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08年冬季号——文化使命

几年前，大陆基督徒对于“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还很陌生。近些年，随着知识群体信徒人数的增长，文化使命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知识分子基督徒认为，我们信了主，自然应当以信仰去影响文化，甚至使文化基督化，使中国基督教化。在这种潮流之下，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文化使命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当把文化使命放在什么位置上？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界定什么是文化。据说庞朴先生曾问钱钟书，文化如何定义。钱钟书说，文化这个东西，你不问嘛，我倒还清楚；你这一问，我倒糊涂起来了。要给文化下一个定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简单说来，文化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广义的文化，一种是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非常宽泛，几乎无所不包。梁漱溟说，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包括人类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几乎无所不含。陈独秀反对将什么都纳入文化当中，他更愿意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认为文化指的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之类的事。

基督教文化使命中所说的文化，当然不是狭义的，而是包罗万象的。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colere，指的是“耕地”。上帝创造了亚当，然后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 2:15）地在上帝的祝福和人的管理下，结出丰硕的果子。人类看守管理上帝所造之世界的一切活动及其产物，便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布龙纳所言，“人是文化性的造物”。由此可见，在上帝原初的创造中，文化并非与上帝相敌的；相反，文化表达的乃是被赋予上帝形象的人对上帝所创造之世界的治理。

然而，人类的始祖堕落以后，地受到咒诅，人在地上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人类的文化也败坏了。上帝所赐给人类的语言和能力被人用来建造巴别塔。上帝因为对人类的爱，为人类预备了救赎。如果说在人类堕落之前，上帝赋予我们治理这地的使命就是文化使命，那么人类堕落之后，应当如何看待最初的使命？今天，如果我们仍然负有文化使命，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使命？

一、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观：治理全地 ，恢复上帝的创造 

时下文化使命的重提主要是针对基要主义神学，特别是时代论前千禧年派的文化观。时代论前千禧年派对于文化持十分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世界卧在那恶者的权下，正在一天天败坏。这世界是一艘沉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艘船要完全沉没。教会的唯一使命，就是拯救灵魂，改变社会或文化是在浪费时间。

强调文化使命的改革宗神学则与此完全不同。改革宗神学认为，上帝不仅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上帝要在人类历史中彰显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不仅仅是拯救灵魂，而且要建立神圣的社会并在全地荣耀他的名。上帝的主权应该在世界的每一个领域得到彰显。改革宗神学强调，教会不仅有福音使命，而且有文化使命。将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并列的做法通常是建立在对创世记 1 章 28 节的理解上。“上帝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 1:28）南希 ·帕西（Nancy Pearcey）在《整全的真理》（Total Truth）一书中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意思就是要发展社会：建立家庭、教会、学校、城市、政府和法律；“治理那地”就是要驾驭自然：种庄稼、建桥梁、设计电脑、创作音乐。帕西认为，这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文化使命，因为创造我们的本来目的就是让我们去创造文化，建设文明。上帝赐给人类的文化使命，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堕落而改变。治理全地今天依然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使命。正是这种文化使命激发了加尔文主义者去改变社会和文化。

谈到文化使命时，人们通常会追溯到加尔文。加尔文自己并没有专门讨论文化的问题，但他却被人称为“文化神学家”。加尔文十分强调上帝的主权和人的全然败坏。不过，加尔文承认，人类虽然堕落了，但没有完全失去上帝的形象。文化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只要人的文化活动依然在继续，基督徒就负有改变文化的责任。天主教文化史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说，加尔文和路德对于人性和人的意志持同样悲观的态度，对来世和上帝的权能同样地强调；“然而，所有这些观念都被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强烈的道德实践精神改变了 ……激发新教去掌管世界、改变社会文化之意志的，不是路德，而是加尔文。”3 加尔文不仅如此思想，也如此实践。他在日内瓦的服侍，不只是为了灵魂的拯救，也是为了用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日内瓦使之归正，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加尔文的思想在法兰西、英格兰和苏格兰乃至美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者都试图建立新的耶路撒冷。英国的清教徒为了信仰的自由，跑到新英格兰去建立一个“神圣的共和国”，一个基督教的社会。清教徒被称为“世俗中的圣徒”，他们满怀荣耀上帝的激情，要用圣经的真理使整个世界归正。

加尔文主义的文化使命观在近代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凯伯尔（Kuyper）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凯伯尔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是一个旷世的天才。他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创办人，曾经担任过荷兰的首相。在自由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凯伯尔曾豪迈地说：“在我们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在这些领域的任何一寸土地上，作为万物之主的基督完全有权力说：‘这是我的！’”5凯伯尔是一个强调普遍恩典和基督王权的神学家。他认为上帝的救赎性恩典能够恢复自然，使万物都回到上帝原初的旨意之中。凯伯尔对于普遍恩典的看法比加尔文11神学思考 更加乐观。加尔文更多是从对罪的约束的角度来看待普遍恩典：“即使在这败坏的本性中仍存在一些上帝的恩典，这恩典虽然没有洁净人的本性，却约束人的恶行。”6 凯伯尔则认为普遍恩典是文化的基础，因为上帝对于造物的计划是通过普遍恩典完成的。人虽然堕落了，但因着上帝的恩典，人仍然能行善，人借着科学的发展仍然能恢复对自然的统治。7 凯伯尔强烈地突出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认为世上的万物能够在人类的治理之中向前发展，荣神益人。他把基督教信仰归纳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一种生活体系，它涵盖了生活的所有层面。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应该荣耀上帝，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人开始理解，管理自然界和一切受造之物是他的神圣职责，这正是上帝在创世之初所吩咐人要做的。咒诅并不在这个世界本身，而在罪上。人生的正道不是从世界逃进修道院，人的责任应该是在世界上、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侍奉上帝。”8 凯伯尔心中时时燃烧着荣耀上帝的激情。1897 年，在纪念《标准》杂志创办 25 周年之际，他说：“无论世界的抵抗多么激烈，上帝圣洁的律令都要在家庭、学校、国家中被重建起来；换言之，要把圣经和万物所见证的上帝的律令刻在这个国家的良心中，直到整个国家重新敬畏上帝。”9

凯伯尔的神学被人称为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他的文化使命观不仅影响了他的荷兰同仁巴文克、弗伦霍温和杜耶沃德，而且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现代美国神学界举足轻重的几位人物，如范泰尔、薛华、卡尔 ·亨利和寇尔森，无不受到凯伯尔的影响。世界监狱事工负责人寇尔森不遗余力地重申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寇尔森延续了加尔文主义对于创世记 1 章 16 至 28 节的解释，他认为：“自从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开始，创造的发展主要就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是人类主要的工作。人要遵守上帝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10 寇尔森同样认为，文化使命并不因为人的堕落而终止。罪进入到上帝创造的秩序当中，但并没有消灭整个秩序。寇尔森也意识到，新约圣经中确实没有特别提到文化使命。但是，他说，我们不需要找到这样的经文，因为赋予亚当的文化使命至今仍然适用。因此，“当我们被救赎时，我们不仅从驱使罪恶的动机中得自由，更被恢复实现被造的最初目的，并有力量做当做之事：建立社会和创造文化——并同时恢复本来的创造秩序。”11

如上所述，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观是建立在对创世记 1 章 28 节的诠释上。上帝在人类堕落之前赐给人类治理万物的使命，在人类堕落之后依旧不变。这就是说，基督的教会被赋予了两个使命，一个是马太福音28 章 18 至 20 节所表达的大使命，即福音使命，另一个就是创世记 1 章所表达的文化使命，二者相辅相成，并不互相矛盾。

改革宗神学的文化使命观激发了许许多多爱主的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的不同领域为主作见证。它扭转了继重洗派以来的分离主义传统，让基督信仰的光辉照进了世界的各个领域。然而，仔细寻思起来，这种文化使命观总有一些让人感到不安的成分。或许是因为这种文化使命观更多是建立在荣耀神学，而不是十架神学的基础上。陆昆弟兄说：“荣耀的神学就是试图在世界的、今生的荣耀中找到上帝的荣耀，在能力中找到上帝的能力，在丰厚的生活中找到上帝喜悦的证据等等。”12这并不是说凯伯尔、寇尔森等人离开了十架神学。他们都是身上带着十字架印记的可敬的圣徒。 可是他们的文化使命观却容易导致人对这个世界及人的文化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也容易导致人用世上的统治和力量去证明上帝的荣耀。“统治神学”或“主权神学” （Dominion Theology）的出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12

二、统治神学的文化使命观：统治世界，建立地上的国度

 

统治神学也是从改革宗神学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使命观。它所理解的文化使命是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用摩西的律法来统治这个世界。统治和治理十分相似，却有些微妙的不同。统治神学认为，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撒旦篡夺了人治理世界的权柄。上帝呼召教会从撒旦手中夺回这治理的权柄。人归信基督后，就应当去掌管这个世界，统治社会的各个领域。用统治神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诺斯（Gary North）的话说，圣经提出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统治计划：上帝的国度（文明）。在末世论上，统治神学持后千禧年观，认为这个世界要被基督化，成为千禧年王国；也只有在整个世界基本上被基督化以后，基督才会再来。教会的责任是要为基督征服这个世界，使得所有世上的文化都基督教化，将天上的模式印在地上，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这种神学因此也被称为“天国已临神学”（Kingdom Now Theology）。“统治神学”最重要的特征是相信神治（Theonomy），认为应当用旧约的律法来统治这个世界，整个社会都应该服从摩西律法，包括道德法和民事法。它又被称为“重建神学”（Reconstructionism），因为它突出以基督教的原则，特别是圣经的律法来重建社会。重建神学在政治上表现为激进的宗教右派，极其重视对基督徒的政治动员，认为基督徒应当控制政府和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并在整个社会中施行旧约的律法。

统治神学在神学界的影响并不大，但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在美国，詹姆斯 · 肯尼迪（James Kennedy）曾经建立过一个中心，叫做“为基督夺回美国”（Reclaiming America  for Christ ）。 大 卫 ·艾克曼所著的《耶稣在北京》和远志明的《神州》也不无统治神学的影子。许多基督徒并没有直接受到统治神学的影响，但他们内心深处的观念却与统治神学“不谋而合”。基督教王国的观念在人心中是那样地根深蒂固。

这让我们想起了五旬节前耶稣的门徒所问的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门徒们心里期待耶稣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神权统治，他们的盼望是地上耶路撒冷的复兴。然而，耶稣并没有给予他们所期待的答案。统治神学把上帝的主权等同于用上帝的律法来统治这个世界。他们想把上帝的国度搬到地上，却忘记了耶稣曾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约18:36）。他们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试图采用政治手段、权力等世界的方式，到头来必显为愚拙。相反，五旬节后，使徒们凭着圣灵的大能，成为搅动天下的人。然而，他们在世上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他们是以在人看为软弱、愚拙的方式，在扩展上帝的国度，彰显基督的荣耀。

 

三、低调的文化使命观：见证基督，盼望新天新地

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使命，容易导致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的乐观主义。人类历史上确实不乏福音复兴、社会变好的世代。但人类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不断进步。我们所生活的世代依然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因此，我更愿意从救恩论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使命。在我看来，文化使命不是耶稣所赐下的大使命之外的另一个使命，而是大使命的一部分。

当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救恩并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19—20）是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我主基督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被魔鬼篡夺的权柄夺回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基督的门徒就是世界的统治者。耶稣没有让门徒去统治世界的各个领域，而是赐给了他们大使命。很多人把大使命等同于福音使命。可是这大使命的内容，不仅仅是传福音给万民听，它还包含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文化使命是做门徒的一部分。做门徒、遵守主的教训包括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见证上帝的荣耀。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 你们是世上的光。”（太 5:13—14）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是在世界上做盐，防止这个世界进一步腐化；做光，照亮我们所处的黑暗世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腓 2:15—16）在实际的内容上，这种文化使命观与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观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同样要求基督徒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彰显基督的真理，但是它的目标没有加尔文主义者那样雄心勃勃。它不指望借着文化使命在地上恢复上帝的创造，更不奢望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它怀着对新天新地的盼望，不遗余力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基督作见证。它不是建立在普遍恩典之上，而是建立在特殊恩典之上，建立在十字架之上。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它所凭的同样是圣灵的大能，而不是人的聪明和智慧。

把文化使命定位在见证而不是治理或统治，似乎稀释或减弱了基督的王权。其实，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的王权也没有被动摇过。十字架上依然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约 19:19）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的时候，基督是王，德西乌斯对基督徒残酷逼迫的时候，基督也是王。那些在大逼迫中靠着圣灵的能力坚持信仰的殉道士，他们的身上充满了上帝得胜的荣耀。寇尔森引用歌罗西书 1 章20 节来说明，救赎涵盖了创造的所有层面，他也提到罗马书中受造之物将脱离败坏的辖制的应许。他以此推出，我们重生以后的使命，是修复上帝的创造，把万有带到基督的主权之下。13他却没有看到，无论是受造之物还是我们的最终得赎，都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 8: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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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Lei th,    An  Introduct 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1,        p.75.

2         Henry     R.     Van  Til,    The Calvinistic Concept  of Culture,      Baker        Book         House,1959,p.89.

3         Christopher   Dawson,  Judgement  of Nations,       转引 自 John        Le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1,      pp.75-76.

4         参见道格拉斯 · 凯利：《自由的崛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5         Abraham        Kuyper,     “Sphere Sovereignty,”          转引自大卫 · 诺格尔的《世界观的历史》，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6 年，15 页。

6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加尔文出版社，2008 年，227 页。

7         参见 Henry   R.     Van  Til,    The Calvinistic Concept of Culture,      Baker        Book         House,1959,    pp.120-121。

8         《加尔文主义讲座》，引自《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2006 年，223 页。

9         Ab r aham      Kuy p e r ,       Le c t u re s   o n   Ca l v i n i sm,     Biographical       Note,        iii,     Eerdmans,        1931.

10       寇尔森、皮尔斯，《世界观的故事》，校园出版社，2005 年，372 页。

11       同上。

12       “今夕何夕”，《教会》2008 年第 1 期。

13       寇尔森、皮尔斯：《世界观的故事》，373—374 页。

经文：
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创2:8)
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创 2:15)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已编做裙子。( 创 3:7)
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创 3:21)
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创 3:23)

一、受托治理自然

这些熟悉的经文，述说我们的根源。上帝先造园子，然后造人，这先后的次序表示人的价值高过环境。所以，人对环境应当有 “ 上帝为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 ” 的眼光、气概，今天所有注重环境卫生或居住环境的人，应当先懂得神学，因为上帝把自然给了人，人是受托付去管理自然的。以上帝托付的使命去管理自然，是文化神学最基本的原则。上帝创造万有供人享受，人享受万有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这种上帝把文化使命交给人的神学，我们要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没有用神学去了解文化，搞了大半天文化，结果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及文化使命。上帝造了伊甸园，然后叫亚当、夏娃在里面 “ 修理看守 ”；上帝把责任交托给人，而人必须向交托责任的上帝负责。人若不懂得这个神学，就会破坏了自然环境，不但羞辱上帝，还会杀害人，所以人应该寻求与受造之间的正常关系，向创造万物的主负责任。文化神学的基点就在于此。

二、犯罪已是事实

当然，我们研究文化和神学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忽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 犯罪 ”在历史上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所以，负有保护享受自然的责任，使用创造界一切物质资源的人，因为罪的缘故，已经不懂得怎样修理、看守，也不懂得怎样使用。今天人类虽然可以用各种办法享用上帝所造之物，却无法达到荣耀上帝、向上帝负责的目的，因为人把荣耀归给自己。
上帝在自然界里隐藏许多真理，这些隐藏的真理，正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的成就是文化成就的一大部分，但科学的知识并没有增加任何隐藏的真理，只不过把隐藏的真理，从隐藏的地方挖掘出来，变成公开的知识。所以科学不过是用上帝给人的理性，去找出上帝隐藏于自然界中的真理。人因为 “ 知道 ” 这些真理，产生因 “ 知 ” 而有的快乐；这快乐不是教导人荣耀自己，而是要人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科学的成就是上帝的荣耀，不应当归功于人。懂得这个道理，才能作科学家；也只有懂得神学，才能作文化使者、哲学家；也只有懂得这样的神学，才能处理社会问题。

三、用文化神学建立秩序

基督徒应当以 “上帝的道高过人 ”的思想形态去了解人的地位。上帝把看管的使命给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清楚知道：人被造一定要做一些事。因为没有人可以不做事而度日：一个不做事的人是不正常的，因为人在工作中可以享受生命。让人享受生命、享受工作，正是上帝造人的目的之一。这个 “ 做 ”，照着上帝整个的计划归纳来看，正是修理看守上帝所给我们的环境，如果我们能从正统的神学、伟大的系统架构里，看到个人的责任，对上帝、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环境、对内心，都有适当的安排、有系统的了解，我们的存在价值会早早提高。许多人只接触上帝部分的 “ 道 ”，而没有把这一点和其他点联系起来。我们应把大的与小的、小的与小的、大的与大的、小的与大的之间的关系整个建立起来，成为架构，了解个人在整个社会中的身份、责任，及他在上帝、人、物、鬼之间的关系地位、系统、层次。 研究神学就是研究何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人之所以为人；上帝、人与万物，万物与上帝、人；上帝与人，人与上帝；人与物，物与人；人与鬼，鬼与人；上帝与物，物与上帝的关系。上帝要我们懂得怎样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做上帝的代表，在世界上做人。这样，文化的问题、科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全部都可以在神学的基础里，确立真正的方向，建立真正的基础。

四、耕耘性的社会文化

文化是在人犯罪以后被建立起来，这个文化和原先托付的文化使命，到底有何不同？上帝把文化使命托付给人，但是自从人犯罪后，就没有办法正确地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只能以罪人的身分去处理环境，耕耘田地。“ 文化 ” 就是把环境中有关生存的一切条件，耕耘成一个合乎理性、合乎价值观的系统。所以文化就是一种耕耘。
“耕耘”这个字是犯罪以后才产生的，犯罪以前所用的名词是“修理看守”，犯罪以后所用的名词才是 “ 耕耘所自出之土 ”。耶和华把亚当、夏娃赶出去，要他们耕耘所自出之地，所以，人就流汗耕耘，建立了文化社会。人无力“修理看守”，只能“耕耘土地”。人“耕耘”、“流汗”，建造了文化社会。这个创造不是从无变有，而是从乱变成比较不乱(有时候是更乱)，把这个世界变来变去，没有一定的做法可循，每一个朝代都轰轰烈烈地兴起，又凄凄淡淡地衰败；每一个朝代都因伟大的观念诞生，因现世的失败倒下，文化就在其间继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五、需衣蔽体的社会文化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产生很特殊的情绪 —— 羞耻，这种感受是犯罪之前没有的，他们变成需要穿衣服的人。因此之故，文化与衣服有很大的关系：服装是文化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不穿衣服的民族，我们就说他没有文化；文化和衣服有关系，这关系正是始于创世记第三章。亚当犯罪以后，感到不穿衣服很羞耻，就把树叶摘下来编成裙子。他解决了罪恶的问题了吗？没有。他以为摘下来的叶子可以万古长青地遮盖他的羞辱，却不知道凡是与神隔绝的就必枯干。这样，所穿的那件衣服 ( 也就是文化的开始 )，不是万古长青的。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不衰微。
有位社会学家，认为世界几十种文化都有春夏秋冬四时期，有萌芽时期、开展时期，也有衰退时期、消亡时期，可见文化并非长青不衰的。

六、不义的社会文化

叶子摘下来编成裙子，亚当和夏娃以为在叶子的保护之下，他们的羞辱可以被遮盖，成为 “ 义 ” 人。但这个文化所建立的 “ 人的义”，却不等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义”。后者指的是上帝的义。人所建立的义如同什么？以赛亚书64章4至7节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记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

以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的义在上帝面前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义不能遮盖我们的罪。这段经文提到两件事：叶子会被公义的太阳晒干，圣灵的风会把叶子吹掉。风把叶子吹掉，人所遮盖的羞辱都要显出来。
六七千年堆积起来的文化，为人类带来什么好处？若你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可怕的凶狠和野蛮的本性，你还相信有所谓的进化吗？若你看见英国人为了足球赛凶狠地杀人，你还相信这是文化大国吗？我12 岁时听过一段讽刺的话，至今印象深刻：某个展览会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展览古代野蛮人的武器，另一个房间放满最聪明、拥有最高技术的现代人的武器。古代人的武器只是石头、木头，每次只能杀死一个人；现代人的武器是原子弹，一杀就是几千万人。一次杀死一人叫野蛮，一次杀死几千万人叫文明，真不知哪一个才是文明，哪一个才是野蛮！

这样说并非否定文化，文化确实有一些功用，但是不能把文化绝对化，因为文化是犯罪以后的产品。文化一旦被绝对化，就会成为福音的拦阻。比较野蛮的人容易接受福音，反而自以为文化高深的人，有很多抵挡福音，这岂不是表明，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易被有文化的人接受吗？但请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很肤浅，只适合野蛮人。不是的，野蛮人能接受福音，高级知识分子也能接受。

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降服在真神面前，正说明福音的大能对希利尼人、对化外人都能产生功效。

七、上帝赋予人 “ 文化性 ”

谈到文化，不得不先思想 “ 文化性 ”。“ 文化性 ” 是文化之因，正如 “ 宗教性 ” 是教之因， “哲学性”是哲学之因， “科学性”是科学之因。“ 因 ” 所产生的 “ 果 ”，就是成绩；而这个 “ 因 ” 是能达到成绩的本源。比如说，人若不是有宗教性，就不可能产生宗教；若不是有文化性，就不可能产生文化。“ 宗教性 ” 是宗教产生的原因，“ 文化性 ”是文化有成就的原因，所以宗教性、文化性是潜在因，而宗教与文化是产品。

“ 文化性 ” 是人受造时潜在的本性，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文化性放在人里面，而文化性是为了完成上帝给人的文化使命。人犯罪以后，文化性受到罪的玷污，文化使命不能完成，慢慢产生了罪人的文化。罪人的文化与原先的文化使命相差太远了。上帝把文化的使命交给人之前，已将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注入人里面，人才可能有文化的成就。可惜，人犯罪以后，开始误用人堕落的理性 ( 我称之为堕落性 )。这堕落性是文化与福音之间的分界。

八、罪玷污人每个层面

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特别提出了一个要点，认为罪已经侵蚀人的每一个层面。这并不是说人完全没有上帝的形象，如果人完全没有上帝的形象，人就毫无价值可言，也不可能有 “ 价值观 ” 存在。这句话乃是说，人还有上帝的形象，只不过上帝的形象已经受到罪的玷污，并且每一个层面都被玷污了。罪恶不但如阿奎那所说，发生在意志的层次，罪恶也发生在感情、理智的层次。理性既已被罪玷污，所以无论文化多有成就，都不能逃脱罪的捆绑。文化使命的终极目的是要借着对自然的了解、对自然的使用来荣耀上帝，而非基督徒根本没有办法借着科学知识荣耀上帝，他们只是借着科学知识荣耀自己、羞辱上帝，这表示他们不能正确地使用理性。他们虽然可以用理性找出许多知识，但最终的目的没有办法达到。现在我们要思想一段重要的经文：“ 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这两句话把文化的总和提出来。什么是文化呢？字典可提供许多的定义，但我们要从圣经找出定义。在这里先要解释两件事，第一是 “ 思想形态 ”，第二是“ 生活方式 ”。内在的观念思想，是外在生活的动机，是左右行动的原理，这个左右行动、支配生活的原理，就是思想形态，就叫做意念。用各样的方式，把生活活出来，这外在的表达叫做 “ 道路 ”，就是哲学提到的生活方式。所有思想都要表达于行为中。那两句经文综合起来就是，上帝向人说：“ 人啊，你堕落以后，还会照着我给你的形象去寻找道路和真理吗？你寻求理性的表达和生活行为的完全吗？你寻求真理、道路，寻求怎样成全自己的意念吗？在你寻求意念这个绝对性的方向中，岂不证明我的形象在你里面吗？ ” 有话说人人都有佛性，人人可成尧舜，这不过是表达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应尊重文化的追求动机，尊重人求全之心。但求全之心在哪里？它在我里面。而我是谁，我是在罪里面；在罪中的我，虽有求全之心，但这求全之心不能带来真正成全，这就是文化的毛病。

九、自然宗教、文化的关系

宗教是什么？宗教和文化一样，都在寻找 “ 价值 ”，只不过 “ 文化 ” 是向外寻求，“ 宗教 ” 是向内寻求。中国的思想家把宗教归纳成三个字：真、善、美。用这三个字来谈文化也很适当，因为文化也是在追求真、善、美。“ 真 ” 的对立面是假，“ 善 ” 的对立面是恶，“ 美 ” 的对立面是丑。在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中，人要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这就是文化系统。

现在来比较上帝的自然与我们里面的文化性、宗教性。上帝创造了自然界，我们居住的环境，人对这个环境怎么反应呢？     “ 文化 ” 就是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反应。意思是说，上帝把自己一些很特殊的本性，如永恒、能力、智慧、存在表现在受造物之上，借着所造之物，我们虽然看不见上帝，却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无法推诿，这正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对于这位借着受造之物启示他的存在、永恒、权能和智慧的上帝，我们怎么反应呢？我们去寻找他的价值，寻找的这个过程就产生了文化。其实，宗教寻求本身就显出宗教并非绝对性的真理，因为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怎能认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呢？一个寻求道路的人，怎能认为他自己就是道路呢？文化与宗教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堕落限制之下，以求全之心把自己完全化了；在相对界中，以绝对的精神把自己绝对化了。结果，人就夺取了上帝的荣耀，不承认自己的有限，排斥福音；所以，文化愈高的地方，排斥福音的力量也就愈大。

十、文化不乏对启示的了解

上帝借着他的话创造诸世界。所以我们研究科学，研究物理，研究心性的时候，发现万有都有“道”运行其中。 “道” (Logos)运行于诸世界中，这句话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证明出来了。所有表示学科的名词都是以 logos 作后缀，例如地质学就是 geo 加上logos，而神学也是 theo 加上 logos，其他如psychology，physiology，pathology 等等也是如此。这岂不是说在人的文化中，可以看见 “ 道 ” 的影子吗？在文化界里有上帝形象的表达吗？希伯来书说：“ 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 “道”就是世界的成因，世界也是被他的命令托住的。斯多葛派的哲学提出了两个词，一个词是宇宙性的 “ 外界 ”，另一个词是内心性的 “ 内界 ”。“ 外界 ” 有一个运行大自然的原理，这原理就像老子所讲的 “ 道可道，非常道 ” 及 “ 先天地而生、为天地之母 ” 的“ 道 ”。这个 “ 道 ” 运行在大自然中，独立而不改。独立而不改的 “ 独立 ” 就是神学讲的上帝本性的 “ 自我存在 ”、“ 自我依靠 ”，“ 不改 ” 就是没有改变、没有移动。亚里士多德提到 “ 不动的动者 ”，老子提到 “ 独立而不改 ”，这表示文化也含有一些对上帝自然启示的了解。在斯多葛派的思想里，1ogos 这个词所指的大道，也就是约翰福音1章1节所用的词，中文翻译为“道”。“道”这个字就是14章6节所说的“道路、真理、生命 ” 的道路。其中前两样是世界文化稍微接触到的，第三样，世界文化无法接触到，因为人已经进到生命的朽坏里了。斯多葛派除了提到外界有一个运行在万有之中的道，亦提到人是唯一了解这个道的另一个小道，运行在外的道叫做 1ogos，运行在人内心的道则是小道。人渴望了解里面那个道与外界之道的关系。

十一、文化无法解决人与自然的

关系要彻悟、了解这层关系，人就得透过两个本性去追寻，一个是宗教性，一个是文化性。宗教和文化都盼望彻悟宇宙的真理，而 “ 彻悟宇宙的真理 ” 不是为了我作主体、荣耀自己；真正的意义是让我与真理的本身合而为一，好像中国哲学所讲的 “ 天人合一 ”、印度哲学所讲婆罗门和阿德曼的结合。

婆罗门是宇宙的大道，阿德曼是人心里的小道。但是文化、宗教所追求的结合，无法产生真正的结果。亚当修理看守失败，逃走，把叶子撕下来乱遮盖一场，建立了穿衣遮盖的文化。为什么不穿衣服会感到羞耻呢？人对人体感到羞耻，是文化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男人的身体多么漂亮，女人的身体多么漂亮，但是人却羞于把漂亮的身体展露出来。为什么脸上的肉晒太阳不要紧，露体便很羞耻？对自己身体加以欣赏，却又对其感到羞耻，是文化的矛盾。

文化盼望达到最高遮盖羞辱的程度，却另有一种期望，希望忽视羞耻，展露美丽的身体。人企图用直觉的画面、雕刻解决这种矛盾，所以，给石头披戴人形，借着石头表露漂亮的、艺术的身体。石头不会害羞，一直看它也不要紧，它没有逃走的能力。人就用这种办法解决羞耻，解决矛盾。

十二、上帝的解决方法
人盼望借着文化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上帝的方法又是什么？上帝对亚当说：“ 把你用无花果树叶做的裙子脱下来，穿上我为你预备的皮衣。” 这对人而言很困难，因为脱下来的那一霎很难受。明明是有文化的人，却叫我接受你的福音；明明辛辛苦苦建立起一个系统，你却把它否定掉。上帝说：“ 是的，因为那不是我为你定的。” 这就是福音不被接受的原因。永恒的道，曾经来到世间，把恩典与真理向人显明出来，而且是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这向人显明的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 约 14 :6)耶稣来到人间，正是为了解决人堕落的罪恶。所以，彼得前书1章18至20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这至高之主，竟然降卑自己，虚空自己，道成肉身，从天而降，乃是要在人间显出上帝的爱，为人间带来真理与恩典。圣经说：“ 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这两句经文就是说：“ 上帝啊，你的道高过人的文化；你的意念高过人的哲理；你的生活方式高过人寻求的生活方式。” 透过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得以知道上帝的意念及上帝的道路。  蒂利希说：“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应当成为结束所有宗教的一个启示。” 当我再三思考这句话，将它与圣经一贯的真理串连起来，发现这句话太伟大了：因为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所有宗教寻求的答案。

十三、从今以后
在这里，我们需要停下来，衡量我们所探索的价值是永恒的不是？以永恒的价值观来看，世界的文化需要重生，世界的文化需要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道重新光照，看见并除去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中合理的地方。合理的地方是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反应，不能荣耀上帝的地方要改过来，变成荣耀上帝的。我们传扬福音，并不是否定所有的文化，只是说人为的文化中，所有与上帝的道相悖的地方，一定要找出来，以上帝的真理去建立新的系统。
盼望今后的你不是夸无花果树的叶子，而是穿着耶稣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义袍，对主说：“主啊！我的义不是永恒的义，你的义才是永恒的。我愿意靠着你的真理，行在你的旨意里。”

今天我们听到主耶稣差派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中去的呼召了吗？还是我们只听到了我们不属世界的断言？今天我们真的带着主所托付的使命进入这个社会中了吗？还是我们仍然徘徊在这个社会生活的边缘？……
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面对将要暂时与他分离的门徒们，举目向天上的父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 17:15—18）在这里，主耶稣求父使门徒们脱离那控制世界的恶者，将他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就是用真理的道将他们分别为圣。不过，主耶稣没有求父让门徒们离开这个世界，反倒要将他们差到这个世界中来，就像父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中一样。与世界分别不等于与世界分离。

其实，不属这个世界并不意味着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不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意味着只是被动地等候着主的再来。与世界分别的目的是为了主动进入这个世界，而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要从中分别出来。在从中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才听到主的呼召和差遣，从而作为“基督的使者”带着主所托付的使命进入这个世界中。今天我们听到主耶稣差派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中去的呼召了吗？还是我们只听到了我们不属世界的断言？今天我们真的带着主所托付的使命进入这个社会中了吗？还是我们仍然徘徊在这个社会生活的边缘？进入世界或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与我们在真理中成圣的深度与广度乃是成正比的。如果在生活领域，我们把主托付我们进入世界的大使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向更多的人重复同样的话语，或者主要限于教会的福音聚会及短宣活动，我们进入的深度还不够；如果在文化领域，我们把基督信仰进入本土文化简单地理解为只是用中国传统的术语对教义进行重新表述，或者用教义附和地去解释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我们进入的深度还不够。在真理中成圣不只是意味着我们记住了一些圣经的话语或真理，更意味着这些真理已经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进一步地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有价值观指导的、能够被人看到的生活方式。

这种在真理中成圣的生活方式一旦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它就开始在文化的深度上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而它所涉及的领域决定了进入社会生活的广度。盼望有一天，这种生活方式会把对永恒真理的执着寻求重新带入大学校园；会把对有上帝形象的人生命的尊重带入矿山；会把从无亏的良知出来的诚信带入中国的食品行业；会把从基督而来的对痛苦无助之病人的怜悯带入中国的医药领域；会把对社会公义的不惜代价的追求带入司法体系；会把甘心作为他人仆人的心志带入政府机关。

本期的主题是教会的文化使命。如此之大的主题让人惶恐不知从何说起。感谢各位作者对这个主题的关注及赐稿。所辑文章仅表达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不代表本刊立场。但愿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的探讨有助于中国教会对其文化使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