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约翰·加尔文肖像]
引言
提到加尔文的救恩论思想，人们会下意识地想起后来所流传的“人的全然败坏”、上帝的预定及“不可抵挡的救恩”等说法，并且因为对这些说法的某种理解，便认为加尔文完全忽视人的自然本性，甚至带来加尔文是否是“厌人类者”的讨论。<1>
本文标题中所讲的“自然”，就是指人的自然本性，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指作为被上帝所造的产物，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生来或自然就有的那些因素。从创造论角度来理解人性及其生活中的“自然”问题，基督教思想家的主要特点，就是把人性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人的理性（灵性）、意志或情感等，都归在上述意义的“自然”本性之下。人生来就有的、这些被称为“上帝形象”的因素，虽在被造的人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却并非人性中的神性因素，或者与“自然”因素相并列的“精神”因素，而是被看作人性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因素。
在加尔文看来，亚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这些因素虽然受到损伤，但依然是人性所特有的因素。当加尔文说人性因着亚当的堕落而“全然败坏”时，显然不是指自然人性中上帝形象的全然消失，更不是指人因此失去人性。在《基督教要义》第二卷中，加尔文明确说明，堕落只是让人的理性与意志，在面对永恒领域中与上帝相关的方面功用消失，而在处理“地上事务”的功用并没有受到影响。这种功用充分地显明在，1）人对被造世界的深入认识，即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2）人在社会生活中对自然法的应用，即社会生活中法律及道德体系的建立；3）人对自身及社会生活的文学及艺术化描述等方面。<2>
如果从创造论角度，上面将人性中的“自然”特征理解为人因其被造生来就具有的那些因素，那么从救恩论角度来看人性中的“自然”问题，“自然”问题就涉及到人蒙恩得救后，其重生生命的性质、及其与旧有生命的关系，也就是说，就会更多地涉及到“恩典”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人在经历基督的救赎而重生时，来自于亚当的旧有生命的全然死去，意味着上述人性中“自然”因素的完全消损吗？来自于圣灵所赐之新生命，意味着一种非人性的、非“自然”的、更高级的生命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主导因素了吗？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对“重生”的不同理解。本文试图从这种救恩论的角度，来看加尔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对重生中“老我”之死的理解
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对“重生”的不同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重生”是指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神的生命，进入到人的里面。这种新的来自基督的生命代替了人旧有的生命，或者说圣灵将基督的生命带入到人的灵中，让人的灵“分有”了一种更高级的生命。而另一种理解认为，重生确实是由圣灵的内住带来人生命的更新，并使人与基督联合。更具体来说，是指圣灵对“人的灵”的更新，给人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生命，但这个新生命从质上讲还是人的生命。
对“重生”的不同理解，涉及人重生之新生命中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从卡尔西顿信经来看，这些理解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基督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种理解中，神性生命实际统贯了人性，即那个已经在死去的旧有人性，而显出替代论的特点。而在第二种理解中，实际强调了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区别，两者不能够混淆，从而显出联合论的特点。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显然带出来的救恩论也不一样。站在这种划分的框架来看，显然加尔文的救恩论更接近于第二种。
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关于救恩论的论述中，加尔文明确区别了“悔改和赦罪——就是新生命和与神白白和好”。<3> 这里加尔文将“悔改”当作成圣的主题词，同时用“赦罪”来表达称义的主要内涵。与通常的理解不同，加尔文把“重生”放在成圣的范畴中，与上面说的“悔改”属同一主题：“接受基督的人同时也接受双重的恩典，即我们借基督毫无玷污的义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在天上所有的不是法官，而是慈悲的天父；其次，我们靠基督的灵得以成圣，就能培养无可指摘和纯洁的生命。神所赏赐我们的这第二个礼物——重生，我以上已详细解释过。”<4> 可见他对重生的理解，不单是指身份或地位的变化，更是指在成圣过程中人们确实可以活出来的新生命。从这个背景下看加尔文对重生之人生命中存留的自然本性的看法，会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加尔文认为，重生之人里面还有肉体的余烬，因此治死肉体是“新人”成圣过程的主要内容。在讲到悔改与重生的问题时，加尔文这样解释其中的含义：“神的儿女借着重生就从罪恶的权势下得释放。然而，这释放并不表示他们不再受肉体的引诱······重生之人仍有罪的余烬在他们里面燃烧，并不断产生引诱信徒犯罪的私欲。”<5>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里的意思：圣灵在人生命中所带来的重生，使“老我”（旧人）死了，一个“新人”出现。需要区别的是：“老我”死了，这不意味着“肉体”（人的自然本性）死了。<6> 老我的死亡，意思是指那个原来属于肉体的“我”已经死亡，这让“我”脱离了肉体的支配，并因此从罪的权势下得着释放。用今天我们熟悉的“自我认同”的话语来表达就是，“老我”死了指与肉体认同的那个“我”已经死亡，“我”已经与肉体拉开，不再将他当作是自己，这使得人从罪的权势下得到释放，导致肉体在身上作王的状况已经结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按：指过去的那个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
这并没有否定被称为“肉体”的自然人性或习惯影响还在重生之人的身上，就如点燃的木炭虽从火中抽出，但里面的余火还没有熄灭。人并没有完全脱离肉体而生活，还是与肉体一同活着，只是不再受其控制，不再欠它的债（罗8:12）。只是它依然在生活中诱惑着信徒，好让他们如过去一样。从这个背景下来看，如果将人性之“自然”因素理解为伴随着人一同存在的“肉体”之习惯，那么显然，这个“自然”因素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不是中性的，乃是在罪之权势的控制之下。
其次，由于有上面这重因素的存在，加尔文认为，就算是已经重生之人，他们的行为亦不能让他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因此成圣的过程依然需要上帝的恩典：“任何敬虔之人一切的行为，在神严厉的审判下都只配灭亡；其次，若有人真的有某种完全的行为（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这行为将会因这敬虔之人的罪被削弱和玷污。”<7> 这就是他的双重恩典说。这里加尔文所称的“敬虔之人”，指的是重生的信徒，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无论多么努力都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
在这个背景下，加尔文成圣论的起点就是“治死”（mortification）人的肉体。他给悔改下了如下定义，“悔改也包括治死自己的肉体和旧人，以及圣灵所赐的新生。”<8> 这个治死的操练体现在成圣论中就是：放下自己（舍己）。若是人们借着圣灵开启其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老我”已经死了这个事实，那么人“治死”内体、操练舍己就有了基础：即“我”已经与肉体脱钩，那个与肉体认同、被肉体支配的“我”已经死了，好让自己从肉体习惯的势力中出来，常常回到“基督里”，即学习顺服的功课。这里加尔文用三个“不属”与三个“属”来表达他的观点，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我们不属自己，我们的理智或意志都不可决定自己的计划和行为；我们不属自己，我们因此不当寻求出于肉体私欲的目标；我们不属自己，我们当尽量忘记自己和自己的一切。相反地，我们属神，我们因此要为他而活并为他而死；我们属神，我们当让神的智慧和旨意决定和管理我们一切的行为；我们属神，我们的一生都当将神当作我们唯一的目标并向这目标迈进。”<9>
只有完全放下自己，人才有可能在更深处与基督联合。加尔文在此与其他希腊哲学进行对比，他认为，“基督信仰不是言语层面的理论，而是生命的学说。不像其他哲学，只用人的理解力和记性就能把握，而是被其占据整个灵魂、成为心灵最深处情感的关切，才可能得着。”<10> 人们内心的最深处被触及，带来心思意念的转变，人们的行为与外在生活才可能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圣经告诉我们，正直生活的起点是属灵的，其中人将内心深处的情感无伪地奉献给神，来操练圣洁与义的生活。”<11>
二、对重生中“新人”之新生命的理解
那么，加尔文如何理解在重生中所生出的那个“新人”呢？简单来说，在加尔文看来，这个重生的“新人”并非一种更高级的生命，而是“穿上”了基督的人自己，即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更加真实的人自己。
这涉及到加尔文对“新生命”的理解。在他看来，新生命主要是指：靠着圣灵在人的里面内住，在人的心灵深处将人与基督联合起来的结果，而非指一种更高级的异于人性的生命。用上述“自我认同”的话语来说，“新人”就是不再与“肉体”相认同的那个“我”，而是与耶稣基督相联合的那个“我”。这是圣灵在人内心中内住并工作的结果：“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12:3）。”
圣灵的内住在人里面的工作，主要是更新人的心灵，让人得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就如保罗明确指出的，我们所领受的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使你们再有惧怕；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靠着这灵，我们喊叫：‘阿爸！父啊！’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8:15—16，新汉语译本）这里，保罗不仅肯定了人的灵的存在，而且认为它可以与圣灵产生共鸣，一同确认人们新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与圣灵相共鸣的心灵成为领受了儿子名分的灵，确认自己是谁。这个心灵是“新人”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作为“新人”之生命人格的核心。
这与通常所说，有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里面并不矛盾：“新人”生命只有时时以基督为主，将自己认同为是属他的，隐藏在他的里面，才显出确实是新的生命，这正是“在基督里”的意思。这种联合是借助圣灵在人里面的内住而达到的。更具体地来说，“在基督里”即意味着在神的道中，即上帝的话语被圣灵光照在人的内心中时，让人顺服在那位复活的基督面前，就得以让基督活在人的生命中。
如果要问，在这个“新人”中有任何“自然”的因素存在吗？基本的回答是：这个新生命，就其所活出的更真实的人性来说，可以理解为是在基督里所更新的自然。只有在基督里，即看自己是完全属他的，人作为新生命的存在才显出是真实的。由此联系到朋霍费尔在其《伦理学》中对于“自然”的理解：关联到上帝这位终极者，才可能显出被造及被更新的人是那仅次于终极者。换言之，这并不是说个人“在基督里”就消失了，而是因此才有其存在的真实性。<12>
具体地说，人的心灵如果降服于圣灵的引导（常常需要借助于神的话语），一般人会理解为失去自我，似乎不再有我自己的选择。这种理解没有把握住新人靠圣灵与基督（道）联合的本质。人确实会失去旧的自我（老我），但这正是新人得以活出来的前提。“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腓2:13，新译本）这里的辩证关系体现在：正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中光照出基督的话语，让人可以顺服，才可能让新人在基督里立志，从而显出新人意志的作用。当新人以立志行事的方式显出他的存在，就表达出新人之新自然人性的呈现，借着与在其中工作的圣灵产生共鸣，而显出其真实性。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也就不会有新人的立志行事。
这个关系说明，正因为“在基督里”，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那个属基督的“我”才显出是真实的“我”。这两个层面同时出现，正是加尔文成圣论的精髓，即个人靠圣灵与基督的联合是人生命成圣的唯一途径。（约15:1—10）加尔文的贡献在于：从圣灵的内住及其工作来看基督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为联合式的成圣论奠定了基础。
这与他对圣餐的解释一致。为维护基督复活后人性的完整，加尔文坚持复活的基督现在坐在天上父的右边，其身体并非可以无所不在。因此人在圣礼中需要借着圣灵将人的心灵提升，才有可能与基督联合。在这个联合论的思路下，新人需要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才能活出新人的样式。这是一种联合论的成圣论思想，容许一个一直在成长中的“新人”的存在。
三、活在现实世界中
从救恩论角度来看新人中的自然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蒙恩得救的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正是在对其所处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中，新人的生命不断成长，真实人性得到彰显。对加尔文来说，新生命的成长不是在内室中完成的，而是在日常现实生活中逐渐长进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在神的真道上不停息地努力前进。我们不可因自己缓慢的速度感到绝望，因为即使我们的进度与所盼望的不同，但只要今天比昨天更进步，我们就不至于一无所得······在善行上日胜一日，直到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13>
在加尔文的成圣论中，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又是关联着默想永世来讲的，而默想永世带来的终末维度，乃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因素。这里又可能给人带来一个误解，以为信徒对永世的默想，会让人们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活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就如当年修道院的生活一样。这里的辩证关系，就如新人与基督联合才显出其真正的“我”或者其真实的人性一样，人通过默想永世，胜过死亡带来的忧惧之后，才可能更加真实地认识这个有限的世界、以及自己有限的人生，从而产生一种所谓的生存论反转（所谓的向死而生），反倒让人更加真正地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显出重生的新人才可能活出的那种生存哲学家所向往的本真的人生。从历史上看，自加尔文以来直到后来的清教传统，将现世生活看作是一个走向将来的朝圣旅程，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不是让信徒远离现实社会生活，而是正相反，让人们更多地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
首先，加尔文认为，惧怕死亡虽然是人的一种自然情感，但基督徒对已有的新生命的认识与期待，应该能够胜过这种自然情感。这取决于人对新生命的经历，以及从基督的复活中应有的信心。“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在思想到身体的死亡时感到惧怕是自然的。然而，不能接受的是，在基督徒的心里没有任何敬虔的光能以更大的安慰胜过和制伏这恐惧······那不欢喜等候死亡和复活之日的人，对基督教的了解非常有限。”<14>
其次，当人胜过对死亡的恐惧，去展望将来的生活时，所产生的效果并非让人远离或恨恶现实社会生活，而是在不再迷恋此世生活的同时，更加珍惜这有限的日常生活，更让人带着感恩的心去度过每天的生活，并把今天的生活与将来的生活关联起来，从而让今天的生活具有了超越的或终末的维度。正如加尔文所说：“当为今世感谢神之更大的理由是：我们这一辈子是在预备享受天国的荣耀······我们在今生因领受神不同的福分，就预尝神慷慨的甘甜，好激发我们更盼望和渴慕这慷慨在天上完美的显明。”<15>
这种带有终末维度的成圣论思想，把新人的成圣之路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起来，使今世的生活因此成为走向天国的朝圣旅程。在这个背景下，加尔文阐明了新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走成圣之路的几个基本原则。从这几个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人的生活并非是远离现实社会生活，反倒是更加投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之中。
第一，有重生生命的新人，在此世当过一种响应神呼召的生活。认识神对自己一生的呼召，就是明白人在今世的责任。“今世就如哨岗，神差派我们在那里放哨直到他呼召我们离开。”<16> 上帝为每个人都安排有一个恰当岗位（哨位），接受这个岗位（包括身份与工作），忠心地站到直到他召人们离开。站在上帝为人所安排的位置上，人们所做的就是在尽自己的本分，来成就他在人身上已经完成的救恩。“每一个人都有神吩咐他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是某种哨岗，免得人一生盲无目的地度日······你若接受神对你的呼召，你的生命就最有秩序。”<17> 上帝的呼召给新人带来生活的目标与秩序，这是人新生命成长的基本前提。
第二，当人带着感恩的心来度过每天的日常生活时，就显明了这样一个认定：上帝创造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事物，并不是单单为了满足我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同时也是让人们带着感恩去享受的。换言之，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们的益处，如果正确使用，就会同时给人带来身体与心灵的祝福。在这个意义上，“若我们按照神创造世界的目的使用他的恩赐，这并没有错。”<18> 加尔文并没有禁止人们去享受上帝所赐与的物品，他这里所强调的乃是照着这个物品被造的目的去使用它，使其真正地能够被物尽其用，既不被浪费，也不是照着人的欲望去扭曲其用途。
第三，作为重生的新人，其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活出不迷恋世界、不被此世的世物所奴役的生活样式，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人在各种处境下都能够知足。“我们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19> 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的表达，这特别适用于今天生活在末后世代的人。（林前7:29—31）能够拥有这些世物更好，没有了也能生活，让人不要将自己的生活完全依赖在这些世物上。
由这个原则可以引伸出：在贫穷中学习知足，在富裕中学习节制。特别是后者，作为上帝所托付的管家，“神将这一切交托给我们，我们总有一天也要为此交账。”<20> 善用上帝所托付给人的一切，以便将来能够向他交账，这种代为管理多余财富的精神，成为后来所谓新教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论
概括而言，本文所讨论的加尔文救恩论中的“自然”因素，涉及人取得基督救恩的前后，其被造与重生生命中“人性”的方面，以及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这两个方面。经上述讨论，本文达成了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人在蒙恩得救过程中，借着悔改所经历到的“老我”（旧人）的死亡，是指人不再受肉体（旧有本性）的控制，不再以肉体来认同自我，而不是指人就不再受到旧有本性（人性）的影响。
其次，就人所经历的重生来说，新生命所突出的是活出更为真实之人性的因素，这真实的生命是由新人借圣灵与基督联合的结果。从加尔文联合论的成圣论来看，成圣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并且达到完全的目标只在基督再来时才能实现。在已然与未然的张力下，“自然”的因素不能忽略。如果耶稣基督体现了真正完全的人性，那么对他人性完整的维护，就体现出对人之人性完整的坚持，这在加尔文的圣餐观中反映出来。
第三，新人的成圣生活乃是透过进入更为真实的现实生活而达成的。将此世的日常生活当作是进入将来的一个朝圣旅程来肯定，就是对新人之真实人性在不断走向完全的肯定。
<1>崇明，“‘厌人类者’加尔文——论加尔文的人性学说”，《浙江学刊》，2007年06期；刘锦玲，“加尔文是”厌人类者”吗?——对加尔文人性学说解读问题的思考”，见许志伟编，《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三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
<2>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以下简称《要义》），II,2,12－17。中译本见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重印）。本文中除个别译文另译外（用“另译”标出），其余均引自此中译本（仅标卷、章、节数）。
<3>《要义》，III，3，1。
<4>《要义》，III，11，1。
<5>《要义》，III，3，10。
<6>本文区别“老我”（old self）与“肉体”（flesh）这两个概念。从圣经角度看，“肉体”指人所共有的、源于亚当的被造之自然人性。而“老我”在本文中更多指个人在亚当的本源中对自我的认同。
<7>《要义》，III，14，11。
<8>《要义》，III，3，5。
<9>《要义》，III，7，1。
<10>《要义》，III，6，4。中文另译。
<11>《要义》，III，6，5。中文另译。
<12>参见朋霍费尔，《伦理学》，第四章“终极者和仅次于终极者”，胡其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仅次于终极者”被认为是他这本书的核心论题。见曾念粤，“终极之事与次终极之事”，《朋霍费尔与汉语神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6年，第249页。（对朋霍费尔自然观念的梳理，见孙毅，“朋霍费尔对‘自然的’之论述”，收入《世代》第14期，2021年夏季号，第62—74页。——编者注）
<13>《要义》，III，6，5。
<14>《要义》，III，9，5。
<15>《要义》，III，9，3。
<16>《要义》，III，9，4。
<17>《要义》，III，10，6。
<18>《要义》，III，10，2。
<19>《要义》，III，10，4。
<20>《要义》，III，10，5。
图片来源：题图“约翰·加尔文肖像”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Calvin#/media/File:John_Calvin_Museum_Catharijneconvent_RMCC_s84_cropped.pn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5期（2021年秋冬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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