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第5期卷首语/许宏

 

在现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谈论文学艺术,很难不考虑这段话或类似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 <1>

这并非仅仅因为此段话为1949年以后至少七十年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方面奠定了基调。也在于,即使在其发表的1942年,这段话已然代表着当时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主流对于文艺的态度。<2>

早在“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代初,这种走向已经开始显现。那时,从苏联而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业已是最吸引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当时,北京大学被誉为“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列宁(Ле́нин,1870—1924,原名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成为这所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民意调查的“世界第一伟人”,而“社会主义”则是那里最受欢迎的政治思潮。<3>

从1920年代的北大到1940年代的延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巨大的机器当中。文学艺术的从业者、爱好者是其中显著的群体。作为“齿轮和螺丝钉”,他们及其后继者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机器的运转贡献了自己。

在1949年以来的各样运动之后,到了“五四运动”即将过去一百年的今日,上述意识形态似乎丧失了早先几十年的吸引力。那些曾经被无产阶级革命批判的各种意识形态又回到中国社会的公共视野之中。

然而,这不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就此淡出了。新一代的人可能被新兴的意识形态吸引,但是新近流行的风潮与曾经时尚的潮流未必就全然不同。

就任何在中国新兴或重新兴起的意识形态而言,它们都是在近百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混合着中国历史当中对人及其权力的崇拜传承,如此的革命背景可能在任何新兴或重新兴起的意识形态那里留下或多或少这样的印记:文学艺术是服务于政治的工具。

当然,这并非是说所有人都认同政治统帅文学艺术的主张。正是考虑到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它类似意识形态的广泛存在,那些在历史上对此所做的深入反思就显得格外宝贵。对于文学艺术的从业者或爱好者来说,如何面对创作与意识形态、创作与权力,这是无法完全回避的问题。

在此意义上,《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尝试初步梳理一些被现当代中国主流或流行意识形态掩盖的文学资源。有些资源散落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有些来自欧美。总体来说,它们之所以与无产阶级革命或类似意识形态有所不同或很不相同,是因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既超越又临在这个暂时世界的基督启示的影响。

从近一千多年的历史看,相较于世界其它文化传统,基于这个启示的信仰,特别是受此熏陶的欧美文化传统,使得文学艺术的从业者或爱好者在面对意识形态及其权力体系的问题上相对可能有着比较大的独立创作意识和空间。而就欧洲内部而言,文化意义上的西欧在总体上比东欧的独立空间要明显更大。

这不是说文学艺术在欧美文化传统中就没有成为政治的工具。列宁的“齿轮和螺丝钉”主义不仅是他的一家之言,也是近现代欧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他在发表这个关于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言论时,还不是作为俄罗斯官方的领导人。那是在1905年,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还有十二年。那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包括俄罗斯在内不少欧洲人拥抱的对象。这种意识形态在成为东欧及世界其它一些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之前都已经有着相当广泛的吸引力。<4>

即使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西欧,此种意识形态的主要作者之一,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仍然是比如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主流大众媒体民意调查中最受欢迎的思想者。<5>

但是,一个可能被长期忽视的现象是,马克思其实得益于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独立空间明显更大的西欧,尤其是在他后半生流亡的所在地——英国。1917年以前的列宁也显然受惠于西欧更大的独立空间。那些年,列宁最喜爱的欧洲城市是伦敦和日内瓦。<6>

这种相对较大的独立空间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会与国家权力彼此制约的结果。在过去一千多年当中的很多时候,由于强调属天权柄的独立以及其它各样历史因素的交织,西方教会在大体上没有完全成为附属于国家的部门,西方国家之间也有竞争,这样的状况使得西方国家权力体系不容易实现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西方的国家权力体系并不甘愿受制于教会的管辖,教会之内也并非完全的大一统,教会在西方也就没有形成独一的统治。<7>

如此背景,虽然不能完全避免文学艺术成为政治的工具,却可能使得文学艺术的从业者或爱好者在面对政治时不那么完全容易或习惯于被全权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体系辖制,也不是那么完全容易或习惯于对全权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体系产生绝对的崇拜。

如此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从业者或爱好者可能面对的赞助者也不是来自单一而全权的权力体系,而是互相制约的两者(教会、国家)分立或多者(教会、国家、社会)并立的世界。<8>

这显然有利于文学艺术的自由创作。毕竟,如果文学艺术只能是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或者仅仅是权力的传声筒、某种意识形态机器的零部件,不仅文学艺术会被简化为宣传品,更重要的是,从事或爱好文学艺术的人也会被工具化。  

不过,反对文学艺术及其从业者、爱好者被工具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就完全认同本文开始时引用的那段文字所反对的诸如“为艺术的艺术”的立场。

“为艺术的艺术”,或者,“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意识形态,源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文学艺术的从业者及爱好者开始比以往更有意识地在教会权柄和国家权力之外寻求文学艺术的自治。对他们而言,文学艺术的好坏有其内在的规则,不是外在的权威可以决定的。<9>

以分权及分工的角度看,文学艺术从教会和国家的权力体系中分别出来有益于文学艺术的自由创作。某种意义上,这就像教会寻求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干涉那样。如此,可以减少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滥用。

教会和国家在欧洲近一千多年当中的很长时间是权力和资源最集中的两大体系。近代以来,在教会与国家的张力中,与两者都有关联的社会开始比在中世纪时期有着更进一步的兴起,其中就包括寻求自治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10>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形态关乎的不仅是在领域上寻求自治,也在很多情况下是在寻求与基督信仰本身的分离,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对艺术的信仰替代对上帝的信仰。<11>        

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这是另外一种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文艺历史的观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在“五四运动”前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1868—1940)于1917年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蔡元培的观点,反映了他那一代及之后不少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在蔡元培及他的同道眼中,基督教在西方已经是不仅过时而且落后的现象,在其与精神相关的“智识”、“意志”、“感情”这三方面,已被不再“附丽于宗教”的科学、道德、美育所取代。<12>

这与“五四运动”之后在北大及更大范围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流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有着相似之处。

马克思和他的同道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这样总结历史,“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而“基督教思想”却“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相比之下,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3>

从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认为文艺是政治工具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启蒙运动式的意识形态,两者其实并没有那么对立。在面对历史当中的基督教这个问题上,两者的立场是近似的。当然,如果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看,“启蒙运动”显然是远非彻底的革命,其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或类似的意识形态也就不难理解。

换言之,这两个看起来对立的意识形态至少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声称某些人或人本身对于某个领域或整个世界拥有主权。在此共通点之下的不同是: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形态那里,是从事或爱好文学艺术的人对文艺领域的主权;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那里,是无产阶级对整个世界的主权,包括文学艺术领域。显然,这两者对人的主权的强调与欧洲基督教传统所突出的人在上帝之下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反差。

尽管如此,并没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存在,欧洲基督教传统所凸显的人在上帝之下的世界观就从历史中消失了。即使在近代以后,上帝透过基督的启示及其带来的上帝创造、治理、拯救人和世界的图景仍然是启发一些欧洲及世界其它地区文艺创作者灵感的背景。(本期封面封底画即是根据一部现代文学作品创作的《纳尼亚世界地图》。)<14>

连同近代以前不同时期的创作,这些作品中既有超越这个暂时世界的维度,也有这个暂时世界之内的维度。正是这两个维度,而非任何单一维度,使得在基督启示及其信仰背景之下的欧洲文艺世界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总体上呈现出富于创作活力的景象。这跟西方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所产生的活力是一脉相承的。

视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机器零部件的意识形态,以及将信仰艺术替代信仰上帝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形态,消解了这种张力和活力。这些意识形态似乎要把人从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却将人封闭在这个暂时世界之中。尤其是前者,在根本上取消了超越这暂时世界的维度,将暂时世界当作历史的全部。

在基本的意义上,这种张力和活力是永恒上帝透过基督创造、治理并进入这暂时世界产生的。这本身即是让人看不见的上帝以其让人看得见的话语进行的创作。相对任何人的创作,这是一切创作的原本和本源。<15>

面对各样意识形态之下的文艺观,这个创作的原本和本源,不仅可以帮助人更深地理解《圣经》与欧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联,进一步研究欧美文艺历史,也可以帮助考察跟《圣经》似乎没有深入关系的,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其它各地的文艺创作。

或者说,这个创作的原本和本源是时常的提醒,人不是作为人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将自己捆绑在以某些人为中心的文艺世界之内,而是作为以上帝形象创作的活人,在上帝创作的世界,学习透过那原本和本源的创作带来的光,探索上帝创作的奥秘。<16>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205.htm

<2>  Dai Qing, Wang Shiwei and “Wild Lilies”: Rectification and Pur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2-1944, edited by David E. Apter and Timothy Cheek, translated by Nancy Liu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compiled by Song Jinshou (M. E. Sharpe, 1994), 41.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edited by Tony Saich, with a contribution by Benjamin Yang (M. E. Sharpe, 1996), lxii.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Joshua S. Mostow, Kirk A. Denton, Bruce Fulton, Sharalyn Orbaug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463.

<3>  梁化奎,“论‘列宁主义’从苏俄到在中国的出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10期。卢毅,“试析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左翼化倾向及其成因”,《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实践:成舍我的‘非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 ”,《新闻学研究》2011年1月,第106期,219-248。张太雷,“列宁与中国青年”,莫斯科《工人日报》1924年2月,http://qnzz.youth.cn/zhuanti/qys/people/ztl/tptx/201204/t20120410_2127981.htm

<4>  V. I. Lenin, Lenin on Literature and Art (Wildside Press, 2008), 21-25.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H-R, edited by M. Keith Booker (Greenwood Press, 2005), 464. Terry Eagleton,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Routledge Classics, 2002), 38. Andrzej Walicki,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translated from the Polish by Hilda Andrews-Rusieck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406-448. Albert S. Lindemann, A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3-184.  

<5>  “Marx the millennium’s ‘greatest thinker’ “, BBC News,  October 1, 1999 , http://news.bbc.co.uk/2/hi/461545.stm. “Marx wins In Our Time’s Greatest Philosopher vote”, BBC Radio 4, July 13, 2005, http://www.bbc.co.uk/pressoffice/pressreleases/stories/2005/07_july/13/radio4.shtml.

<6>  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Liveright, 2013), 243. Christopher Read, Lenin: A Revolutionary Life (Routledge, 2005), 104.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8, 151.

<7>  Brian Tierney, 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88), 1-2. Church and State through the Centuries: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i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idney Z. Ehler and John B. Morrall (Biblo and Tannen, 1967), 2.

<8>  布拉姆·克姆佩斯,杨震译,《绘画、权力与赞助机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职业艺术家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8,272。Frederick B. Artz, The Mind of the Middle Ages: An Historical Survey, A.D. 200-15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25-232. 也参见其他学者对于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英国、启蒙运动等不同时期文艺赞助机制的研究:Karl Julius Holzknecht, Literary Patronage in the Middle Ages (Frank Cass, 1966). Patronage in the Renaissance, edited by Guy Fitch Lytle and Stephen Org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tronage, Politics,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in England, 1558-1658, edited by Cedric C. Brow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Dustin Griffin, Literary Patronage in England, 165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ward G. Andrew, Patrons of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9>  Gene H. Bell-Villada, Art for Art’s Sake and Literary Life: How Politics and Markets Helped Shape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Aestheticism, 1790-1990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3, 13-14, 36-37. Larry Shiner, The Invention of Art: A Cultural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189-190.

<10>  Hans L. Zetterberg, Sociological Endeavor, edited by Richard Swedberg and Emil Uddhammar (Transaction, 1999), 177-182.

<11>  Larry Shiner, The Invention of Art: A Cultural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194-196. Gene H. Bell-Villada, Art for Art’s Sake and Literary Life: How Politics and Markets Helped Shape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Aestheticism, 1790-1990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13-14.

<12>《蔡元培全集》第三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2-4,30-3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中译本,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也参见英译本: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M. Findlay (Broadview Press, 2004), 80, 94.

<14>  此画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arnian.world.map.jpg。链接提供的画作描述:Map of Narnian world as described in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by C. S. Lewis。作者:David Bedell。本期美术编辑:陆军。

<15>《创世记》1:31。《约翰福音》1:1-3,14,18。《歌罗西书》1:15-16。Christi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edited by Alister E. McGrath (Blackwell, 2001), xii-xiii. Stefanie Schult, Subcreation: Fictional-World Construction from J.R.R. Tolkien to Terry Pratchett and Tad Williams (Logos Verlag Berlin, 2017), 19-21.

<16>  C. S. Lewis, Is Theology Poetry? (Samizdat, 2014), 15, http://www.samizdat.qc.ca/arts/lit/Theology=Poetry_CSL.pdf. Nicholas Wolterstorff, “The Grace that Shaped My Life,” in Philosophers Who Believe: The Spiritual Journeys of 11 Leading Thinkers, edited by Kelly James Clark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268-269。《创世记》1:26-27,2:7。《约翰福音》21:24-25。《歌罗西书》2:2-3。《希伯来书》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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