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osmos

[题图:“蓝色弹珠”（the Blue Marble）。此图由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Apollo 17）于1972年12月7日拍摄。此图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https://www.nasa.gov/multimedia/imagegallery/image_feature_329.html]

 

一

 

在前一篇文章中，笔者概括地探讨了作为科学的演化论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思路（详情请参考《世代》第9期“科学与信仰的边界：从进化论说起”）。前文首先意在说明，演化论并非基于毫无根据的空想，或者是出于对基督信仰的反对而刻意编造出的理论，而是符合一般科学研究规律的一种理论。

 

一个开创性理论的提出，不仅要有大量的观察和实践作基础，更重要的是抽象出理论的思维过程。这种抽象的智力活动，需要超出一般水平的想象力。通常来说，新提出的理论是粗糙的，并不具备充足的解释力，尚需要大量的证据和验证性理论的支撑。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演化论的提出就是这样的过程。达尔文并非怀着挑战基督信仰的心态，而是在“小猎犬号”之旅中详细考察动物种群生态和化石之后，受寻求奇特自然现象的解释的好奇心驱动，从而将主要精力投入演化论的研究。达尔文随后放弃基督信仰，这与他对信仰的认识以及教会关于自然的教导都有重要关系，值得在后续的系列文章中继续探讨。

 

此外，前文还对几种现有的回应演化论挑战的理论作了简要分析，初步提出对待科学与信仰之间冲突的可行思路：科学背后的哲学信念而非科学活动/科学结论提供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因此，科学与信仰的冲突就主要体现为哲学观念与信仰的冲突，而非给信仰文本加上一个自然解释，使之与科学理论发生直接碰撞。

 

这并不是出于策略的考量，对强势的自然科学避其锋芒，而是关涉我们对圣经文本特别是《创世记》第1章有关创造的释经态度和方法，以及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在基督教系统内的地位。自教父时代起，就有圣经和自然之书的区分，但是关于二者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千百年来，人们有过不同的尝试。

 

奥利金（Origen Adamantius，约184—253）认为圣经经文有三层含义：字面含义、道德含义和寓意含义。直到中世纪晚期，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发起宗教改革之前，寓意解经都是大部分时期的主流释经方法。那些看起来貌似不合理或无意义的文字，被加上一层寓意，就变得天衣无缝。然而寓意解经削弱了文本的历史性，过于主观且缺少标准的解经给理解圣经带来混乱。如果没有中心权威的约束规范，圣经就成了一本无法理解的书。

 

路德和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都更加重视文本的字面含义，这种思路一砖一瓦地拆毁了旧世界观的大厦。然而寓意解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圣经的部分字面含义难以解释而发展出来的。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使圣经更加容易解释，反而加剧了冲突。今天，这种冲突最主要围绕在演化论及相关的科学问题。在澄清这些问题的科学性，消除人们对科学的一般误解——这种误解是双向的，不论是否信任科学——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冲突是否是必然的，以及在不妥协基本教义的同时，如何面对潜在的张力。

 

演化论发展至今，其理论影响力早已超出古生物学范畴，触及许多相关的学科，比如地质学、分子生物学、天体生物学等等，还试图以演化心理学为代表对人类的心理机制作出解释，甚至越过自然科学的范畴进入伦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想要把这些学科与演化论互相支撑的研究思路和证据发现梳理清楚，不是几篇文章可以做到的。本文目的不是作为科学综述论文，而是探索科学和信仰的边界及其之间的桥梁，因此不会对相关的科学领域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与当前争论最为相关的方面。 （更多…）

[题图：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正在做研究，此图来自http://www.mertoncenter.org/Poetry/griffin.jpg  ]

 

编者按：此文系作者研究托马斯·默顿解读《庄子》的长篇论文之一部分。因选取的篇幅有限，不足以呈现作者完整的思考和论述，为了更好地理解默顿对《庄子》的解读进路，以及作者的相关论述，《世代》编辑部（以下简称“《世代》”）收到作者来稿后，曾就该文向作者书面提交四个问题请益。问题及作者答疑附在文末，发布前已得到作者确认。《世代》刊登此文，并不意味着认同作者的所有观点。

 

基督（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基督教的不同教派。至今为止，学界所能处理这一课题的方法路径和框架有限，或沿袭教父时期、中世纪讨论的恩典与自然的关系，或发扬宗教改革背景下荷兰改革宗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提出的上帝主权与领域主权的关系理论，强调文化自身的某种相对独立性，或采纳现代神学家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1894—1962）概括的“基督教与文化之关系”的五种模式。那么，有没有一种新的处理基督（信仰）与文化的关系的模式呢？无疑，以天主教熙笃会（Cistercians）修士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对中国文化尤其对《庄子》的阅读和处理模式，让人耳目一新，值得借鉴。

默顿如何看待《庄子》中的启示，又如何处理福音与《庄子》的关系呢？ （更多…）

 

新近发生的事情，很少是历史上的全新存在。这其中，总有些以不同形态而反复出现的问题。然而，对于任何第一次经历这世界的人而言，却总是可能缺乏对于那些既老又新问题的认识。

那些虽长久存在却仍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是《世代》这样的季刊以尝试学习“站在巨人肩上”的方式所进行探究的。目前的初步成果，见于本刊在2017年问世以来的九期之中。读者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下载各期的整本杂志。

 

一：《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

二：《世代》第2期（2017年夏季号）

三：《世代》第3期（2017年秋冬合刊）

四：《世代》第4期（2018年春季号）

五：《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

六：《世代》第6期（2018年秋冬合刊）

七：《世代》第7期（2019年春季号）

八：《世代》第8期（2019年夏季号）

九：《世代》第9期（2019年秋冬合刊）

 

正在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2019–20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可能不会是类似现象在此世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过往对于近似现象的研究，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比如：

Stanley Lemon, Laura Sivitz, Adel Mahmoud, Alison Mack, Stacey Knobler, Katherine Oberholtzer, Learning from SARS: Preparing for the Next Disease Outbreak – Workshop Summary (Washington D. 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4).

Karl Taro Greenfeld, China Syndrome: The Tru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s First Great Epidemic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Katherine A. Mason, Infectious Change: 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世代》期待可以收到并分享对此类公共卫生危机或其它问题的新近研究成果。此新春之际，《世代》愿读者及家人们平安，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别处。 （更多…）

 

非关癖爱轻模样

冷处偏佳

别有根芽

不是人间富贵花

 

纳兰性德

 

《采桑子·塞上咏雪花》节选 / 纳兰性德（1655—1685）；

《雪中鹧鸪》（Kuropatwy na śniegu） / 约瑟·海尔茫斯基（Józef Chełmoński，1849—1914），藏于华沙国立博物馆（Muzeum Narodowe w Warszawie），http://cyfrowe.mnw.art.pl/dmuseion/docmetadata?id=4787，

此版本图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e%C5%82mo%C5%84ski_Partridges_in_the_snow.png。

选诗 / 雪汉青；选图 / 许宏；美编 / 陆军。

 

此为《世代》第9期（2019年秋冬合刊）封二及说明。 （更多…）

 

追溯一个思想观念的流传踪迹，本期《世代》的“站在巨人肩上：积累并突破的传承”仅仅是一种写法。

《在巨人肩上：商第传式的后记》（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A Shandean Postscript） 是另一种。

该书初版于1965年。作者是美国犹太裔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这位西方科学社会学的建立者，借用小说《绅士特里斯舛·商第的生平和见解》（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也译为《商第传》或《项狄传》）迂回散漫式的笔法，探讨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传统、创新、抄袭、知识传播的问题。

而英国作家、传道人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在《商第传》中所借鉴或引用的，则包括本期杂志提及的英国学者、传道人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那本百科全书式的《忧郁症解剖学》（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还有法国作家、修士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1553）的《巨人传》（La vie de Gargantua et de Pantagruel，《高岗图崖和庞大固啀生平》）。

显然，从《巨人传》、《忧郁症解剖学》到《商第传》，再到《在巨人肩上：商第传式的后记》，也有着“站在巨人肩上”式的积累和突破。 （更多…）

 

作者按：

此为 China’s Quest for Liberty: A Personal History of Freedom （《中国寻求自由：一部个人的自由史》）后记，在2019年12月20日首发于美国政治哲学杂志 VoegelinView（《沃格林评论》）。

该书由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South Bend（南本德）的 St. Augustine’s Press （圣奥古斯丁出版社）在2019年12月出版。此独立出版机构，专注于哲学、神学、文化和思想史领域。

该书收录了作者在2004至2014年间探索自由历史的部分收获。此探索既有文本、思想中的，也有生活、信仰间的；既发生在中国，也涉足于海外；不仅跟个人，也与群体相关。

该书原定于2014年问世。由于出版人健康及相关因素，该书与其他有些作者的著述不得不顺延推出。然而，这五年的间隔却也帮助沉淀出反思那段探索的视角。此后记正是作者在这个视角上所尝试进行的回顾与展望。

此文主题，“Whither the Growth of Freedom in China?”，意思是，“自由在中国的生长前景” 。“whither”，来自于古英语 “hwider”，本意是，“到哪里、往何处去”，引申为，“未来的状况会怎样”（www.lexico.com/definition/whither）。

（更多…）

 

 

译者按：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1887—1975）在江长川（1884—1958）牧师主持下，于上海秘密接受基督教洗礼。他在受洗后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党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耶稣乃为余宗教精神之基础，此生以基督为余唯一之模范，救人救世，余当永矢勿渝也。” <1>

《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于次月就蒋受洗一事发表社论，可代表当时一部分国外基督徒的看法。该杂志原名为“The Christian Oracle”，1884年成立于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市（Des Moines），为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宗派之下的刊物。1892年，杂志编辑部迁往芝加哥，1900年杂志改为今名。1908年，杂志被收购后转为跨宗派刊物。该志持自由派神学立场，提倡圣经高等批判，主张社会福音，关心社会、政治、战争、环保等议题，一度在20世纪初的基要派—现代派之争中饱受基要派批评。1956年，葛培理（Billy Graham，1918—2018）偕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1913—2003）创办《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倡导保守的福音派神学，与《基督教世纪》分庭抗礼。<2> 

笔者并不认同自由派神学，但在阅读西方文献过程中，发现该杂志当年刊登的这篇社论，对蒋介石受洗一事的评价时至今日仍具参考和研究价值，故不揣浅陋迻译出来，附加注释，以飨读者。（原文见：“Chiang Kai-shek Is Baptized”, The Christian Century: A Journal of Religion, Volume XLVII, November 5, 1930, No. 45, 1335-1337.） （更多…）

 

引言 <1>

 

用心办好一份刊物真不容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初一日， 23岁的梁启超（1873—1929）新任刚创刊的《时务报》主笔，便全力投入办报事业。“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2>

该报主要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旨在开阔国人眼界，提倡变法，鼓励新学。<3> 很快，《时务报》风靡海内，数月之间，捐款至万余金，销量至万余份。<4> 梁启超因在《时务报》陆续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即《变法通议》），鼓吹变科举兴学校而声名鹊起，其变法议论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即提倡女学以强国。在他看来，“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5> 为此，该报第二十一册刊出梁启超撰写的一篇人物小传《记江西康女士》，作为他“提倡女学的第一次宣言”。<6>

这篇小传刻画了一幅与传统迥然有别的女性形象，“康女士”即与梁启超同岁的康爱德（1873—1931）。梁启超认为，传统的才女能“解文义，娴雕虫，能为花草风月之言”，甚至可“读古书，能著述”，但这些都谈不上真正的学问。相比之下，爱德则为实学，“可通数国言语文字。天文、地志、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织作、音乐诸学，靡所不窥，靡所不习”。

爱德赴美学医，以优等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她与同窗密友石美玉（1873—1954）身穿中国传统服饰，一同登台领取毕业证书。二人不卑不亢，自在超脱，“矩步拾级，冉冉趋而上”，“翘然异于众”。这让“本侮中国甚，谓与土番若”的西人耳目一新，现场观礼的师生掌声雷动，无不赞叹。毕业后，爱德随养母昊格矩（Gertrude Howe，1846—1928）回到中国，“无他志念，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自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

这样一位女性爱国者，生动地说明妇女若接受教育从事实际学问，也能像男子那样取得相同成就 <7>，如若不学，“必蚩蚩然块块然戢戢然”。若二万万妇女皆从学，妇女将可自养，思想开通以持家，知胎教及母教，生养强壮孩子，从而为富国强兵作贡献。

无疑，这篇文章让许多人注意到康爱德。未几，后来以小说《老残游记》名世的刘鹗（1857—1909）读到梁文，本来就“神为之王（按：即‘往’）”，加之又从《申报》读到关于爱德事迹的报道，知爱德“尚待字闺中”，旋即致信署理《时务报》的汪康年（1860—1911）及梁启超，托二人做媒欲娶爱德。<8> 事未成，梁文中的爱德形象越发广传。小说《东欧女豪杰》以她为原型，进一步普及正在浮现的中国新女性形象——受外国教养、独立的职业女性。<9> 诗人也为她倾倒。1904年1月6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具有维新思想，读罢《时务报》而对梁启超同样“益为神往” <10> 的晚清名士陈三立（1853—1937），从南昌返回南京途中，作诗一首题寄爱德：

“亲受仙人海上方，探囊起死自堂堂。

更烦煮尽西江水，滴入雏鬟爱国肠。” <11>

至此，康爱德作为女性爱国者的形象越发凸显出来，尽管从一开始，梁启超塑造的康爱德其真实性尚存疑。事实上，梁启超并未见过爱德，却在转述他人口述时，有意剔除爱德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12> 原因在于，来沪主笔《时务报》之初的梁启超，已有意识地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故而在救国图存的激情中对基督教由最初的好感转为冷漠疏远。<13>

因此，他希望读者注意到代表新学的西医、现代职业女性所接受的西方教育、学成回国的爱国之举等等，而不是外来的基督教。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这篇小传中虽未提及西方医学教育（更不用说整个西方教育）具体的优长之处（事实上他并不了解），却没有忘记通过历史细节的渲染，来呈现两个“似乎略带魏晋名士之风” <14> 因而避免让中国读者感觉陌生的奇女子形象。这种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认识和看待西方文化的实用主义做法，其实反映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众近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特征：以西方为镜像，具有浓厚“东方主义”色彩的中西文化认知，以及在此语境下对中国文化之自我认同的追寻，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冲突。<15>自然，梁文的历史叙述有意遗忘甚至掩埋了许多史实 <16>，但这似乎并未削弱该文的影响力，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的一位作者在呈现爱德的基督教背景时，仍在文章中引用梁文全文，称其“写得极可爱”。<17>

“可爱”这一评语是对梁文文学性的肯定，但相关的史实尚有待澄清。我们不知道康爱德是否读过这篇文章，倘使读过又作何反应。不论如何，因着梁启超的宣传，这位女医生的真实身份，特别是她的基督信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风起云涌的爱国思潮及其运动的关系，让好奇的人们试图一探究竟。 （更多…）

《路德的人生智慧》读后感

 

 

​出乎意料，美国历史学家卡尔·楚门（Carl R. Trueman）的《路德的人生智慧：十架与自由》（Luth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Cross and Freedom，路德论基督徒的生活：十架与自由）出版简体中译本之后，并没有在国内教会引发应当有的关注，这实在让人遗憾。

作者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曾担任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历史神学与教会历史教授，但本书是他写的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在论述历史写作的另一本书中 <1>，楚门特别提醒，历史研究常常会出现时空倒错的问题（anachronism），也就是历史写作常出现的倾向：将今日的处境（尤其是观念）不加考察地读入过去的人和观念中。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种考察问题的角度是单一的，自我中心的，缺乏对当时历史处境的查证（缺少处境性视角），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简化的，或是空洞的。这就是做历史方法不规范和史观封闭带来的后果，往往使人们错失历史当中的丰富，也错失对今日处境的考察和反思。正如今天教会中的不少人对于宗教改革的历史进程是陌生的，细节是模糊的，得出的结论是几个被简化的“唯独”，也缺乏实际生活的应用。

通过《路德的人生智慧》这本小册子，楚门展现了何为好的历史写作。他进入了历史处境，尤其是当时的教会生活中，讲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如何面对教会的挑战，如何处理称义、圣道、圣礼等等信仰生活的议题。这些议题在当时带来了冲击和纷争，不仅仅是今天的神学话题，更是基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的矛盾焦点。因此，这本书不是一本全面的路德传记，而是侧重从教牧视角看路德的属灵遗产。正如作者所说，路德的写作本来就有很强的教牧性。如果通过阅读，我们去理解路德和他同时代人的教会生活，看到他们以及面对软弱和挣扎，如何得到安慰，这对今天讲究实用和效果的教会来说，不应当很有价值吗？ （更多…）

 

一

 

在一般公众当中，“猴变人”作为进化论的极简版自该理论甫一提出便深入人心，成为无神论者和基督徒论战的焦点。然而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猴变人”，这三个字在进化论中的含义并非公众所理解的那样。问题出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结论的简化和外延含义的变化，这一过程是非科学的。

在古代世界早期，巫术是人们解释所身处世界最权威的方式之一。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发展的早期，在世界观上与巫术以及宗教难以做到有意识的切割。但是随着现代科学以实验为基本手段的发展，科学逐渐摆脱了其幼年时期对于宗教或哲学世界观的依赖，从演绎作为主要方法成长为依赖思辨结合归纳法的一种智力活动。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科学作为受压迫者努力冲破宗教画下的牢笼，不如说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独立的方法论，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探索科学边界的过程。

直至今天，无神论与科学的结盟，使得人们在接受科学的同时，也接受了与之结盟的形而上的理念，以为它们是天然绑定的。基督徒在这种力量面前呈现退缩的态势。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们缺乏动力和能力去有意识地区分科学与附着在科学之上的哲学信念；二是基督徒中间普遍存在的信仰意识形态化，无法有效地将现代科学纳入基督教的理性传统之中。

基督徒群体中存在一种对待科学的双重标准。如果某些科学结论可以用来护教，那么就承认它，反之，如果与基督教相悖，就排斥它。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双重标准。他们相信基督信仰与真正的科学是不矛盾的，与信仰矛盾的科学不算是真正的科学。其中有一种微妙的心态。一方面承认科学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对某些（被诠释的）科学结论与（被诠释的）信仰之间的不和谐感到无所适从。

非基督徒群体中则存在另一种双重标准。他们认为科学研究是从坚实的证据出发得到科学结论，是理性的，基督教则是基于信仰而非证据的，是非理性的，因此将科学与基督教对立起来。然而这种简单的论断既没有触及科学的本质，也与实际的基督信仰相距甚远。他们一方面没有意识到信念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深刻地位，科学也不能例外，另一方面对基督信仰的理性传统知之甚少。因此一切调和科学与信仰的努力都被看作对人类理性的严重冒犯。

本文意在通过以进化论的争议入手，探讨科学的祛魅，呈现科学之为科学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圣经世界观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和张力，架设科学与信仰之间互通的桥梁。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