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第20期封面封底图片。]
1807年9月11日，清仁宗嘉庆丁卯年八月十日，江苏省吴江县一个破落的“世胄”沈姓之家降生了一个男孩。时值江南水乡桂花飘香，家人给他取名毓桂，字寿康，寄寓着对孩子美好的祝福。<1> 这一年也是伦敦布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开启新教入华布道事业的第一年。无论就“家世业儒”的成长背景，还是“中西隔阂”的生活环境，当时大概没有人会把这个孩子的出生与马礼逊来华联系在一起。即便是这个孩子活了半个世纪，也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会偏离传统社会既定的轨道，更没有料到自己会如此长寿，于期颐之年竟然获邀参加新教入华百周年纪念大会并拟发表演讲。<2> 当时享此殊荣的华人基督徒可谓凤毛麟角。在他晚年，与之结交的官僚士大夫对其“会通中西”的学问和施教交相称赞，清廷著赏他二品封典，表彰其掌教中西书院、翻译西学书籍、“创设”《万国公报》译登中外新闻有功：“当咸丰同治之际，中西隔阂，民智未开，该员已能烛理研几，以知觉为己任，五十年来不求闻达。”<3>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世界均享盛誉的中国老者，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书写上，特别是在侧重叙介华人基督徒群体的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4> 一般探讨19世纪西学东渐文化传播的文章著作，固然承认以沈毓桂为代表的华人编辑助手在《万国公报》中的重要地位，肯定其作为中西文化桥梁的身份，但对其所结交的西方宣教士及所认信的基督信仰或多或少存在成见，或者说未能充分肯定沈毓桂的宗教信仰于其文化事业的积极意义，反而以为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局限。<5> 本文通过考察沈毓桂的成长环境和信主经历，及其在《万国公报》和中西书院的文化教育活动，试图表明，沈毓桂含括宗教（人与上帝的关系）、道德（人与人的关系）和科学（人与物的关系） 的基督教教义观，非但不构成其文化活动的局限，反而提升了其“会通中西”的层次，也即在认定普世真理的前提下，以平等、理性和互鉴的态度来看待中西思想文化，由此为追求现代化变革以应对时代危机的晚清中国，提供了基于信仰立场、不设中西畛域的现代化方案。这一方案突破了狭隘的中西古今论争的框架，值得今人回顾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