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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以下链接，可以下载：《世代》第3期（2017年秋冬合刊）。
然而，相比被动的消费，更主动而有效的阅读，则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自己做研究、翻译、写作。《世代》期待继续收到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成果。
分类：《世代》第3期（2017年秋冬合刊：宗教改革、世界观）
《世代》第3期封二／张道洽、马远
不安于读中译本／《世代》
《世代》1-3期分别尝试考察“教育”、“中产阶级”、“宗教改革”及“世界观”。
相比各篇文章本身，作者们引用或参考的英语或其它语言的文献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资源。
这些资源当中，有许多是还没有中译本的，有些是已经有中文版，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有些译作在相当程度上没能忠实传递原著的意思。
当然，任何文字的翻译可能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任何程度的翻译也许都为人们了解原文的意思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帮助。
但是，对于更深入研究“宗教改革”或者西方及世界历史的诸多其它问题而言，主要依靠中译本显然是非常缺乏的。
对于不安于浅尝辄止的人来说，任何的译本常常只是探求原本真相的开始。各样的译本可以说是文献原本流传路径的中下游。对于不安于浅尝辄止的人来说，逆流而上是自然而然的。
在此意义上，不仅借助中文还有世界其它语言从事深入的研究与创作，是《世代》所珍视并鼓励的。
天问／利亚
如何在启蒙时代谈论启蒙／爱德华兹 译／思思
《世代》按：
此为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于1733年所作一次讲道的中译本。
在包括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这样的历史学家看来，爱德华兹是“北美的奥古斯丁”或“美国的奥古斯丁”（American Augustine），而该篇讲章是最体现爱德华兹思想洞见的文字之一，也是“大觉醒”（Great Awakening）时期乃至整个北美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爱德华兹生于传道人之家，曾就读于耶鲁学院。他是传道人，对神学、哲学、自然科学都有深入研究，离世前任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前身）院长。
爱德华兹生活在18世纪的西方。那个世纪被广泛称作是崇尚理性的“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原意是“光照”）。
如何看待启蒙或光照、理性与信仰、自然与超自然，不仅是爱德华兹和他那代人面临的重要问题。鉴于“启蒙时代”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爱德华兹的讲论也许尤其值得参考。
原文题目全称为：《论上帝之灵直接藉着神性与超自然光照对灵魂的启示：一个合乎圣经与理性的教义》（A Divine and Supernatural Light, Immediately imparted to the Soul by the Spirit of God, Shown to be both a Scriptural, and Rational Doctrine），简称为：《属灵光照的真实性》（The Reality of Spiritual Light）。此处题目为《世代》所加。
原文初版于1734年。这里根据的是“美国研究丛书电子文本”（Electronic Texts in American Studies）：http://digitalcommons.un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56&context=etas。
作者：约拿单·爱德华兹；翻译：思思；一校：李晋；二校：许宏。 （更多…）
异文化经验: 新教神学形成中的欠缺因素／颜新恩
如何对待异文化 <1>， 是基督新教的一大难题，无论在神学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莫衷一是。或是过于崇尚文化而忽略了圣道的超越本质，或是过于疏离而使福音无法在文化中扎根。
宗教改革以降，“分化”成为了世界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德裔美国人蒂利希（Paul Tillich）可能是比较早地深刻意识到宗教与世界之间“断裂”危机的现代西方神学家。他指出了建立两者“关联”的迫切性。其代表性思想，便是“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随即，这一思想引发了各种进路的解读，时至今日仍不乏其人。<2>
对于保守派基督徒而言，蒂利希强调文化与宗教互寓的神学取向模糊了特殊启示与普通启示的界线，同时，蒂利希的存在主义宗教概念也取消了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张力，<3> 因为远离古典基督教神学传统而丧失其正统性。
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则试图以“五个模型”勾勒整个基督教的文化神学传统（Christ and Culture, 1951），以期作为教会面对 “（异）文化” 的反思参照。不过，他既没有提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文化神学原理，其五种分法亦属勉强，大多忽略了重叠型现象。
故此，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加拿大新约神学家卡森（D. A. Carson）“重访”这一主题（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2008）。非常值得留意的是，在卡森之前，英国神学家根顿（Colin Gunton）以三一论的视角重申基督徒在 “文化” 领域应有的角色，尝试对新教文化观做出修正。<4> 对大多数热衷 “文化使命” 的基督徒而言，最为熟悉的，可能是曾任荷兰首相的改革宗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所开创的“新加尔文主义”运动 。
不过，这些反思都是基于西方教会与西方文化脱节的现实展开的，试图唤起教会对文化的应有重视，并非是要解决面对异文化的难题。对生活在西方区域的基督徒而言，或许只需“重访古道”便可找到“文化”出路。
但宣教士的情况则很不同。如果他们不想重复过去白人主导的“西方化”宣教路线，就必须面对 “未得之地”文化传统的取舍：如何在不损伤福音教义又保持异文化基本特质的前提下进行艰难的融合。基督固然是超越文化的，但必须借着文化临到万邦（Christ above and through culture）。这一提法虽然比传统的“改造”有所突破，但仍未脱“体用”的思维。信仰与文化不总是主客界限分明的，因为天启信仰会在某一区域的文化中成为一种“新文明”。 （更多…）
认识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穆勒 译／李晋、马丽
《世代》按：
本文为《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此书中文版权：橡树文字工作室）第一章第三部分中译本。《世代》已分享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第一章原题目是，“从宗教改革到正统：现代早期的归正宗传统 ”（From Reformation to Orthodoxy: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第三部分原题目为，“方法与内容——再度澄清”（Method and Content—Once Again）。
作者：理查德·穆勒 （Richard A. Muller），加尔文神学院历史神学荣休教授。译者：李晋、马丽。此部分编校：许宏。
译者按：
《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第一章前三部分，反映了西方世界近期对于宗教改革及十六、十七世纪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特别澄清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翻译这篇，希望能够对汉语神学和历史研究中关于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本术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澄清和规范。
就重新评价现代早期归正宗思想以及清除不乏问题的旧式主导式叙事而言，其中一个中心问题在于对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做恰当的界定，也就是应当将两者视为思想史上的某种现象，或者具体来说，是中世纪及现代早期的学术文化现象，而非某种特定的神学或哲学。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一是现代早期的神学家们在阐述和提出各自神学时采用的方法，二是神学家们在基于解经、信仰告白、传统、哲学、背景而得出的结论——后者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各自神学的教义内容。做出这种区分，是同时考虑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本身以及它们对改教者和之后新教作者的影响。当然，做出如此区分，不是主张方法和内容是可以全然分开的。这也并非否认方法和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如此区分的意思是说，方法（无论经院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并不产生特定的教义内容，例如，关于恩典的教义，既有奥古斯丁主义的，也有半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的，也比如，还有形而上学控制下的所谓预定论体系。<33>
这点很显然——事实上，如果不是关于新教经院主义的旧式定义引起了显著的混乱，这应当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做评论。那些旧式定义仍在流行，特别是在支持所谓“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这样方法论的人群中。近来的一些著述，其中之一就体现了这样有缺陷的方法论。这些著述歪曲了上述区分，进一步导致了混乱。这些著述让人感到，上述区分似乎认为方法对内容没有任何影响。<34> 因此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注意，特别涉及将经院主义与预定论主义（predestinarianism）和宿命论（determinism）相混淆，以及将经院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相混淆。这些混淆在“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的文献之中很明显。 （更多…）
解构主导式叙事／穆勒 译／李晋、马丽
《世代》按：
本文为《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此书中文版权：橡树文字工作室）第一章第二部分中译本。《世代》已分享第一部分，接下来会连载第三部分。第一章原题目是，“从宗教改革到正统：现代早期的归正宗传统 ”（From Reformation to Orthodoxy: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第二部分原题目为，“解构主导式叙事”（Deconstructing the Master Narratives）。
作者：理查德·穆勒 （Richard A. Muller），加尔文神学院历史神学荣休教授。译者：李晋、马丽。此部分编校：许宏。
译者按：
《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第一章前三部分，反映了西方世界近期对于宗教改革及十六、十七世纪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特别澄清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翻译这篇，希望能够对汉语神学和历史研究中关于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本术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澄清和规范。
近五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宗教改革本质和特点的重新评价，以及对于随宗教改革而来的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新教教会发展所进行的重新评价，已经成为关于现代早期神学历史编撰研究的中心关切，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我们对于现代早期新教思想的重新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重新评价部分基于学界中相当一部分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几个世纪中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和人文主义（humanism）的理解上，当学者们将这些理解用于分析新教的信仰告白、教会论、学术以及教义的形成发展时，相当程度上转变了我们对于宗教改革和其后而来的正统的理解。<5> 这种对于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被那些支持学界先前对于从宗教改革到正统的解释的学者们完全消化吸收。但随着对于理解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观点的转变，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致力于解读大量被先前研究所忽视的档案文献——然而事实上，对于那些在新教思想发展问题上持老式观点的人们，他们仍旧忽视了这些重要文献。
重评归正宗传统的兴起／穆勒 译／李晋、马丽
《世代》按：
本文为《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此书中文版权：橡树文字工作室）第一章第一部分中译本。《世代》接下来会分享第二、三部分。此处题目为《世代》所加。第一章原题目是，“从宗教改革到正统：现代早期的归正宗传统 ”（From Reformation to Orthodoxy: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第一部分原题目为，“走近宗教改革和正统”（Approaching Reformation and Orthodoxy）。
作者：理查德·穆勒 （Richard A. Muller），加尔文神学院历史神学荣休教授。译者：李晋、马丽。此部分编校：许宏。
译者按：
《加尔文与归正宗传统》第一章前三部分，反映了西方世界近期对于宗教改革及十六、十七世纪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特别澄清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经院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翻译这篇，希望能够对汉语神学和历史研究中关于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本术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澄清和规范。
以十六世纪最初三十年中的宗教改革为开端，到产生于十七世纪晚期及十八世纪早期的祛信仰告白（deconfessionalization）为止，新教的宗教信仰、神学、教会和思想文化都经历了重大发展。以信仰告白（confessionality）和神学准则的角度来看，这种发展可以被描述成新教主义制度化形态的兴起，这种制度化的形态是建立在与罗马天主教决裂的宗教改革时期大量历史文本之上，并且通过第一代和第二代改教者们所撰写的大量信仰告白文献从而建立起自身的信仰和教义特性的方法：总而言之，这是信仰告白式正统新教主义的发展，或者正如人们对此专门命名的，是新教正统（Protestant Orthodoxy）的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相比曾经学术文献中那些只是简单描述各种神学家个人的神学以及主要的信仰告白之争，对于这种新教正统发展的实际描绘和分析则要远更复杂。<1>
16世纪天主教改革：澄清与反思／孙泽汐
一，被忽视的属灵复兴
1523-1524年，一位年过三十的西班牙退役伤兵看见了一系列异象。而后，他据此写成基督教灵修史上的经典——《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此书的根基在于默想与祷告：以四周为期，通过默想创造与罪，和基督的生命、受难、以及复活，来经历与基督直接的联结。伊格纳修·罗耀拉（Ignatius Loyola）自身完全被这段属灵操练所改变。五年之后他进入巴黎大学［约莫与加尔文（John Calvin）同时期］，期间寻到志同道合的六人，立志重归罗马教会守贫守贞的隐修传统。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最初的班底。而其中最出名的，除了罗耀拉，当属弗朗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也有译为方济各·沙勿略）——宣教史上最重要的宣教士之一。这是一群改变了基督教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