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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保持我的真正面目，喏，这是我的护照！”——培尔·金特

5月中，在国家大剧院观看孙海英与吕丽萍主演的话剧作品《培尔·金特》，我惊奇地发现，剧中的培尔·金特正是我，或我身边的某个人。是谁，悄悄潜入现代中国基督徒的内心，把隐情流水般地传述？孙吕剧本是否迎合时代与中国口味，大笔篡改了百年名著？

急切地捧读原著，我发现，孙吕剧本虽有删节却很少修改。此时，自己无法辨别时空：一百多年前远在北欧的作家易卜生，竟如此真切地写下今天的我们。
这也许不是一个错觉。在信仰千年万载的长河中，我们常常跨越时空，与那些未曾谋面的圣徒握手、相拥、相泣……
人之为人，信之为信。在世，数十载，抑或百年；在信，数千年，直至亘古。

人，你怎能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
这一培尔·金特式的追问，正是一个人渴求“认识自己”的追问，历经百载，至今仍萦绕回荡在我们的心中。我甚至相信，每一个真切的信仰者，都经历了或经历着培尔·金特式的追问和抉择。
或许，加尔文也是一个培尔·金特式的追问者。他在《基督教要义》中，同样真挚地以“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1作为这部巨著的开篇，意在指出“认识神”与“认识自己”的密切关联。

《培尔·金特》发表于1867年，原作为诗剧，起初并非以上演为目的。直到1876年才首次在挪威上演。除孙吕本次筹备多时的演出，《培尔·金特》一剧在中国内地有记载的公开演出，此前仅有一次，1983年由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79级学生表演，这让当时尚健在的中文翻译者萧乾先生甚是欣喜。

当时的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第5个年头，萧老的欣喜自有原因。一方面，《培尔·金特》剧本台词艰深、节奏缓慢、规模宏大，既不能满足现今消费主义观众的审美需求，也不符合快速获取投资回报的现代商业运作规则；另一方面，培尔·金特一直被视为宣扬“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典型，据称长期被视为“毒素”，不鼓励公演。事实上，“隔着宗教与文化这堵墙”的误解，这片土地拒绝接纳的艺术品何止《培尔·金特》一部剧！时隔近三十年，同样的剧作不仅在中国几个大城市间轮流巡演，而且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是艺术品自身的品质使然，是艺术家自身的影响使然，更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需要。

《培尔·金特》讲述了一个跨越60年的故事，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的时间。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叶，结束于1867年。地点一部分在古德布兰斯达尔及周围的山岭间，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滨、撒哈拉沙漠、开罗疯人院以及海上。
培尔·金特是一个放荡不羁、富于幻想的年轻人。他撒谎、吹牛、富有野心，是远近闻名的 “二流子”。寡母奥丝期盼他能照管好自己的田地，本本分分地生活，但他反倒游手好闲，在别人的婚礼上，满怀恶意地拐走新娘英格丽特，把她糟蹋后又无情地抛弃。

易卜生有意在剧中设计了一个幻想性的角色——山妖。培尔·金特“偶遇”山妖，山妖大王告诉培尔“人妖之别”在于：“那边，在蓝天之下，人有句俗话：‘人——要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这边，在山里，我们没工夫去考究这种伪善的道德原则，我们的说法是：‘山妖——为你自己就够了。’”就此，培尔推崇的“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与山妖看中的“为你自己就够了”变成全剧最重要的冲突焦点。
这里选录的山妖大王与培尔的对话，其内容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既深刻又熟悉的：

山妖大王：你饮下蜜酒，这酒杯就属于你了，而那是金子做的。谁拥有这只酒杯，也就拥有我的女儿了。
培尔：（深思）哦，人们说，对我们不喜欢的事物，要加以克服。我相信自己总能在一定时间里对这个味道习惯下来。好，把它喝下去再说！
山妖大王：你刚才这段话讲得很有道理。你吐痰吗？
培尔：那完全是习惯成自然啦。
山妖大王：其次你得脱掉你那套基督徒的服装。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在多沃瑞这里，样样都是山里自己制造的，除了我们尾巴上的丝穗子，我们什么也不从山谷里运进来。
培尔：（生气地）我没有尾巴。
山妖大王：我可以给你一根。内侍大臣，把我节日的尾巴给他安上。
培尔：你敢！这是拿我开玩笑。
山妖大王：可你总不能背后光秃秃地没条尾巴就来向我女儿求婚呀！
培尔：你把人变成野兽啦。
山妖大王：孩子，你错啦！我是在把你打扮成一个阔少哩！我们会给你个尖儿上带金黄色的尾巴。这可是至上光荣哩！
培尔：（深思）嗯，人们说，我们是风中的羽毛，难免得由习俗和风尚吹着走。好，就这么办吧。
山妖大王：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
培尔：（不悦）还有什么旁的事要我做吗？要不要我放弃基督教的信仰？
山妖大王：要是保留那信仰使你心安一些，就保留着吧。信仰是自由的，不抽税。山妖显示身份靠的是装束打扮。只要在风尚和服装上咱们取得一致的意见，你尽管去保留那使我们毛骨悚然的信仰。
……
山妖大王：人类天性是很奇怪的，它就像一层皮肤一般紧紧贴在一个人身上。要是在一场斗殴中间伤了皮肤，喏，上面就留下个口子，可是很快就结上了疤。瞧，我这位驸马很随和。他已经把基督徒的马裤脱掉，他欣然喝起咱们的蜜酒。他还那么心甘情愿地接受咱们提出的要求，我简直感到他已经永永远远地摒弃了人性。然而不然！一眨眼的工夫还会本性复萌。所以，孩子，我得尽力想法来清除你这特有的人性。
培尔：你怎么清除呢？
山妖大王：我要轻挠一下你的左眼，这样你就会歪曲地看一切事物了，而且你会看什么都觉得好到了家。然后，我还要把你右边的那扇窗户给挖掉。
……
山妖大王：想想看，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会为你省却多少忧虑烦恼。想法记住，辛酸愤怒的泪水都是双眼惹出来的。
培尔：这话不假，而且圣经里说过，“假若你的右眼使你失足，你要把它挖出来，扔掉。”告诉我，我的视力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呢？
山妖大王：朋友，永远也不能！
培尔：要是那样，我只好谢绝了。
……
山妖大王：人类都是一个样。你们的嘴不停地在讲灵魂，其实你们对肉体的兴趣大多了。
……

易卜生似乎要透过培尔的追寻去丈量一个人内心中试图躲避真理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培尔不断地膨胀自我并随从私欲，实践着山妖大王的那句名言“为你自己就够了”，并以为这样做，就是保持了自己真正的面目。
对此，培尔甚至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表达：“先生们，我是单身汉，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们的天职是什么？嗯，简单地说，一个人应当永远是他自己。要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上。如果他像只骆驼那样负担着旁人的快乐和悲哀，他还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他一方面贩卖黑奴发财，一方面又冒充他们的慈父；一方面给中国运送偶像，一方面又派出传教士，对此，他说：“每逢出售一尊偶像，他们就替一个苦力施洗礼，这样就互相抵消了。”
培尔时刻携带着一把利己的算盘：不择手段地争取世俗成功的同时，又向上帝大献殷勤，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赎罪，以便在审判之日得以逃脱。
在开罗疯人院，透过贝葛科芬费尔特等人之口，易卜生指出了这种利己主义的荒谬：
“快点儿！世界已经颠倒了，所以我们也得颠倒过来。”
贝葛科芬费尔特与培尔的对话中充满了讽刺：

“正是在这里，人们最能保持真正的面目。我们的船满张着‘自我’的帆，每个人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木桶里，木桶用‘自我’的塞子堵住，又在‘自我’的井里泡制。没有人为别人的痛苦掉一滴眼泪，没有人在乎旁人怎么想。无论思想还是声音，我们都只有自己，并且把自己扩展到极限。因此，既然我们需要一位皇帝，你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开罗疯人院，培尔成了皇帝。这里到处响起“皇帝万岁！自我皇帝万岁！（Long live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of Self!）”之声。此时，易卜生告诉我们，自我膨胀至极就是疯狂。
培尔疯狂地喊叫道：
“我该做什么？我是什么？老天！紧紧抓住！我代表你一切的心愿：我是个土耳其人，一个罪人，一个山妖——可是，请帮助我，我内心有什么在爆炸。（喊叫）你的名字……我忘掉啦…… 记不起啦……啊，救救我吧！啊，疯人的保护者，救救我！”
剧中的培尔，性格复杂而真实。他敏锐地解剖着自己和这个世界：
“我要远离现代生活的龌龊道路。现时连一根鞋带也不值。现代人没有信念，没有脊骨。他的灵魂放不出光芒，他的行为没有分量。”
无疑，培尔是一个罪人，正如我们一样，他心中明白真理所在——“额上有上帝的印记”，但他软弱得像“风中的鹅毛”，测试着这个世界给一个走向真理的人带来多大的风浪险阻。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绝不是个死不悔改的罪人。”
偶尔听到牧师在一个不知名的农民的葬礼上的发言后，培尔开始重新寻找对“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的理解。

在这位曾宁可砍掉一根手指也不服兵役的普通农民的墓前，牧师说：
“他不是个爱国志士，也不是国家和教会的栋梁。然而在那荒凉的原野上，在作为他的生命中心的家里，他却是伟大的，因为在这里，他保持了自己真正的面目。他内在的素质是率真的。他的一生就像在无声的琴弦上奏出的一首乐曲。因此沉默的战士，安息吧！你作为农民，打了一场小小的仗之后，阵亡了。我们不去探索他的心灵和他受到的约束，那不该由我们来做，那是上帝的职责。但是我坦率地、诚恳地希望：当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得到应有的位置的时候，他不再是个残疾。”
在上帝的面前，这位平凡普通的农民获得的，也许远远多过那个赚取了万贯家财并希望当上皇帝、一心谋求自我实现的培尔·金特。培尔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回家的路。在整部剧中，正是上帝永不止息的爱，一直在等待并召唤着这个浪子。
这个传递上帝之爱的管道就是虔诚而纯真的少女索尔薇格。在索尔薇格身上，似乎看不到“自我”两字。她不顾家人和世人的反对，跑进深山寻找并陪伴培尔，毫无怨言地用一生来等待培尔的归来。她对培尔说：“你是我的一切，我的生命。”

在培尔的一生中，也唯有索尔薇格是他真正爱的女子。因为索尔薇格身上具有一种圣洁的灵性光芒，她是如此独特、与众不同，无论是英格丽特、牧牛女、绿衣女还是安妮特拉都无法替代她。索尔薇格吸引培尔之处，不是短暂的肉欲之情，而是永恒的圣洁之气，历久弥馨。
培尔会轻佻地对其他女性说：“你的祈祷书是用手绢纸包着的吗？你有金黄色的辫子吗？你眼睛朝下望着自己的围裙吗？你扯住你妈妈的裙褶吗？”
培尔却能对索尔薇格满怀诚恳地说：“只要你敢在这里和我同住，我这茅屋就是圣洁的了。”在剧中，索尔薇格仿佛成为基督耶稣的化身。她接近培尔，舍己地爱着培尔这个世人不耻的罪人，尽管魔鬼时常成为培尔与索尔薇格之间的阻隔。

山妖大王的女儿曾用谎言阻断了培尔与索尔薇格的结合。此时，从培尔的独白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谎言面前怀疑自己得救的确然，感叹错失宝贵的福分：
“我盖起的王宫坍塌了。她跟我已经那么亲近了，如今，在我们之间又竖起了一道墙。顷刻之间，俊美和欢乐永远离开了我，一切都变得那么丑恶。绕道而行？从我这儿没有直通到她那里的路。直通？嗯……也许……也许还有一条路。我想圣经里写着一些关于悔改的话。可是它说些什么？我没有圣经。我忘光了。森林这儿没有一个人指引我。悔改？得要好多好多年才能走通这条路。人生会变得空虚，纯洁的和美丽的将被毁灭。我能把那些碎片再拼起来吗？一只小提琴坏了可以修补，钟表就不能修补。倘若你要保持田野里的青翠，你就不可在上面践踏。”

就这样，培尔的人生绕了极大的弯路，迟迟不能得到属天的福分。
培尔的人生一直在追问如何“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铸钮扣人最终向培尔给出了答案：“‘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就是把你自己身上最坏的东西去掉，把最好的东西发挥出来，就是充分贯彻上天的意旨。”
萧乾在1949年8月的《香港大公报》上写道：“在所有的戏里，易卜生都要我们忠于自我，殉道者般地坚持自我。在这部诗剧里，他却告诉我们说：‘我是军队，里面排列着愿望、食欲和贪婪。我是海，里面浮着幻想、索取和期待。’他告诉我们：‘要保持自我，就先得把自我毁灭了。’没有比这更不像易卜生的了！然而《培尔·金特》这个语言讽刺剧所抨击的，自始至终是自我。”
萧乾发现了易卜生在《培尔·金特》中与其说在宣扬“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不如说将一个悖论呈现在人们面前——“要保持自我，就先得把自我毁灭了”。
然而，拘于种种原因，萧乾或许没有理解或有意地回避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信仰背景，亦无法从圣经的角度解读剧中台词所暗含的信息。上述悖论，在易卜生那里，也许正是耶稣的教导：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加尔文在阐述“认识神与认识自己”的关系时写道：“若有人省察自己，就不得不立刻思想到神，因他的‘生活、动作’都在乎他（徒17:28）。……因深感自己的无知、虚空、贫乏、软弱，也更因感觉到自己的堕落和败坏，我们便意识到智慧的真光、真美德、丰富的良善，以及无瑕疵的公义，这一切唯独存留在主里面。”2
剧末，培尔终于在一个五旬节的早晨（一个多么富有意味的日子啊），回到了索尔薇格的身边。我想在这里摘录该剧结尾这段隽永感人的对话，为本文划上句号：
培尔：朝前向后同样远，里外道路一般窄。（停下脚步）不，我听得出，这是一种狂烈的、无止无休的喊声，我要进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家。
……
培尔：（匍匐在门口）向我这个罪人宣判吧！
索尔薇格：是他！是他呀！感谢上帝呀！
培尔：大声说说我造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吧！
索尔薇格：我所唯一爱的，你什么罪孽也没造。
……
培尔：大声把我的罪孽嚷出来吧！
索尔薇格：（在他身旁坐下来）你使我的一生成为一首优美的歌曲。你终于回来了，愿上天祝福你，也祝福这个五旬节的早晨。
培尔：这下我可完啦！
索尔薇格：天上那位是会了解的。
培尔：（朗笑）我完了——除非你能破一个谜！
索尔薇格：说吧！
培尔：说？对，可是你得破出来。你能说说自从你上回见到培尔以来，他到哪儿去了吗？
索尔薇格：他到哪儿去了呢？
培尔：从他额上写着的命运来看，自从上帝心血来潮，创造了他，他到哪儿去了呢？你能告诉我吗？要是你说不出，那我得回到阴暗幽谷里去。
索尔薇格：（微笑）你这个谜好破。
培尔：那么你就说说吧。我自己，那个真正的我，完整的我，真实的我到哪儿去啦？我额上带着上帝打的烙印，到哪儿去了呢？
索尔薇格：你一直在我的信念里，在我的希望里，在我的爱情里。
培尔：（惊慌得往后退缩）你说什么？这是你在说谜语哪。你好像是做母亲的同她的孩子讲话一般。
索尔薇格：正是这样。可谁是这孩子的父亲呢？听了母亲的祈祷就赦免了他的那位，就是他的父亲。
（一道光辉似乎照在培尔的身上。他哭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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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3页。
2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4页。

觉醒站立与回应

2008年初中国雪灾，受灾省份高达20个，上百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一亿，然而因着过去家庭教会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面临这样的自然大灾害时，却没有看见中国基督徒挺身而出，为这群广大的受灾人民献上爱心。这时候，有一群基督徒觉醒过来，站了起来，决定筹建一个组织，在末世灾难频繁之际，用行动对中国表达耶稣的爱。正在筹组之时，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雪灾“预备”了爱心行动的产生，强震“催生”了爱心行动。

神为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开了一扇门，这扇打开的门，正如主耶稣在《启示录》3：8中应许的：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一天，地被大大震动，多年浸泡在物欲、自私、贪婪……之中的人心被震惊苏醒，刹那间，一百多万名志愿者带着一颗颗炽热的爱心，一头栽进灾区百姓当中，开启了爱心大行动的时代——这一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也是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的元年。

这一次中国教会再没有缺席，神儿女做出强烈而坚定的响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些人从来没有过救灾的经验，从来没有过慈善机构的经验，从来没有过大规模社会关怀的经验，从来没有过……，却迈出了信心之旅中最可敬最宝贵的第一步，正如当年亚伯拉罕走出哈兰，走向迦南地一样。正因为有许多的“从来没有过”，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才真正开始了唯有倚靠神方能走下去的信心之旅，这也必将会是神应许和赐福的一条路。

在灾难中学习合一

中国教会所盼望的合一，在这次的救灾中也开始有了真正的尝试和实现，两百多间教会，三千多人同心协力做一件事，这绝非易事。爱心行动秘书长黄磊在美国访问时，一个基督徒大学校长说：“我们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这么多教会这么快地连结起来，我们都做不到，中国教会所做的非常了不起。”若不是神自己做工，真是很难想象这些教义宗派、传统习惯、国家地区、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教会能走在一起，我们也深信这样的连结是神所喜悦的。

深耕建造

地震至今已经过去两年，爱心行动的志愿者仍旧在这块土地深耕着，目前已于绵阳安县、北川县及都江堰等地区设立12个服务站点，每个服务站设立三名长期志愿者，与居民生活在一起。服务站提供图书阅览、简易医疗服务、心理咨询、文娱活动、居家探访等功能来服务当地的居民，亦透过“失亲儿”与“特困户”每月100元补助项目，更多了解并协助居民的需要。除此之外，儿童课外辅导与托管、各类群体的活动举办（如重阳老人关怀、妇女医疗讲座、儿童冬夏令营）、居家服务（如为独居老人洗澡并打扫家、协助农活）等，也是服务站持续进行的项目。

越过千山万水的爱

目前爱心行动长期志愿者人数大约有70位，如果把短期的个人与团队志愿者人数加起来，每年在这块土地上默默付出的基督徒志愿者超过百位，其中参与的教会有数十个。当地震过去两年，许多志愿者早已退出的今日，爱心行动的平台让许多爱这块土地的基督徒有机会继续服务这里的百姓。这些志愿者当中，除了少数几位来自四川本地，大部分的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华人教会。当许多人放下自己原本美好的工作、优越的生活，越过千山万水，来到这块土地，我们深深相信，这样爱的行动，已经改变这里的属灵空气，已经打了一场属灵的胜仗。

我们的志愿者长期与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生活”这件事是透明的，是隐藏不了的，也因此让当地居民更看见这群基督徒的不一样。有一个村民，过去长期打老婆，当看见我们的同工每天喜乐地生活在一起时，这位居民说：“当我看见他们常常那么喜乐，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就变了，就不想打老婆了。”
因着地形的关系，“爬山式探访”成了设立在各个农村的服务站必须的工作，超过一小时的步行，也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那些位于深山的家庭，若不经过同工主动的探访，那些村民不会知道设立的服务站，而同工也无法看见他们的需要。在探访的过程中，常常遇见的是老人和小孩，有时候同工只是花时间陪老人们说说话，而这样的举动已经让老人们感动不已。把“时间”给一个人，是另一种爱的表现，有位老人家说：“我知道你们听不懂我的四川方言，但是还是谢谢你们听我说话。”

爱才是目的

在这块土地上，因着爱的行动所带出的改变与见证，非三言两语可以述说，过去，中国基督徒习惯口传福音，口传神的爱，但是在这里，同工们学习用行动表达爱，如果爱还有其他目的，人是不会真正感受到爱的，因为爱不够纯正，带有目的，即使目的是好的，而唯有把爱当作目的时，爱才能真正被感受、被接受，从而带出生命的改变，因为神就是爱。

期待有更多的长期志愿者投入爱心行动的服事，不只是在四川、玉树，更是在全中国、全世界。我们期待，爱心行动成为一个训练中国宣教士的基地，派遣三百名基甸勇士踏出本地、本族、父家，进到神所赐的福音应许之地。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太5:15

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农村还是都市，主日聚会总是一派人头攒动的兴旺景象，如果遇到圣诞节、复活节，各个教堂更是人满为患。但教会内的“热闹”反映在社会上，究竟如何呢？对于那些对基督教还不十分了解、甚至是十分不了解的人来说，心里多多少少总不免有些疑惑：基督教到底是什么？信了教要做什么？教会、教徒与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对基督教有疑惑的人只是少数人，我们可以不考虑，可以把我们的关注继续放在教会的发展与个人的生命成长上；但对基督教不了解的人如果不是一小部分，而是一大部分的时候，教会和基督徒就不能不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让我们周围的同胞认识和理解基督教与基督徒？

对于每一个关心教会发展的基督徒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也许很少想过，基督教早在唐代就传入了中国，为什么只在首都长安流行了一阵子后就销声匿迹了？近代基督教再次进入中国。这一次，基督教以空前未有的规模派遣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传教。1840年后来华传教的差会有70多个，但到1949年基督教新教徒只有大约76万，比起当时5.4亿的中国总人口来，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基督教第二次在华传播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也许可以给出很多解释，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当时的基督教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扎根中国，基督教还是个“洋教”。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迎来了在中国发展的第三次高潮。这一次，在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基督徒的人数突破了千万大关。现在即使是最保守的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也承认中国现在至少有几千万基督徒。其发展之快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但也正是这个快速的发展，真正引起了国内某些人对基督教的担忧。

“因为无知而恐惧，因为恐惧而拒绝”，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使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至今仍因为对基督教的无知而对基督教怀有偏见和恐惧。尽管近年来基督教的发展与“洋人”并无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是洋教”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政府对宗教的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也使中国教会的发展充满了曲折艰辛，因政治原因成立的“三自教会”与民间自发出现的“家庭教会”使中国基督教内部的情况十分复杂。随着近年来城市教会的兴起，基督教内因为不属于三自教会而一直未能得到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蓬勃发展，逐渐公开化，但社会上对 “家庭教会”的歧视、怀疑并未彻底转变。出于安全考虑的“家庭教会”本身也保持低调、尽量不引人注意。因此，家庭教会虽然人数不少，但基本上没有正面、公开的社会影响。直到不久之前，任何地方只要提起“家庭教会”这个词，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似乎总有某种莫名的紧张。官方媒体和出版物上也几乎不涉足这个话题，鲜有关注。三自教会虽有政府的支持，但也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在社会公益服务方面难有作为（除了作为窗口的爱德基金会之外）。尽管教会内的人士和海外媒体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如何迅速，但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基督教在哪里” 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除了主日聚会之外，任何人要马上指出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存在还真不容易。

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基督徒要做“光”、做“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勇敢地站起来，进入社会，奉献爱心，让别人看见你。
有的基督徒对于教会要进入社会可能会觉得太不“正统”、太不虔诚。“不是说政教分离吗？为什么要混淆两个国度的界线？”
这种观点其实是对中国教会大使命的一种误解。
我们不能忘了，每个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又是世俗社会的公民。“行公义，好怜悯”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当我们以行动而不仅仅是语言向周围的人表明我们的信仰时，长久以来的偏见之冰就有可能消融，以行动体现出来的爱心是最有说服力的。

2008年5月汶川地震之后，各地教会都派出了大批志愿者前往灾区救灾。基督徒志愿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灾区群众，也让全国人民明白了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基督的爱心，“让灾民得救济，让教会得锻炼，让上帝得荣耀”成了基督徒志愿者在灾区服务的真实写照。一颗颗温暖的爱心打开了被顽石堵塞的心灵，一些灾区的政府官员甚至不在乎志愿者是三自教会的还是“家庭教会”的，给予了在救灾一线服务的教会团队极大的便利与帮助。汶川救灾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只要我们愿意迈开双脚，敢于进入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神就会使用我们，就会为我们打开事奉的大门。

目前的中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时期的痛苦，各种矛盾都在激化。一方面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一方面是人欲横流、两极分化；道德缺失，灾难频发。人们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十三亿中国人中，有精神病患的人竟然高达一亿！在这样一个人性严重扭曲的时代，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向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伸一把手，献一份爱心，不能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为这个社会的和谐、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为每一个人心灵的平安做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又怎能埋怨基督教在中国得不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呢？毕竟，一个宗教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形象是要靠自己来塑造的。若我们的信心离开了行动，怎能对得起基督徒的名份？

也许有人担心，我们非常愿意开展社会慈善服务，但教会现在与政府的关系很微妙，我们如果以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份在社会上公开行动，政府会同意吗？
的确，中国现在还没有“慈善法”，没有鼓励NGO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服务的法律保障和机制，即使那些已经存在的民间组织也举步维艰，活得并不“轻松”。
但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阻拦我们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理由。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是上帝为中国教会公开化、合法化提供的最好机会。中国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将会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和法治的完善而逐渐缓解。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城市化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给执政者带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大；而全球化、信息化又会使原来的宗教管理体制难以为继。因此，政府对宗教及宗教活动的态度只会变得更加现实。最近“家庭教会”已经开始见诸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官方宗教政策的调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们当然也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任何政策的变动，都需要一个过程，都充满了曲折和斗争，不可能一蹴而就。让政府一下子从不承认“家庭教会”转为承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合法化的路还很漫长”，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官方的宗教政策调整之前，在中国有关宗教的法制完善之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敢于“把灯放在灯台上”，用爱心之光“照亮一家的人”，用我们的行动，让所有的人看清楚基督教是一个怎样的宗教、基督徒是一群怎样的人。

在开展公益慈善服务方面，教会可以做的事很多，这本来就是基督教一贯的传统。虽然要想一下子解决“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还不现实，但以教会现有的力量，在目前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创办一些适合教会特点、符合社会需求的机构（私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等等），应该是可以的。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无论什么人什么组织创办的公益事业，只要经过注册，就可以享有合法经营与活动的权利。国内已有一些这种类型的机构，他们的经验值得学习。如果教会有了得到政府承认的公益慈善机构，这也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承认。

对政府来说，承认并允许具有教会背景的机构按照法律法规注册登记为公益机构或民间基金会，是对国家、社会、教会都有益的一件事。从可行性上来说，难度也比直接面对宗教组织要小得多。
也许，基督教这一次在中国的扎根不再是因为教会与世俗政权在政治上争斗的结果，而是因为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被中国文化所接纳，为最广大的普通百姓所认可的结果。
现在，是该“把灯放在灯台上”的时候了。

对比他给世界的贡献，这位世界首富从信仰上获得的营养要重要得多

在迄今的人类历史上，他被称为最有钱的商人。他也被认为是捐钱最多的商人。同时，他也可能是最富争议的商人之一。

他的财产曾经达到他所在国家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六十五分之一，换算成如今的价值，至少有1900亿美元。他捐出了超过一半的财产。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芝加哥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而且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也是他出资创办的。

与世界很多其他的有钱人不同，他不是变得富有之后才慷慨解囊。因为母亲的影响，他从小就开始给教会捐款。从16岁领取第一份工资，他开始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还有百分之六捐赠慈善。

他名叫约翰·大卫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1839年7月8日出生在美国东北纽约州的一个小镇。跟当时大部分美国人一样，他的祖先是从欧洲迁徙到北美的移民。父亲是个商人，做过比较成功的木材生意，后来从事过各种买卖，一生都常常游荡在外。母亲是家庭主妇，抚养洛克菲勒和他的姐妹和弟弟。除了跟妻子生下6个儿女，就在洛克菲勒出生前后两年，他的父亲又跟另外一位女人生下两个女儿。

从一开始，洛克菲勒和他的姐妹弟弟们就是在这样差不多破裂的家庭中长大。作为长子，洛克菲勒很早就承担协助母亲的责任。他养火鸡、卖土豆。当然，他的父母并没有离婚，他在生存方面仍然受到作为商人的父亲的影响。他甚至学会将得来钱的一部分贷款给邻居。
大约在1855年5月，还不到16岁的洛克菲勒从中学退学。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有一件事情很可能与此相关。几乎就在同时，洛克菲勒的父亲在纽约州的另一个城镇跟一名年轻女子秘密结婚。这个行为很可能进一步减少了洛克菲勒父亲对家庭的投入。

致富的奇迹

那年夏天，洛克菲勒读了一个商业学校短训班。他学习了记账、结算这些做生意需要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在接下来6个星期，除了周日去教会敬拜，洛克菲勒跑遍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店铺。

终于在那年的9月26日，一家经营农产品的贸易公司收留了他。这家公司需要一名记账的助理。那一天，是洛克菲勒商业生涯的正式开始。他要等3个月后才能第一次领到工资。但这样的延迟并没有让他失望。对别人可能是枯燥乏味的记账工作，他却非常喜欢。

就在这样的日常行为中，洛克菲勒后来回忆说，他享受着数字和商品互相核对的快乐。对于洛克菲勒，账本的好坏，反映了商人素质的高低，包括是否注意收支平衡、思维是否清晰、是否富于效率、是否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然而，记账的天赋尽管少见，却并非洛克菲勒独有。实际上，这是他所在商业社会重视的品质。洛克菲勒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偶然，正是这方面需要的体现。

仅仅4年后，20岁的洛克菲勒跟别人合伙，开了自己的公司，继续经营农产品贸易。如果按照这样的基础发展下去，这位年轻人不仅会远远超越他的父亲，他的职业素质以及对教会和慈善的捐款很可能让他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企业家。

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洛克菲勒的前途仍然大大超出了这个预期。这一切跟一个新兴的产业有关。就在洛克菲勒开始经营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公司的时候，在距离他工作不远的地方，有人发现了一种新能源，并且有人开始进行开采和提炼。

这个能源就是石油。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世界，石油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石油并非到那个时候才被人发现，只是到了那时，人们才开始具备开发使用石油的能力。
洛克菲勒本人并非化工专家，他是通过跟他合伙开公司的朋友认识了一位正在进行石油提炼的工程师。差不多是受了这个人的影响，洛克菲勒开始尝试投资石油。

跟当初做记账的工作一样，洛克菲勒一旦进入到石油的生意，他的身心就沉浸其中，日夜想着如何做好。
他时常叫醒跟他同住一屋的弟弟，讨论具体的想法。早饭时，他的合伙人和那位石油专家就会到他家中见面说话。对此，他的弟弟和妹妹很困惑甚至反感，不明白洛克菲勒为何如此投入这样一件在他们看起来毫无吸引力的事。
与大部分的同行相比，洛克菲勒不仅在工作上异常认真，在业余生活上，他也与众不同。那时通过开发石油获得财富的商人，常常在赌场、酒馆、妓院寻求享受。洛克菲勒却都避而远之。

这很自然让人怀疑，洛克菲勒如何在复杂动荡的商业世界生存下去。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在他漫长的97年人生中，从20岁开始经营自己的公司，他的生意从来没有任何一年亏损过。
通过一系列融资和并购，到洛克菲勒40岁的时候，他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提炼的石油占据了全美国的90％以上，生产的跟石油相关的产品超过300种，包括原油、沥青、油漆、凡士林和口香糖。

金钱的代价

经过这20年，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开始进入“石油时代”。这也是美国经历痛苦的内战之后复苏的20年。无论是通过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还是造就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洛克菲勒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使得公众体会到大公司的存在带来的好处。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同行和媒体指责洛克菲勒通过低价以及与石油运输商的私下协议导致行业垄断。经过法律的途径，在1892年，法院判定洛克菲勒在俄亥俄州的公司触犯反垄断法，使得这个分公司从标准石油分离出来。
1904年，女记者爱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标准石油公司史》出版。这部现代公司传记的先驱之作加速了洛克菲勒商业集团的分离。

到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命令标准石油分解成34个彼此独立的公司。今日的埃克森美孚石油以及雪佛龙石油这些世界最大的商业组织原来都是标准石油的一部分。

洛克菲勒的一生显示，对工作的喜爱和投入、远离赌博酗酒和色情，都没有成为他生存下去的障碍，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洛克菲勒成为不同一般的商人。而恰恰在取得所谓的成功之后，洛克菲勒身陷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不仅是因为他过于庞大的商业帝国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使得新的公司很难兴起。而且他的成功事业也阻碍了他自己的视野。

晚年时，在跟他有同样信仰背景的妻子去世之后，除了继续在周日去教会敬拜，他痴迷于打高尔夫球。那时，正是高尔夫球在欧美社会的富人群体中开始流行的年代。
就是在这个看起来健康的体育活动中，洛克菲勒远离了他年轻时的生活习惯。他常常跟陪他打球的年轻女性打情骂俏，包括他儿子在内的亲人朋友都看不下去。

人们在谈论洛克菲勒这样世界名人的成功经验时，可能容易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是洛克菲勒前后的变化，却让我们看到一些看来是根深蒂固的好习惯甚至高素质都可能因为处境的变化而改变。

如果没有信仰

假如不是从小到大一直有信仰上的影响和约束，洛克菲勒很可能会引起别人更多的批评和指责。当然，没有从信仰给他带来的工作上的原则和智慧，没有社会环境中还存在的健康生活的因素，洛克菲勒也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了。
洛克菲勒出生的时候，正值北美历史上“第二次大觉醒”时期。开始于18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大觉醒”被认为对美国的建立起到了精神上的铺垫作用。那时，距离最早的一群欧洲人因追求纯净的信仰而移民北美已过去了一百多年。

跟第一次类似，很多美国人在大约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期间认罪受洗，成为基督徒。各地建立的教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精神上的净化和支持。

小时候，洛克菲勒每周日都去教会上“主日学”的课程。在他的记忆中，那里的老师原来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后来忏悔，成了一名很认真的基督徒。
父亲尽管行为不端，却也受过教会的影响，会唱很多圣诗，而且鼓励自己的孩子去教会。他曾经拿出5美元，作为洛克菲勒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奖赏。当然，这样的教育产生的问题也很明显，使得洛克菲勒的一生过分把信仰跟金钱联系起来，虽然他也意识到这些财富其实是上帝的恩赐，自己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

1854年秋天，15岁的洛克菲勒在当地一家教会受洗。这个教会就是在“第二次大觉醒”时建立的。洛克菲勒不仅周日去教会敬拜，还兼任“主日学”的老师，而且帮助管理财务和做文书的工作。
人们也时常看到这位年轻人来打扫教堂。他的节约习惯也有目共睹，当看到人们在敬拜结束后离开教堂时，他会熄灭其他的蜡烛，只留下一只还点燃的。 有一段时期，他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弹钢琴。他在教会接受唱诗的培训，他的男中音深沉浑厚，他喜欢唱的其中一首歌叫做《耶稣我良友》（I’ve Found a Friend）。

在教会的生活中，对洛克菲勒后来的商业生涯影响最直接的事情是关于教会在资金上自立的问题。由于他所在的教会是其他教会差传建立的，资金上还没有实现独立。
在洛克菲勒大约二十岁的时候，他所在的教会遇上了财政上的困难。如果教会不能很快筹集到2000美元的抵押款，教会就会失去使用的会堂。
洛克菲勒后来回忆，正是这件事真正让他对金钱上的独立产生紧迫感。参加这个教会的人多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和小业主。那时，2000美元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然而，经过教会牧师和洛克菲勒的呼吁，很多人纷纷捐款。几个月之后，这笔钱如期筹到。

教会对洛克菲勒在商业上的影响还不仅于此。引导他进入石油工业的那位化工专家虽然是通过他的公司合伙人介绍认识的，但最初见面却是在教会。而从中年开始，洛克菲勒得以建立起专门的慈善基金会也是教会人士提供的帮助。
如同在挣钱上关心每一笔收入如何进账，洛克菲勒对于花钱也是非常认真。因为在40多岁时就差不多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洛克菲勒每天都会收到社会各界的大量来信，要求他予以金钱上的帮助。出于信仰和捐款的习惯，他很难对这些请求视而不见。但他显然越来越难以在这些事情上做出即便让他自己满意的工作来。

这方面，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对洛克菲勒的帮助最大。盖茨原先是牧师，后来的注意力转移到教育和社会工作上。他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通过商业和教会的双重途径，洛克菲勒和他的同事们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从他开始，大型的基金会成为帮助社会健康运转的重要力量。大量的私人财富得以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和组织管理。
除了在芝加哥大学这样的机构培养各类人才，洛克菲勒基金最显著的贡献可能在于帮助建立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在世界很多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方面的进展不再像以往那样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困扰。
尽管如此，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对世界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跟他在商业世界上起到的不良作用同样巨大。洛克菲勒以及包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内的同事们，都过分推崇金钱的作用。

他们也明显受到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福音派的影响，夸大科学、医疗对改变生命的作用，倾向于将拯救生命简化为救助身体。尽管洛克菲勒也帮助教会在全球的差传，但更多集中于通过金钱投入在对身体的救助上。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洛克菲勒家族巨额的金钱投入并没有帮助带来洛克菲勒在小时候经历的信仰复兴，他给公众留下的最大印象仍然是他的富有而非他的信仰。

洛克菲勒的确是一位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商人。但这不是因为他有能力赚到比前人都多的金钱，而是复兴的信仰帮助他走在乐于工作和奉献的道路上。洛克菲勒从信仰上获得的营养要比他给世界的贡献重要得多。

编者按：对于基督的门徒而言，慈善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爱神及爱人如己的体现，跟是否可承受神的国息息相关（太25:34－36）。本期“文化透视”关注基督徒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对欧洲和北美建立现代慈善体系的回顾，也有对目前中国处境的思考。愿这里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在神的爱中结出更多良善的果实，愿主的慈爱和能力透过我们照亮、温暖他愿意得着的每一个生命。
早在“五月花”号登陆北美之时，慈善的理念和做法即随之传到了这片新大陆上……

欧洲溯源

与美国其他方面的精神资源、典章制度一样，美国公益事业的思想传统可以追根溯源至欧洲，尤其是英国。

在中世纪英国，每一座教堂、修院都有责任收容乞丐、救助老弱病残，安排有劳动力的流浪者自救。这种扶弱济贫传统的思想根源在圣经教导中多处可见：比如，“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利19:10）；“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箴22:9）；使徒保罗也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然而，在彼时政教合一的英国社会，教会成为慈善行为的中介和组织者，甚至有权劝说或强迫辖区内有产者捐款济贫。对于有产权贵阶层而言，捐赠类似于对教会尽义务，具体救助则由教会实施。

及至16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和震荡。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决裂，没收了大量修院土地，其中包括慈善医院和其他设施。新的城乡中产阶级的兴起、教派之间以及王室与教会之间的争执，都使得原来的慈善事业体系难以为继。
1601年，在工业化所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下，英女王伊丽莎白下令颁布了《济贫法》和《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要求有产者以税收救济贫困，并参与监管。上述法规的实施，在实际上启动了调节税收制、慈善事业世俗化、援助对象社会化以及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因此被视为现代公益事业的先声。

由《伊丽莎白法规》开始，17世纪中期新的慈善事业在英国大规模展开，适逢英国人向美国大规模移民之时，这一新兴事物也就随着早期的殖民者移植到美国，然而，又并非全部照搬英国的做法。在美国，捐赠不再是强制性的，政府监督也远弱于英国。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这片新大陆当时处于多难之秋：欧洲新移民与当地印第安人的战争造成的伤残人、孤儿、寡母和两次经济危机造成流离失所的人群大批涌来，还有各种传染病流行。英国殖民政府就应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准备远远不足，对私人慈善事业的需求急剧增加。

移民必须依靠自治来满足教育、社会服务、公共安全等需求。由于很多移民是来自英国或法国饱受信仰压制的清教徒，他们在新大陆最先建立的自治机构就是教会。教会则很快承担起提供学校教育、公共保健等服务职能。今日美国公益机构无孔不入的渗透性和强大影响力即发端于这些在早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自治教会。

思想基石

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慈善”一词，英文中同义的有“charity”和“philanthropy”两个词，前者的原意正是基督之爱，后者由两个拉丁字根“phil”和“anthropy”组成，意思是“爱人类”，引申下去就是促进人类的福祉。在美国，表示慈善用得最广泛的是“charity”，不难见出福音对美国早期慈善思想的深刻影响。
慈善事业的起因是贫富不均，慈善行为缓解这种不均所带来的痛苦（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但却不是均贫富。早期的一批慈善事业倡导者，对于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本身并不反对。

美利坚文明的开拓者，“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领袖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1588—1649）认为，人群中有富人有穷人是上帝的旨意，神创造了富人，不是为了让他们自己享福，而是为了体现造物主的光荣，并且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穷人不应妒忌比他们生活优越的人，富人也不应漠视穷人，生活条件的不同应该使他们更加互相需要，关系更密切。
半个世纪以后出现的英国贵族叛逆者，贵格会（又称“教友派”）教徒威廉·宾同样认为贫富不均乃天经地义，他像清教徒一样鼓励勤俭致富，同时强调财富必须用于造福社会，认为所有恶行中最坏的是守财奴。在他看来，“给予”本身就是一种享乐，是最好的自娱方式。

比以上两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出身于牧师和教育世家的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他认为行善首先是对上帝的义务，倡导对人进行物质帮助和拯救灵魂同样重要。他特别强调捐出去的钱要使用得当，主要是为接受者创造工作的机会，而不是培养懒汉。此后这一直是美国所有公益事业的原则，也是它与一般救灾济贫的不同之处。
另一位先驱是富兰克林。他承认在思想上曾受马瑟的影响，但发展出更为世俗化和便于推行的观点。他倡导富人以财富做好事进而用知识服务于大众（他本人是个发明家，但不要专利，无偿贡献出自己的发明）；认为单纯的施舍会加深贫困化，强调对穷人“做好事”之道不在于使他们在贫困中过得舒服一些，而是要引导他们走出贫困。

自富兰克林开始，美国世俗的公益思想趋于成熟和系统化，他摸索出了适合于美国人心理的一套“志愿”服务社会的原则和付诸实践的途径。他提出的口号“促进人类幸福”、“提高普遍的知识水平”后来被写进了许多基金会的宗旨，他举办的事业和活动模式也成为后来公益事业的滥觞。
当然，富兰克林在当时并非特立独行。美国独立前的30年中发生了史称宗教“大觉醒”的运动，许多基督教的教义得到重新阐释和发扬。慈善公益事业也随之自然得到发展。与富兰克林同时代的一些传教士把布道与募款结合起来，将慈善捐赠由主要是上层人士的行为推广为全社会的群众互助。
这一时期孤儿院、残疾人救济院、各种流浪人员的收容所、劳教所以及互济会等纷纷成立。机制多种多样，有教会的、世俗的、个人的、团体的，还有私人与政府合作资助的，“一人有难，众人相帮”蔚然成风。

现代基金会理念成型

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基金会的大规模兴起。
19世纪的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开始有少数名目不等的私人基金会。但是基金会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且数量众多、规模空前和影响巨大，确实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它对美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有论者称：“美国重要的文化项目，无论大小，鲜有不直接或间接与基金会的哲学思想或影响有关的。”此话毫不夸张，而且美国基金会的影响超越国界而遍及全世界。
20世纪20年代，随着巨大的财富聚集在少数私人手里，并且远远超过家庭的消费能力，美国基金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其标志在于出现了一批组织完善的现代化大基金会。

这类基金会参照大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设立董事会、任命负责人，视需要设立办事部门。董事会视情况的变化，调整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和捐赠重点。
这类基金会的诞生，从结构到管理、监督理念，无不深受当年“自治教会”的影响。美国的创立者们当年设立自治教会时有意避免教会受利益集团或政府的控制。从新教改革的动荡中诞生的大多数新教教派，包括长老会、路德宗、卫理公会、浸礼会、清教徒、贵格会等，都在教会中果断地设立了独立的公理会结构，由此为美国公益机构管理的独立和性质的自由多样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成立基金会程序相对简单。可在联邦国会、州议会或地方政府注册。当地捐赠者一般在当地注册，或根据目标意愿跨州注册。

申请注册基金会时，必须提交章程。该章程将存入州务卿或有关领导机构办公室的档案。一经审查批准，基金会就合法成立。章程一旦立案，很难修改，因此文本大多比较具有原则性。每个基金会的具体细则都另有“附加法”，“附加法”的修改权在基金会本身，只需向政府备案即可。

在注册手续完成后，基金会不会自动享受免税待遇，需正式向国税局有关部门申请批准。这一申请要在一年以后提出。除原章程外，需交出全年的详细财政报表和工作报告，以证明实际运作与宗旨相符，经审查后予以批准，才开始享受免税待遇。

20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是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以下简称塞奇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基金会第一任董事长塞奇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主持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以祷告开始，为基金会选的格言也是引自圣经的一句经文：“这些事你们即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34—40)
而美国最早的社区基金会则成立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肇因是克利夫兰的基督教会领导层决心把教会活动与一般慈善活动分开，于1911年建立“大克利夫兰教会联合会”协调各教会的慈善募捐活动。克利夫兰商会则于1913年带头成立了“慈善与公益事业联合会”，监管本地区非宗教性的公益活动，并从事必要的集资，强调专业性和企业化管理，而不是宗教献身精神。在这一背景下，1914年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成为了社区基金会的鼻祖和榜样。各地很快效法，社区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基金会一般会以捐款人信函的方式，充分说明捐款人的意图。这并非法律所需，而是对基金会宗旨的进一步阐述。例如，塞奇夫人在捐款信函中除表示对基金会董事会的运作不予干涉，不加限制外，特别说明授权董事会可以用不超过1/4的资本金进行年收入不低于3%的投资。这一规定是很有远见的，因为此后许多基金会都将遇到自身的收入问题，大多采取了类似的政策。
“做好神赐财富的管家和忠仆”的基督教思想在事实上滋养了基金会的运营智慧。与企业一样，基金会的决策权利机构是董事会。最初一届董事的产生多半就是注册人，也就是捐款人和他的家人或极少数亲密朋友，通常包括一名法律顾问和一名财务实际负责人。一般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其中只有个别是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每年只开一次或是两次会议听取会长报告，批准下年预算以及做出一些重大决定。譬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罗森瓦尔德、福特、凯特琳等基金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大的基金会除一般行政班子外，有几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熟悉税法者，以保证基金会在税法上不出问题；金融或投资专家，负责经营投资；另外，视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还应有各类专业“项目管理”人员。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是赚钱的，确保基金会财源不断，一部分是花钱的，其职责是使钱用得恰当。

监督慈善

源自“自治教会”的独立精神辐射到美国所有的公民机构，随着公民社会的壮大，基金会是否独立越来越成为衡量其运营健康的标准之一。基金会的捐款人与其企业的关系往往成为美国公众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
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大基金会与其“老板”的企业关系还很密切。例如，196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8.62亿美元资产中的5.53亿美元投到6家石油公司，其中45%属于洛克菲勒持股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杜克基金会的5.96亿美元中的4.76亿美元投在杜克发电公司。霍华德·休斯把霍华德飞机公司的5亿美元资金给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自己成为唯一的董事，这样既对基金会保持了控制，又免除了税金，同时又享受从事慈善事业的满足感。一度，美国最大的50家基金会中半数都受制于某一家与捐款人有关的公司股票。

有鉴于此，1969年的美国税法要求基金会分散投资，同时给出一个缓冲时间，以免相关股票大跌。以1979年为限期，此后一家基金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持股不得超过20%。此外，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规定，使得基金会的捐赠方或者创办人、主要经理人不对基金会享有过度的财务权利。
另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宗教慈善机构是否能得到政府资助。最早挑起慈善行为去宗教化的是费城富商兼银行家吉拉德（Stephen Girard）。他于1831年逝世，根据其遗嘱将价值700万美元的遗产全部捐给费城，为白人贫穷子弟及孤儿建立一所学校，并规定任何教派的传教士不得进入学校，以便保持孤儿们“纯洁的头脑”不受宗教教派冲突的影响。此事引起许多反对意见，其合法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认为他无权这样做，特别是传教士不能进学校的条款违反了慈善事业的本意。但184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其遗嘱合法有效，从此使得现代基金会实施援助行为趋向去宗教化。

美国联邦政府按惯例用于社会公益服务的钱约占预算的6%，绝对数字相当可观。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笔钱只能提供给非宗教组织，其中有许多是自由派的，例如女权主义、拥护堕胎的组织等等。2001年小布什就任后在施政纲领中提出，他将支持各种宗教组织向联邦政府申请社会服务活动的经费。尽管这一法律对宗教“慈善”活动与宗教“宣教”活动在字面上作了区分，但事实上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在2001—2005年的财政年度期间，基督教组织以津贴及拨款合同的形式接受了美国联邦社会公益资助金98.3％的份额。由帕特·罗伯逊创立的基督教慈善团体Operation Blessing是联邦资助金最大的接受者之一。Operation Blessing散发到美国国内外的救济食物袋子上都印着圣经的诗歌。基督教扶贫组织Food for the Hungry，是另一个联邦资助金的主要接受者，资助中学生学习圣经是作为它在肯尼亚的儿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七年中曾帮助肯尼亚一个村庄的所有村民归信基督教。
然而，一些自由派人士和反宗教基金会对此多有指摘。

尽管美国普遍价值观中浸淫了基督教精神，但是具体对待教会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的态度却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界线之一。美国慈善事业也体现了不同社会思潮的斗争，现代基金会的主流基本上代表了改良自由派的思想，也影响着全世界。因而，慈善这颗施予人的果子，当今仍在“授人以鱼”，或充其量“授人以渔”，然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真正由信仰浇灌的慈善仍在救济之外努力给困苦穷乏中的人传递福音。

编者按：在整个人类的电影史上，一个世界之最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自从2009年12月上映以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阿凡达》已经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这部影片为何吸引了世上如此多的观众？它表达了怎样的观念？这期“文化透视”刊登两篇评论，作者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他们的分析也许能够帮助理解这个全球范围的现象。

《阿凡达》：“新纪元运动”的大银幕洗礼  文/侯军

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是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泰坦尼克号》、新版《金刚》都是其代表作。2007年，他还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失落的耶稣墓穴》（The Lost Tomb of Jesus），宣称找到耶稣坟墓、圣经有误云云，但证据薄弱站不住脚，遭历史学者、神学家驳斥。

他的新作《阿凡达》，烙有鲜明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烙印：电影片名“Avatar”一语双关或多关，本来自梵语，有神的化身/下凡之意，在片中可指虚拟境界中人的替身实现，亦表明影片所鼓吹的“新纪元”信仰宗旨。
“新纪元运动”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从北美兴起、如今已风靡全球的宗教文化潮流，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大杂烩，包罗许多信仰元素，宣扬泛神论、神即万物\万物即神；将“神”看作是宇宙中一种无所不在的“能量”（energy）；表面上鼓吹绿色环保，实则宣传万物有灵论；认为人可以通过开发自身的潜能变成“神”；借助打坐、冥想等方式“通灵”“感应”……等等。

《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纳威人（Na’Vi），造型形象、生活方式均与印第安人相似，其信仰也是泛神论式的自然崇拜与祖灵崇拜的混合，几乎可看作“新纪元”的理想家园。卡梅隆有丰富的电影制作经验，熟悉观众的观影心理。他借助快速的、强劲节奏的叙事，与一个又一个绚烂、奇异的视觉奇观，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并使观众于无意间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对电影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与信仰观念予以“认同”。

“认同”是解释电影观众观看电影时的心理活动的关键词。这个词本来是指儿童在无意识中仿效他人（如父母），甚至部分地成为模仿对象的倾向。在电影欣赏的心理活动中，也发生着类似的“认同”过程，观众与影片角色共享喜怒哀乐，甚至把自己想象为角色本身。电影对观众的操控与观赏电影的快感，就部分地源于心理认同。好莱坞多年以来不断积累，早已拥有一整套的电影叙事经验和建构观众心理认同的复杂技巧。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代表作《精神病患者》（又译“惊魂记”，Psycho），在故事的讲述中，先带领观众“认同”一位窃款出逃的女子，故事随着她的视角前进着，当这名女子在旅馆遇到一个精神变态者被杀死后，影片又成功地令观众“认同”杀人犯，替杀人犯担起忧来……而在这一对不同角色“认同”的转换过程中，观众已然下意识地放弃了自己确定的道德立场，进入到一种善恶不分的暧昧状态，乖乖地被编导牵着鼻子走。

《阿凡达》将美不胜收的外星球景象，与一个“跨界”（crossover）爱情加原始信仰的故事相结合，引导观众一步一步“认同”男主角杰克的价值观、信仰观的转换，由同情到肯定，由肯定再到全面融入纳威人的信仰与文化当中。最终，昔日的海军陆战队员抛弃了“旧我”，“脱胎换骨”成为纳威人的领袖——“魅影武士”，永远留在他们之中。（这让我想到《现代启示录》中的库尔兹上校，在越战中成为当地土著人的首领，从美军军官变为丛林中杀人如麻的“疯子”。）片中的女科学家格蕾斯在死亡之前，参加纳威人的宗教仪式，说自己看到了“圣母”，“皈依”了纳威人的信仰。这些设计耐人寻味，似乎科学与武力均被纳威文化的魅力所折服。

表面上这是一部科幻电影，但影片实质上所宣扬的，并不是科学，而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生活。潘多拉星球的山川、森林、野兽……是一个神秘的整体，生物的生生死死循环之间贯穿着“能量”的转换，纳威人的公主杀死野兽时要祈祷，野兽的生命归入纳威人的生命，她还教导杰克在狩猎杀死动物时也这么做。根据女科学家格蕾斯的分析，整个星球以及所有动植物都是一个生命网络，而纳威人所信奉的“圣母”是维持一切自然生态的神灵，必要时可以“显灵”，操纵所有野兽攻击敌人。影片的自然生态保护观是神秘主义的。

纳威人极为相信“心灵感应”，通过神奇的“辫子”与圣树、坐骑等等的连接，过着一种人与祖先，人与精灵，人与植物，人与动物的“通灵”生活。在这种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泛神论的引导下，纳威人的生活是与万物相感应。
纳威人首领好像印第安人的酋长，精神领袖则是一位典型的女巫师。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展现纳威人在“圣树”前举行宗教仪式的场面，女巫师的跳舞与纳威人的联手吟唱，俨然一场巫术祈祷仪式的狂欢，一场“新纪元运动”的大银幕精神洗礼。
《阿凡达》这部影片，从基督教信仰角度来看，真的不算是一部“好”电影，它的“异教”色彩实在太浓厚。在“新纪元运动”风行全球的今天，本片成为这一潮流的最新代表，它诱使人背离基督教信仰传统，寻求荒渺无凭的精神寄托，宣扬自然万物为神秘有灵，鼓动人去“通灵”、“感应”、“交鬼”……在自然生态保护的幌子下，在科学幻想的掩盖下，推行原始、迷信、野蛮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就它所鼓吹的价值观念、信仰观念、思维方式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倒退，而且一直倒退到前现代的蒙昧文明阶段。

旧约圣经（如《申命记》、《列王纪》、《历代志》等）记载，上帝吩咐他的百姓将外邦人“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因为这些事情——“在邱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文化人类学者的实地考察告诉我们，许多原始土著部落的祭祀及生活方式是极为野蛮、残忍的，他们的信仰方式有极不人道的表现，如杀人献祭、焚烧婴儿、陪葬战俘等等……《阿凡达》描述了纳威人生活的神奇，却回避了原始文化的真实状况。

与此同时，影片对原始部落生活的理想化讴歌，与对现代科技文明的敌视批判，都同样太过简单，太过武断。这在剧本的编写上就体现出来：如果没有高超的“阿凡达”替身操控技术，杰克根本就不可能深入纳威人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深入了解他们。他也不可能最终成为纳威人的一员——科学技术是两面性的，现代科技文明与大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的。即便现代文明有种种弊端危机应予反思，也不能一股脑地倒向原始蒙昧的文明标准。另外，故事一方面影射印第安人和伊拉克战争，一方面对美国军方作脸谱化、单一化的描写，有极强的漫画意味，稍一深思便觉站不住脚。只能说是编导政治立场的情绪化表达而已——按影片的逻辑，“以暴易暴”的“恐怖主义”完全是合法的。
本片的电脑技术登峰造极，视听感染力极强，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给观众带来一波一波“形象的狂欢”。在视听形象大消费的时代，大量的资本、技术、人力、物力都被投入到“超级幻梦”、“超级想象”的制造中，人的认识能力却开始萎缩，并日益向原始蒙昧倒退。

《阿凡达》中的信仰之辨     文/罗斯·多赛特        译/赵杰

圣诞佳节，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阿凡达》（Avatar）登录影场正逢其时。就像这个节日季节本身一样，这部科幻巨制是资本主义过剩的鲁莽化身，而这种过剩被一种大家深切感受到的宗教信息所缠裹。它迅即轰动一时，似乎要终结过往一切的轰动，它简直成了《詹姆斯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James）。但它不是基督福音。进一步说，《阿凡达》称得上是卡梅隆泛神论的一个长篇辩解书——一种将上帝与自然等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呼唤人性与自然世界共融的宗教体验。

在卡梅隆的科幻小说宇宙中，体现这种共融的是在潘多拉行星上过着田园诗般生活的一个外星种族——蓝皮肤、令人羡慕的苗条纳威人（Na’Vi），他们的生活被贪婪的人类入侵者所威胁。纳威人被电影的男主角——一个叛变的海军陆战队战士所拯救，但是他也被他们对于“万物之母”爱娃（Eywa）的信仰所拯救，爱娃被多样化地描述为能量网络和所有生物之总。

如果这种叙事路线听起来耳熟，那是因为在近来的一代人中，泛神论已经成为好莱坞在宗教问题上的选择。它是当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与狼共舞时所发现的真理。它是通过像《狮子王》（The Lion King）和《风中奇缘》（Pocahontas）这类迪斯尼卡通片编织出的玄学。它也是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绝地武士 (Jedi) 的信条，他们相信那种“包围我们，深入我们，并且把银河系捆绑为一体”的神秘力量。
好莱坞持续回归这些主题，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对此反响良好。从狄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到艾克哈特·陶乐（Eckhart Tolle），你所在的当地书店“宗教和灵感”类书架上充满了那些推动泛神论信息的书。近来，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关于美国人如何将各种神学混合搭配的报道发现，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都相信树木和群山的“灵性力”，而这种认识恰恰和靛蓝色的纳威人的信念一致。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已发现这一现象。他在19世纪30年代写到，美国人关于全人类都是一个整体的信念，导致我们混淆了不同层次的创造物之间的差别。“不满足于发现世界只存在创造物和造物主，” 他揭示，民主人士“通过把上帝和宇宙万物浓缩为一个伟大的整体，以图扩张和简化自己的概念”。

如今，还有其他力量推动着泛神论对美国人的吸引力。我们为丢弃于身后的东西感到失落，神化自然界就成了对我们这个超技术化社会不满的一种合理方式。同时，全球变暖的威胁也增添了对大自然的偶像崇拜，这些属性是每一个成功宗教需要的——争战的精神、一套“不可……”的严格诫命以及一个热门的世界末日启示。
同时，泛神论对一些人开启了一条通往神圣体验的道路，这些人对一神论宗教的刻板感觉不适——那些神奇做工的神和圣书，处女生子和死而复活。就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的，视自然界为神有助于“把神带得离人类经验更近”，同时“除去了神当中可被认知的人格”。对任何为失去超验世界而痛苦却又不接受全能上帝插手人事的人，这是一个理想的组合。
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甚至无神论者都能支持的宗教形式。理查德·道津斯（Richard Dawkins）把泛神论称为“一种性感的无神论”（他意在赞美）。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结束《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一书的论辩时，对从沉浸于“世界纷杂的神秘性”之中而获得的神秘经验大加赞赏。道津斯引用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对宇宙之“美与崇高”的宗教敬畏的表述，他承认，“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
问题是，大自然是否确实应得到宗教性的回应。传统的有神论不得不与邪恶的问题摔跤：如果上帝是好的，为何他允许磨难和死亡？然而，大自然本身就是磨难和死亡，它的和谐需要暴力。它的“生命轮回”事实上是一个必死的循环。并且最亲密地遵守自然秩序的人类社会不是詹姆斯·卡梅隆所乐于想象的闪光的伊甸园。在这些地方，生存本身趋向污秽、野蛮和短暂。
宗教存在的部分原因，恰恰是由于人类身处这些残酷的规律而感到不安。我们一半站在自然界中，另一半在其之外。我们是敏感于自我的野兽，有道德规范的食肉动物，渴望得到永生的必死生物。
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状况，如果没有向上摆脱的道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像圣诞故事中讲的——就是一个深为悲惨的状况。
泛神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决办法：一种向下的退场，一种对我们悲剧性的自我敏感的放弃，一种与几千年前我们祖先就已经实现半逃脱的自然界的再结合。
但是除了尘归尘，土归土，大自然不能带我们回去。
［原文是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在2009年12月20日《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 原文题目：Heaven and Nature （天与自然）］

编者按：颇有名气的80后诗人春树在《80后诗选》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反叛不是反叛，而是理所当然。我们本身就是叛逆。我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责任感、没有传统观念、没有道德的一代。所以我们比70后以及60后、50后、40后⋯⋯更无所顾忌、更随心所欲。”然而，我们想说，这不是80后的全部，当80 后、90后的一代年轻人信主后，他们的生命因着福音而发生难以置信的转变──“他们虽然还很年轻，在信仰上或许还不成熟，他们或许并没有经历过太多属灵前辈所承受的逼迫与苦难，但他们却在父母的压力下，在同学的误解与戏笑间，在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的诱惑里，在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中经受历练，默默地、坚定地在信仰的真道上‘走钢索’；他们或许少了几分老练，少了几分凝重，但他们有活力，有朝气，有个性，有创造性，有批判力；他们果敢、睿智、自信、幽默、真诚、理性、多思；他们在新的时代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信仰之路，他们向全世界展示一种全新的中国基督徒形象。”1
在中国北京，有这样一群80后的年轻人，他们独立组建团队，以“影像”为拉近距离的语言，用镜头捕捉同龄人的身影，讲述福音带来的传奇。他们不说教，也不煽情，他们用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见证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救主——他们就是《谁是传奇》团队。本刊记者专访了《谁是传奇》制片人萨林娜，请她分享了他们团队在一起事奉的独特经历以及她的信仰经历。盼望这个团队他们自己的“传奇”故事，可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为主兴起发光，在神国里不断拓展疆界，实现那更大的“梦想”！

A：萨林娜
Q：察世俗   布拉

  Q：一开始怎么会选择走影视这条路呢？

A：上大学时我进了新闻系。老师对我们说，新开了一个专业叫影视传播，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考虑选这个专业，我就选了。虽是新开的系，不见得好，但与新闻专业相比，也许将来更会被主使用。一次，夏中义老师见到我，因为我给《大学人文》投过稿，他喜欢我写的东西，他问我你学这个专业将来要干这行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知道这个行业多脏多乱啊，你一个小姑娘这么单纯，写东西那么美好。他就劝我不要入这行。我说，正因为这行脏乱，我在这行就要发出干净的声音来。影视的影响力那么大，也许我可以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真的生命，干净的生命。他就觉得我太幼稚了。另外一个信主的王东成老师曾说，将来影视工作者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整天用肮脏、错误的价值观毁坏着观众。

Q：你怎么看影像带给人的影响？

A：影像这个东西的确对人影响很大，因为你看到什么，充满你心的就是什么。我们学校有个男生叫“毛主席”，因为他的宿舍里到处都是“毛片”，然后全楼的男生都去找他借毛片。他整个人都毁了。他看到所有人都像是没穿衣服的。如果你天天看鬼片，你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里面有灵界的争战。所以很多拍鬼片、演鬼片、看鬼片的人后来都自杀了；你每天看暴力凶杀，你就可能有暴力倾向。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整个是受视觉影响的一代。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掌握这个工具，来为神作见证，发出真理、圣洁的声音，而是被动地接受影响的话，魔鬼就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块领域抢过去。这个战场我们一定要争，不能拱手相让。

Q：“谁是传奇”的受众主要是“80后”，你为什么会对这个群体有特别的负担？

A：我在大学期间除了继续传福音，带了许多人信主之外，还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帮助各种有精神问题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有点儿神经兮兮的人，他们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反感。慢慢我周围就变成一个非正常人研究中心。帮助有精神问题的同龄人是很累的，陪伴一个人走出来很不容易。比方说患很深抑郁症的人，他/她会对你的爱完全没有感觉，像个无底洞，甚至对你有莫名的恨。我有时受不了，就跑到十字架下哭，然后再换成笑脸，再回去。但是，这个过程让我更了解我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让我更深地走进他们。他们的痛苦，我也是感同身受的。我特别为我的同龄人忧伤、难过。中国有数亿还不认识神的年轻人，很多人的生命中没有盼望，没有真理，没有神。是，他们看起来都不错，都光鲜，都正常，但我走进过他们的内心，知道他们的空虚、迷茫、孤独，甚至是绝望，我多希望他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认识主耶稣，因为唯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为这个，我把命搭上都行。福音改变人是实实在在的，我就是传奇故事的目击者呀，眼看着身边一个一个曾经破碎不堪的生命被耶稣触摸、改变，他们的眼泪都被神擦去了，他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于是我拍片子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成型了，想把身边同龄人被基督改变的真实故事拍出来，可以造就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Q：开始做 “谁是传奇”这个事工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研究生二年级时，有机会和一位牧师闲聊。聊到最后，我就说想把“80后”基督徒的见证拍出来，做一系列节目，每期讲一个故事。他问，你缺什么啊。我说我就缺钱。他说我给你吧。我说行。我说人都能找，故事也想好了，专业更不是问题，现在就缺资金。前二期的钱都是他出的。直到现在，他都很关心我们的事工。其实，资金一直都很紧张，我们总是这里抠点，那里抠点。但是专业的要求我们是很高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神配得最好的。但是，影视这块，最好的在世界上，主内的一些片子，我觉得做得不太用心。我们就是每个细节都要尽力做到最好。所以我们尽我们一切的能力和财力，租最好的设备，雇最好的摄像，不停熬夜做后期。我和另外一个全时间的同工姊妹夏天，开始时基本上是不但自己不拿钱，还要往里面贴钱。吃盒饭都挑最便宜的那种。她现在说起这个事，还耿耿于怀（笑）。我曾炒掉央视的摄像，因为他不用心。

Q：摄像是基督徒吗？

A：拍摄这块是技术优先，信仰这块内容最终决定在后期。拍摄时，我让他拍啥他拍啥，所以我不要求他必须是基督徒。做后期的时候，一秒钟的声音，我们要拉好长，要一帧一帧地对声波。比如，片子中哪句话没有说流利，我们就剪辑一下，抠掉几个字，或加几个字，把“嗯啊吭”剪掉，这就需要对声波。你们看到的成片，片子中谈话很流利，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每一秒钟背后都是很多的辛苦。我们的工作量很大，一分钟的成片背后需要一二十个小时。粗剪、精剪七、八遍，处理音频、配音乐、加中英文字幕、调光、调色、处理转场、做效果……这种精力的投入是没完没了的。
现在咱们老说政府不开放，没有基督徒公开的媒体，但是如果明天政府真的允许了，各种宗教团体都可以来申请开电视台，那么一天之内影视媒体可能全都被异端占领了。他们资金、设备和技术都准备好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到时候一定会措手不及。

 Q：那你怎么看其他的福音影像作品？

A：现在大陆的主内音像制品，主要是海外进来的，《神州》、《十字架》、《福音》，还有台湾的“Good TV” 等，在大陆都被主大大使用。我本科的同学孙鹏飞就是看完《十字架》后信主的。但是仍需要一个被大陆本土文化吸收的过程。另外还没有真正针对年轻群体的福音性的影像。我们的传奇事工就是把神的见证，把同龄人的经历拍出来。看到同龄人生命经历中的真实故事，大多数人不会抵触。目前我们的节目反馈还是不错的，也有的人看完节目之后来教会，信主。

Q：做片子的过程能具体说说吗？

A：刚开始，我们没有什么设备，用笔记本剪片子。后来，我们到一个弟兄家里剪片子，他家住得很远，我们来回路上要四五个小时。最让人崩溃的是，我们剪着剪着，那个电脑哗啦全部崩溃掉。我们因为电脑问题造成了无数的心灵伤害。这些事情比较集中地发生在第一期，那一期我现在一遍都不想看，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那时候，各种奇奇怪怪的事都会发生。比如，拷素材，我们盯着它，全部拷在硬盘里。拷完之后，我们去吃饭，吃饭回来发现全没了。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有时感觉真是撒旦的攻击。有时候机器突然坏了，我打电话问专业人士，人家说我们从未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我们一直祷告，求主给我们一台苹果机剪片子。因为当时我在CBN实习的时候就用苹果机剪片子，很方便。我们一直为此祷告。也很奇妙，我的一篇见证在《海外校园》发表了，有位在美国的姊妹看到我的见证，通过《海外校园》联系到了我，就回国了，来看我，跟我聊了两天。她是北大的，算是我的师姐。她问我，你现在做这个事有什么需要啊。我说，我需要一台苹果机。结果，她就给我们打钱，我们就有了一台苹果机，简直是天降的。后两期有这台苹果机之后做得就比较顺。
做第三期时，经费完全没有着落，只是觉得其他都预备好了，不能再耽延了，就凭着信心定了一个时间，决定开拍。相信主会预备。没想到一位只在一起吃过一次饭，后来半年都没有联系，根本不了解我的状况的牧师，在开机几天前，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你有需要吧？我说是啊。他说给你点钱。说也巧，就在开机的前一天，这笔钱到了，刚好够拍完第三期《宽门窄路》。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邮件也不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情况就是这样，每天都是靠信心过下来。神也真是信实的，一次次带领我们绝境逢生。也派他的很多仆人帮助我们。

Q：现在除了你以外，还有几个同工？

A：和我一起同工的夏天，她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有次乘火车，她坐我对面，我就想给这人传福音，我就对她笑，她想换座位没换成，只能坐我对面。我就给她传福音。下火车后我们留了联系方式。后来，她联系我，她家里出了点事，谁都不愿告诉，就愿告诉我。我说先来我家吧，她就来一起聊。她也蛮喜欢我的，后来就信了主。她是我带着信主，带着查经，算是我“养大” 的。她后来毕业了，没有找工作，跟着我全职服侍。一个月我就给她一千多元，很辛苦。他们家里，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她特别不满意，觉得一个北科大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出来就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他们觉得这个事工就是见不得人的事。这次回去，她家里人又逼她，她就直接回北京了。真的很不容易。现在我们算是“三无”，无户口，无工作，无保险。我家里也这样，觉得你一个北大研究生毕业的，却不找工作。北大的老师同学都挺看不起我的吧。但我自己还挺高兴的。虽然各方面都不理解，但我知道这是主的托付。这么多年主带领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托付给我。我知道，这不是我的事工，是主自己的事。过得辛苦，都没有关系，只要能让我做这个事，有口气就把它做下去。

我们的主持人林凡，上海女孩，英国留学回来，在外企工作，高薪。我见到她，就想，主啊，世界上还有这么美丽的存在。她很早就信主了，很单纯，又那么美，她的初恋就是她的老公。她在上海时听一个弟兄说北京有这么一伙人在做这个事，一个小时后就买了张从上海到北京的机票飞过来找我，说要辞职来跟我做。我说我可养不起你。你自付机票飞来飞去免费给我们做主持人吧。第二期我觉得她做得不是很满意，想把她炒了，她就可怜巴巴地求情，让我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后来做了大量的准备，第三期就做得很不错。所以，她也是“空降”，那么好的一个姊妹，就这样白白地跑过来，帮我们做主持人。主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路上的光就是他远远地给我一个大方向，让我知道朝哪里走；这脚前的灯是马灯，只照亮一小步，我也习惯了，就一步一步地跟着主，不操心将来。做这期的时候，还不知道下期做什么。在祷告中，依靠他，他是信实的，到了什么时候他就派什么样的仆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开出路。我们祷告神给我们一个公开发行的渠道，结果就有来帮助我们的姐妹。我们的节目审了两次都被退回来了，说讲耶稣讲得太多，可祷告啊祷告，第三次就过了。我觉得挺神奇的，这样一个福音性的作品，竟然获得正规音像制品的发行版号，可以公开发行了。

我们团队全职的就我和夏天。还有两个女孩，袁妮，丽丽，一个是中青院的本科生，一个是北大的研究生，现在我们这边实习。一个摄像，我们叫他杜哥，他是国家大剧院的，副团级，他说，我怎么跟你们混到一起了？开始给我介绍他的朋友说，你肯定弄不住他。我第一次见他，果然是个“死猪脸”。后来，他就融进来了。我那个朋友挺诧异的，连这样的人你都能处得来。不是我们有能力，是主怜悯我们。他挺同情我们，也挺佩服我们，看我们这边没有弟兄，我们两个小姑娘，四五点钟起来，大冬天站在清华门口准备拍摄，一人手里捏着袋牛奶和面包，都快冻出冰碴儿了。后来他也说愿意信主了。还有就是扛机器，松下DVPro的摄像机，还有监视器，像电视机一样沉，一只手提一个。租机器那里的人都惊了，说没见过小姑娘来拉机器的。还有就是受攻击，每次开机的前一天晚上睡觉，都是活见鬼。属灵争战特别严重。
帮我们化妆的姊妹，也是非常专业，她是帮蔡依林化过妆的。

Q：同工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A：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都有“水老瘪精神”，水老瘪是东北一种甲壳虫，晚上在水边照盏灯，它们就主动飞过来，跳到你的桶里，把脏东西都吐干净，准备被炒。炒的时候，不用放油，不用放盐，因为水老瘪是自带油、自带盐，自己翻身，自己炒自己。特别好吃，营养丰富。我们团队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想叫“水老瘪工作组”，后来怕大家理解不了，才叫“传奇工作组”的。
我们几个姊妹，生命交织在一起。夏天、袁妮、丽丽、安娜，她们几个都是我带的，我带她们查经，我们一起学习作主的门徒。哪怕一起呆着不说话，不干啥也都很好。我们都很满足、快乐，因为我们在和自己喜欢的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而且这事在永恒中是有价值的。我丈夫也很支持我们，他在交通部工作，在跟一群他不太喜欢的人、干着不太喜欢的事，他就是为了养我。他对我和夏天说，只要我有一口饭，你们就有一口饭，要饿死我们就三个人一起饿死。
我觉得神给我恩赐和异象，一个是做这个传奇，一个是文字事工，一个是直接的牧养，带门徒，用神的话语建立一个个生命。每周三在我家有查经班，我丈夫带弟兄，我带姊妹。我特别喜欢讲圣经。这些姊妹一周一个样，而且是竭力追求主，每个人都彼此深深地爱着对方。姊妹之间的爱，真的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她们都很聪明，我觉得最大的快乐就是得天下英才以教之，关心她们，看着她们在主的话语中长大，生命一点点地变化，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Q：做这三期片子花了多长时间？

A：我们的片子从2008年4、5月开始策划，拍摄从8、9月份开始，这期间我经历了结婚、毕业。2009年初重新开始。帮《教会》杂志写文章，写毕业论文。2009年10月份三期片子做完，差不多花了一年。我们每一期都在进步。以后的进度也会快一些。

Q：弟兄姐妹对于你们公开发行并出售这些片子怎么看？

A：有些弟兄姐妹不太理解。片子公开发行，国内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还不是很有版权意识。我们拿去送批的时候，教会就有弟兄姊妹对我说，你们的节目要发行啦，赶紧出来我们好盗版。我们说这是要在正规渠道卖的。他们说卖什么，就为主做事嘛。他们想应该免费传开，大家都刻。我也想过如此。但是，我们中国的教会必须成长，不是这种白吃白拿地不付任何代价就获得，觉得主内的东西都是廉价的，质量什么都不好，不用珍惜。我坚持要卖。中国的家庭教会应该慢慢形成尊重版权，尊重服事者的劳苦的氛围，支持基督教事工合法化、正规化发展。这样才能鼓励为主摆上的人长期做下去，否则真的很难维持。这些事工好容易才走上一个正规渠道，希望中国城市家庭教会能作出一个尊重版权的好榜样。有的弟兄姊妹觉得价格高，其实我们卖到现在也就是勉强能把光盘制作成本收回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量少，成本就高。拍摄过程中，没有省钱，很贵地拍下来。摊下来一张光盘的成本就十三四块钱，零售19块钱，中间还有销售渠道的费用。但我们觉得我们节目是值这个价格的，只多不少。我们的质量，我们付出的心血，里面纯正的福音信息，难道不值得吗？希望弟兄姐妹能理解。我们教会的牧师很支持。我们教会的圣诞节礼物就是订的这个，送给慕道友，订了600份。

Q：今年你们在制作片子上是怎么打算的？

A：今年还打算做三期。第四期准备叫《高山黄土》，与《谁是传奇》前三期偏重城市背景、校园生活的感性风格截然不同，第四期将把目光投向我国最广大的农村，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探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及仇恨动力对个体的人的压抑与扭曲；基督信仰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血统间的矛盾与交融；地上的国与天上的国；基督徒如何在社会生活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光做盐，尽忠心等。
第五期准备叫《浴于清泉》。性的开放与堕落，是当今社会无法遮掩的丑陋伤疤。基督信仰如何向身处其中的年轻人发出圣洁的声音和真理的教导，是教会不可逃避的责任。第五期将以真实生命的讲述，直面这一棘手的问题。本期的主人公，曾因着从小家庭中父母关系的伤害和恋爱的失败，变成一个轻贱男性、纵欲、玩弄身体与感情、作践自己、伤害别人的女人。自己也是伤痕累累、内心破碎不堪甚至走向绝境。然而当福音带着圣洁与赦免的大能临到她时，她的生命彻底被扭转了，重新接纳了自己，有了新的开始，并得到了在主里面的彼此尊重、珍惜、信任的爱情，也走进了神所祝福的婚姻。她还成为“神奇传福音手”，无论走到哪里都传讲福音，她身边几乎所有人都被她带领信主，她的坦然与更新，也会成为很多同样在“性开放”的浊流中饱受欺骗与伤害的年轻人的安慰和医治。

第六期可以叫《宜其室家》，不过我对这个名字还不太满意。对于大陆的年轻信徒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基督徒。信主的儿女与不信的父母之间，常常发生巨大的矛盾冲突。彼此的误解、伤害、不接纳甚至逼迫屡见不鲜。诚如耶稣所说“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但神最终的心意，是要借着一个相信的儿女，让救恩、和睦与真正的爱临到整个家庭、整个家族。
这期《谁是传奇》想讲述一个温暖而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个家庭，怎样因为一个信主的女儿而彻底地改变——母亲自幼的伤害被医治，与女儿成为最知心的朋友；全家人的关系真正被爱更新；家里的偶像被打碎；家人陆续信主……相信许许多多80后的儿女与50后、60后的父母，通过这一期节目，将反思，将感动，将和好，将被大大地祝福。很多不敢或不知如何给父母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可以将这期节目作为礼物送给父母，让福音借着这美好的见证临到整个家庭。

 Q：这些受访人物都是你们自己找的吗？

A：传奇中故事的主人公都在我们的学生团契——葡萄园。这点我不回避。你看看，我们不是全中国去找有故事的人，我们身边就是一抓一大把，因为每个被主改变的生命都是一个传奇。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将来拍个小电影，弄个小艺术片，可以出去参展。还是这些人，我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把这些故事串在一起。让大家知道，这些人都在一个大家庭，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值得讲述的。

 Q：神学上你们有什么考虑吗？

A：我们做这个片子，神学这块还是很警醒的，首先就是不要有成功神学的东西进来。不是宣扬我靠着主成功了，主可不是干这行的，主做的是拯救、更新生命。还有极端的灵恩派，我们比较注意。最后是避免政治色彩，我们就是讲年轻人真实的故事，不带政治上的观点和倾向。
神对我们说话，主要是通过文字，但他不是不会放电影，他不是给约翰放了一部电影吗？但神选择用文字来记载他要告诉人类的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圣经》是一切的根基。文字是诉诸理性的，可以反复琢磨的，影像的东西是诉诸感性的，有很强的震撼力和说服力。人天生就是要看，对移动的东西很关注。影像是中性的，看被主使用，还是被魔鬼使用，被魔鬼使用会很可怕。但如果被主使用，也会大有能力。影像用来讲故事的能力无与伦比，所以我就用它来为主讲故事。
这次我去美国，见到了当年拍《耶稣传》的团队，他们在那里搭一个台子。我走过去对他们的人说，我就是看你们的片子信主的，现在也在做影像事工。他们就眼泪汪汪地抓着我，特别激动。事隔十年，他们看到服侍所结出的这个果子。他们特感恩，就一起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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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谁是传奇》策划案。

附：萨林娜个人见证

我信主时16岁，上高中，是我们整个家族中第一个基督徒。很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神，不知道是谁，但觉得他在看顾我，保护我。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很害怕，觉得有审判，总想找到一种神奇的泉水，能在里面洗，或是一种神奇的石头，抓在手里就没事。高中的时候，接触了香港的“希望之声”电台（Voice of Hope）。高一的时候，我天天听这个电台的节目，有一次我一边洗衣服一边听，不小心收音机掉到水里了，坏了。于是，我跑去找我的英语老师，我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在听耶稣的节目，结果收音机掉到水里了，是不是上帝觉得我太邪恶，不配听这个节目。”她听完，带我到办公室，给我一本圣经和一份《耶稣传》的光盘。我问他：多少钱？她说不要钱，白给你。后来，她又给我200元钱，让我买一个新的收音机，免得我妈骂我。

我回到家，家里没人，就一个人看《耶稣传》。我看到片子中，那个有罪的女人用眼泪为耶稣洗脚，又用头发擦干。然后，耶稣对她说，女人，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地回去吧。看到这里，我泪流满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赦免，而且知道了谁有权柄可以赦免我。我就跪下来，流泪不止地看完这个节目。片尾有个呼召的祷告，我就跟着片子做了祷告。做完后不相信，觉得太容易了，又倒回去做一遍，“双保险”（笑）。接着，我就翻开圣经，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约翰福音》 1:12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我想这话不是假的，是神说的，我现在接待他了，也信他的名了，所以我就成了神的儿女。我这样想，就特高兴。

后来，我就跟着那位送我圣经的老师，她在带中学生查经。我信了之后特高兴。那时候，我听广播，说是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都信主了。我想，这样说来，每个信主的人再带两个人信主，岂不是全世界都信主了？于是，我第二天去上课，对我旁边的女生和我后面的男生说，你俩跟我信耶稣吧，完成我的指标。他俩对我哈哈大笑，我当时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他们却不信呢？也明白原来传福音没那么简单。（然而感谢主，他们两个人后来还是都信主了，一个大学时我通过写信带着信主了，一个是我上研究生时回老家带着信主了。）我当时一信主就跟我妈说，妈你跟我信耶稣吧。我说，我给你唱赞美诗吧。我唱起来，但她很反感，说“得得得！”我父母都反对我信耶稣，不让我跟那个老师来往，把我的圣经藏起来，不让我聚会。我妈本来跟我住一起的，后来搬到屋外去住，说是这个孩子废了，白养大了，信耶稣，丢人现眼。我弟比我小八岁，我对我弟说，姐信耶稣了，你也跟姐信吧。他说，行。我说，姐先跟你讲讲。于是我给他讲了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听完他就哭，我们一起祷告，就带他信了主。带他信主后，第二天他就带了一个小朋友信主。他这样也带了不少朋友、同学信主。
有一天我去上课，见到一个女生在哭，哭得很厉害，我就把东西往地下一扔，抱着她，对她说你要信耶稣。其实，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说你要信耶稣。她后来就信了。
我高中时，美国一所中学的学生来学校交流，我当时是跟一位韩裔姊妹交流，她是一个被美国人收养的孤儿。我们聊到信仰，她问我信主了吗，我说我信了。后来我们聊了很多。她对我说，上帝要使用你。我当时特高兴，我是什么人，上帝会使用我？我想不出来我有什么可以被使用的地方。我就是一个窝囊废，就被叫做窝囊废。笨、懒、手脚不好使、丢东西……同学打扫卫生就会叫我：萨林娜，废物利用一下，倒垃圾。这时，她说，Salinna,上帝会使用你。我心里高兴得无法承受了，就冲到大雨里，跑了两圈。

从我有记忆起，我爸妈就吵架，闹离婚。我爸酗酒，到我高中时，家里简直就没法过了。我看起来还蛮开朗的，实际上却很痛苦。五岁的时候，我爸喝完酒回家，我爸妈闹起来，我妈就让我到厨房去拿菜刀，剁我爸的喉咙，说小孩杀人不犯法。简单的一句话是，我爱我爸，我爱我妈，我妈恨我爸，我爸恨我妈。我爱我爸的时候，觉得对不起我妈，爱我妈的时候，觉得对不起我爸。我很小就有一个想法，不想活。

高中时，我失眠到一个程度，接连几个月，睡不着。从晚上躺到早晨。我看着窗户外的星星，从窗户的最左边，走到窗户的最右边，天就亮了。每天都想今天就不活了，第二天太阳又升起来，又想还是活吧。失眠特痛苦，还要学习，还要高考。严重的时候，一连几天，一分钟都睡不着。在这个过程中，我跟上帝摔跤，天天跟他较劲。很多骄傲的东西，一点点被破碎。有时候，我躺在床上对上帝说，你杀我吧，要么你把我整好。你一句话，一句话就能把我整好。一直失眠，后来我要退学，已经没办法学习了。但是老师对我说，算了别退了，就跟着大家考吧，考成啥样算啥样。后来，我就没有去上课了，三个月在家。每天就通宵睡不着，学习。白天吃安眠药才能睡觉。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八点多吃了安眠药，睡不着，十点多又吃，还是睡不着，半夜一两点，又吃安眠药。药性已经很大了，感觉四肢都麻木了，头脑还在飞快运转，我觉得快崩溃了。我就跪下，泪流满面地祷告，我对主说，我就不跟你倔了，我把自己交在你手中，你看着办吧，爱怎么样就怎样。祷告完了之后，一两分钟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之后，我变得精神特好。上考场的时候，我心里特平安，就感到整个心被充满，已经被更新了一样。我在考场上，不是求神让我考多好，而是求他别离开我。我太享受那种与主同在的感觉。我一直在祷告。两天考完之后，我就准备补习。我当时觉得自己肯定没戏。结果成绩出来之后，我分数巨高，年级文科第一，学校历史上的最高分。这个成绩，我一直到现在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连我最弱的数学都考了96分，各科都是我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这让我感到害怕，我就跪下来模仿诗篇里的感谢诗写了一篇长长的感谢文。

当时报志愿，我觉得若我能上中央民族大学就好，因为那是我们学校学生历史上能考上的最好学校。我妈却让我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个学校是提前录取，而且历来分数很高。我天性自由散漫，对政治很讨厌，我妈让我填，我就选了个跟政治最不靠边的新闻系，其他系我不服从调配。交表的时候，我悄悄对老师说，我根本不想上这个学校，要不趁我妈不注意把这个志愿擦掉。结果那个老师说，，不用擦，你填也考不上。后来，我竟以内蒙地区的最低分被中青院新闻系录取了！

从如山的资料与如海的书籍中爬出，半日空闲，我把三十余集的《蜗居》以三步一跳的速度看完。几天前，一位朋友从电邮发来网上关于这部电视剧的热议。还有一篇财经新闻报道称，某电视台停播该剧，上市公司华谊兄弟否认这会对其营收产生影响云云。
这些可能是娱乐新闻炒作者制造的信息，最终促使我从网上把这部片子找出来。蜗居拍摄的背景城市是熟悉又亲切的上海（片中称为江州）。片中充满了使该剧热销的四大流行元素：情、钱、性、权。在国内房价一路攀升的背景下，该剧的现实主义色彩，就如同噱头十足的新闻标题一样引人注目。
我访过上海的老弄堂，见过北京的大杂院。若干年前，蜗居是一种文化，一份温情，鲜有抱怨。如今，蜗居却成了耻辱。海萍姐妹追求着“城市人的活法”，兑现这种活法的正是钱。她们明白：“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令人讽刺的是，现代都市人除了“小问题”，没有“大问题”。不是没有，是回避了。
“情”也许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大问题”吧。宋思明说，金钱的债，总还可能还清，但感情的债，也许到死都还不清。无奈，他还是打了白条。片中男女，正是这样展示现代人的无奈、隐忍与冷酷。
海藻说：“我爱他。”海萍答道：“你可以用一分钟爱上一个人，却不能用一生实践这份爱。”海藻穿梭于宋思明与小贝之间，在适应角色之后、隐私被发现之前，仍能获得未被撕裂的畅快。宋妻平静地用自己的“现代经济学”向挚友分析，第三者出现的必然以及自己不离婚的权益。
当海藻有房、有车、有闲时，她也许没发现，自己走出了有形的蜗居，却走进了心灵的蜗居。
爱得爽快，却要承受无奈。隐忍来自无奈，冷酷则来自伤害。这里，爱情被钱权切分又遭数量解析，甚至成了一次风险投资（海萍在片尾竟引述巴菲特投资理论来开导海藻），最终只有幻灭。
但是，无论哪一副现代面具，总有摘除的时候；无论人怎样宣告“进化”，人性却未曾改变。宋妻隐忍克制的山洪，终于在最后一刻对海藻的大打出手中爆发。海藻和宋思明失去的不再是一个男孩，而是在低矮的人性蜗居中，寻觅出路的希望。
现代都市的物质充裕，未能掩盖精神的贫乏与绝望。灯红酒绿，却失去了辽阔的壮丽和自然的恬静。这里，人已经听不到天籁之声，只能听到满耳人噪。人性涌动的躁热，披上物质外衣，变成了对豪宅的追求，对名车的艳羡……
这里，已没有人愿意重新念起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 ：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荷尔德林，这位神学院走出的精神病人，用诗歌所咏唱的人性光芒，也许只有在当时被宗教涤荡了千年的朴实心灵中才能绽放出来吧。如今，有谁会拿着一个人的纯真，与璀璨的星空比高下？是的，大气早已污染，璀璨的星空隐没难见。人性早就失去了那个坐标系和参照物。
如今，重读荷尔德林的诗，还能让我们唤醒一些东西。“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每一个用神性来度测自己的人儿，你们是多么地幸运，你们心中还伴着或寻找着那份纯粹的“真”，即便在这个璀璨星空隐没的世代。
在那个年代，荷尔德林试图通过诗句，把人从宗教的天空，悄悄地拉回人类的大地，冀望人能在神所恩赐的这片大地上诗意栖居。但也许他没有想到的是，几百年后，蜗居于城市的人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地忘记举目仰望头顶的天空。
更少会有人再记起，头顶的无垠中，还有一个人类的家。那里存放着人类灵性的泉源和生命的盼望。人类在城市中的蜗居，不过是一段旅途中的寄居，虽然“旅店”脏乱、人性狭隘，但我们心中知道，明天回到那个地方，有家中的舒适与家人的接纳。我们最终所得的安慰，足以让我们完全地接纳旅程的艰辛并宽容旅伴的伤害。看吧，天上那颗最明透璀璨的星，也许就是你我枕头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这个并不尊重秘密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偶像崇拜的革命性的宗教社会。“为人民服务”不就是这个宗教的标签？尽管我们不知道谁是人民，我们却知道谁是偶像，一切的秘密都可以揭发，这个偶像专权者的秘密却一直没有被解密，无论是档案还是他的行为，任何后来的反思还是被控制和压制着。这个困境也构成这一次反思文革知识分子告密的盲点。
生命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一切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粘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那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粘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一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大，深入到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
也许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这个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例外状态都转变为常态，因为既然我们也可以把任一常态立刻转变为例外状态，以至于到了一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常态什么是例外，这就是荒唐的根源。所谓荒唐，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外的事情竟然一下子都发生了，持续很久之后，大家都变得麻木，没有人能够从中出来，大家都粘滞在一起，连旁观都没有可能，连自欺都不必要了。
从荒唐和一切都粘滞的经验中，反思就不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在中国要出现西方那般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西方内在危机的深刻思想那么困难的缘故，因为我们甚至还以为：既然文革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荒唐，我们都在里面，彼此都一样，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事情是那么地荒唐，那么地无意义，那还追问它作甚？因此就不必追问其原因了。这就是自欺的根源！过来人都以为并且相信：那些如此荒唐的事情哪有原因呢？哪能找到原因呢？让它永远过去好了！但是，这个粘滞并没有去掉，我们还被黏在一起呢！除非我们彻底摆脱出来，比如说去往国外生活，那就彻底不相干，但这仅仅是消极的遗忘而已。一旦回到中国，还是被粘滞在一起了，现在出现的对文革知识分子告密事件的揭发，不就让我们大家再次进入了那个荒唐的时代？一切还是如此地切近和切身，我们当下的政治处境不就是被技术更加变本加厉地严密监控着吗？
在荒唐中，无法反省荒唐，而且又在荒唐中漠视荒唐，在荒唐中变得麻木，变得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困境。我们如何走出荒唐之恶，成为中国文化现在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有着根本恶吗？既然我们都在荒唐之中，哪里会有外在的审判？哪里会有出路？
什么是恶？恶，总是自我意识的，因为这是与语言的本性相关的，作恶，总是有一个声音出现：不该做！这是不允许的！任何语言、任何种族都有着此语言的命令结构，一个带有否定的与法则相关的声音已经先在地出现了，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会有具体的不同的命令和内容，但是在形式语言上却有着先在的声音，所谓的良知或者良心的声音就来自于此。因此，除了那些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或者说因为疯狂醉酒等等原因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听不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做出反常的违规行为、僭越边界的行为之时。恶之为恶，已经是意识到自己在作恶，已经有语言和法则在起着作用，而更大的恶是：意识到自己作恶，却为自己的作恶而辩护，以至于作恶而成为习惯，并且变得麻木。当然，困难的判断和自我的觉醒在于：如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什么对错的评价标准，如同王阳明走向无善无恶的心体，良知的声音还有什么作用？在更加虚无主义的时代，如何还有根本恶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彻底和高妙之处：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或者无根的，就不必有什么良知的自我判决了，最终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任何的追问缘由都是可笑的。这是荒唐的开始。荒唐本来不是什么善恶，是超善恶的，我们这个文化其实是超善恶的。
但是，还是有着恶的问题，甚至有着根本恶！因为，根本恶在于：不仅仅是麻木和无所谓，而是面对此荒唐的处境，一起陷入遗忘和没有能力反思，或者说，通过秘密的交换，我们进入一个告密的普遍背叛社会，直到成为例外的荒唐状态，我们还无力进行反省，还无法走出荒唐，这就是恶，这就是最为平庸的恶。
如果不用阿伦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是“荒唐之恶”！这是恶的荒唐，以至于恶都不是恶了，失去了恶本身之狰狞的面孔，这也是与我们这个文化其实并不反思恶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更加看重吉凶祸福，而不追求真理和正义，这本来并不是文化好坏高低的评价标准所能解决和判决的，但是，在这个文化内部，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因为荒唐导致了对生命的迫害，因为以秘密为手段来迫害生命，就构成了恶！
对荒唐之恶的反思，仅仅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一个出口而已：原先，我们大家都在荒唐的铁屋子里（借鲁迅先生的比喻），我们都根本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也无法知道我们里面的存在境况。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一些外面的光线，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这个打开的窗口就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荒唐之恶。尽管荒唐本身是中性的生命存在境况，并不是恶，但一旦在荒唐中迫害生命，导致生命的相互伤害，就是恶，是根本恶。
这就是我们去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处的本体论上的最大困境：我们似乎都知道文革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背叛，背叛了自己的自我和理想，背叛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背叛了生命存活本身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因为我们都在泄密，都在告密，都把本来不该说的事情或者把不是秘密的都说成是秘密，因为只有说出秘密才是忠诚的标志，那就以更多的秘密来交换吧！那就滋生秘密吧！这就是荒唐的开始，本来不是秘密，现在因为存活的压力，为了表达奴才一样的忠心，一切都成为了秘密，把一切的一切都监控起来，或者以主子的监控眼神把自己的一切都监控起来。
在这里，不是体现了某种最初的伦理和宗教吗？我们如何可能走出来？走出一个荒唐的时代处境？既然我们都在里面，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外在的拯救力量？
文革的揭秘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最高权力者，偶像化的被崇拜者，却不可能自我揭发，他也不会自我反省，他的行为不可能被告密，如果有人去揭发他，那是死路一条。这是恶的根源：如果一切都可以揭示，这是科学和理性的启蒙——启蒙就是把一切都照亮！因此，信奉启蒙的康德看到了人性的根本恶和人心的败坏！但是，现在，有一个偶像的秘密不可揭示，其他人的秘密都必须被揭示！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前反思文人和知识分子告密的一个巨大难堪之处：无论是幸存的有着文革记忆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在要反思文革告密现象的知识分子，却还是在继续自我伤害，彼此伤害。在很多人看来，章诒和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围绕黄苗子事件争论所体现出来的困境，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继续在彼此揭发，并没有触动根本的极限。而那个导致迫害的偶像呢？那些属于偶像的秘密呢？依然还是被意识形态或者党国严密封存着！因此，千万不要与德国统一之后对东德的档案解密对比，那几乎是针对所有人的解密，可我们当前的中国，被解密的、再次被揭发的却还是少数知识分子，其实对于那个文革时代，也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彼此揭发和告密，告密的例外成为了常态，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何还要再次揭开这些已经过去的伤疤和创伤呢？这不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文革的记忆吗？如同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记忆和表现的悖论——对暴力的记忆和表现是再次肯定了原初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强化着暴力的梦魇。但是，在这里，有着一个根本的真相还没有被揭示，那就是发起暴力的那个偶像，以及这个偶像建构的整个机制，却一直没有被允许揭示！没有被彻底反省！即，在这里，只有被迫害者，彼此揭发的告密者们，在相互折磨，重新经验荒唐的岁月，而导致秘密迫害的始作俑者却一直没有被揭示，他们的档案也没有被解密！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当前这些争论的局限和问题，章诒和先生无疑有着反思的彻底性：“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也深刻揭示出了告密的制度根源：“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以巩固统治。”但是，还有待根本揭示出秘密运作机制和偶像崇拜的根源，在生命政治上，章诒和先生被亲情的血情之情所限制，对此荒唐之恶没有深入揭示，无法上升到更加普遍的高度，容易落入私人泄愤的口实和咀嚼伤口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且，如何既要回到过去又要从过去摆脱出来，这可能与宽恕有关，如同德里达对宽恕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的绝境思考，宽恕一直作为前提却无法施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聂绀弩是何许人也？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这位命运多舛的未竟天才，早年投身黄埔，后又弃枪持笔，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第一人，其旧体诗更被视为“千年诗歌传统中的天外彗星”。他是一名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其性情恰如鲁迅所说“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虽然是一名参加过“左联”的老资格作家，但其性格难以见容于1949年之后道路以目的“新社会”。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每次他都在风口浪尖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及关入监狱，前前后后达二十多年，还因为作诗攻击伟大领袖，差点被判处死刑。在去世前夕，聂绀弩对守候在床边的妻子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堪称其悲怆一生的写照。
二十多年前去世的聂绀弩，如今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政法工作者寓真整理发表了触目惊心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随即作家章诒和又发表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直指另一文化老人黄苗子为告密者之一。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聂黄事件”遂成为近期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热点。有人愤怒谴责黄苗子之“道貌岸然”，有人继续挖掘其他告密者的材料，有人赞扬章诒和揭露真相的勇气，有人则呼吁放过已经卧床不起的黄苗子，更有人以黄苗子曾经促成毛泽东的《沁园春》的发表以及为四川大地震捐款等事迹为其辩诬⋯⋯关于真相与细节，关于记忆与遗忘，关于忏悔与不忏悔，关于宽容与不宽容，关于时代的限制与个人的责任，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人真是活得太苦了，如同聂绀弩临终时发出的那声叹息。可是，一个蜜橘能让他尝到生命的甘甜吗？不能。聂绀弩是在内心充满苦毒中死去的。在人生的终点，只有漆黑的死亡与绝望，而没有明亮的安慰与希望。这不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吗？章诒和在文章中说：“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是啊，谁没有生活在阴影里呢？
这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匈牙利作家艾斯哈特兹•彼得的一段切肤之痛。翻译家余泽民在《欧洲后现代文学的传奇贵族——艾斯哈特兹•彼得及其作品》一文中，介绍了彼得于2000年出版的杰作《在天堂的和谐》。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条线索在历史的尘烟中寻找、回忆、接近、了解自己的父亲。用作家的话来说，这不仅是一部“家族小说”，更是一部“父子小说”，他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放大观察，深情地回忆、追寻、辨认、拥抱、赞颂了在共产政权下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屡受迫害的父亲。评论家勃姆比茨•阿提拉指出：“《在天堂的和谐》是一部和谐之书、理解之书、和平之书。在事物之间、世界之间、语句之间，在真实与虚假、历史与故事、小说与书之间，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在父亲与父亲之间，在儿子与儿子之间，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缔造出充满和谐的友好关系。这部书有圣灵的工作。重新读一遍第二部分，你会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责任，或者说，什么是儿子的责任。一个这样的男人：含辛茹苦，排忧解难，辛苦持家，分享忧乐。能够从容应付世上的一切。”读者也普遍认为，作家刻画出了人类最真挚、最复杂、最浓厚、最永恒的父子情。
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却意想不到地破碎了。近年来，匈牙利政府解密了专制时期的一部分绝密文件，披露了不少人曾充当政府情报员的历史污点。彼得委托在历史档案所工作的朋友帮他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黑材料，“即使不为澄清过去，也出于市民的民主责任，表示对过去的关注。”2000年1月28日，《在天堂的和谐》一书刚刚出版，他便来到档案馆。他发现，接待他的工作人员神色拘谨而惶恐，奇怪地建议他最好不要翻阅这些档案材料。
彼得坚持亲自阅读自己和家人的档案。打开厚厚的档案袋，他立即明白了：眼前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东西令我难以置信。我迅速合上，因为我的手开始发抖。现在我该怎么办。好像是在做梦。我马上就要晕倒，只有昏厥可以解决一切。或者我从紧闭的窗户跳出，逃之夭夭。”卷宗里，他看到遭当事人举报的熟悉名字，其中有一大堆姓艾斯的，还有他舅舅。“索引总计150条，375页，结束日期为1965年8月9日。”写这些告密信的是一名1957年3月被内务部招募、代号“查纳迪”的秘密情报员。
“看完这个卷宗我感到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原来，此人正是他一向尊敬、人格完美的父亲马加什伯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前一部书里刻画的那位正直善良、有着高贵自尊的父亲，竟然是一个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告密的陌生人！
震惊之余，彼得又做了一次时间的逆行，撰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改版本》，并于2002年出版。他在书里抄录了大量资料，怀着莫大的痛楚和作家的良心诚实披露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手迹，我那么喜爱的字体，感到针扎式的刺痛。这是我曾经（而且依旧）为之骄傲的字体。关于字体的主人，我有许多话要说⋯⋯”彼得在第一部书里看到的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披露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从崇敬父亲到揭露父亲，从颂扬父子之爱到颠覆这种虚假之爱，这需要作家莫大的勇气与良知。彼得认为，作为一名以探究真相和真理为己任的作家，自己必须这样做。而且，这也是让下一代人不再生活在阴影之下的惟一办法。如今的匈牙利，档案被公开，昔日迫害过人民的秘密警察被禁止担任任何公职，转型正义基本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宽容与和解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聂黄事件”与之相似——只是背景不同，中国还未展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信仰和基本价值的转型，更遑论转型正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讨论此事件，更为困难，更有“难言之隐”。实际上，“告密事件”不只是关涉到聂黄两名当事人的私人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背后牵扯的是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得告密成为人的本能、责任乃至光荣呢？告密的行为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告密的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侵蚀我们外部的社会关系和最为隐私的家庭关系的？进而言之，它更是一个价值和信仰事件，它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义的思考与展望：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人类的良心和尊严是怎样一点点地泯灭的？是何种扭曲的、邪恶的价值与信仰，让人们如同蛆虫一样在告密的酱缸中苟活？今天，在被污染的、有毒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彻底斩断这种毒性在我们身上的遗传，重新恢复上帝创造之初人类美好、良善和高贵的一面，进而重建一个以爱与宽恕为价值基础的共同体，并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就是“稳定”，在他们心目中，“稳定”早已比“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是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但是，真正的稳定难道可以通过不公与不义、暴力与谎言、告密与压迫来实现吗？如此“稳定”，如同在沙滩上修筑房屋，而非在磐石上建立堡垒。经过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后三十年的拜金主义的戕害，我们的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在我们这里，政治正如霍布斯所云，是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当局视人民若仇敌，人民视当局若仇敌。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最基本的信任已经破裂了：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乞丐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判断：“他是假装的。”当我们经过车祸现场的时候，不会停下来施救，若干施救者被当作肇事者的先例让我们裹足不前。当某个富豪宣布捐出善款的时候，我们会先打上一个问号，因为“裸捐门”事件层出不穷。当民工以跳河的手段来讨要薪水的时候，有人冲过去将其推下去，并因而获得满堂喝彩。这样的社会怎能有稳定，怎能有平安？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可是，加害者拒绝忏悔，受害者怨气冲天，那么多硬着颈项的人根本不愿回转过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公民群体经过了深深的破碎之后必须加以重建的社会，而这种重建应当从个体的医治开始，从心灵的修复开始，从价值观的转换开始。因为，这一切如果不先行完成，即便政治变革迅猛展开，中国在形制上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与宪政，中国人的生活依然不能由“苦”变“甜”。美国神学家施维尔（Donald W. Shriver Jr.）在《敌人伦理》一书中指出，“宽恕并忘记”往往是句误导人的格言；“追忆并悔改”和“追忆并宽恕”才是恢复政治健全更好的方针。他认为，一个社会要走向政治健全，要由暴政肆虐、自相残害的咒诅之地变成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坚定稳固之国，要经历四个过程。这一历程恰恰是走在山坳上的中国所必须经历的，而基督教的价值在其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实现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团体积极参与个人、族群和阶层间的“疗伤”工作。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一步是：当受害者放弃报复，加害者不再宣称自己无辜时，宽恕便会开始。他认为，宽恕的存在，是由于有一段创伤的过去，同时也由于有“和解的视域”。宽恕与和解应当是一对平衡的概念，不可偏废某一边：“如果为了和解的缘故，轻视过去的不义，便是对受害者伤口的再次伤害；而为了过去不义的缘故，轻看将来和解的重要，便是给社会本身留下一个伤口。除非正义与对和解的期望可以同步迈向将来，否则社会也只会重回失忆的旧路，助长人们复仇的欲念。”
此次“聂黄事件”亦应本着此一原则来处理：我们要将心比心地体察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创伤，不仅聂绀弩本人付出了失去自由二十多年并受尽折磨的代价，聂家还有一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牵连而自杀，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不是轻松地说句“向前看”就可以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同时，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黄苗子已经卧病在床，失去知觉。即便报复，亦无从下手；即便让其身败名裂，亦于事无补。我们当然要指证罪恶，但不能自以为义地扔出那块耶稣所说的只有无罪的人才能扔的石头；我们要以和解为愿景，而非以报复为志向。所以，此一事件的揭露，不是让更多类似的告密者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让更多的同胞走出阴影、拥抱阳光。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二步是：要有政治悔改，重要的是，先要公开过去罪行史实的真相；不过，为要公开事实真相，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宽恕，须本于大众对和解的期待。那么，公开过去的真相，是否必然促进和解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真相是作为武器，继续缉拿你身边的人；还是用真相来收拾公众环境中过去的残骸，好预备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施维尔教授强调说：“如果这个过程是要达到后一目标的话，便一定要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各自在心中滋生出一些新感觉，这些感觉当然不是‘同情’或‘歉疚’，而是‘同理心’。”
以此来衡量“聂黄事件”，重点便不在于探讨黄苗子当年的告密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无心还是有意，是邀功请赏还是迫不得已。当时的种种情状，任何人都无法复原，即便当事人都还健在，其回忆仍然会可能出现“罗生门”式的差异。故而，无论是受害方，还是加害方，当然要竭尽所能地公开真相，但公开真相的目的不是将伤口扩大，不是推诿责任，而是使得公众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来接受真相，培养一种“讲述真相光荣，掩盖事实可耻”的公共舆论氛围，并由此一点点地扩大人们的“同理心”。在此氛围下，加害者说出真相亦无须感到恐惧战兢。这里所说的“同理心”，不是廉价的“同情心”，而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对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之后所形成的“共识”，它是构造一种团契式的社会的心理基础。
施维尔教授指出的第三步是：从前互相为敌的人彼此容忍，悔改并说出真相，进而生出一份同理心时，便有助于宽恕的进展。他特别指出：“我们全都有与别人联手向自己的邻舍作出十恶不赦之事的倾向：基督教若有任何礼物要送给政治学，这关乎我们人性的真理应是其中之一。”所以，需要对立各方共同努力，停止对任何一方（包括加害方）的“妖魔化”或“非人化”。如果行恶者和受害者要恢复邻舍与公民的关系时，便必须看待行恶者也是我们人类的一分子——这是宽恕在政治中希望达到的目标。
当“聂黄事件”成为一个焦点新闻之后，中国人惯有的道德洁癖又爆发了，过去颇有清誉、公共形象较佳的黄苗子，一夜之间成为被人不齿的  “小人”。公众在向黄苗子吐唾沫时，很少反求诸己，认识到“我也是黄苗子”。其实，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上一次政治运动中的加害者，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则很有可能转化为受害者。所以，“容忍”是“宽恕”的开始。过去，我也是吐唾沫的人中的一员，后来在走向信仰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在原罪的意义上，我与那些被示众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我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名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第二篇批评文章则名为《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从“你”到“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对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改变。
施维尔教授提出的第四步是：从宽恕到补偿。金钱和公开道歉都不能叫人起死回生，但这些象征性的举动，能够带给政治罪行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莫大的医治，叫他们更容易去深思宽恕的观念，最低限度，也使得受害者更愿意与加害者和他们的后代同享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认错是良药，而物质补偿可以加添几分正义。在这个原则下，如果是国家、政党、族群或阶层的群体性的罪过，便可由一名代表性人物出面公开道歉并承诺赔偿。如德国总理勃兰特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政府也成立赔偿基金；又如美国总统老布什公开承认二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的错误，并宣布美国政府向每个受害者赔偿两万美元，美国司法部长桑伯格跪在一名最年长的当事人伊托的面前，向这名坐在轮椅上的107岁的老人呈上支票并道歉说：“美国最终也承认错误，这并没有损及自己的正直，反而巩固了国家忠于宪法和人民的真诚。”而如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亦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以“聂黄事件”而论，久病在床的黄苗子不可能在诉说真相、道歉或赔偿等方面有所作为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亦不必过于苛求。更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是，促进当权者的公开道歉及国家赔偿。就像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当局亦成立二•二八基金会并设立二•二八纪念馆一样；今天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也应当及早向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伤害的同胞及家属公开道歉，并制定国家赔偿的法律，迅速加以落实。六十年来的冤情淤塞太久太多了，冤情倘若转变为戾气，戾气再转变为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则和解、和谐与和平难于上青天。转型正义的工作，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便展开；否则，改革一旦启动，转型正义便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和滞后的领域；而转型正义如果滞后甚至缺失，对未来的民主宪政而言，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倘若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维度上审视“聂黄事件”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的告密史、迫害史、冤狱史，我们不仅可以在此看到人类罪恶的深渊，见识到我们实在可以有多么堕落；更将发现，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苦难之后，人类仍然可以战胜仇恨与报复，进入美善之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活出图图大主教所描述的那种状态来：“神造我们是为美善，神造我们是为爱，神造我们是为友谊，神造我们是为宽恕，神造我们是为一切你我都知道的美丽事物。”若能如此，我们所收获的将是真相的揭示、宽恕的实现、和解的达成以及一个敬虔的、爱神亦爱人的、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
2009年8月3日初稿，6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