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丁祖潘
译者按：本文系巴内特女士于2008年2月21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所做讲座的讲稿。感谢弗吉尼亚大学生命神学项目（the Project on Lived Theology）运营主管Jessica Seibert提供资料。原文见https://www.livedtheology.org/resources/the-rise-and-fall-of-the-confessing-church/
今年2008年，距纳粹在德国上台掌权，开启12年的恐怖统治已过去75年。这一可怕的恐怖统治导致了一场欧洲大战。这场战争不但深刻改变了欧洲历史，也改变了我们对人类之恶的理解。重要的纪念日自然让我们想起那些不那么重要的纪念日。如果我们翻阅与1933年有关的纪念日，会发现这些日子有很多，其中包括下个星期2月27日系国会纵火案（Reichstag fire）75周年纪念日，还有历史上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件，比如当时人们的辩论和争辩。它们虽不能标出日期，但同样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决定了人们如何回应那些主要事件。75年前那个冬天的数周之内，德国新教教会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和不安，导致认信教会的兴起与后来的衰落。这正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述的故事。
正如以上开场白所提示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场景中。不论是就当时的政治和历史处境来看，还是就教会历史的背景言之，我将表明，认信教会在纳粹德国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或许甚至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时刻。认信教会是德国新教教会中抵抗教会纳粹化的一场少数派运动。这场运动分裂为不同派别，对自己的身份甚至神学立场也不是很明确。尽管如此，认信教会还是改变了德国新教。当然，这场运动并未脱离纳粹独裁统治的政治背景、肆掠欧洲的战争，以及遍布欧洲大陆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其中包括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六百万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认信教会以其独特的存在，挑战了一国中王权与教权的联合、教会与国家权力的联盟，而在这个国家中，这种联合与联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深深灌输给德国人的传统。由于在一个深受民众支持的独裁国家中挑战这种联合，认信教会被迫阐明一些与所谓“真理”相反的观点（counter-truths），以抗衡时代精神。其成功与失败型塑了战后德国新教的思想和组织形式。如今的德国福音派教会（the Evangelical Church of Germany），及其神职人员和领导层，与75年前大相径庭。
然而，认信教会的故事同样也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教会。全世界，包括这个国家（译按：指美国），非洲、欧洲、亚洲，都出现一些声称认信运动的团体。我要指出，很多时候这些团体追随的榜样是象征性的，并不一定与认信教会的真实历史相符。然而，显然这些榜样具有某些吸引我们的东西，即便这仅仅指的是关于教会的某种想法，也即某个有着清晰目标并勇于将它见证出来的教会。另外，对于理解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的神学、生平及见证来说，认信教会的异象也极为重要。朋霍费尔是认信教会最著名的成员，也是其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几乎可以预见到，德国新教教会必定会在1933年1月向国家社会主义屈服。原因在于新教教会中的民族主义、对新政权的赞美、对魏玛共和国的愤怒，认同纳粹大部分言论，比如德国需要回归传统价值观、反犹主义、视犹太人为替罪羊，要为德国经受的一切耻辱负责。与此同时，新教教会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导致教会自身内部异见分子与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的斗争，后者拥护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意识形态。
可以这样来描述德意志基督徒：1920年的纳粹党党纲中有一段关于“积极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的声明：“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中一切宗教信仰都能享有自由，只要它们不会危及国家的生存，或者不与日耳曼民族的风俗及道德情操发生冲突。党本身支持某种积极基督教的立场，不会试图公然将自身与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连在一起。党与国内外一切犹太-物质主义精神（Jewish-materialistic spirit）作斗争，相信只有在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我们民族的永久复兴。”
德意志基督徒接受了这些主张，想要建立某种雅利安人的教会。德意志基督徒的呼吁在其早期阶段（开始于192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声音延续了神学与某种政治议程的联盟，甚至吸引了后来加入认信教会的基督徒。比如威廉和马丁·尼莫勒兄弟（Wilhelm & Martin Niemöller），曾经同情纳粹主义和德意志基督徒，后来成为认信教会的重要人物。威廉是纳粹党早期成员，1920年代中期加入德意志基督徒运动。马丁·尼莫勒在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投票支持纳粹党。
主流的新教教会拥护民族主义，在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年月结束后感到如释重负，反对共产主义且认同纳粹有关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大部分言论，甚至本身就常见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尽管如此，主流新教教会并未接受德意志基督徒于1933年初开始提出的极端意识形态，特别是其呼吁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教会。该种教会基本上会采用纳粹制定的种族法律，以此作为洗礼、教会成员资格、得到教会工作及授予圣职的衡量标准。企图把教会纳粹化（事实就是如此），最终会导致在德国的某些地方为所谓的“非雅利安人基督徒”（译按：主要指犹太裔基督徒。）建立单独的教会。这将使得根据纳粹法律被认为是非雅利安人的基督徒，一夜之间陷入困境。这些基督徒的人数相当于遵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三倍之多（德国是欧洲犹太人被同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当时的背景下，同化意味着改宗）。
我们要记住，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国家强加的。几乎所有要求德国教会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一致的压力都来自（教会）内部。这些措施被教会成员列入会议议程，经会议投票确认，再由选举产生的教会官员执行，并被一些享有国际盛誉的德国神学家赋予神学上的合法性。这些德国神学家包括保罗·阿尔塔乌斯（Paul Althaus，1888—1966）、伊曼纽尔·赫希（Emanuel Hirsch，1888—1972）和格哈德·基特尔（Gerhard Kittel，1888—1948）。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即在认信教会中团结一致的声音，同样来自众教会内部。最初（在认信教会的早期阶段），他们自称为牧师紧急联盟（Pastors’Emergency League），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受纳粹种族法律影响的牧师和其他教会职员。然而，这个团体当时尚未有任何明确的神学理论，对于在新的情势下神学会是什么样子有很多争论。一次又一次，人们期望“让教会成为教会”，也就是回到信仰告白、圣经经文，对德意志基督徒的意识形态影响设定明确的界限。
与德意志基督徒斗争的早期阶段，其高潮是1934年5月新教教会领袖在巴门（Barmen）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巴门宣言》（Barmen Confession）。该宣言大部分由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执笔。《巴门宣言》驳斥了德意志基督徒的教导，否定了纳粹政权干涉教会的企图。宣言共有六条内容，声明教会单单建立在传统信仰告白和圣经的基础上，且教会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和政治方面的信念”。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宣布，从教会的立场来看，国家的权威和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宣言还明确否定了纳粹独裁政权赖以建立的元首制原则（Führer principle）。这样一来，《巴门宣言》就是一份潜在的对纳粹主义政治抵抗的声明。一些认信教会的基督徒相信，这是最终走向政治抵抗的第一步，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朋霍费尔和马丁·尼莫勒。
然而，这仅仅是一份潜在的政治抵抗的声明。甚至在今天，《巴门宣言》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1）向内退回到某种纯粹的基督教思想，此种思想将仍然不受世上政治的污染；2）向外挑战世界及其扼杀良知和精神的企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认信教会”运动出现在神学和政治光谱的各个方面——它们或从这个方向或从另一个方向来解读《巴门宣言》及其历史）。当时，人们从这两个方向来解读这份宣言，其中甚至包括100余位投票支持《巴门宣言》的新教教会领袖。宣言谴责了德意志基督徒的意识形态，及其建立某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督教的企图。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宣言》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份明确声明，一个真正的“这是我的立场”（Here I stand）的时刻。然而，该宣言声称的基督教的根基，也即回到圣经经文、唯独跟随基督（而非任何世上的元首），也能够被解读为转向内在，转向“让教会成为教会”（就像当时流行的说法一样），从政治领域退回到机构的纯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转向对教会发出警告，建立一个可以在纳粹德国照常运作的教会，并且决定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路20:25）。
这实际上是当时最普遍的解释。今天，当我们想到认信教会时，我们通常会想到朋霍费尔，假定德国新教徒非常清楚他们面临的政治和神学方面的挑战。然而，对于大多数新教神学家、牧师和教会领袖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只有对德意志基督徒的谴责才是明确无误的。从一开始，朋霍费尔就处于教会边缘，他甚至没有参加1934年5月的巴门会议，原因是早在1933年9月，朋霍费尔因厌恶教会政治而离开德国，并在给卡尔·巴特的一封信中，将他离开德国去往伦敦担任牧职描述为“进入旷野”。即便对朋霍费尔来说，开始清楚明白目标和策略，以及对他自己要求何种神学，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他1945年离世。在那些年月，人们看到朋霍费尔在努力思考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世上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的教会被呼召来做些什么。从一开始，朋霍费尔就在政治上明确谴责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朋霍费尔比他教会中的大多数人要早好几年），明确委身一种不同的教会异象——他也同时试图定义这个异象可能是什么——并且想让认信教会成为那样的教会。1933年至1935年，朋霍费尔在伦敦担任牧职期间，成功让那里的会众加入认信教会，摆脱柏林教会的控制，后者要么公开同情德意志基督徒，要么小心地模糊他们所说与所做的一切，让人看不出其中的区别。
1935年春，朋霍费尔回到纳粹德国主持一间神学院，这间神学院是为了装备将来在认信教会担任牧职的人而开设的。这时，朋霍费尔发现自己处于德国教会斗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教会斗争始于1934年10月的达勒姆会议（Dahlem synod）。在这次会议上，《巴门宣言》团结起来的队伍瓦解了。新教主流和建制派教会领袖选择建立某种认信教会的模式，以避免教会在不同派系间——德意志基督徒和认信基督徒——产生分裂，因而创建某种机构，这个机构充其量代表某种不稳定的和平。然而，激进的认信基督徒（他们从向外的方向来解读《巴门宣言》）可不买账，他们在达勒姆会议中宣布脱离，建立自己的治理体系，独自的神学院教职人员和考试委员会，来训练和考核候选人。那些最激进的认信基督徒认为自己事实上已是独立的教会。当朋霍费尔返回纳粹德国时，这就是他回到的教会和牧养岗位。
然而，即便是这些激进的认信基督徒也从未真正离开德国新教教会，甚至在达勒姆会议之后，新教教会仍然包含了所有这些不同派别。教会最杰出的领袖选择了一条谨慎的道路，以1）防止教会分裂为不同派别；2）避免与纳粹国家发生冲突。
这就意味着对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与如今在许多教会官僚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德意志基督徒达成各种妥协，以及对那些向纳粹政权表明政治效忠和支持的政策，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表达教会怯懦的批评。当教会想要对抗纳粹国家的某些做法时，这意味着幕后的秘密外交，利用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与纳粹官僚的关系，而不是公开发声抗议和谴责。
其真实情形，正是数十年后历史学家开始考察认信教会的言行记录（不是1945年之后立马出现的美化景象）时所发现的：那是一幅可耻、可悲、令人作呕的景象，其中有怯懦、与国家暴力串通一气。
1935年，在纽伦堡法律（Nuremberg laws）通过两周之后，一小群女执事（deaconesses）试图让在斯特格利茨（Steglitz）召开的认信教会会议，公开声明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采取的种种措施。她们在提交给教会会议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译按：参《创世记》4:9）我们在认信教会中没有比该隐更好的回答了（译按：指该隐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参《创世记》4:9）……为什么我们必定会不断从非基督徒那里听到他们觉得教会已经抛弃他们了？……为何教会不为那些无辜受苦的人、那些受逼迫的人祷告呢？为什么没有为犹太人举行的祷告会，就像牧师们被捕时举行的祷告会那样呢？教会让我们很难为她自己辩护。”
然而，备忘录和应对措施甚至都没有提上会议议程，因为主持会议的主教（《巴门宣言》的签署人之一）警告说，认信教会如果公开谈论这项重要的纳粹政策，将无异于自杀。另一位教会领袖则威胁说，如果在会上讨论犹太人议题，他就离席。
在一连串的关键问题上，教会的反应是相似的：对“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的普遍沉默；暗中试图阻止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同时拒绝将之公布出来；一旦战争爆发，又试图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公开支持纳粹的战争政策。到了1937年，认信教会甚至在远离所谓的非雅利安人基督徒，而教会斗争的初衷正是为了这一特定群体。为了避免与国家法律直接对抗，教会可耻地抛弃了受纳粹种族法律影响的牧师。这些牧师中有些移居国外，有些在“水晶之夜”后被捕并送进集中营，有些则在教会的沉默中承受痛苦。
看到认信教会的怯懦，有些人选择愤怒离开。1938年，年轻的律师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1899—1976）——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统——厌恶地辞去莱茵兰认信教会委员会（Confessing Council）的职务，谴责其不断作出妥协：“多少次我们宣告说无法忍受，然而我们忍受下来了！”
正如以上勾勒的这份年代表所提示的那样，或许认信教会的轨迹，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短暂的、带着愿景和希望并充满活力的时刻，随后便是持续的、了无生气的衰落，而非兴衰起伏的过程。整个1930年代（从1933年到1939年），每年都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及不为人知的、持续不断的教会对话、回应和争论（这在有关这一时期的一般历史著作中并不常见），此外还包括人们去教堂，送孩子参加查经，牧师们布道。认信教会的故事通常在1935年左右接近尾声，但它仍在继续。它是数以千计的德国新教徒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段复杂的历史中，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走过的道路充满了讽刺。他没有参加巴门会议，也没有出席达勒姆会议。他在早期教会斗争突出事件中的短暂露面，最恰当的描述是“煽动骚乱”。1933年，在维滕堡召开的所谓“褐色会议”（brown synod）<1> 期间，朋霍费尔开父亲的车带着朋友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Franz Hildebrandt，1909—1985）进城，在所有的树上钉上抗议传单。在1935年的斯特格利茨会议上，朋霍费尔和他的学生再次出现。他们坐在教堂的阳台上，跺脚抗议，向下面的代表发出嘘声。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这两件事期间，朋霍费尔去往伦敦——我认为这一行为反映了他与官方教会不确定和矛盾的关系。当他回到德国时，他的职位几乎是（离官方教会）最偏远的，即带领认信教会五间神学院中的一间（这些神学院由达勒姆会议中的激进分子建立），教育年轻的神学家，后者想在那个最糟糕、最不确定的时代做牧师。因为他们在不合法的神学院接受训练，所以他们的圣职按立不被官方教会认可，而且，他们不得不在可以供应他们的认信教会教区寻找侍奉的工作。他们也不能指望得到官方教会牧师（他们是国家公务员）的标准福利和保障。1939年8月之后，他们几乎都被征召入伍，成为士兵。认信教会中半数不合法的神学院学生死于战争，大多数死于东线战场。1935年至1937年间，113名青年师从朋霍费尔，其中36人在战斗中丧生。
但认信教会在战争中仍继续存在：男人们不见了，女人们让它活下去。当我们把朋霍费尔这些年的经历与认信教会的兴衰（或者可能是了无生气的衰落）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惊人的观察结果。1）在同一时期，教会变得越发失去行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而朋霍费尔代表认信教会参与的斗争，却变得最为激烈和具有决定性。他对认信教会最深入的参与发生在1935年到1939年间。当时，达勒姆组织转入地下，主流教会陷入沉默。在那些年间，朋霍费尔教导一代学生去传道、牧会。他在那段时间写出神学经典《做门徒的代价》（Discipleship）和《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并开始具体构想一种新的教会、事工和信徒中间的团契。2)另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当我们阅读那些年的文献，比如信件、布道词、学生笔记时，我们发现这些材料几乎没有揭示它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在芬肯沃德（Finkenwalde）神学院以及朋霍费尔监督地下神学院学生的那些年，留下来的文献似乎表明某种向内的转向。朋霍费尔把重心放在释经、布道、牧会，但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文献时（考虑到更大的政治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在试图向处于教会边缘的神学生们提供精神食粮，喂养他们。这些神学生在纳粹德国的身份地位也已确定了：作为不合法的神学生，他们采取的立场危及他们在官方教会的地位，并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朋霍费尔全集》（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DBWE）包含有一系列警方报告，其中涉及朋霍费尔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他与神学生、圣经团体的谈话。1937年，盖世太保（Gestapo）关闭了芬肯沃德神学院。第二年，朋霍费尔被驱逐出柏林。1940年，警方禁止他公开演讲，并要求他无论去哪里，都要向当地警察报到确认。3）这让我们想到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1939年，朋霍费尔离开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国家（译按：指美国。），他感到内疚，旋即返回德国，并在短期内继续监督地下神学院的学生。但此时他已经是抵抗组织中的一员了。无论如何，他在认信教会中的正式工作已经结束了。1945年纳粹垮台后，主流教会领袖谴责朋霍费尔的抵抗活动是基于政治的，而非基督徒之举。
这让我看到，认信教会中最直言不讳的成员，那些有所作为的人，那些实际上是某种抵抗组织成员的人，往往处于边缘地位。事实上，剥开认信教会的层层外衣，我们会发现许多运动和神学理论的发展，后来都结出了果实，比如1）年轻女性神学家的角色，她们为争取按立圣职而斗争，以及在战争期间保持认信教会的活力。不同的教会观尤其是在东德（G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结出果实（阿尔布雷希特·舍纳尔主教[Albrecht Schoenherr]）。1945年后，随着教会的重建，这一切在西德（BRD,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失去了。2）政治神学的出现，其遗产由尼莫勒、沙夫（Scharf）、戈尔维策（Gollwitzer）、贝特格（Eberhard Bethge）继承实践。他们也是战后德国的道德领袖，为良知、记忆与和解发声。库尔特·沙尔夫（Kurt Scharf，1902—1990）帮助建立并领导和平行动和解服务（Aktion Suehnezeichen）机构。正是贝特格（朋霍费尔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在德国公开谈论大屠杀（Holocaust），并帮助促成1981年莱茵会议（Rhineland synod）的声明，该声明重新定义了德国新教教会与犹太教的关系。
换句话说，就其后果和遗产来说，认信教会成为抵抗和勇气的象征，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战后德国的新教教会，获得认信教会从未有过的政治和神学方面的明晰。当我为我的第一本书<2>收集口述历史材料时，我有幸采访了一些认信教会的人。我当时觉得、现在仍然觉得，我遇到了这个教会所拥有的最杰出、最聪明的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教会的潜力多么大。
对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从受访者那里了解到的一件事是，当时朋霍费尔相当不为人知。今天，我们把他描述为认信教会的领袖，但许多受访者说，他们直到1945年之后才听说过他。他那时还太年轻（1933年才满27岁），既非主教，也非名牧，而且在德国以外度过相当长一段时期，所以他总是处于边缘地位。在很多方面，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他的教会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但这并不总是能清楚解释他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关于他在教会的归属问题。他转向抵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真的并非计划中——我不太确定这是他发现并清楚自己置身的处境之后所做的决定）。<3>
朋霍费尔是如何看待认信教会的呢？从很多方面来说，他在抵抗运动和（1943年之后）入狱的那段时间，是他神学思想最为丰富的时期，尽管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尚未完成，仅仅只是草稿。他的许多神学方面的对话是以写给贝特格的书信形式呈现的。在这一点上，与其说它是处于边缘的生活，不如说它真正脱离了战时认信教会的日常现实。他的主要交流对象是当兵的学生和他们的家人。他对认信教会的失望塑造了这一神学。1944年5月，朋霍费尔写道：
“我们教会这些年来一直仅仅为了自我保存而斗争，似乎这本身就是目的。这样的教会无法把和解与救赎的话语带给人类和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先前的话必然会变得软弱无力，哑然无声。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将仅限于两件事：祷告和行义。”<4>
朋霍费尔在抵抗运动和狱中这些年的神学思想，当然受到政治现实以及他对政治现实反思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他关于教会的异象之塑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朋霍费尔是一个边缘人物，但他却是德国新教教会中极少数在1939年到1945年思考并写作教会斗争意义的人之一，并且继续思考教会斗争对于基督信仰及其教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些作品，朋霍费尔的声音往往定义了认信教会的遗产，尽管他是对认信教会最为失望的人之一。1945年以后，那些寻求延续认信教会的年轻牧师，大多是朋霍费尔以前的学生。
但正如我们若不始终记得认信教会的历史背景，就无法理解认信教会的历史一样，除非我们探究朋霍费尔当时从教会斗争，以及认信教会运动的兴衰中学到什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朋霍费尔对教会的反思。他写道：“我们教会这些年来一直仅仅为了自我保存而斗争，似乎这就是目的本身，这样的教会无法把和解与救赎的话语带给人类和这个世界。”朋霍费尔清楚看到妥协和共谋的代价是什么。他理解失败是什么，知道当失去脊梁时人的灵魂会发生什么，也知道当基督教会一而再再而三做出妥协时会遭遇什么。朋霍费尔明白，当教会不断地重新定义其宣讲的信息、释经和神学，以便躲避麻烦的时候，这不是不作为的罪，而是共谋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后初期，对于新教领袖来说，朋霍费尔是一个如此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人物。1945年秋，德国新教教会领袖（其中一些人参加过巴门会议，许多人做过妥协）发表《斯图加特认罪宣言》（The Stuttgart declaration of guilt），对自己不作为的罪悔改。他们将自己的失败描述为未能遵守基督教原则，因而谴责自己，用《斯图加特认罪宣言》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更勇敢地见证、更忠心地祈祷、更喜乐地相信、更热烈地去爱”。 <5>
然而，这份认罪宣言也声明：“事实上，我们多年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与某种精神斗争，这种精神可怕地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独裁统治中。”
当时，朋霍费尔已不在人世，不再能活着发言了，但马丁·尼莫勒还活着，他说那是谎言。尼莫勒加入朋霍费尔的行列，成为战后最具争议、最坚决果断的人物之一。仅仅在斯图加特会议几周前，尼莫勒严厉批评教会，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教会……它没有向民众发出警告，没有揭露已经发生的不公正……认信教会负很大责任，因为它最为清楚地看到事情的进展，甚至把它说出来，但后来就厌倦了，惧怕人多过惧怕永生神……”。
本着马丁·尼莫勒的精神，那些试图在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创建某种认信教会的人，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有意识地承认认信教会的弱点和失败。当时，对认信教会的理想化，主要来自某些领袖，他们极力想要控制认信教会。今天，我有时碰到的这种理想化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认为它忽略了历史的要点，但我想补充的是，试图完全忽视它也是一样。认信教会是一次令人感伤的、勇敢的尝试，试图做出能够经得起时代挑战的基督徒见证。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陷阱和试探层出不穷。然而，其他选择，比如，远离这些挑战，或者接受邪恶而不是与之战斗，同样要付出代价。
朋霍费尔在1944年写道：“我们教会这些年来一直仅仅为了自我保存而斗争，似乎这本身就是目的，这样的教会无法把和解与救赎的话语带给人类和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先前的话必然会变得软弱无力，哑然无声。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将仅限于两件事：祷告和行义。”朋霍费尔知道他的教会失败了。他知道，除非教会改变，否则就无法解决下一个挑战：和解的任务。所以，他留给基督徒两项任务（祷告和行义），而你不需要教会才能完成这两项任务。然后，他接着阐述他关于教会的异象：“到你长大的时候，教会的形式会发生很大变化。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大熔炉……预言那一天不是我们的事，那时，人类将再次被呼召去传扬上帝的话，使世界因此得到改变和更新。这将是一种新的语言，或许是相当非宗教的，但却是释放自由的和救赎的（语言），正如耶稣自己的语言那样……它将是某种新的公义和真理之语言，宣告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和平，以及天国的到来……在那之前，基督教的事业将是一件沉默的和隐蔽的事业，但也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祷告和行善，并且等候上帝自己的时间。愿你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愿有一天有人这样说到你：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4:18）”<6>
<1>“褐色会议”，即1933年9月在德国维滕堡召开的普鲁士总主教会议”（The Prussian General Synod）。因为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支持纳粹政策，身着褐色制服，故有“褐色会议”之称。会议宣誓效忠希特勒，接受雅利安条款，并选出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üller，1883—1945）担任帝国主教。——译者注
<2>即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译者注
<3>关于朋霍费尔投身实际的政治抵抗运动，参加刺杀希特勒的计划的原因，可参考Sabine Dramm,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the Resistanc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译者注
<4>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New York: Macmillan Collier Books, 1971), 300.
<5> Matthew Hockenos, A Church Divided: 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7.
<6>译文参照高师宁译本，有改动。见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何光沪校，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61—162页。——译者注
（维多利亚·巴内特博士（Dr. Victoria Barnett），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伦理、宗教和大屠杀项目”主任(已于2019年退休)、《朋霍费尔全集》（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英文版主编之一。曾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著有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Bystanders: Conscience and Complicity during the Holocaust (Greenwood Press, 1999)及多篇研究大屠杀的文章，另有编译作品多部。）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4期（2021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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