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1887—1975）在江长川（1884—1958）牧师主持下，于上海秘密接受基督教洗礼。他在受洗后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党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耶稣乃为余宗教精神之基础，此生以基督为余唯一之模范，救人救世，余当永矢勿渝也。” <1>
《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于次月就蒋受洗一事发表社论，可代表当时一部分国外基督徒的看法。该杂志原名为“The Christian Oracle”，1884年成立于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市（Des Moines），为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宗派之下的刊物。1892年，杂志编辑部迁往芝加哥，1900年杂志改为今名。1908年，杂志被收购后转为跨宗派刊物。该志持自由派神学立场，提倡圣经高等批判，主张社会福音，关心社会、政治、战争、环保等议题，一度在20世纪初的基要派—现代派之争中饱受基要派批评。1956年，葛培理（Billy Graham，1918—2018）偕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1913—2003）创办《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倡导保守的福音派神学，与《基督教世纪》分庭抗礼。<2>
笔者并不认同自由派神学，但在阅读西方文献过程中，发现该杂志当年刊登的这篇社论，对蒋介石受洗一事的评价时至今日仍具参考和研究价值，故不揣浅陋迻译出来，附加注释，以飨读者。（原文见：“Chiang Kai-shek Is Baptized”, The Christian Century: A Journal of Religion, Volume XLVII, November 5, 1930, No. 45, 1335-1337.）
据上海来电，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0月23日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数月以来，蒋总司令亲赴前线，指挥南京政府对威胁其政权的北方联合军阀开展军事行动。<3> 此后，总司令回到上海府邸。蒋的洗礼在一间美南监理会教会（Southern Methodist church）中进行。<4> 总司令的妻子和岳母多年来一直是这间教会的成员。<5>
周遭的情势使得这场洗礼格外令世界瞩目。首先，蒋总司令是政府首脑，而就该政府通过的有关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法令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反对中国各地基督教会的活动。<6> 就在举行洗礼之时，中外基督徒领袖正认真讨论，在蒋政府公布的各种规章制度之下，是否还有可能继续开办教会学校和其他福音机构。不到三个月前，蒋政府的首都南京颁布一系列地方法规，基本禁止在这座城市进行基督教活动。
不仅如此，这位中国主席归信基督教，正是在一场来势猛烈的非宗教运动之后，这次运动持续超过八年之久。<7> 这次运动，名义上反对所有宗教，其实主要针对基督教。尽管相反的情况偶见报端，但这场运动迄今为止并未止息。事实上，最近几个月内，这场运动似乎在聚集各方的支持。
同样应当注意，蒋总司令的受洗紧接一次军事行动之后。在这场战役中，蒋已稳妥地恢复其在政府中的首要地位。三个月以前，蒋总司令的权力一度受到严峻挑战。北方军阀的联合，共产党匪军在南方的搅乱，以及满洲军阀令人捉摸不定的立场，这些加起来使得南京总司令的处境岌岌可危。<8> 此前，人们以为蒋可能在今年年底丧失领导权。然而，最近这场军事行动的胜利消除了蒋主要的竞争对手，为蒋的主席职位新增了保障。如此一来，蒋的受洗正值其达到权力顶峰之际，而非身陷政治困局之时。
一般而言，中国主席在这种情况下归信基督教，会令世界各地的教会为之欢呼。对某些人而言，这一受洗的消息无疑会被当作基督教事业即便在这段艰难时期依然向前推进的证据。然而，我们期盼即使在中国各教会中间，蒋介石加入登记在册的基督徒群体一事不至于被过分热情地看待。当前，中国教会渴望尽一切可能获取力量，特别是热衷于找到证据反驳缺少爱国主义的指控，这一指控是他们面临的最大不利因素。当然，中国本土以外的教会，希望在得出结论说这一洗礼代表耶稣基督的事业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先观察事态的发展。
为什么说有保留地欢迎这位中国领袖的受洗是明智之举呢？这不是因为怀疑蒋总司令的个人动机。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这都超越了人们的认识能力。这位中国主席值得人们将其受洗的举动看作是真诚渴望获得属灵引导和满足的表达。然而，基督徒在衡量这件事时要考虑进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提醒人们，一位强大的政治人物仅仅形式上对主忠心，并不总会增加教会在最重要的信仰方面的贡献。请思考一些这方面让人引以为戒的因素。
首先，基督教过往与中国统治阶层的联合，其结果对基督教而言并非好事。曾经有一段时间，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似乎快要给一位中国皇帝施洗 <9>，那些耶稣会士在帝国宫廷中得宠。不过，那段得到皇帝恩宠的时期，结果被证明是后来遭受更大冷遇时期的序幕。那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各地取得的实际进展几乎被一扫而空。上个世纪，太平天国叛乱的领袖，数年间似乎就要推翻满清王朝，并且几乎完全控制了长江流域富庶的下游地区。起初，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的归信者。在短时期内，基督教事业因得到太平军领袖看重而一度处于顺境之中。然而，随着事态显明太平天国的统治给数百万计的中国人带来的仅仅是毁灭和痛苦，各处差会和教会纷纷竭力与此运动脱离干系。本世纪，两位最著名的归信基督者是孙逸仙医生和冯玉祥将军。他们与基督教会之关系，相关的讨论日益显得无穷无尽。撇开这些讨论不谈，至少可以说，他们加入教会并没有增加基督教事业的属灵力量。
此外，随着教会逐渐成长，日益明智，教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政府扶持就会迷失自己。在这方面，教会仍有许多地方尚待学习，但即使相比仅仅25年前，就领袖人物归信基督的重要性而言，今天的基督徒展现的态度无疑更少幼稚。君士坦丁（Constantine）<10> 的归信不再被普遍认为是基督教在西欧取得胜利的开端。事实上，善于思考的基督徒大多会承认，君士坦丁的归信是西方教会遭遇到的最严重的灾难之一。与此类似，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归信 <11>，被后世记住的不是真基督教在东欧世界的胜利，而是失败。
由于与现代国家和社会秩序联系密切，基督教会面临诸多难题。人们日益意识到这些难题，也就越发很快认识到领袖归信基督教可能会用一种名义上和形式上的基督教，取代攸关生死的信仰。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向有思想的基督徒表明，比起显明根本无力约束西方国家的领袖作出愚昧之举，不做这些人公认的属灵领袖对教会更为有益。非基督教国家及其社会中显赫的领袖人物与基督教会的联合越完全，教会声称的属灵权威遭到的破坏也就可能越彻底。
在任何情况下，教会与非基督教阶层领袖的联结，都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当该领袖是一名军人时，情况就会变得越发尴尬。教会的属灵洞察力正在提高，并且教会几乎——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看到在战争中它所传讲的信息和上帝遭到否定。教会自身所看到的，是教会外芸芸众生清楚明了的：将战争神圣化的基督教会，将再次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天为期不远，那时，一名战士出现在基督徒群体中会被看作无可争议的咄咄怪事。
除了以上这些考虑而外，不涉及蒋总司令的个人动机，当前中国局势中的其他因素必定抑制基督徒的热情。例如，南京政府明显急需外国支持，尤其是外国贷款。北方军阀平定后，南京政府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向外国贷款。政府的财政困难非常严重。事实上，一直以来，财政吃紧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谣传鸦片交易再度盛行，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公众对基督教的意见如何，南京政府的领袖们——其中很多人是登记在册的基督徒——明白，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担任领袖不会减少西方国家对此政府的兴趣。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在鼓励主席采取这一步行动时，头脑中想到的是非常直接和实际的利益。
最后，蒋的归信在公开阶段可能给基督教事业造成严重伤害。有人强调，蒋总司令信主是南京政府致力于系统消除共产主义对中国影响的第一步。毫无疑问，中国在应对共产主义时面临困难。中俄边境线比美加边境线长，中国到处是传播共产主义教义的布道者，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学生阶层受其影响。在此情况下，显然，任何非共产主义的政府将不得不时刻警惕共产主义的威胁。然而令人怀疑的是，此前使用的血腥镇压手段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12> 无论能否达到，允许这种印象——基督教在最轻微的程度上对如此的屠杀负责或者有兴趣——发展下去，作为一种属灵重生源头的基督教必定会堕落。
鉴于以上思考，以及其他可能提出来的理由，我们奉劝各地的基督徒不要以为蒋总司令的受洗宣告就一定表明，神的国度在中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 引文参见周琇环编注，《事略稿本》九（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79页，转引自刘维开，“作为基督徒的蒋中正”，收入《史林》，2011年第1期，第128页。引文另一个版本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76页。有关蒋介石受洗的简略记载，见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21—1940）》，第二册，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第1927页；——译者注（本文注脚均为译者注）
<2> Elesha J. Coffman, The Christian Century and the Rise of the Protestant Mainl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13, 182.
<3> 该军事行动即1930年4月爆发的中原大战，又称“蒋冯阎大战”，持续到当年10月。参加混战的有蒋介石的中央军、冯玉祥（1882—1948）的西北军、阎锡山（1883—1960）的晋军、李宗仁（1891—1969）的桂军以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军、杂牌军。战争以双方官兵共死伤30余万人，蒋获胜而结束。此后，各地方实力派再也无力与蒋介石抗衡。
<4> 1844年，美国卫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分裂为南北两派，北方教会称为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南方教会即监理会。1939年，南北两派教会联合美普会（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组成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参见：T&T Clark Companion to Methodism, edited by Charles Yrigoyen, Jr. (London and New York: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10), 446.
<5> 指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1898—2003）、岳母倪桂珍（1869—1931）。
<6> 有关教育方面的法令，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29年拟定的《私立学校规程草案》第四条规定：“私立学校如系外国人所设立，其校长须以中国人充任”，第五条云“私立学校若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 见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编，《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五卷第一期，1929年3月，第93页。又，1929年2月23日，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取缔教会学（校）立案之通令规定：（教会学校）须设总理纪念堂，举行纪念周，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应）教授党义功课，圣经改选修科，见《华中基督教教育会近讯四则》，载于《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1期，第138-139页。1929年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提案，拟定当地基督教青年会应由当地党部随时派员指导，凡举行会议必须通知党部，由党部派员出席指导，宣传党义。而且青年会开会须遵照民众团体开会仪式，如读总理遗嘱，悬党国旗，唱党歌等。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23页。
<7> 指1922年首先在上海爆发，然后迅速向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蔓延的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3月21日，该同盟发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有关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及其社会反响，可参见该书第三章：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8> 1930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1893—1966）、冯玉祥和张发奎（1896—1980），纠合阎锡山，同刚回国的汪精卫（1883—1944）组成反蒋同盟，号称共有六十万大军。后来，东北的张学良（1901—2001）在两大阵营之间支持蒋介石的中央军，助其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这里的满洲军阀应指张学良。
<9> 可能指康熙皇帝（1654—1722）。康熙最初对耶稣会有好感，曾任命耶稣会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为钦天监监正，为此前受诬陷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平反，敕令准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南怀仁制造大炮帮助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去世后康熙赐其谥号“勤敏”。耶稣会会士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曾在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居间调停，有功于清廷。1693年，康熙偶患疟疾，御医束手无策。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献上的金鸡纳霜以及张诚、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药粉，帮助治愈康熙。之后，康熙赐地建天主堂，亲题对联以表尊荣。康熙还曾作诗咏基督受难，说明其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认识。此外，他还常听天主教传教士讲道，后因礼仪之争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天主教旋即几乎遭到禁绝。此后百多年间，天主教被禁止来华传教。另一说认为可能指南明小朝廷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其生母、皇后、太子均受洗归入天主教。南明政权与清廷对抗18年，以永历帝在位时间最长，凡16年（1646—1662）。南明皇室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但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更可能指一位清朝皇帝。参见：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36-38、55-56、61-62、68-69页。以及：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一卷），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87-290、294-295页。
<10> 即弗拉维·瓦莱里乌斯·奥勒里乌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约272—337）。早期教会编年史家认为，312年，君士坦丁在米尔汶桥战役（Battle of the Milvian Bridge）中归信基督教，取得胜利，后于313年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停止逼迫基督徒，返还其财产。此举被视作罗马帝国结束逼迫基督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化的标志。然而，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性质始终存在争议。基督教为了适应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回应和调整。关于君士坦丁与基督教会，存在各种看法。近来英语世界的探讨，可参见：Constantine Revisited: Leithart, Yoder, and the Constantinian Debate, edited by John D. Roth (Eugene, OR: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3).
<11> 指基辅罗斯（Kievan Rus’）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约956—1015）。弗拉基米尔于980年统一基辅罗斯，988年进攻拜占庭帝国，迫使拜占庭与之结盟。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约958—1025）将妹妹安娜公主（Anna Porphyrogenita，963—1011）嫁与弗拉基米尔为妻。同年，弗拉基米尔受洗加入基督教，携妻返回基辅罗斯，下令销毁异教偶像，命令百姓到第聂伯河受洗改宗基督教。他在基辅罗斯各地兴建教堂、修道院和图书馆等，派传教士到北方传教，强迫当地居民入教。东斯拉夫人从此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12> 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清党、逮捕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取缔苏联顾问的事件。中国大陆教科书一般称之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题图：
宋美龄、蒋介石婚礼照片，1927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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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首发于《世代》第9期（2019年秋冬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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