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会历史教授卡尔·楚曼（Carl Trueman）认为，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次回到神学救恩论的教牧性改革。其核心问题是关于“人到底如何才能得救”的救恩论问题；它所涉及的范围则包含个人与教会的所有生活领域。只不过，这一次圣经启示的真理站在了改革的少数派一方。<1> （更多…）
分类：《世代》第3期（2017年秋冬合刊：宗教改革、世界观）
再思宗教改革／郄佳斌
不久前，笔者与一位东正教的神父聊天，问及东正教对天主教和新教的看法。
对方回答：罗马主教宣称自己的权威在其他四大主教（分别是：君士坦丁堡主教、亚历山大主教、安提阿主教、耶路撒冷主教）之上，这是其他四位主教不能承认的；罗马教会私自篡改《尼西亚信经》，加入“和子”（filioque）一词；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被洗劫，希腊正教会如今谈起此事，如同昨日刚刚发生一样；罗马教会的马利亚无原罪说，后来又确立教宗无谬误说；中世纪时期的炼狱说。这几件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最大冲突。不过，总体而言，两者的神学和实践分歧都是同大于异，谈合一虽然尚早，但言下之意乃是说合一是最好的结果，只是双方都需要一些耐心。 （更多…）
宗教改革与中国教会公开化／孙毅
宗教改革中所形成的基督新教出现了两种有张力的教会—社会之关系的图景，即主流改革派（又称宪制改革派）与极端改革派（以重洗派为主）的教会—社会观。 <1>
这两种教会—社会观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比较强调教会与社会的关联方面，而后者则比较强调教会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区别方面。
本文先分析与对比这两种教会—社会观的特点与不同，然后看其对中国家庭教会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影响。
对宗教改革的批判性反思／李晋、马丽
在现代一些基督徒的叙述和想象中，宗教改革是一场开天辟地的全新运动或革命。这一观念事实上忽视了教会历史的一种延续性，也就是对宗教改革前的1500年漫长时间中的教会传统和信仰生活，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想象。
不仅近期对宗教改革前夕生活的研究文献推翻了此类叙述，连较老的文献［如林赛（Thomas Martin Lindsay）的《宗教改革史》］中也明确地指出了一点：宗教改革的福音运动并不是一个与过去历史传承无关的新的孤立现象；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信仰和宗教生活的重新强调和延续。
例如，宗教改革后，大量的诗歌、祷告书、甚至教理问答的形式都是沿用中世纪所固有的内容。“许多人都认为，在路德的主张中没有令人吃惊的新内容，都是他们心中始终信仰的东西，只不过他们不能够使其系统化…传统的信仰始终存在，只要寻找，就能发现其踪迹”。 <1> 此外还例如，对教宗权力的批判和攻击，早就出现在14世纪的大量激烈的神学争论文献中。
本文首先梳理一下宗教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主要观念的来源，和主导宗教改革的动力类型，最后做一些和当下处境相关的反思。
我们认为有三种形式的宗教改革：（1）长期以来的罗马天主教的内在改革，（2）以民族-国家主导的新教改革，（3）以底层群众运动开始的反制度化的激进改革运动。
中国改革开放: 1517年以降／许宏
一
1517年，在中国，是明正德十二年，按照天干地支，是丁丑年。
当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那年秋冬之际的维滕堡发出《九十五条论纲》的时候，万里之外的中国人跟欧洲似乎还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就在那年夏秋之间，一支葡萄牙舰队抵达广州。而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跟葡萄牙帝国竞争的奥斯曼帝国打败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占领了包括如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的大片地区。<1>
那支葡萄牙舰队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469—1521）差往明朝中国的使团。从国家关系的角度，这是近代西方与中国交往和冲突历史的正式开始。<2>
这个历史片断，远非如路德为当今世界所知，却为路德的后继者们进入中国做了铺垫。
从路德哲学看：西方历史的张力及活力／许宏
一
一般的印象中，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以神学为人所知。但他的哲学也值得重视。
比如，在1518年的《海德堡论纲》中，路德不仅撰写了28条神学论纲及其论据，还准备了12条哲学论纲及其论据。
路德在海德堡的辩论，是他于1517年10月31日发出《九十五条论纲》大约半年后。
一封五百年前寄出的信／马丁·路德 译／许宏
译者按：
此译文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于1517年10月31日致勃兰登堡的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1490—1545）信件中文版。
正是在此信中，路德提出人们将“免罚”与“赦罪”混淆的严重问题。他提及的附件很可能就是后来流传的《九十五条论纲》。这封信寄出五百年后，在中文世界似乎仍被忽视。
此信原件收藏于瑞典国家档案馆（Riksarkivet）。题图是原件扫描本。瑞典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只有路德的信，论纲原件没能一同保留下来。
迄今为止，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路德是通过在1517年10月31日公开张贴的方式发出论纲的。
以想象中的路德张贴论纲或者将论纲钉在维滕堡万圣教堂大门上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大致是到了1617年的纪念活动中才开始明显出现的。类似作品更显著地流传是在19世纪，相当程度上跟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详见《路德发出<九十五条论纲>的真实历史》。
此译文（包括文中所引《圣经》文字）主要根据以下英译本译出：Timothy J. Wenger, The Annotated Luther: The Roots of Reform, Volume 1 (Fortress Press, 2015), 47-57。同时参照此信拉丁原文：https://riksarkivet.se/manadens?item=111454，http://ivv7srv15.uni-muenster.de/mnkg/pfnuer/Luther-Albrecht.html。此处题目为《世代》所加。
路德发出《九十五条论纲》的真实历史／许宏
一
说起“宗教改革”［为了方便，这里沿用流行的译法；“Reformation(s)” 其实并非现代意义的“宗教改革”，而是指，借助文教上的回归原本，致力于归回本来的基督信仰，详见《纪念“宗教改革”？》］，通常都会提及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九十五条论纲》。
然而，五百年过去了，关于这个论纲究竟针对什么问题，以及路德当初到底是如何发出这个论纲的，似乎还是需要澄清的。
这或许就像路德在五百年前对他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澄清那样。
《九十五条论纲》的全称是：“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将这个拉丁文题目翻译为中文，大概是，《为澄清免罚效能的辩论》。
在中文世界，“indulgentiarum”或者“indulgences”一般译为“赎罪券”。但是，如果按照路德在论纲中所写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解释，译为“免罚”应该更反映原词的真正意思。
纪念“宗教改革”？／许宏
一
这个题目并非是对“纪念”宗教改革提出疑问，而是对“宗教改革”这个说法提出商榷，进而对“纪念”进行反思。
“宗教改革”是“Reformation”的通常中译。这跟“reform”译成“改革”是一脉相承。鉴于“改革”这个词在当代中国的流行，人们也就可能习惯于以当今流行的意思理解“宗教改革”中的“改革”。
作为约定俗成的方便表达，“Reformation”译为“宗教改革”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如果看看“reform”在西方历史中的意思，就会发现这个词在中世纪和现代世界的差别。
英语的“reform”，来自拉丁语“reformare”。后者是“归回”（re）本来“状态”（forma）的意思。在现代世界，这个“归回本来状态”的意思被目前人们普遍熟悉的“改革”、“改良”、“改进”替代。
而现代的“reform”（改革），也常常被用来跟现代的“revolution”（革命）相对。但“revolution”的词源，拉丁语“revolutio”，意思实际是“向回滚动”，跟现代“革命”常用意义恰好相反。<1>
在如此历史变迁的背景下，来自“reformare”的“Reformation”，其原本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归回本来的基督教。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还是沿用“宗教改革”的译法，“Reformation”也许可以译为“宗教回归”或“宗教归正”。
然而，即使以现代汉语的“宗教回归”、“宗教归正”翻译“Reformation”，或许仍然没有体现那段欧洲历史的真实面目。
在现代中文世界，“宗教”给人的印象可能更多跟所谓“迷信”联系在一起，是还没有经历现代科学启蒙的一些人的精神寄托，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2>
“Reformation”所关乎的，显然不是这种意义的“宗教”。对于那些在“Reformation”中致力于归回基督教本原的人，真正的基督教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而正是上帝透过基督启示显现的真实世界。
这个启示之下的真实世界关乎上帝及他透过基督所造世界的方方面面。“Reformation”涉及的就不仅是那段欧洲历史当中的所谓“宗教”人士或“宗教”世界。
如果沿用“……教”的思路，现代汉语的“文教”——“文化和教育的合称”——也许能够体现“Reformation”的广阔范围。<3>
当然，使用“文教”的译法也有明显的缺陷。“文教”没有把“Reformation”针对的信仰体现出来。
如果“宗教”可以表达信仰的意思，“宗教回归”或“宗教归正”也许是在出于方便考虑之下最直接的译法。但是如果需要补充，“文教回归”可能表达了“Reformation”另一层不可或缺的意思。
综合起来，“Reformation” 并非现代意义的“宗教改革”，实际是指，借助文教上的回归原本而致力于归回本来的基督信仰。
《世代》第3期卷首语／许宏
“泰西历史家，论近世政治学术之进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业为一切之原动力乎？后有识者，必能论定此公案也。” <1>
梁启超（1873—1929）在1901年冬天发表的这段话，是中国人最早谈论欧洲“宗教改革”及其重大影响的文字之一。那时，听说过“宗教改革”的中国人还很少。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可能没有多少中国人注意到这位“戊戌变法”的参与者还曾表达过这样的见解。但是，梁启超对“宗教改革”的评论似乎已经部分获得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的认同。
在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中，“宗教改革”是历史学科的必考内容。在大纲中，“宗教改革”被放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作为“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一部分，是近代西方历史的开端之一。<2>
然而，梁启超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对“宗教改革”作出如此评价的，这个评价意味着什么？“宗教改革”在基督教会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处于怎样的真实位置？欧洲的“宗教改革”以及“宗教改革”以来的欧洲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有着怎样的影响？
“宗教改革”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一部分吗？中世纪晚期的西方人文精神跟当今西方和世界流行的人文精神是否一回事？“宗教改革”是单数的“Reformation”还是复数的“Reformations”? “宗教改革”这个翻译是否如实传递了“Reformation”或“Reformations” 的意思？
这些是《世代》第三期探讨的部分问题。《世代》2017年秋冬合刊关注“宗教改革”，当然跟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于1517年秋冬之际发出《九十五条论纲》相关。
在通常所见的历史叙事中，路德的这个举动被当作欧洲“宗教改革”的正式开始。不过，在此之前，早已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是出于各种原因，路德及其支持者们的影响却显然大于他们的先辈们。
无论就路德本身还是他前后的历史来说，这里的关注都不是对一个或一系列事件在流行意义上的周年纪念，而主要是尝试对“宗教改革”的某些方面作一番事实上的澄清及意义上的反思。
比如，除了上述那些问题外，这里还会考察中文世界通常所说的“赎罪券”这个翻译是否为路德论纲所提“indulgentiarum”的原本意思，以及，路德到底是如何发出《九十五条论纲》的，还有，路德的拼写为何是“Luther”？
缺乏澄清与反思，人容易想当然地将那些流行的说法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或者忽视那些看起来司空见惯却可能透露重要含义的现象。
澄清与反思并非仅是翻译或语意或证据方面的问题，也跟人以什么为所属及以什么为坐标看待自己和世界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