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2010年冬季号——洛桑事件

［编者按］洛桑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将会很深远，因此值得我们对其意义进行反思。除了本刊所登载的一些专题文章之外，我们还收集了个别参会者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几封通信，以此来引发对洛桑事件更为深入的反思。

冠辉长老：“致S弟兄的信”

S兄，平安。你想了解这几天我的感受，我只能简单地谈一下。
10月19日，我所知道的所有代表都解禁了，我们家楼下照看我的那辆车也开走了。前一天我们的牧师被放回来的时候，我心里的石头便落了地，感到很平安。可是，这两天，当我试图整理和反思这个事件的时候，我的思绪纷乱不宁，各种不同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萦绕。

读到洛桑开幕中国缺席的报道，我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了。我虽然不能参加洛桑大会，却能从两位非洲弟兄的言辞中，感受到基督身体里的认同与安慰。我知道，这是神借着那些曾经受过比我们更大患难的肢体带给我们的安慰。但愿我们所受的一点点患难，将来也能成为他人的安慰。

1、受伤与安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我自己并没有受到太多伤害。我们都共同感受到灵界黑暗势力的压制，但我没有受到肢体的冲撞，也没有像一些弟兄姊妹一样被软禁，我所受的比他们要少。有些姊妹因受到粗暴的肢体冲撞而心灵受伤，至今仍未恢复，求主安慰和医治。

2、勇敢与柔和：面对政府的恐吓与压力，大家总体上没有被恐惧所充满，而是表现出了勇敢与坚定。但在勇敢之中，我们还缺少一点柔和，有时我们甚至用血气在争战，这一点让我感到不安。我自己常常在勇敢坚定与谦卑柔和之间挣扎。我们在争战中，需要勇敢坚定，不能向黑暗的势力妥协。可是，我们的勇敢坚定应当是出于对神的顺从，而不是要用一种势力去胜过另一种势力。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人的怒气与人多势众的势力去对抗。求主饶恕我们，使我们更加谦卑柔和，像主自己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3、分歧与合一：想起这两年筹备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彼此沟通，在压力之下，彼此磨合，竭力保守合一，我心里十分感恩。大家背景差别很大，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很不相同。北京的牧者过去两年虽有联祷会作为平台，但没有一同承担过事工，经历过事情，并没有过真正的磨合。这次事件，大家在如何应对、如何决策上经历了激烈的争执和痛苦的磨合。筹委会执行小组最后能决定公开整体地出发、坚持走到海关、发表公开信，这已经是合一上的进步。但是，在我看来，这还只是中国教会之间连接与磨合的开始。中国教会内部得首先成为一个大家庭，再融入普世的大家庭才有意义。

4、公义与福音：想起那些不认识神、甚至没有听过福音的政府工作人员，我感到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一直在责备政府不公义的做法，要求政府改变。作为基督徒，暗昧无益的事，我们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我们也有责任帮助我们的政府改变。可是，我细想，对于一群不认识神的人，你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按照公平和公义来治理国家呢？平时，我们忙于教会的事务，没有竭尽全力地传福音，这次被动接触了从居委会到市局的政府人员，发现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神，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过福音。我们欠了身边这么多人福音的债，如果不能还清这份债，还谈何海外宣教？

王怡长老：“致众同工的信”

各位亲爱的同工，平安。
如P兄所说，《洛桑信约》 的核心价值是普世宣教，宣告教会要把布道作为首要的事奉，特别是关注世界上尚未听过福音的三分之二人口，并鼓励教会以一切可行的方法尽快将福音传到地极。中国的“两会”严守“三定”政策，不许个人以见证方式在政府认可的宗教场所、教职人员和“执业”地区之外进行布道活动。公开传教是非法的，这本身就与《洛桑信约》 有矛盾。

另外《洛桑信约》  第十三节“自由与逼迫”亦提到“上帝赋予每个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和平、公正与自由，使教会可以顺服上帝、服事主基督、不受拦阻地宣扬福音”，并且表示“深切地关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尤其是那些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人。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自由而祈祷和努力；同时，我们也不因他们的遭害而胆怯”。
根据上述两点，“两会”无法签署《洛桑信约》 ，无法出席开普敦会议，不无原因。

我也同意P兄所言，单从宗教自由的方面来考虑，家庭教会成员也有正当的权利参加洛桑会议。如果因为教会A没有被邀请，教会B就会遭到政府打压，那么请问，A哪里还配称为主基督的教会呢？
我还想补充分享一个背景。今日新教内两个最大的教会机构，一个是普世基督教协会（WCC），因为提倡合一而不断放松信仰底线，成为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的混杂。后来公开主张普救论，甚至将福音定义为“社会、政治、经济的福分”。这与“三自”丁光训等人宣称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相吻合。因此，“三自”系统（包括基督教协会），很早就被接受为WCC的成员。
另一个是世界福音联盟（WEA），基本上持保守的福音派立场，与WCC对立。其中立场最清晰的是1951年成立的英美福音派为主的世界福音团契。《洛桑信约》 是这一运动的产物，为当代的福音派教会立下了一个信仰告白的底线。WEA是参与洛桑会议主要的组织者之一。

“三自”当然无法接受这个信约，它也无法两个都参加。因为普世宣教的使命与“三自”原则直接冲突。除非它们有一天能够脱离政治势力的控制，成为忠心于福音真道的教会。
但是，最近两年来，WEA不但开始与WCC接触，寻求合作的可能，也开始与中国的“两会”接触，今年3月，WEA的主席公开访问两会，也邀请了“三自”作为观察员列席洛桑会议。但是感谢主，信约是一个合一的根基。真道的拦阻，胜过人意中的合一。

这也是我最近两日，看待这一事件的视角之一。当全球的福音派教会以及多数海外华人教会都时刻准备着接受“三自”，因着事工的需求而向这个最强横国家的凯撒的权势妥协，甚至假装家庭教会不存在，假装自己没有受逼迫的弟兄，假装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中国家庭教会200位传道人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就是在全世界福音派教会的面前，公开地被中国警方野蛮地拦阻。

这是一件让所有保持与“三自”爱国会和宗教局接触并同工的海外机构、教会感到非常尴尬的事。因为这件事拷问他们的良心，要他们凭着在基督里的良心说诚实话，去爱自己受苦的弟兄。要他们在国内开展事工的时候，不能借口策略、托付不同，而继续假装没有听见路上有哀伤的呻吟。甚至那声音不是来自邻人，而来自弟兄。我担心的是，事工已像二奶一样，绑架了海外华人教会，使他们难以发出主基督公义和慈爱的声音。

因此，上帝用我们继续的受限制，来提醒福音派教会的良心，尤其是拷问海外华人教会和机构的良心，也帮助普世教会对当今世界有更完整的认识。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家庭教会对第三届洛桑会议最大的贡献。
这是我们不配有的使命，但我为主的缘故，感到无比荣耀。

某地参会者：“致弟兄姊妹的信”

亲爱的弟兄姊妹:
平安！刚刚看到北京的一位姊妹赴会被阻的经历。虽然我所经历的事件看似已过四日，阅读中仿佛也同这位亲爱的姊妹一同回到她经历的数日，能与她的心灵相伴是我的福分。感谢主，这一切都在他的眼前被他记念，他不曾离开过一刻，众天使和众圣徒都一同见证我们主的信实和全能。“若有人爱神，那人是神所知道的。”愿主的爱亲自安慰和激励这位爱他的姊妹。

四天前，当我从机场被押上全副武装的汽车，享受到如同黄金被运钞车押送的待遇时，车上还有与我一起的两位兄长。虽然在重重包裹的武装人员中，主的平安却带着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伴随着我们。我记得被押下车告别车上的一位兄长时他脸上灿烂温和的笑容；我记得在车上紧张不安的氛围中的年轻警员们的脸和我们三人无法言喻的平静安稳；我记得空气中不是我们的惧怕，而是那空中掌权者因着永生神的同在，发出强烈的挫败和战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是主的爱，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从胆怯的小人成为他勇敢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何时我们都记得教会是与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争战，而我们所跟随的是得胜的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教会拥有主所赐的权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教会千万不可轻忽这宝贵的权柄。我们同在这集体的悖逆中，我们也有份于这在永生神面前狂心的叫嚷，但求主怜悯我们的族群，赐下回转的心，好叫这民有得救的指望。

我们依然面对神所托付的教牧职分，这是神的家、永生神的殿，主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他重价买来的珍宝。中国教会要走的路在主手中，唯愿牧者们在经历之后更尽心爱主事人，好回报那恩待我们的主。属灵的领袖必须要在主里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影响和属灵的持守，我们服事的是永生的神，他鉴察人心。愿我们各人见主面的那日，都可以欢然对主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愿此生我们靠主恩典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教会的主必亲自保守他的教会，借着教会使列邦知道他的道路，万民得知他的救恩。愿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君王。

第一天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在夜色中抵达开普敦，朦胧中实在已经不记得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第三届世界洛桑福音大会的举办城市，是不是15世纪发现的好望角可以让人联想到天涯、地极呢？但是当第二天拉开窗帘，看到城市的象征——云遮雾缭的桌面山(Table Mountain)，顿觉得与本届洛桑的特色很相配，因为此次与前两届大会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增加了桌面讨论这一重要环节：与会者不分国籍、职务，大约每6—8个人一桌，由指定的桌长带领，桌长不必是英武有名的人，只要愿意担当，一个神学生也可带领一桌的牧师。在巨大的聚会厅里密密麻麻排了大约700个长桌（其实若不是“应景”的话，圆桌可能更好），同一桌的组员可能是欧美亚非拉任何一个种族的基督徒，彼此可以充分感受文化的交融；另一个好处是，每天大家一起查经，分享圣经在自己身上的应用，有机会倾听神在一个陌生地方的作为。10月17日下午3：30，洛桑大会开始了，但还不是开幕式，而是每一桌的相互认识和交流，为未来7天共同参会铺垫一个亲密的基调。
晚餐虽好，却没有放和坐的地方。那些惯于席地而坐的民族如鱼得水，却苦了执著于桌椅的人，免不了拿捏不稳，泼洒一地一身的尴尬（这大概是我们将来办国际会议需要注意的环节）。

开幕式在盛大的非洲歌舞中拉开序幕，身着鲜艳服装的诗班高唱气势雄伟的“齐来冠他为王”，正是1910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开幕式之歌。走过100年的宣教历程，仍是同一首歌! 大会主席道格·伯索尔致欢迎辞，并播放了洛桑运动两位重要领袖，90高龄的葛培理牧师与斯托得博士向大会的致辞，这两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以其毕生对福音的委身为所有人做了美好的榜样。大会特别播放了世界教会历史短片，重温两千年教会曲而不折的成长之路。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洛桑表演团队，或话剧或歌舞，完全是专业水平，由此可以感受到洛桑组委会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返回酒店时已夜色阑珊，耳边犹响着非洲手鼓之音，于是有“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的诗句涌上心头。

第二天

本次洛桑大会的一个很大特色是使用了全球同步链接的高科技电脑技术，许多文件、论文都可以及时地让全世界数十万关注洛桑的人了解，而他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回帖并与资深牧师、教会领袖组成的对话团线上交流，这是前两届洛桑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当我们享受科技进步的好处时，也不得不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问题，诸如种族冲突、环境破坏、艾滋病、天灾人祸、资源短缺等。作为关切世界的基督教来说（实际上，《约翰福音》 3:16的原文是“神爱世界”，但这需要进一步解经——笔者），以圣经的态度回应现实世界，义不容辞。因此，本届大会是围绕着“整全的福音、整全的世界、整全的教会”展开所有主题的。个人的强烈感受是，中国教会要有意识地装备自己，以更高、更宽的视野来建立教会、回应世界，以至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自己组织世界级大会时，我们能为普世提供更好的平台。
今天主要研讨“整全的福音——真理”，早晨的查经是《以弗所书》 1章，主讲人提醒我们不要忽视神恩典的丰盛（弗１:７的原文是“恩典的丰盛”，不是“丰盛的恩典”，强调点不同——笔者），与之配合的小组讨论补充、丰富了这一信息。接下来是全体大会，由４位发言者就“不变的福音，多元的世界”发表演讲。本届大会一开始就安排华人学者，香港中神的余达心院长就持守真理作主题发言。他说，后现代多元主义肯定个人有能力确立自己的法则，甚至随己意重建真理的标准，在他们看来，真理是相对的，任何对话都是徒劳的。他指出多元论实质上是冷漠的一元论，事实上，没有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义！当道德与其超然的源头断裂时，个人价值就成了在世界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过程价值和功用价值——这将把我们拖入社会文化混乱的灾难中，因此无论付上多大的代价，都要传扬和持守基督的真理！（可惜的是，虽然主题发言者都是著名人士，但因为时间所限，每人也只有15分钟。）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经验丰富的社会分析学家、国际巡回讲演者奥斯，他简明然而雄辩地指出当今世界的福音危机，“只有高屋建瓴的真理才配得上神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哪怕一句也抵得上整个世界的原则。”他引用马丁·路德的话说：“一句话就把他击倒了，”奥斯挥挥手：“这才是真理！若是我们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真理，本届洛桑应该到此为止！”他的讲演引发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下午是“多元主题”时间，设立了几个分会场比如“教义与分歧——多元世界的世俗表现”，“多媒体、高科技在福音禾场的应用”等等，与会者可以任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参加。 这之后是区域分组时间，大中国圈的教牧领袖自然就聚在了一起，我相信这个组是最活跃也是最激烈的，大家几乎全部时间只谈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中国200多位参会者没能成行。华福总干事李秀全牧师，也是本届洛桑副主席主持会议，他公布了写给媒体的公开信（可参见香港“时代论坛”），解释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回答了与会者的各样提问，他总结说：关于这件事有很多东西要整理，仅仅我们在这里讨论是得不出任何结论和预测的⋯⋯

晚间是“亚洲之夜”。崇拜由多个国家组成的敬拜团带领，分别用英、法、德、西、日和祖鲁语唱“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突然我听见熟悉的音乐响起，正是那首“你若不压橄榄成渣”，配器和演唱优美动听，遗憾没有中文字幕，可能大多数人知道这是东方曲调，却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传统唱诗。接下来是几个小品，分别表现亚洲各国福音先驱的事迹。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宋尚节，大概是因为一个老外在声情并茂地表演，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宋尚节（也许不应该苛求，人家作为外国的表演队也算尽力了，不过我们倒可以汲取教训，是不是在准备节目之前能事先与该国的教会历史学家做些求证）。由于中国有200多位参会者未能出席，大会在“亚洲之夜”安排了20分钟特别节目。先是由大会主席道格·伯索尔和大会主要负责人、一些亚洲国家牧师，包括李秀全牧师、香港“突破机构”总干事蔡元云医生一起登台为这些中国参会者祷告，并邀请所有会众起立，凡有感动的可以指着自己的椅子说“这是为他们预留的”！我见一位参会者在祷告时自始至终一直把自己的椅子高举过头；接着播放了中国参会者特别为本届洛桑谱写和录制的《主爱在中国》 的诗歌；大会还特别用中英文朗读了由中国参会者撷集的圣经经句⋯⋯“亚洲之夜”还邀请了一位朝鲜小姑娘做见证，她的父亲4年前因为信主的原因在朝鲜被捕，至今杳无音信。她曾在中国东北被一位牧师抚养，现正在韩国学习，已经蒙召要回朝鲜传福音。全场起立为她鼓掌，她的韩国牧师上台与之拥抱，这就是洛桑官网上那张照片的故事。最后是葛培理牧师布道70载的影视专辑，那些为主做大能见证、呼召成千上万人决志信主的宝贵记录让我想到《希伯来书》 13:7，不禁心潮澎湃。

第三天

在反思昨晚的“亚洲之夜”时，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看见不少国家的弟兄姊妹都上台讲述神在他们那里的作为，特别是两位印度老弟兄在近乎“平乏”的表达里却一直传讲着神的荣耀；然而不少会众对今天中国教会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1974年第一届和1989年第二届洛桑的年代。事实上，即使从1989年到今天，中国教会也已经今非昔比：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教会的大发展还是90年代末期迅速兴起的城市教会；无论是从今天遍布城乡的聚会堂点，还是从中国基督徒在赈灾、扶贫、社会服务等各个公共领域的贡献，都清楚地看得见神在中国的大能奇事和在中国教会的荣耀，而我们却没有在全世界面前见证的机会。我们将这样的看法迅速与国内同工沟通，也同时获得在场的很多华人教会领袖的支持。经过与大会诚恳磋商，组委会答应努力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上为我们挤出5分钟全体出席的时间来做短发言。在这一点上，真是要感谢洛桑组委会，他们看重的不是按部就班的时间表，而是神的荣耀（尽管在整个大会期间，他们遵守时间到了“不讲情面”的地步）。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整全的福音——和好”，查经信息是《以弗所书》 2章：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大会发言中一位巴勒斯坦姊妹做见证说，她一直对犹太人、特别是弥赛亚信徒成见很深，但是随着灵命的成长，特别是经历基督和好的爱，她现在强烈地愿意与犹太的弟兄姊妹和好——而大会给予了她这个机会，她旁边正站着一位犹太弟兄，这位弟兄也见证说在他的固有观念里，是看不起巴勒斯坦人的，但是他正被耶稣十字架上超越的爱所得着，他愿意与巴勒斯坦的弟兄姊妹和好！大家当即报以了热烈的掌声——这正是洛桑大会这一普世平台所特有的优势，你抱有成见的人可能正是你的邻舍，而你所操练的和好正可以从你的邻舍开始。

下午引人注目的一个分会场是探讨“今日圣公会”。曾作为英国国教的圣公会在全世界范围也是很大的宗派。乌干达大主教亨利·路加（他最后一天主持大会圣餐）及中东、东南亚、澳洲的主教们和会众一起探讨圣公会的历史沿革和今日宗派的种种危机（据说欧洲一些传统教堂在世俗主义、自由化和伊斯兰教的冲击下甚至门可罗雀）；特别强调“耶路撒冷宣言”是圣公会宗派教义的当代表达（该宣言是2008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全球圣公会未来会议”上通过的——笔者）。其实，圣公会只是一个明显的代表，今天世界范围内许多传统教会、宗派都面临着不同危机。而能坦率面对危机、为未来向神求智慧，也许是每一个教会都该思考和有所行动的。

晚餐是与非洲国家领袖一起，我来晚了没有位子，被热心人安排坐在乌干达大主教亨利·路加旁边，他建议我既来之则说之。我就顺势提及自己所亲历的中非传统友谊——中国人民即使在“文革”最困难时都勒紧腰带为非洲国家的建设省吃俭用。在场的非洲领袖无不动容，其中一位站起来声若狮吼：“我们非洲弟兄姊妹要还中国债——福音债！”他说，“今天在非洲有上百万的中国人，或是劳工，或做生意，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了解神的救恩。中国弟兄姊妹，你们是来非洲宣教呢，还是教我们中文?!”他话音未了，来自不同非洲国家的教牧领袖纷纷举手发言，竟然都是深有同感。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此深深感动，当我们唱“宣教的中国”时，是否想过非洲大陆？是否想过今天的非洲教会已经抢先一步，准备好向我们在非洲的同胞传福音了？
晚上的两位讲员都是HIV阳性，一位是手术感染的，一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谈及艾滋病是非洲的一号杀手，一方面呼吁全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祷告，一方面也见证神对他们的保守和恩典：这个世界是一个多难的世界，基督徒也会面对厄运，当我们身陷困境时如何在自己站立得住的同时，也能帮助他人，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

第四天

当斯托得博士和葛培理牧师开始洛桑运动的时候，福音派与自由派的交锋也许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洛桑福音运动若要一直成为中流砥柱，继这两位福音领袖之后就必须有后起之秀，而今天讲解《以弗所书》 3章的约翰·派博证明了他就是这样一位。派博开门见山：“保罗所一再强调的是，沿着苦难和祷告的最低谷去寻找神在世界历史中的最高旨意。”他认为今天基督教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要求社会公义减少苦难，一种是默默背起十字架寻求主超越的旨意。他说：“神百般的智慧不再是隐藏的奥秘，而是借着基督受苦的十字架并透过教会彰显于世的，因此教会就是指向那智慧的手指，又是被那智慧之手所描绘的，是那智慧发出的光！” 他自问自答：“那么教会如何向世界传递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呢？——要借着传讲清晰地表达出来，要借着受苦显出其宝贵，并借着祷告呼唤上面的力量打开人们心中的眼睛”。派博呼吁我们坚信《以弗所书》3：20的应许：“请相信，除了借着教会传讲并彰显基督的福音和荣耀，神在这世上没有更高的计划了，他所应许的他自己必成就！”
接下来由一位姊妹做见证，完全是派博讲道的活的应用。她的丈夫是一个国际医疗队的队长，已在阿富汗服务二十多年，但就在两个月前，她的丈夫和他医疗队的同工们在阿富汗被枪杀了。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她找到了丈夫最后一篇带血的讲章，是《哥林多后书》 2：14—16关于基督的馨香之气。讲章里谈到旷野牧人所吃的一种长期不变质的羊奶酪，这种奶酪是旅途中在骆驼背上制成的，混杂着各种味道，有一种尸体的味道，一般人闻到一定会远远避开，如死的气味叫人死；但对旷野中饥饿的人来说，那是生命的供养和必须，而且越吃越有滋味，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比之若苦难，一般没人愿意接受，孰不知苦难可以成就一种坚韧持久的信仰品格。这位姊妹做见证的时候声音坚定，虽然丈夫尸骨未寒，却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句抱怨和诉苦，她说：全体医疗队成员的遗孀都表示，若是有第二次选择的可能，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仍会选择如此。每个在场的人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她透过平静地面对苦难，正在看见神的荣耀。

今天的主题是“整全的世界——信仰”。尼日利亚圣公会主教克瓦实谈到在伊斯兰教地区传讲福音，甚至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今年年初，极端穆斯林烧了100间教会和300多间基督徒的家，面对复仇的呼声，教会的态度是 ：在忍耐中彰显基督的爱。他自己的家在2006年也遭受了攻击，妻子致盲。后出国治疗返家后，再次被攻击，而且袭击者要杀掉他。这位主教对暴徒说：“能否在我死前为你们祷告？”当他祷告完抬起头来，发现那批人已经走了⋯⋯同样在穆斯林地区，一位从伊斯兰教转信的印度姊妹和她的丈夫怀着对穆斯林的负担开始了一间 “穆斯林文化教会”。牧师被称为“毛拉”（类似回族的阿訇），在一个清真寺外表的教堂里席地而坐，仿佛伊斯兰讲经，然而传讲的却是耶稣基督。他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智慧地传福音，七年中已经为25位弟兄和12位姊妹施洗！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处异教文化中。从保罗的“在什么人中作什么人”到内地会的“在中国人中作中国人”，再到今天的“穆斯林文化教会”，这种处境化的福音使命一直在延续；另一方面，神常常走在我们前面，以至我们若不敏感，恐怕会错过福音的机会。一对在伊朗事奉的夫妇作见证说，一次到一家商店购物，见门口坐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妻子有感动对丈夫说：“去给他一本圣经。”丈夫简直觉得妻子疯了，这可是在伊斯兰国家向伊斯兰士兵传基督教，如同找死呀。妻子于是祷告说：“主啊，这人若下地狱，流这人血的罪归在我丈夫头上！”长话短说，丈夫后来把手中的圣经送给这个士兵——那个士兵当即跳起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丈夫吓坏了⋯⋯士兵一把抱住他：“我昨晚做了一个梦，说我在这商店门口将得到永生之道，我正在等而你就来把它送给我了！”

晚上布道的是大名鼎鼎的蒂莫西·凯勒，他是纽约长老会救主堂的主任牧师 ，他强调的重心是城市。他认为城市是未来的福音重点。首先，全球的城市化使城市人口激增，在1700年城市人口只占人口比例的3%，而到今天已占到50%，而且每秒就有2个婴儿要来到这个星球的城市；第二，城市具有从穷人到精英各个阶层的人士，从中几乎可以发现所有的福音对象；第三，巨型城市（人口过千万）逐年增加。他引用约拿的故事陈述神对大城的拯救，认为对城市的宣教是今天教会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只要看看今天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教会，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在城市的心意；虽然就福音禾场来说不分城市或乡村，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福音事工领域，城市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五天

从开幕式以来，每天从早到晚大信息量的摄取令每个人都有点消化不良。早晨是精彩的查经；上午围绕当天主题有大师们做焦点发言；下午的多元讲座和相应对话包括了许多当前的热门话题，从全球化、城市化、科技伦理、媒体影视、环境保护、艾滋病、妇女儿童、贫富差别、世界信仰、领袖事奉等不一而足；晚上的大会通常先是热情奔放的敬拜，用不同的语言和音乐颂赞同一位上帝，接着按五大洲不同地区，述说上帝在这个破碎世界的奇妙作为。我常常思想的一件事就是若我们主办这样规模的大会，我们应该怎样驾驭每天的主题同时照顾细节，怎样做到首尾一致、收缩得当，不顾此失彼。这些天，也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会的缘故，我们每天神经都高度紧张兴奋，所以今天大会特别安排休息一天，不少人利用此机会外出旅游。可惜今天阴天，云层如一块厚厚的桌布一样覆盖在“桌面山”，上山索道关闭，我虽失去了“登山而小开普敦”的机会，却能和另外一位同工出席泛非领袖的“洛桑小会”。

这通常是国际会议的特有现象，就是“前面开大会，后面开小会”。“洛桑小会”最有意思的一个环节是各个分会场代表上台做展示，吸引会众参与自己那场讨论。我记得土耳其代表的发言相当有诱惑力：从《创世记》 伊甸园在土耳其，到《启示录》 的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特别是洛桑大会天天查经的以弗所也在土耳其，你不来我们的讨论还要去哪里？我其实心有戚戚焉，但还是为中国分会场讲了一句“公道话”：1996年我就收到过一位犹太学者的研究报告，称他走遍世界，发现伊甸园在中国四川，其中一个证据是那里有一条流着金子的江，叫金沙江⋯⋯在“洛桑小会”，我们有更多机会与来自五湖四海关心中国的弟兄姊妹一起谈论从中国现实的变化到教会的发展，并分享近几十年来上帝对中国教会大能的保守和带领，以及圣灵打开人心的工作。
晚上，我们和南非一间华人教会一起交通。虽然他们的事奉很艰难（唯一一个负责讲台事奉的弟兄正准备回国），但准备临时接替的姊妹却表现了出人意外的坚韧。其实她的先生几年前在南非劫案中遇害；她信主后一面维持生计，一面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服事，她说，我们会凭信心在这里持守，盼望主为我们预备传道人，也请国内弟兄姊妹为我们代祷。事实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事奉，都有各自的十字架，需要肢体的彼此联络，需要时时仰望赐我们宝贵信心和应许的主。

第六天

昨天的休整确实令人重抖精神，也标志着洛桑大会议程过半。今天的主题是“整全的世界——（宣教）优先”，其中有一些数字相当重要：
1974年第一届洛桑时，世界上大约60%的人口未听到福音；35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降到40%，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包括3700个种族群体。这个世界有35亿的穆斯林、印度教或佛教徒，他们中85%的人从来没见过一个基督徒；这个世界有超过8000种语言，只有400种有自己语言的圣经，而超过2000种语言里几乎没有一点圣经词汇——虽说如今福音已经传到地极，或者说只要你愿意，有足够的手段和办法将福音传到世界的任一角落，但有没有想到40%的世界人口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保罗·伊舍曼，是耶稣电影事工的创办人，挑战在座的每一位认领一个福音未及的群体，为他们代祷，去那里宣教，为此委身。甚至一些具体的建议摆在大家面前，你是否准备好结交一位伊斯兰教阿訇，印度教祭祀或佛教僧侣，是否有可能请他吃个饭或是去他家里拜访。这些都是相当实践性的问题——你在世界上的优先事工是什么？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当洛桑筹委会正在筹备第三届洛桑时，已经有人挑战说：“洛桑运动的尽头是什么？”答案实际就取决于洛桑运动的参与者。很清楚，若所有代表回去都没有任何跟进和委身的话，若人看不到洛桑与其他大会区别的话，若普世教会在洛桑之后仿佛没有发生什么的话，洛桑运动也就走到终点了。但感谢主的是，无论从每天的主题发言、对话，还是底下的反响来看，与会者透过大会都能重新校正自己的目标，重新确立优先次序，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表示要在行动上见——可见重在行动的洛桑大会对资源重组、寻找宣教的突破，道成肉身进入世界作光作盐都有清楚的实践意义。
今天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晚餐时分，当我们与亚洲周边国家的代表在一起时，来自印尼、孟加拉、印度、中亚几国的代表纷纷发言，感谢中国教会对他们无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参加这次洛桑。越南代表情不自禁，走到我们面前，哭着与我们拥抱，说：“多么想见到所有的中国弟兄姊妹——这份爱心是超越任何界限的手足亲情！”一位乌克兰的代表说：“当我们从国际洛桑收到你们的奉献时，我们流泪为中国祷告，我们感谢主，中国强大了，中国教会强大了，中国已经踏上了宣教之路。”是的，中国教会在这两年多的筹备工作中一直在成长和成熟：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跨越教派、教义、团队、城乡的合一；第一次尝试为国际会议、为自己教会和其他教会的参会者募捐；第一次为周边国家的参会者募捐，并且按照承诺支持了一百多位邻国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此时已经来到了洛桑大会，不仅是心来到了这里，而且正在灵里与普世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契合！

晚间的节目集中展现神在非洲的奇妙工作，动感极强的非洲敬拜和非洲人那种节拍鲜明的肢体语言让传统的东方弟兄姊妹自叹弗如。非洲50%的人口在25岁以下，33%的人口小于15岁，可以看出非洲是一个年轻的大陆！100多年前，非洲还是一个“福音进口”地和福音的荒漠，但今天复兴之火已燃遍非洲各个角落，非洲正在变成一个“福音输出”地。此刻，我们想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将福音带给非洲的宣教士，许多人在这里长眠甚至殉道，但他们的同伴、遗孀、子女前赴后继又来到这里。一位非洲代表作见证，他的爷爷杀了宣教士，而他们全家现在已成为宣教士——再一次证明德尔图良的话：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大会特别请西方国家的代表起立，代表他们宣教的先辈接受全场的掌声感谢——此种方式是否合宜再议，但有一点值得反思：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宣教的中国，实际上比较少想到非洲大陆——一个上帝同样祝福的地方，这里的信仰大复兴已经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启动了宣教的非洲⋯⋯

第七天

洛桑大会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强调合一，不仅是跨越地理的合一，而且是跨越宗派的合一。今天早晨带领查经的是内罗毕五旬节教会的主任牧师。对于灵恩运动的评价与反思似乎不在洛桑的议事日程中，不过当我们观察非洲大复兴的时候，我们感受到那是与强调和见证圣灵强有力的工作不可分的。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整全的教会——正直完全”。“斯托得事工”的国际主任，著名旧约学者克里斯 一上台就不留情面地向教会的种种陋习弊端开火。他猛烈抨击教会中的权利欲、滥用金钱、操纵他人、私意解经、骄傲和不道德……“什么让主最伤心？”他激动地说，“不仅仅是世上的罪，还有他所救赎出来的人属灵的失败、不顺服和悖逆！”他用一个英语单词“HIS”来概括传道人（和他所代表的教会）的品格：谦卑（humility）、正直(integrity)、简朴 (simplicity)。“福音派的不合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以传福音为名义的教会领袖缺乏谦卑真诚，缺乏基督的样式！”他大声疾呼：“洛桑应该呼召悔改、更新和委身，拒绝世俗的各种试探……”最后，他提醒每一个人，在离开座位去传福音之前，别忘了先跪在神的面前寻求主，悔改认罪。
下午参加了一个多元主题“伦理：边缘科技与人类未来”，是探讨克隆、干细胞技术对基督教伦理的挑战。这是相当前沿的课题，也是基督教面对当今科技声音最高的领域之一。其实，边缘科技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伦理层面，更重要的是直接涉足神对生命的创造领域，用北京话说：顶着雷干吧——人类为自己积攒震怒。

大会本来决定在今晚最后一次的“神在世界教会的作为”中安排我们短发言，在场的华人牧者领袖不分国家地区都一起屈膝祷告，我们也积极与国内同工联系沟通。突然接到大会的通知，短讲改成祷告，将安排在明早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之前。我们和国内同工都认为这是神清楚的带领：在主日这个特别的时间用感恩祷告的形式，在全世界面前述说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和神当得的荣耀！

晚间焦点主要集中在东欧和西方世界，特别谈到前苏联。在1989年第二届洛桑时，只有很少的代表来自前苏联；而由于苏联解体分成12个国家，本届洛桑共来了120位代表；1989年，西伯利亚还只是一个大监狱；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宣教禾场。我个人认为当神学被西方（从天主教开始）所主导，我们比较少了解东正教（多在东欧、前苏联、希腊等地分布）的发展。即使从教会史来看，东正教信徒一直是站在与伊斯兰教对垒的第一线，相对保护了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深度灵修传统实在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信仰宝库。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明天将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洛桑盛宴将在宏大的圣餐闭幕式中曲终人散，每个人心中都恋恋不舍。在这紧张繁忙的一周，我们学到并经历了太多东西，同时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亲身感受到亚非拉教会的全面复兴，基督教重心的南移东进；一方面思考我们身上的使命，中国教会在末世宣教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第八天

今天是第三届洛桑大会最后一天，既是一个段落的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因为大会安排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在全体大会的一开始，我很早就和蔡元云医生一起在大会节目部和戒备森严的后台等候上台。事实上，即使是5分钟的祷告内容这几天来都经过了多次多方的祷告、措词和讨论，无论是国内同工还是现场华人教会的牧长前辈都给予了及时的意见和支持。（我在后台准备的时候注意到，大会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处理得相当仔细，比如在登台前每人还要签一份大概是关于肖像权的协议，这些细节和国际惯例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登台后，面对台下四千多普世教会的领袖，感谢主加给我们力量和话语。道格邀请全场代表起立，为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献上感恩，也为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未来祈求神的带领和祝福。

大会最后一天的主题是“整全的教会——伙伴关系”。洛桑大会这个平台确实大大促进了普世教会的全球伙伴关系。仅仅是700 多个全球对话链接（包括转播、及时对话、每日更新和发帖）就与超过95个国家的教会“同步洛桑”，上网量之大超过了三个月前刚在此地举行的世界杯。大会的安排也很巧妙，比如早晨带领《以弗所书》 6章查经的埃及牧师解经之后，他的妻子就透过开罗“垃圾村”变“敬拜中心”的具体应用来做鲜活的补充；而同样，上午全体大会的讲员也是一对夫妻档，他们特别谈到了福音事工中弟兄与姊妹的伙伴配搭（当然不限于夫妻），强调了姊妹事奉和弟兄的平等与互补关系。

然而今天大会最具先知性的压轴发言是OMF（内地会）总干事冯浩鎏，他在题为“在基督身体里同工， 以寻求新的全球均衡”发言中带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普世宣教视野。他先提出一个挑战性问题：以追求上帝的全球均衡为使命还是以普世宣教为使命？冯医生指出圣经中的宣教不是首先或特别地与均衡或能力的平衡相关。宣教是关乎上帝的能力，上帝只把能力赐给那些接受他能力的属他的百姓。冯医生提出一个重要的宣教观念，即宣教资源将不再只是从西方到别的地方，而是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 南半球和第三世界教会为普世宣教做出巨大贡献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他接着说，均衡永远不会消除比较和竞争，而和好是所有基督徒伙伴关系的基础，因为和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换来的地位。圣经中基督徒同工关系的榜样并不是像世界所推销的“双赢”模式，而总是付出牺牲的同工关系。冯医生深有感触地谈及一种在中国基督徒中流传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未来的福音使命属于亚洲人或者中国人，甚至一些西方人也以宣扬这种信念来鼓舞我们，但这会重复西方过去曾犯下的错误——也就是，将经济和政治的能力等同于推动福音广传的能力。主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没有任何一个种族群体或国家可以宣称唯独自己拥有特权去完成主的大使命。最后，冯医生强调多中心主义的宣教概念：各地要互相学习，从而带来丰富，没有一个基督教的中心或宣教活动的中心，而是“我们彼此都需要”。

因为今天是主日，闭幕式由大主教亨利·路加主持肯尼亚新音乐形式的圣餐礼拜。值得一提的是，在闭幕式上大会还特别安排了由中国姊妹为亨利·路加主教祷告以及中文（以及法、俄、阿拉伯等语言）读经，这与华人学者领袖作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大会发言、前后两次为中国的特别祷告、洛桑副主席华勇主教的中文祝福，前后呼应一致，可见普世教会对中国教会的重视，这是否对中国教会也是某种预示呢？盛大的音乐、歌舞，多姿多彩的舞台布景和250人的诗班、30人的管弦乐队呈现了活泼的敬拜与非洲特色的赞美，加上圣公会传统严谨的圣餐仪式，现代与古典相得益彰。四千多人同领圣餐的壮观场面，让人再次回想起当年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给门徒的新命令和《启示录》 羔羊婚宴的预表，不由感慨万千，正如洛桑运动的国际主任林瑟·布朗在闭幕式上有感而发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样美好、独特和真实，这就是我们这一周来济济一堂的原因。他特别指出《开普敦承诺》 （第三届洛桑的纲领性文件）带给我们四重异象：第一，振聋发聩地确认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和福音真理，以及普世宣教这一全球教会的使命；第二，在全世界各地的各个层面为耶稣基督及其教导做见证；第三，透过洛桑运动结出丰硕的合作与友谊之果；第四，透过本届大会激发出以基督为中心的，充满创意的新方案。最后，林瑟·布朗以约翰·卫斯理的话鼓励大家：尽一切办法、一切所能，踏遍一切可行之处，把握所有时间，向所有能触及的人群，尽己所能、历久不懈地为基督做见证。

会场再次响起雄壮的“齐来冠他为王”的赞美歌声，标志着历时8天的第三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圆满结束。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再次挑旺普世宣教之火的里程碑，洛桑运动执行主席道格引用斯托得博士的话如此说：许多会议都如昙花一现，然而洛桑大会令人激动之处在于它的火焰持续点燃别的火焰！洛桑不是一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运动，是全球各地包括牧师、学者、平信徒在内的很多人为着普世宣教共同使命的聚集。洛桑运动是创新的、催生的、有机的和充满活力的，它必须持续灵活地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坚实扎根于圣经，为宣教提供可靠贡献，并要有意识培养年轻领袖，有战略性地召集合适的聚会，因为它会带来许多新的会议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会把这些祝福带回各自的家乡，以全新的洞见和更新的激情，作为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给全世界。
这正如伟大宣教士耶得逊所说的：未来正如神的应许一样光明……

回程感言

第三届世界洛桑福音大会已经在南非的开普敦华美谢幕，耳边依然响着非洲咚咚的鼓声和四千人共同颂赞之音。说本届洛桑是一场盛宴大概不过分，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绝不乏人走茶凉的担心。于是有人质疑洛桑运动的前景，也有人对本届洛桑的安排策划提出批评，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既把大会比作筵席，就有众口难调的困难，对中国人来说，再好的西餐也仿佛吃不饱，但若期待地道的西餐师傅做出地道的中国饭也是奢求。对我个人而言，洛桑既是现代合菜，也是传统精品，有句广告词很贴切：饕餮小酌、丰俭由人。诸子百家因人而异，可能品味不同，但是少不了的是参与其中，感悟其间。在我看来，洛桑运动的希望不是在于菜色好坏，它的重要性根本上是因为它与传福音的大使命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洛桑运动是普世教会相契合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平台，不是外行看热闹的门面舞台，而是内行显身手的历史舞台；洛桑运动是末世福音发展的一块里程碑，它记录了普世教会实践大使命的一步步佳美脚踪；洛桑运动是一个心灵中转站，在这里有倾听、激励、重整、安慰，既可以收拾起受伤、破碎的心情，也可以找到惺惺相惜的同路人；洛桑运动是一面可以照见属天敬拜的镜子，不同种族、肤色、语言、族群济济一堂，共唱同一首赞美的新歌；洛桑运动是一次异象的确立与传递，从《洛桑信约》 到《开普敦宣言》 ，是世俗化、自由主义浪潮中的中流砥柱；洛桑运动是又一次整装待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复合与合一，反思与启迪，机遇与挑战……

在经历洛桑期间，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也许有一天，也许是下届，当我们自己主持这场全球盛宴时，我们有足够的见识和能力来掌勺备料，挑旺洛桑之火吗？

我很感谢神让我能当选代表，参加洛桑会议。但没想到最后竟然还成了少数能参会的代表之一，这真是让我恐惧战兢。我不知道神在我的身上有什么旨意，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我要把参会的经历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10月15日， 星期五

我一个人辗转几个国际机场，30个小时的行程，终于到达开普敦机场，负责接待的弟兄姊妹们把我们带到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CTICC）, 里面有很多人，但见不到熟悉的面孔。我想确认一下我们是否还住在Strand Tower Hotel, 但却查不到我的名字，问了半天才知道我们是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预订的宾馆，没有个人的名字，但可以直接去宾馆办理入住。
宾馆离会议中心不太远，步行大概十五分钟左右，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拿着地图去找宾馆。参会的人都住在附近的宾馆，一路上都能看到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唯有我是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看着陌生的面孔，听着难懂的语言，我心里越发想念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只有祷告神，请他能差派更多的人来参会。（后来听说独自一人行走是很不安全的，大会也禁止代表单独行动，晚上六点以后，集体行动都要尽量减少。这真让我后怕不已，心里特别感谢神的保守。）
下午去注册。有四五百人在同时注册，现场设置了五、六个窗口，一会儿就注册完了。我拿到一张胸牌，为了不引人注意，胸牌上没有注明国家；还有一个会议专用包，里面放着会议手册，开普敦地图和旅游指南等等。
会前的接待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人很多，但一点也不混乱，有专门的问讯处，有志愿者主动提供帮助，还有人负责安排住宿和交通等。志愿者很多是各地神学院的学生，如果不能当选代表，能做志愿者参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于大会来说也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参加这样的大型会议，我是第一次，如何组织和管理，我一点概念都没有，这次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了一圈又一圈，找不到一个中国代表团的人。
到了晚上才见到中国教会的负责人，这才和其他已经来参会的人联系上，会议前的一些安排也有了着落。

10月17日，星期日

上午参加完主日聚会后，我们聚在一起祷告，因为听说北京的代表们在开自己的洛桑会议时被包围，我们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同时又很盼望神能在最后为他们开出路，让他们能出来开会，哪怕是几天也行。
到开普敦几天来，我们不断听到中国代表受阻的事情，觉得很揪心。见不到自己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已经让人很伤心了，更让人难过的是中国教会想和全球基督的身体联合，为神作美好见证，填满马尼拉会议空出的200个座位的愿望很可能又落空了 。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愿望告诉神，求他来成全。在祷告中我们忍不住都哭了，我们决定中午禁食，寻求神的旨意。

下午15：30—17点，桌子小组

这是在开普敦的桌子山下举行的神的盛大宴席，让人想起《雅歌》 2：4：“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
这次大会把4000多人分在不同的桌子，六人一桌。每天上午第一堂大会信息内容都在围绕着整本《以弗所书》 展开。以查考神的话语、小组观察、讲员释经讲道和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
第二堂大会信息往往是以不同方式（表演、多媒体、讲道和见证）围绕着当天的焦点展开，小组分享则是讨论如何将这些信息运用到本地教会的事工中。
我有幸和几位海外教会的长者分在一桌。
今天下午的主题主要是相互熟悉，围绕家庭、恩赐、服侍的区域、自己的软弱、遇到的困难，对大会的期望等进行自我介绍，每个人分享完后左边的人为他祷告。这样很快就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陌生，不仅看到别人的成绩，更是通过他人的有限、弱点和艰难，看到神如何透过软弱的人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

17点，晚饭时间

我一直好奇几千人如何同时进餐，中国人喜欢坐在桌子旁进餐，有专门的服务员来服务，一次大型会议，专门为吃饭服务，就得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这里却是楼上楼下放了许多长条形的桌子，铺着白色的餐布，上面放着各种食物，代表们排着长队，有序地用盘子取食物，然后和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或坐或站，聊天分享，充分利用时间获取信息。饭后有服务员拿着垃圾袋来收盘子，一会儿就清理干净。四千多人吃饭，一个多小时，到处干干净净，非常经济有效。中国教会将来要举办这样的会议，在这里的确可以找到值得效仿的地方。

19点，开幕式

终于盼来了大会的开幕式。
大会在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非洲弟兄姊妹的歌声、鼓声、舞蹈中拉开序幕。
有人说：福音传到非洲，他们就载歌载舞。听说非洲的敬拜非常活泼，果然名不虚传。一百多人的敬拜团，包括老人孩子，他们都充满激情、发自内心地赞美神；鼓声热烈而奔放；舞蹈灵动而活泼；还有一群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歌唱，像可爱的天使。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喜乐，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却如此喜乐平安，这真是神的祝福。“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诗149：2—3）
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受感染，大家都起立参与敬拜，不再有种族、语言、文化和地位的差别。不再因为有人举手、有人鼓掌、有人摇晃身体而发生分歧，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似乎成了《启示录》 中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神宝座前敬拜的预演。
的确，本届洛桑大会是基督教历史上将最多不同种族、宗派、行业的男女聚集在一起的基督教聚会。根据大会数据，4,000多位的参会者代表了全球198个国家，几乎包括所有基督教宗派、所有年龄（四成参加者介乎20至40岁）及各行各业的弟兄姊妹（1,200位牧师，1,200位学者及学术界人士，以及1,200位医疗界、商界及媒体界人士）。还有将近10万人通过GlobalLink同步参与。
敬拜后，洛桑大会主席、国际洛桑执行主席道格·伯索尔（Doug Birdsall）致开幕辞，在两分多钟的致辞中，他说道：“神今晚就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应许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耶稣今晚就在我们中间，他也与不能和我们在一起的中国的弟兄姊妹同在，”他语调有些沉重，“神，求你祝福他们，在他们被限制在家里与外界隔离、他们的心特别渴望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让他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求你祝福他们的国家，给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智慧的心和恩典来分辨。”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国内的弟兄姊妹感受到你的同在，也感受到我们的心和他们在一起……”
道格再次强调洛桑会议的使命：“我们来到这里来梦想。当那日，先知约珥预言‘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
“我们看到过救赎的历史的伟大故事。我们相信未来会如神所应许的那般光明。” 他说，“这一周我们要来默想洛桑的使命——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到整个世界的呼召。”
他还呼吁：“让我们祷告，当下次开洛桑会议的时候，未得之民的数目是零。”
开幕式上，大会还朗读了洛桑运动的两位发起人、著名的福音派领袖葛培理（Billy Graham）牧师和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牧师的问候信。
大会还播放了从初代教会到现在的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史短片《宣教的转折点》 （Turn Points），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整个开幕式让人既兴奋又惆怅，兴奋的是能和全球的基督徒在神的殿中一起敬拜，惆怅的是中国代表的缺席，心里还是盼望他们能有机会参与。

 

10月18日  星期一

今天，开始进入大会的主题。
本届大会主题为“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5：19)。在以后的六天时间，以真理、和好、世界宗教、新的宣教优先次序、诚信和正直、合作六个主题来讨论和分享，并在下午的分组会议和对话小组更深入地探讨每一个主题，与会者可以借此对各个议题进行互动、向演讲者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观点。
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的真理。

8：30—8：45， 敬拜

敬拜在会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神是至高无上的，配得尊贵、荣耀和赞美。

敬拜团聚集了来自15个国家、愿意谦卑服侍的敬拜领袖，他们来自南非、哥伦比亚、韩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东地区、美国等。他们不仅很专业，而且很敬虔，不是在表演，而是从心灵里唱出对神的赞美。敬拜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从不同的语言、种族和人群中发出对他的赞美：“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启19：6）
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音乐感动的人，在敬拜中经常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这次虽然歌曲、语言我都不太熟悉，但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
我非常享受这全球教会在神面前的敬拜，但心底深处却有深深的遗憾:敬拜团里没有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知道敬拜团的选拔肯定有一定的标准，比如是知名的领袖，有名的基督徒歌手，熟练的英文等等，但每当各个国家的歌手用自己的语言轮流唱赞美诗时，却听不到汉语的演唱。好多次我都想上台去和他们一起演唱，不是因为我唱得好，只是希望全世界能听到中国人赞美神的歌声。但是因为特殊的情况，我不能。我只能对神说：“只要你能听到，这就够了！”

8：45—10：15，圣经学习

洛桑戏剧小组首先表演了以弗所教会收到保罗的书信，并阅读该书信的场景，一下子把人们带到了当时的环境中。
今天查考《以弗所书》 1章，大概程序是：
1. 自己查考圣经；
2. 在小组里分享所领受的；
3. 讲员讲解；
4. 在小组里讨论讲员所讲的内容。
这是很好的学习方式，据研究:人们用听的方式，所学到的内容只有30%—40%；如果加上阅读、分享和讨论，可达到60%—70%；如果能去实践，能掌握80%—90%。最重要的是小组成员的恩赐不一样，从圣经中得到的也不一样，大家一起分享，就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神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的代表都是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新朋旧友相聚，难免兴奋难眠，甚至彻夜倾谈，如果只是听讲员分享，可能有不少人该打呼噜了。
今天的讲员是斯里兰卡的牧师阿吉特·费南度（Ajith Fernando），他讲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丰富”。
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人们归向耶稣是因为个人需要得到满足，而跟随耶稣则是认识他是真理。”所以一旦人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能只是讲人们喜欢听的，而忽视了人们应该听到的——就是关于十字架上的救恩的真理。
他批评当代的一些赞美诗只是关注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受苦及我们如何回应耶稣的爱，而忽略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核心是赢得我们的救恩：耶稣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意味着什么，他如何为了我们的利益忍受神的愤怒；他的宝血如何能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如何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而能成为义……
因此宣扬那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的基督是最重要的。

11：00—12：00，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传扬基督的真理

香港中神的院长余达心演讲的题目是“真理至关重要，我当奋起持守”，强调在多元化时代坚持基督真理的重要性。
迈克尔·赫布斯特(Michael Herbst)的题目是“在世俗文化中见证基督”，介绍了在深受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前东德地区如何活出真理，见证基督。
知名的福音派护教作家奥斯·葛尼斯在“真理的人”中强调：“要高举真理，必须先从教会本身开始。我们要抵挡以方法论、激进主义、娱乐、迎合慕道者需要等方式来贬低真理的强大诱惑，以上种种方式都企图用现代人的看法来代替圣经对真理的理解。”
“西方基督徒随便忽视或否定圣经话语所维护的、很多弟兄姊妹宁可死也不肯否定的——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实在是令人羞耻的。”葛尼斯说。他的演讲不断引起阵阵的掌声。

12：30—14：00，午餐时间

午餐很简单，餐盒里装着三明治，奶酪、饼干，饮料。
代表们一边吃午餐，一边参加活动：富勒同学会，美国黑人代表聚会，为中南亚祷告，为北非和撒哈拉地区祷告等等。

14：00—16：00，多元主题

下午的几个主要分会场讨论的题目是“21世纪一个新鲜的见证方法”、“教义与分歧……多元世界的世俗表现”、“多媒体、高科技在福音禾场的应用”、“职场中的人们”等。
在小会场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对话。真是鲍鱼龙虾、鸡鸭鱼肉、青菜萝卜，应有尽有，但只能享受一样，其他的，只好留待以后慢慢来品尝了。
因为主要会场已经没有空位，我选了一个小会场的对话：“基督教第三教育的阿基里斯脚跟”，主讲人是迪尔克·容金德（Dirk Jongkind）,他是荷兰人，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新约圣经的西奈山抄本。他谈的话题主要是探讨接受神学教育可能的一些负面作用。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却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没有同声翻译，幸好有一份书面材料。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有属灵恩赐的年青人接受神学培训，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对他的属灵生命是大有帮助的。但事实上，却存在一些诱惑，甚至有对福音和圣经失去单纯信心的危险。
危险在于学院系统
提供的是自己的真理；
提供的是自己的荣誉体系；
提供的是自己的长幼尊卑次序。
这些可能与圣经的真理相悖，结果导致宣教士得到学位后，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不再回到宣教工场，学生追求学位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尊重、权柄，却轻看那些仆人式的工作；学生还可能会受到自由派、后现代主义对圣经的解读的影响，对福音和宣教失去热情。
他呼吁神学院、教会和学生应该反思接受神学训练的目的,是更深地明白神的话语，更谦卑地服侍教会。

16：00—17：00， 区域性聚会

今天是中国区的聚会。会议的焦点是关于中国代表的缺席事件的问答。

19：15—21：00， 神通过他的教会在世界工作

今晚是亚洲之夜，议题是“受压迫的教会与宗教自由”。
因为中国代表未能赴会，大会专门安排二十分钟给中国教会。洛桑大会主席、国际洛桑执行主席道格·伯索尔读了获邀参会的中国家庭教会信徒早前给他的信。家庭教会信徒们在信中引用多节经文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其中两节为《腓立比书》 1：29“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以及《雅各书》 1：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他们表示为了基督的缘故愿意顺服，平静地接受未能赴会的情况。
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李秀全牧师与香港“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蔡元云医生被邀请上台，跟伯兹奥尔等各地教会领袖一起带领全体参会者为中国祷告。伯兹奥尔更邀请众参会者站立面对自己的空椅，特别纪念未能赴会的中国信徒，为他们祷告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及守望。
我周围有几个人跪在椅子旁，不远处有一个弟兄一直高举着椅子。
祷告完后，响起《主爱在中国》 的歌声，熟悉的中国旋律，深沉而坚定。
这是我选的那首诗歌，因为旋律中有中国元素。我一心准备到大会来和大家一起演唱，没想到是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之后，是一个北朝鲜的小姊妹作见证。她只有十八岁，六岁随父母逃到中国，父母都信了主，父亲执意要返回北朝鲜传福音，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母亲因为生孩子也离开了人世，一对中国基督徒夫妇收养了她。在中国生活了六年之后，她去了韩国，现在在韩国上学，也在对北朝鲜宣教的机构服侍。
小小年纪，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她没有苦毒，有的却是对神的专心依靠。她最后说：“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谦卑地请求你们祷告，让那照亮我父亲、母亲和我的上帝之光，能很快地照亮我国家的人民。”

我们常常羡慕那些生活富裕的西方人，但神却把我们放到一个无所依靠的环境中，为的是让我们单单依靠他，这是福分。
结束了忙碌而充实的一天，我祈求那圣灵之风吹拂过来，让我们能得着激情和力量。

10月19日， 星期二

今天的主题是和好。

8：45—10:15 ，在圣经中共庆

今天学习《以弗所》 2：1—22，带领查考圣经的是来自拉丁美洲的路得·帕蒂拉·狄波斯（Ruth Padilla DeBorst），她是带领《以弗所书》 查经的唯一的女性，据说有人因此不想听她的分享，因为有些教会是不让女性讲道的。
她说这一章是“通过基督徒群体每天活出神的和好将万物带到基督里的宇宙计划”。“想象一下耶稣没有住在圣殿里面，没有住在遥远的至高之处，”她强调说，“他住在和好的基督徒群体中……我们已经死了，但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要把基督显现出来。我们将神已经成就在基督里的和好活出来了吗?”

11：00—12：30， 在分裂和破碎的世界里建立基督的和平

从印度来的普拉尼萨·蒂莫西（Pranitha Timothy）因为有脑瘤，她的声音低沉沙哑：“我用我的声音替无声的人说话。”她指的是印度的奴隶。全球有2700万奴隶，其中大部分在印度，而儿童占1000万到1500万。他们有的人世代为奴，每天遭受毒打、折磨、侮辱和杀害，普拉尼萨所工作的组织就是暗中取证，通过警察把奴隶从主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并让奴隶主受到审判。
耶稣来了，“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欺压的得自由。”（路4：18b）
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姐妹见证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她与神和好，并且愿意与巴勒斯坦人世世代代的仇敌以色列人和好，并且致力于促进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犹太人和好的工作。
一个犹太人的弟兄因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向他的犹太亲朋好友传福音，并呼吁代表们为以色列人祷告，让以色列全家归向耶稣。
这两个从前不可能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仇敌，今天却成为肢体，一同站在舞台上见证神的作为，全场不断发出热烈的掌声，将荣耀归给神。“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弗2：14）
卢旺达的安东尼·路塔伊塞尔（Antoine Rutayisire）在“重现和好的福音”中说，卢旺达全国约有89%的人口为基督徒，但就在这基督教复兴的土地上，1994年却爆发了以图西族为目标的种族大屠杀，有100多万人在屠杀中丧生，而屠杀常常发生在教堂中，甚至许多情况下，教职人员也参与其中。究其原因：福音传播者从不去解决种族分离的问题；信徒还是在传统信仰中寻找答案解决实际问题；传教士本身制造分裂；教会和政治没有保持距离。
传讲完整的、整全的福音，并传讲相应的医治信息，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施暴者悔改，请求饶恕；受害者得到医治，预备饶恕，真正的和好就会发生。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和好的理想之地。这血淋淋的教训真是值得引以为戒。

12：30—14：00， 午餐交谊

今天的午餐时间是和韩国的弟兄姊妹座谈。昨晚作见证的北朝鲜的小姊妹也在座，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加上我们有相似的处境，所以觉得分外亲切，也很佩服她的勇敢，因为来自那样一个疯狂的国家，心里也为她的将来祷告。
原来以为韩国人长幼秩序很清楚，气氛会很严肃，但在主里的相会却是轻松和谐的。他们说神把韩国放在中国地图的鸡嘴上，目的是让他们吃得饱饱的，这样可以满足整个身体的需要。在韩国每天都有很多人为中国祷告，也差派很多人到中国来传福音。
我觉得有些汗颜，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领受其他国家的弟兄姊妹们的恩典，却很少为他们祷告。
福音在韩国的复兴，在短短二十多年改变了这个国家，从前受欺凌的民族，今天在经济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的宣教士输出国，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
求神继续祝福韩国的教会！

14:00—15:30，多元主题分会

今天多元主题分会的议题有：
动员普世宣教的资源
给万国的和平：宣教的神眼中的族群
环境危机、福音与基督徒见证
财富、贫困及权力：通过全球和本地的教会有效地回应
我参加了“动员资源推动普世宣教” 这个议题的讨论。该主题的中心内容就是教会要做以基督为中心的管家——也就是管理上帝的资源，以成就上帝预定的旨意；并且在所有基督徒的生命中——不论贫富、地理位置和地位——培育出健康的奉献动机和奉献模式。
一个讲员以中国教会自筹资金解决代表费用，并且支持周边国家的100个代表为例，来说明中国教会如何通过联合来获取资源支持宣教：
教会联合。教会各个层面（教会、机构和基督徒商人）一起同工筹集资金支持洛桑会议，通过这种方式与基督的身体联合；
共同的异象。通过传递洛桑会议异象，各地教会参与祷告并积极奉献；
奉献的心志。大部分奉献来自地方教会，激发了地方教会支持宣教的热情。
中国教会的奉献精神将成为全球教会效法的榜样。讲员情绪很激动，请大家起立为中国教会祷告。
会中还放了一个短片《一把米运动》 ，讲的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住在偏远山区，非常贫穷，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每天主妇做饭时，抓出一把米放在一边，积累起来奉献给教会，然后卖掉，把钱用来支持教会的事工。去年这个地区1300万美元的奉献中有12%来自“一把米运动”。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他们说：“只要我们每天有吃的，就可以每天奉献给神。”
这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是神所喜悦的！

17：30—19：15， 晚餐联谊

今天晚餐是和非洲的弟兄姊妹座谈。
非洲给我的印象就是饥饿、贫穷、战乱和艾滋病……这次大会却让我耳目一新，不仅是大会中的很多领袖是非洲人，他们精干而睿智，就是普通的宾馆服务员、店员也是彬彬有礼，热情而友善。
座谈中他们情辞迫切地发出了“马其顿呼声”：非洲有一百多万中国劳工和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语言不通，由于中国商人喜欢把现金背在身上，他们常常是被抢劫和杀害的对象；而另一些人却可能会染上艾滋病而客死异乡。非洲的弟兄姊妹非常关心这些中国灵魂，想向他们传福音，却苦于语言不通，他们呼吁中国教会尽快派人过来传福音和教汉语。
如果是我们大队人马开过来，这个问题应该很快能解决，但现在只能同心合意祷告求神让中国教会的牧者听到这“马其顿呼声”。

19：15—21：00，神通过他的教会在世界工作

聚焦地区：中东。
全球议题：环境、艾滋病及人口贩卖

敬拜时有的代表排成队载歌载舞，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今晚是有关中东国家的和解、艾滋病及人口贩卖等沉重的话题。
有神的地方就有欢乐、平安、盼望，纵然面对着破碎的世界，来自几个不同国家的讲员们为参会者带来了有盼望的信息，见证神在这些最黑暗且似乎是绝望的地方所行的大事。
一个短片带来了伊朗、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等中东穆斯林地区福音传播的情况及和好的信息。除了中东国家的和解，今晚重点讨论了艾滋病及人口贩卖这两个世界性议题。
大会播出的一段短片大大感动了与会者。片中的一位年青的柬埔寨女子16岁的时候被出租汽车拐卖到泰国，自此沦为性奴隶。她被强迫吸毒，被毒打及强奸达四年半，她曾在一天内被迫与十个男人进行性交易，有些参与性交易的孩子竟然只有六岁。后来，她与妓院中的几个女孩终于被拯救出来，被送到宣明会的心理创伤康复中心接受辅导、职业培训、健康护理，并在那里开始认识耶稣基督。
接着，两位艾滋病患者基督徒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南非白人克里斯托·格里林（Christo Greyling）在神学院读书时，意外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他不敢告诉别人，深怕别人会审判他。他挑战与会的人：“你们中有多少人会问‘他如何染上艾滋病？’” 原来他是血友病患者，通过被感染的血液染上了艾滋病。没有抱怨，他知道神要呼召他去给艾滋病人传福音，学校里的同学接纳了他，他的未婚妻还和他结了婚，并通过现代科技生了两个孩子。他现在在从事向艾滋病人传福音的工作。
赞比亚祖卢（Kasune Zulu）公主分享了当她得知她的艾滋病测试是阳性时，有一道光照进她的生命，她开始明白艾滋病患者依然可以荣耀神。“很多时候，人们听到艾滋病，即以为这些人已经在垂死的边缘。但事实上，有很多艾滋病患者像我一样仍然健康，仍然可以付出很多。” 祖卢公主说：“教会应该成为绝望的人的盼望。”
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艾滋病人，有多少人已经得救，并且在帮助其他病人呢？教会有没有站在对抗艾滋病的前线，对那些急切需要安慰和盼望的艾滋病患者表达无条件的爱与和解呢？
全体起立高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求神祝福中东的教会、祝福那些服侍艾滋病人的教会。

（限于篇幅，本文后几天的日志未登载）

［编者按］ 2010年11月下旬，在洛桑事件已经告一个段落后，本刊分别访谈了原中国洛桑筹委会执行委员会的金明日牧师（以下简称明日）与李圣风牧师（以下简称圣风），请他们就自己亲身经历的洛桑事件的整个过程，谈了一些切身感受及反思，相信会给那些对洛桑事件感兴趣并希望有更多了解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杏花》 ：现在洛桑大会已经结束，作为中国洛桑筹委会中的一员，回顾此次筹委会三年的工作，在其中有哪些事情是让你感到心里特别得安慰的？ 又有哪些事情是让你感到遗憾的？在这三年的过程中，哪个阶段对你来说是最难熬的？

明日：在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收获：

第一，得到老一代的牧者李天恩牧师、杨心斐阿姨等的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教会能够参与洛桑，会给中国教会带来祝福，这是一件很让人欣慰的事情，让我们后辈们非常得安慰、受激励。

第二，这一代的教牧同工，包括20位筹委会成员和5位执行委员，在长达两年多的同工时间里彼此间有很多的祝福和见证。同工之间的个性、神学立场和工作作风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的认识更多，就更能包容接纳，有些同工之间以前比较生疏，借着这次筹备的工作，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甚至一些同工之间以前关系不是很好的，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彼此和好，这都是美好的见证。我印象最深的是10月8日北京的同工们决定13日大家要一起聚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共进共退，一起来承受压力。我们约好13日中午在北京机场见面，当时压力很大，到处听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强硬措施，我当时心里以为能够出来三四位就不错了，但是去了机场发现20多位同工都去了，那时心里特别得激励，非常感恩。

第三，北京包括全国各地在奉献上有很大的支持，中国教会以前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这么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实际上各地的奉献压力不少，我们都是第一次，甚至很多牧师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奉献的事情，这次规模这么大，压力很大，特别是后期的压力更大，因为这时候大笔的款项需要到账，并且要支付到大会，或者做别的处理。很感恩的是，上帝通过出其不意的方式，透过弟兄姊妹的奉献及时补足了需要，这真是美好的见证。
遗憾的事情也很多，最大的遗憾当然是洛桑大会未能去成，我们真的非常渴望在福音里的国际团契，但是受到了拦阻，有些人受到打压，护照被吊销，大部分的人在海关被拦截，我们一方面很震惊，另一方面很遗憾。
另外，在压力增大以后，代表们中间有小部分的不同意见，部分教会的同工在特别大的压力中退却，我们完全能理解，但是难免有些失望，不过失望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

任何合一运动都必须面对不同组织、不同教会、不同的神学传统，而且个人的领导风格，生命的成熟度不同等都会带来差异和张力。在具体的问题上越需要高度的合一，实际上差异会越来越突出，有些时候内部也会有冲突。如果以后再遇到要推动全国性合一运动的事情，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比如目标要更清楚，到底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在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则，事先要有更清楚的文字论述和更广泛的酝酿，到具体执行时可能会更有效率。我们需要更好的组织系统，而这次就是很少的人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我们具体做工作的同工们压力很大，我们有一位同工，放下教会的工作达半年之久，全时间投入到洛桑的事工中来。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这种跨教会、跨团队的全国性联合事奉的经验，这次甚至需要与国际机构来合作。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筹备参加开普敦会议的工作艰难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大部分同工团队的成员一起走到了海关，我觉得还是重大的突破，美好的回忆。

圣风：2009年9月份，洛桑中国筹委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会议，为了进一步推动会务和筹款，决定成立执行小组，我从这时起被推选为执行小组的成员，成为5名执委中的一个，这时筹委会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前我并没有参加筹委会。我参加执行小组后，与几位执行小组同工一同参与了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推动筹款，第二是分区推动介绍洛桑，第三是中国之夜的预备，第四是去开普敦之前的一些会务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有三点：

第一，在其中学习和享受教牧同工的合一。  六十多年来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主题能像洛桑这样在全国教会范围内建立起如此广泛的联系——传统的家庭教会、团队型的教会、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基督徒专业人士，这四个层面彼此联络在一起，上帝借着洛桑会议成就了中国教会彼此之间更深的联络和合一。我在执行小组和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共事、一起来推动，在合一事奉当中也非常喜乐，深切感受到弟兄彼此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第二，见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特别是在筹款的经历中，看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其实这次筹款的挑战非常大，因为我们当中之前没有人做过这一类的事奉，更没有为参加某一个国际会议来集体筹款的先例。况且这次筹款的数额也不小，但在这样的挑战中大家非常努力地去推动，并且也看到全国各地的教会对筹款的热烈回应。筹款的结果见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特别是让人从中看到了中国教会愿意承担责任的心志。要知道中国教会不只要付两百多位中国代表的参会费用，还包括海外一百多位代表的费用。感谢神，我们最后顺利完成了筹款的任务。

第三，一封公开信和一首诗歌。公开信是在海关被拦截的情势之下大家一同祷告、一同讨论起草整理的，这封信的公开，及时地表达了中国教会代表们的心声，也算是公开表达家庭教会的心声，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另外，虽然中国代表大部分没能出去，但是把《主爱在中国》 这一首诗歌送到了大会现场，在亚洲之夜的晚上、在普世四千多位教会代表面前见证了神在中国的作为。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去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众多筹委会的成员、执行小组的成员、全国各地的同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努力，满心期待能够参加会议，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参加成，这是最大的遗憾，这不但是我个人的遗憾，海外教会也表达了这样的遗憾。在一些文章中，我看到开普敦大会中国缺席以后，南非的洛桑委员会主席彼得(Peter)公开表达了这种遗憾，“得知中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应邀代表离开中国参加这次洛桑会议，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中国代表团的缺席令人深感失望，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弟兄姊妹的经验分享和参与，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洛桑运动执行主席也说：“我们的意图和放权让中国弟兄姊妹邀请代表的过程被中国政府误解，对此我们深表遗憾。”还有乌干达教会大主教、非洲组委会的主席亨利主教说：“领导层当中对这件事感到深深的失望和遗憾，洛桑会议没有中国的弟兄姊妹参加，就像世界杯没有巴西队参加一样。”看到海外教会的领袖们表达出这样的遗憾，我个人作为当事人就更加遗憾了。

最难熬的时期，可以说不只一次。面对巨大的筹款压力的时候，感觉负担很重；在准备中国之夜的节目时，几次讨论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同样非常地纠结；面对政府的压力时，寻索应当怎样回应及做决定，也同样经历了很多的心思意念层面的挣扎。不过，我想比起方兵，我的压力还是小很多。他是负担起最大责任的同工，在整个过程中付出也是最多的。虽说有压力，但在与方兵、天明、明日、张恒牧师等一同面对挑战的时候，心中是充满喜乐与安慰的。

《杏花》 ：当政府有关部门开始阻扰参会者，不断约谈、威胁的时候，相信也找你谈话了，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你当时觉得此次中国教会参会的前景如何？坦诚地说，那时你觉得能与会的概率是多少？当时筹委会采取了哪些对策？

明日：这次洛桑运动有基本的原则，我们要走公开化的路线，所以从2008年3月开始酝酿是否要参会、成立筹委会、推荐代表、组织募款、分区推动、设立网站等，政府方面都知道，也跟我们多层次地接触，直到2010年8月，政府才明确表态不允许我们参加会议，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公开反对参会，甚至有些工作人员还暗示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拦阻。但从8月份开始各地就出现了一些强硬的措施，有些地方拘禁代表、没收护照。9月末他们找到我，告诉我说，洛桑会议没有大问题，你们的动机也很单纯，但是这次洛桑很可能被反华的势力所利用，所以我们不让你们去。

我也表明我的立场，表示我们一定要去，也表达了我们的遗憾。
一般社会人士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一致认为洛桑会议是突破性的会议，难度会非常大，我们不是不知道特殊的处境，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我们都能按照信仰的原则来办事，我们认为中国教会参加此次洛桑会议的意义非同寻常，可以借此表达中国教会对普世宣教的委身、对过去150年来外国宣教士在这片土地投入的认可和感恩。我们看重的是这个层面的意义，政府未必知道我们的关注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包括我们具体的筹备过程。当8月份他们不同意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表示遗憾，还是存有一定的盼望，只是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全面拦截。即使到最后，我们还估计他们会放一批人出去，甚至我们估计大概会有四十多个人能出去，但是没想到政府做得这么强硬，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最后的结果， 我也在主里面领受，我们不能去也有主的美意。

圣风：今年上半年政府开始接触我们，但那时并没有坚定表达政府反对赴会的立场，直到今年9月份（这个时候距离洛桑会议开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各方面都筹备得差不多了），北京国保、民宗侨等部门七八个人约我谈话，并正式表达了政府的立场，说他们代表政府劝我不要去赴会。记得当时我回应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们筹备了相当长的时间，参加这个会议对中国教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中国教会成长的机会，对国家民族而言，也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会议没有不合理和不好的地方。”他们进一步把这件事情抬升到国家民族利益的层面，并希望当场就表态放弃赴会。我说：“现在不能马上给你们答复，我需要回去和同工们商量一下。”其实，那几天几位执委会同工都先后被有关部门约谈。我们见面后经过讨论，一致有个善意的愿望，希望和政府有更多的对话，但是政府从上到下都做了决定，北京市这个层面不能做任何的改变。我就感觉到局势是不能挽回的，大部分人应该是出不去了。但是我依然对政府心存善意的愿望，我试着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如果所有人被拦截的话，在政治上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在国际社会上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如果能放一些人出去，对政府而言也是保有面子的。即使最后在机场的时候，有不少弟兄姊妹还认为政府不会绝到连一个都不放，我们没有走到终点的时候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杏花》 ：北京的一批牧者在机场被拦阻而不能够赴会，听说那时你也在那一群牧者中，你们一起在机场旁的一个宾馆中度过了几天的时间。那几天的情景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心里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明日： 13日中午我们北京的代表在机场集合，有两名外地代表在如此大的压力下也来到北京和我们会合，他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得激励。一开始我们定在第二航站楼的宾馆，但是后来发现那里的宾馆比较小，我们觉得不合适，就立即转移到希尔顿饭店。在饭店住了三天，这几天是特别关键的时刻，13、14、15日三天，每天都有出发的人，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到机场，他们被拦阻，我们接他们回来，然后再送下一拨，心里面有种很悲壮的感觉。但是那几天我们的灵里是非常自由的，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相互鼓励，也一起面对压力，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在那三天的时间里，我们起草了《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的公开信》 和《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的代祷信》 。

在北京我们总共大概有六次出关，一拨一拨前去，很壮烈，每次在送行的时候燃起一些新的期待，但是每次又受到挫折、感到失望，接下来继续差派下一拨。机场的海关人员见到我们说：“看，这拨人又来了。”政府的很多官员当时也在机场守候，他们感到不理解，问我说：“金牧师，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出去的，为什么一拨又一拨的？”教会内部也有人质疑，明明知道没有希望，为什么还去机场？我们需要解读这件事情，我们去到海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权利，如果我们不去的话就是自动放弃，自动放弃权利与被剥夺权利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坚信这是我们份内的事情，是我们应该享受到的权利。
我估计这次洛桑之后中国教会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会大大提高，这是公民社会的意识，值得特别关注。

圣风：13日中午北京代表们约好一起在机场见面，我本来计划晚上过去，上午和下午都有事情要处理。13日早上我一出门就发现我的车被人跟踪，我到哪里他们都跟着我，后来我就来到教会读经祷告，他们就在走廊里守候，我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着我到这里？”他们说，是上级下达的命令，这几天都要跟着我。我一听，干脆就直接去机场吧，坐地铁时他们跟上来，但是到了三元桥机场线的时候他们就不跟了，因为他们在机场已经布置了大量的人员。
在机场度过的这几天，我深切体会到了同工们的合一，以及面对患难时切切仰望交托神的信心，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信任。
按原计划13日当天晚上就有人出发，方兵牧师是第一拨，我们一行把他送到海关，在外面等消息，后来方兵牧师在里面打电话告诉我们他没能出关，我们就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一直等到他出来后我们再一同回宾馆。14日白天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分享，晚上再送、再接，当第一天、第二天所有人都在出关时被拦后，我们就估计第三天也会如此。代表们出关被拦的时候对方给出的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我们觉得我们出席开普敦洛桑会议这么纯粹的宗教活动不应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觉得应该对外表达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就在15日一起讨论并写了一封公开信，同时还写了代祷信。其中公开信拟写了好几版，最后和大家见面的是第三版，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就是政府，我们希望借着公开信表达中国教会代表的心声，甚至希望这封信能够达到政府最高层，让他们了解家庭教会的现状，这是我们所期盼的。我们先把这封信递交北京国保，之后把信发到各地牧者的邮箱，后来听说一个小时之内公开信和代祷信就开始在海内外各教会传递。

16日凌晨当最后一批出关的代表被拦截后，我们决定找一个营地，大家借此有团契的时间，学习洛桑会议的一些材料，查考《以弗所书》 ，因为洛桑会议是要查考《以弗所书》。 虽然不能去会场，我们也希望聚集在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于是16日我们一起去了顺义太阳城营地。 17日是主日，我们敬拜完了之后正准备分组查经，突然就有几十个人冲进来，宣布我们在非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要求我们立即停止。执行小组4位同工和他们谈话，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原来计划是18日离开这里，所以我们想还是按照原定计划18号结束。从中午吃饭一直僵持到下午三点钟，后来他们等不及了，一百多号人一起涌进餐厅，这些人包括国保、民宗侨、派出所、街道居委会的人员。他们冲进来时其实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决定一起离开这里，我们不希望造成肢体冲突，不希望看到情绪性的事件发生，这样对彼此都不好。各自所在片区的人员上来将人带走，我这边来了大概六个人，四个街道的人，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是我住宅区的片警，我和他已经认识十多年了。于是我坐上他们的车回家，回去的路上车停在六环上，其中一个人出去接电话，后来上车后就说，接到上级的电话，我们不能回家了，先去西山的一个宾馆过一段时间，车就直接把我拉到了宾馆。我们几个人都是被分别拉走的，后来我才知道天明和我是在同一个地方，当时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在那里，我的手机、电脑被锁到保险柜了，双方各拿一把钥匙，我自己打不开，他们也打不开，他们态度还可以，反复强调是上级下达的命令，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就和家里和教会打招呼了，告诉他们我有可能一段时间不能回去，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18日晚上九点多，我们教会的执事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因为那个时候方兵、明日都出来了，天明晚上八点也被放出来了，执事们开会决定19日派同工到街道居委会去要人，一开始居委会态度不太好，他们就一直问，不断沟通，不断表明如果超过24小时还不放人的话，就属于非法拘禁，那么他们就要找律师来处理。后来他们就联系上我了，19日下午我就被放出来，出来后得知自己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杏花》 ：老一代人视受苦为荣耀，而很少为自己辩解或者指责政府的某些行为，那么新一代的牧者发出的这种抗议之声，指责这些行为是“邪恶”，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

明日：我记得赵西门弟兄为主的缘故被监禁、剥夺政治权利很多年，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向法院起诉，要求给他平反，恢复他的权利，赵弟兄当时说，作为主的一个仆人，受苦、被羞辱、权利被践踏，他都无所谓，他甘愿为主的缘故付上一切的代价，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原因让福音受到羞辱，譬如给传道人扣上“政治上反动”，是“非法”的帽子，这个罪名一定要洗清。从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领受也是如此，我愿意为福音受苦、忍耐，但是也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不仅仅保护自己，也保护所代表的教会和这一代人的福音见证，这是另一种受苦。老一代人在默默忍耐中等候、甘愿受苦，他们表达了生命的勇气和韧性；这一代人如果面对压力、挑战时什么都不说，不仅不是继承老一代的精神，反而是一种懦弱和胆怯的表现。 在这个时代更积极地为福音谋取权利和机会才是继承了老一代的勇敢和坚韧，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要求我们有不同形式的回应。

《杏花》 ：筹委会在筹集奉献款的时候，听说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唯一的一个不需要洛桑大会赞助费用的国家，而且主动承担周边部分国家与会代表的费用，这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当时筹委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给自己了增加筹款的压力吗？

明日：我们大部分参与的人认为，参加洛桑会议是中国教会60年来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公开地重回国际大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所以会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次参会，我们认为这是对150年来西方教会一直在中国教会身上投入的回报。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宣教士重新进入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是需要他们支持的对象，即使是现在海外的教会也是这么认为。我们参会也想表达中国教会已经按照他们的祷告和期待那样来成长，中国教会也要见证上帝在自己身上的作为；第二，表明在未来世界福音化的过程中中国教会愿意承担责任，从被给予的心态转变为主动承担的心态，财政上的奉献和支持是中国教会未来参与宣教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教牧同工把这次参与洛桑视为中国教会的“成人礼”。大家在2008年3月酝酿是否要参加洛桑会议时就有一致的看见，如果这次要参与的话，财政上一定要独立。后来在首尔会议上决定支持100位其他贫困国家的代表参加洛桑，当时考虑的是这些国家都是我们未来要服侍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尽力支持他们。

国内很多的弟兄姊妹热情参与奉献，内蒙有一家教会，他们一年奉献才17万左右，但是他们为洛桑奉献了25万，他们是非常委身的，也非常尽力。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落实得比较到位，会众参与很多，有一些地方还没有传递到会众层面。整体来说，中国教会传递普世宣教、合一宣教的异象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这次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圣风：这个决定是执行小组成立之前就已经做出的。那时筹委会一致认为，这次洛桑会议是见证中国教会成长的好时机，中国教会自筹代表赴会经费，而且还要带着还福音债的心承担一百多位周边国家及非洲代表的费用。洛桑会议是一个宣教的会议，对参会者的奉献就等于是对宣教的支持。将来中国教会要走向宣教，洛桑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中国教会应该还普世教会宣教的债。从新教入华至今的200年间，被派到中国这片禾场的宣教士以及投入到我们这里的宣教奉献几乎都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教会是欠福音的债最多的教会。我自己10年前在上帝面前祷告思想“福音的债”的时候，上帝就曾经给我一个感动，“你既然说中国欠了福音的债，要不要算算到底欠了多少？”那个时候我就粗略地翻阅了中国教会史的参考书，得知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至少欠了10，000名宣教士、500名殉道者、13，000间教会学校、5000间教会医院、1000间福利机构、10，000次救济灾荒的债，这只是粗略的估计，具体的还要再统计。欠了这么多的债，中国教会应该还了，这次洛桑会议的奉献是中国教会走向宣教的起步。当时我在教会中传递洛桑会议在普世宣教运动中的意义，我说，洛桑会议是宣教的会议，中国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当然要为这个事情奉献。当时刚好是玉树赈灾，我说，像这样一些赈灾，教会可以承担，国家也会承担，企业也会承担，中央电视台一个晚上的义演就能筹到二十多亿元，但是在宣教方面只有基督徒、只有教会才能够支持。我们教会为此次洛桑奉献了十多万。中国教会有责任见证上帝对中国的祝福。
我后来收到一位巴基斯坦参会代表托人带来的照片，是他的全家福，他特别感谢我们，说是中国教会支持他参加会议，所以要特别向中国教会表示感谢，我看到这照片之后特别感动。

《杏花》 ：200多位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没有走出去，那么这些筹集到的款项将会如何处理？我们没有走出去，那么本该我们负担的周边国家代表使用了我们奉献的款项吗？所筹集的款项会用于何处？

明日：奉献款项主要用在这几个方面：一、230多位代表的注册费用，这是中国代表名额经过国际洛桑确认后，已经付给国际洛桑的费用，他们收到后才能给我们发邀请函；二、100多位其他国家代表的赴会费用，中国教会帮助他们付，每个人是两万五；三、行政费用，包括签证费用等；四、中国代表的住处是两年前就订好的，最后我们没有去成，当时我们就达成一致，如果我们去不成，宾馆的房间就无偿奉献给国际洛桑，由他们来安排使用，他们在那里接待世界各地的客人，表达中国教会对他们的欢迎；五、剩余的款项按照六大牧区奉献的比例返还给各个牧区，让他们自行解决，但是不能违背这次洛桑会议的宗旨。全国筹委会宣布解散，更详细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会在年末做出来。

《杏花》 ：中国参会者基本上没有按照筹委会的预期参加洛桑大会，在你看来，这是否意味着筹备工作的失败？就目前这个结果来看，此次洛桑事件对中国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它给家庭教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会表现在哪些方面？

明日：从表面上来说，我们是为了参会而在中国教会推动了这次活动，大部分代表未能参与是非常遗憾的，但不能因此说，这次洛桑是失败的。

首先，两年半的筹备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有一个上海的同工总结得很好，如果把中国教会比喻成一支足球队，那么传统的教会就好比是后卫，他们沉稳，擅于防守，滴水不漏，但是他们在全场不够活跃，进攻起来也不够有威力。90年代兴起的大型团队教会好比是中场，他们的活动量很大，在全场漫天飞，影响力巨大，但比起后卫技术不够精湛，进攻时也不到位，未必有破门的事情发生。新兴城市教会好比是前锋，他们有机会的话就有一些突破性的工作。这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启示。这次洛桑是上帝给中国教会的一个特别的机会，让传统教会、团队教会、城市教会一起上场，练练这场足球比赛。以往传统教会为福音做很多，大型团队型教会也摆上，城市教会也复兴，但是大家坐在一起同桌谋事这在中国教会6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更有法律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海外中国大陆的工作者参与进来，这是一个成就，无论我们去还是没去，这个成就有目共睹。

第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之间的沟通。虽然这次我们人没去，但这230名是正式被邀代表，都有席位，这表明国际教会对家庭教会的接纳和认可。230名代表最后从海外去的有5位，中国大陆去了2位，一共是7位，我们常常说7是一个圆满完全的数字，他们也是代表，也可以见证上帝怎样恩待中国。我们通过行动、通过我们送去的《主爱在中国》 让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听到了我们的见证。会议结束后，很多国家的弟兄姊妹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我们的问候和支持，我们很得力量。有一个代表回来说巴基斯坦的教会一直连续为中国代表代祷，全世界教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同心来为中国教会祷告，我们身体虽然不在一处，但是灵里的团契已经促成，这个成就非常巨大，是谁都不能磨灭的。

第三，合一宣教。中国教会未来要和其他国家的教会一起参与到普世合一宣教中来，我们从来没有把参加洛桑会议当成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整个洛桑的基本精神和信念得到中国教会的认同，我们认为洛桑运动是全世界最有力度的宣教运动，我们认同他们的异象，我们愿意一同委身。这个仅仅是个开始，会议没有参加成并不影响中国教会委身在这个宣教大使命中。中国教会和洛桑运动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链接，我认为未来也会大大激励中国教会走向合一宣教。

第四，领导力的操练。20位筹委会成员和160多位通过签证的代表一起承受考验，一起承担压力，一起推动这么艰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这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成就。上帝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彼此建立了非常坚定的友谊和信任，这对中国教会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产业。

第五，在奉献上的突破。中国教会在奉献上一直非常缺乏，其实弟兄姊妹都知道此次洛桑风险比较大，但是他们还是愿意以这么大的热情来参与奉献，等到环境宽松，我们再具体推动宣教，我认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我深受激励。中国教会对宣教异象的领受和委身有很大的突破。

第六，由于一些历史原因，60年来中国教会，甚至三自教会都划清和海外教会的界限，在中国这是非常敏感的领域，但借助这次洛桑参会，主给了中国教会胆识和感动，承认海外教会对华宣教的贡献，这既表明中国教会的成熟，也显示出我们主体意识的崛起——不是别人如何看待你，而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这个意义及后来的影响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继续观察和发掘。

圣风：洛桑运动早就开始了，不是仅仅参加成会议才表明是参加洛桑。从筹备会议的时期开始，洛桑的精神——合一和宣教的精神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传递，可能在此之前中国教会也有合一和宣教，但是这件事情促使中国教会更深地经历合一和宣教。我深深感到，两年多的筹备过程已经成就了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除了感恩，还能说什么呢？筹委会在最后总结这次洛桑会议筹备工作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感恩的地方同时也正是洛桑会议带给中国教会的意义：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让中国教会更多思考和学习合一与宣教；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让中国传统家庭教会、团队型家庭教会、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和各专项事工领域的团队空前地连结，追求基督里的合一；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激励众多教会参与奉献，不仅筹集了所有中国代表的参会经费，而且能奉献支持临近国家及非洲地区100多位代表的费用，向普世教会表达了中国教会在基督里的一份爱心和承担；
感谢神借着筹备洛桑会议促进了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和成熟，让中国教会在国际视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而追求在神学思想、教会建造、社会关怀、普世宣教方面的长进；

感谢神，在赴会被拦阻的过程中，各地同工学习跟随主，走十架道路，在各地经历主同在的喜乐和平安，并在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表明了我们的信仰和立场，见证分享了上帝的福音；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更加激发中国教会承担普世宣教的使命，朝普世宣教的方向前进并更加坚定了普世宣教的信心。
感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教会需要在神学思考、教会建造、社会关怀和普世宣教上有更好的长进，中国需要神学家的兴起，中国需要更强壮的教会兴起，中国需要更多专业化的人士兴起，为主发光，中国教会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

《杏花》 ：洛桑事件告一段落，对后洛桑时期的中国教会而言，你认为中国的政教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家庭教会如何面对这种后洛桑时期的处境？

明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宗教政策实际上一直在变化中，最近几年一些城市教会的兴起和浮出水面，甚至社科院、北大的研究部门推动家庭教会透明化的运动，在一些媒体，譬如凤凰卫视、环球时报和CHINA DAILY上刊登关于家庭教会的信息，给世界关注中国教会的人一些乐观的信息。
通过洛桑事件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立场基本上没有变化，政府仍然认为官方指定的教会才具有合法性，政府指定群体之外的占大多数的教会属于“非法”，这点基本的认识没有改变。但有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他们在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比以前更谨慎，包括在洛桑筹备阶段，政府一直与我们进行广泛的接触，也是一种变化，要是以前的话在萌芽状态就扼杀了，虽然在局部的地方有强硬的措施出现，例如扣留人、没收护照等，但是从整体来说，仍能看出政府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有克制，至少洛桑结束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采取更紧缩的政策。

人们很关心洛桑事件是否给中国政教关系带来什么影响，我也一直在观察、探索中，我认为一定会起重要的变化，但是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看。短期来说，政府这次从上到下拦阻代表参会，是最近比较罕见地公开针对家庭教会的强硬措施，在局部的地区，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会强化这种措施；因政府打压家庭教会的行动，那么局部的地方教会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也会增加，这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长期来说，这次事件是60年来中国教会和政府比较罕见的大范围的沟通，可谓前所未有，我们也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地和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彼此交流。虽然最后没有去成，但是沟通的过程取得的成就非常宝贵。

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没有健康的关系，这次洛桑我们做得非常好，从过去那种阴影中走出来，突破过去不正常的政教关系。过去家庭教会默默承受政府对自己的论断，也容易自己把自己当作非法或异类分子。其实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我本人认为中国家庭教会在社会中是弱势群体，我们一定要多把自己的想法和存在状态向有关部门反映，自由和权力不可能自动地找上我们，有的时候必须有良性的交流， 在交流中甚至可能出现碰撞，但不用惧怕。其实碰撞也是一种对话，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事件是一个家庭教会与政府全面接触的事件，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有良性的，也有冲撞的，这个都会增进双方的理解，政府也借此机会更多理解了家庭教会，理解的增进肯定会带来新的政策的变化，而且我认为，是积极方面的变化。有人说会不会政策有回流、退潮，回到80年代更严厉的环境，但我认为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中国家庭教会现在享有的一切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形态变化引起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可能回到80年代，中国社会会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开放，公民享受的权利会越来越多，我认为大规模退缩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从长久角度考虑一定会带来政教关系新的突破，这也是我们发布《公开信》 ，并且一直坚持走到海关的原因，我们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要求清楚地表明出来。

我认为现有的宗教管理的模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配套，比较落后，是左倾影响留下来的落后的管理体制，与中国社会脱节了，是极不相称的一个系统。在整个过程中，家庭教会需要采取主动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我们是弱势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合一。我们需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在我们的权益还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仍然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承担社会的责任，为创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基督徒在道德重建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两者要并行，不是说我们这个群体只要权利，而是也应该尽自己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不要对上帝和我们生活的时代失去盼望，如果失去盼望，我们会变得绝望，一旦绝望了，就会非常暴躁。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应该忍耐、等候。

圣风：“后洛桑”这个字眼不是很准确，应该是“开普敦后”。洛桑会议一直会持续下去，15年后我们希望能参加下一届的洛桑会议，甚至还希望能够请普世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北京，在北京举办第四届洛桑会议。
对未来教会的展望，我觉得中国教会还需要继续增长，并在政教关系上更深入、更主动地跟宗教研究部门、政策制定部门、学术领域还有其他部门沟通对话，其实未来的政教关系需要教会与政府带着善意及积极的心共同探索、共同建构，我们在祷告中需要寻求神的智慧，摸索走出一条健康的道路。
过去中国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政府不了解家庭教会，对它持怀疑的态度，甚至逼迫教会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这次洛桑事件促使教会跟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市级、区级、街道、居委会见面，成就了教会与政府各级部门的全面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民宗侨的工作人员问我：“你说我们不了解你们，你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吗？”回过头来看，我的确也不了解他们。如果说以前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家庭教会还可以隐藏起来聚会的话，现在家庭教会的身量越来越大，几百人、几千人，这么大的团体是不能再隐藏下去的。在开放的环境里，这成百上千的人有信仰，而且他们也是公民，应当享有公民的权益，但是目前教会没有合法的身份，这是潜藏的危机。譬如说我们教会在这间写字楼聚会，这不只是登记不登记的问题，涉及到的层面其实有很多，比如出入安全的问题，消防的问题，和邻舍关系的问题；另外，还有弟兄姊妹奉献的问题，当教会增长，弟兄姊妹奉献增多的时候，如果没有合法的机构监督管理资金，这是极不稳妥的。当代的家庭教会需要勇敢走出来，靠着上帝给的智慧创意性地寻索前面的道路。其实，学术界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多层面的人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自由地发表意见、探索方向，有了一定成果之后，可以帮助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条例政策。

我个人对未来的政教关系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历史的趋势。关注中国、世界的发展，还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我发现整个世界彼此交流越来越深化，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将会继续往前走，虽然不会像我们理想中那样一两年之内就发生某些变化，不过社会的潮流、历史的进程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的，谁也没有办法阻挡。从某个角度讲，中国教会要想成熟地推动普世宣教，政教关系必须有更多的改善。

关于家庭教会合法化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家庭教会本来就是合法的，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拥有一个社会上的合法身份而已，这是迟早要解决的事情。合法化的过程中间肯定有很多的艰难，我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内应该能够解决。其实，中国教会的存在与发展并不需要依赖所谓“合法的身份”，从教会历史的发展中可以看见，从来没有教会是制定了很好的政策之后才可以发展起来的。反而是，教会发展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就要被动地形成。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政策让教会发展，而是自有永有全能的上帝令教会发展。
教会一方面有宣教的使命，另一方面也有实践基督的爱的使命。下一年度北京联祷会的主题是“兴起宣教”。自北京地区教牧联祷会成立以来，我们有系列的主题，第一年是“兴起发光”，那一年发生了汶川地震，教会的确在其中兴起发光，第二年是“兴起建造”，教会内进行栽培牧养、制度建造等，第三年是“兴起代祷”，牧者之间、教会和教会之间需要彼此代祷。而明年，我们要“兴起宣教”，但这种宣教不是指到国外的宣教，而是社区宣教。过去北京的家庭教会以聚会点模式存在，在一个社区里存在四五年，却对那个社区产生不了影响，甚至也没有带领该社区的几个人信耶稣。教会要从聚会点模式的教会变成社区模式的教会。基督徒要成为社区的光和盐，把耶稣的爱分享给他们。中国社会需要爱，中国社会需要各样的志愿者，需要更多无条件的关怀和帮助，教会要把这一层生命的本质在社区里活出来。

我相信上帝爱中国教会，上帝预备中国教会，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我都是从正面看待中国教会在这次洛桑事件中的经历的。就是在患难痛苦当中也是同样感谢神，约瑟的人生很凄惨，被弟兄卖，下到监狱，最后上帝抬举他，使他成为家族的拯救者，成为国家的祝福。同样，神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上帝要预备和使用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不但会成为地方的祝福，也会成为民族的祝福，将来还会成为世界的祝福！我对上帝充满信心，对中国教会的未来也充满盼望！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罗8:35）

一

全球瞩目的基督教盛会第三届洛桑会议即将闭幕，但我们这些被邀的两百多位中国代表却未能出席此次大会，对此我们深感遗憾。三年前，当听到国际洛桑准备邀请中国教会参会时，我们感受到，这是基督的大家庭向中国教会发出的呼唤。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团契已被阻隔了60年。为了恢复与普世基督身体的团契，也为了能够在其中了解、学习和参与普世宣教，两年前我们就成立了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筹备会。在筹备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老一辈们对我们参会的支持，也经历了农村与城市、传统与新型教会间的合一，教会及专项事工领域的连接，教会牧者与基督徒专业人士间的配搭，并且在各地以洛桑会议为契机传递宣教的异象、推动金钱的奉献。神透过洛桑会议在中国的筹备过程，大大祝福了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与成熟。

二

这次为赴会实际办理签证和预定好机票的160位中国大陆应邀参会者，大多数在海关被拦截无法出境，部分被强行堵在家门口无法去机场，也有参会者没能赴会，是因政府介入，所在单位不给请假，或参会者所在教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坚持参会的一些代表护照被没收，甚至有一位代表遭到拘留。尽管被拦截在海关的部分地区的参会代表后来遭到软禁、受到二十四小时监控，也有些地区参会代表听到扬言要取缔家庭教会的威胁，但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力量可以阻隔基督身体合一的连接，没有一种势力能够阻挡基督教会的成长及宣教的步伐。二百年来，中国教会一直都在各样的拦阻中经历神自己的大爱，见证福音的大能。

三

自1807年马礼逊入华宣教以来，欧洲、美洲、澳洲等全世界各地的上万名宣教士，蒙神呼召，背井离乡，带着神对中国人民的爱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当中有的人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不曾得到什么，孤独、疾病、患难和流血却常伴随他们。神的爱借着他们的舍己和艰苦的努力，让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听到福音，信基督而同享神救恩的好处。他们把福音的种子，从沿海撒到内陆，撒到边疆的小山村，在中国各处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在这样服侍中国的过程中，共有五百多位宣教士献上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宣教士们所撒下的福音的种子，借着他们所浇奠的血，在中国茁壮成长起来，成了中国教会建立及成长的祝福，这也见证了主自己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四

1949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历史性巨变。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教会经历了火一般的试炼。所有的宣教士陆续被迫离开他们心爱的宣教禾场——中国，公开被许可的教会不断被合并、缩减，大批的传道人被捕入狱，圣经被烧，教堂被毁，信徒四散，以至到60年代末期，有形的教会似乎从这个国家完全消失，基督教这棵大树仿佛从这片土地上被连根拔除了。然而，神自己的工作并没有离开他的中国教会。他的爱激励中国基督徒坚守信仰，为此他们甘心舍己，甚至殉道。神透过他们的苦难，炼净了中国教会，并在中国打下了教会的根基。从此，在中国，基督教不再是洋教，而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信仰。这样，中国教会坚实的根基立住了，正如主所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太16:18）神借着中国老一代基督徒在苦难中所表现出的忠贞的爱，有力地见证了主爱在中国的得胜，正如圣经所言：“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8:35—37）

五

1979年，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会仿佛迎来了“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歌2：12）的春天。神点燃了深埋在他儿女心中那不息的福音火焰。福音的火开始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燃烧起来，人们带着痛苦、破碎的心灵涌入教会，神也兴起许多传道人，差派他们到中国各处。福音在广阔的农村地区被传开，教会在全国各地迅速被建立起来。1989年之后，神点燃了城市教会的复兴之火，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的知识分子及城市人群，带着饥渴、破碎的心灵，寻找真神，归入基督的名下，新型的城市教会在各处不断被建立起来。这样，在过去的三十年，从农村到城市、从工人到学者、从商人到艺术家、从老人到孩童，各个地区、阶层、行业、年龄的人们，在基督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破碎、受伤的心灵经历神的爱而得到了医治。现在的中国，不仅处在商业繁荣的年代，更是处在信仰复兴的年代。基督徒在各行各业、不同的领域里，在日常生活中，以爱向世人见证并分享基督信仰的真实与美好，教会也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六

人们涌入教会，生命在基督里得到改变，教会在各处被建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信仰的复兴，教会开始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基督信仰也逐渐影响中国的各阶层。中国教会进入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她所面对的挑战也是巨大的。首先，是政教关系的张力。教会的成长不断突破原有的政教关系模式，滞后的宗教政策无法承载今天中国教会的成长。若不改变现有的宗教政策，这种张力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次200位参会者被拦是明显的例证。其次是世俗化的挑战。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内经历了信仰的破碎、经济快速的增长和社会的巨变，由此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在社会中盛行，道德在沦丧，越来越多的婚姻和家庭经历破碎。面对如此快速世俗化的社会，教会如何保守圣洁，并且在这些挑战中仍以基督的爱和智慧把福音带给人们，以十字架的大爱安慰受伤的灵魂，医治破碎的婚姻，重建社会的道德，点燃基督里的新希望，这是教会的重大课题。第三个挑战，就是教会的建造与宣教。新一代传道人中，很多人在过去没有见过教会，不是在教会中成长起来的，却蒙召建造教会。因此如何建造教会，教会如何在社会中“作光作盐”、如何承担世界宣教的使命，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和教会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

七

请你们为我们中国教会祷告：

（1）为着政教关系的改善来祷告。求神让中国政府面对中国教会成长的现实，改变现行的宗教政策，以这次“洛桑事件”为契机，中国在上的政府官员能够积极与教会的牧者进行对话和沟通，从根本上制定出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消除政府与教会间长期存在的张力，促进和谐政教关系的建立；并且祈求神消除政治给中国的家庭教会及三自教会带来的分离，使中国教会在基督里早日合一。
（2）求神以真理保守中国教会，面对不断世俗化的社会，能够保守圣洁，并且以爱和智慧在这个世代传扬主的福音，以十字架的大爱和真理医治受伤的灵魂，重建破碎的家庭，随着教会的成长，教会作为这世界的“光和盐”，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祝福。
（3）求神带领中国教会，让我们更多了解并学习宣教，开始参与普世宣教，并且最终能够与普世教会共同承担世界宣教的使命，“偿还福音的债”，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
我们在主里再次感谢你们对中国教会的关心、代祷和支持！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罗1:7）

2010年10月24日
（天明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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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封信是洛桑中国大陆代表在洛桑会议期间为回应当时关注中国教会的海外教会，特别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华人教会而写的。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够寄出。

2008年3月12日 洛桑咨询会（香港）

 33位教会领袖在香港道风山聚会，其中有28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九个城市。洛桑主席道格·伯索尔（Doug Birdsall）介绍洛桑运动。在讨论中，除个别同工以外，绝大多数牧师都积极表态：是时候了，中国教会应参加洛桑会议，并表示如果自己被邀请愿意参加洛桑会议。
大家提出：筹备中要好好考虑“三自”问题，并对筹备工作提出建议：建立国内筹备小组；参加洛桑会议的费用自理；借此平台促进中国教会的合一与开始参与普世宣教。
在会议结束前，戴绍曾牧师带病来到会场，勉励教牧同工要在主里合一，不必在加尔文主义和阿明尼乌主义上争来争去。

2008年7月28日 策划小组会议

策划小组在厦门成立，其任务是策划并推动成立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筹备委员会。会上讨论提出：中国教会参加洛桑会议的意义在于合一和宣教；策划小组与中国教会的长辈们（包括李天恩、杨心斐、谢模善等老一辈传道人）沟通，争取得到他们的认同和代祷；对《洛桑信约》 的认识上需达成一致；初步确定按不同地区教会、团队及专项事工领域等分派参会者名额，见证神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中的工作。

2008年10月15日 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海分会议）

成员以上海、福建、浙江温州等地的教牧同工为主。
被邀参会的一位老牧师提到，1989年第二届洛桑会议时，政府公开说“不会批准”，所以一个没去。他还特别提到洛桑能促进合一：“以往教会互不往来，缺乏敞开的交通，发表片面的看法，造成分裂。国内教会特别需要合一。看来神要做工，把家庭教会合一起来。要有宽广的心。如何合一？借着洛桑,各个教会能够为着基督的缘故合一起来。”
会上总结出对待“三自”的态度：不管“三自”去参加洛桑会议与否，我们家庭教会作为中国教会的主流一定要去参加洛桑会议；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反对“三自”而参加洛桑会议。

 2008年11月6日 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北京分会议）

成员以北京等地及团队型教会的教会同工为主。中国洛桑筹委会成员名单全部确定，中国洛桑筹委会正式成立。
为使参会者的提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决定分四个领域来提名推荐候选人，并大体确定了推荐候选人的名额分配：
（1）传统的家庭教会（直接承接自老一辈们的家庭教会）
（2）团队型家庭教会（以团队模式建立的跨区域教会）
（3）新兴的城市教会（近些年在城市兴起的家庭教会）
（4）各专项事工领域（神学教育、宣教、文字出版等）
洛桑会议参会者的提名，由筹委会成员根据被推荐人之情况，按不同领域的候选人来提名并向筹委会推荐。被推荐人必须可靠，认同《洛桑信约》 ，并在本地教会以及外教会（包括专项事工领域）具有一定的属灵影响力，又与当地同工关系和谐，被提名及推荐不会给本教会、本团队及当地教会带来裂痕。筹委会根据被提名的人选，最终确定向洛桑推荐之人选名单（注：被推荐的人能否参加会议最终取决于洛桑委员会，而且邀请都是由洛桑发出个人邀请，而不是团体邀请）。
此外，在参会费用上，大家达成基本的共识：希望我们中国教会能够自理（不考虑向海外筹款），这也是我们中国教会承担责任和学习奉献的一次机会，有这样承担和奉献的心志才能走向宣教；并且希望参加会议的费用由参会者个人自行解决，但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较大，希望那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教会能够帮补经济落后地区的参会者同工的费用。

2009年召开多次筹委会会议推荐参会者

2009年1月8日、4月20日、6月23日、9月10日分别召开筹委会会议。筹委会按照洛桑会议对年龄、性别、少数民族、地区分布、各个专项服侍领域等方面的比例要求，完成绝大部分参会者的提名推荐。共推选出230位国内参会者。
在此过程中，筹委会成员之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认识，进行了深入的交通，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牧者们加强了彼此的团契，并促进了合一。有些同工也在此过程中就一些过去的历史问题开始敞开对话，带来了关系的医治和恢复。
会议推举出执行小组，由执行小组具体负责接下来的各项洛桑参会工作。各地开始筹款动员工作。

2009年9月6日 内地基督徒企业家在香港为中国洛桑奉献

内地基督徒商人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香柏年会，其间介绍了洛桑会议，参会的内地基督徒企业家当场认捐，支持国内和海外参会者费用，实收到现金130多万。这是中国洛桑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奉献。

 2010年2月到7月 分区推动各地教会筹款

2月4日开始推动北京众教会为洛桑奉献。
5月19日执行小组同工到厦门推动奉献。
6月3日执行小组同工到上海推动奉献。
7月中旬到7月底，执行小组到上海、温州、厦门、呼和浩特、安徽、沈阳等地推动当地教会为洛桑奉献。
9月底，中国洛桑所需费用陆续到位，共收到奉献六百多万元。其中，北京教会奉献158万，内蒙教会奉献102万，上海教会奉献38万，团队型教会奉献31万多。支持海外100位参会者的费用全部汇款到了洛桑，中国参会者的参会费、宾馆费用也全部汇款到位。坚持赴会的参会者的机票费用也都到位，并订好了机票。

2010年10月 重大事件

10月8日 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参会者刘劲涛弟兄，给予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
10月10日 北京五位志愿者在北京首都机场海关被拦截。他们的护照暂时被没收，要到25号会议结束之后才能退还。
10月13日 北京及部分外地参会者共二十几位入住希尔顿酒店。往返于酒店与T3航站楼，送一批批的参会者前往边检，又在出关口迎接被拦阻回来的参会者，一直到16日凌晨最后一批参会者被拦回。
10月11日—16日，各地参会者受到有关方面重重拦阻，参会者或被拦在家中，无法前往机场；或在机场被拦回。在北京机场滞留的二十几位参会者转移到东方太阳城聚会。大陆只有两位参会者顺利登机前往南非开普敦。
10月15日 在北京机场滞留的参会者共同发表《公开信》 ，提出三点：首先，家庭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主体，是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第二，中国家庭教会教牧同工渴望参加第三届洛桑会议。第三，政府有关部门的拦阻侵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严重违背了国家宪法。
10月15日 成都四位参会者在海关被拦截，其中王怡弟兄被六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从二楼架到一楼，并拖行100多米，其护照也被没收。
10月17日 二十几位参会者在东方太阳城主日崇拜之后，分小组讨论《洛桑会前报告》 ，此时二十几位市国保及宗教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入会场，宣布此次聚会为非法宗教聚会，要求停止聚会。下午，一百多位来自各区国保、民宗侨、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把参会者从宾馆分散带走，十几位被送回家中，另外十几位中途被强行带到别的地方，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他们的手机、电脑等也被强行没收，被告知要到25日以后才能离开。在参会者本人及家属、教会同工的努力争取下，到10月19日，参会者全部平安回到各自家中。
10月17日 中国大陆七名参会者参加洛桑会议（其中两名参会者是从中国大陆前往，另外五名是从其他国家前往参会）。
10月19日 洛桑会议在亚洲之夜播放《主爱在中国》 ，洛桑主席道格·伯索尔提请所有洛桑参会者为中国祷告。

2010年11月4日 未能赴会的北京地区被邀代表在京聚会

与会者分享了未能赴会的经历及总结，不少人提出中国家庭教会需要就此次参加洛桑运动开展各方面的神学反思，包括“三自”问题、政教关系、教会合一等。大家提出一些典型的问题，比如：在面对政府压力时如何保持各人良心的自由、同时又努力持守在基督里的合一？当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应当如何回应？家庭教会的合法化是否需要我们努力采取行动？

2010年11月9日 中国洛桑筹委会总结会议

筹委会回顾自2008年以来的筹备工作，听取了执行小组的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包括审计报告），并通过了余款的处理办法（按奉献的比例返还给北京、上海、内蒙、福建等地教会），筹委会工作到此结束。
中国洛桑筹委会正式解散。
（李继 整理）

一、什么是城市？

今天城市的定义几乎完全基于人口规模。较大的人口中心叫“城市”，小的叫“乡镇”，最小的就叫“村庄”。然而，这是我们目前的习惯用法，不可以推及圣经上的术语。希伯来语中表示城市的主要用词的意思是被防御工事或城墙所包围的任何人类居住地。古代多数的城市人口只有1000—3000人，圣经中的“城市”与其说是指人口数量，不如说与人口密度有关。《诗篇》 122:3就提到这种密度：“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连络整齐”原词的意思是彼此紧密地缠绕和连接在一起。在一个由防御工事围起来的城市里，人们彼此住得很近，房屋鳞次栉比，街道紧密相接。事实上，古代多数城市的占地估计在5—10英亩之间，平均每英亩约240个居民。相比之下，当代纽约市的曼哈顿区每英亩土地上平均下来却只有105个居民。

因此，在古代，城市就是今天可以称作具有“综合用途”、并可以依靠步行来生活的人类居住区。由于城市人口稠密，城市里面有居住区和工作区，有买卖区，有从事和享受艺术的地方，还有敬拜神和寻求公正的地方，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步行能够到达的距离内。古代的乡村和村庄是不可能具备以上所有功能的，而在我们现代社会，所谓“郊区”则有意避免建成这种居住模式。郊区是明确要建成单一用途的区域——所以，居住、工作、娱乐和学习的地方彼此分开，只能开车到达，而且通常需要穿过步行主义者所不喜欢的区域。
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在于一个“近”字。城市把人聚集在一起，并因此也把居住区域、工作场所和文化机构都聚集在一起。城市也创造了街道生活和集市，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带来了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频繁的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和交流。这就是圣经作者谈到“城市”时所指的意思。

二、圣经中的城市宣教

1、耶路撒冷
旧约早期，城市对于救赎的重要性在于耶路撒冷本身就是城市社会的典范——“为全地所喜悦”（诗48:2）——向世人展示出以上帝为主的人类生活是什么模式。有不少圣经学者都提及那个时代宣教工作的“向心”流动：上帝吸引万民来城里看他彰显于以色列的荣耀，看他所造的圣洁的族类——他们的集体生活也向世人展示出上帝的品格（申4:5—8）——并借此呼召万民来相信他。然而，《约拿书》奇妙地预示着一个振聋发聩的大转变，那就是“离心式的”新约宣教：新约乃是把信徒从耶路撒冷差出去，差到世界中去。旧约的众先知当中，唯有约拿被差往异教城市去，呼召那城悔改。神最后所说的一句话可谓击中人心：上帝呼召约拿去爱尼尼微这座异教大城，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为数众多的灵里瞎眼的人（拿4:10—11）。

2、巴比伦
上述由向心到离心的发展在以色列被掳之后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生活在这个邪恶而嗜血成性的异教城市。信徒跟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关联呢？信徒对这城当有怎样的立场呢？《耶利米书》 28—29章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要点：神吩咐他的子民“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耶29:6），以此来保持他们与世人迥然有别的共同体身份并在异邦之地继续增长。但是，神也让他们在那里安居，参与那座大城的生活。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而最突出的是，神呼召他们要服事那座城，要“为那城求平安”，并“为那城祷告耶和华”（耶29:7）。他们不仅要在城里的犹太人区增添本族的人数，也要使用自己的资源使那城同得好处。

这真是很好的平衡！地上的城与上帝之城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然而上帝之城的公民必须在地上的城里作最好的公民。神呼召犹太被掳之民服事异教之城，使那城同得好处。其实神也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服事异教之城、为那城谋好处，这也是神子民兴旺繁荣的最佳可能的途径——“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神所关心的，仍然是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并建立他的子民，而这正是后来所成就的事。由于犹太人进入并为这座异教大城求平安，他们才积累了最终返回故乡重建家园所必需的影响和力量优势。而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犹太人仍然作为一个世界性、国际性的民族分散在地上众城之中，这些城在耶稣到来之后成了传播基督信息的关键基地。

三、寄居者

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模式也应当成为教会在世界的模式呢？是的。被掳后的以色列不再以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体和反主流的文化形式居住在其他民族之中。这也正是教会现在的形式。彼得和雅各都承认这一点，他们在书信中称呼信徒为“散住”（雅1:1）和“寄居”（彼前1:1）的。彼得两次使用parapidemois——意思是“外侨”——来表示寄居的意思：他们住在某一国，但他们既不是本国人，也不是过路客。

彼得呼召基督徒也这样住在异教社会中，叫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但他也警戒他们要做好受逼迫的打算（彼前2:11—12）。《耶利米书》 29章显然与彼得的话遥相呼应。跟犹太被掳之民一样，基督徒寄居者也要参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为城里的居民谋福利，而不是去征服他们或者对他们视而不见。信徒应当做好准备，他们周围的社会一方面会敌视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和服事，另一方面也会被他们所吸引。彼得的意思是，信徒的好行为至少会使得某些异教徒归荣耀给神。

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在他就《彼得前书》 所写的一篇文章“软区别”中表明，彼得所预见到的这种张力（受迫害与吸引人，传福音与服事人之间的张力），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上基督与文化关系的任何模式。彼得认为福音总是非常令人讨厌，永远都不会被世界完全包容或接纳。这不像那种倡导文化转型的关系模式，也不像那些类似于基督教国家的政教合一的模式。一些福音派信徒和传统的基督徒希望看到一个本质上属基督教的文化，彼得的话对他们提出了警告。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模式则只强调传福音，对于基督信息是否能影响文化态度则非常悲观。对此，《彼得前书》 2:12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 5:16的话都预先指出，基督徒的信心与行为的某些方面在任何异教文化中都会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将会影响人来赞美和荣耀神。

四、撒玛利亚城和地极

教会也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且分散的会众团契存活于世，就像寄居的以色列人那样。在《使徒行传》 8章，我们看到神强制性地把基督徒从耶路撒冷赶散出去，结果却极大地推进了基督徒的宣教事工。他们立刻到了撒玛利亚城。这是一个犹太人会教导他们的孩子要鄙视的城，就像约拿鄙视尼尼微或犹太人鄙视巴比伦那样。然而，已经被福音改变了的基督徒，不像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也不像寄居的以色列人，他们立刻在撒玛利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宣教运动 （徒8:1以下）。

最后我们来看初期教会阶段。我们看到，神为救赎世人的宣教工作，不再以哪个特别的城市（如耶路撒冷或巴比伦）为中心，世上所有城市都至关重要。在《使徒行传》 17章，保罗往雅典去，那里是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知识中心。在《使徒行传》 18章，他旅行到哥林多，那里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商业中心之一。在《使徒行传》 19章，他来到以弗所，那里也许算是罗马世界的宗教中心，因为那里是很多异教崇拜，尤其是皇帝崇拜的轴心，仅这一座城里就有三座皇帝庙。到《使徒行传》 的结尾，保罗终于来到罗马，那里是帝国的权力首府，当时世界的军事和政治中心。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总结说：“看起来保罗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有意从一个战略中心城市转移到另一个战略重心城市，那就是他的策略。”保罗得着城市，也就得着了整个社会。他在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书信中证实了这一点。在信中，保罗跟进吕吉斯谷诸城——老底嘉、希拉波立、歌罗西——的门徒 （西4:13—16） 。其实保罗本人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那些门徒很可能是通过以弗所教会的传道而归信的。把福音信息在中心城市铺展开来，你就得着了整个地区和整个社会。
城市事工之所以如此有效，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城市对赢得某一种文化至关重要。在乡村，你也许会赢得一两个律师归向基督，但要赢得整个法律界职业人士，你就必须进到那些拥有法律学校、法律刊物出版社等机构的城市里去。
（2）城市对赢得全球至关重要。在乡村，你只能赢得居住在那里的单个族群归向主，但要想一次把福音传到十个、二十个新的族群/语言中，你就必须到城市去。在那里，你可以借着一种地方通用语得着所有这些族群/语言的人。
（3）城市对赢得个人至关重要。我想说的是，城市是叫人躁动不安的地方。乡村和村庄的特点就是稳定，那里居民的生活方式更加一成不变。而城市因其多样性和高强度的生活，对新事物也更为开放 ——例如对福音！城里人到处被人——像自己的人以及不像自己的人——包围，而且流动性要大得多，因此，城里人对改变或归信的态度比其他任何一种居民都更为开放。无论他们是因何故搬到城市，一旦他们来到这里，生活的压力和多样性都会让哪怕最传统、最不友善的人也对福音敞开心门。

初期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城市运动，在大多数乡村人还是异教徒的时候就赢得了罗马的城市人口归向基督。然而，正是因为基督信仰抓住了城市，它也最终抓住了整个社会，这向来都是一种必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基督教的兴起》 中阐述了该观点：“城市里充满了无家可归者和穷困潦倒者，就此而言，基督信仰提供了仁爱与盼望；城市里充满了初来乍到者及异乡人，就此而言，基督信仰提供了人与人相连的直接基础；城市里充满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与孤儿，就此而言，基督教提供了全新的、更宽广的家庭之感；城市因种族暴力冲突而四分五裂，就此而言，基督信仰为建立社会和睦提供了新的基础。……但在多个世纪中，人类都在缺乏基督教神学或基督教社会体系的支撑中忍受着一次次灾难。所以我绝不是说古代世界的苦难导致了基督教的出现，我想要证明的是，基督信仰一旦出现，它在对付这些社会痼疾方面的优势很快就不证自明，并在最终的胜利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因为基督徒]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城市运动，而是一种新文化。”

基督徒宣教赢得了古希腊—罗马世界，因为它先赢得了城市。社会精英固然重要，但基督教会没有仅仅关注在他们身上。那时候跟现在一样，城市里充满了贫穷人，而城市基督徒对贫穷人的委身是有目共睹、引人注目的。基督徒一方面赢得社会精英，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与贫穷的人认同，从而借着城市改写了历史，也改变了文化。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tcher）在《野蛮人的归信》 中表明，在公元100—1500年之间，也就是基督徒向欧洲宣教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五、当今的城市宣教

 1、城市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1950年，世界上只有纽约和伦敦这两个世界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然而到今天，这样的城市已经有二十多个——其中十二个城市在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现在排行榜上——并且还会出现更多。世界城市在经济与文化上变得越来越强大有力；城市是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经济、社会、技术交流的基地。技术/通讯的革命，意味着世界大城市的文化和价值观正被传递到全球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当中。比如：爱荷华州甚至墨西哥的孩子变得更像洛杉矶或纽约的年轻人，而不像本地的成人。未来世界的秩序将是一种全球性、多文化、以城市为中心的秩序。文化和生活是一个整体，世界城市在决定这一整体的航向上正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甚至在世界上像欧洲和北美这样城市的规模并没有增长的地区也是如此。

世界城市之所以对宣教如此重要，还有第二方面的原因。迅速发展的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新移民，这些人对待福音的态度比他们进入城市之前要更为敞开。首先，他们从传统环境中被连根拔起以后，对新观念和改变一般都更开放。其次，他们极其需要帮助和支持来面对城市生活中道德、经济、情感和属灵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从前在农村的亲戚关系和人际网络变得微弱或缺失，而通常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里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另一方面，教会则提供了可以帮助他们的共同体，一个新的属灵家庭，还有使人得自由的福音信息。“任何群体和个人，只要能满足新的城市人口的这些需要，只要能立刻喂养他们的身体，滋养他们的灵魂，就有大量的果子在前面等着他们去摘。”

2、教会需要处境化
 然而，城市宣教面临一个巨大障碍，这障碍不是在城市自身之内，也不是在城市居民中间，而是存在于教会内部。绝大多数福音派教会和教会领袖的观点通常与城市无关，甚至是反城市的。很多事工方法都是在城市外面打造出来，然后简单地输入到城市，而很少考虑到这种方法其实在城市居民与福音信息之间竖起了不必要的障碍。这样的传道人如果进入城市发展事工，会发现传福音很困难，很难赢得城市人归向主。此外，他们也会发现很难预备基督徒在一个多元化、世俗化、文化蕴含丰富的环境中生活。正如圣经需要翻译成读者的本地语言，同样，福音也需要以城市居民能够明白的方式体现和传播出来。对于城市来说一个处境化和本土化的教会有哪些特征呢？
从事城市事工者都知道，不同种族或民族、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然而所生活的地方更具同质性（或者在文化上比大城市更具同质性）的人群，往往看不到他们的许多看法、习惯只不过是他们那个种族或阶层所特有的。总之，城市教会的领袖要想有效地开展事工，就必须接受更多的教育，了解不同族群、阶层、种族及持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看法和情感。城市人都知道，两个不同族群的人往往使用同样的词，表达的意思却大相径庭。所以，他们若要谈论不同族群在看法上会迥异的问题时，就会非常谨慎和小心。

其次，信徒需要明白如何在参与艺术、戏剧、商业、金融、学术知识以及政府和公共政策领域的活动的同时，在教会的大墙之外持守他们的信仰。但传统的福音事工在这一点上往往帮不上信徒什么忙。倘若远离大城市，倒是比较可能生活在隔绝的小天地里，参加一些大都在晚上或周末举行的门徒训练活动。但在城市里就行不通，城市人毕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职场上奔忙或处于长时间的工作中。

第三，绝大多数福音派教会在其所处的整体文化中属于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重视隐私、安全、同类相处，看重情感生活、空间、秩序和控制。相比之下，城市里却充满了那种讽刺挖苦、急躁不安和喜欢多样性的人，这些人更能容忍模糊不清和混乱无序。如果教会牧者非但不能在城市文化中起作用，反而在城市中又弄出一种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宣教士混合体”，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无法向外影响人，无法领人归主，也无法把周围的人纳入他们的邻舍之中。

第四，非城市教会通常处在功能运行良好的社区环境中，也就是社会结构稳定或至少完整的地方。然而，城市环境远比其他环境复杂。因此，从事城市事工者若想工作有果效，就要学习如何分析这些环境。此外，城市教会诠释他们所处的环境时，不只是为了确定传福音的目标群体，尽管这的确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他们还要设法使环境变得更健康、更安全，成为更人性化而且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正是本着《耶利米书》 29章的精神，为城市谋福利。
传统的自由派教会往往单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待宣教，他们的目标是使城市成为更公义、更人性化的社会，其方式是努力追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公义以及共同利益。这只对了一部分。传统的保守派教会则往往单从教会增长的角度来看待宣教，他们的目标是使城市里上帝的教会成长并增加，其方式是使归信者的数量增长，从而使教会的能力也增长。这也只对了一部分。上述两方面必须结合起来，因为任取其一的结果必然都是萎缩。一方面，如果没有新信徒的持续流入，以及他们因经历到新生的恩典而改变且得到能力，教会就无法真正服事所在的城市；另一方面，如果教会里充满了那类忽视或敌视邻舍共同利益的人，教会的增长也会戛然而止。一个教会如果只对信主家庭的人“行善”，而不是对“众人”“行善”（加6:10），就会（理所当然！）被看作种族或宗派分子。不信的人如果没有“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不会归“荣耀给神”，至少不会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讽刺的是，如果城市教会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传福音当中，却无人透过服事去满足城市的需要，那么，传福音的效果就会差很多。经历恩典必然导致倾倒生命，用行动去服事贫乏人（赛1:10—18, 58:1—10；雅2:14—17）。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当透过服事去满足那些贫穷的“寄居者”——可能是非信徒的外邦人——的需要，因为他们也曾在埃及寄居，而神拯救了他们（申10:19）。每一次经历恩典，都应当使我们特别地爱我们那些贫穷却还未归信的邻舍。

从圣经上来看，人若借着别人传福音而经历了得救的恩典，就会受感动而把自己的财富全部拿出来与人分享，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如果这世界看到这样的分享，看到“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徒4:34），教会见证福音时就会更加有力（徒4:33）。因此，行公义和传恩典是相辅相成的，在基督徒个人经历中是如此，在城市教会的服事与果效上也是如此。

3、赢得城市需要运动
要想赢得整个城市，只有几个有影响力的教会，甚或突然冒出一股复兴的能量或大量新的归信者，都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用福音改变城市，需要一场自我持续、能自然增长、以教会倍增为核心的事工和网络结构的运动。
那是什么样的呢？基督徒以服事的姿态生活在城市中。新的企业、非盈利性机构或多或少更新了他们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信徒把信仰与工作融合为一体，使每一份职业都成了国度的活动。校园事工和其他福音机构有机地产生新的基督徒领袖，他们留在城市，进入各教会和网络结构中。人们运用他们的能力、财富和影响力，为处在社会边缘的其他人谋益处、推动事工及建立新教会。教会和个体基督徒支持并且投身于艺术。让我们来逐一探讨。

（1）新兴教会是这些福音生态系统的核心。新兴教会为基督徒团体和网络提供属灵的氧气，这些基督徒几十年来从事着沉重的更新和救赎城市的“举重”工作。新兴教会是门徒训练和信徒倍增的主要集结地，也是带动所有事工的财务动力。因此，这个生态系统是大量新兴教会的集合。这些教会必须以福音为中心；以城市为本；注重宣教/传福音；平衡发展，不断成长；以多样化的形式自我复制；跨传统、跨种族/阶层。这就是福音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核心。
（2）该生态系统也培养能得着特殊人群的传福音网络和系统。校园事工作为培养新领袖的引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非常有效的针对特殊人群的其他福音机构常常也是必要的，可以分别得着精英阶层、穷人、穆斯林、印度教徒以及其他特殊文化/宗教群体。
（3）专业领域（例如商业、政府、学术、艺术和媒体等领域）内部的文化领袖所组成的网络和组织也是这个福音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人必须活跃于教会，教会则精心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公共生活。这些领袖还须在各自的领域内部彼此连接和彼此支持，催生新的文化机构和思想学派。
（4）由基督徒成立和发起、为城市的平安尤其是穷人的平安效力的机构和创启事工，也是该生态系统的标志。必须培育成百上千个新的非盈利和盈利性的公司，来服事每一个社区、每一组需要的人群。此外还有联合协作的教会联盟与教会机构，它们要服事基督徒家庭和个人，从长远角度支持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例如学校、神学院以及其他能够帮助跨代基督徒、使他们能够维持城市生活的机构）。
（5）除此之外，这种生态系统还有交叠式的城市领袖关系网。具有影响力且拥有资源的教会运动领袖、神学家/教师、机构带领人以及文化领袖和活动资助人彼此认识，并为整个城市提供异象和方向。

六、临界点

孤立的事件或个体机构如果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形成一场不断成长、自我持续的运动。
福音运动的临界点。当福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各就其位，并且多数教会都拥有自己的活力、带领者和思维定式，可以使教会在建立五到六年之内就另植一个新堂时，教会植堂活动就成了一场运动。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一场自我持续的运动就爆发了。运动会自然而然产生足够的新信徒、领袖、会众和牧者，使运动继续成长，而不需要什么单独的运动指挥——控制中心。城市中的基督身体能够在财政方面自足，培养自己的领袖，进行自己的培训；总有足够数量有冲击力的领袖兴起；每隔七到十年，基督徒和教会的数量就会翻番。那么，一个城市必须拥有多少间教会，才能让人看到这种情景的出现呢？要对每个城市和每一种文化背景给出具体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但总之，这个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必须各就其位并且足够壮大。

城市临界点。使福音运动达到临界点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但另外一个临界点也不容忽视。当一个福音运动达到临界点时，这个生态系统就可能培育基督的身体达到一个点，以至于整个城市也达到其临界点。当这时，城市里被福音塑造的基督徒数量将会激增，以至于基督徒对城市市民和社会生活——以及对文化本身——的影响力变得有目共睹，不容否认。举个例子，如果一种新的居民类型（富人、穷人或文化上与其他人有差异的人）所占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社区环境基本上会保持不变。而有些监狱事工的牧师报告说，如果有超过10%的犯人成为基督徒，就会改变监狱的集体文化。囚犯之间的关系，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关系都会改变——一切都改变了。同样，当新的居民类型所占数量达到5%—20%之间时，社区的风气就会随这部分群体的文化发生转变。在纽约，有些群体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很明显，因为他们的人数至少占总人口的5%到15%，而这些人在公众生活中很活跃。

城市福音运动有多大可能成长得如此壮大，从而达到“改变城市的临界点”，使得福音开始对城市生活及其所生发的文化产生看得见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借着神的恩典，这可以发生，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先例。然而，只有很少的基督徒领袖，就像约翰·卫斯理，会活着看见他们所发起的运动成长到如此大有成效的水平。所以，城市牧者应当把这作为奋斗目标，并为此献上自己的一生，但不要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目标实现。这就是盼望与忍耐之间的正确平衡，我们若想看到我们的城市成为蒙爱的城，并且被得着而归给基督，就需要努力活在这种盼望与忍耐的平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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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蒂莫西·凯勒是美国救赎主教会的牧师。本文是他为2010年第三届洛桑会议撰写的论文。

神赋予每个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和平、公正与自由，使教会可以顺服神、服事主基督、不受干涉地宣扬福音。所以我们要为国家的领袖们祈祷，并且呼吁他们根据神的旨意和《世界人权宣言》 的声明确保思想与良知的自由，以及实践和传扬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也深切地关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尤其是那些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人。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自由而祈祷并付出努力；同时，我们也不因他们遭迫害而胆怯。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不管会付上多大的代价，都要反对不公正的事，并且忠于福音。我们也不可忘记耶稣的警告：逼迫是不可避免的（提前2:1—4；徒4:19,5:29；西3:24；来13:1—3；路4:18；加5:11,6:12；太5:10—12；约15:18—21）。
—— 《洛桑信约》 十三节：自由与逼迫

魔鬼不满足于将罪与过犯带到教会中来达到他的企图，他还会从外部攻击神的教会，或者是通过身体逼迫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设立限制性条例的方式，来阻止教会的事工。因此，《洛桑信约》 的十三节：自由与逼迫，勇敢地抓住了非常棘手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明，其中的每一方都对另一方负有责任；在援引《提摩太前书》 2:1—4的基础上，这节阐明了双方的责任。

对政府一方，神赋予它的责任是维护和平、公正与自由，好“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2节）。在这样的条件下，使教会可以顺服神、服事主基督（西3:24：“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没有一个已经认耶稣是主的基督徒会同时宣称：凯撒是主；参见可12:17），不受干涉地宣扬福音（隐含在3、4节中，参见，徒4:19；5:29）。

教会同样对政府负有责任，特别在于我们要为国家的领袖们祈祷（1、2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教会不可停止这样的祷告。并且，她还负有一个责任，就是尽其可能地成为所在国家的良知，提醒他们的领导人，其所拥有的角色是来自神的。因此，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的领导人去呼求神，我们也当呼吁我们的领导人，呼吁他们确保思想与良知的自由，以及实践和传扬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自由已经被写在《世界人权宣言》 中，并被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明确接受，当时只有八票弃权。

在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中，第18款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拥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他可以改变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如下的自由，即或以个人或在群体中，或公开或私下，通过教导、实践、敬拜或仪式来表达其宗教信仰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保证这些自由乃是符合神的旨意，因为神设立政府，就是为了惩治罪犯，而褒奖善良的公民；既不限定合法的自由，也不会欺压无辜之人（罗13:1节以下）。

在分别描述了教会与国家相互的责任后，这节转向了对逼迫所造成后果的关注。我们也深切地关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我们不把他们称为“良心犯”，因为某些人的良心还是太扭曲以致不能够成为可靠的引导。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不如说是这样一些专制的牺牲品，他们既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带来任何的损害，而只是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是行了在上述自由范围中的某些行为，而被不公正地囚禁。在这些人中，我们所关心的尤其是那些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人（启1:9）。我们已经被命令不只是要纪念他们，甚至是“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来13:3）。这里单是同情还不够，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自由而祈祷并付出努力（参见路4:18）。

还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到，那就是我们也不因他们遭迫害而胆怯。逼迫者总会以为，他们能够运用暴力来达成他们的意愿，来摧毁教会。但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并且永远也不会成功。尽管我们知道人是脆弱的，但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不管会付上多大的代价，都要反对不公正的事，并且忠于福音。确实，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没有付过什么代价，但我们要认识到暴政出现的可能性，认识到逼迫在当下尚为自由的国家中出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也不可忘记耶稣的警告：逼迫是不可避免的（参见太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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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约翰·斯托得著，《洛桑信约——讲解与注释》 ，ed. by John Stott, Making Christ Know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第三届世界洛桑宣教大会已经告一段落，但本次大会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却会长远持续。虽然中国教会的参会者没有能够整体赴开普敦参会，但我们相信，中国教会却以未能“到场”的方式参与了这次洛桑大会；以缺席的方式“在场”于整个开普敦会议。虽然一些参会者只走到了机场，离开普敦还有千山万水，但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与世界其他基督的教会、与所有从世界各地去的弟兄姊妹相连在一起。

当然，这次中国教会的参会者未能赴会，相信也有神的许可。在他奥秘的旨意中，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寻求和反省的地方。中国参会者本想把这次大会当作是中国教会在世界教会面前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但现在，事实显露出中国教会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走向世界宣教的路途上，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

这次中国教会已经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不同类型家庭教会之间的彼此接纳、支持与连接。借着这次洛桑大会的筹备、代表的推选，各地区的传统型教会、团队型教会、城市新兴教会及专业团体在耶稣基督这位教会元首里，在要同心回应世界教会借宣教士带给中国教会无数恩典这个心愿上，在要合意将福音传向地极的大使命中，走到了一起，一同见证了本次大会所要寻求的在基督里的合一：“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弗2:20—21）

但中国参会者被阻也将中国教会一个长久以来让人心痛的分裂再次显明出来。六十年过去，不少人以为这个分裂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次事件却让我们看到，作为基督耶稣的教会，若不是“被建立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不管时间过去多久，各房都无法联络得合式。造成中国教会分裂的，既不是本次国际洛桑大会组委会，也不是这些被阻的中国参会代表，而是那干涉中国信徒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权力，以及依附并效忠这种公权力的“三自”组织。六十年来，正是这种非教会性的官方行业组织像一个插入中国教会的楔子一样造成了中国教会的分裂。这个非教会行业组织不仅使“三自”下的地方堂会失去法人地位，掳去其自治与自传的权柄，占有其自养的教会资产，同时也意图如此地控制整个家庭教会，从而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使中国教会不是连于元首基督，而是连于拥有世俗公权力的凯撒。

愿神怜悯中国教会。我们不知道中国教会的这种分裂何时才会结束，但我们知道，只要连于元首基督，认识神的儿子，中国教会必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相信，有一天中国教会必以其长成的身量出现在世界教会面前，在“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传向整个的世界”这个大的使命中承担她当承担的责任。

本期主题是“洛桑事件”。我们知道，反思洛桑事件对中国教会的长远影响还需要时间，但我们相信，把现在所经历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正是这种反思的良好开始。但愿中国教会在经历洛桑事件后有更好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