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歌》中的爱与死:主体有限性的两个端点/张晓丹

 

古今中外,人生会不同,但爱与死恒久。这两种极端经验催生出无数美文,然而每当它们临到自身,仍会因其极端性而迫使人重新整合对“我”的定义。

因此,在圣经的爱情诗集《雅歌》的高潮部分,出现爱与死的交织,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因为爱情如死亡般顽固,深情如阴间般残酷”(歌8:6cd,本文《雅歌》及其它文献引文为作者自译。)。

本文 <1> 以《雅歌》8:6为契机,阐述人有限生命的意义并不源于人自身死亡的纵向终点,而在于人对所爱之人的“他异性”(alterity)与“不可漠视性”(nonindifférence)的感受,领悟到“我”存在的横向终点,而正是后者赋予人存在的意义。

 

一、从诗歌出发

 

既然《雅歌》以诗为体,我就先探讨一下怎样梳理出诗歌的意旨。诗歌邀请读者涵泳其文字,化入其意境,而后产生共鸣。不加沉淀就总结主题的做法,暴露出读者仍滞留于线性单向思维的窠臼中,有陈言或管见之嫌。许多人欣赏不了诗歌,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愿意走出熟悉的固定思维模式。简言之,读诗的关键在于人能否、如何,以及在哪里触碰到促发此诗的缘由,并将共鸣所得折射出来。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借奥菲斯(Orpheus)的神话 <2> 对诗歌的源起之处作了精辟阐述:

      希腊神话如此认为:追求对深处的无量体验(the measureless experience of the deep),当不以其本身为目的,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作品才能被创作出来;而对深处的无量体验,被希腊人看作是一个作品的必要条件及其无量性所在。深处不会直接展示自己,它只能通过隐匿于作品而得以显露。这是一个基本的、无解的答案。

      但是,神话显明奥菲斯的命运恰恰不屈从于这个终极法度。故此,当奥菲  斯转向尤丽狄斯时,他就摧毁了这个作品——它立即瓦解,而尤丽狄斯也归于阴影。当他回头,夜晚的基本属性被显示为非基本的。因此他背叛了作品,以及尤丽狄斯,还有夜晚。然而,不转向尤丽狄斯并不就减少了一些非真实性。不回头看意味着对无量的背叛,是他行动中不明智的力量。该力量所求的不是白昼真理中的尤丽狄斯和她的日常样式,乃是她夜里的晦暗,是她的距离,伴随着她关闭的身体与封缄的面容;它所求的不是在她可见之时而是在她不可见时看见她,且不是以常见生活的亲密性而是以排除一切亲密的他异性来看见;它所求的不是使她活着,而是使她死亡的丰满活在她里边。<3>  

当奥菲斯不及思考就回头挽住要滑倒的尤丽狄斯时,他对尤丽狄斯的深情促发并毁去了他的作品与尤丽狄斯的复活。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场景:看向她,导致他的作品无法完成;或者不看,导致他的作品永远不足。但是,看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人执着于表象上的二元论,选择两者任一都不能触碰到对无量的体验。虽然死亡可以通过尤丽狄斯回归阴间来界定,但奥菲斯作品完成所要求的死亡之丰满,却溢出这种消殒。死亡的丰满是超出人自我能力,乃至连死亡也不能瓦解的吸引。它所启示的不是一种击溃主体微弱力量的可怖实力,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终点,一种瓦解成为作品、身份和历史之核心的自我意识、并标记其边界的极端性。文字不能直接描述人对无量的体验而不背叛它,因为无量无法被总是想自圆其说的逻辑再现,但它可以通过文中折射出的主体经验,而使读者感受到文字中通向外面的出口。

 

二、爱显明的边界

 

有似于奥菲斯的处境,《雅歌》8:6的源动力也不是爱情和主体之间的实力对抗,而是女子无法不背负相思的灼烧,因爱而憔悴、因爱而反思己身的被动性(歌5:8)。在《雅歌》里,亲吻爱抚或倾诉衷肠都好像饮鸠止渴,因为一切主动施为都无法实现其目的:少女渴望她找不到的爱人(3:1; 5:2, 6),或者找到但不能亲吻(1:2; 8:1–3),或一时能恣意但不可在之后的每刻都如此(8:5–6)……保持她欲望烧灼的,正是她所爱之人的晦暗与不可控:“那就是具备其一切超验纯洁的情爱……作为一种直接关系,它给出又保留它自己,其中他者就是他者,保持了神秘性”。<4>  爱情能如天涯芳草,绵延不绝,固然心心相印的牵引很重要,但最重要的不是两个具体存在(无法达成)的合一,而是使这种合一变得无望的剩余。不是两个圆重叠的部分,而是重叠之外各自的样子,使得爱人总是值得渴求。在恋爱里,人被一再地吸引,走向自我存在之外,走向在他者的他异性中惊鸿一现的无量。

爱人的他异性体现在即便是肌肤相亲时,对方仍有遥不可即之处。溯洄求之,辛苦到想放弃?相思已成疾。辗转反侧中主体渐渐卸下做作拿捏和自我保护,体认到面对爱人,我早已失去主动。经由爱而触碰他者,迫使主体认识到他者不能被弱化为物品,被我占有;相反,对方早已掌握我的心魂核心,影响我所是所行。对背负爱情的主体而言,他者不可掌握亦不可放弃,使我被阻留中途,既不能退回自我的窠臼,也不能与他者完全重合。这样体验到的他异性,将主体从日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惰性感觉中唤醒,认识到在主观能动性覆盖下的源初被动性。

如此,心有所爱的人尝到死亡的滋味,因为爱情临到如同死亡登场,彼时我是“不再有能力来有能力”。<5>  如同死亡,爱情消解一切作为主格的我所能主导的行为,裸露出底下一直在承受的、作为宾格的我。“与其说是力量,对于主体,爱情与死亡的比较点是不可逃避性”。<6>  也就是说,“如死亡般顽固的”爱情使人醒悟,回顾所来径,在苍苍翠微般的意识结构下,感受到一直被动存在的主体性。在爱情的追逐中,支撑起主观能动性的努力,无论多么强势,不过是在自我的世界里隔靴搔痒,却无法触及在外面的他者。因其徒劳,当努力与我执一同瓦解时,就显露出主体在横向维度的边界,人也明白了“我”存在的意义需要他者来引发。没有他者的呼唤,我在与否没有意义,正如希伯来语“我在”(hinnēnî)是对他者呼唤的回应(撒上3:4, 8, 16)。人存在的根基并非一个不可分离的意识核心(cogito ergo sum),因为人内在的最深处已非浑然,早有一扇通向外面的门(歌5:2)。在那里,人的意识被外来的声音唤醒,被敦促要回应他者的需求。我乃是因他者而活、而鲜活;这可以由爱情故事中几多活死人与终不悔得到印证。体认到这被动的主体性,才明白人乃是因他者才活出意义。 

然而,在爱情中显露出的深情或言外之意(le dire)是被动的,无法进入作为主动行为的作品。当写作的人过多地停留在言说(le dit)上,它就容易被说得过多而又不足。<7>  诗歌作品是有意识的尝试,但创作灵感的来源却超出了意识和工作。诗人的呼召与使命,在于尽自己的力量追逐,以求跨越那不可凭力量跨越的距离。通过用文字来捕捉灵感,被灵感触动的诗人在无限趋同的理性白昼里书写一个出口,警惕总想归于主题的回弹倾向,保持那虽然所触比意识所及更深远却又更为贴心的、对他者的亲近感(proximité)。

正如布朗肖的文章所示,诗意的写作方式虽然可以有意识地使用清晰的语言,但它不止步于自洽的逻辑循环,而是点燃人对其言外之意的渴望,并借此揭示意识的非基本性。布朗肖的读者被触动,看到智性因无法自足而不得安息,觉到无面真理之外的真诚,由此体验到从我存在的世界到不可知外界的出口。<8> 此处的“外界”,并不是超过我们感知范围的天界或者宇宙边缘之外。与其说外界是包含了不具备任何可见性的不可见之物的另一个世界,不如说它表达了“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是何等的不可见”。<9> 与其说它是一个不知可否用知识填补的沟壑——比如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或者物自体——不如说“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以主体经验为依据,指控我将他者同化为不能启发灵感的象征符号。在写作和阅读中,“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也提示了从言说到言外之意的这一伦理转折。诗人通过构造文字(言说)以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方式来传达其初衷(言外之意),仿佛无心插柳却遥遥中节;而读者也需要用心接受,才能从言说回溯到言外之意。比如,“我爱你”可以用一千个方式说出来:“系好安全带”、“晚饭想吃什么”、“今夜好梦” ……我们接收到了吗?

被无量的体验触动,并通过诗歌文字追求它。这胜过渴求万物在其中消失的第一个夜晚,也胜过“万物消失”出现的另一个夜晚。<10> 正如言说和言外之意这对概念所试图表达的,这个地方不在文字之内,却无法离开它而独存。它需要读者忍受对涵泳文辞的不耐,像品味水果硬糖一样,穿过沉淀在语言结构中的套路,而寻觅诗歌意义生发处。诗歌的言外之意,可说是诗人嘘出的一口气,以回应其为诗意触动时所倒吸入的那口气。因他异性的触动而产生灵感,由我的感动而倾倒文字;这呼吸间有容易忽略却不可跨越、简单又丰饶的历时性鸿沟。而在以同时性状态展现的诗歌中,则体现为以主体感受的不可替代性,来呼应他者的他异性。这也正是诗歌无限趋近却不被白昼同化,人可以披挂万千角色而保留真诚的缘故。

我与他者之间的鸿沟,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人对爱与死的体验中。比如,奥菲斯思念他永别爱人的作品,通过欲望与其否定间的深渊而裸露出至诚。《雅歌》5:6ab则以顶真的手法来突出两个“我的爱人”(dôdı̂)的不同,举重若轻地抛出主体对绝对差异的体验:

       我打开给我的爱人

       但我的爱人已转身离去

第一个“我的爱人”前承上文,指的是常驻我心、牵动我魂的他;第二个“我的爱人”提领下文,指的是身在外面、由不得我的他。两个“我的爱人”隔着诗行和连词(waw),重复却不可重合,显明对主体而言,被体验为我内在核心的他者,与其身在外界的他者不同。这种差异是主体无法凭借自身努力来消弭的。不论我行多远,声多高,都在我的世界里,而他在其外(歌5:6c–e)。通过我的切身感受体认到他者的他异性,接受只有他愿意我才能亲近他的前提,人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因着爱,他者让我经历我的边界、核心和孕育之地,从自保的生命胚胎里长出成熟的人之形象。

因此当《雅歌》发展到高潮,女子请求献上自己为印章(歌8:6a),以便永在爱人心怀。因着对爱人的炽烈感情,她情愿使自己如他的印章般眷守他的爱与爱抚。这里她所求的是和平(šālôm;歌8:10)而非合一。她所留的这个余地,来自她对爱人他异性的体验与回应。她知道彼我之间的鸿沟,知道他为主而我为宾,知道自己无法放弃,因此请求而非强夺,亲近而非占有。换言之,作为主体的人得以被确定(即被裁定为有限的),是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différence)。同时,因着爱,我对他者无法漠视(non-in-différence);因着爱,这种差异所引发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三、死亡的意义 

 

如果将死亡理解为不可能性的可能性,死亡的丰满就可以表述为“那无法被掌握的无休止地重复”。<11> 死亡的意义不在于我对自己死亡的焦虑,而在于我对离别的他者那可被压抑却不可休止的哀悼。<12> 人对死亡的基本体验,不是当所有生命从存在被取出后留下的苍白。这个描述其实使死亡的意义贬值了。对人来说,我之为我其实深受他者的影响,我所搭建的世界由我与他者的关系支撑,但这又是我所熟视无睹的。当他者离去,其所留空白迫使我感受到日常生活里曾经视而不见的。当他者死亡遗留的真空使人自以为是的核心内塌,哀伤的不可终止就暴露出他者对我的极端重要性和我存在的意义,以及这一体悟无法被意识掌握。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著作《非常少,几乎乌有》始于他对已故父亲的怀念。在这本书的第二版序言中,他承认:“与我的父亲一样,我已死去”。<13> 岁月流逝,对亡者的怀念更深地沉入人心魂幽处,乃至于在意识里显得越发淡远,但对这书中说“我已死去”的“我”来说,却没有终了的一天。每个曾有所爱离去的人,都活在这样的怀念里,自知与否的区别在于我是否拥抱自己源初的被动性。诚实地接受人已逝而情未尽,我就以自己的生命活出死亡的丰满。通过无休止地背负那不可背负的,爱与死显得一样顽固。更准确地说,当主体见证并且背负我和他者之间的无量深渊,爱就胜过死。这样真实活着的人,也达到自我存在的边缘,并溢出丰满的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通过其所是或所示来标记自己。<14>  比如个人历史、家庭传承、社会角色、常见的野心或者独特的风格。不过,人之为人的意义,不在于混同具象而拒绝超验的唯物,也不在于将万物看作泡影的顿悟。其中分寸或可用孔子立足中庸而心怀敬畏的人本主义来类比:人之为人的意义,总是包涵在那些可以掌握的具体内容中,但如果人执迷于物象或理念本身,反而会背叛这一意义。以人对逝者的追思为例:对已不在身边的“你”的怀念,不是为着正视历史,不是为了重建自我。在一切分析之前,此怀念是我对他者永不停歇的负担。追忆又遗忘,每一天我保护自己不至背负过多乃至崩溃,但又指控自己没有足够背负以致背叛深情。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底下反反复复如潮水的爱,而不是记忆或者遗忘。追求爱人而觉到我的尽头,因为他可被触碰但却不可占有(歌3:4; 8:6);恐惧他者的沉默,因他者没有回应而受伤(歌5:8);痛苦于他者的雪泥鸿爪永在我心,而斯人却在我不可染指的外界(歌5:6):这都是人触碰到自身横向边界的表征。

不过,他者的他异性并非只在两情相悦时才能展现;如果用心去看,陌生人也可以露出在社会角色底下“问责于我”的他异性。这不可见的他异性体现在当我面对他者时,我身上一种不可替代的责任感被唤醒了。譬如,陌生人在人海中对我微笑,此刻没有人能代替我回应他的善意;凡有替代,已不是我。

        人在其所是或所示为其自身之外,可能不会有别的意义——这是确凿的吗?意义不正在于他人作为首先出现之人的脸,以及他作为一个他者[autrui]的他异性(或其异域性)吗?这一意义如此维系在他的脸上,不正是因为他对我的呼唤,或者他加诸于我的责任感,维系于此一他异性吗?这加诸于我的份量,这种陌生人给我的委任,不正是神“登上舞台”、或浮上脑海的方式吗?——这位为神所爱并且神借其要求问责于我的陌生人,是我的“我在”所要见证的。<15>

可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被我无法对他者履行责任的亏欠感唤醒的。对他者的责任感是我能够意识到之前(歌6:12)就已被加诸于我。因为责任感先于自我意识,所以当我意识到时,我已然迟到:“我打开给我的爱人,但我的爱人已转身离去”(歌5:6)。此外,这一责任感可以是任何人赋予我的,导致我无法面面俱到,因此亏欠感或清晰或暗昧地萦绕着自我意识。故此,《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马克尔在他死前平和地说:“我们每人都对所有人犯了罪,而我尤过旁人”。<16> 这种亏欠或者犯罪感还因为我对他者的责任是不可替代的。每个会说“我”的人都被他者唤醒了自身的独特性,无法被可格式化的社会职能同化。

这里的他者,是任意一个在我鲜活的感性平台上“首先出现之人”。不论是普鲁斯特眼中卖牛奶的姑娘,还是戴望舒所遇丁香般的女郎,她在那刻如此地触动了诗人,乃至他不写首好诗都感觉对不起良心。不过他者所呼唤或激发的,并不是因私心而有等差的小爱,而首先是人人皆有的无法漠视之念。每个将他异性展现在我面前的人,都因其彰显神命令的脸而遗留着神的痕迹:通过我为他者承担责任,不可见但可觉察的神就登上了舞台,而我也获得透过可见之物看见其不可见性的超越体验。虽然爱情可能流于扩大化的自私,但它最基本的触动是令我透过爱一个人而谦卑自己、对所有迎面而来的人心存慈悲。两情相悦只是最容易让本来自我中心的孩子看见他者、体验无量的契机。

不论人如何完美地掌控自我的存在,它既不回应圣经中人类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恶,也不回应从至高者而来的命令。发自于对自我的关注并回弹向自我生存,是被利而非善驱动的。即便人能保持这种存在状态,冰冷的独存总是短缺了什么:“完美是不完美的,因为它满足于自身”。<17>  因此,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人经历他者之死的体验中寻找死亡的意义,<18> 并最终在我愿为他者赴死的情境中找到了。常人因欲求生而愿死在人后,但对于有爱的人,死在所爱之人身后意味着我将用活着的时光品尝死亡的丰满。诚如狄更生所言,“被爱着的人无法死去”(“Unable are the loved to die”),<19>  他虽死犹生,而我虽生犹死。与此相对应的,当我为他者赴死时,所有主观能动功能(意志、头脑与行为)都正确地跟从主体源初的被动性、跟从我对他者的责任感,而不被浮云或私欲蒙蔽。这样的我活出了人一以贯之的那口气,显示出天然真实、未被玷染的人性。在那时,我终于尽自己的生命满足他者对我的呼唤与委责,虽然不一定及时,不一定够用,但穷尽我所是与所能,实现了我作为人的意义。

简言之,从《雅歌》8:6中爱与死的比较出发,可以抵达这样一个推论:爱虽如死一般不可抗拒、只能亲受,然死亡的丰满显明爱胜过死,是“我”所从来;又因着爱,我活出真性情,愿为你赴死。当人涵泳《雅歌》,如鱼肚子里外都是水;当人如亲历爱情一样品味《雅歌》的言说及其言外之意,允许爱的动静浓淡在自己的感性上引发共鸣,我们也就应邀体验了《雅歌》爱的教育,在自己的最深处如百花绽放,宛如馨香祭。

 

<1> 本文另一版本见:Sarah Zhang, I, You and the Word “God”: Finding Meaning in the Song of Song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6), 128–140.

<2> 奥菲斯和尤丽狄斯的神话有不同版本,其主要情节是奥菲斯因思念死去的爱妻尤丽狄斯,凭其迷人的音乐和诗歌感动阴间之主,得以亲自将尤丽狄斯从冥府带回人间,但条件是一路上他不能回头看。当他带着尤丽狄斯来到阴间出口时,他却情不自禁回头,而尤丽狄斯随即化为阴影再次死去。参见:W. K. C. Guthrie, 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 A Study of the Orphic Move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Maurice 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n Smock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171–172.

<4> Emmanuel Levinas, “The Other in Proust,” in Levinas, Proper Names, trans. Michael B. Smith (London: Athlone, 1996), 103.

<5>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34; Richard A. Cohen, “Thinking Least About Death—Contra Heidegger,” in Levinasian Meditations: Ethic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8.

<6> Cohen, “Thinking Least about Death,” 65.

<7>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用类似的语言描述关于爱的文字:“他们说也说不够,同时也已经说得太多,宣告得太多”(“Shattered Love,” in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87–88)。 

<8> Levinas, The Poet’s Vision, in Proper Names, 135. 布朗肖借托马斯之口而说的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思,故我不在”(Blanchot, Thomas the Obscure, trans. Robert Lumberton [New York: David Lewis, 1973], 99)。

<9>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如此描述布朗肖小说和短文中空间的重要性(“La Pensée du dehors,” Critique 229 [1966]: 529; 转自:Steven Ungar, “Night Moves: Spatial Perception and the Place of Blanchot’s Early Fiction,” Yale French Studies [1979], 124)。参考:Kas Saghafi, “The ‘Passion for the Outside’: Foucault, Blanchot, and Exterio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hilosophy 28 (1996), 79–92.

<10> Blanchot,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63.

<11> Levinas, The Poet’s Vision, 132. 

<12> “我认为人之为人正在于向他者之死打开自我,在于被他或她之死而占据心思”(Emmanuel Levinas, Alterity and Transcendence, trans. Michael B. Smi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7–158)。重点为原文所有。

<13> Simon Critchley, Very Little, Almost Nothing: Death,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xv.

<14> Emmanuel Levinas, “Notes on Meaning,” in Of God Who Comes to Mind, trans. Bettina Berg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7.

<15> Levinas, “Notes on Meaning,” 167.

<16> Fyodor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London: Dent; New York: Dutton, 1927), 742.

<17> Gabriel Marcel, Metaphysical Journal, trans. Bernard Wall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52), 210–211; quoted from Emmanuel Levinas, “A New Rationality: On Gabriel Marcel,” in Entre Nous: Thinking-of-the-other, trans. Michael B. Smith and Barbara Harshav (London: Continuum, 2006), 54.

<18> Simon Critchley, How to Stop Living and Start Worrying: Conversations with Carl Cederströ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0), 39–40.

<19> Emily Dickinson,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ed. Ralph W. Frankli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611.

 

题图为英国阿申丁书社(Ashendene Press)1902年版《雅歌》(The Song of Songs which is Solomon’s,所罗门的歌中之歌)。绘图者是英国画家弗洛伦斯·金丝芙(Florence Kingsford,1871—1949)。

此图出自:

https://www.smu.edu/Bridwell/SpecialCollectionsandArchives/Exhibitions/FiftyWomen/ModernBinders/Kingsford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世代》文章,请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联系:kosmosedit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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