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皂》收在鲁迅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中，完成于1924年，这是自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即将结束的年代。
当年，鲁迅先生曾以笔为枪，积极参与这场启蒙运动。他用杂文针砭时事的同时，也用小说暗讽人心。作为一个创作者，鲁迅先生属于那种心热笔冷的作家。故事所涉，无非普通人的凡常事，或乡间或小城或都市，叙述口吻从容淡定，近乎漠然，字里行间透着寒气，令人掩卷之后，很难心安。而且草草看过也不容易明白，非得转回头去一读再读，才能稍微理解。
《肥皂》在鲁迅众多短篇名作中，不是最有名的，但从写作技巧上来说，却是相对最成熟的一篇。
女人的无名与纸锭
我们先从开头读起：
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
这段开头，乍看极其普通，琐碎到没什么意思：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女人，坐在下午的日光里，和一个有乳名的女儿一起糊纸锭，听见丈夫走进来，却没理他。
再读，会察觉到，这段开头，虽过于家常，充满烟火气，却自有一股生动劲儿，并在短短几句中带出隐隐的张力——她明明听见丈夫的脚步声，竟然像没听见一样——透露出这对夫妻平时的关系。随着后面的情节展开，会看到，此处微显的张力在某一点上呈爆炸状。
这当中的一个细节很有意味：除了《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鲁迅笔下的多数女性都没有自己的名字，通常是用姓氏、特征或丈夫的名字来取代，比如单四嫂子（《明天》）、九斤老太（《风波》）、祥林嫂（《祝福》）、华大妈（《药》）……
《肥皂》中，女主角也没有独立的名字，只能称呼她“四铭太太”。这种名字的赋予看似不经意，却往往藏着作家的匠心。
子君常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具新文化思想的新女性，她有自己的名字是印证这种“新式”很重要的标记；同样，在离婚被人看为不齿的乡间，爱姑却坚决不肯和姘上寡妇的丈夫继续生活下去，坚决要讨个名分，坚决自主要离婚，这个被族人和乡人看为太能作太敢自作主张的女人，也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他女性，就鲜有这样的“待遇”了，因为多数女性角色，在鲁迅的小说中，是配角，是男主人公的陪衬，这不完全意味着一种地位上的差异，更象征着人格的非独立性。
在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普通的近黄昏时刻，四铭太太和女儿秀儿一起糊纸锭。纸锭是什么呢？俗称“纸元宝”。一种冥币，专门烧给死去的祖先，祭祀用的。
作家为什么要写她糊这个东西？
按说，这个女人在家里带孩子，可以做的事情有许多，比如，打双鞋垫，织个毛衣，裁个衣服，擦擦窗，摘摘菜，喂喂鸡之类的，作家为什么没安排她做那些事呢？因为做这件事比做前面提到的其他事都更具有文化含义和文化背景的暗示（当然也与后面提及的日期有联系）。烧纸锭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相关，是一种民间习俗，这种文化习俗，在鲁迅那代具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一种迷信，是旧文化的象征，需要摒弃和破除。
但在这个家中，这件事显然得到了默许。而这种对待旧文化的态度，在后面三位老派书生商量给报社送征文题目时，在情节上获得了延续，在内涵上获得了延展。
这样一个开头，区区61个字（或56字，不同算法），字字珠玑，看似平常琐碎，烟火气十足，却为后面的许多情节、细节与象征含义埋下了引爆的线索。
白描中的啰嗦
写人物，鲁迅最有特色的手法就是白描，即用简洁、精准、生动的文字勾勒，把人物的形态、动作甚至心理刻画出来，与某些精工细刻的手法相比，其力道与深度毫不逊色，甚至更能让人过目难忘，几成经典。
读过《孔乙己》《祝福》的人，多年以后，仍能记得孔乙己的典型动作“排出九文大钱”和祥林嫂眼睛的“间或一轮”，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的观察犀利和用字精准。
但在《肥皂》里，有些描写却让人展读之时，甚觉繁冗，不免怀疑作家在写作时是否不够节制，文字水平退步了。
看下面这一段：
但那布鞋底声却愈响愈逼近，觉得终于停在她的身边了，于是不免转过眼去看，只见四铭就在她面前耸肩曲背的狠命掏着布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
这是借用谁的耳朵、谁的眼睛写事情呢？是四铭太太的。
小说写作，即使写人静坐，也不妨赋予其一点儿动态，这样故事和人物才会动起来。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转换视角。前面说四铭太太正在糊纸锭——这是从叙述者的视角来写的。然后，说她听到四铭的脚步声，知道他来了，却并不看他——这个视角里面已经开始有交叉了，既有叙述者的视角——描述四铭太太的反应，她不想回身看丈夫；也有人物自己的视角——四铭太太听见了丈夫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下；然后，再次转回到叙述者的视角——描述四铭太太的反应，这一次，她不得不回身看丈夫。
此刻，先前只有又重又缓脚步声的主人公四铭，才完整地亮相了。他第一次亮相，作者是这样写的：
四铭……耸肩曲背的狠命掏着布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
这句话，乍一看，太复杂了，无论是用眼睛看文字，还是用声音读出来，都让人感觉极不顺畅，既费眼又拗口，理解起来也不够一目了然。如果只在意四铭的行动，直接说他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这样的表达没什么不可以，但此处却写得如此“啰嗦”，为什么呢？
在此，我们不妨按照作者的描述，在头脑中勾画一下主人公的动作形态，会先看到一个男人“耸肩曲背”的样子，似乎用白描线条，寥寥几笔就可以勾勒出来；而后，是他“狠命掏着”的动作，这个样子也蛮生动，他不是轻轻一掏，不是顺手一掏，不是心不在焉地一掏，而是特别用力地掏，用力到仿佛满头大汗的程度；再后，是一大串名词叠加——“布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中心词落在“口袋”上，前面的定语都是用来烘托口袋的。这些定语从“马褂”到“袍子”到“大襟后面”，一连出现了三个“的”字，把读者的注意力不断地从整体引到部分再引到特写，最后总算让人看到了修饰的中心——“口袋”，这让人感觉口袋里装的东西非同一般，似乎很重要、很金贵。
这段白描，是用图像来说话，帮助读者想象四铭的打扮：他最外面穿的是一件马褂，马褂里面是一件袍子，袍子的大襟后面有一只口袋可以放东西。
这句话虽然有些啰嗦，却似乎颇有内涵。主人公刚一亮相，一句话还没说，我们对他好像已经有所认识了。什么样的认识呢？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物似乎也像这句话一样，啰嗦，不爽快，有伪饰，有遮掩，试图掩藏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个关键点。
如果能够这么读，就能理解，一位极其在意文字精简度、惜字如金的作家，在此处的啰嗦与看似笨拙的曲折表达是刻意为之，他就是想让笔下这个人物显得特别啰嗦、特别繁复。从主人公的穿着和他掏东西的方式，作家刻意要用这种表达法让我们从外进到内，让读者理解，四铭其实就像这句话一样，他一层一层地遮掩自己，不肯利落、直接、坦然地表达最真实的内心和最真实的人性。不只是他，包括他所代表的那些传统的读书人，都是这样，他们用所有可见不可见的东西，把最真实的那个自己包裹起来，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一圈又一圈。
这种样式，就仿佛包裹肥皂的那一层又一层的包装纸，也像小说后面特别提及的征文标题“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不过是衣服上的一只口袋，完全不需要如此复杂地写，却写得如此复杂；不过是一篇征文标题，完全不需要如此小题大做，却偏要如此大张旗鼓，仿佛不如此便显不出这群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但事实上，正如写衣服口袋再复杂，也顶多就是装些小东西而已，这种看似正经、道貌岸然、试图挽回江河日下之世风的文字努力，也不过是一场自以为义、自娱自乐、无补于世的空谈罢了。
衣服口袋尚且如此，穿衣的人何尝不是如此；一道华而不实的征文标题尚且如此，写标题、赞标题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肥皂》的讽刺力量，是从字里行间弥漫出来的。它需要读者穿过看似琐碎无聊的旧货场，略一驻足回首，才能从一片荒芜破败中嗅到苍凉荒诞的气息。
小道具的曲折出场
在小说故事中，有一类重要角色未必是人物，有可能是道具。道具，看似无生命的静物，用得到位，自带光芒，在无生机之处会帮助故事激发出一股活力来，让读者被道具的魅力带着走。比如，莫泊桑笔下的“项链”、托尔金笔下的“魔戒”、曹雪芹笔下的“通灵宝玉”。
相比而言，鲁迅笔下的“肥皂”，似乎过于俗常，既不昂贵，也不神奇，但其蕴藏的象征意味和讽刺力量却相当丰富，而且，它的出场非常值得细读深究。
来看文本：
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包，葵绿色的，一径递给四太太。她刚接到手，就闻到一阵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还看见葵绿色的纸包上有一个金光灿烂的印子和许多细簇簇的花纹。秀儿即刻跳过来要抢着看，四太太赶忙推开她。
“上了街？……” 她一面看，一面问。
“唔唔。” 他看着她手里的纸包，说。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也来得更浓了。
“唉唉，这实在是好肥皂。” 她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说。
“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这句表达真是精彩，且是字字精彩！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像鲁迅这样，把现代汉语运用得如此纯熟、利落。他写小说的年代，白话文运动刚刚兴起，现代汉语还在起步阶段，深受古汉语浸润和影响的这一代作家，仍会本能地把古汉语运词炼字的功夫用到现代小说的写作中。
与同时代和当代大批深受欧化翻译文风影响的作家相比，鲁迅的文字风格更倾向于古汉语的典雅与简练，讲究一字传神，甚至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相形之下，今天我们的小说写作多数时候太随便，很少在字句和意象上下功夫，致使许多本来有趣的故事讲出来，总是透着一股简陋伧俗之气，经不住细品，耐不得琢磨，只能匆匆读过，浅尝辄止，如水漫沙，疏忽之间便了无痕迹。这也是如今好故事虽不缺，经典小说却总是不多的重要原因。
“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这样的惊人之语一出，以后我们再在小说里写一个男人“伸手”这个动作，就会理解什么叫天才与庸才之别了，后面的写作者只好望“文”生叹，不敢仿写照搬。天才之语往往如此，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那句著名开头，惊艳整个文学世界，后来所有用此式开篇者，皆有效颦之嫌。
一句“曲曲折折”，简简单单4个字，就把那个男人的猥琐、懦弱、不利落、不大方的劲头写得淋漓尽致，而且让人仿佛看到他的袖子也很邋遢和啰嗦，形象鲜活之极！
后面紧跟着一个动作“汇出手来”。“汇”在古汉语中，作名词指一种器皿；作动词指聚集或迂回。在这里，与“曲曲折折”相连，更强调了伸手这个动作的形态，手掌欲伸又曲，手指欲张又弯，那站立在发妻面前的线条何其蜿蜒，传统知识分子代表四铭在小说中的首次亮相可谓不堪。
不过，这是读出来的形象，作家自己对人物的评价真正是“不著一字”，尽在其中。
随后出场的是一个小东西、小物件：先有形状，是长方包；后有颜色，是葵绿色；再有气味，似橄榄非橄榄；然后是特写包上的金色印子和细密花纹。中间轻松地插入秀儿的淘气和夫妻的日常对话。
然后，那个小东西被打开了，打开的过程也是慢动作放送：先是打开葵绿色的外包装，再是打开一层葵绿色的薄纸，然后才露出核心之物。接下来的描述，先有触感，是光滑坚致；后有颜色，也是葵绿色；再有特写，是细密的花纹；中间突然插了一句——“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仿佛一个新的发现，说明原来的判断被那个东西的颜色误导了，完全打开之后，才能看清原本的底色；而后又是气味，似橄榄非橄榄……终于，重要的角色登场了——四铭太太像捧孩子一样把它送到鼻子下面嗅着夸赞说“这实在是好肥皂”！
读到此，我们总算可以长出一口气——原来是块肥皂，甚至会忍不住想——原来不过就是一块肥皂！
这块肥皂，就是现在所称的香皂。（如今，有一款蜂花牌香皂的外包装与小说描述的这块肥皂包装异常相似。生产蜂花牌香皂的上海制皂有限公司原名为“中央香皂厂”，创立于1923年，《肥皂》的完成时间是1924年。看来，小说中的四铭和太太大体是虚构，这块皂的包装、花纹和气味却很写实。）
这块肥皂的亮相方式，从小说技法角度来说，属于陌生化描写。就是面对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写作者采取一种非惯性的、全新的观察视角来关注和描写，有意制造陌生和疏离的效果，激发读者对司空见惯的东西产生新的认识与感受，在震惊中领会作者的意图。
于是，问题来了，四铭太太在小说的第一句话中就出场了，四铭也在一个词中亮相了，而一块肥皂的出场，竟弄得这么周折费事，足足占了5个自然段近300字，何必呢？
这首先涉及到故事讲述的节奏。不够讲究文体和叙事节奏的写作者，容易一味地追求情节发展迅速，而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却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卖关子，在把一件事情或者一种感觉讲述、描摹出来之前，会不断地扔出各种障碍，一路都在不动声色地埋线索、做铺垫，慢慢把故事引向高潮，或者突然把故事推向高潮，但前面的节奏，很多时候都未必很快。毕竟，不是所有的小说都是侦探或推理故事，不必一开始就弄具尸体出现在某个阴暗角落，为着“谁为了什么杀了谁”一路追究下去；也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得讲风月男女，都要急急忙忙地讲明白谁爱上了谁、谁又抛弃了谁、有情人是否终能成眷属之类。
有一些小说，会在“慢”字上下功夫，仿佛老火煲汤。这类小说，讲求的不是情节紧张，而是意味深长，《肥皂》显然属于后者。
其次，这涉及到小说的结构设计。可以说，正像这块肥皂被一层又一层地拆开一样，这个缓慢的过程，正如小说本身一样，它的讲述核心也需要被一层又一层地打开，然后，读者才可能像四铭太太那样，用珍惜的态度捧在手中，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说“这实在是好小说”！
说，是为了更多地藏
从小说结构的角度看，《肥皂》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是四铭与家人，后半部是四铭与同仁。将两部分巧妙转接起来的，正是这块“光滑坚致”的肥皂。
先看前半部。
在这部分，四铭的交流对象是妻子和儿子，但通过他讲话时的姿态、神态、语气与表达方式，可以发现他与妻儿之间关系的差别。作家在表现这种差异时，采取的是对比手法，让主人公在切换交谈对象时，完成形象塑造和情节推动。
来看文本：
“学程！” 四铭记起了一件事似的，忽而拖长了声音叫，就在她对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学程！” 她也帮着叫。
她停下糊纸锭，侧耳一听，什么响应也没有，又见他仰着头焦急的等着，不禁很有些抱歉了，便尽力提高了喉咙，尖利的叫：
“絟儿呀！”
这一叫确乎有效，就听到皮鞋声橐橐的近来，不一会，絟儿已站在她面前了，只穿短衣，肥胖的圆脸上亮晶晶的流着油汗。
“你在做什么？怎么爹叫也不听见？” 她谴责的说。
“我刚在练八卦拳……。” 他立即转身向了四铭，笔挺的站着，看着他，意思是问他什么事。
“学程，我就要问你：‘恶毒妇’是什么？”
“‘恶毒妇’？……那是，‘很凶的女人’罢？……”
“胡说！胡闹！” 四铭忽而怒得可观。“我是‘女人’么！？”
学程吓得倒退了两步，站得更挺了。他虽然有时觉得他走路很像上台的老生，却从没有将他当作女人看待，他知道自己答的很错了。
“‘恶毒妇’是‘很凶的女人’，我倒不懂，得来请教你？——这不是中国话，是鬼子话，我对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懂么？”
“我，……我不懂。” 学程更加局促起来。
“吓，我白化钱送你进学堂，连这一点也不懂。亏煞你的学堂还夸什么‘口耳并重’，倒教得什么也没有。说这鬼话的人至多不过十四五岁，比你还小些呢，已经叽叽咕咕的能说了，你却连意思也说不出，还有这脸说‘我不懂’！——现在就给我去查出来！”
学程在喉咙底里答应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四铭和妻子交谈，明显感觉他的姿态放得比较低，语气和缓，甚至吞吐，但仍然能够保持一问一答；而和儿子交谈时，完全是居高临下地训话，根本不给对方申辩和回问的机会。两种对话方式清晰地勾勒出主人公在家中的地位及与家人的关系状态。但叙述者对此却未置一词，对四铭的人品、德行、见识、心理，等等，没做任何标签与评价，只是如实“记录”。
父子之间的对话真实地显出为父者的威严与权柄，但到后面，夫妻的对话逐渐变成四铭大段的独自陈述，太太的应答更像是一种重复性的回声，二人的交流没有任何张力：
“这真叫作不成样子，” 过了一会，四铭又慷慨的说，“现在的学生是。其实，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学程呢，为他化了的钱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给他进了中西折中的学堂，英文又专是‘口耳并重’的，你以为这该好了罢，哼，可是读了一年，连‘恶毒妇’也不懂，大约仍然是念死书。吓，什么学堂，造就了些什么？我简直说：应该统统关掉！”
“对咧，真不如统统关掉的好。” 四太太糊着纸锭，同情的说。
“秀儿她们也不必进什么学堂了。‘女孩子，念什么书？’ 九公公先前这样说，反对女学的时候，我还攻击他呢；可是现在看起来，究竟是老年人的话对。你想，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
“对咧，男人都像了和尚还不够，女人又来学尼姑了。”
在小说中，没有张力的对话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它意味着情节的停滞和节奏的单一。为了打破这种单一节奏，叙述者需要重新引入冲突。而在这个家中，四铭能够承担的人物冲突，只能针对儿子——
“学程！”
学程正捧着一本小而且厚的金边书快步进来，便呈给四铭，指着一处说：
“这倒有点像。这个……”
四铭接来看时，知道是字典，但文字非常小，又是横行的。他眉头一皱，擎向窗口，细着眼睛，就学程所指的一行念过去：
“‘第十八世纪创立之共济讲社之称’。——唔，不对。——这声音是怎么念的？”他指着前面的“鬼子”字，问。
“恶特拂罗斯（Odd fellows）。”
“不对，不对，不是这个。” 四铭又忽而愤怒起来了。“我对你说：那是一句坏话，骂人的话，骂我这样的人的。懂了么？查去！”
学程看了他几眼，没有动。
作为儿子，学程算是很尽力了，仍无法弄明白父亲的“遭遇”——被一群像他一样进了新学堂的少年用洋文嘲弄。可怜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满腹道德文章的一代父老，对西式文化既一窍不通，又充满敌意。“Odd fellows”虽然是就着词典中同音词抄录出来的，却也是对四铭及其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的隐喻，暗示他们是一群食古不化的怪人。
与儿子的冲突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但前面这些或琐碎或平顺或激愤的对话，事实上都是为了下面这一段重要的对话做铺垫。
火药一直在埋设，需要一根导火索：
“这是什么闷胡卢，没头没脑的？你也先得说说清，教他好用心的查去。” 她看见学程为难，觉得可怜，便排解而且不满似的说。
“就是我在大街上广润祥买肥皂的时候，” 四铭呼出了一口气，向她转过脸去，说。“店里又有三个学生在那里买东西。我呢，从他们看起来，自然也怕太噜苏一点了罢。我一气看了六七样，都要四角多，没有买；看一角一块的，又太坏，没有什么香。我想，不如中通的好，便挑定了那绿的一块，两角四分。伙计本来是势利鬼，眼睛生在额角上的，早就撅着狗嘴的了；可恨那学生这坏小子又都挤眉弄眼的说着鬼话笑。后来，我要打开来看一看才付钱：洋纸包着，怎么断得定货色的好坏呢。谁知道那势利鬼不但不依，还蛮不讲理，说了许多可恶的废话；坏小子们又附和着说笑。那一句是顶小的一个说的，而且眼睛看着我，他们就都笑起来了：可见一定是一句坏话。” 他于是转脸对着学程道，“你只要在‘坏话类’里去查去！”
学程在喉咙底里答应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退去了。
“他们还嚷什么‘新文化新文化’，‘化’到这样了，还不够？” 他两眼钉着屋梁，尽自说下去。“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你想，那多么可叹？……”
“什么？” 她随口的问，并不惊奇。
“孝女。” 他转眼对着她，郑重的说。“就在大街上，有两个讨饭的。一个是姑娘，看去该有十八九岁了。——其实这样的年纪，讨饭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还讨饭。——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的，白头发，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檐下求乞。大家多说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讨得一点什么，便都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皮。可是这样的孝女，有人肯布施么？”他射出眼光来钉住她，似乎要试验她的识见。
她不答话，也只将眼光钉住他，似乎倒是专等他来说明。
“哼，没有。” 他终于自己回答说。“我看了好半天，只见一个人给了一文小钱；其余的围了一大圈，倒反去打趣。还有两个光棍，竟肆无忌惮的说：‘阿发，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 哪，你想，这成什么话？”
“哼，” 她低下头去了，久之，才又懒懒的问，“你给了钱么？”
“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
“嗡。” 她不等说完话，便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厨下去。昏黄只显得浓密，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从整篇来看，《肥皂》的重要对话有三大段，前半部分有两场，后半部分有一场；这是前半部分的第一场重要对话。
这场对话的起点是四铭想知道鬼子话“恶毒妇”是什么意思，继而论及女子究竟是否有必要剪短了头发且读书，最终谈话的重点落到如果再继续“新文化”下去，中国恐怕是要亡了这个听起来令人不免动容的重大命题。由此，他想表明自己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之际，读书人的使命尚在哉？
一路听下来，四铭的陈述仿佛很合逻辑，很有反思力度，很有说服力，以至于没什么见识与学问的家庭妇女四铭太太只能单纯地跟着回应“对咧”“对咧”，但这其实是表面文章，就像前面那些包装纸一样，需要一层又一层地剥下去，才能见到他真正想表达的核心话题——孝女与肥皂。
话题中，两个流浪汉提到的肥皂有两块，它们没有包装，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触感，却单单有肥皂与皮肤摩擦带来的听觉——“咯吱咯吱”，声音如此形象，令人难忘，而声音引起的形象则更令人想入非非。四铭无法摆脱这个形象带来的刺激，最终以买块肥皂回家了事。
这篇小说的巧妙之处正在这里。作家用不动声色的语气和故作懵懂的姿态，在看起来颇繁琐的叙述中讲了一个男人偶然买了一块肥皂送给妻子的故事。故事还没结束，男主平日决不会坦然言出的潜意识，已经在一片繁琐细碎的日常现象中，赤裸裸地浮现了出来，完全不受其控制，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
至此，故事的导火索已经铺设完毕，只等合适的时机引爆。
令人意外的是，这段对话竟然在女主茫然如呓语的一声“嗡”中结束了。叙述者没有趁机追杀出一个冲突的高潮来，而是笔锋一转，说起了时间——黄昏时分，是做晚饭的时候。这种在紧要关头随意扫出的闲笔，给小说带来了合宜的停顿和节奏感。若非写作高手，很难做到如此张弛有度、举重若轻。
随后，出现了第二场谈话，地点是在饭桌边。
通常，饭桌上的谈话写得精彩并不容易，稍微缺乏控制，就会落入家长里短的市井闲谈俗套。《肥皂》中这场家庭晚餐，则将小说推向了高潮——揭开秘密的时刻。
继续看文本：
堂前有了灯光，就是号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们便都齐集在中央的桌子周围。灯在下横；上首是四铭一人居中，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圆脸，但多两撇细胡子， 在菜汤的热气里，独据一面，很像庙里的财神。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右横是学程和秀儿一列。碗筷声雨点似的响，虽然大家不言语，也就是很热闹的晚餐。
招儿带翻了饭碗了，菜汤流得小半桌。四铭尽量的睁大了细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这才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夹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经不见了，他左右一瞥，就发见学程刚刚夹着塞进他张得很大的嘴里去，他于是只好无聊的吃了一筷黄菜叶。
“学程，” 他看着他的脸说，“那一句查出了没有？”
“那一句？——那还没有。”
“哼，你看，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学学那个孝女罢，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饿肚子。但是你们这些学生那里知道这些，肆无忌惮，将来只好像那光棍……。”
“想倒想着了一个，但不知可是。——我想，他们说的也许是‘阿尔特肤尔’。”
“哦哦，是的！就是这个！他们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声音：‘恶毒夫咧。’ 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就是他们这一党：你知道的。”
“意思，——意思我不很明白。”
“胡说！瞒我。你们都是坏种！”
上一节提到，在晚饭前的那场父与子、夫与妻的对谈中，导火索的引线已经渐次埋好，只差点火了。
在这一节中，点火的柴竟然是——一个菜心。
这菜心是为父的四铭先看中的，没来得及夹给自己，他当时正用眼神向把汤碗带翻的幼女施威，等到收回目光，发现菜心已被做儿子的塞到嘴里。心生失落之时，四铭再次以那句坏话的含义来质问儿子。这一次，学程显然已经知道（“阿尔特肤尔”即old fool），却不敢告诉父亲。四铭似乎也意识到，儿子可能查到词义了，竟然不肯告诉自己，这再次确认儿子与那群坏学生是一伙的，专门与自己对抗。
为了彰显父辈的权威，不至于被青年学生们都知道、独独自己不知道的一句洋文灭了威风，他开始从道德角度谴责儿子及其学生同党其实并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只知道吃——显然此刻，他念念不忘那颗错失了的菜心；他继而倡导儿子要学习那位街头的孝女——自己不吃，只让祖母吃——当然还是跟那颗菜心相关；最后义正辞严地指出，儿子及其学生同党将来都会像那些光棍一样——像光棍什么样呢？他没及说完的内容，儿子并不知晓，但妻子已然了知。
四铭太太不但知道光棍说的话，也早在晚饭前就从那句充满性意味的象声词中窥破了一个事实——四铭上街回来，为何会买一块肥皂送给她。当她窥破丈夫的心理秘密之后，她没有马上发作，反而轻描淡写地“嗡”一声，下厨做饭。此刻，当四铭再次拿孝女和光棍来谴责儿子不孝顺少道德时，她不准备继续容忍了，开始绝地反击——
“‘天不打吃饭人’，你今天怎么尽闹脾气，连吃饭时候也是打鸡骂狗的。他们小孩子们知道什么。” 四太太忽而说。
“什么？” 四铭正想发话，但一回头，看见她陷下的两颊已经鼓起，而且很变了颜色，三角形的眼里也发着可怕的光，便赶紧改口说，“我也没有闹什么脾气，我不过教学程应该懂事些。”
“他那里懂得你心里的事呢。” 她可是更气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点了灯笼火把，寻了那孝女来了。好在你已经给她买好了一块肥皂在这里，只要再去买一块……”
“胡说！那话是那光棍说的。”
“不见得。只要再去买一块，给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么话？那有什么相干？我因为记起了你没有肥皂……”
“怎么不相干？你是特诚买给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
“这真是什么话？你们女人……” 四铭支吾着，脸上也像学程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流出油汗来，但大约大半也因为吃了太热的饭。
“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简直是不要脸！”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那是一个光棍……”
四铭显然没想到，自己的那点微妙小心思，竟然被妻子一眼看穿。虽然他竭尽全力地为自己辩护，对妻子提出的每一句疑问都一一予以回应，语含威严与正义，可终究还是“支吾着”“流出油汗来，但大约大半也因为吃了太热的饭”。最后这句补充，仿佛叙述者很想为主人公的尴尬做些解释，却让人感觉相当好笑，有一种冷幽默在其中。
这一大段对话，仍然出现在父与子、夫与妻之间，为父者仍如前不断在儿子学程面前彰显父之权威，但在妻子面前，却一退再退，当心理秘密被毫不留情地揭穿后，主人公已然溃不成军。
饭桌上一颗小小的“菜心”，点燃了故事的高潮。四铭试图用道德标准来谴责儿子与学生党的不孝与肆无忌惮，结果却遭到妻子同样从道德角度的责难，在她看来，四铭虽贵为倡导仁义道德的读书人，其本质与两个光棍并无不同——“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简直是不要脸！”
《肥皂》那一层又一层的外包装揭到这里，似乎已完结，既然那块肥皂所代表的男性潜意识被一位火眼金睛的妇道人家揭得如此露骨，这篇小说的核心应该显明出来了——可惜，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读！
事实上，这就像前面谈及肥皂包装时，中间突然插的那一句——那张原本显现是“葵绿色的”“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作为读者，如果我们以为表现一位中国传统读书人潜意识中的性幻想，就是《肥皂》要讲的故事，我们就真是被性意识这东西给误导了。作家要打开的那个重要核心，藏在小说最后一段的对话中。
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场对话：
“失迎失迎，对不起。” 四铭还嚼着饭，出来拱一拱手，说。“就在舍间用便饭，何如？……”
“已经偏过了。” 薇园迎上去，也拱一拱手，说。“我们连夜赶来，就为了那移风文社的第十八届征文题目，明天不是‘逢七’么？”
“哦！今天十六？” 四铭恍然的说。
“你看，多么胡涂！” 道统大嚷道。
“那么，就得连夜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
“文题我已经拟下了。你看怎样，用得用不得？” 道统说着，就从手巾包里挖出一张纸条来交给他。
四铭踱到烛台面前，展开纸条，一字一字的读下去：
“‘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好极好极。可是字数太多了罢？”
“不要紧的！” 道统大声说。“我算过了，还无须乎多加广告费。但是诗题呢？”
“诗题么？” 四铭忽而恭敬之状可掬了。“我倒有一个在这里：孝女行。那是实事，应该表彰表彰她。我今天在大街上……”
“哦哦，那不行。” 薇园连忙摇手，打断他的话。“那是我也看见的。她大概是‘外路人’，我不懂她的话，她也不懂我的话，不知道她究竟是那里人。大家倒都说她是孝女；然而我问她可能做诗，她摇摇头。要是能做诗，那就好了。”
“然而忠孝是大节，不会做诗也可以将就……。”
“那倒不然，而孰知不然！” 薇园摊开手掌，向四铭连摇带推的奔过去，力争说。“要会做诗，然后有趣。”
“我们，” 四铭推开他，“就用这个题目，加上说明，登报去。一来可以表彰表彰她；二来可以借此针砭社会。现在的社会还成个什么样子，我从旁考察了好半天，竟不见有什么人给一个钱，这岂不是全无心肝……”
“阿呀，四翁！” 薇园又奔过来，“你简直是在‘对着和尚骂贼秃’了。我就没有给钱，我那时恰恰身边没有带着。”
“不要多心，薇翁。” 四铭又推开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别论。你听我讲下去：她们面前围了一大群人，毫无敬意，只是打趣。还有两个光棍，那是更其肆无忌惮了，有一个简直说，‘阿发，你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 你想，这……”
“哈哈哈！两块肥皂！” 道统的响亮的笑声突然发作了，震得人耳朵喤喤的叫。“你买，哈哈，哈哈！”
“道翁，道翁，你不要这么嚷。” 四铭吃了一惊，慌张的说。
“咯支咯支，哈哈！”
“道翁！” 四铭沉下脸来了，“我们讲正经事，你怎么只胡闹，闹得人头昏。你听，我们就用这两个题目，即刻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这事只好偏劳你们两位了。”
“可以可以，那自然。” 薇园极口应承说。
“呵呵，洗一洗，咯支……唏唏……”
“道翁！！！” 四铭愤愤的叫。
道统给这一喝，不笑了。他们拟好了说明，薇园誊在信笺上，就和道统跑往报馆去。……
这段对话，长，且严密，几乎无法分割解析。从内容上勉强可以分解出三个部分：一是关乎文题，二是关乎诗题，三是关乎孝女与肥皂。每一小主题的对话都直接影响到下一句的对话主题。
文题之长，正如前面描写四铭身上那套复杂的外衣和口袋，以及那一层又一层的肥皂包装，这句“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也极尽啰嗦、繁冗之能事，酸腐之气直逼人脑。待剥尽冗词之后，会发现，这句文题想表达的核心之语是“挽颓风而存国粹”。显然，三位读书人共同认为，面对西学东渐之风潮，面对西方文明的汹涌之势，华夏世风尽现颓败，需要借助传统国粹来挽救。
那么，国粹究竟有哪些呢？道统的文题提到的是圣人经典与教子有方的孟母典范，但小说作者却早已经巧妙地埋下他对所谓国粹的认知——开篇提到的纸锭与长袍马褂、中间提到的庭训与八卦拳与此处的冗长文题，还有下面这些：当说起诗题时，四铭竟然显出恭敬之状，一定要以讨饭的女乞丐做诗题，以表彰她的孝行美德，似乎颓败的世风全靠这位孤女来撑起了。可惜，此提议竟然遭到另一位知识分子的反对，理由是这位女乞丐不会做诗。于是，两位都倡导传统国粹的知识分子关于如何拟诗题发生了分歧，四铭认为“忠孝是大节，不会做诗也可以将就”，重点在美德品格上；薇园认为“要会做诗，然后有趣”，重点在艺术趣味上。
当然，最后，在四铭的力推之下，还是决定用《孝女行》做诗题，一来表彰孝女之美德，二来借孝女之美德来针砭社会，针砭什么呢？四铭再次忍不住要提起现场观感：没有人给女乞丐钱；光棍拿年少的女乞丐开玩笑；肥皂的“咯吱咯吱”声……
于是，三位推崇国粹、欲借国粹以挽不良世风的读书人，在夜色浓密之时，酒足饭饱之际，把街边此刻可能仍然饿着肚子的女乞丐当作谈资，为自己未施舍分文而极力辩解，又同时在听闻“咯吱咯吱”之声后，开始集体勾画着一块肥皂在少女的裸体上滑动的影像，而他们的内心原本是准备忧国忧民忧世风的。
故事讲到这里，《肥皂》的核心才算是完全揭开，作者对所谓国粹的批判也在此显露出来。鲁迅先生特意以如此繁琐的方式来讲述一个看起来简单之极的故事，是为了将那真正要说的话藏起来，期待细心的读者一层一层地剥开，在拆解的过程中，体会他的一片苦心与艺术匠心。
把打开的重新包回去
所有的外包装都揭完了，故事也就近了尾声。
从技术层面来讲，一个故事，总要有一个结尾，即使它未必意味着事件的结束。有些小说的结尾是情节突然翻转，高潮与结局同时到来，令人惊异，比如《项链》；有些小说的结尾则略显平淡，在平稳滑行中，将前面出现的人与事予以简单交代，最后一句，虽以轻描淡写来定格，却意味深长，耐人琢磨，比如《肥皂》。
来看《肥皂》结尾部分保持稳定滑行的几段文字：
……四铭拿着烛台，送出门口，回到堂屋的外面，心里就有些不安逸，但略一踌蹰，也终于跨进门槛去了。他一进门，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那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发闪，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纹。
秀儿和招儿都蹲在桌子下横的地上玩；学程坐在右横查字典。最后在离灯最远的阴影里的高背椅子上发见了四太太，灯光照处，见她死板板的脸上并不显出什么喜怒，眼睛也并不看着什么东西。
“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
四铭微微的听得秀儿在他背后说，回头看时，什么动作也没有了，只有招儿还用了她两只小手的指头在自己脸上抓。
他觉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烛，踱出院子去。他来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鸡和小鸡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来，他立即放轻脚步，并且走远些。经过许多时，堂屋里的灯移到卧室里去了。他看见一地月光，仿佛满铺了无缝的白纱，玉盘似的月亮现在白云间，看不出一点缺。
他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孤苦零丁了。他这一夜睡得非常晚。
在这一部分，四铭眼见着一块肥皂被从架子上拿下来，示威一般地摆在桌子中央，表明太太对他一片心意的拒绝；儿子仍在查字典，女儿们自顾自地在玩儿。四铭落入了全然的孤单之中，只好独自在院子里郁郁而行。
如果说前面的段落暗含讽刺与批判，这一段，却透露出悲凉和怜悯。作家虽然笔墨重点是要戳穿传统国粹的败落衰亡，质疑其试图拯救国运与世风的徒然努力，但在结尾处，作家突然笔锋一转，把文人四铭与孝女乞丐等同起来，认为在时代风云之下，他们是同样的无告之民，同样地孤苦伶仃，无可依靠。
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悲伤，不是作家同情颓败的民风国粹，而是从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陶冶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深刻地体会到，他们这一代人，如果始终食古不化，不肯面对时代思想的改变，不肯顺应时代潮流的推进，那么，最终只能沦为文化“乞丐”——等待施舍，却无人愿意施舍，忍饥挨饿地展示道德，却只能成为被围观、被嘲弄、被亵渎、被戏谑的对象与谈资。
这是一个国家的现状，一个民族的现状，一种文化的现状。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状，并做出回应。但鲁迅很尖锐地指出，那种试图靠传统文化来移风易俗的努力（四铭等人建立的文学社就叫“移风文社”），最终是死路一条。
四铭夜半睡不着觉，绝不仅仅是在想孝女和肥皂，他的悲伤在于，对这个即将要发生变化的世界，即将改弦更张的文化，他感受到极深的无力感。就像在故事开篇不久的地方，当夜色降临时，四铭在院中散步，“……也不由得感奋起来，仿佛就要大有作为，与周围的坏学生以及恶社会宣战！意气渐渐勇猛，脚步愈跨愈大，布鞋底声也愈走愈响，吓得早已睡在笼子里的母鸡和小鸡都唧唧足足地叫起来”，他的所谓宣战只能在头脑中进行，他及其所代表的旧文化已经无力影响周围的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儿，顶多能惊动几只鸡罢了。
来看小说末尾最后一段的结束文字：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这日他比平日起得迟，看见她已经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比起先前用皂荚时候的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沫来，那高低真有霄壤之别了。从此之后，四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
《肥皂》的最后一段和开头一样，也是由四铭太太来完成的。只是，这次没有纸锭，只有肥皂。这是一种首尾呼应的结构，仿佛把一个包装打开之后，露出核心之物，然后又重新把包装包好，使小说内部形成一个回环，达成故事的完整性。
正如开头提到纸锭代表的是传统文化，那么，在此处，我们应该能看出，肥皂代表的正是一种西方文明。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产物，是洋玩艺儿，清洗效果远远高于国产的皂荚。
面对西方文明的进入与影响，中国的传统文人还在伶仃地悲伤着，还在费尽心机地抵制着，底层民众已经从日常生活上开始接受了，而这一趋势将不可阻挡——“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
鲁迅的小说，几乎都在反思同一件事——中国传统文化的存亡问题。这种存亡，始终与外来文化的步步紧逼有关。相形之下，传统文化日渐现出没落与惨淡。同时，他也始终在写两类群体：一类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他关注他们的贫困与愚昧。一类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食古不化的文人，他有讽刺、批判与悲悯；对于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又摆脱不掉传统文化印迹的新一代文人——就是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他常表达他们的痛苦、纠结与反思。
《肥皂》一文，作者从文化存亡之价值的角度，尖锐地指出，那些推崇国粹者，倡议以德救世者，根本无力践行自己的教导，知与行无法一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哀。
这股悲凉之雾，至今仍在中国文化中弥漫。从这一点来说，鲁迅先生不只是一位有创造力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有洞察力和远见的文化先知。
此文题图：
《彷徨》封面设计图，陶元庆（1893—1929）作。
此版本图来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anghuang_bookcover.jpg。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7期主题是“和合本圣经、五四运动”，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如《世代》文章体例及第1期卷首语所写，《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欢迎访问《世代》网站：www.kosmos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