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按：
本文为《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此书中文版权：橡树文字工作室）第一章第一部分中译本。《世代》接下来会分享第二、三部分。此处题目为《世代》所加。第一章原题目是，“从宗教改革到正统：现代早期的归正宗传统 ”（From Reformation to Orthodoxy: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第一部分原题目为，“走近宗教改革和正统”（Approaching Reformation and Orthodoxy）。
作者：理查德·穆勒 （Richard A. Muller），加尔文神学院历史神学荣休教授。译者：李晋、马丽。此部分编校：许宏。
译者按：
《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第一章前三部分，反映了西方世界近期对于宗教改革及十六、十七世纪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特别澄清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翻译这篇，希望能够对汉语神学和历史研究中关于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本术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澄清和规范。
以十六世纪最初三十年中的宗教改革为开端，到产生于十七世纪晚期及十八世纪早期的祛信仰告白（deconfessionalization）为止，新教的宗教信仰、神学、教会和思想文化都经历了重大发展。以信仰告白（confessionality）和神学准则的角度来看，这种发展可以被描述成新教主义制度化形态的兴起，这种制度化的形态是建立在与罗马天主教决裂的宗教改革时期大量历史文本之上，并且通过第一代和第二代改教者们所撰写的大量信仰告白文献从而建立起自身的信仰和教义特性的方法：总而言之，这是信仰告白式正统新教主义的发展，或者正如人们对此专门命名的，是新教正统（Protestant Orthodoxy）的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相比曾经学术文献中那些只是简单描述各种神学家个人的神学以及主要的信仰告白之争，对于这种新教正统发展的实际描绘和分析则要远更复杂。<1>
对于归正宗传统的发展而言，不能够单单依靠研究个别神学家的教导，甚至不是只研究像加尔文这样重要的神学家的教导，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甚至即便是对这些人自身所处的时代进行充分的解释理解，单单凭借研究个别人的教导也是不充分的，因此就更不用说对于近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来进行理解了。我们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些事实，当时大量的辩论并没有能够上升到信仰告白的程度，甚至已经发展出来的更多教义要点本身还带有多样性的准则却没有成为重要辩论的主题，因此只是分析新教正统与罗马天主教的辩论，与路德宗的辩论，或者对于阿米念（Arminius）教导的反对，这些都不能够对于新教正统的发展提供一幅充分的图景。<2> 诚然，无论就一般而言的宗教改革，还是特定的归正宗传统，这两者都不是从无中生有（ex nihilo）：这里既涉及宗教改革所在中世纪晚期的广阔背景；还有中世纪后期广阔的宗教和神学文化，并且也存在着延续到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新教中（post-Reformation Protestanism）各样的思想潮流，对这些潮流的接受也因着神学家的差异而具有不同。
近期关于归正宗神学发展的研究，学者们已经开始强调神学发展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从而反驳了先前一些学者那种过于简单化的论述。就宗教改革自身而言，人们曾经把它描述为一种密不透风的封闭神学之盒，目前学者们则已经将其延伸放置在中世纪到现代早期更宽广的文化模式背景之下来对此进行理解。现在，人们认为，那些个体的新教神学家并不是全新的和彻底的圣经神学的创造者，而是将他们理解为相当保守的改教者，他们神学的直接渊源是建立在中世纪后期的神学背景上，这些明确的来源涵盖了很大一部分更为久远的教会传统。除此之外，学界中比较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如果将比如路德、梅兰西顿（Melanchthon，也有译为墨兰顿）、茨温利（Zwingli）， 布林格（Bullinger）和加尔文这些个体的改教者们从他们老师以及前辈的思想或者同辈的神学表述那里抽离出来，把他们视为独特神学的创立者，对他们的理解是不可能正确的。
这种对于新教神学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处理方法，其重要性在归正宗传统这个具体的例子中表现尤其明显。归正宗传统常常被称为“加尔文主义”。当我们考虑到在加尔文之前的一代人中，就已经有相当数目的改教者们致力于这个传统的发展，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个人的著作或根据其他人的著作所写出第一批归正宗信仰告白文献，并且当我们考虑到加尔文自己的神学发展既脱胎于上述背景，也产生自加尔文跟他同时代其他改教者们之间的对话，就归正宗神学的兴起，也就是一种特定的归正传统的形成而言，如果我们将个体的思想者从比较宽广的宗教和神学背景中抽离出来，就无法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充分分析和恰当理解。换言之，我们不能够孤立地对个体作者的神学表述进行研究，也不能从一对一的作者比较中就可以获得正确的理解。约翰·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l）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和特征》（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一书开篇就评论到，在归正宗传统发展的一开始，在加尔文和茨温利两位神学家之间就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异并没有彻底“分裂”这样一种信仰告白（confessional）的传统。麦克尼尔总结到，“因此，这样也并非不妥，就是将茨温利主义（Zwinglianism）纳入一种更为广泛的运动之中，从无法避免的简化式的语言表达而言，在这里可以将其称为加尔文主义”。<3> 当然，这种简化的做法是能够避免的，人们可以使用一个更为精准的术语“归正宗”（Reformed）来代替“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
据此，当人们尝试在思想上划分边界时，例如对于加尔文和布林格之间，将其当作两种归正宗传统——或是在加尔文和贝扎（Beza）之间进行划分，将加尔文神学和贝扎神学之间的细微差别视为贝扎对于加尔文的“偏离”——依照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原则，这些划分都是建立在荒谬的基础之上。<4> 这些划分的尝试没有考虑到在一种神学传统中存在个体的多样性。它们没有能够将对于这些个体神学家们思想产生影响的前辈、资源和背景的差异性考虑进来。这些划分的尝试也没有能够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信仰告白传统的兴起和发展是由相对多样的神学论述者们的群体建立起来的，更没有想到体现这种传统的一系列文献是产生于不同背景之下的，并且这些尝试也没有能够区分出属于这种传统的关系和差异性的模式。 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类的学者也没有能够注意到，在这种信仰告白的传统背景之下，一位重要的神学家的思想体系和其自身明确的特征，在被其他思想家所接受的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我们不是用现代的教义论（modern dogmatics），而是在思想史中，对归正宗正统（Reformed Orthodoxy）的历史发展进行重新评价和重新构建，这里讨论的问题也就在于追溯现代早期归正宗信仰告白传统内在的争论方式和轨迹，并且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些争论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些相当多样的运动对于归正宗教会的信仰告白化和制度化所产生的影响。此外，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将大概1517年到大约1780年之间的时代划分为宗教改革、早期、盛期、和晚期的正统，这种分期提供了一种并非精确的框架：具体而言就是，将宗教改革确定为从1517年到1565年，将早期正统确定为从1565年到1640年或前后，这种划分并非意味着宗教改革从1565年起就完成了，或者早期信仰告白式的正统从1565年起就完全形成了，也不是说在1640年就出现了完全可以辨识的盛期正统，这样的分期都没有超出将明确的宗教改革时代的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定于1517年开始的观点。尤其对早期正统的兴起而言，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开端在于十六世纪中期信仰告白式的著述，而其系统表述是在1590年至多特大会（the Synod of Dort）之后几十年间的一系列神学著作中才体现出来。尽管这些著作受到信仰告白的约束，但跟之前信仰告白式的写作已经相当不同。类似的评论，也可以应用到盛期正统的发展和正统逐渐减弱以及十八世纪正统晚期的情况中。
<1> 例如，Otto Ritschl, Dogmengeschichte des Protestantismus: Grundlagen und Grundzüge der theologischen Gedanken-und Lehrbildung in den protestantischen Kirchen, 4 vols. (Leipzig: J. C. Hinrichs, 1908-1912;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26-1927); 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Protestant Thought before Kant (London, 1911; rep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Hans Emil Weber, Reformation, Orthodoxie und Rationalismus, 2 vols. 三部分 (Gütersloh, 1937-1951; rep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6).
<2> 见 Richard A. Muller 对此的讨论, “Diversity in the Reformed Tradi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in Drawn into Controversie: Reformed Theological Diversity and Debates within Seventeenth-Century British Puritanism, ed. Michael G. A. Haykin and Mark Jone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1), 第17-30页。
<3> John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viii.
<4> 例如, J. Wayne Baker, Heinrich Bullinger and the Covenant: The Other Reformed Tradition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0); 作者同上, “Heinrich Bullinger, the Covenant,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Retrospect,”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9/2 (1998), 第359-376页; Basil Hall, “Calvin against the Calvinists,” John Calvin: A Collection of Distinguished Essays, ed. Gervase Duffiel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6), 第19-37页; Brian G. Armstrong, Calvinism and the Amyraut Heresy: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and Human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Alan C. Clifford, Atonement and Justification: English Evangelical Theology, 1640-17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作者同上，Calvinus: Authentic Calvinism, a Clarification (Norwich: Charenton Reformed Publishing, 1996).
此译文首发于《世代》第3期（2017年秋冬合刊）。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此译文，请通过微信或电子邮件与《世代》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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