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世代》第15期（2021年秋冬合刊号：帝国与教会）

[题图：但丁和他的《神曲》]

编者按：2021年是欧洲中世纪著名诗人但丁逝世700周年，世界不少地方举办了纪念讲座和展览。作者在澳洲墨尔本华人神学研究中心开设但丁《神曲》研读课程，梳理这位诗哲对基督徒灵命和神学的贡献，以为纪念。本文根据该课程第一堂课的讲稿整理而成。感谢陈廷忠博士惠允本刊发表。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依照国内习惯，对个别人名、地名做了调整，特此说明。 （更多…）

[题图：约翰·加尔文肖像]

引言

提到加尔文的救恩论思想，人们会下意识地想起后来所流传的“人的全然败坏”、上帝的预定及“不可抵挡的救恩”等说法，并且因为对这些说法的某种理解，便认为加尔文完全忽视人的自然本性，甚至带来加尔文是否是“厌人类者”的讨论。^<1>

本文标题中所讲的“自然”，就是指人的自然本性，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指作为被上帝所造的产物，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生来或自然就有的那些因素。从创造论角度来理解人性及其生活中的“自然”问题，基督教思想家的主要特点，就是把人性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人的理性（灵性）、意志或情感等，都归在上述意义的“自然”本性之下。人生来就有的、这些被称为“上帝形象”的因素，虽在被造的人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却并非人性中的神性因素，或者与“自然”因素相并列的“精神”因素，而是被看作人性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因素。 （更多…）

[题图：托马斯·阿奎那画像（1650年）]

摘要：自然法传统重视道德与人性的完善或幸福的相互关联性。虽说自然法是基督教伦理的一个主流思想，但它还是引起颇大的神学顾虑。一些神学家认为，自然法会导致自然—恩典二元论及其所蕴含的两种有竞争的幸福观，即在基督里和在基督外的幸福观。就此而言，基督教对自然法的接受，最好要建基于所谓“基督论式人论”。按照这以基督为理解人性的基本标准之人论，人性只能在基督里实现其终极的完善。

然而，基督论式人论是很难构造的。若视人为理解基督的标准，这会削弱基督的中心性及福音的重要性，而视基督为理解人的标准，这将威胁人性的普遍可理解性及自然法的可能性。为了建立起一个能避免以上陷阱的基督论式人论，本文以托马斯主义内部的“纯本性”之争为论证框架。争论中的双方都能提供可贵的概念性工具及正当的神学关注点，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一个严谨的基督论式人论中得到使用与回应。本文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若基督论（即包含着先存的圣子这教义之基督论）是揭开人性奥秘的一把钥匙，那么，自然法的基督论阐释既有可能，亦有必要。

关键词：本性、恩典、内在论、外在论、厚薄概念、基督。 （更多…）

[题图：希波的奥古斯丁]

编者按：本文为章雪富老师2020年初在“神学人论坛”中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因为是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所以文章保留了一些口语风格。整理稿经章老师修订并授权本刊发表，在此谨表感谢。

本文讨论“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与自然观念”。这个题目比较难讲。我讲论的重点不在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也不是其自由意志论，而是奥古斯丁预定论里面有没有自然观念，他有没有为自然保留余地。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自由意志论切入进去。因此讲奥古斯丁预定论里面的自然观念，必不可少地涉及他的自由意志论，而他的自由意志论又会涉及罪和恩典的观念。就此而论，自然观念是理解奥古斯丁一系列神学主题的线索。我之所以阐释自然观念也正在于此，就是去呈现一个观点：自然观念构成奥古斯丁预定论的一个背景，虽然我们讨论的会是预定论下自然何以可能。我的讨论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一、奥古斯丁的预定与预知观念；二、古典的自然观念；三、奥古斯丁古典原则与他的预定论的兼容。 （更多…）

[题图：明治天皇及其帝国祖先世系（神道教浮世绘）]

文/宋军

基督教在日本近现代经历了一场由帝国政府主导的“日本化”运动，其中参拜神社^<1>问题是该运动所不可忽视的核心部分。尽管基督教作出某种程度的抗争，但当局一味坚持“神社非宗教”^<2>的立场，利用公权力在战时的全能性扩张，最终将基督教主流成功纳入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国家神道之中。在此过程中，天皇制军国政府旨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作为对台湾、朝鲜、满洲等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进行精神和文化统合的环节和手段之一，殖民当局挪用其本国政府改造基督教的经验，在东亚各殖民地同样以“神社非宗教论”为理据，推动当地基督徒参拜神社。为看清整幅图画全貌，有必要先探讨“神社非宗教论”在日本的生成、以及日本基督教从抗拒到接受的过程。^<3> 本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以历时性宏观再现帝国相关制度设定、及日本本土基督教新教的整体回应为主，而非共时性比较不同基督教宗派立场之间的差异。此外在日西教士的观点及其影响^<4>，日本神社界、学术界及民众的取态^<5>，因篇幅所限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更多…）

文/丁祖潘

 

“我来了，看见了，上帝征服了”

1546年2月18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家乡艾斯莱本与世长辞，新教阵营失去了最重要的精神领袖。而4个月后萨克森的莫里茨（Moritz of Saxony，1521—1553）背弃路德宗的军事防御组织施马加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倒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天主教徒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无疑令处境艰难的德国新教雪上加霜。查理五世瞅准时机，决定武力荡平新教诸侯，彻底解决德国境内愈演愈烈的宗教纷争，以期实现帝国统一。但他不想把这场战争的宗教性质公诸于众，借口开战不过是维护帝国法律与公正、惩罚和平破坏者的正义之举。在1546年6月9日写给妹妹玛丽亚（Mary of Hungary, 1505—1558）的信中，查理将发动这次战争的动机和盘托出：

如果此刻我们不干预，那么帝国所有领地包括尼德兰，都会面临抛弃信仰的危险。再三思考之后，我决定向黑塞和萨克森开战。对布伦瑞克公爵及其领地来说，他们是和平的破坏者。尽管这个借口不会长期掩盖这是个宗教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首先会把那些已经偏离的人隔开。^<1> （更多…）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迷茫时代，人们回望过去，或者意在为当前寻找一个参照系，借此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或者让历史照进现实，试图获得介入和应对艰难世道的智慧和勇气。无论是观察还是介入，这种历史感都与某种闲逸的思古幽情无关，而是指向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路德宗牧师。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