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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各类财产交换的空间。合同，是财产交换得以成立的手段。市场，不仅是个人借助其聪明才智自由创造财富的场所，而且是社团自愿合作、自发成立、自我治理的空间。因为各个社团都需要通过各种“合同”来安排社团事务，实现社团发展。相应地，通过合同安排的社团事务是否与社团自治的意思相一致，有赖于市场有无秩序，即市场秩序的良善品质。评价市场秩序是否良善的首要标准就是法治。市场秩序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石之上，必须以良善之法来建立市场 秩序和保护私权。法治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限制政府公权力，防止公权侵犯私权。如果政府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不仅私权难以保障，而且社团自治亦没有可能。

2010年，王亮、孙毅和金永奎与大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就是一个明证。王亮、孙毅和金永奎，分别是北京基督教守望教会的执事、长老和主任牧师。守望教会，是北京一所家庭教会。20世纪50年代，基督徒们因拒绝加入官方教会而自发、松散地在家庭、田野甚至山洞建立起聚会点。“家庭教会”就是对这种民间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统称。这个名称和现象，就是基督徒坚持自由和自治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教会是公民社会的先行者。

守望教会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先是二三十位基督徒在家里敬拜上帝、查考圣经；随着人数逐渐增多，开始租用居民楼的住宅聚会；2000年后，发展到十二个聚会点；2007年，该教会到华杰大厦租用写字楼，近一千名信徒每个星期天分三堂在该大厦写字楼聚会。其间，即2006年到2007年，该教会曾向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申请登记。区民宗办认为：守望教会拟任牧师未经市三自会认定，不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具备专职工作人员的规定，不同意该教会登记。该教会申请市宗教局行政复议，市局维持区民宗办决定；国家宗教事务局对该教会递交关于登记的意见，至今没有任何答复。

由于信徒人数日渐加增，同时，华杰大厦的房东常常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守望教会决定购买写字楼作为教堂。为预防“非法集资”等误解之罪，同时保证教会重大事务的公开，该教会由王亮、孙毅和金永奎三人以个人名义接收信徒奉献的资金来购买教堂。2009年底，三人与大河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全额付款后，该公司声称“有压力”并以“你们是用于宗教活动”为由而拒绝交付房产，并通知三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由于这种“被逼无奈”的违约行为，守望教会三位代表面临是否起诉大河公司，申请法院通过判决强制过户、交付房产的选择。最后，守望教会基于对对方的理解，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财产交易，一般通过基于意思自治的合同和市场上企业竞争来决定。社团发展，通过基于社团章程制度的自主运转来实现。社团需要购买各种物资包括房产来实现自我治理和发展。在这个范围内，社团自治以意思自治为前提。意思自治原则指民事主体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创设其权利义务，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中表现为合同自由原则，其赋予合同当事人以订立合同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以及选择合同形式及合同相对方的自由。

以强制力为基本特征的政府公权力，既不能控制私人之间的财产安排，亦不得支配社会团体的自治选择。有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租用场所的房东乃至大河公司施加压力，侵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导致合同效力被公权力干预和决定。就如书报检查制导致媒体或出版社自我审查一样，这种管控也要求大河公司支持和参与宗教歧视。这种行为，意图让市场的大门对守望教会关闭，从而否定守望教会自主决定购买教堂以发展的选择。这种按计划经济逻辑运作的公权力，到今天，被用来作为维持宗教垄断体制、压制家庭教会自治发展的工具。守望教会与大河公司之间表面上的民事纠纷，实质却是有关部门滥用公权力，通过干预市场上的房屋买卖合同，阻碍守望教会获得教堂。

公民的生活包括信仰生活中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根据政府政策和法规产生，而是源于人与生俱来的人格和尊严。但是，与社团和宗教有关的政策和法规，建立了一套 “将宗教团体政治化、行政化、单位化和单一化的宗教管理体制”。正是这种体制运作的逻辑，将民间自发成立的家庭教会视作非法组织；正是这种管控下的强制违约，使守望教会与大河公司从市场上的合作者，遽然转变成将来法庭上的诉争对手；正是这种制度设计和执法管理，使得二者产生纠纷和矛盾，可能的后果就是两败俱伤。这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和限制社团自治的方式，不仅不能让社会和谐安定地发展，而且会在客观上引发社会中团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仅在当下导致当事人双方利益受损，而且更长远的恶果是会伤害和分裂社会团结友爱的纽带。

这种管控，不是维护秩序，而是制造问题；不是创造和谐，而是酿造争端。计划管制和事先审查，不能再是现代法治政府面对自由个人和自治社团的管理方式。要让家庭教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健康力量，不能靠控制其人数多少和聚会场所的大小，而是要靠在尊重其自由和自治的前提下，以法治的方法来处理其与政府的关系。

宪法第33条宣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自教会可以建立教堂，为什么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就不能用自己捐献的款项购买房产作为自己的教堂？国务院2005年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到：“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那公民投资于教会，购买或建立教堂进行宗教活动，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就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认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守望教会购房纠纷，表明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守望教会正走在实践社团自治、教会自治的艰难旅途上。守望教会要求在尊重其财务和人事等自治权前提下的备案式登记，从过去的租用住房聚会逐渐过渡到公开购买房产建立教堂，是公民和公民团体理性、平和迈出的两大步。这充分显明守望教会对政府改革有信心，在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上，已经走在了前面。面对这种健康的社会团体，政府应该举重若轻地放弃宗教垄断的传统体制，改善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自治。家庭教会在社团自治的路上迈得最远、步子也最坚实，也将会是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守望教会这个事情就是社团自治呐喊的开始。

2010年9月14日初稿
2011年5月16日定稿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讨论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政府排忧解难，确实是从宗教事务管理和我们社会和谐这个角度出发。一说“宗教”问题好像就很“敏感”，其实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所有问题都有必要拿到桌面上来谈，不论它是什么问题，当然也包括宗教问题，我们首先要确立这个基本原则。所以今天请各位来发表高见。

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是宪法第36条的规定，而且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处理不当，这个社会要出大问题。你看这个家庭教会在自己的场所聚会，对社会有什么危害？政府为什么要管？不管没事，这一管反而出事了。不让守望会员在家里聚会，他们只有跑到大街上来。本来他们和政府无冤无仇，政府派人屡次打压，又人为地多树了那么多敌人。所以政府不按宪法规定办事，就不可能把宗教事务管理好。当然，“管理”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许多事情可能根本不需要政府去管；宗教信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不管的时候好好的，一管就出那么多的问题和矛盾。而且宗教人士和我们这些非宗教人士还不一样，我们不那么坚持，上面不让我们开会就不开会。但是宗教人士是很坚持的，你不让他信上帝，他偏要信；不让他们聚会，他们偏要聚会，最后政府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再说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信仰，我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上帝究竟是否存在，没办法通过通常的经验来证明。我们也奉劝那些官员和工作人员，不要那么不遗余力地打击宗教。你怎么知道上帝不存在？不值得那么为上面“卖命”，到时候受害的是自己。万一上帝存在，你们现在这么做，死后岂不是很惨？要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所以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官员自己，尊重信仰自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其实守望教会要买哪栋房子或租什么房子，并没影响什么公共利益。他们就是自己在那里聚会，根本没有危害社会。政府有什么必要管呢？我们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宗教事务条例》的问题确实太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实施这部《宗教事务条例》。这部条例的问题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整个的管理模式，所以政府这种对宗教的管理思维模式一定要变，不能再像这样持续下去了，否则问题只能越来越大。《宗教事务条例》的问题确实是很明显的，整个第二章、第三章都有问题，这可能也难怪申请书上说得不具体，因为第二章、第三章几乎每条都有问题。即便这样，也要把具体条文说清楚。我看这部条例一共48条，哪怕40条都有问题，你也要把它们全列出来，要求删掉。你说删了剩下的就不成一部完整的条例了，那恐怕只能说明根本就不需要这么一部管制性条例。

具体来讲，宪法第36条规定是比较仔细的，比第35条言论自由更谨慎，只保护“正常”的宗教；言下之意，“不正常”的宗教就不受保护了，甚至可以被政府禁止。那么“不正常”的宗教究竟是什么呢？即使从第36条本身的条文来看，限定也是很明确的：“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请问家庭教会有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损害身体健康”或“妨碍国家教育”呢？没有。有没有受“外国势力支配”呢？也没有，至少绝大多数没有。那为什么要禁止家庭教会呢？政府有什么权力这么做呢？

宪法根本没有提到宗教团体需要“登记”，《条例》第二章却规定宗教团体要按社会团体要求去登记。刚才飞龙建议把宗教事务社会化，也许这样能让宗教活动变得不那么敏感，但是这样一来，宗教团体成立就要按照《社团登记条例》，但这个条例本身就有违宪的问题，对公民的结社权限制得太死。要求信仰者只有在满足那么困难的要求之后才能组建宗教团体、举办宗教活动，这样的限制在宪法上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宗教团体不应该被要求登记，即使登记也应该纯粹是备案式登记，任何宗教团体来登记都必须允许登记，不能规定程序或实体限制。

宪法也没有提到“活动场所”，但是《条例》第三章却规定了很严格的场所要求，实际上造成了“三自”教会的垄断，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极大限制，从中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家庭教会”问题及其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我认为“家庭教会”的合法性应该受到政府承认，《条例》应该删除对宗教活动场所的严格限制。

虽然《立法法》第八条没有明确将宗教自由列为必须立法保留领域，但是如刚才童教授说的，所有这些严重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都要经过法律规定。当然，经过立法程序也不一定管用，全国人大确实可以通过与《条例》一样的法律条文，这也有可能。但经过全民讨论之后，程序性的完善还是会产生实体效果，有没有一部法律还是会不一样的，因而宗教立法值得推动。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该有法律授权。现在即使不能制定法律，至少也应该把条例中违宪的部分去掉。

关于作者：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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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作者博客：http://zhangqianfan.qzone.qq.com/

按：此文应《商务周刊》之约而写，是他们关于2011年的猜想之一，写作之时，钱云会还没有死，寨桥村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果此文写于钱云会惨死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从那一刻起，历史进入了“后钱云会时代”，历史的方向变得更加暗淡、更加不确定，我们往哪里去？因为钱云会的惨死，这个问号变得更为沉重，更为沉痛。毫无疑问，钱云会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的死亡每天都在拷问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富人还是穷人。我不知道，钱云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面临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地安全，就连与我们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我们的领土，更别说遥远的欧美各国了。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我们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刚刚起步，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从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是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能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 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是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超越不了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处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台湾民主化进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普通人是可有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隆裕太后的态度，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孙中山、黄兴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也有影响得多，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总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民权，多么美好的词汇，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出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 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不久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孩在林希翎追思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泣不成声，她的哭声打动了全场，感动了许多八十几岁的五七一代老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坚持不变的人也知道，脚下的地在变，这个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变是不可抗拒的。2011年，…… 中国已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我们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这是百年辛亥未竟的使命，保障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尊严，高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其他诉求，个体无尊严，就是民族无体面；个体无自由，即使国家再怎么强盛也与我们每个人无关。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我们每个人，别无其他依靠。

2010年12月18日
（本文经作者同意摘自其博客）

在纪念中国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关于变革的洞见值得重视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人免不了不满。因此，人要改变现状。然而，真正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形式也许变了，实质往往还是那样。

是否可以先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呢？对于推动实质上的改变，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曾经分享过他亲身经历中的一个发现。

在当今世界，汉迪可能是欧洲最富盛名的管理学家。在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于2005年去世之后，汉迪大概是在世的著名管理学家中最接近德鲁克思想的人。但是，对于汉迪的这个发现，人们大多似乎还没有看见。

温莎城堡的不变和变

1932年7月25日，汉迪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当地基督教会的牧师。上大学时，汉迪在英国的牛津主修古典学（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和哲学。

毕业后，他在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工作将近十年。接下来，汉迪去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回到英国参与创办了伦敦商学院，并在那里讲授管理学。

1977到1981年间，汉迪从伦敦商学院离职，担任圣乔治学房（St. George’s House）的学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是一家位于英国王室温莎城堡内的培训机构。1966年，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在城堡中的圣乔治教堂创建了圣乔治学房，目的在于组织关于信仰和其他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

汉迪在温莎城堡工作时，也住在那里。他经常邀请参加圣乔治学房讨论的人参观温莎城堡。他告诉人们，这座城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英国王室的住地。到如今，不仅城堡还在，城堡的主人依然是英国王室。表面看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英国王室的实质却大不一样了。形式上，英国国王仍然是英国国家元首，但这个职位的权力已经大大受到限制。

从这个发现，汉迪引申出一个建议：当你身处的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你让形式保持不变而改变实质，真正的变化可能比较容易实现。

王国＝封建专制？

习惯了换汤不换药的改变，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历史变迁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从国家的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在过去上千年已历经很多治理形式的变迁，不仅君主制已被推翻，共和制的政权也已经历若干更迭，但是统治的实质却变化不大。

比如，仅仅在20世纪的100年当中，中国就经历了至少三次形式上的大变化，国家的名称从大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就是标志中国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改变统治实质的变化。

英国是如何实现保持形式而更换实质的改变的？汉迪给出的答案仍然跟他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温莎城堡有关。他说，在1215年的一天，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从温莎城堡的院子出去，在泰晤士河附近的一处草地跟教会和贵族的领袖们签署了一份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文件。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大宪章》（Magna Carta）。当时，英国跟法国作战，英国国王约翰因为需要更多战争经费，就向公众提高税收。以教会和贵族的领袖组成的公众反对国王的做法，最终迫使国王约翰在1215年的6月15日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

《大宪章》规定，国王提高税收必须经过议会通过，不经法庭裁决，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

在约翰王统治的时期以及之后的几百年，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行。但《大宪章》却影响深远，17世纪英国的《权利法案》和18世纪的美国宪法都是《大宪章》的重申、修订和补充。今日世界，那些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都跟这些规定的推广有关。

在英国的历史上，虽然也有查理一世这样的君王在1649年被砍头，但总体却保持了实质大于形式的变化。直到今天，英国仍是个王国，但恐怕很少有人会把它跟所谓的“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

不过，改变统治实质而保留形式的做法却不是英国的独有现象。在国王约翰当政前后，欧洲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从12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以教会领袖和贵族组成的公众都曾经迫使君主签订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宪章。

当然，比较欧洲其他地区的宪章，英国的《大宪章》更为世界所知。在《大宪章》之后的几百年，英国的动荡相比欧洲其他地区要少，这使得英国得以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实现持续的发展。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权的更替基本排除了通过暴力取而代之的方式，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做法得到比较完整的贯彻。

总体来说，相对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在对待政治变革的问题上比较倾向于走保持形式不变而改变实质的道路。这跟欧洲所在的社会土壤有着直接的关系。汉迪本人在欧洲社会的生长历程就很能说明这个土壤的不同之处。

“我”的改变

在去温莎城堡之前，汉迪是他参与创建的伦敦商学院教授。他从小在父亲做牧师的爱尔兰小镇生活，不满于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待在小地方，也对每周在教会的生活有抵触情绪。他曾经发誓，等他长大独立了，再也不愿像他父亲那样在小地方过清贫的生活，也再不去教会。

成年后，汉迪从著名的牛津大学毕业，去了同样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又在世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管理学，然后帮助建立英国第一家提供管理学研究生课程的伦敦商学院。可是，就在汉迪看起来实现了他小时候的愿望时，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时刻才刚刚到来。

有一天，汉迪在巴黎开会时收到了他父亲病危的消息。汉迪坐飞机赶回爱尔兰。等他回到家乡，父亲已处于昏迷状态，到第二天，就去世了。按照习俗，葬礼安排在父亲过世的第三天。就在葬礼上，汉迪看到了改变他后半生的一幕。

在他父亲生前所在的教堂，成百上千人聚集在那里，有些是当地小镇上的，有些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的其他地方。地方警察为人们前往教堂开辟出专门的通道。汉迪惊奇这些人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父亲去世消息的，又是怎样从各地赶到这里。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在欧洲也仅仅是电话的时代，还没有如今更加便捷的通讯工具。

汉迪站在父亲的墓旁。他看见周围的人们眼中含着泪水。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是父亲生前帮助过的人。父亲为他们举行洗礼，为他们主持婚礼，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父亲在这个小地方，做了40多年的牧师。

谁会参加我的葬礼，谁会在我的葬礼上哭泣？什么是成功？谁是成功的，是我还是我的父亲？人活的一生为了什么？汉迪问自己。他小时候去父亲所在的教堂做礼拜，他在大学学习哲学，他在工作上研究公司如何能够管理得好。汉迪发现，到了此刻，他才开始真正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

父亲是个安静的人，却在一生中安慰帮助过成百上千人的灵魂。汉迪很喜欢他的父亲，但在他去世之前却一直对他安于在小地方生活很失望。其实，父亲有机会在大城市做牧师，但他都拒绝了，甘于在不起眼的小镇过一辈子。对这一切的不满，使得汉迪立志去大地方做一番不同于他父亲的伟大事业。

就这样，在大约四十五岁的时候，汉迪的一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汉迪思考如何像父亲那样真正地生活。他考虑过去读神学，也像父亲那样做牧师。但教会的朋友建议，如果他想服侍上帝，继续做本行比做牧师要更加适合他。他们鼓励汉迪申请圣乔治学房的职位。

温莎城堡中的圣乔治学房，位于圣乔治教堂背后的院子里。这个学房的名字是为纪念一位叫乔治的人，他是3世纪罗马帝国的一名士兵，因为坚持基督信仰而被当局杀害。这个学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教会的领袖和社会各界当中有影响的人，讨论的问题包括信仰、公义、工作的未来、权力和社会责任。

汉迪没有想到，他违背了年轻时再也不去教会的誓言。他在圣乔治学房工作生活的四年里，几乎天天都在教会当中。而这为他下一步的人生做了准备。到1981年，汉迪49岁，他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靠撰写文章和图书以及为公司做咨询获得收入。

这意味着汉迪的生活将不再像在壳牌、伦敦商学院以及温莎城堡那里的稳定。他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大地方。他没有了学监、教授的头衔。他告诉朋友，“我将仅仅就是查尔斯·汉迪。”他的妻子很支持他的决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妻子，她一直是汉迪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帮手。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平均一年中，汉迪大约要花一半的时间用来思考、写作、做咨询和演讲。另外半年，他会更多地帮助妻子来工作。在过去的30年间，他写了将近20本书。其中最为世界读者所知的有《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饥饿的灵魂》 （The Hungry Spirit）、《大象与跳蚤》 （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这些书中传递的观念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家关心的事情。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在中年之后的汉迪那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迪说自己心目中的“公 司应该是一个社区，你有归属感的社区，就像一个村落”。

长期在商业世界穿梭，汉迪厌倦了那些单单追逐利润的股份制公司。他认为公司应该像一个村落那样，没有人拥有这个村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成员，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司股东可以按照承担的相应风险获得回报，但他们不应该是公司的拥有者。

对待找他咨询的公司客户，汉迪都请他们到家里来，面对面听他们讲公司的一切。汉迪说自己不愿意像一个咨询师一样出没在这些公司中间，而是想了解公司中的人心里的所思所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想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汉迪在后半生的工作像他的父亲在社区做牧师那样，帮助职场上的人们找到各自的方向，找到生活的意义。著名的美国商业管理杂志《战略＋商业》（strategy+business）就曾经将汉迪比作现代管理学界的“牧师和先知”（vicar and visionary）。

汉迪自己也认为他所做的可能像先知的工作，他不是一个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而是一个有些像圣经中那些劝人悔改回归正路的人。他想提醒在当今商业社会生活的人们，不要被现有的社会情绪和所在的组织淹没，而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世界的丰富维度中生活。

从汉迪的一生，人们大约可以看到一个不满现状的人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实现他的理想。父亲在乡镇做牧师的生活出乎意料地成为汉迪后半生的榜样。汉迪并没有改变自己工作的领域，他还是在做管理学家的工作。可是，因为汉迪内心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生和世界看法的变化，汉迪的管理学工作已经与他年轻时很不相同。

虽然事情的大小和范围可能完全不同，汉迪在温莎城堡看到的英国王权在实质上的改变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跟汉迪自己的变化如出一辙。英国人没有同心协力地去废除王权，而是通过沟通的方式去限制王权，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在做治标不治本的事情。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他们的做法却取得了改变实质的效果。

致力于废除王权而建立新政权的人可能有些像年轻时的汉迪，他们认为应该从自己开始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年后的汉迪发现，自己所向往的新生活不过是浮光掠影，很经不起推敲。相反，他默默无闻的父亲其实早就在做一件改变人心而因此影响深远的工作。

是什么让英国人以及欧洲很多地方的人们没有习惯性地致力于推翻现状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改变实质？简单说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近一千多年来的历史上，英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地方有为数众多的人像汉迪父亲那样在做改变人心和看顾人心的事情。

这里的人心当然包括温莎城堡的主人以及英国社会的各界人士。当1215年国王约翰迫于压力接受教会和贵族领袖提出的《大宪章》时，英国的每个社区大概都有教会和牧师。而发生类似《大宪章》事件的那些欧洲国家也是相近的情形。

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就是英国王室成员参加教会生活的其中一处地方。他们虽然是君王及其家属，却跟其他很多英国人一样承认他们共同信仰的上帝是最终的主宰。这为国王跟公众之间解决争执提供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谈判平台，如此《大宪章》的签订才成为可能。

这样，不仅王权没有取消，甚至国王也可以不换人，公众继续尊重国王的权柄，国王承认自己的权力界限。汉迪所谓保持形式而改变实质的变化也就实现了。

一、忻州百年福音堂沿革

忻州基督教会早年是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设立的。1883年，时在太原的李提摩太赴忻州布道后，即请浸礼会总会派人到忻州设立教会。1885年初，德治安(Joshua John Turner)牧师来忻州传道，有来自山东的信徒赵夏云同工，将福音传至南张村、庄磨镇、刘家山一带。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从太原来忻州医疗传道，不久德牧师回国述职，邸牧师就此负责教会的工作。马牧师（威廉斯·麦可拉奇）、燕教士（西尼·恩纳尔）和任教士（女，贝茜·雷诺）等前来协助。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为建堂之用。这年春天即开始建造教堂及其配套建筑，经一年多的土木建设，至光绪庚子年五月，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教堂遭到抢劫、毁坏。邸松牧师等八位传教士在城东门瓮圈被义和团残酷杀死，为主殉道。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教会事工日益兴旺，除传播福音外，还开学校，办医院，做慈善，造福忻州民众。抗日战争时期，福音堂一度成为当地居民的避难所，教会给难民无偿提供住宿和饭食。1941年，日本侵略军驱逐英国牧师，强占教堂，将它改为当地侵华日军司令部。1948至1966年间，又成为中共晋中一地委（后称忻县地委）和公署专员的办公室。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宣传部长，在这里留下许多活动足迹。后来，此地又为忻州纺织厂占据。近年，该纺织厂（现名云河集团公司）以650万元的价格将此地卖给五台山普寿寺。2011年2月29日（正月十九日），普寿寺主持率四百多僧众举行开土动工洒净活动，宣告投资8800万元的五福清泰安养园正式启动，园名取自《五福经》，五福是指：一长寿、二大富、三端正、四名闻、五聪慧。据规划书介绍，五福清泰安养园建成后主要用于养老，其中还包括寺庙建设、老人饮食起居、定期举行的居士学习班、平时接引居士来修学及世间的旅游等。忻州教会一直存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没有能够及时收回教产，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2006年9月16日，忻州基督教会正式向忻州市政府提交《关于请求归还教产报告》，并附上了《忻县志》、《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等证明材料，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批复，而佛教安养园很快开工。

二、保护忻州百年福音堂活动始末

2011年5月3日，山西忻州一信徒以“一粒麦子儿”网名发出一条微博：“山西忻州有座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盖的教堂，连院子占地40亩。当年8名传教士为了传扬耶稣，被义和团所杀。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650万买走，据说要盖庙。当地基督徒心痛，心急，可苦于没有地契等证据，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拆，被毁。”

5月4日晚7点，我看到了此条微博，随即予以回应：“希望当地教会根据历史资料与当地政府和买家交涉，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个人，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愿主纪念你们的忠心！”并且转发了网上安东尼博文《1900山西忻州教案》和博凡博文《忻州教案圣徒殉难碑寻访记行》。

5月5日上午，又发微博呼吁大家起来保护：“请大家都来尽一份力。‘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13：7）该站出来的时候，请站出来。儒家们为不让在曲阜盖教堂都组织起来发动一波接一波的签名运动，难道基督徒只能眼睁睁看圣地被毁吗？”并且提出具体行动方案：“曲阜教堂还在规划中，儒家们就起来联名反对了；忻州教堂屹立了百余年，基督徒就一声不吭让它被毁掉吗？建议给山西省文物局、宗教局写公开信，征集基督徒和各界热爱文化、文物人士签名。要求：1、保护文物；2、落实宗教政策，还教堂给教会；3、让基督徒与佛教徒和平共处。”随即有30多人跟进。

5月6日，向网友推荐任复兴先生博文《追寻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者们的血迹：山西忻州礼拜堂、洋人窟和洋人坟掠影》和美国普度大学张海燕博士博文《忻州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传教士遗迹考察记》；下午6点多，“一粒麦子儿”上传忻州百年堂今昔照片，其中高高吊车与被拆教堂残破景象并陈的照片尤其引人注目，令人痛心。一时间，大家对忻州百年福音堂关注度上升，3个小时内，就有122人转发，46人评论。

5月10日，何光沪、张海燕、赵晓、谢文郁、石衡潭、李广平、查常平等十三位文教人士在博客上连署发表《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就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百年福音堂行将被毁一事的建议书》，并且通过微博予以宣传和寻求支持：“有人不让我们盖教堂我们不吭声，有人要拆我们的教堂我们也不吭声吗？ 我们已经发起抢救忻州百年福音堂活动。请大家予以支持！”随后，关注此事和响应的越来越多，到5月26日，已经有一百多人在建议书上正式署名。相关的宣传活动也在网上展开，如“教牧杂志”提供了介绍殉道传教士的系列图片与文字，其中包括在忻州殉道的马牧师等人，还有人提供了有八十多年历史的武汉救世堂因学者和网民的呼吁而被保护下来的情况，关于忻州教堂的更多照片与材料也上传到网上，特别是五台山普寿寺佛学院的运输车在忻州教堂工地的照片也传上来了。这些都使忻州百年教堂保护事件不断升温。各界人士也在通过不同渠道多方努力，5月13日，天津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杨佳智先生私信山西省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李俊峰主任请求对此事予以关注；5月20日，忻州基督教会向山西省基督教两会提交报告请求支援；还有人通过忻州市市长信箱和山西省省长信箱递上建议书。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网上和他处，而处在现实漩涡中的忻州，还不见有任何动静，不见有政府方面的任何表态。忻州教堂及其附属建筑还在一间一间地被拆，佛教工地还在一层一层地建，忻州弟兄姊妹心急如焚，欲哭无泪。这时，有个博友“耶稣爱你70×7 ”说：“真的是很可惜，不过，大家一定不要有怒气，要安静下来，寻求神的心意，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为此事来祷告。”我忍不住予以回复：“怎么不能有怒气，为什么要安静下来。不知道耶和华神有烈怒吗？不知道耶稣掀翻圣殿内做买卖的桌子吗？都不做声，都不行动，如何能够保护耶和华的产业！”

5月25日，佛教工地施工人员就要拆毁百年福音堂主殿了，忻州教会的弟兄姊妹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集合起来，走上了工地，打出了三条大型横幅：“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信仰自由，理当尊重，不可偏废。”“珍贵文物，觅且不得，毁之何忍？”这三条标语出自《尊重历史文化遗迹，救救百年福音教堂——就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百年福音堂行将被毁一事的建议书》的三个标题。5月26日上午，忻州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忻州百年福音堂事件，对佛教工地作出暂时停工的安排，也告知教会李雁堂长老等4人，不得继续打横幅到工地。5月27日上午，施工方人员再次试图拆毁福音堂大殿时，被在此值班的忻州基督徒发现，十几个姊妹立即自发前来，对他们的行为予以阻止，使百年圣殿暂时免于被毁。5月31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特约记者沈颖采访张海燕博士谈八位殉道传教士《忻州日记》的文章《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中新网山西新闻网站等重要网站也对此文予以了转载，王志安、薛兆丰等知名人士也大力推荐，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忻州教会与当地政府继续交涉，政府终于勒令佛教工地停工，并限教会在1个月内提供忻州百年福音堂的教产证明材料。

寻找教产证明材料的重任落在美国普度大学张海燕博士身上，正好，他6月份要去英国出差。为了寻找证明材料，他修改了自己的旅行日程，去威尔士造访了在忻州殉道的邸松牧师的曾孙女，得到了邸牧师家信照片等珍贵材料；又访问了英国浸礼会总部，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卷帙浩繁的档案文件（包括财务报表、书信、教会杂志、报纸等等）中，终于找到了有关于忻州百年福音堂教产证明的原始文件。回到美国后，张博士又加班加点将文件整理编号成册，并且一一翻译成中文，终于编成长达65页的忻州福音堂教产证明材料。他将材料电子版传给忻州教会，同时，把原件快递回来。

这期间，忻州教会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也在为张海燕博士迫切地祷告，同时，他们也在搜集当地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口述史料，如王喜娥老人（91岁）证明 ：“我是个老忻州人，从小跟爷爷多次上三家店聚会。那里有四十亩地，是洋人牧师买的。洋人出钱盖的，有教堂、查经房、育婴房、住房，有很多、很多房子。三家店的事情我什么都知道。我去的次数多，那里的事情我都知道。后来日本人来了，忻州很多老百姓到三家店避难，洋人给吃，给住，洋人帮助了受难的老百姓很多。我还在三家店住了三个月。我特此证明，三家店是洋人买的，盖的，必须还给基督教会。”李慧杰老人的证明：“我今年92岁，在年轻的时候，去过三家店，知道那是英国人所买的地方，并与中国的基督徒共同建造的，是耶稣教活动的场所。有牧师，有聚会，敬拜神。礼堂很多，还有学校，医院和养婴堂。”等到证明材料比较齐全了，他们马上编辑打印，拿出了三大册材料，及时提交给了忻州市政府相关部门。

为了把忻州百年福音堂保护下来，推动基督教文化建设和造福于忻州当地，十六名文教人士连署发表了《关于建立“忻州记忆”中国近代史遗迹主题文化公园的建议书》，也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积极支持与响应。当然，其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与讨论。之后，此事进入等待期。6月18日，我们发出《关于“忻州记忆”义演活动致北京市基督教会倡议书》，希望以北京的教会为起点来支持忻州教会，并引向其他重要城市。因种种原因，这一倡议没有得到积极回应。7月14日，我们再次发起《唱响“忻州颂”，重走殉道路》活动，得到了各地部分基督徒的响应，不少人已经买好火车票准备去忻州，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最终没有成行。但7月31日，“忻州颂”还是在忻州教堂唱响起来，有900多信徒及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一赞美会。弟兄姊妹以朗诵、唱歌、跳舞等形式来赞美主恩，纪念宣教士，气氛庄重、欢乐、昂扬、热烈，催人奋进，引人深思。在当年传教士颠沛流离、躲避残杀的七月，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传唱红色歌的七月，“忻州颂”以赞美诗唱响了最美的音符。

7月12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刘栋文章《恢复忻州百年堂的努力》 （Attempting a resurrection， Global Times ，July 12, 2011 19:07 By Liu ），继续对保护忻州福音堂事件予以报道。

8月16日，基督徒演员孙海英在其微博上评价了诗人沙光6月8日对忻州百年教堂事件的报道：“谁敢夺这地就要付出代价！他们不敢！”再次引起热议。不少好事者试图引发基督徒与佛教徒的大战，但没有得逞。

时至今日，忻州百年福音堂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还需要大家的迫切代祷！

三、对事件的反思：

忻州百年福音堂在行将被毁、千钧一发之际，得蒙保守，体现了神的慈爱并大能的护佑，也包含了众弟兄姊妹的与神同工，也有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的鼎立相助。在这件事上，有这样几点值得肯定。

1、发现问题，及时回应。当今之世，事件繁多，纷至沓来，牵涉到教会的事情也有不少，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提出，并采取果断措施与行动，就可能事成无补，永留遗憾，但如果拍案而起，就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2、网上网下，互相配合。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特别由于微博的兴起，人们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忻州教会收回教产的请求在2006年就正式书面提出来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效果，而到2011年就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呢？不能不说是互联网和微博起了很大的作用。微博在很短时间内把力量凝聚了起来，又发散开去。通过互联网，异地的人能够及时传递信息，形成一致的决定与行动，这都影响了最终的效果。

3、相对中心，各自为阵。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事件产生，一项活动的发起，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绝对的主导者。这就需要每个人发挥自身积极主动性，敏锐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行动，这样，就有可能推动事件，产生良好果效。

当然，在这一活动中，暴露出来更多的是问题。有如下几个问题供思考。

1、在神学思想上混乱，缺乏应对这种事件的一致的合理观点态度。从保护活动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着争论。争论的核心还不是如何保护，而是要不要保护？该不该保护？有不少人发表这样的言论与观点：“神不住在这人手所造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当以天父家的事为念！”“神岂住人手搭建的庙宇么？这种文物，不重要，我更关心100年后福音在当地人民心中的鲜活果子，而不是迟早败旧的殿堂。真正的行动，应该是去那里，与弟兄姐妹交流分享学习属神的话语。”“反正末日来临一切都要毁坏。世间之物转瞬就腐朽。唯有圣灵充满的灵魂才是永恒的。”还有人质问：“在圣经中哪里有用这种方式来跟政府交涉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在5月27日这个保护活动最关键的时刻发表《保护忻州百年教堂活动不符合圣经吗？》一文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大家一起来讨论：到底保护忻州百年教堂活动是不是人意？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社会活动又应该如何参与？什么才是多做主工？难道只有在教会内敬拜、赞美、祷告、读经才算吗？什么是传福音？难得只有一对一地传讲、一个一个地发福音单张才算吗？什么是做见证，难得就只有说疾病得医治、先抗拒后悔改才是吗？”由思想不一致而带来的是缺乏连接，合一不够。在征集发起人时，有的一听是李提摩太创立的教会就退避三舍，不愿再言。后来，在寻求支持时，也有的因派别不同而不屑一顾，甚至恶语相加。殊不知，耶稣曾说：“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路9:50）

2、行动能力不强。不少基督徒习惯于封闭式的教会生活，而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对于这种事情，也不知如何应对。很多人在强调祷告，多祷告。我们并不反对祷告，而是呼吁大家迫切祷告，可是反对只祷告而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我们认为，在具体事件中，祷告应该为行动开路，如果在需要行动时，完全以祷告代替行动，并且反对别人采取行动，这是不太合适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行动，而是如何采取行动。总的来看，我们提出的三大目标基本合理，所采取的行动还是比较妥当的。关于公开信，2010年底有十位儒学学者的《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他们提出的要求比较直接，也比较硬。我们写的是《建议书》，措辞比较温和，语气比较委婉。以微博作为主要阵地也是适应时代的体现。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方案，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希望有利于教会和政府、社会各方。但跟进的人还是不多，特别是在建立文化主题公园的设想上，愿意真正把它变成现实的人很少，愿意真正付出的人更少。

3、视野比较狭窄。不少人认为教会要做的是建造教会、传扬福音，而这样的保护工作充其量只是保护文物，没有更大意义与价值。殊不知这不仅是保护文物，保护基督教文化，也是在建造教会，振奋人心，更是一场传福音的活动。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次活动已经初步达到目的。（1）暂时保住了教堂。（2）加强了弟兄姊妹的信心和热心，特别是对于忻州教会而言。在这次活动中，差不多每一个信徒都被调动起来，积极参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光“忻州颂”那天的活动就达到了近年之最。（3）使传教士事迹广为人知，也传扬了福音。但是，更多的人眼界没有打开，对教会的事工还停留在传统的理解上，所以，没有更积极地参与。这次活动还只是平信徒散兵游勇式的参与，而作为整体的教会没有参与进来，也关注不够。

总之，通过这一事件，我们要看到教会在面向社会、应对事件、拓展事工、更新观念、寻求合一等诸多方面的不足。我们所面对的是瞬息万变而又息息相关的世界，教会更要有大公意识、肢体意识，不能光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能只以地上的事为念，也要以天上的事为念。同时，教会要有面对新时代、新世界的新态度、新方法、新观念、新胸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

一场关于虎妈的论战，随着春节到来而提前结束，人们转头扑向春晚——一出喜剧，因为它的不可笑而流行了十几年，前提条件是允许人们安全地批评它。

跨国且跨年（农历新年）的虎妈话题，作为教育话题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因为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若说有信仰，那就是信仰“下一代”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父母在“下一代”身上所寄托的盼望和执著，与宗教情感相差无几——当然，这或许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有人宁可坐牢，也要为倒塌的校舍和毒奶粉事件中死去的孩子讨个说法。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同时规定，必须到经国家机关注册认可的宗教场所活动才被许可。信仰“下一代”的“拜儿子教”，显然属于未经注册的“地下教会”，所以维权前景一时暗淡。

刚刚过去的一年也是虎妈的本命年，不知她是否配备红腰带、红袜子、红内衣的全副武装？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陆多半幸存在这类小“法术”里。令人更好奇的是，虎妈过春节吗？吃年夜饭、看春晚吗？

或许有人觉得这些问题太无厘头，但既然铺天盖地的虎妈报道都把她的方式说成是中国人的教育传统，频频升华到“中美教育之争”的高度，为什么我们不该追问一下，她是否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是否适合代表中国？

许多人对此早有意见，认为中国家长都很文明了，现在只有野蛮拦访、野蛮拆迁，哪还有这么野蛮教育的。她是菲律宾移民，华裔而已，怎能代表中国？不可以吗？那为什么中国形象宣传片里的主角可以有若干个美国公民或美国绿卡持有者？中国人心里，其实一直就没搞明白种族与国家、国家与政府、人民与公民的区别。既然大伙都乐得就着自己方便从一锅乱炖里顺手捞上合自己口味的概念，也就难免发生初一沾了种族的便宜，十五就吃了国家的瓜烙；虎年高昂大国的头，兔年就闪了政府的腰。人民的公共社会，简称公民社会。

那些“拜儿子教”的信徒，家里就这么一个“教主”，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个信徒，很难落实虎妈的全套方针。他们当然想让自己的孩子比虎妈的更优秀，所谓信仰“下一代”，就是顽固地相信孩子一定过得比自己好，并非孩子不争气一定要啃老，只是父母认为被啃是必须的。

他们在孩子小时候连哄带吓，大一点了宁愿自己做牛做马，只要孩子考试第一、钢琴特长……小时候要求他是完美的“教主”，德智体美劳全无瑕疵宛若这世界不配有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标准越来越低，直到长大成人。人类社会里最基本的法律底线，是中国成年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在一个满是诱惑的世界里，他终于拥有了犯各种错误的权利，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堕落转变。

美国孩子一进幼儿园，老师会让他自己定每天的计划，比如只有一台游戏机，一群小朋友谁先玩、谁后玩，每人玩多久，老师不在他们就自我管理，玩得好好的。中国的幼儿园，老师必须要管住，稍不留神就会天下大乱。在束缚与娇惯的张力里，中国孩子在人前的表演与家里的放纵之间转换，缺乏经历在群体中确立自我形象所需的破碎与整合，几乎没有与“非信徒”互动的能力和意愿。

其结果仅举一例：就在距我所在城市两小时车程的某间大学，该校在中国学生大量涌现之前是根本不需要监考的。当中国学生达到二百人时，老师们不得不瞪大眼睛出现在考场。

“信徒”们自然不会像虎妈一样，怒斥孩子是“垃圾”，他们有他们的办法。一位年轻网友满腔悲愤地写道：“优秀的孩子们啊，请别让我妈认识你！这世上总是有那么多让人心情不好的优秀孩子，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孩子’，这个‘别人家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从来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回回考试年级第一。”

“拜儿子教”的父母们过早步入自己的精神死亡，他们的“文明教义”里包含了太多虚伪和扭曲；虎妈以爱为名表露的强烈控制欲，则显得那么凛冽彪悍。一个是岳不群，一个是左冷禅。

强者为了某个所谓传统而胁迫弱者，告诉对方这是为了你好，的确是中国传统。虎妈因此能这么义无反顾。抑或虎妈自己也不过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弱者，以近乎自我虐待和代际虐待的方式将生存压力内化？

子曰：“君子不器”。“拜儿子教”的信徒耗费大半生的精力，不过是让孩子从“不是东西”到“是个东西”，培养出一件好用的器具。无论为中国政府所用，还是亟美国人民所需，除了成为专业技术人才，多数华人看不到自己对于世界的意义。从虎妈能够允许女儿成为网球选手，已经看出文化基因变异的可能。与其选择体育运动，多数华人宁愿让孩子出现在各类音乐课上，他们重视“精神竞技”胜过肉体训练，以至于美国许多城市的学校乐队演出中，黄色面孔几乎覆盖了整个乐队的一半。

虎妈身上的所谓文化传承，似乎表现在她的父亲怎样对她，她就怎样对待她的孩子，粗砺得甚至意识不到爱是需要反省和学习的。

美国基督教思想家尤金·毕德生专门为孩子的父母写了一本《清晨的甘露》，在书中他提醒：“你的少年人，好像清晨的甘露”，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没有任何专家能把一本实战手册交到父母手里，父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做父母，而是做人，是在生活中更真实更完整地呈现自己，与孩子一起成长。

孩子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是对父母生命状态的提问。当中国的父母们对自己比对孩子更忧心的时候，一切就有救了。

（本文转载自财新网）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并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的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做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鬼迷心窍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理由。所以在这里，我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大家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

你认识这样的大学吗？当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这里却鲜有耳闻。大学怎么竟然不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吗？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很多人才穿着拖鞋边吃早点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趴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安歇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散发着异味的宿舍，以及一个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时，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还是大学生吗？这些人就是“为中华之崛起” 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有一个同学，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供他读书，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事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继续游戏的机会吗？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到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了。游戏，看电视，逃课，看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

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爱情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吗？很不幸，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艳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大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压抑的沉重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之路。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靠自我的压抑而不是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游戏”、“看韩剧”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二、照本宣科的老师 ，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

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讲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道授业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而是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也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地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将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还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相比之下，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现在的大学，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许多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很多都是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给专业起个什么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

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忽略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读《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我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不知如何行动。

三、我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大二下半学期的时候，我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哪里？到底能够做哪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

大学里的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正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一样，学生会搞这么多活动解决了什么问题吗？没有。从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起初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地，我的内心开始迷惑了，我发现这些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打游戏的大学生还是继续打游戏，我内心的迷惑并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解答。

于是我开始质疑，为什么要花很多精力组织这样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和需要？那时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

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不错的实力和老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 “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到了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能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照我的想法去做什么改变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哪里。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 “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又能引领学生走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个个都感觉良好。

学生干部中有很多旨在“拉进”彼此关系的饭局，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第一次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吗？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吗？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面对着这样的现状，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庞大、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抗衡。

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得到其他能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吗？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兴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我看不懂的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英雄”，做“李百万”。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

到底哪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并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做决定，以求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四、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真的能够专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在不断的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哪里有时间去传道授业解惑呢？

但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四大名嘴之一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教的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路”？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满怀期待探寻自己走“学问之路”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失望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

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会真正的需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官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前几个月武汉大学的两个校领导被抓，其中一个还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获奖“杰出领导”。但这只是暴露了大学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据说出事以后，很多有实权的“大学领导”们都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查到自己头上来。我相信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事情，其他大学可能有更腐败的。

五、“大学精神”在哪里？

可是，我关心的是：这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大学，还有什么“大学精神”吗？我真的要在这里做学问吗？我缺钱么？我们的社会缺钱么？我的人生需要去做一件于人无益的事情吗？

现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在努力创造着物质的财富，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很多忙忙碌碌的人，每个人都在辛苦地追逐着。特别是我所工作的深圳，这个节奏很快的城市就是金钱驱动的城市。每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留意一下那些等车的和街上走过的人们，很多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

大家都在追求金钱，以为金钱会带来幸福，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不快乐？望着车外的人们，我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也变成跟他们一样？我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我想幸福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开心有价值的工作，一个和睦的家庭，以及有物质保障的生活，并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广这个幸福的圈子。那么我实业的梦想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和更多的人幸福吗？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我们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的GDP，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愈下；都市女性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以及高校大学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靠追求金钱可以吗？

这些问题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以及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如果金钱可以解决，我可以用钱买到身体和心理健康，可以买到家庭的幸福和谐，买到优秀的文化，我当然应该多赚钱。可惜这一切用金钱都买不来。只有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

我们最终都要走上社会，我们最终都要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存，我们最终都要为人父母，我们最终都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真正关乎我们人生幸福的问题，诸如怎样去强身健体，怎样去规划人生方向，怎样去处理婚姻问题，怎样去教育孩子，我们的教育去关注或者启发我们思考这些问题了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学校里培养一群考试的机器，然后出来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老了成为一个等死的废物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目的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而中国目前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教育吗？没有，中国太缺乏真正的教育、缺乏真正的大学了！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为各种利益集团说话的所谓“专家”，为了金钱奔波在官场和商场的所谓教授和博导！

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以之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房地产商到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多人都将自己的职业道德抛诸脑后，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感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在美国，清洁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年薪五六万，但是他们的房子只需要三十万左右。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却需要耗费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多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面临这个严峻的人生大事就因为一些人昧着良心攫取高额利润！房子真的值那么多钱吗？孟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三鹿奶粉、各地不断的儿童血铅案例已经用血的事实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而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子来唤醒大家？如果仅为了钱而忘记了道德，昧了良知，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那些精髓的传统文化的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思索至此，我对于自己做实业的想法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为自己，为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深深地担忧。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够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够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此，我决定走进大山，去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做一名普通的老师，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自己，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唯有文化方能立国，唯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树人，唯有智慧方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幸福，让一个社会真正地和谐，让一个国家真正地强大！

据说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曾把今天的大学比喻成一个养鸡场，这确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而对于其所在的这个常以“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之学术精神为骄傲的大学来说，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也让我们有必要对大学精神重新进行反思。

在对大学精神的反思中，我们会遇到如下最为基本的问题：1、大学中思想精神独立的基础（根基）是什么？怎样的一种根基才有可能承载起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学术自由精神？2、如果国家主义是当今教育领域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科学”的终极关怀特征体现在哪里？如果要把“科学”和世俗的利益、国家主义联合在一起，那么科学自身的超国家、超文化、终极的关怀指向为何？

就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所遇到的问题来看，其国家主义倾向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的运动中，在当时十分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国家主义的思想就已经渗透到教育理念中来了。

1925年2月出版的《中华教育界》推出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号”，所选登的多数文章在谈到收回教育权的理由时，都把国家主权及其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内容可以简要地综述如下：

教育乃国家主权，不可授予他人。国家行使教育主权至少应具备的“三要件”是：1、国家办教育，实现国家的教育理想；2、对民办教育国家握有考察监督乃至取缔的权力；3、凡无本国国籍的外国人不得在本国领土之内设立任何学校教育本国国民。对此，陈启天论证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宗旨，至少要培养本国的国民，延长本国国命，光大本国国运，任何特殊教育宗旨，不可与此国家教育宗旨相冲突。”他特别指出：“一个国家的教育标准，与国家教育宗旨的达到和国家立国精神的保持，是有密切关系的。私立教育对于国家教育标准十分重要之处就是绝对遵从，不太重要之处才可自由酌量办理。” 1

教育理念中的这种国家意识，最终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借着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被完整地实现于当今中国教育体制之中。院系调整最大限度地拆散了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其结果就是，私立及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完全消失了，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这样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使改造后的大学与这个党派所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党派利益完全保持一致，就如北大校长马寅初在《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的表达：为了推进高校改革，“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 2

将中国的大学纳入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取消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民间文化机构，所造成的严峻现实是，谁离开了体制内的学校，谁就难以以知识为生，本人及家人的生计就会成问题。而在体制内的学校工作，就不能不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之与国家或党派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否则知识分子难以用自己的长处养活自己。这种尴尬处境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未曾有过。中国社会在“五四”之前，还有民间的乡绅社会与代表政权的君王体制相共存。当然，这两个方面能够共存的基础是儒家的文化理念，而不是一种代表了政权的政府机制。

但自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中国的大学已经成为政府行政体系中的一环。如果说，以往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是通过思想改造（意识形态）及行政手段，具体通过人事任命来达到其目的，那么，今天则是在行政手段之外，用经济控制取代了以往的意识形态。由于211和985工程的启动，教育部掌握了数百亿资金的分配权；各种工程本身就要落实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强行政控制顺理成章。特别是对像北大这样的直属高校，教育部的控制力在逐渐增强，不仅通过各种名目的评审，将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战车上，而且除了校长之外，还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级干部的人事权。教育部为了满足高校负责人的级别欲，借着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推动部分顶尖高校行政级别升级，将12所大学升为副部级（现在副部级大学据说已达29所），实际上等于教育部为自己的司局级干部，找了几十个副部级岗位。这些年来，直接从教育部空降下来的重点大学校长、副校长越来越多。正是因为大学被置于这种行政性的架构下，其所奉行的不可能不是奴才式的管理。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是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3

然而，在权力与金钱之外，一个社会还应当有其更重要的东西，即精神的、思想的、知识的尊严。只有这种思想与精神的尊严可以让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活出他当有的尊严；而这种精神与知识的尊严本应在大学这个思想家园里找到。只有当精神、知识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尊严时，大学才成为大学。4

当我们今天思考大学的精神时，发现在这个社会中，思想或知识的尊严已经无从追踪。在独立思想的尊严难以为继之时，思想或学术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存在的不只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也不只是以往某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独立思想的根基在哪里？思想或精神的尊严来自何处？只有在一种终极性根基上生发出来的思想观念，才可能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为其中的社会团体的独立性立定一个基点，才可能开拓出一个相应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家园；才可能替代一种机械的社会建制，而在新的公民社会中建立起相互自立的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纽带。

按照凯波尔表达出来的改革宗思想，“上帝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指国家与社会）将主权赋予人。一方面是机械范畴上的国家权威，另一方面是有机范畴上的社会各层面的权力。在这两个范畴之内，都有各自的主权，唯有上帝在它们之上。” 5 这里，所谓机械范畴上的国家权威，是指上帝赋予了一个国家的政府严格按照符合自然法精神的法律条文去管理这个国家的权威，政府不能越过上帝所规定的界限；而有机范畴则是指这个社会的各阶层，只要是在法律赋予的限度内，就可以自由地发展上帝所赋予它们的权利与能力。

在这个有机的社会范畴中，大学是一个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团体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思想的根基来自其所追寻的真理，思想的尊严及其所产生的权威来自上帝这个真理的源头。就思想所产生的权威实际在这个群体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来说，这种权威具有“有机”自然生成的特征。大学就是按照这种自然出现的权威所显出的秩序来运转的。政府应当尊重这种自然出现的权威，因为它有源自于上帝的思想的尊严；尊重这种权威在这个社会群体中所具有的地位，因为这是一个有机体之生命力的表现；而不是直接介入，直至将这种社会群体当作是政府机构的一个分支。当政府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就越过了自己的权限与范围，并让大学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其当有的属性，失去其机体的生命力，而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存在。

凯波尔认为，在一个尊重独立社会团体的公民社会里，“政府的三重权利与义务：1、每当不同的领域之间发生冲突时，政府应该指出双方各自的界限；2、任何地方发生滥权时，政府应当保护个人，保护较弱的一方；3、政府以行政手段调整经济、维护国家的稳定。但政府不能作一切决定。……这是一个政府的权力与社会各领域自己的主权根据宪法相互合作的问题。” 6 在一个尊重独立社会团体的公民社会中，够资格的社会团体举办私立或民办大学是其应有的权利。就是在国立大学中，政府也只是承担用纳税人的钱对其提供资助，而不是扮演直接进行管理的角色；否则大学就会成为一个“养鸡场”。

“养鸡场”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首先它让人想到一条流水线，按照标准程序来喂养；提供的是加工好的饲料，里面通常会有大量抗菌素；采用的是灌输的方式，不管你爱吃还是不爱吃；并且，通常是以圈养的方式，被饲养者限制在十分狭窄的空间中；甚至可能是封闭式的，为了让其早熟，24小时对其进行人工照明……。总之，最终出来的一定是可以满足饲养人之要求的产品。

这让我们想起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时，为这所大学所确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个校训来自圣经中的两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与“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有真理作为思想的根基，才有思想与学术的自由；有自由才有思想的尊严，才会让人自发地去服侍他人。这才是我们今天教育当有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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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2005年，228—232页。
2    转引自，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
3    张鸣：“高校大跃进培养的是奴才与愤青”。
4    “大学之困”，《解放周末》对许纪霖的采访。
5    亚伯拉罕·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收在茜亚·凡赫尔斯玛著，《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2006年，283页。
6    同上，285页。

作为一种现代经济的产物，公司的兴起也就是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
从英国《1856年股份公司法案》的通过开始，人们创办公司不必再通过国家特许授权的繁琐程序，而且股东在公司破产后不用承担除自己股份之外的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及其组织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此后几年，数以万计的有限责任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全球公司的历史就此真正展开。

从公司起源来看，就像股份公司法案的推动者、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副大臣的洛伊所说：“我眼下的目的并不是催促实施有限责任制。我是在为人的自由而战——在不受国家多管闲事的干涉下，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跟谁合作及怎样合作。”从一开始，公司是和人们的“自由”相关联的。
现如今，公司已经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事物了。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们也都在各类公司里工作，因为工作产生各种生命相连的关系，很多人的苦恼和软弱也出自这种人类组织。

我曾经在全球第三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工作，并且在这期间信主，这家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室就在教会新堂的对面，因此我对腾讯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它和360之间爆发了所谓的互联网大战时，有人问我的看法。然而在我看来，事情本身的真相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更不消说，公众现在了解的都是被操控下的“部分”真相；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人类组织，公司已经走得太远了，忘记了自己的起点在何处。

一些清醒的评论者们在这次“大战”之后，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他们热衷于抄来抄去，因为大家都在抄一样的东西，然后打来打去。这个行业曾经和国际大的发展潮流时差很小，并且只有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何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在这个行业的经历只有在腾讯的短短八个月，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腾讯一家公司造成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相关。
我在2008年夏天重新找工作的时候，就想去中国的门户网站里看看那里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得到了去腾讯网工作的机会。一些朋友听说之后对我的祝贺是，腾讯发展非常强劲，腾讯员工很有钱。
对我来说，腾讯网的吸引力是，那里有好几位媒体的前辈，他们是90年代早期《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元老，我一直想象着自己能够有机会和他们交流。

截然不同的现实让我认识了什么是大公司。从办完入职手续之后开始，就很少有人再和我有什么交流，整个网站有几百名同事，每人有一个“格子”，上班的时候很少能见到大家离开座位交流，每个人都埋头在电脑前。如果你认为这是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就错了，我后来才知道，很多公司的小道消息、同事之间的议论都是大家通过网络聊天来传播的。

现代的即时聊天工具提供给大家太多的便利，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一个聊天群，把你希望交流的人加入到群中，有些群是领导永远不会进去的，有些则是一般员工难以企及的。也许一个人就坐在你的对面，但是你们可能在各自的群里数落对方。除了中午的工作餐，这就是大家主要的沟通方式。
可想而知，我和那几位媒体前辈的交流没有机会进行，虽然我在聊天工具上找到了他们的头像，发出了邀请，但是除了没有回应就是礼节性地拒绝。我如果要去和他们见面交流，那可能会引发事件：因为我去找大领导谈话了，大家会猜测我究竟要做什么，会引起什么样的人事变化。

很快我就引发了“事件”。网站每天都会对各个频道当天所选的新闻头条进行点评和打分，这样的邮件网站每个员工都会收到，这样的点评几乎是例行公事，没有人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员工来说，这样的“潜规则”没有作用，我很快对一次点评发表了意见，邮件点击了“回复全部”。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腾讯公司接近一万名员工，包括ＣＥＯ马化腾在内，都能看到这封邮件。

很多人，甚至是过去的朋友因为这封邮件才知道我也成为了腾讯的员工；同时我也被告诫，邮件不能这样回复给所有人。
从此，打分和点评又基本成了领导一言堂。我也开始了在各种群里和人交流的公司生活。闪烁的头像，一屏又一屏的文字，你不用看到人的表情，听到声音，即时聊天工具似乎解决了一切问题。

而最让我难受的是，这里的层级管理完全不像是以平等、分享为精神核心的互联网公司。很多工作任务是不经讨论，直接下达给下属，而下属们则是迫于无奈地执行，然后在各种群里消磨时间，发泄不满。在上的和在下的对彼此都缺乏尊重。其实很多年轻同事对未来很迷茫，内心中有离开和改变的愿望，但是公司能够提供的薪水和福利又让人对改变缺乏动力。

后来当我终于有机会和一位网站的高层领导交流之后，我发现这种迷茫和没有盼望是一致的，甚至做头的被束缚得更甚。随着腾讯上市，公司迎来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更多地表现在股价的飙升之上。2008年金融危机时，腾讯的股价从每股70多港元下跌到40多港元，正在人们惊魂甫定时，腾讯的股价却像中了魔法一样，在2009年又升到了130多港元每股。尽管有很多不快乐，但是因着手中的期权缘故，只能继续留下。

真是感谢主的怜悯，在那段挣扎的日子里，他让我回转，也让我知道被释放的自由是何其珍贵。
不久我又引发了一次事件。我所在的腾讯网是这家公司的四大部门之一，一次内部员工论坛上发了其他业务部门的研发新产品的经验交流，看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这家公司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也深感我自己所在的网站部似乎失却了这种自由分享、交流和创新的活力，我把这样的感想附在了论坛里，没想到又引发了一场“邮件风暴”。
说是“风暴”，是因为这几句感言引来了CEO 马化腾的关注，并且发邮件问员工有这样的看法，领导者该如何看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风暴仅限于邮件，几个高层管理者在邮件中彼此回复了几句，事情就平息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想自己应该就此审慎地结束对自己在腾讯生涯的描述：因为我待的时间太短，角度也有局限，没有办法完全描述清楚大公司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对此的思考也一直在继续。
发生了腾讯和360的事件之后，很多人指责腾讯霸道、垄断。但是对事情的反思若仅止于此，那么仿佛今天这个行业的所有问题症结就只在腾讯了，甚至可以更轻便地归结于CEO马化腾了。
事实上，在腾讯公司内部，你看到的会是一个并不霸道甚至内向的马化腾。他在电梯里见到员工时，讲话甚至会脸红。他也是一个细致的人，会关注我这样一个基层员工在论坛的发言；会凌晨三四点还在发邮件指出页面的一些设计功能有问题；还曾经专门发邮件给员工，提醒大家在电梯使用高峰的时候，为了抢位置而占据反方向的电梯是不可取的行为。
当我选择离开腾讯时，由于自己曾经引发过几次“事件”，几位中高层领导都和我进行了交流，这些交流让我看到有喜怒哀乐，有性情，也有软弱的普通人。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领导的公司却让很多人厌恶。

半个世纪前，管理学的开创者德鲁克宣告：大公司发生了什么，其实表明了我们这个社会信仰什么。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太渴望速成式的成功，而这种成功的标准也是单一的，并且是单一地以财富与地位来衡量。互联网集中体现了这一信仰，也为这一信仰提供了最为快捷的实现工具。
腾讯成为世界上市值第三的互联网公司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暴发户式的案例刺激了中国互联网界的每一个人，于是简单复制国外的产品创意，寻求获得快速的市场成功成为普遍诉求。渴望成功变现的人们又愤懑地发现，几乎每一个复制的创意腾讯都在关注，也更有资源成功，因此腾讯和360这样的纷争早晚会到来。

和互联网创新最丰富的美国相比，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国的大公司明显缺乏真正的异象（Vision），只有亦步亦趋和对利润的追求，盼望的是偶发式的增长。
另一点很重要的观察来自于我的朋友，他在最近一本关于一家中国大公司的观察《微笑力》中说，在这个饱受人治之苦的国家里，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都希望在自己企业中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但是他们却把制度当做了“终极解决方案”。在一家大公司里，有很多复杂且时髦的管制制度，甚至人和人之间沟通也有便利的通讯工具和规范，但是这一切背后的基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被忽略了。

虽然管理学用了扁平组织、企业文化、绩效考核、360度沟通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离开了圣经提出的问题，谁是你的邻人，你愿意如何对待他，一切只是徒有其表。
在过去的制造业大生产中，竞争力取决于设备的设计、操作标准和流程的制定，生产被简化为容易控制的标准化过程，企业只要对一个生手稍加培训，就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员工变成了一部活的机器，他不需要有任何创见，只要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操作即可。今天的知识经济已经告别了这一时代，每一个人的潜力和创造能力对于公司的竞争力来说非常重要，Google这样的公司出现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当人们诘问中国的互联网为什么缺乏创新，并把责任大多归咎于外部环境时，需要反思的是，在每家公司里，人们是否受到尊重，有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

这样的反思绝不应该仅限于腾讯，局限于互联网业。追本溯源，我们究竟因何而组织在一起，为了什么样的目标，在这过程中愿意如何彼此相待？
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醒道：“自由根植在（耶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句话的含义是，无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领导者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的是帮助每个成员都能够彰显自己身上的创造性才能。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创造主的尊严和智慧，帮助别人显明这一点，是自己最值得满足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德鲁克自己在晚年却对公司能做到这一点充满了失望，他转而认为，牧养型教会才是人类社会最富有希望的组织。

有可能。腾讯跟奇虎360的争执进一步显露了中国普遍而深层的问题。幸运的是，
这已经引起普通从业者积极的讨论。更加广泛而细致的沟通是关键。

这是一个普通周二的晚上。一些人聚集到北京中关村一处酒店的会议室，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晚上7点多，人们来到这家酒店。参加聚会的人大多是跟互联网有关的从业者。
会议室在酒店的三层。走进去，你会看到讲台的后面有一个背景，上面写着论坛和主办方的名字。在最近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周二聚会已经举行了一百多次。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次背景的右上方贴着一张白纸，看起来是挡住了什么。

一张白纸

在场的大约一百多人似乎没有太在意。等到几位主讲人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在提问的环节，还是有人问起那张白纸是怎么回事。主持人回答说，白纸挡住的是其中一家主办方的名字，因为跟今晚讨论的问题有关，可能引起误解和争议，所以遮上了。

这个论坛的名字叫“IT龙门阵”，IT是信息技术的意思，龙门阵的意思是聊天。没有被白纸遮住的主办方是TechWeb，一个网站的名字。根据这家网站自己的介绍，它是“新媒体、新技术、新商业互动交流平台”，由“一群热爱互联网、热爱新闻的资深网络新闻工作者创建、维护。”
按照主持人的回答，被白纸遮住的是另一家主办方的名字，叫腾讯科技，是腾讯网站的一个频道。在腾讯网站上，腾讯的自我简介是这样的：“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知道腾讯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一个叫QQ的网上即时通信系统。

在这个晚上，腾讯跟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纠纷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另外一家公司叫奇虎360，它在自己网站上的自我介绍是：“主营以360安全卫士为代表的免费网络安全平台，” 以及，“目前360安全卫士已发展成为最受网民欢迎的杀木马、防盗号工具软件，拥有1.6亿用户，网民覆盖率超过60%，从而成为国内网络安全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品牌。”

就在这个周二之前的几天，2010年11月3日，腾讯宣布，“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我们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 奇虎360的回应是：“即使360在这场对决中被腾讯组织的各种资源所绞杀，如果腾讯不改变它封闭的商业模式，仍然漠视用户的利益，仍然拒绝给用户选择权，那么它从今天开始将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对于使用互联网却不一定关心具体公司和软件的人，这两家公司的声明看上去可能不太好懂。但如果有点时间仔细读一下，至少从双方的言辞和语气来看，它们之间的纠纷大约不是件轻松的事，甚至可能是关乎你死我活的大事。

而从这两个声明发表至今，腾讯和奇虎360的冲突一直是中国和国际舆论的一个热点。毕竟，跟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打交道的人数以亿计。如果你多多少少看看各种媒体上的言论，或者你周围同事、朋友或家人的交流，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早已不只是少数人的话题了。

不是名人的聚会

周二的这个论坛，是无数讨论的一个侧面。人们谈到了对腾讯和奇虎360的评价，以及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印象，还有，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人们该如何应对的话题。
论名气，包括几位主讲人，都不是尽人皆知的人物。在互联网的圈子里，他们可能被一些人知道。他们有不同的头衔，诸如，某个网站创始人，资深IT专家，某个产业联盟的秘书长，软件公司总裁，杂志主编等。

但就是这样的聚会，如果你去听或说了，你也许会感到，这世界还真的有些人愿意花上下班之后的两个小时谈论该怎么办的问题，虽然你会觉得这些也许都是徒劳。你也可能会觉得，参加聚会的人有着各自的目的。
参加聚会的人的确有着各自的目的。就在腾讯发出声明第二天，这几位主讲人连同另外几位同行在网上发表了联名公开信，提出了他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建议，也邀请任何愿意参加的人签名。

他们呼吁腾讯和奇虎360立即停止互相攻击的行为，共同尊重用户的基本权利，并列出了包括知情、选择、卸载、隐私、索赔在内的5项基本权利，还向政府部门建议，要致力于保护用户的权利，但不要借此以违反市场规律的方式干涉互联网的发展。他们承认，这样的声音可能是微弱的，但却值得。他们呼吁每个互联网用户将这5项权利熟记在心，在一切场合向有能力推进改变的人重申。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影响较大的事发生，人们免不了谈论，多是私下的，也有比较公开的。但很多代过去了，人们的结论似乎总没有什么变化。人们感叹，这些事都是有权有钱的人说着算数的，老百姓不过是看个热闹，即使是受害者，也顶多是争取找到那些他们认为说话算数的人，舆论也有曝光呼吁的，但结果大多是不了了之。

这个周二的聚会上，人们的结论看起来也是如此。当有人问起几位主讲人对腾讯和奇虎360的纠纷接下来会怎样时，没有人明确地表达这一次讨论的结果跟以往的大事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大多遗憾地承认，比较很多传统的行业，互联网之前给人的印象还是个相对干净的地方，但腾讯和奇虎360这两家业界领袖的做法已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

聚会开始时，主持人征集了在座观众的意见，腾讯和奇虎的支持者各占约10%，其中还有人选择支持双方。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两家的做法都是流氓行为。这个结果让几位主讲人痛心——互联网行业的形象变成了这样，他们担心今后的年轻人是否还敢进来。
在谈到支持或反对其中一家公司的原因时，上台发言的观众主要提到的是道德形象。腾讯的垄断、对其他网站的模仿习惯被多次说起。作为业内人士的主讲人们承认，商业利益和垄断地位是商业活动参与者都想要的，腾讯的错处在于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

至于模仿，有人提到，中国很多企业的所谓创新，其实也是学别人 （比如外国网站），“是‘小三’，腾讯这样的只是当了‘小四’而已。”此外，能被抄袭，也是自身创新程度不够。腾讯也有模仿不成功的时候，也收购了比如康盛（网上社区产品Discuz!的开发者）这样的公司，那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如果聚会这样结束，一个普通的周二也就这样过去了。人们走出一时热闹的酒店会议室，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又一个黑夜中。人们还可能在下一个周二再来，到那时，人们会继续谈论着。主讲人和听众可能不再是此次的这群人了，但无论如何，可能都不会改变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的状况。

我比马化腾、周鸿祎更好吗？

事实差不多的确是这样。但还有一层的声音可能被忽视了。在聚会上发言的，除了表达对别人的看法，也有一些人说到了自己。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在腾讯和奇虎360公司负责人的位置上，他们的做法很可能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中间有人这样说：“这个事情以后等我们老了，甚至没等到我们老了，等我们孩子大了，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一代人是很混蛋的一代人，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像话了，这些东西会害了后代。”

比起说别人不好，承认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总是少见的。这在旁观的时候还可能比较容易承认，对处于争执的当事人来说也许就困难多了。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样公开的承认多了，至少可以改善谈论的气氛，不总是把责任归到别人的身上。

在这个基础上，越来越多自发组织的公共讨论可能会逐渐改变很多事情不了了之的惯性。以往，人们可能几乎完全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认为有权有势的人。现在，人们可以看到，随着越来越多有权有势的人也不过以让人失去尊敬的做法试图解决问题，相关的人主动组织起来共同面对这些难题也许是必须的了。

改变很可能是条漫长的道路。即使如此，如果腾讯和奇虎360处理矛盾的做法反映了互联网界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正常水平，这样的事件便可能成为各界人士的警钟。因为纵使其他人目前都是旁观者，争执和矛盾却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面对已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年轻一代，如何不让他们失望，如何帮助他们树立让人尊敬的榜样，这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事情了。
从这个角度，一个既指出社会的黑暗面也承认自己就在其中并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的讨论会将会给人带来希望。不过，由于跟当事人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滕讯科技被遮住的做法虽然可以帮助讨论会避免被操纵的嫌疑，却仍然可能影响讨论会的独立形象。

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8月，奇虎360董事长周鸿参加了这个周二的讨论会，而谈论的主题是关于如何通过创新赢得用户。对比他三个月之后针对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做法的批评和警告，那次的发言中，周鸿不乏对腾讯的称赞。
而从周鸿的声明，可以看到他跟马化腾之间的短信往来。这说明两人之间有比较通畅的私人联系。但问题是，人的心思意念是复杂的，人在日常状况下表达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面。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人很可能管不住自己。从一些接触过马化腾的人来看，他这一次的做法跟他平时的温和形象反差很大。

互相造就新生命的自治生活

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管不住自己的经历。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脆弱的，都需要得到帮助。人也可能都有经历黑暗的时候。讨论会上的有些人认为，腾讯和奇虎360处理它们之间纠纷的做法很像黑社会。这样的说法可能不一定准确，但这跟黑社会给人的印象也许是有些相似的。毕竟，黑暗中的社会，与阳光照耀下的截然不同。
无论在公司的办公室还是家中，彼此敞开、信任的沟通依然是普遍缺乏的。如果没有充分细致的交流，强制和怒气就代替了耐心与温和。长期以来，人们可能感叹于国家缺乏民主、自由和公义，却可能忽视了这些美好生活的实现在于日常的点滴之中。如果心中的暴力可以得到驯服，伤害自己和别人的暴力就能减少。

中国曾经错过了好几次世界产业革命的机会。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没有拒绝互联网的革命。马化腾和周鸿，还有参加周二讨论会的很多人，都是在这十几年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从业者。因为他们的学习和贡献，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受益于互联网带来的方便。
这最大的方便，也许就在于信息的自由流通。然而，如果参与建设信息流通平台的工作者之间出现了沟通上的问题，并且通过彼此报复的方式解决问题，互联网革命可能还仅仅是工具意义上的。人们不过是在用更加便捷的新工具做彼此伤害的旧事。

美国是推动互联网革命的主要国家。两百多年前，当这个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外在的敌人看起来远去了，人们却开始面临如何避免彼此报复的问题。在比如议会这样的公共场合，争吵甚至是暴力冲突都不罕见。但在之后的两百年，报复式的言论和行为大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商量，制定了适合具体情况的议事规则，帮助彼此过上通过建设性的讨论解决问题的生活。

这种互相造就生命成长的自治方式是包括中国互联网在内的很多行业工作者需要迫切学习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行动起来，就像联名签署公开信的那些从业者。关于互联网在中国的前途，如果更多的人有着类似甚至更加深入的行动，那些普通的周二晚上就可能不再普通了。

（本文是笔者近来和一位同事参加一个互联网行业讨论会之后的记录。愿彼此造就新生命的生活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