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编辑部

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一场新技术变革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已经被宣告跨入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时代，一个用技术命名、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并肩而立的AI技术主导的时代。其实，“人工智能”一词以及这门学科，至今已走过70个年头，最初只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项目，几度兴衰沉浮之后，在21世纪20年代初借着ChatGPT的发布在世界舞台惊艳亮相，才走入千家万户。无论你是否同意用它来给我们这个时代命名，也不会否认AI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这一事实。人们不得不面对它，思想它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或者说，我们该如何评判一场技术变革？

上个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尚未普及开来，不少人对此新技术欢呼雀跃之时，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就提醒人们，任何技术变革都是一种权衡取舍，也就是某种“浮士德式的交易”。技术有所得，亦有所失，每一项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都伴随着相应的代价。[1] 确实，AI在现代社会的广泛应用，比如在科学研究、学校课堂、论文撰写、医疗护理、娱乐消遣、设计制作、执行家务、驾驶导航、智能居家等等，给人们带来许多帮助和便利，但与此同时，AI也在诸如人的认知能力、人际关系、情感连接、隐私保护、机会平等、工作前景等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以及伦理和安全方面的隐患。

比如，AI因其获取答案的快捷便利，无形中鼓励用户进行“认知卸载”，将思考权利让渡给AI，即便AI输出错误，也照单全收。[2] 高校学生过度倚重AI，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外包给机器，从而引发教育界人士担忧。[3] 尽管数据显示，使用AI技术并未导致大规模裁员时代的到来，但也确实冲击了某些具有重复性、易于验证且无需人际交往技能特点的岗位（比如计算机编程），员工害怕因此被淘汰。[4] AI聊天机器人创建的虚拟关系提供不了真实的情感陪伴支持，导致青少年轻生。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为了训练AI模型，耗费的能源大得惊人，给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沉重压力。[5]

此外，人们还有理由担心，围绕AI技术建立的治理体系跟不上技术的迭代，会不会导致技术失控？数据的不完全，如何保证对AI的应用及其未来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为什么对于AI的未来，比如AI对工作、经济和医疗领域的影响，技术专家和公众的看法截然不同？[6]

另一个担忧来自历史的反思。简要回顾人工智能70年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第三次繁荣期。得益于个人计算机产业升级提供的强大算力，以及互联网提供的数据爆炸性增长，较之前两次AI繁荣，第三波AI繁荣期可以称之为席卷全球的浪潮。[7] 至于这波浪潮是否会很快退潮，AI是否不会再经寒冬，还有待继续观察。[8]

总之，现代人前所未有地为自己的一项新发明感到焦虑，害怕被取而代之。AI会把我们带往何方？它所承诺的是生产力极大提升之后的富裕社会[9]，还是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媒体炒作的一场泡沫？AI会如何塑造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心智能力？它对流行文化和年轻人的世界观有何影响？AI会有意识吗？大语言模型和深度学习是否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进化出现实版的弗兰肯斯坦？这些问题既涉及AI技术本身的发展走向，更在反复拷问人性何为。

本期主题是“AI与人”，探讨的是AI时代下技术与人的关系，所发表的文章对上述问题多少有所回应，既揭示AI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和挑战，也承认在某种人机共存的方式下AI也可以成为人们有力的辅助帮手。某些相关议题是开放性的，比如AI是否有意识，这是哲学家和神经认知科学家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更多的文章主要还是关注AI对人的挑战，比如对教育、认知、人性、尊严方面的冲击以及相应的回应之方。

《尼尔·波兹曼论AI与教育：一场想象中的演讲》一文，作者在一场设想的面向大学师生的演讲中，依据波兹曼的技术批判观，以其口吻谈及AI如何影响教育，特别是AI如何影响写作和思考之类的教育活动。在作者笔下，波兹曼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高效的信息传输，而是培养判断力、价值观和道德观。教师应保持其“在场”，培育学生的好奇心，而学生则要抵御把思想外包出去的危险，磨砺思维，不满足于简单输出。

王志希在《信仰寻求提示：在生成式AI时代重新想象神学教育》中，考察了加拿大阿卡迪亚神学院在神学教育中的AI实践，以及相关的政策论述白皮书，并结合作者自身使用AI进行学习研究的个人经验，重新想象未来的神学教育，也即，当神学教育采纳一种赛博格伙伴关系模式时，能够蓬勃发展。这种模式把院校层面的AI策略与课堂层面的创新整合起来。如此，神学院便能培育具AI素养的社群，这样的社群不是以“信仰寻求提示”的新范式取代“信仰寻求理解”，而是以之作为补充。

孙毅的《AI时代的心智操练》列出了AI时代带给人心智（mind）方面的四项挑战，也就是LLM(大语言模型)存在幻觉，人们是否有能力辨别真假并与之进行高效互动？LLM自带偏见，人们如何在伦理或价值观上对之进行评估？AI使用的语言空泛抽象，缺乏生动性，不知不觉会影响人对语言的使用，人们如何提防，保护可以决定思想的人类语言不受机器语言的侵蚀破坏？AI带来的信息洪流削弱了人们的学习能力和主动思考，带来信息茧房和同温层效应，我们该如何矫正？作者介绍了属灵阅读可作为矫正之方。

郭锐在《“二次元钢铁侠”的受造性尊严》中提出二次元亚文化与AI合流，正在为这个时代铸造一幅新的人之图像。这幅图像源于查尔斯·泰勒命名的“缓冲自我”，是其在祛魅世界中自建的魔法世界，人的尊严在其中随能力浮动。作者认为，人论的当代任务是在人的技术定义肆意扩张之际，守护“人之为人”的价值重估，也即人是有限的、依赖的、奇妙地受伤的受造者，其尊严系于上帝主动的呼唤所赋予的形象身份，先于任何能力，也不随能力增减。

丁祖潘通读了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新近颁布的通谕《伟大人性——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人性》，围绕三个问题对这份通谕的内容进行了梳理：（一）AI有何特点？为什么说它对人性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二）这里的人性指的是什么，有何具体内涵？（三）为什么说这样的人性应该被保护，以及如何保护？作者认为这份通谕有助于今人在AI时代反思人何以为人。

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AI意识的幻觉》，介绍了计算机功能主义倾向于接受AI具有意识。作者对此聚讼纷纭的议题没有给出明确立场，只是指出支持AI具有意识这一假设成立，会对当前的社会、法律、政治领域构成挑战，带来社会治理及伦理方面的风险。而人类社会显然还未预备好如何应对此类风险和挑战。

塔诺夫就迪格纳姆所著新书《AI悖论》（The AI Paradox）撰写的书评，将作者归入德雷福斯、魏泽堡等站在人文主义立场批判计算机的科学家阵营。在承认本书构思巧妙、观点平衡，甚至不乏洞见之后，塔诺夫也认为作者的部分论断对大语言模型主导的AI技术并不适用，比如大语言模型远比之前的AI技术更为复杂，甚至不是纯粹的模仿，而是自带某种“涌现”特性。当然这仍是AI业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塔诺夫提醒我们，人们至今仍不清楚大语言模型具体如何给出某个回应，也就是说黑箱子问题始终存在。因此，AI可能会像是弗兰肯斯坦那样来自异质世界的产物，具有不可化约的非人属性。在作者看来，AI可以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但也可以是别的东西，人们对其可能的失控风险要有所防备。

方激的《数据人》讲述的是一个数据决定论者经营婚姻和家庭的失败故事。它讽谕的是技术在缺乏真正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下，会放大人性充满野心和虚骄的丑陋面目；失却人文的科技，会把人带入冰冷黑暗的深渊。

但愿本期收录的以上文章，有助于读者朋友们在当前思考AI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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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student.cs.uwaterloo.ca/~cs492/papers/neil-postman–five-things.html

[2] “AI and the danger of cognitive surrender”, in The Economist, Apr 30th 2026.

[3] “In College, AI Is a Friend and Foe,” compiled by Haleluya Hadero, in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8, 2026.

[4] “How should bosses talk about AI,” in The Economist, May 28th 2026.

[5] Michelle Kim,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Rhiannon Williams, “AI companions,” in MIT Technology Review, vol. 12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26: 28, 31.

[6] Stanford University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roduction”, “Top Takeaway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6 : 2, 9, 11.

[7] 陈宗周，《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5年，第13—23页。

[8] 从科技史的规律来看，新技术最初引入会引起轰动效应，人们对技术带来改变和进步充满幻想，加上媒体炒作，高估新技术的潜能，人们的幻想达到顶峰甚至不切实际。等人们发现新技术的拥护者当初的承诺无法兑现，媒体热度骤减，人们的心态便开始幻灭，渐趋冷静，新技术进入平稳期，逐渐转向现实中较为实际的应用领域。这被称为加德勒炒作周期（the Gartner Hype Cycle）。见Luc Julia, The AI Illusion: Why Machines Aren’t Creative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2026), 25-26.据此或可以说，人们对AI的认识，最大的危险不是AI本身，而是围绕AI本质与能力的“谎言”，也即夸大的虚假宣传。一旦最初的承诺落空，第三次AI繁荣期是否会像前两次那样进入寒冬呢？比如新近的研究就发现，人们对大语言模型将取代哪些工作的预估，缺少可靠的证据支持。而且利用尖端模型的AI智能体，在诸如银行、咨询和法律服务等领域，未能完成大部分工作。技术炒作和技术的真实表现之间存在鸿沟。见Will Douglas Heaven, “The missing step between hype and profit,” in MIT Technology Review Vol. 129 No. 3, May/June 2026: 19.

[9] 持此观点者如刘永谋，《智能革命后的世界：AI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重庆：重庆出版社，2024年，IV。作者并不掩饰自己对理性、科技力量的崇拜。见该书第13页。

《世代》2026年春季号主题为“AI与人”。本刊所发布的文章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盼望同道诸君不吝赐稿kosmoseditor@gmail.com，分享您的研究、观察和思考。来稿一经采用，将择期于《世代》网站kosmoschina.org和公号平台kosmos II发布，并支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