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按：
这是颜新恩《三一论与教育》第二部分，首发于《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此部分题目及第一部分题目《早期教会为何人才辈出》，皆为《世代》所加。文章原题为：《根植与成全：三一论观照下的基督教教育理念浅探》。文章其它方面也有所改动。
一、“新示玛”：认识独一真神与耶稣基督 <7>
对犹太人而言，“示玛”是举足轻重的信条。就《圣经》神学而言，视为全部旧约的根基也无不妥。因为，全部希伯来信仰都是基于独一神论这一“磐石”。“申命记”的字面意思是“重申（律法）”，也就是摩西对在旷野里出生的新一代的嘱咐，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律法，还包括对律法要点进行总结与解释。比起《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具体条文细目，《申命记》显然更具神学性（归纳）。《申命记》6：4的 “示玛”训导，可视为最早的信经形式。<8> 值得留意的是，其背景是作为教育下一代的纲要。摩西命令以色列人，这希伯来信仰的首要“信条”必须家喻户晓，父母要殷勤教导儿女。神人摩西如此强调，历史也可以证明其苦心及“示玛”的重大意义。以色列人从进入迦南至被掳期间，信仰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拜偶像。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以色列家并没有看重“示玛”信条，将之训导下一代。
作为源自犹太教却又与之有别的基督教，其首要的教义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三位一体！从早期教会的三大信条，可见清晰的内在结构。《使徒信经》分别以第一人称动词“Credo”（I believe in，我信）宣告对上帝、基督 <9> 和圣灵的信仰。《尼西亚信经》也类似，《亚他那修信经》更是一首优美绝伦的三一颂歌 <10> 。完全可以这么说，这信条是基督教生存的根基、核心与终结。荷兰神学家巴文克（Herman Bavinck）指出，三一教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心脏（《我们合理的信仰》）。 奥古斯丁则说，“没有什么发现比这题目（三一论）更有益”。三一教义界定了基督教信仰的身份，人若要理解基督教信仰的独特内涵，就必须探究上帝本体之中的内在关系：三与一。
不过，三一教义的产生，不是为了建构一套玄奥的神学体系，而是早期教会所面对的内外因素使然 <11> 。首先，基督教要存在与持续，必须回答一个难题：如果像基督徒声称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如何与旧约独一神论调和？换句话说，如果三一教义不成立，基督教信仰（耶稣是上帝儿子）就是违背示玛信条。唯有基于三一论的奠定，基督教才能被称为《圣经》（独一神论）的信仰。虽然直到特土良（Tertullian）才新创一个拉丁词 “三一”（Trinitas），但绝不意味着三一教义不是《圣经》的信仰而只是教父们的哲学创意 <12> 。
事实上，正是特土良首先发现了《约翰福音》10：30（“我与父原为一”，ἐγὼ καὶὁ πατὴρ ἕν ἐσμεν）的系动词（be）是复数（ἐσμεν, unum, are），这显然不适合运用在一个人身上（persona，位格）<13> ，而“一”（ἕν, sumus）是中性（neuter）<14> ，是指本质同一而不只是指数字上的和。因此，上帝之“位格有别，本质相同”的信条得以建立。<15>
旧约同样有上帝不同位格的启示，只是犹太人囿于严格一神论的思想而“无法”理解。两约之间的著名拉比菲洛（Philo）对逻各斯的描述几乎触及了具有神性位格的边沿，但他仍然不敢相信 <16> 。
《马太福音》记载的一段耶稣与文士的对话（22:41-46），非常生动地表现了犹太教师的神学困境。《诗篇》 110:1 早已记载，“大卫的后裔”同时也是大卫的主。除非上帝自己被生在大卫家，不然预言就不会实现。这是法利赛人所“不敢”明白的《圣经》。在犹太人最为重视的五经中也有关于上帝不同位格的记载。《创世记》19:24非常明确地启示了耶和华位格的不同，“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 《以赛亚书》的相关经文里，“神子弥赛亚”的观念更加明显：以马内利的应许，以及“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但他的名却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赛7:14：9:6）。
神子基督论的信仰要求合理解释“除了上帝再没有别神”的诫命（上帝不同位格之内在合一关系），这成为神学逻辑的必然诉求。对这问题，早期使徒们并没有进行哲学化处理，而是见证他们所见所闻的基督如何显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对他们而言，这是不可抗拒的生命经验。尤其是基督复活。保罗大马色路上的经验，是他对新信仰的皈依，同时也是神学的根本转向。与主耶稣的对话中（“用脚踢刺”指与上帝作对）, “主啊，你是谁？”显示他在神学上的困惑：自己既为祖宗所信的上帝发热心，怎么会成了逼迫上帝的？这究竟又是“哪一位上帝”？主耶稣的回答，使他认识到那“也是上帝”的一位。随后领受圣灵的经验，使得保罗的三一信仰根基得以立定。《以弗所书》1:3-14 有非常明显的三一结构，4:1-6 明确论到上帝一位，主（基督）一位，圣灵一位；而《哥林多后书》13:14 则是新约中最清楚的三一论经文之一。他往普天下去所宣扬的“新道理”，即三一上帝所成就的福音（《罗马书》1: 1-4 对“福音”的定义，三一结构呼之欲出 <17> ）。
三一教义不仅只是关乎基督教在《圣经》意义上的合法存在，也是真正的福音故事。如上文提过，如果说旧约中上帝命令以色列要教导下一代的是“出埃及”（拯救事件），新约则是“新出埃及”的救赎故事，那么，教义史上所说的“救赎三一”（Economic Trinity）<18> ，就是基督教言说中的主要内容。
换言之，基督教教育就是讲述基督的故事。当然，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不可能忽略“三一”的同工，如贾玉铭经典的归纳：“圣父计划、圣子实现、圣灵施行”（《完全救法》）。建立三一信仰而不是以“得救”或是“幸福（感）”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对于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第三小部分详述）。完全可以这么说，三一论是基督教的第一基石，确立了教会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在这层意义上，任何能被冠以“基督教的”言说与实践都不能离开三一论。基督教教育如果名副其实地具有“基督教的”内涵，就必然会是“三一式”的教育。
基于三一信条的教育，不仅回归基督信仰的根本，也提供一种完整生命图景。根据创造与护理的教义，我们学会去欣赏并爱护“天父的世界”；即使我们是生活在堕落世界中，也不绝望，因着基督的救赎而“盼望犹存”；做基督徒（在盼望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没有艰难与试探，但可以因着圣灵的临在胜过人性的软弱。
二、人是谁：做基督徒就是为成为真正的人 <19>
教书是为了育“人”。对人的认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教育方式。中国儒家性善论（孟子）与性恶论（荀子）所持立场与教育方式即是最好的例子。现代教育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其潜质而非灌输一套既有的知识。如果从古代文明角度看，这是一种希腊学院“论辩式”教育传统，和犹太、中国要求背诵大量经典截然不同。不过，我们在肯定希腊式教育传统的同时，需要留意一个事实：犹太、中国的文明是源远流长而没有中断的。犹太和中国传统的共同点之一都是以经典诠释作为生活规范。对于经典，我们既不能全盘授受，也不能认为任何人都具有超越经典的创造力。在20世纪西方“最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看来，西方哲学虽然极力强调创造性，但其两千多年来也不过是“柏拉图的脚注”。 如果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言之“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角度看就更是如此。基督教信仰则更进一步：人自身绝对无法发明与《圣经》启示相等的思想。更何况，人已不是原初的完人而是堕落了的罪人。
《圣经》的人观是独特而完整的。教育的对象既是人，基督教教育自然需要对“人”有合乎《圣经》的认知。《创世记》1:26-27 说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传统神学认为，基督教独特人观的关键正在于“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有别于一切被造生灵。而对“上帝的形象”的解释，多以人能分享上帝的道德属性为核心。在进一步理解“上帝的形象”的意涵之前，我们先要留意，在上述经文中，上帝自身以复数的形式出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20> 奥古斯丁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论三位一体》第八章“从镜子返照”中，特别阐释了人是按照三一形象造的，理解人自身之内的“上帝的形象”，也几乎是理解上帝存在奥秘最重要的进路。如标题所示，人是一面镜子，反映着上帝本体的影像。在随后的篇幅里，奥氏以灵魂中真理、善、公义与爱的渴望说明，透过灵魂受造所赋予的特质，可“瞥见”造物主自身的崇高本性。
从上帝三一团契的角度理解人身上的上帝形象，对于培育一个“像上帝”的人格具有重大启发。因此，基督教教育绝不能只是知识的灌输，而是生命关系的重建。如果人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群体”生活渴望，健全的人就必须活在亲密的关系中。就如《圣经》所记，上帝觉得“那人独居不好”（创2:18），亚当自己也期待 “配偶”（创2:20）。但人是按着上帝（内在关系的群体）形象造的，他/她对关系具有双向的渴求：和同类的生命以及自己所出的源头——上帝——联合。
对这一点，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探讨。认为独身优于建立家室，人需要以离群索居作为一般的灵修原则，是有悖《圣经》和人性的。我们不能忘记，即使亚当在没有堕落前和上帝亲密同行，仍然渴望与人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有家庭、社会、教会存在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使徒保罗所说，有特殊个体蒙召过独身生活。但也正如保罗自己一样，他尽管独身却不离群，将自己深深系于教会与社会。真正属灵情谊的发展，是每一个基督徒的需要。早期教会即使有普遍的独身传统，也是群体修道而不是独居。
今天，西方泛滥的个人主义与人际疏离，使得彼此委身的真正团契生活（koinonia）严重缺失。同时，这并不是因为人太注重“独自面对上帝”［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而是流于一种形式化的社交生活（无意识也无交感的集体）。按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话说，就是宗教情操的失落。在新教传统中，这种危机更加严峻。大部分神学院和教会大学专注于知识灌输、 专业训练和事工实践（当然这些是应该的），忘记了与上帝的亲密（而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多数院校几乎没有留给学生可以“悠闲”独处的时间以及相关的训练与教导。
让我们回到“三一”形象的题目。根据三位一体每一位格既独立而又彼此互寓（perichoresis）的奥秘（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 彰显上帝荣耀形象的人，应该是既有独立的人格又融于群体之中。《圣经》对于我们生命与上帝合一的描述，甚为奥妙。虽然绝大多数新教徒不接受东正教的“神化”成圣观 <21> ，但也不能否认我们有份于上帝自身的团契之中。因为，“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林前6: 17）。基础神学告诉我们，上帝与人之间有绝对的区分，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分享上帝爱的团契。 <22> 首先，神圣三一在创造与救赎中向人敞开（想起巴西耶稣像）, 就如父母拥抱儿女入怀，也如情人间爱的相拥。我们固然不会成为无限的神，但我们因为与上帝的合一而“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后1:4），不仅是个人与上帝合一，所有圣徒也从一位圣灵受洗而成为“一个身体”（林前12:13），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进入教会团契（作为属灵的整体），在基督里被接纳进入上帝的圣爱社群。这种双向的团契，正契合一切 “先知和律法的道理”：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这是人作为上帝形象应有的荣耀见证。
总之，基督教教育就是培育与神亲密的神人/圣徒，同时是面向他人的教会人/ 社会人。
三、访古道：再思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虽然这一部分是关于实践方面，但依然需要解决一个神学前设的问题。对新教徒而言，以《圣经》作为根基的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但“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意思不是“只有《圣经》”（Bible only），改教口号“回到根源”（ad fontes, back to fountains）中的“根源”是复数，意即回到《圣经》和教父们。但也不是指“教父”与《圣经》具有同等地位，而是指对他们关于使徒所传福音信仰的传承，包括对信仰要义的澄清所形成的信条，是具有权威的。所以我们非但不可丢弃这些传统，更有责任去继承和弘扬。教父们解释《圣经》也许不合现代学术潮流（精细的技术活），但是他们所奠立的信经信条没有可能被超越。
自近现代《圣经》神学研究成为显学以降，对经文的分析之精微前所未有，但也有一个相伴而来的副作用，那就是缺乏整体性的神学视野。例如，我接触到一些新约学者（包括美国人和华人），他们都知道亚他那修，但对他的认识基本上止于他是新约书卷目录编辑者。至于他反复斟酌一生，为什么最终选定这些书卷 <23> ，以及他在《尼西亚信经》以及《亚他那修信经》中举足轻重的神学贡献，他们则不感兴趣。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因为，今天所谓以《圣经》为基础的教育，知识严重碎片化或简化信条，以“得救”作为《圣经》神学首要主题了事。我们相信，人没有可能从浅薄和分崩离析的教导中建立健全丰盛的生命。真正的《圣经》信仰教导事工，就如文章的第一部分，必然以“新示玛”（三一信仰）为根基。
在基督教教育里，无论是大学、神学院或教会，背诵信条应该成为优先的考虑。容许我大胆说，只有熟记“金句”是远远不够的。就《圣经》理解层面，离开了上下文的经文，很容易歧义丛生。虽然对经文的解释不可能提供简单的“标准答案”，但断章取义的祸害有目共睹。而且，分散的零星记忆，很难让学习者掌握信仰要义。如果我们学习早期教会从三一信条出发 <24> ，将立定永久的信仰根基：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立定根基”的意思不是指人听了就一定会信，而是指信了的人（基督教教育的最主要目标人群是信徒及其子女）可以立下一个永固不易的神学框架，而不需要经常在次要的问题上改弦易辙作所谓的神学模式转换。因为无论学习者未来有什么样的理解，都是对原有信念的丰富，也就是对三一上帝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早期教会的洗礼传统中，预备受洗的人必须学习信经，直到熟记于心，否则将不被允许接受洗礼。奥古斯丁决定受洗时，其过程也是如此（参《忏悔录》第八卷）。奥古斯丁后来的神学发展，也是深深根植于信经之中，尤其是381年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他在牧会时也多次在讲道和要理问答（通常是儿童宗教教育）中讲解《圣经》，或者为预备受洗的人讲解信经 <25> 。加尔文（John Calvin）也深受信经的影响，其代表作《基督教要义》就是按照使徒信经的结构写成。
上帝的存有奥秘是难懂的，熟记三一信条，将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基督徒的智性潜质，帮助我们活出“尽意爱上帝”的命令。对华人基督徒而言，尤其需要智性传统的建造与深化。以极端理性（主义）穷究信仰，并不是我们的信念，因为人心智有限，而我们信仰的上帝是无限的。试图以有限格知无限，必然会在“逻辑”上跌倒。诚如奥古斯丁所言，上帝（本体）是人所不能认识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反合性（paradox）：认识上帝的不能认识性。 “认识了其不可认识性”，就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那位“不能被认识的上帝”。因此，神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认识上帝的不能认识以及认识自己没有能力认识上帝。但这认识“不（能）认识”的过程，与简单否定理性探索的口号截然不同，因为前者理解并感受了为什么不能认识：上帝与人的绝对鸿沟。我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圣经》的认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智活动，而是亲密会遇（《创世纪》中的“同房”原文是“认识了”，英译“knew his wife”）。在理性的尽头，唤醒我们对崇高上帝的诚心敬拜。
今天无论是美国、韩国还是华人教会，在崇拜上普遍失落了诗章、礼仪等传统（谭静芝博士甚至形容华人教会崇拜现象是 “礼仪的荒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苍白的神学观念使然。托伦斯（James B. Torrance）深刻地指出，今天福音派崇拜混乱与浅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遗忘了三一教义。<26>
人对上帝奥秘性的默想，不止提升敬虔情怀，也开启了迈向超越语言的经历：默观（contemplate）<27> 。福音派灵修神学泰斗侯士庭（James Houston）先生，因为受兹兹乌拉斯的影响，从内在三一（immanent Trinity，即研究上帝三位格之间关系）神学传统汲取亮光，从而开创了新教灵修新境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一旦进入与上帝深交，无论什么样的经验，都会使人充满创造力，不觉间，诗词已从灵里涌出。我们可从《诗篇》和伟大艺术家的生命印证这一点。
有人以为学习信条非常枯燥且无用，两段最具生命力和深度的教会历史却展现出不一样的看法。教父时期和清教徒时期都特别注重学习信条，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而这两个时期对其后教会的奠基性作用，非某个宗派所能比。这两个时期对社会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如前者对罗马，后者对英语世界中的苏格兰，尤其是美国。美国教会在清教徒之后，再无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出现。这些大学如今面目全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后来泛福音派丢弃了（以爱德华兹为代表的）清教徒精神。今天美国已经很少教会全年根据信条讲道就是个鲜明的例子。笔者在两间教会担任主日学校长的经验让我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系统学习信条（例如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孩子，比听零星故事的孩子成长得更快也更稳健。十几年前的那些小学生初中生，现在已大多是教会各层同工，且专职服侍的也不少。值得留意的是，他们几乎都是那几个学习信条的班级的同学（我任职不到三年）。这不是偶然的。有必要指出一点，我不只是强调仅仅解释三一信条。事实上，三一信条只是框架，还有整本《圣经》的“三一福音”故事。
根据上帝形象的“三一”特征，培育不应该只是强调知识，甚至仅仅指引学生亲近上帝，同时也必须鼓励学生“面向他人”。因此，基督教学校不应该只是学习知识技能，取得文凭证书的地方，更应该是充满属灵情谊的家园。如果教师与学生只有授业关系，学生与学生只是“课堂”同窗，绝无法培育《圣经》要求的“社会性”人格。在这种“育人”理念下，游戏、体育、小组、聚餐等其他项目，就不是“课外活动”，而是人格塑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和“念书”等量齐观。为师者应当尝试，尽可能地去培养学生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中，都有反思的习惯。所谓“从无字处读书”。这样，才不会生产“百无一用”的书生。
至于方法，需要针对不同人群变通。限于篇幅，这里也不作个案分析。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内容空洞，再多巧计也是事倍功半。只有在具备厚实内容的基础上，思考方法的创新才有意义。无论如何，言之有物比什么都重要。就基督教教育而言，我们首先需要确保我们的教育是真正基督教的，不像许多有基督教渊源或保留名号的“教会学校”那样名不副实，甚至欺世盗名。其次，学校或教会务必基于《圣经》的人格理想，制定相应的课程与活动，帮助学习者认识人性之亏缺，在与三一上帝和社群的互动中迈向完全。
2015冬写于斯坦福旁寓所，病中。
<7> 《约翰福音》 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经文实际暗含了三一结构，因为唯有圣灵使人认识耶稣基督，因此得以亲近天父。
<8> 麦格拉思，《今日基督教教义》。
<9> 第二次用连接词“and in Jesus Christ”（et in Iesum Christum）。
<10> 希尔（Edmund Hill）指出，《亚他那修信经》称为“奥古斯丁信经”更恰当。
<11> 早期三大异端分别针对圣父、圣子与圣灵。
<12> 史瑞纳（Thomas R. Schreiner）在其《新约神学》中如此概括：“NT theology is God-focused, Christ-centered, and Spirit-saturated”（新约神学是以上帝为焦点，以基督为中心，被圣灵充满的）。
<13> 奥古斯丁也显然受他的影响。见《论三位一体》p168。
<14> 希腊文中性通常指抽象事物，若说明只是一 位应该用阳性（masculine）。
<15> 颜新恩，《约翰福音三一论》（未刊）。
<16> 他解释《创世记 》时，发现经文似乎暗示有两个上帝。但由于他的严格一神论信仰，迫使他必须努力自圆其说，强调有和没有冠词的“上帝”（θεος）是不一样的。但他也承认，这里是把“上帝”的称谓给了上帝的逻各斯。 参《菲洛原著选读》p112-113。另参颜新恩《第四福音 Logos 背景研究》（未刊）。
<17> 参见 Douglas Mo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Eerdmans, 1996)。
<18> 另译“经世三一”或“福音三一”。
<19> 汉·斯昆《论基督徒》（Hans Küng, On Being a Christian）一书中对基督徒内涵的界定。 笔者非同意其全书立场，只援引这一颇有深意的提法。相对而言，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开篇把对上帝与人的认识作为“首要知识”，更加完整和深刻。
<20> 《创世记》1:1中的“Elohim”也是复数，有人认为是“三一论”伏笔。但希伯来文中的复数不只是有表示数量的功能，通常也用来增强描述对象，加尔文认为这里就是强调创造者上帝的威荣。但《创世记》1: 26、27则有些不同，传统认为这是“三一上帝自身之内的对话”（an intra-Trinity dialogue），参看马修斯（K. A. Matthews）针对此节经文讨论, Genesis, Vol.1A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
<21> 用亚他那修的话就是，“神成为人，就是为了使人成为神”。
<22> 参见 Fr. Dumitru Staniloae, The Holy Trinity: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Love (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 2012)。
<23> 其中两个原因备受忽略：一是符合古代教会传统（代代相传，在不同教区中的崇拜诵读），二是著作内容符合使徒教导（《使徒信经》雏形可视为摘要，2世纪爱任纽论源自使徒的信仰原则，已有清晰的信经结构）。
<24> 使徒时期的教导以“神子基督”为核心，才激发出此后几百年蓬勃的神学景象，三一教义也以信条形式确定下来。
<25> 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 An Encyclopedia, “Creed”, General Editor Allan D. Fitzgerald, O.S.A (Eerdmans, 2009), pp254-5.
<26> James B. Torrance, Worship, Community and the Triune God of Grace (IVP，1997).
<27> 关于默观，参看傅士德（Richard Foster）介绍灵修传统的书《属灵传统礼赞》（Streams of Living Water: Celebrating the Great Traditions of Christian Faith），第二章专门介绍默观传统（书中他将历史人物分别归为六类，有些部分似乎太牵强）。
题图为2015年版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拉丁语本封面（Mediatrix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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