 20-22.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ited by James Schmid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36, 235-239.

<10> Brad Pasanek and Chad Wellmon, “Enlightenment, Some Assembly Require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Global Networks of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David T. Gies and Cynthia Wall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8), 14-39. James Schmidt, “What Sort of Question Was Kant Answering When He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Rethinking the Enlightenment: Betwee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Geoff Boucher and Henry Martyn Lloyd (Lexington Books, 2018), 92. James Schmidt, “Misunderstand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Venturi, Habermas, and Foucaul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 37, no. 1 (Routledge, 2011), 43–52. Immanuel 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4), vol. 4, 481-494,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kant_aufklaerung_1784?p=17. 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 “Ist es rathsam, das Ehebündniß nicht ferner durch die Religion zu sancire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3), vol. 2, 516, http://ds.ub.uni-bielefeld.de/viewer/image/2239816_002/543/. Newton Ivory Lucas,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German and German and English Languages adapted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literature, science, commerce and arts, volume 2 (C. Schunemann, 1868), 164. James Schmidt, “What Enlightenment Was: How Moses Mendelssohn and Immanuel Kant Answered the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30, 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77-101. Pascal David, “Light / Enlightenment”, 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 edited by Barbara Cassin,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Christian Hubert, Jeffrey Mehlman, Nathanael Stein, and Michael Syrotinski, translation edited by Emily Apter, Jacques Lezra, and Michael Wo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579.

<11>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ited by James Schmid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58. Immanuel Kant,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rnulf Zwei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9. Immanuel Kant, C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1781),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kant_rvernunft_1781?p=9,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kant_rvernunft_1781?p=10,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kant_rvernunft_1781?p=11,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kant_rvernunft_1781?p=12.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 Max Müller (Macmillan, 1881), xv-xvii.

<12>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 S. Reiss,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9. Immanuel Kant,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Religion and Rational The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len W. Wood and George di Giovan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1-50. Jonathan M. Hess, Reconstituting the Body Politic: Enlightenment, Public Culture and the Invention of Aesthetic Autonom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7-38.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ited by James Schmid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62.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68-273. Michael J. Sauter, Vis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Edict on Religion of 1788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russia (Brill, 2009), 23-39. 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 107.Bd. (Kiel, 1792), http://ds.ub.uni-bielefeld.de/viewer/image/2002572_136/4/#topDocAnchor. Pamela E. Selwyn, Everyday Life in the German Book Trade: Friedrich Nicolai as Bookseller and Publishe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1750-1810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xi, 251-298. Harro Zimmermann, Aufklärung und Erfahrungswandel. Studien zu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des späten 18 (Wallstein, 1999), 100. Gordon A. Craig, The Germans (Meridian, 1991), 27. Immanuel Kant,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rnulf Zwei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01-602.Encyclopedia of the Romantic Era, 1760-1850, Volume 2, edited by Christopher John Murray (Fitzroy Dearborn, 2004), 805-806.

<13> 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VI (Georg Reimer, 1907), 498. Immanuel Kant,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rnulf Zwei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10, 24-25, 416, 422-423, 458-459, 485-489. Immanuel Kant,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Religion and Rational Theolog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len W. Wood and George di Giovan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xx-xxii, 43-48(以上《宗教与理性神学》文集译者导读称康德是在1794年10月4日收到诏令,与康德《书信集》中的记载不符). Stephen R. Palmquist,Comprehensive Commentary on Kant’s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Bare Reason (Wiley Blackwell, 2016), 3-4. James Schmidt, “Kant and the Politics of Enlightenment: 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ulture 25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25-244. 关于比斯特在1792年6月18日写给康德的那封信,一本康德传记中译版将其时间记为1792年7月18日,详见:曼弗雷德·盖尔(Manfred Geier)著,黄文前、张红山译,蒋仁祥校,《康德的世界》(Kants Welt. Eine Biographie),(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257。根据此注脚列出的德语及英语文献,应该是6月而非7月,译者可能将德语的“Juni”(6月)误作“Juli”(7月)。关于《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初版日期,有误记为1794年10月,如:Klaus Epstein, The Genesis of German Conservat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365-366. 康德与鲍姆嘉登在哲学教科书上的关系,详参:Baumgarten and Kant on Metaphysics, edited by Courtney D. Fugate and John Hym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8), 1-2. 对于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离世时间,有不同记录。根据此《康德传》,是1797年11月10日:Manfred Kuehn, Kant: A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04-405. 还有记载是1797年11月16日,如这本《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传》:Friedrich R. Paulig, Friedrich Wilhelm II., König von Preussen (1744 bis 1797). Sein Privatleben und seine Regierung im lichte neuerer Forschungen (Frankfurt a. Oder: Friedrich Paulig, 1899), 365. Immanuel Kant,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Mary J. Grego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xiv-xv, 9-22.《学科之争》1798年版,详见德国梅克伦堡—佛朋曼数字图书馆(Digitale Bibliothek Mecklenburg-Vorpommern)收藏: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mv.de/viewer/resolver?urn=urn:nbn:de:gbv:9-g-1198828

<14> Brad Pasanek and Chad Wellmon, “Enlightenment, Some Assembly Require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Global Networks of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David T. Gies and Cynthia Wall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8), 14-39.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ited by James Schmid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44, 49-64, 235-252.  James Schmidt, “The Question of Enlightenment: Kant, Mendelssohn, and the Mittwochsgesellschaf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50, No. 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Apr. – Jun., 1989), 269-291. T. C. W. Blanning,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Enlightened Absolutism”, Enlightened Absolutism: Reform and Reformers in Later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edited by H. M. Scott (Palgrave, 1990), 265-288. Tim Blanning,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Random House, 2016), 429-431. Theodor Schieder, Frederick the Grea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bina Berkeley and H. M. Scott (Routledge, 2013), 181-196. Florian Schui, Rebellious Prussians: Urban Political Culture Under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Successo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6-67. Johann August Eberhard, Preparation for Natural Theology, With Kant’s Notes and the Danzig Rational Theology Transcript,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ourtney D. Fugate and John Hymers, in Kant’s Sourc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Editors: Pablo Muchnik and Lawrence Pasternack (Bloomsbury, 2016), x-xiii, xv-xlvii. 门德尔松文章在1784年9月《柏林月刊》原文:Moses Mendelssohn, “Ueber die Frage: was heißt aufkläre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4), vol. 4, 193-200,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book/view/mendelssohn_aufklaeren_1784?p=1. 此文英译本(剑桥哲学史文本版):Moses Mendelssohn, Moses Mendelssoh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ited by Daniel O. Dahlstrom, in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xxxvii, 311-317.

<15> Shmuel Feiner, Moses Mendelssohn: Sage of Modern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n Edelstein,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75-77. A Companion to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edited by Sophie Bourgault and Robert Sparling (Brill, 2013), 437-504. The Sciences in Enlightened Europe, edited by William Clark, Jan Golinski, and Simon Schaff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437.

<16> 墨兰顿是在1518年8月29日于维滕堡大学的讲座中引用贺拉斯的。原文页面详见:Philip Melanchthon, De corrigendis adolescentiae studiis, http://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bsb00084765/image_17. 也见:https://archive.org/stream/philippimelantho11mela/philippimelantho11mela_djvu.txt. 关于此讲座介绍及评论,参见:Jon Steffen Bruss, “Melanchthon and the Wittenberg Reception of Hellenism, 1518–1526: Bonae Literae et Renascentes Musae”, Logia: A Journal of Lutheran Theology, Volume XVII, Number 4 (The Luther Academy, 2008), 7-12: http://ep.teologi.dk/Tidsskrifter/Logia/Vol-17-4.pdf.

<17> Katerina Deligiorgi, Kant and the Culture of Enlightenmen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55-56. Dictionary of Biblical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Stanley E. Porter (Routledge, 2007), 91. Carlo Ginzburg,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C. Tedeschi with a new prefa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65-69. John McClintock and James Strong, Cyclopa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Volume III (Harper & Brothers, 1873), 746.

<18> 关于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及中世纪、现代世界的关系,参见有关启蒙运动的各种通史或相关读本、文集,例如: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I: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W. W. Norton, 1995).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II: The Science of Freedom (W. W. Norton, 1996).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edited by Isaac Kramnick (Penguin, 1995). Carl L. Becker,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ugh Trevor-Roper,Hist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Vincenzo Ferrone, 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 translated by Elisabetta Tarantin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John Robertson, The Enlightenmen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Documents, and Key Questions, edited by William E. Burns (ABC-CLIO, 2016). Rethinking the Enlightenment: Betwee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Geoff Boucher and Henry Martyn Lloyd (Lexington Books, 2018). Let There Be Enlightenment: The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ources of Rationality, edited by Anton M. Matytsin and Dan Edelstei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19> Immanuel Kant,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rnulf Zwei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1, 575-578. John R. Betz, After Enlightenment: The Post-Secular Vision of J. G. Hamann (Wiley-Blackwell, 2012), 29-32, 84-87, 106. Robert Alan Sparling,Johann Georg Hamann and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16-17, 239. John T. Hamilton, Philology of the Fles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95-120. Frederick C. Beiser, The Fate of Reason: 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32. Walter Lowrie,Johann Georg Hamann: An Existentialist (Wipf and Stock, 2016), 9-12. Oswald Bayer, A Contemporary in Dissent: Johann Georg Hamann as Radical Enlightener, translated by Roy A. Harrisville & Mark C. Mattes (Eerdmans, 2012), 117-125. Robert C. Holub, “The Legacy of the Enlightenment: Critique from Hamann and Herder to the Frankfurt School”, German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nlightenment and Sensibility, edited by Barbara Becker-Cantarino, The Camden House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Vol. 5(Boydell & Brewer, 2005), 288.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ited by James Schmid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45-153. Johann Georg Hamann’s Schriften und Briefe, Dritte Theil, Herausgegeben von Moritz Petri (Carl Meyer, 1873), 215-219. Manfred Kuehn, Scottish Common Sense in Germany, 1768-1800: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ritical Philosophy(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8-179. Alexander Regier, Exorbitant Enlightenment: Blake, Hamann, and Anglo-German Constel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8. 《诗篇》111:10,《箴言》1:7,9:10。

<20> 此处引文原文详见:César Chesneau Dumarsais & Gabriel François Venel, “Philosophe”,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12 (Paris, 1765), 509-511: https://fr.wikisource.org/wiki/L%E2%80%99Encyclop%C3%A9die/1re_%C3%A9dition/PHILOSOPHE. 英译本:”Philosopher”,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 d’Alembert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Project, translated by Dena Goodm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2): http://hdl.handle.net/2027/spo.did2222.0000.001.

<21> 关于普鲁士启蒙运动与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兴起,详细可参考:The Rise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 Sourcebook, edited by Louis Menand, Paul Reitter & Chad Wellm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Chad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22> Thomas Albert Howard, Protestant Th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German Univer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6, 56, 122-123, 128-129. André Santos Campos, Spinoza and Law (Routledge, 2016), 51.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ited by James Schmid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7-8.

<23>《约翰福音》18:38。

 

 

题图:《康德故居》(Kants Wohnhaus);作者:弗雷德里希·海因里希·比尔茨(Friedrich Heinrich Bils,1801—1853)。

来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ant_wohnhaus_2.jp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世代》文章,请尽可能在对作品内容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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