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宗教改革”［为了方便，这里沿用流行的译法；“Reformation(s)” 其实并非现代意义的“宗教改革”，而是指，借助文教上的回归原本，致力于归回本来的基督信仰，详见《纪念“宗教改革”？》］，通常都会提及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九十五条论纲》。
然而，五百年过去了，关于这个论纲究竟针对什么问题，以及路德当初到底是如何发出这个论纲的，似乎还是需要澄清的。
这或许就像路德在五百年前对他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澄清那样。
《九十五条论纲》的全称是：“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将这个拉丁文题目翻译为中文，大概是，《为澄清免罚效能的辩论》。
在中文世界，“indulgentiarum”或者“indulgences”一般译为“赎罪券”。但是，如果按照路德在论纲中所写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解释，译为“免罚”应该更反映原词的真正意思。
在罗马公教或天主教的制度中，原词是指对暂时惩罚的减免，这里的暂时惩罚是人的罪带来的。原词本来涉及的不是对罪的赦免，也就并非关乎与之相关的赦免永远惩罚的问题，而是教会法或教会惩戒的问题。
这是一种原本对在受洗后继续犯罪的基督徒进行帮助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早期教会就有雏形，主要方式跟祷告、禁食、施舍相关。到11—13世纪十字军东征期间越发与朝圣、财物奉献绑定起来。尤其在中世纪晚期被罗马公教滥用，特别在1506年开始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以后，“免罚证明”（letters of indulgence）泛滥。这让人误以为购买此证明可以确保获得赦罪并免于任何意义的惩罚。
路德的论纲正是就此混淆事实的现象而发出的。不过，在路德之前，早已有人对“免罚”的滥用提出批评，比如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1384）以及杨·胡斯（Jan Hus，约1370/1372—1415）。<1>
二
若按一般流行的历史记载，路德是在1517年10月31日将论纲张贴或钉在维滕堡（Wittenberg）万圣教堂［或称“城堡教堂”（Schlosskirche）］大门上，这在五百年来被广泛视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正式起始。
然而，这样的描述也是需要澄清的。并非所有人都将此说法视为当然。比如，在196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埃尔文·伊瑟洛（Erwin Iserloh，1915—1996）就曾指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路德的确在1517年10月31日将论纲张贴或钉在维滕堡万圣教堂大门上。
伊瑟洛所谓的直接证据包括路德本人以及任何见证人留下的文字。在1960年代，历史上留存下来最早提及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将论纲张贴在维滕堡万圣教堂大门上的文字材料来自腓力·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
墨兰顿是在1546年6月撰写路德拉丁文集第二卷前言中说到此事的。他写道，译为中文大约是，路德“在1517年万圣节前夕将论纲公开张贴在紧邻维滕堡城堡的教堂上”。 <2> 就在墨兰顿记下这篇文字之前的2月18日，路德去世。
问题是，墨兰顿并没有在1517年10月31日看到路德张贴论纲。墨兰顿是在1518年8月才到达维滕堡的，从那时起，他成为路德在维滕堡大学的同事。
比墨兰顿可能更早的一个间接证据是在2006年被历史学家注意到的。时任萨克森-安哈尔特路德纪念馆基金会（Stiftung Luthergedenkstätten in Sachsen-Anhalt）展览总监的马丁·陶毅（Martin Treu）发现了路德一位助手的笔记。
在一本1540年版的新约圣经上，留有乔治·罗勒（Georg Rörer，1492—1557）或许于1544年记下的文字。其中一句，译成中文大概是，“在我们主的年份，1517年，万圣节前夕，这些有关免罚的论纲由马丁·路德博士张贴在维滕堡教堂的门上”。这里的“教堂”和“门”都是复数，意味着不仅是维滕堡万圣教堂，还有当地其它教堂。<3>
同样的问题是，罗勒也并非直接见证人。他首次来到维滕堡比墨兰顿还晚，是在1522年。有些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历史学家推测，罗勒和墨兰顿的记录可能来自路德本人或1517年10月31日在维滕堡的其他人。
历史学家们也谈到，罗勒和墨兰顿的记载也许跟维滕堡大学的校规有关。在维滕堡大学，教师的学术论纲被张贴在当地教堂大门上是当时进行学术辩论的常规现象。但是，根据规定，张贴论纲的人不是论纲作者本人，而是学校负责行政管理的官员。<4>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路德是通过张贴的方式发出论纲的。以想象中的路德张贴论纲或者将论纲钉在维滕堡万圣教堂大门上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大约是在1617年的纪念活动中才开始明显出现的，而类似作品更加显著地流传是到了19世纪，原因相当程度上跟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5>
三
有直接证据的是，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写信给勃兰登堡的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1490—1545）。后者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也是美因茨大主教。
这封信的原件收藏于瑞典国家档案馆（Riksarkivet）。 <6> 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瑞典军队俘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美因茨大主教的档案。<7>
临近这封信的末尾，有“来自维滕堡，1517年万圣节前夕”（这里为中译，原文是拉丁文）的字样。
在信中，路德请求阿尔布莱希特帮助人们纠正对于购买“免罚证明”的错误认识。
在路德看来，来自教宗的“免罚”许可“只能除去教会法按照惯常施加的外在惩罚”，而跟人获得赦罪和拯救无关。《九十五条论纲》正是对此的详细阐述。
结尾处，路德建议阿尔布莱希特查看他附上的论纲。这应该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九十五条论纲》。不过，瑞典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只有路德的信，论纲原件没能一并保留下来。<8>
在那之后，可以确定的是，路德又在1517年11月11日将论纲寄给朋友，犹翰内斯·兰（Johannes Lang，约1487—1548）。而就在同年12月之前，阿尔布莱希特应该看到了路德的来信内容。
至于《九十五条论纲》本身，目前发现最早的版本是1517年底在纽伦堡、莱比锡、巴塞尔三地印制的。路德的朋友，曾在维滕堡大学任教的克里斯托弗·绍尔（Christoph Scheurl，1481—1542），安排了论纲在纽伦堡的印制。
这些最初印制的版本可能只有几百份，但已经开始让路德的论纲在比私人通信更大的社会空间传播开来。那是在犹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400—1468）试制的印刷机问世将近70年后了。
这似乎超过了路德的当初所想。从他在1518年3月8号给绍尔的信可以看出，路德原本只是计划先在小范围内听取不同人对论纲的看法。<9>
然而，就路德在给阿尔布莱希特的信里以及论纲中所表达的，他在关乎上帝拯救人的生死大事上“不能再保持沉默”，这又的确并非局限于一小群人的事情。<10>
路德发出《九十五条论纲》的五百年后，这仍然是不仅关乎一小群人的事情。对于此，以及跟此相关的多方面情况，也依然是需要根据历史的真实而继续澄清的。
<1> 关于“免罚”制度历史，详见：Timothy J. Wengert, Martin Luther’s Ninety-Five Theses: With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Study Guide (Fortress Press, 2015). Edward N. Peters, A Modern Guide to Indulgences: Rediscovering This Often Misinterpreted Teaching (Hillenbrand Books, 2008). Enrico dal Covolo,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Indulgences”, L’Osservatore Romano (Vatican, May 19, 1999), https://www.catholicculture.org/culture/library/view.cfm?recnum=1054. František Šmahel, “The National Idea, Secular Power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Jan Hus”, A Companion to Jan Hus, edited by František Šmahel, in cooperation with Ota Pavlíček (Brill, 2015), 240-241.
<2> Timothy J. Wengert, Martin Luther’s Ninety-Five Theses: With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Study Guide (Fortress Press, 2015), xxxviii.
<3> Peter Marshall, 1517: Martin Luther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Re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3-65. Martin Treu,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debate about the theses being nailed to the church door”, https://www.luther2017.de/en/martin-luther/history-stories/on-the-doors-of-the-wittenberg-churches/.
<4> 同上，64。Timothy J. Wenger, The Annotated Luther: The Roots of Reform, Volume 1 (Fortress Press, 2015), 23. Heinz Schilling, Martin Luther: Rebel in an Age of Upheaval, translated by Rona Johnston Gor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34. Daniel Jütte, The Strait Gate: Thresholds and Power in Western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0.
<5> Peter Marshall, 1517: Martin Luther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Re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82-165. Dmitri Levitin, “Nailing the Myth”, Literary Review (August 2017), https://literaryreview.co.uk/nailing-the-myth.
<6> 详见瑞典国家档案馆网站：https://riksarkivet.se/manadens?item=111454。
<7> James Lowry ed., Displaced Archives (Routledge, 2017), 115.
<8> Timothy J. Wengert, Martin Luther’s Ninety-Five Theses: With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Study Guide (Fortress Press, 2015), xiii-37. http://luther2017.se/?page_id=103.
<9> Scott H. Hendrix, Martin Luther: Visionary Reform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62. Peter Marshall, 1517: Martin Luther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Re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46. Martin Brecht, translated by James L. Schaaf, Martin Luther: His road to Reformation, 1483-1521 (Fortress Press, 1993), 161. John W. Klooster, Icons of Invention: The Makers of the Modern World from Gutenberg to Gates, Volume 1 (Greenwood Press, 2009), 8.
<10> Timothy J. Wenger, The Annotated Luther: The Roots of Reform, Volume 1 (Fortress Press, 2015), 52.
题图为《1517：马丁·路德与人们对“宗教改革”的想象》（1517: Martin Luther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Reformation）封面。英国历史学家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在2017年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专著，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对路德究竟如何发出《九十五条论纲》及历史上人们对此的想象与记载进行了澄清和评价。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3期（2017年秋冬合刊）。 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既有思想类文章，也有诗歌、小说、绘画。《世代》第3期主题是“宗教改革”、世界观，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世代》并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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