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路是一种宽阔/刘同苏

窄路是一种高度

强权的威逼

名利的诱惑

贫困的阻挡

流言的攻讦

在一切重压之下奋力攀登

穿过台阶上的铁蒺与路障

终于在平台上窥见了十字架的至上

 

窄路是一种品格

恐惧的攀缘

忧愁的缠绕

怯懦的纠结

仇恨的碰撞

于踌躇中反复碾转

最终在心上踏出了这条小道

于是

十字架成了那不得不行的生命荣耀

 

窄路是一种宽阔

在重负下的孤独里面

渐渐地渗透了弥漫至永恒的幅度

无助旷野中独行的足音

隐隐地酬和着从永远到永远的声韵

爱将生命拓展为包容消解仇恨嫉妒的空间

俯身让逼迫者谩骂者踏过

甘为罪人行向天国的路径

 

(于北京时间除夕午夜)

致珊珊/曾淼

(2013年2月25日凌晨,华裔女子吴姗在澳洲新南威尔士省纽卡索市的一所公寓被前日刚刚抵达澳洲的男友狂砍三十多刀杀害,血案震惊了当地,也在吴姗国内的亲友圈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文系吴姗的一位高中好友所写的纪念文。)

你走了

你留下的都是美好

从你穿着校服梳着短发

到你穿着吊带扎着小辫

你洋溢的笑脸和爽朗的笑声

压倒性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你也有郁闷伤心的时候

有次你说考了班上倒数第一

你一脸的不甘心,却又有点无所谓

后来你奋起直追,考上了北大

我除了钦佩以外

此后都不再担心你

 

高考前我们在班里开告别会

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亲了一下豆豆的脸

眼角透着顽皮

相机记录下的那一帧画面

成为我心中“纯真”的代言

 

在坝上听你讲你的心事

风大,太阳大

你给我拍的骑马照

有人没马

在未名湖我说我的秘密

阴天,不下雨

你拉着我在湖边塔下溜达

我直抒胸臆,颠颠儿跟着

 

你从国外回来工作

我们去清华东门外天厨妙香

吃素食 谈信仰

你念佛缘,却也一一细说

你的同性恋基督徒好友对你的影响

不论哪一句我都用心听

我从国内出来读书

孤独 焦虑 躺在床上听雨

你半夜三更从澳洲打来越洋长途

清早我看到你的号码回拨过去

你说,没什么事

就是想你了

 

后来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你们的爱情

你一条一条地艾特他

句句充满着信赖 欣赏

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想起你在国内通宵达旦工作的那段日子

你疲惫收工后发来的三页三页短信

想起你尽心尽力孝顺、

一心想让他们过得好的父母

想起你曾经付出真心但却夭折的感情

想到这些

我不禁为你即将到手的幸福欢欣雀跃

在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里

我祝你今年全面开花结果

所以当我被问到知道你的事了么

我说什么事啊?

男朋友?结婚?

你说的是哪一桩?

 

是的,是男朋友没错

是那个要与你携手共度余生的男人

是那个你盼了大半年、

终于在大洋彼岸与你相聚的男人

但不是结婚,而是

在你们准备要开始新生活的家里

在重逢还不到一天的深夜争吵中

亲手将你杀死

 

新闻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

姓名没错

职业没错

来自中国北京没错

照片上的公寓楼号

是我前不久给你寄生日卡的地址没错

 

我把自己藏在图书馆的一角

对着墙坐了一天

 

我翻了你们几个月的微博往来

深信你们彼此相爱

 

我无法想象  却又无法不想

你临死前面对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挥着切肉刀砍向自己的惊恐与绝望

 

不论这个男人最后的结局怎样

我们都不能从你临终前的惨状画面 、

以及失去你的痛苦中得着解脱

 

然而我心里面没有对他的恨

你能原谅我么

 

报道上说

警察赶到现场时

他一个人呆坐在屋外

法院提堂时

他一言不发

 

他剩下的日子

若是死了也就死了

若是活着

他该怎样面对他的手

镜子中的自己

以及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

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

 

我愿上帝的公义审判在他身上彰显

我也愿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将他救赎

 

我这样想

你会原谅我么

 

love over hate

no judgment

 

我曾经对着你的微博签名久久地看

久久地思考不同信仰的人

应当怎样和平共处

你的头像用的还是耶稣背着十字架

如今你的微博定格在2013年2月23日

它将成为一间门永远敞开的客厅

供我们随时进去缅怀它的主人

 

父母在潭柘寺为你做三场法事

同学们在你的头七为你上香

我为你的父母和你所爱的人祷告

我们以各自心中的最高礼遇记念你

 

1998年5月我们第一次相见

我们同时被录取到文科实验班

你是我们的班长

2011年10月23日我们最后一次合影

你们在北京聚完餐

捧着乐儿iPad里的我跟你们一起照了张相

 

毕业后我们彼岸相隔 散多聚少

我庆幸在你30岁之际

给你寄了一张生日卡

里面写了我对你的所有

爱与敬意

为此,我没有遗憾

 

Love over hate

No judgment

Oṃ Tāre Tuttāre Ture Svāhā

最后那句梵文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怎么念

 

从此,你的生与死都烙印在

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的生命中

但愿你的死

会让我们更加善待彼此

 

你永远的白菜猫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日

在井边(之三)/书拉密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章13—14节

凡克的故事

凡克怎么也想不到,恨会如此有力量,可以强大到让人念念不忘。而他,真的非常非常想忘记那个叫苏茉的人。

有多少次,他从一个不断重复的梦境中醒来,他梦见在一片将要收割的麦田边,停着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苏茉,穿着淡绿色长裙的苏茉,披着过肩黑发的苏茉,戴着芬芳茉莉花环的苏茉,他的苏茉,就要登上那辆车。他知道,他在梦里知道,她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要去阻止她。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他跑过去,一路上拼命地向她招手,让她等等自己,她却漠然地回头看一眼,似乎不认识他。情急之中,他大声呼喊,认为只要叫出她的名字,她就会想起自己,他努力地想喊得大声些,却感觉喉咙哑掉了,无论如何喊不出,而车已经开了⋯⋯待他终于能喊出来时,窗外正是最黑的时刻,他躺在冰冷的地下室,只听见枕边的时钟嚓嚓作响,充满恶意的嘲弄,仿佛在说,滴答,他,滴答,不,滴答,被人爱,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

那一刻,他曾经有过一个念头,一个让他后来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念头,他甚愿她已经死掉,永远消失在那辆长途汽车上了。再后来的一刻,他因为这一刻产生的念头,看清,他从来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良善那样无懈可击。

原本,凡克以为那不会是苏茉最后一次来看他,他甚至以为,那将是那一年里他们常常会重复的场景——站在广阔的大地上,他目送她离开,并用一个有力的手势告诉她:“我爱你!”

他只是没想到,苏茉会不在乎他的宣告。

好长一段时间,凡克都在为自己太在乎学生的那场中考而后悔。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在想,如果那一次,他再敏感一些,发现苏茉的手机不通了,他尽快赶回市区,而不是非要留下来辅导学生,他就能及时地挽回她。都是因为他太自信了,他以为他那么喜欢那么爱苏茉,她一定不会离开。是的,除了苏茉,他不曾对哪个女孩子真正动心过。他喜欢看她从面前的书本上露出来的那双眼睛,即便遮住了嘴,他仍然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笑意。他还记得那次,她考英语六级差三分没过,她依偎着他,在公园的那棵丁香树下放声大哭,将鼻涕眼泪抹了他一身。她埋怨他,就是因为她背单词的时候心里总想着他,才会考试失手的;而他竟然一考就过了,竟然还多出好几分,显然他心里没有她⋯⋯太可气了!!她哭,撒娇,扯树叶,拉他的耳朵,闹,一会儿要吃香蕉冰淇淋一会儿要喝草莓酸奶一会儿要巧克力华夫,他都跑着到公园门口的小商亭去买给她,直到跟着折腾得筋疲力尽。但他却因此更爱她,因为她在他面前完全敞开自己,他喜欢这个真实的她。虽然,在公司做人力总监的表姐只见了苏茉一面,就告诉凡克——这个小女子你可罩不住,35岁之前,她不定得怎么闹腾呢,趁早放手。

凡克听了,就像没听见。只是再不肯主动和表姐联络,偶尔表姐来电话问起,多半三言两语就打发过去了。他的苏茉,容不得任何人随意作评。

但他的苏茉,自从登上那辆破败的长途汽车后,就消失了,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再不肯给他一点儿回应。

等他发现她的默然消失不是玩笑时,他才开始真正地惊慌。他遍询了所有他认为与苏茉相识的人,竟然得到同样的消息——已经很久没有她的音讯了,原来的号码已经作废,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凡克很后悔,始终没有苏茉老家的联系方式。他已经做了去派出所报案的准备,然后接到了马野的电话。马野说,别找了,她跟别人了。马野没敢告诉凡克,他陪娟子去做产检时遇到了去做流产的苏茉。

马野只是说,别找了,她跟别人了。

凡克听着,手机当时地一声,一股看不见的电流伴着这句话,瞬间钻进了他的脑袋里。从那天起,他经常在下午的某些时段发作偏头痛。那种痛,就像闪电一样,似乎能撕裂大脑,燃烧着焦灼的气味,将所有幸福不幸福的画面通通塞进来,同时间播放。在那些瞬间,凡克会忍不住用头撞墙,指尖间充满了白灰。

偶然一次,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那张脸,苍白、扭曲,眼神里透着神经质的疯狂。他冲着天花板大叫:“苏茉,我恨你!我恨你!去死吧!!”

他找到马野,逼他说出看见苏茉的始末和她的去处。如果没亲耳听见她说出分手的话来,他就是不甘心。“死也得死个明白吧?这要求过分吗?”

马野一把把他推到墙上,抓着他的衣领,毫不在意听见他的后脑勺撞到墙上的声音。马野说,你有点儿出息行不行?!她看上别人了,不想跟你了,这点事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是,你是对她好,特别好,恨不得娶到家里供起来,可她不喜欢你了,看上别人了,你还找她干嘛?你有病啊?!

凡克不肯罢休,他直盯着马野的眼睛,仿佛那是苏茉的眼睛,他说:“我就是想亲耳听到她说一句!一句就行!一句就行!”

马野松开手,冲他大吼:“她不想见你了,她看上别人了,那就是个贱人!”

凡克平生第一次动手打人,就是自己的哥儿们马野。他一拳砸了出去,马野朝地上吐一口含血的唾沫,大叫:“你这个傻瓜!她怀上别人的孩子了,你死了心吧!”

凡克再也没回那所村镇中学。他只是分别给校长和几个年级的班长写了信,告诉他们,他病了,他不回去了,他要去别的地方待段时间休息休息。

他病了倒是真的,没几天功夫,头发就掉了一大半。连着几周失眠,人已经瘦得像个幽灵了。

但他哪儿也没去。他在城里留了下来,租了一处便宜的地下室,在里面枯坐了两个月。没有一分钟,他能忘记苏茉,他越是忘不了越是恨她,越是恨她越是忘不了。每天每天,他起来,坐下,躺着,起来,坐下,躺着。有时一天一口东西不吃,有时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吃。马野带着挺着大肚子的娟子来看他,放上几大包方便面、一箱饮料、两袋水果。下次来,看见他坐在一堆塑料袋、易拉罐、水果核和水果皮中间。满屋散着腐败的气息。

有一天,娟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冲他说:“不就是失个恋吗,又不是得了绝症,至于这副德性!要不你一头撞死算了,也算是殉情,听着还高尚点儿。”

马野抓起床头那把已经落灰的吉他,胡乱地弹了两下,仿佛不经意地说:“这东西,再不用,就废了!”

不知道这对夫妻的哪句话触动了他,等凡克再出现时,那个一度阳光灿烂的青春少年变成了一个“凛冽”的男人。

他蓄起两腮黑须,剃一只光头。身穿一套扎满铁钉的皮衣皮裤,脚蹬高腰皮靴,拎着一把吉他,呼朋唤友,和马野等人组建了“狙击手”乐队。他成了乐队的吉他手和主唱。

站在舞台上,他最常用的开场手势是竖起右手的中指,面色凝重,指天指地指人指自己,然后大喊一声:“滚!通通地滚!”于是,台上鼓声大噪,他敞开喉咙高叫:

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皆可笑!

别问我从哪里来,来处不可知,去处不可道。噫呀噫呀噫⋯⋯

我是天地一飞篷,无心无意混沌中。

不知喜不知痛,不知生命何所终。呀噫呀噫呀⋯⋯

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皆可笑!

哈-哈-哈-哈-哈-哈!皆可笑!

“狙击手”乐队存活了大概25个月不到,就烟消云散了。

没有人想到,暮春的那天傍晚,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那天,也是马野的生日。他们找了一间夜店,一群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狂欢滥饮,大呼小叫。快夜半的时候,有人从某个隐秘角落掏出一包大麻来,除了凡克,所有人围着那包大麻都意思了两下,所有人都陆续地攀登到情绪的最高处。有人扭曲,有人摇摆,有人高歌,有人狂叫,有人沉醉,有人痴笑⋯⋯

惟有凡克没参与,这倒不是因为他洁身自好,而纯粹是偶然。那天,为了摆脱可怕的头痛,他一上来就迅速地喝多了,还没来得及等到那时髦的玩艺出场,他就一头栽到沙发上大睡起来。

等他在一片嘈杂声中好容易睁开眼睛,看见了满屋的警察。他当时以为自己在做梦,嘴里咕哝着,老马,老马,我昨天就梦见一屋子的警察,今天又梦见了,我要是明天还能梦见他们,我就⋯⋯他说着,猛然看见其中一个人黑压压地向他直走过来,伸出一双铁钳般正义的大手,紧紧地捏住他的肩膀,他不由得大叫一声:“老马,真是警察!”

他不知道,马野那时正仓皇出逃,骑上那辆二手改装摩托车,在北京的夜色中一路狂奔,身后跟着一辆警灯乱闪的黑色警车。

摩托车从著名的后海出发,嘶叫着,绕过三百多年前吊死明思宗朱由检的阴险景山,经过二十多年前死过学生的伟大广场,穿过将在2012年夏日暴雨黄昏淹死一名儿童杂志编辑的广渠门桥下,在一座名叫光明桥的桥底,突遇一块黝黑尖锐的大石头,摩托车在石头上打了个旋儿,随即翻飞出去。

那辆一路上都在幸灾乐祸地鸣叫的警车,闪着威慑的灯光,在不远处戛然而停,几个黑影从车上下来,寂静地,像暗昧的路灯一样,看着远处无声无息的车与人。

凡克后来跪在太平间里,面对躺在冰冷的白罩子下面的马野,喉咙里压着吼,捶地骂他:“你这个傻瓜,你跑什么跑什么?!为什么不戴头盔?!”

乐队没宣布,就解散了。兄弟们从里面陆续出来,个个神色萎靡,比没建乐队之前更低沉。彼此连招呼都没打,一一离开了北京,去南方的,去北方的,去西部的,去东部的,出国的⋯⋯只有凡克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倒不是他无处可去,他本来已经打好行李,准备拿最后一点儿积蓄去西藏。

那天下午,他匆忙跳下床,打开咣咣大响的房门,看见门外站着马野三岁的女儿小木耳,还有一个身材娇小的短发女生,自称是木耳的幼儿园老师,她是遵照孩子母亲的托付,来送木耳,还有一只大背包。

凡克站在冬日下午蒙昧的光线里,恍惚察觉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而他再次是那个被蒙蔽的人。拉开背包,里面躺着一封写给他的信。内容很简单,娟子说对不起,我走了,你帮着照顾木耳吧。马野的东西我都送人了,剩下一对鼓槌留给你。

凡克把信团成一团,向身后一扔,骂道:“这个贱人!”

娇小的幼儿园老师看看凡克,对小木耳说:“告诉叔叔,他骂人了!”

木耳嫩声嫩气地对凡克叫了一声“克叔叔⋯⋯”,还没等说下一句,凡克赶紧拍拍木耳说对不起,叔叔说错话了,然后对幼儿园老师说:“她妈这是什么意思?没怎么着,自己先跑了?”

幼儿园老师表情严肃地看看他,拿出一张报纸,上面赫然印着一条消息——昨天中午一女子跳下地铁当场死亡。老师冲木耳抖抖那张报纸,说:“是她妈。”

让凡克感觉最为难的,是如何帮木耳洗澡。不管怎样,木耳是女孩子,虽然只有三岁。他只好给那位个子不高、长相不太漂亮但声音很好听的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说:“萧老师,木耳要洗澡,我怎么办?”

萧菲想了想,说:“等会儿我过去吧。”

不久,萧菲开始在固定时间来帮木耳洗澡,并顺势把凡克住的那间平房小屋收拾收拾,扫扫地,擦擦灰。有时候弄得凡克有点儿不好意思,经常会赶在萧菲来之前自己先东一把西一把地简单整理一下。木耳说:“克叔叔,你收拾屋子比萧老师差多了。”

早些时候,凡克在一家琴行找了份活儿,每月有点儿固定小收入。地下室太冷了,他能受得了,木耳受不了。他咬咬牙,不忍心动娟子留给木耳的那笔并不算丰厚的钱,硬着一张脸,找几个朋友借钱交上押一付三的房租,搬进了二环一处破败的民居平房。房前有棵大槐树,初春时节,树上长出一层淡绿的茸茸嫩芽。木耳说:“克叔叔,我还得多长时间才能回家呀?”

凡克偶尔会加班,照例只能请萧菲帮忙顺路把木耳送回平房。那个大多数时候都笑咪咪的小萧老师在照顾木耳的事上差不多有求必应,这让凡克想起来很安心。当然,就凡克个人的品德来说,在能不麻烦萧老师的时候,他尽量不麻烦她。请人帮忙这事,次数不能太多,要求也不能太高,否则时间一长,会让人有负担,感觉厌烦是必然的。凡克很小心地把握着分寸和尺度,甚至还主动免费为幼儿园的演出活动做了一次伴奏。这事,让木耳分外自豪。他偶然知道,在幼儿园,木耳告诉小朋友——他是她爸爸。

可凡克一点儿都不想做这个爸爸,他时不时地会琢磨着,怎么能把木耳送出去。但这事并不容易。

马野的父母早就去世了,老家根本没别人。他辗转着找到娟子老家的电话。一打听,木耳的外婆也去世了,外公丧偶之后另娶了老伴。老爷子拿起电话听他说了几句木耳的事,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孩子放我这儿不方便,照顾不了,就放了电话。他才明白,娟子为什么最后时刻会想到把孩子给他——她无人可托付。

还有一次,凡克偶尔在电子邮箱里发现一条给孤儿院捐款的消息,有点儿动心,想不如把木耳送孤儿院吧,那样他能轻松些,至少不必总和人解释孩子哪儿来的。晚上去幼儿园接木耳,到得比平时晚,木耳站在幼儿园门口,眼巴巴地等着,看见他,一头扑上来,搂着他大哭。问出了什么事,木耳说:“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

他只好又咬咬牙,心里暗恨,这辈子恋爱没谈明白,却要先替人把孩子养大。真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

他真地有点儿累了。尤其在某个时刻经历剧烈头痛的时候,他会越发地理解娟子的选择。但娟子可以殉情,他却无情可殉。在刺痛中,那个绿衣少女的身影日渐模糊,他甚至越来越想不起苏茉的容貌了,但他却怎样也无法摆脱那种已然生根的恨意。有许多次,他都试图在心里说,是的,我原谅她,我要原谅她,我愿意原谅她。他感觉自己在说原谅她的时候,心里在一瞬间就澄明多了,而且豁然升起一缕道德纯洁的优越感,让他可以自我安慰——毕竟,是人负我,而不是我负人。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关系了。

但是,当可怕的刺痛再次袭来,他心中的恨意会陡然冲破他在平常时刻精心营造的地表,那股黑色的泡沫不断地从地下涌出,转眼就浸漫了他所有自我完善的角落。那个时刻,他只有一个念头——他希望苏茉死于非命,即使不是他亲手所弑;希望她过得凄惨无比,希望她因为失去他而后悔;希望有一天,如果她回来找他,他可以带着宽容淡然的微笑,说对不起,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那个轻易就离弃自己的女人,不配获得任何幸福,也注定获得不了任何幸福。

一开始,他恨她的背叛;慢慢地,他只是恨她;到了后来,他只是恨。这种恨意,似乎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他,希望将这种黑色的恨意掩藏到时而温和明朗时而玩世不恭的背后,因为这个,他越发地愿意待木耳好,仿佛这样,就可以消解因为恨带来的内心分裂。

毕竟,他挣扎着,毕竟,他一直是想做个好人的。

那天,他在路上接到萧菲的电话。萧菲说:“后天是复活节,我们缺一个司琴,原来的司琴有事回家了,你能不能来帮忙?”

凡克立刻说,好啊,弹琴我在行,没问题。

凡克知道,复活节是要送彩蛋的。有一年春天,他在地铁弹吉他卖唱时,曾经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给他的钱盒里放上五元钱和一只彩蛋,告诉他说,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复活的日子。

他谦和地微笑,点头致谢,继续唱他的歌儿“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彩蛋和耶稣,都与他没关系。他只需要钱,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钱,可以交当月的房租。

这次略有不同,毕竟是萧老师的事,平时总请人帮忙,到了被人请帮忙的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请假也要去!

复活节那天,他如约前往。那是一处位于市中心写字楼里的大房间,他以为自己已经提前到了,没想到提前到的人非常多。他穿过人群,在房间尽头找到正在指挥大家练声的萧菲。

萧菲看见他,眼睛一亮,手里挥着歌本,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凡克老师!我们今天请来的吉他伴奏。他还没信主呢,大家为他祷告啊!”

有许久没人当众称呼他老师了,也许久没人请他伴奏了,只是他还不明白什么叫祷告。但那群陌生的面孔竟然一起微笑,一起向他鼓掌,表示欢迎。这让他颇感惊讶和新奇。在停顿的瞬间,他暗里提醒自己,一定要警惕,千万要警惕,像萧老师这样表面单纯友善的人,恐怕也是某个传销组织的骨干,他上的当已经足够多了,不需要再上当了。于是,他慎重地点头,温和地微笑,掩饰着掠过心头的惊疑和警觉。

演唱开始之前,他跟着诗班练习了一遍当天要唱的几首曲子。那些歌词他不是句句都能理解,但曲调非常简单明快,不难掌握。一遍下来,他基本已经能轻松应对,这让他感觉很自信也很放心。

空座位慢慢被填满,他选择了一种最舒服得体的姿势,抱着吉他,坐在人群的前面,隐约有点儿激动。有好长时间,他没这么当众演奏和歌唱了。他清清喉咙,活动下手指,做开始的准备。抬眼四望的时候,看见对面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瀑布图画,从高处倾泄,直奔到宽阔的堤岸,四溅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晶亮的光。瀑布旁边写着两行字:“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来不及思考这话的意思,演唱就正式开始了。

他按照曲调轻弹着,倾听着人群和诗班的演唱,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当简洁、悠扬的歌声在房间里如水波荡漾的时候,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不停地流泪。让他难堪的是,他不能动手去擦眼睛。他只好低着头,假装是在看乐谱,眼泪却模糊了眼睛,一支歌唱下来,他竟然只能凭之前的记忆完成伴奏任务。

他哭,不断地哭,就像一个好容易找到家的孩子。有许多委屈,有许多恐惧,有许多无奈,有许多期待,总算是,找回来了。

但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像个女孩子一样,不停地流泪,他只是觉得,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这次,他不再是被蒙蔽的那个人。有一股温暖柔软的气流在他的里面轻轻吹过,就像春天的微风拂过冰冻的大地,这个心怀恨意的好人,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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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下一期中篇小说《在井边》之四“萧菲的故事”)

潘光旦之死/王友琴

潘光旦,1899年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13年入清华学校,因运动受伤截去一腿。1922年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

一、四个词概括的一生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危。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象,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甚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t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uccumb。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甚至灭顶之灾。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因此他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但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去世23年之后,在文革结束14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

潘光旦 :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的更换学校和研究机构。

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像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小传,人们绝不会想象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和死亡的。

本文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20世纪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来到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二、屈服与活命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潘光旦写了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 “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也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象之一。金岳霖的长篇检讨题为《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也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比潘光旦的更进一步,在批判父母师长和自己之外,把他教过的学生也在其中批判了。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层层作检讨,一批教授的长篇“自我检讨”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的报纸上,内容都类似。这些“检讨”中形容词也达到了很高的级度,有“腐败”“反动”“丑陋”等等。通过这样的做法,把“知识分子”向全体人民示了众。

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写了这些吗?笔者已经不可能采访潘光旦本人,也不能获准查阅当时清华大学的档案纪录。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记载极其简略,只有一个句子。相比而言,《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对这个“运动”的过程还作了一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检讨是如何作出来的。

据说潘光旦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响应号召”“提意见”。当时甚至有人说他是“揭了盖子都不跳”的人。显然,潘光旦经历了这以前的一系列“运动”,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仍然被划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吴和费都是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学者,由于“院系调整”而来到民族学院。他们先是专业被取消,然后又被一网打尽变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敌人”。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提到潘光旦。在“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小标题下,文中说:“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处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做起。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

看来“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潘光旦的主要罪状。实际上,社会学系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在大学里恢复的。

三、文革中的灭亡

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包括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文革中常常呼喊的一个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据说,这个说法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发明的。(见《让历史来审判》599页,麦德维捷夫,1989年增订本英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但是文革的实际做法是,不管他们怎么“投降”,他们还是得“灭亡”。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

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主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拒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只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教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只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吴兴华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潘光旦的家被学生红卫兵抄了,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小间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S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回顾这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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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爱思想”网站,限于本刊篇幅对原文有较多删节)

看这个人/许宏

今年春节前后,有几幅画常常浮现在脑海中。想起这些画,就像看到世界的不同维度,以及自己和周围的人跟这一切的关系。

其中一幅画的原作存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现代艺术馆。作者是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奇赛利(Antonio Ciseri,1821—1891)。画的名字叫——“Ecce Homo”,就是,《看这个人》。这句话出自《约翰福音》19:5。

《圣经》中文和合本是这样写的:“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 原文中没有“你们”这个词。这幅画试图再现的就是罗马巡抚彼拉多说这句话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究竟是何时第一次看见这幅画。但近来再去维基百科网站上看到这幅画时,我有一种之前看见时没有的触动。

这次注意到的不仅仅是画中的明暗对比,不仅是那一刻的阳光在画面各个角落折射出的不同色彩,也不仅感受到伸出手说“你们看这个人”的彼拉多跟站立在他旁边的“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的那个人以及台下和屋顶上的众人之间的张力。也不仅看到台上右侧的一位妇女手搭在另外一人的肩上而流露出的忧郁。

还在于,可能是在突然之间,这幅画让我有些不由自主地想起另一幅画。在中国人当中,那幅画的知名度恐怕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

也许是这两幅画同样都有的蓝天让我有了这样的联想。这可能跟身处雾霾而想往蓝天有关。然而,也许无关。还可能因为这两幅画呈现了类似的视角,都是从后台透视出前台和台下的众人以及作为背景的蓝天。但是,这两幅画传递的气息却全然不同。

在前一幅画中,虽然有蓝天,也有白云,但蓝天并不开阔,白云也不醒目。台下的建筑物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一大片有些刺眼的黄色,似乎抢占了蓝天本来该有的位置。除了彼拉多浅色的长袍左下角显出的透明,还有阳光穿过彼拉多投射在格子地板上的影子,台上大体笼罩在幽暗之中。两根近乎黝黑的石柱,不仅将世界隔成台上和台下,连同台下黄颜色的楼房和石柱,更将蓝天分割成几段。

看不到正脸的彼拉多伸出手,示意台下众人将目光集中到他身旁的这个人。这个人看起来与罪犯没有什么两样。他赤裸着上身,后背上的深色可能是鞭伤。他头有些低垂,侧着身,浓黑的头发上戴着荆冠,接近黑红色的袍子垂落到地板上,仿佛一滩鲜血。在浅色的背景下,这有些像一个人物剪影。聚集在蓝天白云和阳光下的众人已经禁不住有了反应。台下的近处,有人把眼睛和嘴都张开,有人抬起手指着台上的那个人。站在楼上屋顶的,他们俯视着台上和台下的一切,有的举起手,呼喊的声音可能更加无拘无束。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们是在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约19:6—7)

在后一幅中,蓝天要广阔得多,白云也不是几缕。整幅画的色调大约是中国人熟悉的。充满着喜庆和统一,完全不像前一幅那样既肃杀又喧闹。不仅有台上的大红灯笼和台下的红旗飘飘,连蓝天白云都似乎在庆祝。台上不止一个人。但有一个人的位置显然与众不同。这人既没戴冠冕,又不穿紫袍。这人身后的一群人虽然也在台上,却与这人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好几双眼睛都满怀着深情注目着这人。显然,这人不仅是台上的主角,也是台下数不清的众人仰视的焦点,不仅是整个现场的中心,也可能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看到这幅画的人眼里的中心。

与前一幅画中的彼拉多和彼拉多身旁的那个人不同,后一幅中的这人身处的场面要宏大得多。这人面前也没有让人可能感到压抑的大柱子,台上台下因此连为一片。台下的人更多,看这幅画的人根本看不出台下的人具体长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这里台下的众人不像前一幅那样拥挤和嘈杂,而是整齐划一、井然有序。位于台上中心的这人跟前一幅中彼拉多和彼拉多身边的那个人都不一样。这人昂首挺胸,双手拿着一张纸,看来在宣布着一件万众期待的大事。

后一幅画的名字叫《开国大典》,完成于1953年,作者是中国画家董希文(1914—1973)。这幅画的两个版本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个版本是经历几次政治斗争的结果。其中一个版本,台上的一个人被一盆花替代,还有一个人被另一个人代替。在另一个版本,画面又恢复到原样。

我忘记了最早是何时看到这幅画的。可能是在上小学时的美术课本上。其实,已经好久没有再看过这幅画了。但是,这个从小留下的印象却不知不觉存放在记忆的角落,等到终于有了强烈的对比,就活过来。画还是那幅画,然而有了鲜明的参照物,再看这幅画时的感受似乎不像当初那样与我无关了。

而一边看《开国大典》,一边再看《看这个人》,感受更复杂一些。前者表现的图景似乎并没有因为画中那一代人的远去而成为过去。人可能不再看那幅画了,那幅画里面的精神却还在延续。在很多环境中,人似乎还是人的中心,人还是历史的主角,人还是万物的尺度。不同的也许只是,这个人换成了那个人,这群人换成了那群人。后者试图再现的时刻似乎开始进入到更多一些中国人的视线当中。对有些人来说,彼拉多让人们看的那个人不再是一个外国人,也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成为人样式的神,是创造和拯救人的主。然而,即使这样,人还可能处在前者精神的阴影当中。

也许正因为如此,《看这个人》试图再现的那个时刻并没有随着那个时刻的远去而成为过去。画中呈现的复杂,包括通过颜色上的明暗对比以及由此烘托出来的肃杀与喧闹并存的气氛,好像也是历史上很多时刻的写照。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个写照不仅勾勒出外在的景象,更关乎人的内心。显然,外在的景象常常是内心活动的表现。然而,这个写照却也不仅关乎人的内心,而是在一个更大维度中呈现了人更真实的状况。

当人在类似《开国大典》的场景中显现人——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的伟大时,人往往在藐视其他人,也常常在拒绝任何高于人的存在。《看这个人》体现了类似《开国大典》的图画没能呈现的维度。这幅画帮助人看到,人在多大程度上不认识创造人的神,人如何对待创造人的神,人在创造人的神面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回过头来再看看类似《开国大典》的图画,人眼中的伟大在《看这个人》的“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渺小,人眼中的胜利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失败,人眼中的喜庆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悲哀,人眼中的深情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无情,人眼中的正义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邪恶,人眼中的光明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黑暗,人眼中的和谐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混乱,人眼中的真相在“这个人”那里是多么虚假。

然而,人并不是看到了“这个人”,就接受他的治理。而可能反过来,人要“这个人”接受人的治理。不仅如此,人还可能拒绝他。即使是从迫害“这个人”的扫罗变为接受了“这个人”为主的保罗,仍然会倾诉出这样的痛苦:“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罗7:21—25)

这难道仅仅是保罗一个人的痛苦吗?我何尝不也是如此,而且如今的感受比以往强烈得多。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个人”,后来看到“这个人”,又认他为主,愿意接受他的治理,然而却又时常拒绝他,时常明知故犯。《看这个人》中的“这个人”站在那里的样子,就像他在我的心思意念中时常被我拒绝和羞辱的样子。保罗说的两个律的交战就像画中展现的那样让人羞愧、恐惧、痛苦、绝望。《希伯来书》中的这句话更让我害怕:“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 (来6:6)

我不得不面对自己跟“这个人”的关系。我时常拒绝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越发感到他跟我完全不同。他的标准,我根本做不到。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2:5)可是,我如何以他的心为心呢?我有心吗,我的心算作什么心呢?他的心是,“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6—8)我的心呢?我的心可能不再像还没有认识他时的那样问,“真理是什么呢?”(约18:38)我的心可能不再是像台下的众人那样肆无忌惮地喊叫,“钉他十字架!”(约19:6)我的心也可能不再像彼拉多说的,“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太27:24)我的心却可能有些像,“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太27:19)

这最后一句话是彼拉多夫人在彼拉多坐在审判席上的时候打发人告诉她丈夫的。有些分析者认为,画面右方那个将一支手搭在别人肩上、脸色忧郁的女人可能就是彼拉多夫人。近来再看到这幅画之前,我没有在意过彼拉多夫人的这句话。看到这幅画和分析者的解释,我才意识到彼拉多夫人的话可能表达了一个经历过神启示的人所处的痛苦。

这“许多的苦”也许就包括神告诉她耶稣是个无罪的义人之后,她无法承受正是自己的丈夫要在众人面前审判这个无罪的义人,也可能包括从神那里得知这个无罪的义人要在自己丈夫的审判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她不明白这样的梦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发生在她的身上,也可能包括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感到多么地无力。

在生活中,彼拉多夫人和彼拉多不一定是两个人,而可能是两者存在于一个人的里面,也可能不同程度上再加上台下的众人。没有经历神的怜悯和启示,人不会认识神,也就不会认识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人却自以为认识或者在困惑中不知所措。经历了神的怜悯和启示,人在真正的义人面前无法站立得住,人需要神的拯救、宽恕和扶持。然而即使如此,人还可能时常拒绝神。“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加4:29)这逼迫可能不仅在不同的人之间如此,在同一个人之内也免不了。

在经历类似的痛苦时,有一段话很安慰和帮助我。它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解释:罗马主教列奥一世(Leo I,391或400—461)在449年6月13日写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傅莱文(Flavian?—449)的信。

这段话说:“既然两种鲜明的性质完整地存在于一个位格中,伟大就担负着卑微,能力担负着软弱,永恒担负着必死,不能被伤害的性质与受伤的性质连为一体,为着我们在身处境遇中所负的债得以偿还。这样,如我们的拯救所需要的,神与人之间那同一位中保,作为人的耶稣基督,能够同时借着一个性质死去而借着另一个性质不至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神在一个不可缺少的完整的性质上降生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原因,在属于神的方面完全,在属于我们的方面也完全。”

在重新看到《看这个人》之后,再次想起以前读到的列奥一世的这段话,感到距离“这个人”似乎比以往近了一些。这位神人之间的中保最深知人因远离神而身处无法自拔的痛苦,因为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只有他将无限而圣洁的神与有限而有罪的人拉在了一起,只有他将伟大与卑微、能力与软弱、永恒与必死、不能伤害的与受伤的连为一体。他深知人的痛苦,正是他在这样的连结中真正经历和忍受了这一切的痛苦。他不是仅仅将神的能力与人的软弱之间的天壤之别显示出来,因此让人绝望,而是还住在人软弱的里面,给人盼望(林后12:9;约一4:15)。有他住在人的里面,就是“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宝贝放在瓦器里” (林后4:6—7)。

而更大的安慰和希望在于,在我一天天走向死亡的时候,“这个人”不仅早已为包括我在内的罪人经历了“被交在罪人手里”的死(路24:7),更在死后复活了。这意味着,我不是孤独地去死,而是有“这个人”相伴,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罗6:3),是“出死入生”(约5:24),“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6:5)。而无论是死还是生,他都深知人的软弱,并在软弱中与人相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林后13:4)

这一切都只可能跟信心相关。仅仅在这个世界中,我仍然看不到他。除了《圣经》,我看到的各种形式的记载都没有关于他既是一手的又是完整的描述。在人的世界和人记录的历史及每天的新闻中,他显然不是主角。人们对关于他的记录甚至他是否存在从来都不缺乏质疑,虽然《圣经》上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25)

我想起《希伯来书》中说到的那些古人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人只能继续被封闭和囚禁在“这世界的王”(约12:31)和自我的假相中,“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6:8)也就是无稽之谈。若有这样的信心,虽然很可能依然会时常哀叹“我真是苦啊”(罗7:24),但是人的眼界就不会限于这个世界。不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15:19)。信心,是神给人得以看到真相的眼睛,是神爱人的点睛之笔。

如果换一个角度,“这个人”让人看到了神创造人完整的过程。在这世上的人,其实“不过是子粒” (林前 15:37),也就是种子。虽然人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创1:26—27),除非透过“这个人”并在他的里面,否则人认识不到神的真像(约1:18;西1:15;来1:3)。而只有经历死——跟“这个人”的死和复活——这道工序,人才能从子粒变成形体,也就是成为完整的人。

作为子粒的人,是“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15:50)。但是,人可以透过对“这个人”的回应——也就是信——参与到神透过“这个人”的死而复活对人进行重新创造的过程当中。当然,人能够信和这个信心本身,都出于他的舍己和怜悯。如果人没有参与到这个接受神献出自己的过程,人也就因为没有参与到神创造人的过程中而顶多是个半成品。人可能会不得不承认,这是作为必死的被造物不该有、不配有的待遇和归宿。然而,创造主却因为爱——舍己的爱(加1:4;2:20),因为他就是他(出3:14;约8:58)、他就是爱(约一4:8,16),不愿已经刻有他自己印记的被造物离开他,“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歌8:6)。

从必死的子粒到复活的形体,是神透过“这个人”——“初熟的果子”(林前15:23)——给信他之人的应许。初读这个应许曾经觉得很飘渺,近来开始感到亲近和具体多了,因为开始不得不更多地感到每一天都可能是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天,也不得不承认,这里所说的“无知的人”就包括我,因为我的确不知道: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林前15:36—49)

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世界就不是人的全部,死亡也就不是一切的结束。死后有审判,有人在神的国永生,有人永在地狱(来9:27;可9:46—47)。死是神在“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林前15:26)。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可以看到“眼睛未曾看见”、听到“耳朵未曾听见”、想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而,这一切并非人所想像的,而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林前2:9)。

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也就可能跟不认识“这个人”时有所改变。在重新看到《看这个人》和《开国大典》的那些天,另外一幅画也出现在眼前。

这幅画的作者是拉蒙·德·埃罗里亚嘉(Ramón de Elorriaga)。查到的资料显示他是一位西班牙画家,生卒年大约是1836—1897年。这幅画原作存放在纽约的格兰杰收藏馆(The Granger Collection)。画的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1789年4月30号宣誓就职的场景。

跟《看这个人》和《开国大典》不同,《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The Inaugur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这幅画可能并不为很多人所知。如果去纽约华尔街的联邦大厅纪念馆,人们会看到这幅画的复制品。在这个复制品的旁边,有一个玻璃盒子,里面放着一本厚厚的旧书,这是华盛顿宣誓就职时手按的那本《圣经》。联邦大厅纪念馆就是华盛顿当年就职的地方。那时是联邦大厅,后被拆除。《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试图再现的便是当时的场景。

跟前两幅画类似,这一幅也有蓝天白云,只是位于画的左上角,看上去有些远。联邦大厅的阳台占据了这幅画的大部分。手正按着《圣经》宣誓的华盛顿无疑是画中最醒目的人,这有些像《开国大典》。不过,他旁边的一小群人不是那样整齐划一,甚至有人站到了华盛顿的前面,也有人坐着,有人扶着椅子,有人似乎还在说话。由于阳台在画中的比例很大,台下的场面仅仅露出一个角落。这可能不太像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就职典礼,更像,比如,一个市长的(而且还是中小城市的)就职典礼。

除了这些,画中远处的一座比较高大的建筑使得人的视线不仅限于联邦大厅和里面的人。那是三一教堂,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汇处,距离联邦大厅不到200米。三一教堂最初建于17世纪末。当华盛顿在1789年宣誓就职的时候,一座新的三一教堂正在建设中。这幅画体现的就是那时的情景。在就职典礼之后,华盛顿参加了圣保罗教堂的感恩敬拜。圣保罗教堂在三一教堂附近,属于三一教堂牧区,建成于1766年,是纽约曼哈顿地区迄今还在使用的最老建筑。

如今的三一教堂是1846年竣工的,高约86米,曾经是纽约最高的建筑。去过那里的人,可能会感叹它跟华尔街是如此接近。在它斜对面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斜对面是联邦大厅纪念馆。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里是世界金融中心,也有些人可能知道,在成为金融中心之前,这里是美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好像很少人会提及,早在成为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之前,这里就有基督教会。

在这块看上去有些局促的三角地,商业和政治的知名度显然比信仰显赫得多。然而,假如没有帮助人认识自己和世界真相的信仰,《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中的历史跟类似《开国大典》中的不知究竟会有多少不同,华尔街除了是一条名叫“墙街”(Wall Street)而且既狭窄又不太长的小路之外还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即使有信仰,《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与《看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依然会有不同。如果仅仅关注信仰给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变化,信仰的焦点——“这个人”——仍然会被忽视甚至拒绝。华盛顿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以不同的名称提到上帝——包括全能的存在、看不见的手、伟大的作者(或伟大的负责者)、上天、人类的父母、(大写的)他——也多次提醒他的听众,上帝是宇宙、人类事务、各国政府、公私利益的主宰,并向上帝祷告,求他祝福这个新的国家和新的政府。然而,如果这些仅仅停留在口头的敬畏而没有对上帝真实和具体的认识,“这个人”、圣父、圣灵对人来说就可能依旧陌生。

《看这个人》所描绘的也许是这方面最触目惊心的景象。包括犹太祭司长在内的众人呼吁彼拉多钉死“这个人”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约19:7)而在此前,“这个人”在犹太公会受审的时候,“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僭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 (太26:65)

在这里,正是自认为最敬畏神的人,却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们还以敬畏神的名义,要求政府在逾越节——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日子——释放一个杀过人的强盗,以僭越的罪将“这个人”以最残酷的刑罚处死。更进一步的是,彼拉多不仅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约19:5)彼拉多后来还对他们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彼拉多最后又问他们:“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 此时,祭司长以一句极其意味深长的话作为回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约19:14-15)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类似的意味深长早就有了。在士师的年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17:6,21:25)在撒母耳的年代,以色列的长老求撒母耳“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神对撒母耳祷告的回答是,“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然而,百姓的要求却更坚定了,“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上8:4—22)

在很多时候,人的一厢情愿跟真相之间的差别不知有多大,人想像的上帝、公义、美好与真实的上帝、公义、美好之间的差距也就可能更大。即使神向人显现了他自己,人还是时常不接受神。人时常感叹不被理解不受重视。然而,当听到神哀叹的时候,人心会怎样呢?“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赛1:2—3)

几年前,我在无意中看到有些圣诞主题的画都有牛和驴站在“这个人”诞生的马槽旁。开始不明白为何马槽旁总是出现牛和驴反而马却不那么常见,后来,看到《以赛亚书》的这两句话,又看到《圣经》原文中所用的词并不专指马的槽,真是羞愧。

我有时在想,如果彼拉多让众人看的“这个人”本身出现在当今人们可以看到他的世界,比如就在北京,“这个人”会面临怎样的遭遇。

然而历史不是如果,有没有如果,他都已经“被列在罪犯之中,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是神自己“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赛53:10—12)

拉结哭她的儿女/艾伯特·莫勒 文 祖潘译

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

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耶31:15)

类似的校园枪击惨案再次发生。这次,悲剧发生在康涅狄格州,一名持枪歹徒进入纽镇一所名叫桑迪·霍克的小学,朝两间教室开枪,导致至少20名儿童和6名成人丧生,随后,凶手饮弹自尽。

这些年幼的受害者,年龄在5到10岁不等,其身份还有待官方认定。据报道,凶手是一名年轻人,20岁。案发前他在家中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其母正是桑迪·霍克小学的一名教师。显然,弑母先于疯狂作案。

受害儿童中有些正在上幼儿园,甚至还不会系靴带。“幼儿园”这个词来源于德国,意思是“孩子们的花园”。今天,桑迪·霍克小学不是花园,而是上演杀害、混乱和赤裸恶行的地方。

这次预先谋划好的犯罪,加上至少20名儿童被害造成的恐怖,几乎令这一新闻事件难以描述,让人不堪忍受。

受害者的父母和那些深爱着孩子们的人,其悲伤无以言表。然而,面对如此的悲剧,基督徒们必须发言。我们不得不在公共领域谈论这次恶行,我们也不得不在私下谈论这次令人惊骇的犯罪。在这次可怖的犯罪过后,基督徒们该如何思考,如何祷告?

我们申明原罪的罪恶,以及人性本恶的全然真实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次悲剧正如它呈现出来的那样,邪恶、恐怖、令人厌恶。基督教没有否认现实和邪恶的力量,而是用这些必要的名称加以指称,如谋杀、屠杀、杀害、凶杀、残杀。我们越是仔细审视这场悲剧,就越发感到超乎想象的难以理解和无比奇诡。

对于杀害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别的呢?一个接一个地杀掉小孩子,强迫他们观看自己的小同伴死去,同时想到自己会是下一个,这样的邪恶如何让人理解?我们如何忍受得了?

先不要急着立刻寻求应对机制,我们不能接受这一老调的说法,即声称这名年轻的凶手仅仅是患病了。不能因为诸如精神失常或心理原因,他的滔天罪行就被抛于脑后和轻描淡写,或是因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情绪方面的原因就可以减轻。他的罪行是病态的,难以名状。毫无疑问,他是失常的。但是他成功施行了一次冷静的、蓄意的和有预谋的犯罪,其形式和结果骇人听闻。

基督徒知道这是罪的结果,是那次堕落2带来的可怕影响。对这一恶行的每一种回答,都必须申明原罪的真实和威力。要清楚地揭示原罪的罪恶,最好的方式是察看此类罪行的本质,看到在他将杀戮的仇恨倾倒在这些幼小的受害者身上之前,他对上帝抱有的仇恨。

20世纪迫使我们看到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柬埔寨的屠杀场,前苏联古拉格群岛3的残暴行径,还有这个世界制止滔天恶行发生时的失败。在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不能不提到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波尔布特4和查尔斯·曼森5,伊迪·阿明6和泰德·邦迪7。不久前,我们从本拉登和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8那冷漠的面孔上看到了邪恶。如今,我们将在这份记录下众多谋杀者的名单上添上另一个名字。他不会是最后一个。

先知耶利米知道人心的败坏和诡诈,接着问了如下这个适切的问题——谁能识透呢?(耶17:9)

除此而外,基督徒必须申明道德约束力这一恩典,明晓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何某些孤立的人会犯下如此罪行,而是为何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并非寻常。

我们必须为在人类的良心里发挥功用的法律约束力献上感恩。这次的罪行警告我们,法律上的扭曲将不可避免地扭曲人的良心。

我们也必须为此献上感恩,那就是,上帝约束人心的恩典抑制了人心里的罪恶,准确地说,就是阻止我们彼此残杀。

无论基督徒称为邪恶的是什么,都不会否认其可怕的威力。然而我们依然要献上感恩,那就是,邪恶不会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或最后的决定权。

我们申明基督的十字架是对恶行唯一足够的补救

一个而且也仅有一个原因说明邪恶并未掌权,那就是,恶行、罪、死亡和魔鬼在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被打败了。在那里,它们永远地、彻底地而且是公开地被打败了。

在十字架上,基督承担了我们自己的罪和死亡,为我们的罪自愿将自己作为完美的祭物献给神。魔鬼喜悦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死亡,却没有意识到基督的代赎带来了魔鬼的失败和完全的毁灭。天父叫耶稣死而复活,宣告了基督对罪、邪恶和死亡的得胜。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盼望的缘由,也是基督最终得胜的确据,那就是,胜过一切有能的,掌权的和作恶的。

类似的悲剧不能以表面的和情绪化的基督徒感情来回应,我们也不能轻率地否认这一弥天大罪的严重和短暂。

要想透这场悲剧,需要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教的思想,需要圣经神学的实质内容,而且需要唯有基督徒的信仰这一宝贵财富才能提供的安慰。

面对如此可怖的事实,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驱使转向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在基督里,上帝使人和好的能力,是我们面对如此堕落和邪恶的力量时能做出的唯一足够的回应。

我们承认公义是必须要得到

伸张的,同时知道完全的公义要等到主再来的那日

查尔斯·曼森被关在加州一所监狱里,从他犯罪至今数十年过去了。邦迪因连环杀人案被佛罗里达州处以死刑,却逃过了那些被他杀害的死者的控告和惩罚。安德斯·布雷维克在挪威射杀了几十名年轻人,却被判不到三十年的监禁。希特勒自杀了,没有受到人类法庭公义的审判。康州这名年轻的凶手在杀害近三十人(大部分是儿童)之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将不用面对人类法庭的审判,不用面对人们的控告,不用站着被判有罪,也不会知道一项判决的公义。

然而,即便公众对实现公义的期待得到了满足,也不足以完全满足公义。即便凶手被处以极刑,他也只能死一次。即便被判十几次终生监禁,他也只能付上一次寿命为代价。

人间公义的实现是必须的,但远不是完全的。面对这一罪行,人类的法庭不能作出足够充分的宣判,其判决也无法让逝去的受害者重获生命。

这些罪行提醒我们,我们所渴望的完全补偿只有主再来的那日才能实现。那时,所有属血气的都要接受这唯一的审判者审判,他将以完全的公义和正义施行统治。

在那一天,基督是唯一的避难所,只为那些认识他,并且宣告他是救主和主的人存留。那一天,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将知道主所应许的完全公义和修复,意味着每一滴眼泪都被擦干了。

我们与那些哀哭的人同哀哭

此刻,就在我们渴望主的日子快来的时候,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坐在他们身边,为他们祷告,承认他们的损失无以言表,伤痛无比真实。我们祷告,寻求领受恩典的机会,还有从福音而来的盼望。我们尽力说一些关于真理、爱、恩典和安慰的话。

那么,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永远的命运又如何呢?圣经没有明确的经文给我们清楚直接的答案。

我们必须申明圣经的立场,即我们生而有罪。作为亚当的儿女,除非在基督里,我们都将面临永远的灭亡。

这么多幼小的受害者,在他们接触到任何关于自己是有罪的和需要基督救赎的真知识之前,就已经死去了。他们与那些死婴和智障者一样,从未真正有机会了解他们作为罪人的需要,以及基督作为救主的供应。然而这些孩子们的处境与成年人不同,后者有成年人的意识,却没有以信心回应福音的信息。

在《申命记》中,上帝告诉以色列子民中的成年人,因为他们的罪和悖逆,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接着上帝又说:“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申1:39)许多在纽镇受害的孩子,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他们是那样的幼小,正如那些以色列人的孩子一样“不知善恶”。

上帝是有主权的,他不会惊讶这些孩子们这么快就死去。有圣经的先例可以相信,上帝在基督完成的救赎里为他们预备了地方,他们和耶稣在一起是安全的。

拉结哭她的儿女

先知耶利米提到拉结和她失去的孩子,这令人心碎。“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到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像拉结一样,许多父母、祖父母,还有深爱着孩子们的人直到现在都在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孩子们都不在了。这场悲剧的发生离圣诞节如此之近,其带来的情感上的冲击力加重了这一悲剧。然而,让我们不要忘记,在圣诞节的故事中,同样发生了一次对儿童的大屠杀。

希律王颁布命令,凡两岁以内的男婴都要杀掉。这使得马太引用了耶利米的话:拉结再次哭她的儿女。9然而,耶利米或马太没有让我们停留在这里,因上帝的怜悯,在基督里有盼望,有完全得恢复的应许。上帝继续透过耶利米说话:

“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作之工,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31:16—17)

上帝,而不是凶手,有最后的主权。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有完全得恢复的应许为他们存留。甚至是在如此彻底的恐怖面前,依然有盼望。“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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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12月,当地时间14日上午,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镇的桑迪·霍克学校发生校园枪击惨案,据当地警方宣布,至少有28人丧生,其中20人是儿童。作者于当日即撰文回应此次事件。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http://www.albertmohler.com/稍有改动。 ——译者注,以下均为译者注

2 那次堕落(The Fall):指亚当和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堕落犯罪。

3 古拉格群岛(Gulags):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写了一本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书名即《古拉格群岛》。在该书中,作者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海洋上四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作者把这些岛屿称作古拉格群岛。

4 波尔布特(Pol Pot, 1925—1998) :曾任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5年发动红色高棉运动,建立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在任期间(1975—1979)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强迫城镇居民迁到乡村集体农场劳动。据估计约有三百万人死于其推行的极左政策。

5 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 1934—):20世纪60年代活跃于美国加州的犯罪团伙曼森家族的首领。因犯多次谋杀案,手法残忍,被加州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6 伊迪·阿明(Idi Amin, 1920年代—2003),乌干达前总统。1971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成为军事独裁者。在任期间(1971—1979)约有10万至50万人被杀害。

7 泰德·邦迪(Ted Bundy, 1946—1989),20世纪70年代美国连环杀人犯、强奸犯、绑匪,曾残忍杀害多名年轻女性。1989年在佛罗里达州一间监狱被处以电刑。

8 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 1979—):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案的实施者。77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按挪威法律,凶犯被处以最高21年的监禁。

9 参太2:16—18。

 

一位成功商人的临别之言/劳威廉 文 杨基 译

培尼腾斯1是一位忙碌的商人,事业有成,却在三十五岁早早离世。他临死前,当医生放弃治疗后,朋友们来看他。他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朋友们,我明白你们关心我,因我看到你们脸上的哀伤。我知道你们想什么。你们想,我这么年轻、这么成功,却死到临头,多令人难过。要是我处在你们的位置上,或许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朋友们,我的处境与你们不同,我的想法也不同。

“我不会因想到自己如此年轻和未积攒殷实财富就要离开世界而感到困扰。因为这些事情太渺小了,我都想不出什么描述渺小的词来形容它们。再过不多时,我就要离开这具快要入土的躯壳,我即将发现自己要么永远住在上帝的爱里享受幸福,要么永远远离光明平安——与之相比,有什么词语足以形容世事之渺小呢?

“有什么人生梦想如黄粱美梦一般占据心灵,叫人漠视和忽略这些大事?有什么愚妄如世人之愚妄一般——忙于算计,使我们无暇思索这些道理?若我们认为死亡乃可悲之事,那么我们仅仅看见自己从此与此生诸多乐趣可悲地分离。我们很少哀悼老人死于富足,但我们哭泣少年人半路夭折。你们以怜悯的眼神看我,不是因为我两手空空去面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而是因为我在生命的丰收季节离开兴隆的生意。这就是人的智慧。可是,有什么愚顽之子的大愚妄能与此相比呢?因为,死亡之可悲或可怕之处,不就在于死亡的后果吗?当一个人死了以后,对他来说,有什么事情比他死后所处的状态更加重要呢?”

“我们可怜的朋友雷比达去世的时候,你们知道,他正在穿衣服准备赴宴。难道你们以为他会因自己没有等到宴会结束才死而烦恼吗?当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宴席、生意、享乐时,这些东西好像很重要。但与死亡相比,这些东西岂不是渺小无比吗?与身体分离的灵魂不会为生意损失而难过,更不会因错过宴会而忧伤。

“如果我即将进入上帝的喜乐,难道应该为这事发生在我四十岁之前而感到痛苦?难道我应该为上天堂之前没有多作几桩买卖和多站一会儿柜台而感到遗憾?而如果我即将成为失丧的灵魂,难道应该为这事没有发生在年纪老迈、富可敌国之时而感到庆幸?如果好天使来接我的灵魂回天家,我难道会因为死在陋室破床上而感到悲伤?而如果上帝任凭邪灵把我拖向地狱受刑,我难道会因为自己曾睡过龙床而感到欣慰?

“当你们像我这样距离死亡如此之近时,你们会知道财富地位都不足挂齿,年轻或老迈、富裕或贫穷、高贵或卑贱、死在破屋里和死在宫殿里,并没有什么区别。死后事情之大,死前一切事情都相形见绌,甚至归于无有。

“现在,审判就在我眼前,永恒的喜乐或痛苦离我这么近。相形之下,生活的一切享乐和财富都显得空虚而无关紧要。这些东西与我的悲喜毫无关系,正如我毫不在乎嗷嗷待哺时穿的什么衣服。

“但是,我的朋友们,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前竟然想不到这些?现在我看到生命何等虚空,敬虔多么重要,可为什么我死到临头才明白?一点小病、一间商铺的小生意怎会让我们对这些转瞬之间就迫在眉睫的大事熟视无睹?

“你们进房间时,我正在想世界上有多少灵魂此时与我一样,在如下情形中意外地收到另一个世界的召唤:有的在自己的商店和农场里工作,有的在游玩;这人在法庭上打官司,那人在赌桌上;一些在路上,一些在炉旁。他们当时都毫无准备,死到临头才感到恐惧,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工作、设想和计划竟然归于虚无,惊诧于人生种种愚妄,不知道何处能找到一丝安慰。看得出他们正因良心的指责而遭受煎熬,良心让他们回忆起所有罪恶,让他们因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愚妄而感到万分痛苦,让他们清楚地看见那位愤怒的法官、不死的虫、不灭的火、地狱之门、黑暗权势和永死之苦。

“啊,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上帝你们不是其中的一员,感谢上帝你们还有时间和力气从事敬虔工作,好给你们带来临终的平安。请你们记住这句忠告:只有两种人能免于临死之恐怖,一种是活出大敬虔的人,一种是死于大愚昧之人。假如我拥有万个世界,我愿意换作多活一年,好让我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可以拿出一年的敬虔和善行,因为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或许你们会想,我一辈子既没有丑闻也没有犯淫乱的罪,常常参加教会团契,为什么临死却满心悔恨和自责。但是,唉!我确实没有杀人、偷盗、奸淫,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人生实在乏善可陈!你们知道没谁说我是恶棍,但你们看见并常常和我一起玩乐、随意而行。我如今要接受审判,而唯有善行才能得赏赐。尽管我不是恶棍,却也没有基督徒的美德为自己辩护。

“确实,我一直参加教会团契,周日常常礼拜,我既不游手好闲,也不因生意和享乐而忙乱。但是,我遵守公共崇拜只不过是随从大流,并非出于真诚的意愿,否则,我会更频繁地参加教会活动,在教会时更加敬虔,更加害怕错过了礼拜的时辰。但是,我现在感到最意外的是,我为什么以前没有这种起码的意愿?为什么以前从不渴望活出福音的敬虔?为什么这一点从来没有深入我的思想或情感?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是否符合宗教律法的指示,这样的生活方式能否在现在这种时刻让我得到上帝的怜悯。

“如果我平时既不严肃看待也不严格遵守得救的条件,那我此时怎能妄想自己已经守住了这些条件呢?如果我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想过上帝对我有什么要求,也没有想过自己表现究竟如何,那我怎能妄想自己已经按照他的要求、用敬虔的生活讨了他的喜悦呢?如果我从来没有像平时讨价还价一样仔细思考得救的事情,而救恩竟然落在我粗心大意的手中,那得救岂不是太容易了?

“在生意场上,我总是谨慎小心、喜欢思考。我凡事都遵循正确的准则和方法。我喜欢与经验丰富、判断正确的人交谈,好找出生意成败的原因。我做生意每一步都细心计算,考虑可能的利益和风险。我总是专注于经商的主要目的,想尽各种办法取得事业成功。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些想法用于宗教?为什么我在世俗工作中常常谈论各项准则和方法,工作勤勤恳恳,却从来没有想过用哪些准则方法、如何经营管理敬虔的人生?

“你们能想象有什么别的东西让垂死之人感到如此震惊而迷惑吗?当一个人的良知用这一切愚妄行为控告他时,当良心让他看到自己在如幻梦一般的小事上严谨、准确、明智,却在无人能够测透的永恒大事上愚昧、麻木,不懂得思考、不遵守规则——你们想他会多痛苦?

“若我此时仅仅为人性的软弱残缺而感到遗憾,那我就应该安然躺卧于此,谦卑地相信上帝必怜悯我。可是,唉!我怎能将‘完全漠视和彻底忽略宗教,不愿意追求敬虔’说成‘人性的软弱和天生不完全’呢?我本有能力按照福音来认真殷勤地过敬虔生活,正如我努力经商一样。只要我有这种意愿,我本可以利用各种资源、遵守种种准则、学习正确方法、活出圣洁的人生,正如我努力使商店生意兴隆一样。

“哦,朋友们!漠不关心宗教职责的人生是毫无借口的,它不值得上帝怜悯,它让我们的心智与理性蒙羞。我想,对人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让他落到我这样的地步,迫使他反思自己。”

培尼腾斯还想继续说什么,可他抽搐着说不出话来。他躺在床上抽搐了十二个小时,就断了气。

现在,如果读者能想象这位培尼腾斯先生是自己的亲友,想象自己真实地看见并听见上面这一切,想象自己站在床边目睹可怜的朋友忍受这种痛苦并哀叹人生之愚妄,那么这或许将给他前所未有的智慧。如果他因此想到自己原本也可能像培尼腾斯一样死到临头才幡然悔悟,认识自己知而不行之罪并成为众人眼中的坏榜样,那么这种双重的思考——既思考朋友的痛苦、又思考上帝的良善,因为上帝保守自己免于如此悲惨——将很可能软化他的心,给他圣洁的性情,让他余下的人生改走敬虔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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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劳威廉,《敬虔与圣洁生活的严肃呼召》第三章)

1 培尼腾斯:Penitens,“痛悔”之意。

相��A ��(i� �� 当他安然地离开,不是带着苦毒和怨恨, 那么,他就已经战胜了死亡。

 

但,死亡是一次长长的离别。虽然我们还会和所爱的人们在天堂再聚,但,毕竟有那么多的日子,我们再也无法相见。在彼此想念的日子,我们再也无法传递思念和倾诉衷肠。我们从亲人们的生活中缺失了。

没有一种离别是幸福的。所以,我们依然在死亡来临时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我们不愿意分离,不愿意与亲爱的人们分开,哪怕是暂时的。曾经写过《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痛失爱妻后,他不仅怀疑神是“耍猴戏的”,面对亲爱的妻子去往的那个若有还无的永世,他重新成为一个无助的、卑微的叩门者。直到有一天,他感受到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注视——“并未传达任何的信息,只让我感受到她的知心和关注,无忧无喜⋯⋯”我依然不知道他是如何被安慰的。但我知道,即使分别,爱,依然还在那里。死亡,这个世代让人类无法释怀的问题,我也不可能欣然对待。但是,我想,假如卑微的我,依然能够荣耀上帝,能做的也许就是——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了解,死亡,并不能剥夺什么,也不能分离什么,死亡,是我先一步走到更深的喜乐和平静里去,且在那里,心怀关切和爱,注视着他们。

在这样的态度下,假如我依然尚有一些时间,把自己未曾完成的心愿补补功课,余下的日子,就当上帝赐给我的额外的礼物,也许有更多惊喜也不一定。笑着对死亡说:看你那小样儿!来吧,谁怕谁。然后才能对生命说:来吧,让我们拥抱。有位美国作家曾经说过:困在敌营中的战士,如果想突围出去,他必须兼具强烈的求生欲望及不怕死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仅是贪恋生命,否则就成了懦夫,无法脱逃。他也不能单单勇敢,否则就成了自杀,依然无法脱逃。他必须用视死如归的精神去寻求生命。他必须渴慕生命如同需要水源一样,但也必须敢把死亡当作美酒来品尝。向死而生,向死则生。

当然,内心唯一害怕的,依然是癌症在最后时光纠缠不休的身体的痛苦。所以,请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临终关怀,请人们越来越善用止痛的技术,甚至⋯⋯安乐死。让人们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才能在灵魂上获得安宁啊。

 

向死而生/果子

在知道自己的病复发以后,有段时间我曾很沮丧,甚至抑郁。有被一下子打垮的感觉。死亡太近了,我听得到它的喘息声。在它的恐吓下,生,也成了问题。

每个人都说:你要心态好啊!对于一个癌症晚期患者,怎么才算心态好呢?难道心态好,癌症就不搭理我了吗?如何能向死而生?这成了我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十几年前,我和好友荔枝第一次去西藏。在从新疆到阿里的路上,我因高原反应,在半路遭遇死亡。我和荔枝交代了后事,然后在黑暗中与死亡单独面对面。那一夜,我刻骨铭心的领悟就是:假如生命恣意绽放过,死亡原来也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揣着这个秘密,我以为我能在后来赚回来的日子里过得更充实更无悔一些。两年前,当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得了癌症,我忍不住哭了。突然发现自己这么多年并没有好好善待自己。人太容易遗忘死亡了。我的遗憾太多,我不想死。

在治疗的过程中,起起伏伏。有时候觉得很有信心,毕竟活了几十年的癌症病人到处都是,而且,乳腺癌给人的印象并不凶险,大家都说我有治愈的希望。但,当我病房里住进一位复发的病人时,我的情绪大受困扰,猛然惊醒: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然度过危机。那时候,我邻床住了一位第三次复发,而家里为给她治病已经一贫如洗的同龄女子。她在帘子那边嘤嘤低泣,我在这边忍不住绝望地与她同哭。死亡,是那么可怕,那么丑恶,那么令人痛恨⋯⋯而偏偏,又那么近在眼前。

化疗后的那一年多,我与一些病友失去了联系。有一位四十来岁的美丽女子,曾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复发到锁骨处的淋巴。她不肯再化疗,想要放弃。我们在医院走廊相遇,聊天,我给她讲了许多从书上看来的例子,那些复发了多次依然活下来的人。还有作家陆星儿,她得了胃癌,却坚信自己身体里没有癌细胞,放弃化疗,结果很快复发了。后来她老老实实接受了化疗,但还是很快去世了⋯⋯这些例子给了她很大触动,她又决心去化疗了。接着,医生告诉她,只要口服一种药就行,还不会掉头发,她马上就可以出院了。她开心极了,过来向我道谢,说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我也觉得自己做了些能帮助她的事,很开心。

出院前,她和我说过,她和丈夫的关系不好。丈夫在她病后怨她花了太多钱,还说如果再复发就不要治了,免得他人财两空。她恨恨地说,如果她死了,她知道她丈夫一点也不会伤心,只会更开心。她说她一定要把钱花光,免得留给他去享乐。这样的话曾经让我非常难受。出院后,我们没有再联系过。我常常惦记她,也记得她给我留了一个家里的电话,但竟然始终没打过。我想她一定恢复得不错吧。

直到这个夏天,搬家前,我突然非常非常地想念她。但她家里的电话长时间没人听。我忍不住担心:难道又进医院了?终于有一天晚上,她丈夫接了电话。然后告诉我,她已经走了。春节前就发现转移到了脑,人很快就没了。

可恨的是,他的丈夫说完就开始细细询问我的情况,居然约我出来坐一坐,聊聊天。语气全是轻佻而没有丝毫对故去之人的愧疚和难过。

那天,我心里很难过。而且,特别特别地后悔。我后悔没有早点和她联系,没有一直关心她。而她,带着那么多怨恨和无奈,就这样急急地走了。我想,当死亡来临,她内心该是多么地不甘和痛苦呢!我仿佛看到她躺在床上,气息渐渐微弱,完全被死亡挟持和控制。而死亡,那么冰凉,那么空虚,她的内心只有怨恨,却没有丝毫爱的力量与之抗衡。我多么想握着那时的她的手。

后来,我也很快复发了。尤其是,当发现在肝上时,当医生说我这种情况通常只能活几个月的时间,我一再想:我该怎么面对死亡?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死亡本不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死亡是早已被基督安慰过的一桩事。因为得以认识上帝,因为得以被救赎,信徒们拥有了永生的权利。死亡,只不过是通往天堂和永生的一个开端。

但,这样的理论,丝毫不能让死亡变得温暖可爱一些,丝毫不能让我的恐惧和愤怒减轻一些。即使是基督徒,一样会殷殷向主祷告可以活着,并且,更好地活着。死亡,从来也没有以温情的面孔出现过。有人说,在圣经里,也从来没提到过死亡是一件愉快的事。

很多人都说过:我不怕死,但我怕很痛苦地死。这大概也是癌症比心脏病显得更可怕,让更多人闻之色变的一个原因吧。是的,每个人都会死。但,假如你还年轻,假如死亡的过程会剥夺人的尊严,而且,折磨的过程是漫长而充满绝望的⋯⋯该怎么面对死亡?

第一次得癌的病人,在治疗结束后,有相当长的时间,会因为身体的一些微妙的疼痛而恐惧万分。死亡的利剑,时刻悬在头顶,随时都会掉下来。癌症病人都是孤独的。因为在健康人心里,死亡仿佛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生活才显得充满意义和轻松快乐。而癌症病人,则是一群向死而生的人。死就在生中,生也被攥在死亡手里。对于复发的癌症病人,生,就变得更不容易。尤其是,当一些真真切切的身体的痛苦铺天盖地袭来时。我是不甘心的。

是的,我不愿意被死亡吓坏。我讨厌死亡对人的胁迫。而我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必须接受死亡。死是迟早的事。也许对我来说,这个时间有点早了。就像妈妈哭着说的:你还小啊!要是你已经五六十岁,也就算了。可你才三十多岁,为什么要让你死?

上帝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并不因为长短而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只要活着,就好好对待每一天,假如我们曾经感恩地活着,假如我们在其中领略了充足的爱与被爱,死亡即使降临,我们也并不应该以为自己被亏欠太多。

前段时间,看一部电视剧。里面一个男人的父亲突然去世了,全家人失声痛哭,无法自拔,那个男人跪在母亲的膝下哭得晕死过去。是的,假如这个活着的世界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假如死亡是一切的结束,假如所有的人生意义都被死亡剥夺⋯⋯那么,死,是多么可怖的一件事啊!有多少眼泪为它抛洒,都不能抚慰活人的创痛和将逝者的绝望。唯物主义者在死亡面前,是不能够被抚慰的,只能在彻骨的虚无面前毫无办法地忍受。

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在本质上,死亡绝不是整个意义的消亡。生命,那么美好的生命,不会让死亡剥夺了所有的生机。

假如,我们内心有某种软弱的东西,有种无法面对的深渊,那里,就一定有上帝的手在托着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在内心认识和感受到他的,我们就是在我们被安慰之处感受到他的。

有位德国学者,在被诊断为膀胱癌后,拒绝手术等治疗,他觉得在余生都要带着一个装尿的塑料袋子,并随时倾空,这样失去尊严的状态与死亡相比并没有多少魅力。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面对死,说明他从来没有真正地活过。

我想,真正能从死亡的阴影下解脱,是一定要相信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不要以为唯物主义是一种清醒和理性,在我看来,正如林语堂所说,那反而是一种缺乏灵性的表现。一个渺小的个人,面对无比空虚的巨大深渊,还要清醒地告诉自己:就这样吧,接受吧。那是多么可怜可叹的一种“坚强”呀!承认自己需要安慰,是更大的一种勇气。在此生心存彼岸的盼望,可以让生变得更温暖,让死变得更从容。一旦接受了死亡,在死亡阴影下的生活也许也会变得容易一些。我想,对于一个人类目前的治疗手段已经捉襟见肘的癌症病人,可以用更多的方式让他余下的日子过得舒服一些。假如我的时间真的进入了倒计时,我会希望我能在止痛剂的帮助下自然地离开,而不是被绑在呼吸机上拼命地留下一个痛苦而没有灵魂的躯体。在最后的日子,我希望看到亲人和朋友们的笑脸。而且我在内心相信,我们将来会在天堂再次相遇。

曾经在粉红丝带的一个网站中,听说广州一个叫“橄榄树”的女子,癌细胞全身转移复发后进入了弥留状态。她父母早亡,只有一个姐姐,靠姐姐打工的薪水维持她的巨额医药费。在第一次治疗后,她郁郁寡欢,离群索居。复发后也没有及时去治疗。她曾经觉得自己这一生都很失败。我了解那种感受,专门买了一本《圣经》,打算去医院看她。但打过电话去,做义工的小妹妹说,她身边的朋友不希望人们来探视她,因为她的精力不够。我终于没有去成,便想下次吧。但很快,我发现了自己的转移病灶在肝上,并立刻飞回山西去找中医治疗。等我回来,再想去探望,她却已经走了。

与上次一样,我后悔万分。我知道我不能够安慰她。但我希望在她最后的日子,和她好好聊聊,告诉她,让我们来真正地面对死亡而不是恐惧死亡。而且,在死亡面前,心存盼望和感激,相信死亡是另一个美好世界的开始。我相信,一个人,当他安然地离开,不是带着苦毒和怨恨, 那么,他就已经战胜了死亡。

但,死亡是一次长长的离别。虽然我们还会和所爱的人们在天堂再聚,但,毕竟有那么多的日子,我们再也无法相见。在彼此想念的日子,我们再也无法传递思念和倾诉衷肠。我们从亲人们的生活中缺失了。

没有一种离别是幸福的。所以,我们依然在死亡来临时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我们不愿意分离,不愿意与亲爱的人们分开,哪怕是暂时的。曾经写过《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痛失爱妻后,他不仅怀疑神是“耍猴戏的”,面对亲爱的妻子去往的那个若有还无的永世,他重新成为一个无助的、卑微的叩门者。直到有一天,他感受到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注视——“并未传达任何的信息,只让我感受到她的知心和关注,无忧无喜⋯⋯”我依然不知道他是如何被安慰的。但我知道,即使分别,爱,依然还在那里。死亡,这个世代让人类无法释怀的问题,我也不可能欣然对待。但是,我想,假如卑微的我,依然能够荣耀上帝,能做的也许就是——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了解,死亡,并不能剥夺什么,也不能分离什么,死亡,是我先一步走到更深的喜乐和平静里去,且在那里,心怀关切和爱,注视着他们。

在这样的态度下,假如我依然尚有一些时间,把自己未曾完成的心愿补补功课,余下的日子,就当上帝赐给我的额外的礼物,也许有更多惊喜也不一定。笑着对死亡说:看你那小样儿!来吧,谁怕谁。然后才能对生命说:来吧,让我们拥抱。有位美国作家曾经说过:困在敌营中的战士,如果想突围出去,他必须兼具强烈的求生欲望及不怕死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仅是贪恋生命,否则就成了懦夫,无法脱逃。他也不能单单勇敢,否则就成了自杀,依然无法脱逃。他必须用视死如归的精神去寻求生命。他必须渴慕生命如同需要水源一样,但也必须敢把死亡当作美酒来品尝。向死而生,向死则生。

当然,内心唯一害怕的,依然是癌症在最后时光纠缠不休的身体的痛苦。所以,请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临终关怀,请人们越来越善用止痛的技术,甚至⋯⋯安乐死。让人们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才能在灵魂上获得安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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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果子著,《成就爱》,花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者果子,原名陈柳榕,曾任《希望》杂志主编,美国《爱家》杂志中国版主编。2007年因乳腺癌去世,年37岁。)

在地如天:读巴克斯特《圣徒永恒的安息》/王怡

一、

几年前,我得到《圣徒永恒的安息》(以下简称《安息》)一个网上不完整的译本,如饥似渴,快速读了。经过几年的教牧侍奉,这次读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安息》,成了我最近读得最慢的一本书。数月之久,我的内心仍不能完全进入巴克斯特式的安息。那蜂房下滴的蜜,使我望眼欲穿。巴克斯特,这位被J.I.巴刻称为“清教主义所产生的最杰出的牧师和福音使者”,一路引领着我,一瞥天国的荣耀,如摩西登高,一瞥迦南的远景。

我想,没有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强烈地感到一种落差。就是今生与永世的落差,殷勤与安息的落差,甚至今人与古人的落差。为什么基督的福音,在巴克斯特的时代和在我们的时代,几乎凸显出不同的气质?尤其考虑到曼顿博士的评价,“巴克斯特的作品在他的时代中,比任何人的都更近乎使徒的文字”,这种落差,就越发地带着安慰和祝福。

上帝借着这本书,使我手上所做的一切,我服侍的人群,我白日的传讲,夜里的俯伏,并我疲乏时在上帝面前的一声叹息,都在这种落差中,获得了许多出人意外的反省、颠覆,并极大的、“非哲学的慰藉”(请原谅我生造这个词,将巴克斯特与波爱修斯的著作对照起来,我将在后面予以阐释)。我若将这些都写出来,就不再是巴克斯特式的安息,而是王怡式的安息了。

这正是《安息》一书的价值。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说整本书(原著800多页,缩写本300多页)都是对《希伯来书》4:9的注释。巴克斯特不是把读者带到他的玄思和哲理面前,而是把我们绑架(考虑到我们内心某种隐秘的抵挡和不情愿,请原谅我使用如此强烈的词语)到一个距离基督荣耀面光如此之近的地方。因此,每一位信靠基督的读者,都会在此书中,获得“某某式的安息”。换言之,读完这本书的经历,就构成了你私人版本的《圣徒永恒的安息》。

因此,我相信这本书,已在历史上衍生出了成千上万本书。如果我有机会写信给巴克斯特向他致谢的话,我也会像与他同时代的、被称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使徒”的约翰·艾略特那样写道:

“主用来缓解十字架之苦的工具之一,即您的这本书。”

因为,按着清教徒的传统,有效的阅读不可能只是阅读,有效的阅读必须同时伴随着默想。所以,这本书不但展览了巴克斯特式的默想——《安息》堪称清教徒默想传统的最高峰;而且,这本书也训练了我的默想。如巴克斯特所说,“默想就是在理性里点一把火,直到它全然焚烧起来。”这句话,几乎就是对先知耶利米的话的翻译,“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20:9)

在地如天,是何等困难;在地如天,又是何等希奇、何等美善。巴克斯特的书和他的侍奉,带给我最大的鼓励和警示,就是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意识到,我所蒙的牧职的呼召,就是要以专一的信心和百般的智慧,在上帝的子民中传讲一个“在地如天”的福音。天国,必须成为每一件事的目的。在我与我所服侍的每一位信徒的每一次相遇中,我的言谈都必须向他和向我自己显出今生与永世的落差来。

二、

几年前,受到巴克斯特的另一本名著《归正的牧师》(又名《新牧人》)的鼓励,我在探访住院病人,为他们的康复祷告,与他们谈话的时候,开始有勇气直接地问他们,是否预备好承受永生。我试着鼓励他们,将疾病当做一个上帝赐给他们默想永世的宝贵机会。那时,我多么渴望能将一本《圣徒永恒的安息》送给他们,并鼓励他们的亲人大声地为他们朗诵。

一开始,我这样的询问仅限于年长的住院信徒。后来,扩大到中青年信徒。我在读《安息》的过程中,也在考虑,是否应将这样的询问及祝福,扩大到一切处于疾病或急难中的孩童?

在我的教会,像巴克斯特曾积极推行的一样,对孩童们有要理问答的教导。有一个五岁的男孩,身上长了湿疹,他问妈妈,我会死吗?妈妈没有给他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反而说,我不知道啊,只有上帝知道。孩子就忧忧愁愁地走了。没过多久,圣灵安慰了这孩子的心,他就高兴起来,对妈妈说,“死也很好啊,死了灵魂就可以全然圣洁了。”

难以想象,这话从五岁孩子的心里和嘴里说出来。其实这话出自《小要理问答》第38问。但后来,有人把这事写在微博里,我看到一位牧师责备这位母亲,说她太不智慧了,她应该说,“你不会死的,上帝会锻炼你,直到有一天,你已长得足够的大,明白了他许多的爱,之后上帝才会接你回家”。这位牧师非常担忧,他对我的会友说,“我只是担心这孩子长大后心态会不健康。”

这是发生在我读《安息》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段对话给了我极大的压力,并更加凸显了我在阅读中所感到的那种强烈的落差。显然,我有责任基于《圣经》和我所信之道,也非常渴望透过《安息》一书,向巴克斯特这位早在我之前很久蒙召的清教徒牧师请教(假设我在巴克斯特牧师主持的一场跨时空的教牧研讨会上举手提问):

请问巴克斯特牧师,上帝放在我的教会、并托付给我牧养的这个5岁的孩子,他的心态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

从历史的记载和他本人的著作可知,巴克斯特是一位犀利、敏锐,有着在福音里用大锤敲击人良心的勇气和本事,却又保持了谦卑和不乏幽默感的颇具属灵想象力的牧师。威尔金斯主教甚至说,“任何一个时代,能够产生一位巴克斯特这样的人,已经足矣。”所以,我试着揣摩,他会这样回答我:

亲爱的王怡弟兄,请让我看看你的胸牌,喔,你是从21世纪的中国教会来的!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所服侍的那个时代,显然充满了一种相当不健康的氛围,这影响了你在我主基督耶稣里的智慧。你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去基德明斯特城的时候,或者是加尔文(可惜他今天没有来)第一次到日内瓦城的时候。不过,我感到也有一种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不健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至于那个孩子,我希望将来能在天上见到他。不过,当我听你说,他相信“死了灵魂就可以全然圣洁了”,我感到他离我们(就是这些在天上等你们的人)非常地近。也许,亲爱的王牧师,比你离我们还要近。因为,你的提问显出了你的不确定,他的回答却显出了他的快乐。

也可能,他还会加上最后一句:“记得帮我买两本中文版的《安息》,一本送给那个孩子,一本送给那个牧师。”

三、

事实上,《安息》一书正是巴克斯特在病危和战乱中所写下的对天国的长篇默想。那年,他31岁,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里做牧师。其实他是反对克伦威尔的,克伦威尔也对他很冷淡。这位清教徒统帅的幕僚们这样提到巴克斯特,“听说了吗,有位改革宗的牧师到军中来,想唤醒军士们,以解放教会和国王。”你可以想象,接下来的鬼脸和嘲笑。

我的意思不是说,克伦威尔的手下缺乏虔诚的信仰。相反,他们以一种激进主义的方式“行义过分”了。清教徒中的激进派,不但想归正教会,也想在政治制度上“归正”国家。甚至,他们还想“归正”上帝的国。巴克斯特出于对军中弥漫的激进主义倾向的担忧,而进入军营服侍。后来,历史证明他的担忧是对的。克伦威尔处死了国王,他的某些手下,甚至建议将主祷文中的“愿你的国(kingdom)降临”,改为“愿你的共和国(republic)降临”。

在某些方面,巴克斯特的时代和我们今天还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一切价值和制度都面临重估。他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一样,都处在宗教、文化、家庭和教会各方面的大洗牌当中。巴克斯特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对天国的默想,因此也深具社会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越是乱世,越需要默想天国。越是地上的国不知怎么了,天上的国就越是要在信徒心中清晰、明亮和温暖起来。

1646年,巴克斯特在一场战役后病倒,去到朋友家中治疗,却在一次糟糕的手术中,失血一加仑(我本来想用这五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因为每一个热切地默想天国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失血一加仑”的经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于是开始动笔写作此书。

上帝对他仆人的眷顾也是细致而幽默的。巴克斯特写完这本书后,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彻底康复过。从此,一个健康的灵魂,住在一个不健康的身体里。这位病病歪歪的牧师,因此说出了另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我将自己的每一次证道,都当成今生的最后一次证道。”

上帝显然喜悦他仆人这样的心志,所以,巴克斯特完成这本“遗作”之后,又活了45年,一直活到76岁高龄(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犹如保罗所言,“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想死的死不了,因为“主要用他”(太21:3)。有人说,清教徒是一群知道怎么“死得好”,又知道怎么“活得好”的人。就像在书中,巴克斯特以参孙为例,说,愿我们像参孙一样,死的时候压倒一大片敌人,死的时候为主所做的,竟比活的时候所做的更多。

一个国家,会将什么样的人派遣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去作大使呢。是一个热爱异国情调、并对本国的生活已兴致阑珊的人呢,还是一个愿意舍下乡音与鲈鱼、但对本国的一切都充满思乡之情的人呢?我想一个有智慧的国家,会差遣后者持节出行。

我想,这也是上帝在巴克斯特“失血一加仑”之后,继续使用他的服侍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之一。因为《安息》一书,巨大的篇幅,仍然载不完巴克斯特对天国的思乡之情。显出它的作者,是一位如此忠诚的仆人。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思念,每一个字,都浓得化不开,胜过了这个世界任何怀春的少女对梦中人的思念,这显明他正是适合被上帝留在这个世界上作大使的人选。

一周前,我在带领神学生的晨更时,为他们朗诵了十分钟的《安息》。当我终于合上书卷,我对他们说,我真的舍不得停下来,我想就这样一直读下去。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希望我停下来,因为你们还要下去吃饭,或者要预备功课。但我告诉你们,除非我能确定,需要将我的朗诵打断的事情,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所必须做的事,否则我就不准备停下来了。

我问他们说,你能确定,你今天吃早饭是因着上帝的呼召吗,就是“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林前10:31)吗?你确定,天国是你接下来这一天所有事情的目的和动力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下次再读吧。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就这样一直读到主接我们回去呢?

我的意思是,除了福音的使命,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暂停对天国的思念;还有什么可以抢占“默想永生”在时间上的优先性?

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要病危。而这个时代,也可能骤然陷入战乱。所以,《安息》一书,带给我强烈的迫切感和焦虑感。如同路德所说的,焦虑被挑旺了,安息才可能莅临。死亡被惊动了,永生才可能出场。因此,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早日和更深地经历我自己的“失血一加仑”,早日在心中完成我私人版本的《圣徒永恒的安息》。倘若可行,就早点受苦,早点为教会受苦。好叫那天上浩浩荡荡的荣耀,飞流直下三千尺,将那些在肉身和灵魂里微不足道的苦痛,砸得粉碎,裹挟而去。

四、

有一次,我参观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来到一间密封的小房间,引导者说,这就是卢云神父私人灵修的“小教堂”。大家陆续进入观看,我在门口,看见不足八平米的空间,被圣像、烛台及类似祭坛的事物环绕。我深深叹息,慢慢退出来。

最近几十年来,福音派教会逐渐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即天主教会的灵修传统,是优于新教的。于是对一批天主教灵修作者的追捧,成为一种糊里糊涂的潮流。然而,我的良心、信心和理性都再三举荐我这样说,任何一位没有在惟独基督、惟独恩典、惟独信心、惟独圣经的救恩论上归正的天主教作家的文字,在巴克斯特《圣徒永远的安息》这样的作品面前,都当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

请允许我以一种不太礼貌的口气说,关于卢云神父的文字,我也很尊敬其中的智慧与心胸。但我坚持认为,放在巴克斯特所牧养的教会,如果卢云不愿重新接受要理问答的学习,他的书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信徒课外读物中不无益处的补充。但是,像巴克斯特这样对他的会友的灵魂极为负责的牧师,不会认为卢云具备了在他的教会中教导信徒的能力。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位改革宗牧师,有时候需要谨小慎微,免得招来傲慢的口碑。其实,我并不会反对我的会友阅读卢云或其他天主教徒的灵修文字,但如果他们请教我的意见,我也要诚实地告诉他们,与清教徒的作品相比,他们的文字,不过是提供给这个患了严重的属灵贫血症和神学贫血症的混合主义时代的一种灵修速食而已。

他们的文字,好,却不够好。他们对灵性的认识,深,却不够深。由于缺乏经过宗教改革之沉浸的恩典教义的根基,他们大多数人在信仰上杂乱无章,对自由派神学兼收并蓄(包括卢云在内),他们的灵修在整体上是碎片化和心理学化的,非常切合后现代的文化气质和140字的微博风格。但对于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整全的圣约世界观,及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而言,则类似于鸡肋:食之无味反招损,弃之可惜不如弃。

五、

接下来,我想以《安息》为例,勉强勾勒一下清教徒的默想传统。或许从中可以看到,以《安息》为代表的清教徒灵修传统,与以卢云神父为代表的当代天主教灵修文字的迥异之处。

第一,被圣言约束的默想传统

天主教的默想传统,焦点在“事迹”。清教徒的默想传统,焦点在“圣言”。最典型的例子,是天主教传统在“受难周”对苦路的默想。耶稣基督所走过的各各他道路的每一站,在时空(物理意义上)中,为信徒的想象力搭建了一个舞台。这样的默想,最大的危险就是偏离圣言,沦为迷信。对圣像的默想,更是如此。换言之,天主教的默想传统,注重画面感(在这个意义上,赵墉基更接近于在空间上离他较近的东正教传统,而不是宗教改革信仰)。而画面感,是与人的各项感官,即人的灵魂的浅层次内涵密切相关的。然而,对大多数清教徒作家来说,他们的新教神学,帮助和决定了他们改变这一默想的进路,他们“不愿默想基督生命中的事件,更愿默想圣经中的教义或具体的教导”(考夫曼)。

对巴克斯特来说,默想是“灵魂的总动员”,必须以道为中心,深入情感、意志和知性的最深处,并在那里汇合,直到不能分解什么是饱含情感的思想,什么叫有思想性的灵感。我们如何去判断灵修的深度呢,在越深入的地方,上帝的圣言就越是清晰、自明和充足,这就是清教徒的灵修。在越深入的地方,上帝的圣言就越含混、神秘和不透明,这就是天主教、东正教、东方神秘主义、三元人观及新纪元运动共同的灵修特征(因为天主教会的启示论,本身就反对圣言的清晰、自明和充足)。

这是一个骨子上的分歧。我们的想象力,必须受到载之于《圣经》的圣言的约束,只有在这一约束中,圣言才成为在我们内心统帅三军的旌旗,并恩典降临的唯一亮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正因如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但愿我没有夸大这一程度),《安息》一书,可以被当作上帝的话语本身来读(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正如一篇解经式的证道,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视为上帝的道本身去领受一样)。因为其中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在《安息》中,除了圣经的智慧以外,你难以找到其他更多人的智慧。在清教徒的默想作品中,激动你的,并不是他们的智慧与风范,而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只是这道透过他们的灵魂总动员来传递而已。上帝的道,犹如一支箭,穿过他们的身体,然后,继续射中了你而已。

而卢云如何教导他的读者默想呢。他说,你可以使用一幅圣像,一件“圣物”,或一句简单的话,如“你是我的救主”,反复默想一个小时,直到他们进入你的灵魂。

第二,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

清教徒的默想,具有一种金属般的气质。尤其是在以巴克斯特为代表的清教徒作家(及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与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前辈相比,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理性化和逻辑化的,被不无贬义地称为新教的“经院神学”。加尔文本身并不是一个“哲学性的神学家”,尽管他和路德一样,有良好的哲学训练,并与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哲学之间有极深的渊源。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开创了一种彻底摒弃阿奎那主义和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对圣经真理的阐释方式。这种“非哲学化”的阐释方式,实际上就是灵修的方式。换言之,我认为,改教运动以后的灵修宝藏,事实上就是从加尔文这一批“非哲学化的神学家”开始的。从此,对改革宗信仰而言,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从加尔文之后,清教徒的神学家,几乎都是灵修作家。而所谓灵修作家,也都是神学家。巴克斯特和欧文就是这样的代表。

而在中世纪的教会传统中,所谓灵修作家,是指教会的神学家和教师以外的一种另类。一般来说,灵修作家的作品尽管有价值,但地位都不太高,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神学的根基与对圣言精义的丰富阐释(伯纳德是一个例外,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惟独引用了他一位中世纪作家)。人们会称一位神学家为“大师”,但通常不会称一位灵修作家为“大师”(这和我们今天是截然相反的,所谓大师就是经常写一些不超过一万字的文章和不超过200页的书的人)。

但是,从第二代加尔文主义者开始,出现了这种“哲学化的神学”倾向。改革宗信仰被批评为“脑袋大、身子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宗和耶稣会,相当于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内的种子选手,和各自教会中的尖刀排。他们拥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如敬虔、刻苦、博学、高智商,及行动的激情。如果没有清教徒运动及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改革宗人士可能真会变成新教中的耶稣会。

然而,清教徒运动带来了第二种倾向,就是重新强化了加尔文以来的“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的传统。换言之,清教徒的主要激情,就是关心如何将圣言与教义阐释和应用在全部生活中。因此,他们的神学既是教牧性的,又是灵修性的。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将神学、灵修和教牧融为一身的敬虔传统。

同时,清教徒运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从关注“称义”的神学系统,开始转向关注“成圣”的经验。而“灵修”通常的含义,就是指向信徒内在的成圣。

在这些方面,巴克斯特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非哲学性的神学”的代表(以至于他通常不被视为一位学者),也是“教牧性的神学”和“神学性的灵修”的代表,同时也是关于“成圣”的敬虔操练的代表。在最后一点上,甚至有人认为他走得太远了。也在最后一点上,他对后来的约翰·卫斯理及循道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卫斯理片面地理解和吸收了巴克斯特,就像他片面地理解怀特菲尔德和他的改革宗信仰一样。巴克斯特的“成圣”操练,从来没有脱离过归正信仰的“称义”的根基。他虽未出席威斯敏斯特会议,却完全尊重和认同《威斯敏斯特信条》。

相反,当我阅读一些当代天主教灵修作家的文字时,我感到痛苦的,就是我永远无法在他们“成圣”的亮光中,发现并稳妥地站立在一个不可摇动的“称义”的根基上。请让我这样说,天主教作家的文字仍然是有益的,但前提是这些文字与读者心中的宗教改革信仰相调和。

并且,清教徒的传统告诫我们,不要相信一个当代教会的谎言,就是灵修与神学无关;或者,“成圣”的亮光与“称义”的根基无关;又或者,对信徒的灵修而言,宗教改革运动是可有可无的。

第三,灵修的实质是悔改,默想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罪。

清教徒的默想,所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罪”。而当代灵修传统,所关注的焦点是“苦难”。因此,清教徒的灵修,是带来悔改的灵修。而当代的灵修小品的主要功能,是带来安慰(或者说,不是建立在强烈而专注的悔改之上的安慰)。换言之,巴克斯特那个时代的信徒,对罪很敏感,一有罪就受不了。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对苦难很敏感,一有苦难就受不了。这就是我所想象的、在巴克斯特的跨时空教牧研讨会上,他为什么会对我说,“我感到有一种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不健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请原谅我假设性地使用引号)。

事实上,巴克斯特本人,在青少年年代,就是通过阅读这样的灵修作品而信主的。直到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仍然带着这一清教徒精神。笛福这样写道,“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漂流在荒芜的岛上,然而,从罪中被拯救出来,仍然是比从苦难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的。”

所以,让允许我再说一次讨厌的话,对一个宗教改革的属灵后代而言,即使读《鲁滨逊漂流记》,也可能比读一本天主教灵修大师的作品,更能帮助我们建立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

六、

巴克斯特在上述清教徒灵修传统中,还在两方面有独特的贡献。一是在对属灵想象力的运用上,在受到圣言的约束这一前提下,有相当克制的突破。二是在默想的主题上,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天国的观念。后来的约翰·班扬从这两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因此,《安息》和《天路历程》,成了足以代表与天主教灵修传统分道扬镳的伟大作品。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用了简短的一章来谈论“对永生的默想”。从那时到现在,五百年间,再也没有人像巴克斯特那样,将这一默想的主题,发展到一个巅峰。也没有人像他一样,如此强调对永生的默想,并以此作为整个敬虔生活操练的中心。在书中,他这样写道,“默想是一切敬虔的生命,而天国的观念则是默想的生命。”

巴克斯特极其注重默想。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大部分讲道的内容,为什么信徒听完一个讲道又一个讲道,毫不厌倦地听道或读书,可是他们的灵魂却仍然那么饥渴呢?我想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他们对默想的无知和极大的忽略。”

同时,对巴克斯特来说,天国又是最重要的默想主题。因为,第一,基督现在居于天上,而我们的救恩在于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唯有在天上的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既然基督是天国的中心,天国就是我们信、望、爱的中心。第二,只有当我们以在天上的基督的心为心时,我们才能在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中活出基督。我们必须充满思乡之情,并有一颗属天的心灵,我们才会从天国回望地上的生活。第三,天路历程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国。在地上,我们都是朝圣者和客旅。那么所有的信、望、爱,最终都是指向天国的。

如果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应该是十二章以后。让我引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本文吧——如果不是有其他出于上帝呼召的事,我多么希望将这篇读后感一直写下去,直到被主接回天家:

我们乃是借着心思﹐在记忆中搜索那些属天的教义﹐成为我们默想的主题。诸如,永生的应许,圣徒复活和得荣的光景等等⋯⋯最主要的事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相信永远安息的真理。我的意思是,那应许是真的﹐我们自己在其间的好处,我们占有一席之地都是真的。假如我们真的这样相信⋯⋯在我们的里面会挑起怎样的热切﹗⋯⋯怎样的爱慕,怎样的向往⋯⋯哦﹐那会激发圣徒的每一种情操﹗

2013年3月31日,复活节

回乡偶记/冠辉

每次回到家乡,都感受到世界的强大和福音的荒凉。多么希望有一粒种子能落在那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多么希望那里能有一间爱主的教会,可以在那里寻找失散的灵魂,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原以为家乡只有一间三自教堂,没有家庭教会,去年才得知那里有一间家庭教会。这间教会的传道人得知我此次回到家乡,便约我到他们教会交通。跟传道人交通之后,我了解到他们信仰还比较纯正,而且在真理上蛮有追求,心里格外感恩。后来又看到一群老姊妹俯伏在地流泪祷告,更感到这是一间有希望的教会。以后,那些信了主却无人牧养或听了福音需要跟进的人可以交托给他们了。

回去的第二个主日,我去那里参加主日崇拜,这是一年多来我第一次和众人一起敬拜。唱诗时我呜咽成泣。有两首诗歌我从没唱过,却触动了我的心。我知道,风雨中耶稣是主,艰难中他一直看顾。后来,传道人邀请我大年初一讲道。我说需要回去祷告再给他答复。我祷告的时候,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参与家乡福音工作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我又想,他们周六晚有青年聚会,如果能跟这里的年轻人有些分享,那该多好。没想到第二天,传道人就打电话来,邀请我周六在青年聚会上分享信息,我欣然答应。我跟他们分享了《诗篇》119:9—16,勉励他们当趁着年轻,立志学习和遵行神的话。

大年初一的聚会,很多弟兄姊妹会带未信主的家人来参加,所以传道人建议我最好分享福音性的信息。这也正是我希望分享的。我分享的主题是“一生的年日”,经文是《诗篇》90篇。我知道自己家中各人心中的愁苦,预备的时候,心里总想着自己的家人。我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神带领他们来听这篇道。除夕之夜,我在围炉的时候邀请家人参加第二天的新年聚会,来听听我的讲道。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回应。除夕之夜和初一早上,我再次恳请主带领家人来听道。我多么希望他们能认识耶稣,早早饱得上帝的慈爱呀。初一早上起来,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今天谁会去。聚会从9点开始唱诗,10点开始讲道。由于除夕晚上多数人很晚睡,9点的时候有些人还没有起来吃饭。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先去了。我让弟弟带着母亲后去,母亲劝我父亲也去听听,父亲不太想去,但似乎又在挣扎。妹妹打来电话说,婆婆想跟她一起去。叔叔之前我邀请过,说愿意来,但不确定。9点20分的时候,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我在指定接人的地点等候,一边向主恳请,一边左顾右盼。那时候,我就像浪子回头故事中的父亲,巴望着浪子回到家中。我想像着家人同来认识主、敬拜主的情景,喉咙开始哽咽,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9点50分左右,已经信主的堂弟和弟媳妇带着我叔叔来了。叔叔问我父亲怎么没来?我说他在犹豫。叔叔说,犹豫什么,听听没有什么坏处,我来给他打个电话。10点了,他们还没有来。我走上讲台开始讲的时候,妹妹和她婆婆终于走了进来,可是其他人还没出现。我站在上面,心神不宁,一直不愿意开讲,因为我特别期待的听众还没有到场。等到我讲完了引言、读完了经文、做完了开始的祷告,刚刚开始讲解经文的时候,我父母带着我的两个侄女进来了。弟弟、弟媳没来,有些遗憾。然而,我还是非常感恩。我借着《诗篇》 90篇告诉他们:上帝是永恒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而我们的人生既短暂,又充满了劳苦愁烦,这都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又告诉他们,要想脱离上帝的愤怒,获得人生的满足和喜乐,唯有祈求上帝的怜悯,接受耶稣的救恩。讲完后,我没有呼召,也不知道大家心里的反应。这道的种子再一次撒在他们的心田中,惟愿圣灵能在他们心里动工,使这道扎根在他们心中,生长出来。

除了借着讲台的宣讲,神还预备了个人分享的机会向一些没去听讲道的人传福音。正月初三,我跟二弟媳妇长谈了几个小时。由于这次回家的时间比过去长,我跟她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她也比以前更加敞开。我弟弟和她工作都不错,感情也不错,他们的女儿又十分聪明可爱。然而,她心中并不真正快乐。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不是为这愁烦就是为那愁烦,她也有她的烦恼。我没有想到,过去我带回去的福音资料,她都在看。我印象中她对基督信仰没有什么好感,但这次我看到,她的态度改变了许多。她希望能从我的分享中获得一些智慧来解决她生命中所遇见的问题。但她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没有耶稣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正月初四,我和妻子一同去看望了一个亲戚,她是刚离婚不久的单亲妈妈。她为了撑起那个家,变得比以前坚强。然而,她心中充满了苦毒和怨恨。我一直告诉她,圣经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父母栽种的,孩子也在收成。孩子心里毫无安全感,极其敏感,充满了怨恨。她无计可施,不知如何教育孩子。她虽然无助,但还是不愿投入主的怀抱,依靠救主耶稣。正月初五,我去看望了一位老爷爷。他在那间破旧、阴暗的屋子里卧床不起已经一两年了。两年前我跟他分享过福音,他表示愿意接受。这次,我见到他,他仍说他心里有主。可是,我听他的分享,丝毫见不到里面有新的生命。他永远在重复自己过去多么有本事,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尚存的一点价值。当我想要把他从虚幻中摇醒,让他直面现实、真心来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便变得沉默起来。

这次回去,我还见了一些同学。面对同学,我常感到十分无力。我为家人信主祷告,但很少为同学信主祷告。去年跟自己的好友传福音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甚至伤了朋友之情。今年一回到家乡,便遇到了同学。连着两晚被请去吃饭。餐桌上,大家聊的话题多少年来没有什么改变——除了谁升官了,谁发财了,就是黄色笑话。这一回,大家开黄色笑话更加肆无忌惮,男男女女都谈笑自若,毫无羞耻之感。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笑话,我如坐针毡。然而,在这种场合,我总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当众责备这些暗昧无益的事,并向众人宣讲福音。我只能私下跟个别愿意听的同学分享。有个同学是小学副校长,也出版过诗集。我跟他谈到基督信仰,他并不反感。我又送了他一本白立德所写的《无与伦比的人》,希望他能认真阅读。我跟另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提到基督信仰,他说有信仰挺好,但他自己什么都不信。我说,你是只信你自己。他说他做事凭良心,有底线。当天晚上,他在餐桌上问另一同学开车有不良记录如何消除,因为第二天他约了交警吃饭。在他的良心中,公义早已经让位给人情关系了。求主让我对他们的灵魂有真实的负担,能像为家人祷告一样为他们祷告,并预备合适的机会向他们传讲福音。

家乡的福音依然荒凉。然而,看到了一间信仰纯正、热心追求的教会,便看到了希望。愿神继续在我的家人心中动工,使他们的心门早日被打开,得以认识慈爱的救主。愿神兴起这个教会,将真理的旌旗在这个城市扬起,使这地仍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早日得见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