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世界、皈依:默顿的《七重山》读后*/崇明

[题图: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肖像。来源:Mark Shaw, Beneath the Mask of Holiness: Thomas Merton and the Forbidden Love Affair That Set Him Fre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扉页。]

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这部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基督教灵性自传,其标题来源于但丁(Dante,1265—1321)的《神曲》(Divine Comedy),这提醒读者,这部自传是一本关于悔改和皈依的书。对默顿而言,他走向上帝的历程,不是虔诚的朝圣之旅,而是炼狱。在自传的开头,默顿坦言自己早年的生命是对上帝的背离,是地狱之旅:“本性自由,带着上帝的形象,但我却是我自己的暴力和自私的囚徒,带着我生而进入其中的世界的形象。这个世界是地狱的图像,充满了和我一样的人:爱上帝却又恨他;生下来是为了爱他,却在恐惧和无望的、自相矛盾的饥饿中生活。”<1> (更多…)

朋霍费尔对“自然的”之论述/孙毅

[题图: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肖像。来源:Dietrich Bonhoeffer: A Life in Pictures, edited by Renate Bethge and Christian Gremmel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6)扉页。]

内容提要:朋霍费尔认为“自然的”(das Natürliche)这个概念在新教伦理学中丧失了信誉。在现代人所陷入的抓不住实在的困境中,这个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多少失去了其原有的导向。朋霍费尔试图从基督论角度说明,随着基督给人带来的和解,“自然的”得以显明为仅次于终极之实在,其作为受造的身份才有可能显明出来,并因此和它的创造者之间形成具有实在性的两层面之实在观。在这种实在观的基础上,人由此认识到作为上帝所保存的“自然的”之价值与意义,从而可能认识到“非自然的”所带来的破坏。

关键词:自然的 自然主义 实在 仅次于终极之实在 (更多…)

理解艾希曼现象: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王寅丽

[题图: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肖像。来源:The New Yorker]

 

自20世纪三十年代纳粹上台起,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就放弃了做一个纯粹学者的梦想,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这部为她赢得世界声誉的著作中,阿伦特系统研究了极权主义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群众心理基础,把这一大规模群众运动看作现代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此书对纳粹统治的社会基础提出了一种解释,但奥斯威辛这类极大的、史无前例的恶并没有得到解释。即使我们追根溯源地找出大屠杀的所有政治、经济、心理、社会条件,如此恶行的出现仍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 (更多…)

认信教会的兴衰/维多利亚·巴内特(Victoria Barnett)

译/丁祖潘

 

译者按:本文系巴内特女士于2008年2月21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所做讲座的讲稿。感谢弗吉尼亚大学生命神学项目(the Project on Lived Theology)运营主管Jessica Seibert提供资料。原文见https://www.livedtheology.org/resources/the-rise-and-fall-of-the-confessing-church/

今年2008年,距纳粹在德国上台掌权,开启12年的恐怖统治已过去75年。这一可怕的恐怖统治导致了一场欧洲大战。这场战争不但深刻改变了欧洲历史,也改变了我们对人类之恶的理解。重要的纪念日自然让我们想起那些不那么重要的纪念日。如果我们翻阅与1933年有关的纪念日,会发现这些日子有很多,其中包括下个星期2月27日系国会纵火案(Reichstag fire)75周年纪念日,还有历史上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件,比如当时人们的辩论和争辩。它们虽不能标出日期,但同样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决定了人们如何回应那些主要事件。75年前那个冬天的数周之内,德国新教教会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和不安,导致认信教会的兴起与后来的衰落。这正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述的故事。 (更多…)

《世代》第14期卷首语/丁祖潘

 

在西方文明史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被视为最重要的主题。<1> 由于二者都要求得到人们普遍的忠诚,教会与当权者的张力乃至较量,一直是型塑西方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之一。这一较量从罗马帝国经中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苏共时期,其中不断上演的一幕是,当政治体系试图神化(deify)自己,或者当教会丧失其超越性异象,将上帝国等同于地上国时,教会与政权之间的界限就被践踏。

对于一个要求绝对国家权力的宗教性政党来说,基督教会往往成为被驯化乃至受攻击的对象。这不单是因为教会组织妨碍绝对权力的施行,更重要的是,绝对国家权力背后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与同样排他性的基督信仰难以共存。当前者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后者时,教会成员对基督的见证便面临严峻考验。此时,他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本期《世代》所关注的纳粹德国时期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 Bekennende Kirche),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一台戏。 (更多…)

基督的三重职分和文化使命的灵性基础/戴永富

[题图:东方博士来朝拜(Adoration of the magi)。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编者按:本文系戴永富老师探讨文化使命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原计划收入《世代》第14期(2021年夏季号)后按序发表。因本文主要内容曾在最近某次论坛讲座中分享,经作者同意,我们将文章提前刊发,以满足听众读者们的需要。

 

一、导论

信徒改变世界的雄心,导致不加批判地接受非基督教的权力观,而这使得他们最终不但没能改变世界,反倒被世界影响了。这是美国宗教与文化社会学家詹姆斯·亨特(James D. Hunter)在其富有启发性的书《改变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提出的论点之一。这里所谓的“权力”,是指改变情况或实现使命的各种能力,但对罪人而言,权力的使用必然倾向于滥用(Hunter 2010, 188)。亨特因此认为,信徒所从事的创造或文化使命,不应出于改变世界的雄心,而要源自不计成败的“信实同在”(faithful presence)这一见证模式(同上,95)。神要求信徒对神和他人忠实,并借此向世界见证出神的同在(同上,243—248)。亨特给基督徒以关键且适时的提醒:为了避免属世权力观的熏染,公共事奉的动力不宜是改变世界的抱负。亨特在书中的讨论看来聚焦于文化使命,而这也是本文的焦点。文化使命是公共神学中最重要、并与改变世界的理想关系最直接的概念,所以也最容易引起误解。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