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第21期封面封底]
一
作为一项普世人权和公民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如今明列于诸多国际人权公约和现代国家的宪法。从其西方传统来看，早期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220）大概最先使用“信教自由”（libertas religionis）一词，反对罗马皇帝逼迫基督徒。12世纪，“自由权利”（ius libertatis）载入教会法典，以维护教会权威。17世纪，“信教自由权”（ius libertatis religionis）开始流行于西方教会和法学界。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一道成为自由思想家批判教会、提倡个人自由权利的理论依据。<1> 19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宪法观念的引入，亚洲国家和社会开始了解作为一项公民权利的信教自由，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境遇等因素，此种最初的了解或者说对信教自由的最初“想象”，大多止于信徒不受歧视或逼迫，或者说特别侧重宗教平等和政策宽容方面。相形之下，犹太—基督教传统则较为重视个体价值，进而将宗教选择及其实践转化为个人借以抵制国家力量的权利。<2> 20世纪初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引入信教自由权利并明定于宪法，然而这并非如欧洲历史上政教之争下的结果，而是伴随国体更革而来的产物，故此，在当时中国语境下对信教自由的论说，就不仅包括对个人权利的认识，还关联着对何为国家、何为宗教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实行五族共和政体，从法理上规定国人不分种族、阶级和宗教，一律平等，又允许民众信教自由，这在中国政教关系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从一开始，民国的开国元勋正是以“文明国的通例”来接受信教自由的。民国成立当天，孙中山（1866—1925）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声明临时政府成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3> 四天后，孙中山接着发布《对外宣言书》，承诺更张法律，“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4> 此承诺在3月3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中以法律条文形式固定下来。<5>