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理书》中的帝国观念／孙毅

 

旧约圣经关于上帝的百姓与世上帝国之关系的不同叙事表达出，在现世的维度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存在形态。然而从《但以理书》我们同时看到，在终末这个维度所带来的大历史跨度中，则揭示出世上人的帝国与上帝的国相敌对的性质。对于同时生活在现世及终末两种维度中上帝的百姓，加上这种终末维度所带来的亮光，方能更好地理清自己与人的帝国之间的关系。

 

1、旧约圣经中关于帝国的两种叙事

当教会遇到与外在环境的争战时，人们时常会引用《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景象，来描述上帝的百姓与世上帝国的关系。当时，埃及无疑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神学上代表着这个世界；而上帝的百姓走出埃及这个帝国，与这个帝国脱离关系，代表着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代表上帝之百姓的摩西与代表了埃及帝国的法老似乎是直接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 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出10:28-29）

然而，关于上帝的百姓与世上帝国之间的关系，圣经中还描述了另一种历史的图景，那就是在被掳前后，无论是被掳期间，还是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与巴比伦及随后的几大帝国之间的关系。虽然被掳前及被掳的时刻，犹太人与巴比伦国的关系是直接对立与冲突的，但在被掳回归之时，这种关系却并不是直接对立的。如果对比出埃及时期，上帝对法老的作为是使法老心硬，最终使他的军队葬身于红海，来彰显自己的荣耀；那么在被掳回归时期，上帝亲自地扶持他所选的波斯君王居鲁士，使犹太人最终回归耶路撒冷，来显出他对自己百姓的信实：“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赛45:1-5）

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依然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是其帝国版图中的一个小的边缘区域。这个时期的犹太带领者，无论是所罗巴伯重新建造圣殿，还是尼西米重新建造城墙，都得到了帝国君王的许可，在其喻令之下才得以可能。单从外在的政治层面，犹太人更多经历的是与帝国官员或当地势力的冲突。无论是尼西米还是但以理，都是君王的近臣，通过忠心地履行着自己作为帝国官员的职责，来服侍自己所信奉的上帝。

旧约中关于帝国的这两种叙事所呈现的不同，可能会让我们思想，上帝的子民与世界帝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存在形态呢？下面我们通过对《但以理书》的考察，试图来回应这个问题。

2、《但以理书》对帝国的描述

一般认为，《但以理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1至6章为历史叙事部分，多数章节用亚兰语写成（2:4-7:28）；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描述了但以理及其三个朋友在帝国宫廷生活及其文化中所遇到的挑战；7至12章则是较为典型的天启文学体裁，多数章节是用希伯来语写成（8:1-12:13）；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描述了四个异象及对其的解释。

在但2章中所描述的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那个金像，与但7章中但以理自己所看见的四个巨兽的异象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说，金像从上到下的四个部分，正对应着前后从海中出来的四兽。2章的异梦与7章的异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列表出下：

但2章（巨像）	但7章（巨兽）	对应帝国
精金头（但2:32）	狮子有鹰翅（但7:4）	巴比伦
银胸膛膀臂（但2:32）	熊（但7:5）	玛代波斯
铜肚腹（但2:32）	豹及四头翅膀（但7:6）	希腊
半铁半泥脚（但2:33）	十角兽与小角（但7:7-8）	罗马
石头（但2:34）	人子（但7:13）	神国要建立，世上国毁灭

关于这四个兽，分别代表哪个帝国，学者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首先，传统的解释认为，这四个巨兽分别是指：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以及罗马帝国。<1>  不过，近来也有一些福音派学者认定这四个国家分别是：巴比伦、玛代、波斯、以及希腊帝国。<2>  本文限于所讨论的主题，在此不具体评论这两种解释进路各自的论据。仅限于指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承认《但以理书》中无论是借巨像的四部分还是四个巨兽所表达出来的异象，确实可以对应到历史维度中实际存在的帝国。正是因为在这个维度中对所对应帝国的理解不同，造成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

不过，《但以理书》给我们后人带来更大的看见又不限于这层历史的维度，而是在终末的维度上。上述第一种的解释，作为对《但以理书》传统的解释，显然是在更看重终末维度的前提下对四巨兽的解释。而第二种理解则更多地强调了《但以理书》对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帝国后期中犹太社群的历史意义。然而，这后一种理解并没有消解《但以理书》中的终末论维度。就是说，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仅涉及到从历史维度对《但以理书》的解释。而对于从终末维度来理解《但以理书》，则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正如范甘麦伦所表达的：“既然预言的使用允许我们将这四个国视作真实的国家，然而，又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类的国，那么我认为：在历史中指认这些国家，就不及这些异象所展示的国的视角那么重要了。” <3>  从终末的维度看，无论历史演进到哪个帝国，那个帝国都代表人的国。

这里重要的是，《但以理书》让我们从“国”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并且不仅让我们看到，在人类的历史中，世界性的帝国在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让我们可以从历史以及终末两个维度来理解“国”。呈现出的先知预言既可以在历史维度上实现，将来也会在终末维度上实现。

如果我们单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上帝的百姓与帝国的关系，那么其存在的样式确实可以是多样化的。在教会历史最初的三百年间，罗马帝国曾以严酷的迫害来对付初生的教会。但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特别是教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教会与帝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于当时的历史学家似乎将这之后的罗马帝国看作是上帝之国在地上的某种实现一样。<4>  如此，在以后的时代，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也就成为彼此合作的关系，以至于出现后来所谓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观念。或许这也成为今天生活在因信仰受迫害地区的人们所盼望的一种关系，即盼望在今天的历史处境中，某个君王的归信，也能够出现这种戏剧性的转折。

如果没有从终末的维度来看与帝国的这层关系，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世历史维度中的上帝的百姓就总会被实际显现出来的教会与帝国的关系所左右。当教会受到帝国较为激烈的迫害时，就会引用《出埃及记》来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或者当教会处在社会文化的边缘时，则会用被掳时期的模式来理解教会与帝国的关系。而当教会与帝国之间出现合作性的关系时，就会用基督教王国的观念来看待与帝国的关系。对世上帝国之转化的盼望就会让我们以为借着参与世上人类之国的发展建立起上帝之国。

其实，在上帝的百姓与世上帝国之间的关系来说，教会作为上帝之国在世上之国的代表，本身有其特有的立场，并不为世上帝国对教会的好恶所左右。而教会的这个立场就来自于其所特有的终末维度，即从终末维度的角度来看教会与帝国之间的关系。

3、《但以理书》中帝国观的终末维度

在《出埃及记》中，关于上帝的百姓与埃及帝国之间，我们会看到作者在两个方面的对比。首先是在土地方面，将埃及地与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对比，出埃及地的目标是为了进迦南美地。其次是在族群方面，将以色列民众与埃及民众对比。这第二个方面，在《出埃及记》一章就明确地表达出来：“他[法老]对他的人民说：’看啊，以色列众民繁多强盛，胜过我们。’”（出1:9，吕振中译本）这里，法老的人民（the people of Pharaoh）与以色列民（the people of Israel）形成了对比。<5>  虽然从神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埃及地与迦南地的对比，还是埃及民众与以色列民众这两个族群的对比，并非对称且有质上之差别；但在历史的角度看，两者之间质的差别很容易被忽略，以至《出埃及记》被看作是以色列这个族群或上帝的百姓寻求“解放”的历史。如此带来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

而在《但以理书》中，与世界性人的帝国相对比的是上帝的国。这个上帝的国与人的帝国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的帝国的存在总是暂时的，总要被后来的帝国所替代；而那将来要成就的上帝的国却是永远的，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国：“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2:44）到但7章，表达出上帝的国与世上人的帝国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就是，人的帝国都是人作君王，而上帝之国则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位人子作为君王：“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7:13-14）

在这种对比中，《但以理书》的作者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世上人之帝国的基本看法：从延续到终末的大跨度历史进程来看，世上人的帝国在本性上一定会是敌对上帝、敌对上帝之国的。当然，对但以理来说，无论这种敌对会持续多长时间，最后的结局是确定的，人的帝国无论一时多么强大，总要衰落下去，并最终被上帝的国所替代；就如范甘麦伦评论的：“预言-天启语言是将历史细节与更大的历史画面混合在一起的，也就是世上列国会持续地反抗神，直到最后，神的国获得绝对的胜利，完全建立起来。” <6>  总之，进入到终末的历史维度，我们才能够看清世上人的帝国之敌对上帝的本性。

终末所带出来的大历史跨度是远超过人的想象的。在但9章中，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曾预言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为满。现在七十年已经到了，因此但以理在耶和华神面前恳切地祷告祈求，希望上帝不仅能够让犹太人回归，还能照着之前先知所预言的，让上帝的余民可以在所回到的耶路撒冷复兴以色列国：“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但9:17-18）上帝垂听了但以理在他面前恳切的祷告，不过他差天使带来的回应却是但以理当时没有想到的，可能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想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但9:24）不是一个七十年，而是七个七十年。

4、上帝百姓与帝国（世界）的分别

这里让我们思想的问题是：上帝对但以理祷告的这个回应对于当时依然生活在波斯帝国中的但以理具有怎样的意义？或者回到我们今天的处境，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具有这种终末论维度的帝国观，会给这些生活在当下历史维度中的人们带来什么意义？作为生活在两个维度中的上帝的百姓，与帝国或世界分别出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终末维度带给生活在当下历史中人们的最直接的礼物就是扩张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与视野，使人有可能以大历史跨度的眼光来观看世界的演进。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上帝所启示给但以理那七十个七的基本含义：一个长到会超过我们人类所能想象的时间跨度，就如超过了但以理所能理解的四个帝国依次递进的历史长河。在这个大跨度的历史长河中，没有谁能够把握历史的发展，唯有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决定着世界性帝国的更替，君王的废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但2:21）“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但4:17）

虽然帝国的结局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但围绕着帝国的争战却依然存在。在《但以理书》中，上帝的百姓与世上帝国的争战既发生于可见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发生在不可见的灵界的领域中。按《但以理书》所表达的意思，发生于属灵领域的争战更为重要。用作者那个年代的方式表达就是，“你知道我[天使]为什么来找你吗？现在我要回去跟波斯的护卫天使争战；我出战完了，你看吧，希腊的护卫天使就必来。……除了你们的护卫天使米迦勒之外，没有一个同我并肩来加强我、以抵挡他们的。”（但10:20，吕振中译本）上帝的百姓与世上帝国之间的冲突与争战，不过是属灵领域之争战的延续，且首先发生在属灵领域中的天使之间。在与波斯帝国背后的灵界势力争战完之后，随着波斯帝国被希腊帝国所替代，与希腊帝国背后的灵界势力的新一轮争战紧接着就开始了；直到上帝的国完全取代这些世上的帝国为止。好在对于我们这世代的百姓来说，上帝的国已经来到，现在有那位人子，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带领他的天使帮助我们去抗击那些帝国背后的灵界势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仍然生活在世上的上帝的百姓就只是看客，争战似乎与他们无关。在但以理与他那三个朋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着自己的信仰所付出的代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争战，并不是从波斯帝国中逃离出来、或者与其当权者互不来往见面那么简单。他们所经历争战的复杂之处在于，一方面要履行好他们身负的国家官员的重任，同时又能够从中分别出来，而显出自己是上帝所召的百姓。在《但以理书》前六章所提供的见证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上帝百姓显出的两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在日常生活层面。“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但1:8）其实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里的要点不在于不吃肉不饮酒，而在于不以追求这种生活方式为满足。无论在饮食、穿衣还是居住等日常生活层面皆有节制，并不将这些方面当作生活中首要的目标，而是先求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前6:8）

第二，在基本信仰层面。当然光有上面第一点还不能够分别出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百姓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神。（出20:3）“我们所事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3:17-18）无论是再大的帝国、再伟大的君王，还是君王与帝国所推崇的那些神明，都是要消亡的，是不值得去崇拜的存在者。

当然，如果这两个方面都不过是头脑中的理念，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在遇到属灵的争战时，还是不能够让人站立住的。这两个方面成为上帝之百姓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但以理为后来的人做出了好的榜样。“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6:10）“与素常一样”，表达出这是但以理多少年的习惯。对于上帝的敬拜，风平浪静时如此，被威胁受窥探时照样如此，这就是生活方式。

但以理在可能让他丢失性命的风浪面前能够如此安稳，可以说是出于他对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确信，以及对上帝的国终要来临的盼望。

<1>   持此观点的有，包德雯（Joyce G. Baldwin），《但以理书》，李蕙英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170页。马有藻，《异象与国度——但以理书诠释》，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88年。参见，赖建国，《旧约中的弥赛亚预言》，香港：天道书楼，2013年，228页。

<2>  持此观点的有，Robert J. M. Gurney, “The Four Kingdoms of Daniel 2 and 7”, Themelios 2 (1977); 39-45; John E. Goldinggay, “The Book of Daniel: Three Issues”, Themilios 2 (1977); 45-49; James A. Montgomery, The Book of Dani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Serie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9). 参见，范甘麦伦，《旧约先知书概论》，汤定民等译，美国麦种传道会出版，2013年，518页。

<3>  范甘麦伦，《旧约先知书概论》，520页。

<4>  优西比乌对于君士坦丁得胜后罗马帝国的记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正如被教导的那样，他们载歌载舞地将荣耀首先献给那至高的上帝，然后献给上帝所爱的那虔诚的皇帝及其众子。以往的烦恼已被忘却，所有的不虔敬也都消失殆尽。人们原先热切期盼美好事物的到来，如今正在喜乐地享受这些美好的事物。”《教会史》，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469页。

<5>  吕振中译本中“以色列众民”的字面意思是：“以色列众子之民”（the people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6>  范甘麦伦，《旧约先知书概论》，521页。

题图：《但以理对王的回应》（Daniel’s Answer to the King），作者是英国画家布雷顿·理维尔（Briton Rivière，1840—1920），原作藏于曼彻斯特美术馆：http://manchesterartgallery.org/collections/search/collection/?id=1937.123。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4期（2018年春季号）。本期主题是“帝国”，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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